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堤：北京各大学的造反组织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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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堤

〔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

◇　“二月逆流”问题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２８天２８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
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
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校文革和新北大
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迫害邓朴方，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
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
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　
红旗“按兵不动”。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
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
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
写过反陶铸的大字报。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
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
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
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
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
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
　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
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
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
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刚上台不久，求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
；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
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
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
，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
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喊出了“炮轰徐向前、
叶剑英”的口号，并整过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
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７。２０”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
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
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错误行动都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
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
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　北航“革委会”成立

　　从大连回京后，韩爱晶等人建议我再度出山。他说：“北航红旗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江山不稳。”此话事出有因。

　　当时在某些人看来，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家庭出身和老子们大都“不太高贵
”。有的出身农民、市民，有的老子虽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地师厅局级）
。有人的父母在当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有的历史问题未查清。北航红旗内外
的一些唯成分论思想严重的人和反对派议论纷纷，有人公开指责北航红旗是坏人掌
权。韩爱晶等人为堵别人的嘴，建议我仍回红旗总勤务站。因为全院师生都知道，
我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讲出身，没人敢和我比。

　　我考虑再三，最后作出了影响我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我答应了韩爱晶等人的
请求，又返回了北航红旗总勤务站，但未进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笔杆子也可
以，韩爱昌等人让我负责北航红旗的宣传工作。我和同学们在北航体育馆先办了一
个“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参观的人很多，连聂荣臻元帅等许多领导
同志都来参观过，并表扬了我们。当时，《北航红旗》报和红旗广播站由常委们亲
自抓，我没有介入。不久，常委们又让我负责组织保卫工作。

　　自从“一月夺权”后，反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和“赤卫队”等保守组
织土崩瓦解，北航事实上已经成了“红旗”的一统天下。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１９
６７年５月２０日，北航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从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权力
。

　　北航革委会由４５人（实４３人）委员组成，常委９人（后增至１３人）。后
来陆续参加革委会的三结合干部有程九柯（原党委副书记）、张有瑛（原党委成　
员），王敬明（原副院长）、刁震川（原副院长）、王秀波（老干部）、肖汉祥（
原武装部副部长长）、梁兴德、陈翠蒂等。原党委书记王恒被“解放”后任革委会
　副主任。当时的革委会分工如下：

　　革委会主任：韩爱晶
　　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会常委：韩爱晶、井岗山、仇北秦、田东、张有瑛（干部）、程九柯（干
部）、屠海鹰、侯玉山、王洪发（教师）、李乐（工人）、杨瑞云（女）、刘德威
、崔光极。（１３人）
　　革委会委员（实４３人）：刘德威、韩友民、邵重威、屠海鹰、匡正芳、刘春
田、赵伦忠、刘崇勤、贾焕民、惠凤荣、田东、丰成伟、韩爱晶、王发动、侯玉山
、康文彬、李明启、李乐、郝瑞、戴维堤、石兴国、罗钰源、李忠孝、宋光庆、仇
北秦、莫世禹、张树泉、徐佛书、王文懋、杨瑞云、刘建华、井岗山、张聚恩、崔
光极、黄铭钧、王惠民、黄文敏、张维彬、何鳞书、王洪发、张有瑛、程九柯、陈
翠娣。

　　革委会主要部门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战部长：刘德威。下辖：红一连、钢一连、全国动态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
　　后勤部长：莫世愚
　　宣传、组织、保卫部长：刘建华、李中孝、戴维堤
　　科研、生产、“红航一号”负责人：屠海鹰、李明启、何鳞书等
　　斗批改专案组（刘天章连）负责人：刘祥
　　清队七人领导小组：井岗山、王恒、侯玉山、梁兴德、郝震武、戴维堤（还有
一人，查询）。
　　红一连、钢铁纵队、全国动态组主要工作人员有：王以理、陆澄平、王守信、
祝春生、段孔莹、柴孟贤、许志新、王端、万建中、朱之惠、杨玲玲、侯玉兰、尹
聚平、王碧娟、王竹贤、卢向阳、左方成等。
　　清队办公室和组织保卫部主要工作人员（学生）：段孔莹、吕香孝、朱芒大、
罗茂详、安英敏、陈霞、方学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红旗报》负责人：孔令和、惠凤荣、秦志强。
　　北航红旗原造反大队主要成员：刘向东（刘汉儒）、薛廷仁、宋毅、赵群增、
戴经伦、苗洪仁、宫昌来、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会成立后进行了改组。
）
　　北航红旗广播站负责人：胡惠绢、郑德庆。
　　一系革委会主任：吕绍贤
　　二系革委会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会主任：王发动
　　四系革委会主任：
　　五系革委会主任：石兴国
　　六系革委会主任：宋光庆
　　七系革委会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会主任：张聚恩
　　（注：北航无八系。）

　　其他革委会委员无明确分工的，代表革委会协助和负责所在单位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一直到毕业，我始终是４３名革委会委员之一，虽然后来权力
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还大，但始终不是常委。（注：多年后某些人给我“定案”
时坚持说我是常委，受宠若惊，谢谢！）

　　北航革委会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邀请的首长和宾客很多。聂荣臻、肖华、杨成
武等军界首长以及谢富治、吴法宪（代表空军）、戚本禹（未上主席台）和美国在
华专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聂老帅和将军们对北航
红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北京高校系统首先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
　会十分赞赏。这时的北航红旗，早已把国防科委当成了真正的上级，对聂老帅和
科委的领导们非常尊重。聂老帅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界首长对“
北航红旗”和北航革委会的工作十分支持，但严格要求，对北航红旗的错误也曾严
厉批评。万没想到，后来肖华、杨、余、傅等军界首长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为“
北航红旗”的黑后台和“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北航革委会成立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插曲。三结合干部之一的原院党委副
书记程九柯已坐在主席台上，红旗办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公函，头头们打开一
看，是揭发程九柯在新疆监狱自首的所谓证明材料，并有单位公章。由于新疆监狱
问题牵扯到陈潭秋、毛泽民（毛泽东胞弟）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的被害问题，事关
重大，头头们不知所措。韩爱晶决定严格保密，会议照常进行。程九柯同志作为首
批“解放”并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高兴，但不
久，便被隔离审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１９６８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
进驻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关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为革委会委员，我先当了几天宣传部长，后来负责人事、组织、保卫工作。
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所谓组织工作主要是“北航红旗”成员的管理。历史的事实
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保留，让他们继续负责自己的日常工作
，我很少过问，只有重大问题和报告才请我签个字。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他们大都
是反对北航红旗观点的，但我对他们毫无派性，更没有整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想
到数年之后抓“５．１６”运动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师“恩将仇报”，几乎
把北航红旗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对此，我万分遗憾。

　　当时各系和基层革委会的头头们，由选举产生，谁上谁下我无权干涉。学院的
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对象的专案审查和批判，由“刘天章”连和常委
们亲自抓，我无权介入。对外作战由常委和“作战部”（下属“红一连”、“钢一
连”等）管。唯有保卫部，我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名声不好的“红旗造反大队”解
散，抽调了一批得力的学生，成立了“红武连”，后来扩大成“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掌管着中央发给的数千枝枪，我和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建华、李忠孝共同负责。
　后来刘、李二人毕业，组织保卫工作由我一人负责。这样，从生孩子报户口、两
口子闹离婚、人事调动、调整住房、财务报销、处理自杀事件、站岗、巡逻、护校
，　一直到调动“红旗武装部队”都由我管。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对这些日常琐事
不屑一顾，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打破过一块玻璃，这在全国
是绝无仅有的，我必须为自己说一句公道话。

　　虽然没打破一块玻璃，但像当时所有单位的造反派一样，北航红旗掌权后尤其
是“清队”中也打击、误伤了一些干部群众，并批斗过彭德怀等人，打死了学生李
明清、吴仙虎，犯了许多错误，详情后述。

◇　谭厚兰砸“孔家店”的故事

　　说起谭厚兰，许多人对她知之不多。谭厚兰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１９４０
年，她中学毕业后先当过教师和小学校长，１９６５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
学学习。文革开始时，她已２６岁，比蒯大富、韩爱晶等人都大。

　　谭厚兰同《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较熟，小道消息灵。文革之初，谭厚兰也因
反工作组“起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兵团”，但影响和名声不大
，没有什么“伟大壮举”。聂元梓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板”；蒯大富有“
绝食、卧轨”反工作组、反刘少奇、王光美和周总理亲自为其平反等名气；韩爱晶
有“２８天２８夜”静坐示威揪工作组“壮举”；王大宾有“四进地质部”揪工作
队“战功”。惟独谭厚兰，造反业绩欠佳，名声不大，于是她想干点出名的大事，
向其他学生　领袖们看齐。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谭厚兰在全国首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和
声讨，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谭厚兰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戚本禹等人指
使下，谭厚兰决定到山东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笔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是
中华民族的悲哀。儒家学说为历代统治者们尊崇，成为“安定团结”的既定方针，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泰民安立了大功，也为炎黄子孙的做人之道、处世哲
学立下了规范。总的说来，儒家学说的功劳大大的，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学说也将以顽强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
力。

　　但是，儒家学说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为
贵、随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准革命造反的正统思想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如
今的落后，尤其是人们思想的保守落后与儒家学说不无关系。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会的变革。

　　历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运动以来，以鲁
迅等人为首的文化先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也是主张“反孔”的。

　　笔者认为，不论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应讲道理，都应以理服人。对于“孔
家店”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的重点文物，是国宝，是中国人共有的财富
，理应受到很好的保护。

　　当过教师又是文化人的谭厚兰可能仅记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也”的“反动言论”，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决心要砸烂“孔家店”。１９６６
　年１０月７日，谭厚兰放着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放着北师大的
“黑帮”们不斗，带领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１１月９
　日，谭厚兰率领二百名学生杀往曲阜，不顾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
阻拦，串联了当地一批学生红卫兵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
开了“彻底砸烂孔家店誓师大会”，然后开始了疯狂的造反行动。国务院于１９６
１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捣毁，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捣
烂，孔坟被刨平，第７６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数千册古
书，数百轴字画付之一炬。整个孔庙、孔林被洗劫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

　　好一个“巾帼英雄”谭厚兰，真了不起！

　　谭厚兰带人砸孔庙的事，我和韩爱晶后来才听说。作为山东人，齐鲁子孙，我
非常气愤。不是事后诸葛亮，若我当时是山东或曲阜的共产党官员或造反派头头，
我不会让谭厚兰胡作非为的，因为我特孝敬祖宗，喜欢文物。山东老乡当时连祖宗
的遗产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谭厚兰这算什么本事？这是中学生和小学生们干的
事。”韩爱晶也对谭厚兰嗤之以鼻。

　　谭厚兰自持有后台，不把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
挑动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反对派，这使她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蒯大富和韩爱晶时刻想着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　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的故事

　　文革开始后，与北航一墙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也闹的很厉害。象北航一样，地
质学院的工作队（北航叫工作组）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了许
　多干部群众。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反工作队的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造反
派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随后便派人到地质
部　大门口静坐示威，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副部长）回地质学院作检查。


　　这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个副局级干部。朱１９６０年
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两年
后，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决定再去读大
学。１９６２年，受当时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影响，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
系。由于入学前已经参加工作，当时叫“调干生”。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爆发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造反，对邹家尤为首的
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
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
养一群狗还不如！”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朱成昭联合了几个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学蔡新
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
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
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
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
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
　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
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
。　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各高校（包
括北航和地质学院）活动，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
地质　学院的文革情况。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
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当
时不叫“司令”，也根本没有设“司令”这一职务。

　　当时，蒯大富仍在清华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设法支持蒯大
富，以“减轻中央压力”。朱成昭当即派出人马去清华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
　带领“清华井冈山”参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请蒯大富担任了“二把手”。
从此，有人开始戏称蒯大富为“蒯司令”。后来，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
入狱，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来毛泽东也戏称蒯大富为“
司令”，“蒯司令”从此“名扬四海”。

　　１９６６年９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某“帅府千斤
”凌子小姐（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隐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质学院求援，认
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
件。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
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
，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
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这是北京市
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
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某老帅的“千斤”凌子干的。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
。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第一批王大来
和钱信等人于１２月１５日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
　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随后，朱成昭又派第
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１２月１８日到达成都，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
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这时，据说朱成昭对彭德怀也比较同
情，并把学生们在四川同彭德怀的一份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结果受到了中央
文革的严厉批评。这时，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这种情
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
出以胡乐成为手的、１００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
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
走了彭德怀。１２月２７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据
朱成昭当年回忆说，他当时虽然已经同情彭德怀，但并没有同彭德怀“彻夜长谈”
，　更没有“秘密预审”，他甚至没有和彭德怀说一句话。期间，他只是看了彭德
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
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
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亲见面，朱在她家等
到深夜，迟迟不见她父亲回家。之后，这次会见被取消，原因是这天晚上发生了几
个老帅同中央文革“刺刀见红”的“京西宾馆”事件，凌子小姐的父亲当场拍断了
掌骨，没有回家，朱成昭与他失之交臂。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
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这些对朱成昭的思想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
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１８０度的
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
动”分子的代言人。

　　１９６７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
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
，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
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朱成昭决定以检
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２月４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
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
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放毒”，受到红卫兵造反
派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但也受到了相同观点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欢迎。２月８　
日，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
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检查，“闭门思过”。从此，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了王大
宾。

　　１９６７年７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广州玩（又一说去香港），被诬为“
偷了地质部的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周恩来总理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
　抓回北京，隔离审查。８月２０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
集团”罪名正式逮捕，受株连者多人。“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被审查时跳
楼自杀身亡。

　　朱成昭被关押多年后于１９７５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凌子小姐
因为明显的原因，在１９７２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批准释放，安排到３０１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学医，后当了军医。凌子小姐既是帅府“千斤”，又是才女。
文革后，她重操旧业，进入演艺圈，更名“凌子”，执导过电影《原野》，当时颇
受好评。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早已经画上了句号。１９７２年，凌子小
姐被释放后对朱成昭的朋友们说，周总理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据朱成昭的朋
友们核实，周总理并没有说过此话。而朱成昭在长达１０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
一直把凌子小姐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一位帅府
　“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经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恋情，最后因为文革和
人为的缘故以悲剧告终，令人感慨不已。笔者认为，作为电影导演，如今的凌子女
士　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传奇经历搬上银幕，那将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绝对有轰
动的票房效应。

　　１９８０年６月，有关方面给朱成昭平了反。据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
张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树立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后因叶剑英等人反对未成
。后来，朱成昭在上海办过公司，经过商，因多种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
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１９９８年９月，饱受磨难的朱成昭因心脏病溘
然辞世，时年５７岁。

　　文革中笔者与朱成昭不曾相识，１９６６年造反时去地质礼堂看望地院东方红
战友时与他失之交臂。笔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之一。象北航红旗和韩爱晶一样，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
王大宾和“地院东方红”文革中也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一些坏事，包括批斗过彭德
怀等。

◇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
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１９６６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
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
，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
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
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
　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
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
，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
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８．１８”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
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
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
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
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
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
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
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
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
　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４．１４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
“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
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
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
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７机部（现在的
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
京　“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
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
骂。当时，《北航红旗报》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
，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报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报。
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
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
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
”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
清华“４．１４”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
关系密切，“４．１４”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
材料上报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
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
。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
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
”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
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　
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十七年的基
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
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
“４．１４”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
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
握的“白骨精”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
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
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
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
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
　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
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
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
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
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
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是一丘之
　貉，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
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
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
，经常阴阳怪气地责怪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
　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老贼。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跨。谭厚
兰同王大宾和清华“４．１４”打得火热，对“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
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１９６７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
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
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
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１９６７年
９月７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
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
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
　“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
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
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
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
死对头清华“４．１４”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
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捅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
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
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
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
个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
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计王大宾可能是嫌韩爱晶没有出面，故意避而不
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如果这次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
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
。没有武斗，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７．２８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
占领。这样，文革历史可能要重写，这又是我的一家之言。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
一样，由于有最高层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
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
”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
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
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
　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
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
，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
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
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
　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
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
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
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
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
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
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全国抓“５１６”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
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５１６”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
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
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
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
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
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
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
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
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清华“４．１４”可能例外），这话
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
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注：
这些口号只能适用于文革中。）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
学院的刘令凯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
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
　过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甚至清华“４．１４”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
天　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
”据笔者的朋友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３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
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
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的确不是一个好女人，尤其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了许多干部群众，
其罪行十分严重，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
”，恐怕缺乏逻辑。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是“大女流氓”，也不说明什
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
，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两口子吵架，什么脏话都可能出口。１９５
９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
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
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吴德也好，谢静宜也好，说什么都行。墙倒众
人推，鼓破众人锤，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
”，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
　经毫无意义，但２００４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１９９３年的口述回
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
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