戴维堤：“北航红旗”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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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堤

〔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作者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在文革开始时为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学生，是该校最早反对文革初期由国防科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的人士之一，从而成为后来北京高校中有名的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导人。〕

◇　北航红旗成立

　　书归正传。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撤走的时候，把“血书”还给了我。另外，使
我感动的是，一些工作组成员找到我，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我握着他们的
手，热泪盈眶地表示感谢。

　　我和挨整的学生们要求赵如璋同志回北航为我们平反并作一个检查，但赵如璋
自走后在国防科委大院里再也没有露面。可气的是，学校里保工作组的人们继续视
我等为反革命，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的人们互相指责、攻击
，双方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保工作组的人成立了“北航红卫兵”，“北航赤卫队”
等组织，还有一个中间派“东方红”。

　　据我所知，以高干子女为主的北航红卫兵和以党员、老工人、工农子弟为主的
北航赤卫队除了拼命保工作组外，他们的主要“功劳”就是到处抄家和批斗“黑帮
”、“牛鬼蛇神”，然后就是围攻和批判反工作组的人们。

　　由于工作组的错误，北航各系都有一些学生和教师、工人受到批判、打击和迫
害。这些反工作组的人们在工作组撤走后开始串联，互相认识，并开始酝酿成立自
己的群众组织。当时，无论是北航还是社会上，红卫兵的招牌已经被保工作组的高
干子女们占用，这些“老红卫兵”在社会上到处搞“打、砸、抢”，已经很不得人
心。北航和其它学校反工作组学生们对“红卫兵”十分反感，许多人都回避“红卫
兵”这个名字。后来，真正成为文革舞台主角的学生群众组织没有一个叫红卫兵的
，但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红卫兵。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北航一个叫田东（本名盛喜延）的学生贴出一张通告
，首先宣布成立“北航红旗战斗队”，立即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当天，在北航主
楼一间大教室里，反工作组的学生们自发集中起来，宣告了“北航红旗”的成立。
当时为了区别于社会上许多华而不实的“兵团”、“司令部”等称号，大家决定叫
“红旗战斗队”，总部叫总勤务站，头头叫总勤务员，取人民的勤务员之意。参加
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们自豪地宣告自己是毛主席的“红旗战士”，坚决不用“红卫
兵”这个招牌。当天晚上，登记的“红旗战士”即为一千零七十人，大约占北航学
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我在文革中的名气大，大家一致推举我为“北航红旗”的
总勤务员，并担任一把手。不久，我认识了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韩爱晶，他因反工
作组积极也被推选为总勤务员。其他几个总勤务员还有井岗山、田东、仇北秦、侯
玉山、屠海鹰、何金国等人。作为北航“老造反”之一的石兴国同学因故未参加“
北航红旗”总勤务站工作，后来是北航院革委会委员，五系革委会主任。

◇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北航红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组回院作检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２
５日，我和头头们带领几百名学生举着“北航红旗”的大旗，来到了国防科委大门
口静坐示威，要求赵如璋回学院作检查，从此开始了北航红旗艰苦卓绝的“二十八
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行动。

　　话说这国防科委大门口，非一般去处，它同时又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因此，北
航红旗的“静坐、示威”、揪工作组行为一开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院内的反
对派和社会上的“联动”分子天天来围攻、漫骂，甚至动手打人。各种吓人的大帽
子铺天盖地而来。北航红旗的战士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
正义的，“揪工作组”的行动决心越来越大，支持和参与的同学们也越来越多。

　　北航红旗揪工作组的行动，得到了社会各单位、各阶层许多人的支持。这些人
都是在本单位受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和学生。他们纷纷成立自己的群众
组织，要求工作组做检查，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
东方红公社”也派人围困了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地质部副部长皱家尤回地院做
检查。这些反工作组的群众组织，后来成为北京市的造反派骨干力量，并演化成“
天、地”两大派。

　　“北航红旗”组织人马轮番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示威（后来撤倒附近的一个体
育馆里），目的只有一个，要工作组长赵如璋回院作检查。这件事对错与否，主要
责任应由我来负。我个人认为，同学们主要是为了支持我才这样作的，所以当陷入
僵局，上上下下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曾打过退堂鼓，决定撤军，回校闹革命
。某些已参加了“联动”的高干子弟朋友也劝我“浪子回头”，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当然不同意，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是，这时的“红
旗战士”们觉悟已大大提高，他们认为揪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撤退，劝我
坚持下去，并用那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最高指示来激励我。

　　“你是北航红旗的旗帜，你不能撤，也不能倒，你牌子最硬、名声最大，我们
都拥护你。”许多红旗战士都这样说。

　　我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学院文革筹委会不给送饭吃，同学们就啃一口冷馒头，
喝一口凉水。许多学生席地而坐已经很多日子了，有的人病了，可是大家的情绪始
终很高昂。晚上，同学们席地而坐，眼含热泪，一遍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
，低头思念毛泽东……

　　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学院和科委门口之间，安排轮换人员，交涉吃饭问
题，向反对派们解释我们的行动，做某些人的工作。同时，发展壮大北航红旗组织
，起草有关的宣言、声明等，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国防科委始终不让工作组长赵如璋出来见我们。尽管
北航红旗的学生们除了静坐以外没有任何过火的言论和行动（这点历史已经证明）
，但国防科委的一些干部和社会上的保工作组势力依然把我们的行动视为反革命行
为，某些“联动”分子甚至大打出手，扬言要“砸烂北航红旗”。由于我们的忍让
和同情支持者人多势重，才始终没有酿成武斗和流血事件。

　　面对重重压力，北航红旗战士们巍然不动。我们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也
是合法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你工作组把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
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究竟凭什么？如今明明错了，你为什么不能出来
见一见群众，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个反、道个歉？群众的气消了，也就
完了，难道群众还能把你吃了不成？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相当年
面对敌人的屠刀都不怕，为什么这样害怕群众？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北航红旗战士们经常眼含热泪，白天面对中南海，夜晚遥
望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唱着“想念毛主席”的歌。不久，经过几个红旗战士的酝酿
，很快，一首红旗战士自己的战歌诞生了：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跟着领袖毛泽东，
　　高举红旗去造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帝、修、反。

　　撼山易，撼“红旗”难，
　　红旗战士钢铁汉。
　　誓死保卫毛主席，
　　赴汤蹈火也心甘。
　　彻底砸烂旧世界，
　　共产主义定实现！

　　北航红旗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的革命行动，轰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最
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惊动了中南海。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傍晚，中央文革小
组组长陈伯达和王力等人来到了我们的驻地。陈伯达说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没
有说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来看看我们。他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真理
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来就表示一种态度，你们懂吗？”

　　据后来才知道，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为首的群众组织“揪工作组
”的行动早已惊动了中南海。围绕工作组的问题，中央斗争十分激烈。毛泽东大发
雷霆，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严厉地批评。针对北航工作组的问题，“林副主
席”下了命令：“赵如璋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还立了军令状：
“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们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
、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北航红旗”终于胜利了。

　　当时，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写诗赞曰：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
，惊天泣鬼神！

　　关于北航红旗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的“伟大壮举”，当时从我个人来说
也好，从北航红旗其他头头来说也好，目的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要工作组回院给
我们平个反，做个检查，绝没有其它的野心和雄心壮志。因为当时我等根本不知道
中央内部的斗争情况，更不清楚中央内部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
矛头说穿了就是对着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的。我们知道，国防科委是北航
的上级，又是全国全军最高级最机密最尖端的军事机关，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只要
国防科委让赵如璋出来做个检查，给我们平个反，道个歉，就完了。我们当时想的
就是这么简单。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聂老帅后来不但没怪罪
我们，而且对北航红旗十分关心，有什么消息主动通知北航红旗（当然不是机密）
。而北航红旗上上下下对聂老总始终十分尊重，更没有人反过聂老总，这是历史的
事实。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应记得，文革中，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都被下属单位
的群众整过，或被打倒，或被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外交口的陈毅，农村口的谭
震林，工交口的薄一波，宣传口的陆定一，经济口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及军委
系统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老革命家都无一例外被下属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冲击、批斗过，贺龙、彭德怀等人被迫害致死，独有国防科委的聂老帅基本是稳坐
钓鱼台。（注：后来江青曾借当年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一事向聂老总发难，但很快
就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了。）这里面，北航红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北航红旗
在保聂荣臻的同时，对聂帅的老部下肖华、杨成武、余立余、傅崇碧等人也爱屋及
乌，十分尊重，没有任何不礼貌，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后来，北航红旗把自己的斗争纳入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的原因是“中央
文革小组”插了手。如果说蒯大富是造反的“独胆英雄”，那北航红旗则是战斗的
集体。这个以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组成的战斗集体，具有巨大的战斗力和各方
面的“人才精英”。由于北航红旗很快地一统了北航天下，很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中央文革看中了这支力量，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北航红旗，使北航红旗成了中央文
革的“铁拳头”，成了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中央支持“北航红旗”后，按照林彪和陈伯达的命令，国防科委不得不让工作
组长赵如璋来到了北航。那天，我和一个叫朱兵的学生去接赵如璋，国防科委派了
一辆白色的“胜利”轿车出来。赵如璋见了我们，害怕得很，反复说明他有病，希
望同学们不要打他。我说：“赵局长，你错了。我们没有你想象得那样坏，我们始
终把你当成老革命看待，你同我叔叔差不多。（后来才知道，我三叔戴键在山西也
当过文革工作队队长，受过造反派的冲击。）你放心，我们不是中学生红卫兵，不
会打人，北航红旗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不过你得给我们平反，你作个检查就完了
，我们不会难为你的。”赵如璋当时半信半疑。

　　此后，国防科委罗舜初副主任也奉命来到了北航。他和赵如璋与我们同吃同住
了一些日子。这期间，北航红旗在学院体育馆里“文斗”了一次赵如璋。赵如璋站
在台上，绝对没有人让他低头弯腰坐“飞机”，但有一个姓张的学生跑上台去撕掉
了赵如璋的领章。这个过激的行动，遭到了许多学生的一致反对。这也是赵如璋在
北航受到的唯一“迫害”。之后，我们和罗舜初、赵如璋二人交换了意见，消除了
误会，握手言欢，建立了友谊。在我和头头们的关照下，罗舜初、赵如璋在北航没
有损失一根毫毛。革委会成立后，我们经常向罗副主任和赵局长请示汇报工作，对
他们十分尊敬，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如果有人说北航红旗文革中迫害过罗舜初和赵
如璋同志，笔者愿与他对簿公堂。

　　赵如璋同志后来有一次在大街上排队买菜，我遇到他时，他感慨地说，北航红
旗的同学们真好。赵如璋同志现已去世，我从心里十分怀念他。

　　罗舜初将军平易近人，十分和蔼可亲。他曾经用他的“大红旗”拉着我跑遍了
北京市的大街小巷。我同他相处聊天时，他给我讲了许多战斗故事。他也是红小鬼
出身，参加过长征，身经百战，解放后，授于中将军衔。他说他解放后不论在哪里
，从未当过正职，全是副职，因此他开玩笑发过牢骚。中国人有“宁当鸡头不当凤
尾”之说，自然是有道理的。后来他的牢骚被周总理知道了，有一天，周总理把他
叫去说：“罗舜初呀罗舜初！听说你不想当副职，这不对嘛！今天叫你来，是想让
你换换工作，但还是副职，你干不干？”罗问总理去哪里？总理说：“让你去国防
科委当副主任，聂帅是主任，你去不去？”罗舜初高兴地说：“我去，我去。”罗
舜初同志到国防科委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中央和聂老帅的领导下，为我国
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他调到沈阳军区工作，仍是副职。他去
世时，广播里报导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我听后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想，如果老
干部们都象罗舜初同志这样，该多好呀！由此我更想到，假如邓小平、陈云、薄一
波、王震等同志也象罗舜初同志那样与我们有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真正地了解我们
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的思想、为人和一切，后来很可能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吧
！

◇　让“请柬”，韩爱晶上天安门

　　在国防科委大门口“揪”工作组行动中，北航红旗涌现出了许多“精英”，这
些精英后来都成了北航红旗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其中首数韩爱晶。

　　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了，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继
父也是老干部。他１９６４年考入北航，是发动机系的，文革前他已是入党积极分
子。他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善于思考，沉默寡言，本是个不错的学生，决非像某
些人所说的文革前就是坏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对工作组有意见，
但并未挨整，也不出名，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纯属偶然。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９日，鉴于北航红旗二十八天二十八夜揪工作组的“卓绝战
功”，中央给北航红旗发了一张请柬。请柬是我去领来的，中央要求北航红旗派一
名代表９月３０日进住中南海，并于１０月１日登天安门城楼见毛主席。这张请柬
并未点谁的名，一切由我决定。按常理，作为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理应由我代表北
航红旗去，同学们也一致要求我去，没有任何疑义。

　　我拿着这张非同寻常的请柬，心里顿时似波涛汹涌，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涌上
心头。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遗孤，一个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个共产党抚
　养长大的大学生，现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门见毛主席，这不是做梦吧？我
想起了被敌人活埋的父亲，想起了苦命的母亲，想起了双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
二老爷，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们分享。

　　但是，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面对这张沉甸甸的请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
只要我一上了天安门，见了毛主席，“北航红旗”这个一把手我就要当下去了。可
是，我却觉得，是该辞掉这个一把手的时候了。对天发誓，我当时不想当官。（注
：后来想当官也当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当时口吃毛病刚
改，但口才仍不佳，面对以后很难预料的复杂局势，我将很难应付，干不好对不起
毛主席，对不起广大红旗战士。至于别的，我确实没有想太多，更谈不上有远见之
明、激流勇退之说。

　　我从小急脾气，做事干净利落，从不婆婆妈妈，但有时考虑问题不周，常有失
误。唯独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考虑太多、太多。是上苍有灵，还是第六感觉起
了作用，我也说不明白。

　　于是，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郑重地宣布：“中央给我们北航红旗的这张请柬，我建议
让韩爱晶同志代表北航红旗去。韩爱晶同志文革以来表现不错，他水平比我高，能
力比我强。从今天起，我建议他当一把手，我决定辞去北航红旗一把手职务，当一
名普通红旗战士。”

　　我的话还没讲完，大伙儿就炸开了锅，大声喊：“不行不行，应当你代表北航
红旗上天安门，应当你去！”韩爱晶也坚决不干，坚决让我去，我固执地大声喊：
“别说了，就这样定了。”

　　以上这段历史，发生在1966年9月29日，地点在国防科委大门口
附近的体育馆里，在场的北航红旗战士有一百多人。

　　当时许多人为我惋惜，甚至愤愤不平。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同情我，支持我，
为此都挨了工作组的整。他们当时对韩爱晶还不大了解，认为他是“无功受禄”，
也有的人被我的行为所感动，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韩爱晶也很激动，紧紧地握住
了我的手。

　　韩爱晶个子较高，身材瘦弱，讲话声音有些嘶哑，但能言善辩。他不修边幅，
衣着随便，记得当时他头发长长的，几个月没理发了，胡子拉喳的，赤脚穿一双破
凉鞋，一根鞋带还断了。我立即派女同学去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子，又找人给他理了
发，把他送进了中南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新华社记
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核实北航红旗今天谁上天安门。我回答：“韩爱晶。韩信的韩
，爱情的爱，结晶的晶，三个日字的晶。”

　　这天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全国英模代表和首都大专
院校真正的红卫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
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消息立即传遍了全
国、全世界。

　　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就这样登上了中国文化革命历史的政治舞台。后来，
地院朱成昭很快下台，换成了王大宾。

　　关于“五大领袖”的提法，最早出于毛泽东之口。后来有人可能怕“犯忌”，
改叫“五大学生领袖”。但有人认为北大聂元梓是老干部，不是学生，便仍称为“
五大领袖”。

　　韩爱晶登天安门见毛主席之后，正式成了“北航红旗”一把手。

　　后来的历史读者都知道了，我这张请柬为韩爱晶换来了１５年重刑。我经常觉
得，我对不住韩爱晶，客观上是我害了他，他当了我的“替罪羊”。虽然韩本人在
后来确实犯了许多错误（说实在话，有些错误实在没法不犯），特别是后来北航批
斗彭德怀时动手打过彭德怀，但如果不当北航红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见不到彭德怀
，也就犯不了这个错误。我始终认为，是我坑了他，所谓好心办错事，真正是也！

◇　周总理为我平反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全国革命
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周总理以
下所有中央首长都出席了。韩爱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台后排，我作为普通一兵
和同学们坐在体育场的草坪上。

　　在这次大会上，北航红旗的代表井岗山（二把手）发了言，按照中央首长讲话
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对“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作了精彩地
　论述，这在全国是第一次。蒯大富代表到会的十万红卫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了
誓。这不仅使蒯大富彻底平了反，也使他从此名扬四海。

　　在大会进行中，有人把我受迫害时写的血书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后交给了
江青等人传阅。周总理问我本人来了没有，要见我。于是，在全场十万多人注目下
，我从广场下面走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穿着洗得发白、双肘上补着大补丁的蓝上衣走到了周总理面前。我双
手握着周总理温暖的大手，眼含热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总理也很激动，记得
他说：“你们是优秀的，不应当压制你们，应当为你们平反。我已经让国防科委的
同志为你们平反。”周总理说完，把我让给了江青，我同江青握了手。

　　对当时的江青，我把她当成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夫人看待，所以心情仍很激动
。当时文革刚刚开始，她的讲话和干的坏事还不多，不可能对她有什么反感。记得
当时江青说：“毛主席听说你们被逼得写了血书，很生气。（是否李敏告诉毛主席
的？）你们不要怕，中央支持你们。”我激动地说：“请问候毛主席好，祝他身体
健康。”随后，我又和主席台前排的陶铸（？）、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
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肖华、杨成武等人——握了手。

　　主席台上这次接见，持续了好几分钟，记者抢拍下了周总理同我握手的镜头。

　　上述文字有人可能有微词，都什么时候了，还“炫耀”这些，招打是不？我要
告诉这些朋友，我这是回忆历史，记录事实，所以只好实话实说，相信读者会明白
和理解的。我就不信您老先生早就知道江青是坏人，一见面就扭断她的胳膊。

　　周总理为我平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北航，红旗战士们都很高兴，纷纷向我祝贺
，尹聚平同学也高兴地掉下了眼泪。

　　自从我“自我罢官”把一把手让给韩爱晶后，我当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红旗
战士，乐得一身轻松，逍遥自在。我回到了我的３５１１班，与同学们准备复课闹
革命。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自己已经平反了，闹了几个月的革命也该结束了。文化
革命，当然离不开文化，学生们该好好上课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风暴越演越烈，全国已经乱起来，收尾谈何容易？
为了把文革烈火传遍全国，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们
以红卫兵的身份开始了全国大串联。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坐车
不用买票，吃饭不用花钱，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除了各大城市外，韶山、延安、
长征路，黄山、庐山、峨嵋山，到处是红卫兵们的好去处，到处留下了大串连的学
生们的足迹。

　　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没事干，便先后去了东郊的７３８厂串联。（这个厂生产电
子计算机，是我的专业对口厂，我后来分配到该厂。）先是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后来厂子也乱了起来，就返回了学校。

　　这期间，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掀起了夺权
浪潮。“北航红旗”也乘机夺了北航的一切大权，提出了“一切权力归红旗”的口
号。随着中央文革的支持，北航红旗名气起来越大，成为全国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在学院内，反对派“红卫兵”、“赤卫队”土崩瓦解，如鸟兽散，一些人加入了
北航红旗，大部分人外出串联去了。“东方红”、“红教工”等组织并入了“北航
红旗”，“北航红旗”发展到四千多人。有些学生和干部、教师组织上没有参加北
航红旗，但事实上成了北航红旗的成员。从此，北航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在
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航红旗很快就成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开始“包打天下
”。南到广州，北到哈尔滨，东到上海，西到西宁、乌鲁木齐，全国到处都有北航
红旗的人马和造反联络站。

　　北航一月夺权时，我因已不是头头，又在工厂串联，没有参与。但由于我在北
航文革初期的影响，头头和红旗战士们仍对我十分尊重，我也力所能及地为北航红
旗尽“犬马之劳”。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