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瑾的博客 跳动的色块——我的文革图画

tuffy05

杨百瑾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bj0616

开了博客就有了更新的压力。但实在是忙，不仅是时间上没有空闲，更主要是心累。方方面面的事情应对处理后，往往还是放不下，就没有闲情逸致了。当然，实际上是惰性，也有很多随想很多感触想要表达，但懒得再思考再斟酌字句，博客毕竟不同于每天胡乱写写就可以的私下的日记。
但还是想好好充实自己这个小小的空间，于是就想到了省心省力的转载。
这篇“跳动的色块”的作者是我的大哥（没有侵权之虑）。他自娱自乐写着玩的，去年我听说了要来读后十分喜欢。小时候最佩服他是一个解数理化难题的高手，现在发现他有这么好的文字表达。也可能我偏爱是因为活跃在文章中的那些人都曾经熟悉；那些事都曾经经历，读来自然流畅，感觉亲切。
我选了一些片断转载（我看过的有7万多字），序是我从第一部分中取了一段，标题有些是我加的，其余一字未动。

跳动的色块——我的文革图画

序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从此开始遭受“十年浩劫”，这是后来中共中央文件中的评价。那些年发生在身边的很多事情，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毕竟离开那段时间已经四十年了，烙印再深其细节也难免被冲刷模糊。更重要的是：很多当年不谙世事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经受过大风大浪的长者，其视角和视野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反思当初，那些在“逻辑框架”内反映心路历程的事情更容易记住，而那些“偶然”、“出圈”或“一时冲动”的事情，则会被划入“背景躁声”淡忘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框架”和“背景躁声”，所以往往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会有不尽相同的版本。但我觉得，只要是诚实的，是发自内心的追思，其价值都是巨大的。
我见过很多好的回忆文字，但我觉得它们不会是作者真正的回忆，不会是单纯大脑回放的产物，他们手边一定还有着大量可共查询的资料：报纸、杂志、文献、信函等等，有些人肯定还保存着当年的日记。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手边一无所有，更别提日记了。所以我的文章可以算作真正的回忆，或者说回味。但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只能是想到哪就写到哪，没什么章法。东抹一笔，西涂一块，也有可能构成一幅图画，只不过有点“抽象派”。

“对联”辩论
（注1：上一部分写的是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天的有关事情。
注2：作者当时是北京四中高二学生）

“8．18”以后，据统计伟大领袖又七次接见了红卫兵。接见的场面可能非常热烈，红卫兵们远远看到领袖的身影，抑制不住地拼命欢呼雀跃，有些甚至将自己身藏的金条掉了出来也毫无觉察。后来高层透露出，接见完清场时，天安门广场竟然能捡到不少金条。据说当时负责总体保卫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曾对这些年轻人的堕落暗暗表示过担忧。我想伟大统帅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红卫兵们一定是想将“破四旧”的成果亲自交到我手上，只不过发生了一些意外。
可以看出这种频繁的接见不是一时的兴致，而是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时间我都想设身体会一下：毛当年在思索他的伟大战略部署时，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思维过程，才将主意打到那些未成年人身上。
我的女儿十几岁时，开始自以为是起来，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精明，足够能干。但我这个成年人深知这个时期年轻人的心理弱点。我时常看着女儿，总觉得她是那样稚嫩，那样弱小和容易受伤。如果我自己遇到什么难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让她去为我打头阵的，这个念头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我的思维范围中。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等之渺小与毛之伟大的根本区别。
能够在“8.18”受到接见，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件大美事。但显然不能人人都去，有严格名额限制。因此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班会，讨论到底谁能有幸参加。那次会我和李宝臣，还有刘大蒙等人，都没有出席。听说会上有人提议，好像是何大明，他认为应该在我们三个人中找出一个代表去参加这次接见，这个提议竟得到多数人赞同，最终李宝臣被他们选为我们的代表。
但没想到李宝臣不领情。他认为将我们三个人划成一个团体，其中隐含着有一个反对派小集团存在的意味，因此决不接受。这也是我俩决定趁那天去樱桃沟散心的原因。如果李宝臣的拒绝再没有其他理由的话，他未免有些过分较真。因为客观上，在一般人看来，我们时常凑在一起的三人确实像一个反对派，这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都相继公开地反对那个“对联”，而且是在班上气氛紧张、令人窒息的对联辩论会上。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那副对联，它是怎样在文革初期在各个学校中忽然出现，我没能搞得太清楚。后来据江青他们那些人考证，从根儿上讲，这对联好像跟黄天霸、窦二敦等人有关。他们这么说是想证明这对联很不好。因为他们要搞掉的正是那些“英雄老子”，所以有必要压一压越来越兴奋的“好汉儿子”们的势头。但这是在毛的伟大战略意图露出端倪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他们没这样讲。
那次班会好像并不是为辩论而召开的，组织者的原意可能是开一个批判会。大家聚齐后，我们的团支书就开始给大家念一封信。那是牟志京同学的检讨信，因为他在前一天轻信了传闻：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那个对联公开表示了反对，他于是兴奋地四处转告。但后来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他对自己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感到非常后悔。
团支书在念那封信时语气很特别，在个别句子上还要拉一拉长声，突出强调他认为重要的那些东西，以便让人感到这个检讨其实暗藏玄机。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令人窒息。牟志京那天刚好没来，但这次并没人趁机对他口诛笔伐，人们好像并不愿碰关于对联的事。
见大家对此没什么反应，我们班一个父亲当局长的同学开始发言。他在校外好像已经经历过激烈的对联辩论的大场面，所以对班上的小场面似乎不屑一顾，他说着说着就点出了几个人名，并且说：对于你们这些人，我就不用说什么了。这下有些被点的人坐不住了，有的人开始承认自己是混蛋，另有的人觉得委屈，因为他一直很要求进步，于是反问：我到底有什么不对，怎么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的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的团支书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开始大声斥责他们。然后就是有人也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开始面对面地大声反驳。对此大家都感到出乎意料，因为这个拍桌子的人竟然是我。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自己跳出来真是很幼稚可笑。这些事其实跟我扯不上。在班上我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之一，也没有人在这方面要求我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数学物理，连语文都挺反感，更不用说政治了。我宁愿花很多时间比较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定理之间的规律，以便遐想四维空间的样子，也不愿费一点时间，像有些人那样，去看革命导师和先哲们的论述。我觉得那些东西我根本把握不了，似乎它们的每一个命题都可以推导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当然这是因为我不懂，因此我也没有资格和人家辩论什么，辩论总要引述一些导师和先哲的话来证明自己，而我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那时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还没出版）
但这一次恰好有些不同，就在这次班会的前一天下午，我到刘大蒙家闲聊。他二姐从学校回来后见到我们，于是就问：你们那儿说起那个对联了吗？我说还没有。她说：我觉得它不对。因为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对呀，别的话我不知道，这话我可知道，因为语文课上学过那篇《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一段话还要求必须会背。后来我越琢磨这句话就越觉得它不错，因为它明确地说出了“标准只有一个”，就跟数学定理一样，可以由此得出唯一结论。
我之所以跳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数学定理”，因此可以像和别人讨论数学题那样去辩论这个问题。在会上拍了一下桌子后，我的发言大概是这样的：好汉当然是革命的，而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到一起。咱们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结合了，怎么能因为老子英雄认为自己就是好汉呢？
于是话题还真引向了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上来。有的人说自己和父母关系如何如何，父母原来就是工农一员，所以也就等于和工农结合了。但他解释不了“广大”两个字。于是又有人说父母的亲戚很多，朋友也很多，亲戚又有亲戚，朋友又有朋友，这样算起来也够广大了。
在这期间，李宝臣、刘大蒙等表示了附和我的看法的意见，刘捷也激动地提出像混蛋这样的语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我想同学间的辩论本应该就是这样。但之后不久团支书老道地将火引到我身上。
“你们家解放前是靠什么吃饭的？”他突然问。
“靠工资吃饭，”我随口答到。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量子物理的，解放前就在教书。
“什么叫靠工资吃饭，资本家也是靠工资吃饭！”他说。
“资本家靠剥削吃饭，”我紧跟了一句。这话绝对没错，一直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他一下子没话了，停了下来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
然后，他口气有些缓和地对我说：“当然不能说你们家直接剥削，但你们也是靠资本家剥削的钱生活的。资本家把他剥削到的钱分一部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工资，……。为什么他要把钱分给你们一点呢，因为你们干的事对他的剥削多少会有帮助。”
往下我好像没再说什么，因为他的圈子绕的有点复杂，已经超出了我掌握的那点政治定理的范围，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辩论了。
后来我好像体会到了他的逻辑线索：“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人民”，而劳动，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人们的通俗理解上，都是指体力活动。劳动人民，最形象的比喻应该是指那些苦力。哪个产品能坐着凭嘴说就变出来？所以世界上的财富都是经苦力们的手而创造出的。一切不是苦力的人，自然就都得靠苦力养活。当然那些为苦力们奋斗的“革干”们除外。因此所有非苦力都参与了对苦力的剥削，都可以算作混蛋。
当初，我之所以跳出来反对那个对联，细想起来，也是出于对它的反感。我隐约觉得这里面包含有某种让人讨厌的很极端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虽然那对联表面所伤害的只是那些“老子反动”的少数同学，但它真正想制约的是中间大多数。我们团支书表明的那种逻辑：一切不是苦力的人都难免是混蛋。就是当初那伙人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敌人太多了，有理由称为牛鬼蛇神的满视野”，这一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与人性中某些带有劣根性的东西结合起来，真能让这些人热血沸腾，这时领袖再一鼓动，他们冲杀进社会后的破坏力就可想而知了。
“对联”辩论会后，我有些后悔：得罪了团支书那帮人，今后再想考大学恐怕是吹了。李宝臣他们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一起聊天时，谈到了“上山下乡”。对于我们这些长这么大几乎还没离开过家的孩子来说，广阔天地还真能引起不少浪漫的幻想。谈着谈着就扯到了自己听说过的那些名川大山和知名城市。离开学校后一定要游历一番，成了我们的精神安慰。因此后来一听说有了大串联，我们就想尽了一切办法跑了出去。
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上到高二的同学来说，自然是最大的愿望。但考大学不只是成绩问题，更主要的是你政治上是否足够进步。所以面对吃不准的事情，一般同学都不愿意出头，也是完全正常的。当然那个时候谁也没料到后来高考取消了，大学停办了，所有人的大学梦都破灭了。这在当时可能也算一种公平。
大学停办这事对于我们班同学来说，损失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郝竞生了。他是班里唯一一个自己申请，并经学校批准，高二就可以参加高考的人。他是连续的三好生。要是没有“文革”，再坚持几个月，他就会顺利迈上最后一个重要台阶，摆脱烦恼，成为大学生了。
郝竞生与我没什么太多的交往。他要拼命地读书，更要拼命地追求进步，自然没什么时间理会我们这些不太相干的人。文革开始不久，我们的团支部曾准备在集体下乡劳动时搞一次每个人家庭背景的自我交代，听说目标是要整他，他也准备好了深刻检讨和自我作践，但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过于迅速，那次活动流产了。
郝竞生的名字可能注定了他活得很累，他要在不停的“竞”中才能求“生”。因为他出身于“反动军官”，是我们班“出身最差的”。在那个时期，他那种最差的出身，居然获得了那样的特殊待遇，成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要不是他一直严格地自我约束，如履薄冰地处事，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为此他的心里紧绷到何种程度，内心忍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人能知晓。也许正是这种少年时的心理重压所埋下的祸根，致使他30岁上下就罹患肝癌去逝了。他成为我们班唯一一个因病而英年早逝同学，回想起来不禁令人嘘唏。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我们每天上学只是去“逍遥”期间，那些“造反”的正忙得不可开交。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破四旧”运动到了一个新阶段。偷过同学东西的小偷被带上高帽子游操场示众了，还有人将整桶的墨汁浇到他头上；有问题的老师们被集中看管，在那里集体赎罪；四、六、八中的校长和教育局长被联合揪斗，他们跪在台上，被人抽皮带，抽嘴巴，自己还要不停的认罪。我在台下看着心里挺可怜他们。
要是牟志京看到这些，说这是“请君入瓮”也不奇怪。他有理由认为：“同学们学会整人就是他们教的。”一年多前教育局长李晨在我们学校开展“社教运动”试点，牟志京成了我们班被整的对象，被搞得挺惨的。其实他并没什么大事，无非是别人都在食堂吃午饭，他却跑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铺去吃“花椒油拌面”，或者曾暗恋过邻居家一个女孩等等。这在当时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结果被上纲很高。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人是怎么回事。
“造反”的形势在进一步发展，那天我到学校后，听说食堂旁边的小屋里关了好几个前一天晚上抓来的“反、坏分子”，他们被抓时都还在家里睡大觉。
“已经打死两个了，尸体刚拉走。”有人跟我说。看来“红色恐怖”越来越向“万岁”迈进。
我们家紧邻的那条街叫东斜街，管片警察带着红卫兵，拿着大棒子一门一户地逐院查抄。牛鬼蛇神全无幸免，时常能看见从“八宝山”开来的“专车”。但什么是牛鬼蛇神并无明确定义，有一个最破的杂院，里面住着几乎是那条街最穷的人，院里竟然也有被揪斗毒打的倒霉鬼。那人我平常见到时从来就是衣衫褴褛，佝偻个身子，面带菜色。他的罪行根据派出所的记载，是在解放初期参加了“一贯道”。
街上也能见到几个挺激动兴奋的闲人。“大油鸡”他妈常溜达出来，到别的院去看热闹，在旁边甩甩闲话，或给红卫兵们助助声势。“大油鸡”是一个挺胖的眼睛瞪着的小男孩，有一次他偷了我姑姑家蒸的红糖窝头，被发现后就再也不到我们院来玩了。听我表弟大伟说，前一天还见他妈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辆卡车开到他家门口，一帮戴红袖章的人从车上将“大油鸡”他爸押了下来。不久他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搬上了车（其实一件值钱的也没有）。
大伟告诉我，当时他妈被叫到一边接受训斥。
“这些天你老实不老实？”人家问。
“不老实，”她顺着问话人的意思小声嘟囔着。
“都干了些什么？”
“看报纸，听广播什么的，”她小心翼翼的回答。
“那算什么不老实！”啪的一声一皮带抽了过去，“说，老实交待！”
……
我知道比较惨的是住在离我们家稍远一点的一对老夫妇。老头好像在日伪时期当过教育总署的署长，解放后被判了重刑。1965年，他刑期未满，但政府照顾他身体不好，提前让他回家。谁想这一照顾反而让他陷入了绝境。
文革开始不久，他就在街道被组织揪斗了，但那时还是“文斗”。到了“红八月”自然他首当其冲，这一次可就不好过关了。
他的家不止被抄过一次，最后一次洗劫完，我也跟一些小孩们进去看了看。屋内是一幅被彻底捣毁过的样子。我正好看到那老太太慢慢挪着步，艰难地从旁边的屋里走进来。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一头稀疏凌乱的白发被人用剪刀胡乱剪过，像狗啃的一样露出一块一块秃斑。她浮肿松弛的两腮下垂着，嘴角被拉得很低，嘴好像一直在蠕动，小声嘟哝着什么。从她旁若无人的眼神看，她是在向这个世界作彻底的告别。就在第二天，人们发现老头和老太一起服毒自杀了，喝的是“敌敌畏”。
还有一对老头老太也是一起自杀，不过是上吊死的。那是“黑鸦”的爷爷和奶奶。“黑鸦”是我们小时候玩伴中唯一的红卫兵，他戴上那个红袖章后就再没有理过我们。他爷爷和奶奶搬到这地方住也就一两年，跟一般人不太熟。“黑鸦”对他们很孝顺。他们住在临街的两间房子里，隔街对面就是我家的院墙。
听小孩子们跟我说，那天，都快中午了，也没见两个人像往常一样有什么动静。门窗紧闭，使劲敲打也不见回答，于是人们就让一个叫铁军的瘦小的男孩钻进那小窗户看看。他们的房子因为临街所以窗户很严，只是在最上边靠近犄角的地方，有一个冬天通烟筒的窗口，糊着纸。人们托着铁军，让他将脑袋钻进去。他扭着头向屋里仔细扫视了一番后说：屋里没人。然后就准备正过身下来。就在这时，听到他“啊”的一声恐怖的喊叫，接着就滑落到地上。
原来，他扭过头后发现，那上吊的老头正好和他脸对脸，鼻子几乎碰到他的鼻子。
至今，我不知道这老两口为什么自杀，他们并没受到过任何冲击。有人说他们是被这恐怖气氛吓坏了，可能历史上有过什么难言之隐，自己心里打鼓，承受不住了。“黑鸦”戴着红卫兵的臂章给他们收尸时，眼睛里噙着泪水。
红卫兵的抄家虽然异常猛烈，但红卫兵却不是什么明晰的组织。它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章程，什么人可以加入它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当然家庭出身是一个重要标准，但具体界定起来也存在混乱。它是松散的，各个单位、学校、班级都有自己独立的红卫兵，甚至还有一些散兵游勇也自称是红卫兵。这有点像当年的“义和拳”，说不出谁是统一的领袖和领导核心。各种大大小小的坛主领着自己的拳民，在慈禧的号召下凑到一起“杀洋人”。正因为如此，这种抄家活动就没什么道理和规矩可讲，因而也更令人生畏。
可能是幻想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正轨，有一个自称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组织出现了。听说这个“西纠”是由我们学校的几个高干子弟搞起来的。他们连续发了几个通令，其中有一个是要求在“破四旧”中注意政策等等。后来才知道这是某一两个高干子弟秉承在国务院上班的父母的意思写的。
我想，这就是哈佛教授孔飞力在分析乾隆时期的“叫魂”大恐慌时，针对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所说的：官僚体制的存在和运作要仰仗“规矩”，而君主不耐烦时就要颁发“朕意”，官僚为了维护自己总是想通过“规矩”来柔性地对抗君主的“朕意”。而这一次“上了膛的枪已经扔到大街上”。那些从来就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人们，这下可以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旗，去享受一下作践别人的乐趣了。他们还刚在兴头上，还没有过足耀武扬威的瘾。在这个阶段，官僚的意图一时无法奏效。于是“西纠”们顺应形势，很快又发出了另一个通令，大体上是说：打了就打了，抄了就抄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待续）
（博主注：我在云南当知青时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女生，熟悉了以后曾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家在昌堂门，我姥爷家就住在东斜街”，“是吗？”我挺高兴，“住几号？哪家呀？”虽然我很少出院子上胡同玩，并不认识谁。她神色黯淡地说，“我姥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批斗死了……”，她当时好像还讲了当年她小小的年纪，和她妈妈一起过来收尸的事。我对当时街道胡同里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印象，现在看了大哥的文章，虽然他语气轻松，我也能体会到那时对这些受害人是多么大的一场灾难。
我对1966年的印象，只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监督劳改队牛鬼蛇神（学校的校长、老师等）劳动，不时解开腰间扎着的宽宽的军用皮带，大声呵斥着抽打其中“抗拒改造的偷懒耍滑”分子，她们在全北京市第一个把校长（北京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校长卞仲云）打死。我想起来最心悸的是，那些穷凶极恶者不过是几个十四、五岁的女初中生。
再有的一点印象，就是在我们家里的破四旧、抄家。大哥当时年纪稍大一些，记得的多，有比较具体生动的记述。下次转载有关章节。）

抄 家——破四 旧（一)

我们住的昌堂门胡同紧邻东斜街，路北自东到西排着四个规模建制相仿的四合院。胡同不宽，听我大伯伯说，原来胡同的东西口各有一个牌楼，偶尔被车撞坏，西边的那个归我家修，东面的由一号院的那家修。后来车逐渐多了，胡同又窄，它们经常被撞坏，考虑到妨碍交通，就将那两个牌楼拆了。
小时候，父亲嘱咐我们最多的就是“不许上门口”。但胡同总是对我很有吸引力，一旦有焊洋铁壶的、磨剪子磨刀的、锔锅锔碗的在门口干活，幼小的我总是借机在旁边长时间地看着他们。有时吹糖人的，耍猴的来到胡同口，我就会不顾一切的跑出院子。我依稀记得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门洞里向大门口使劲扔了一块石头。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能有多大力气，但没想到正好扔到街上一个小孩的头上，将他打出血来。吓得我赶紧躲了起来。人家大人找上门来，我父亲下班后带他们去了医院。我姐姐当时不知听谁说的，在一旁给我施加压力：要是他得破伤风死了，就得把你抓走偿命。我记得那一夜都很晚了，我还吓得睡不着。
虽然紧邻东斜街，但我们属于另一个管片警察管（昌堂门属东口紧邻的西黄城根南街）。用别人的话说，我们的“管片儿”还不那么“缺”，或者说还没那么“勤快”，所以整条胡同还算安静。不过对于“四旧”我还是主动进行了一些清除。
昌堂门胡同4号的那座四合院，我奶奶带着我们的大家庭已经在那里住了数十年。我父亲就是在那个院里出生的，他对那院很有感情。我们家世代都是读书人，听我奶奶说，我爷爷的爷爷在祖籍是一位教书先生，年纪很轻就去世了。年轻守寡的曾曾祖母坚强地支撑着两个幼子苦读。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最终通过殿试考取了翰林，这就是我的曾祖父和他弟弟。从我爷爷参与筹建辅仁大学那时起，我家就定居到北京，一直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所以院子里的旧东西确实很多，可以说满院子都是“四旧”。
小时候，我们时常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旧东西，在院子里乱耍。记得有一次我翻出两个像炮筒子一样的铜管，比我还高。那东西下面粗一些，套着上面的一半，上下可以相对移动。我们拿着它玩打仗。后来我奶奶跟我说，那是喷水用的唧筒，把它插到水缸里，上下抽动，就可以将水喷出很高。过去夏天院里要搭凉棚，用它向棚上喷水。还有一次我翻出了一筐蛐蛐罐，还有好些养蛐蛐的杂物，其中有一种拇指粗的陶制小方管，一寸来长，两头空着，上面是能揭开的小盖，我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大伯告诉我，它是“过”蛐蛐用的。将蛐蛐赶进小管，用手指堵住两头，然后将蛐蛐移到其它罐里，好让它们斗。
家里最多的就是旧书，但都不是“闲书”。只是在我奶奶屋的一个犄角的书架上有一些我叔叔小时看过的旧武侠小说。我翻看过它们，写得荒诞怪异，粗制滥造，不合逻辑。我觉得它们是一些“糟粕”，属于应该“破”掉的“四旧”。
那天，跟奶奶商量过后，我把它们抱到院子中间，点起一把火来。火苗不大，但升起一柱浓烟。就在我的“革命行动”即将取得成果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干什么呢？”，我一楞，顺着声音抬头一看，房顶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人。
“烧旧书哦，破四旧”，我喃喃地回答。
“红卫兵！”他向别处招呼了一句，就下去了。
不一会儿，腾腾地从外面跑进来几个人，臂上都戴着红袖章。我一看，原来是附近街道小厂的工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一个长得很寒碜的年轻女工问。
“这些都是四旧，我要把它们都烧掉，”我说。
“你为什么现在才烧？”她紧跟着追问。
“这些东西要是我的，我早就全烧光了”，我实话实说。
她看了看我，语气缓和地说：“那注意别把他们的罪证给烧了。”然后这帮人就走了。看来，她不知道这个院子只住着我们一家人，她以为我是在进行“破”别人家“四旧”的革命行动。
不过，这也许是在向我们预示，家里的“四旧”想自己解决是不可能的，外人早晚会闯上门来。
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到父母在小声地商量什么。然后我见我妈从里屋出来，走到我们住的屋里，打开橱柜，又打开箱子，悄悄地收拾着一些东西。我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对。
果然，他们上班去不久，我父亲又返回来了。只不过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七八个学生。呼啦拉一帮人涌进院子，我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好像事先已有分工，我们几个孩子被招呼到一边，由两个人做思想工作。另一些人则开始翻腾，寻找“四旧”。
尾随着这几个大学红卫兵一起进来的，还有两个散兵游勇，一个小个，一个高一些，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年岁比我可能小一点。那高个的手里拿一把锋利的尖刀，不停地用它削着身边那颗柏树的树皮。他也许有些心虚，眼睛时不时地向我这边扫视。那小个子则钻进屋里，打开箱子一头扎了进去。
老实说，我对这两个散兵游勇是很担心的。我觉得大学生们毕竟受的教育多一些，从他们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语气看，一时还不至“出圈”。那两个坏小子就难说了，如果他们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的父亲，我该怎么办？我有一段时间很“淘”，在那一带的孩子中是“有头脸”的闹将。别看那小子带着尖刀，我也是有脾气的，一旦控制不住，后果真难以预料。
有一个老太太，可能是忍无可忍，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总之，据说一个小脚老太太，用菜刀砍伤了那些年轻气盛的到她家抄家的红卫兵。结果奄奄一息的老太太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后来我听说老太太被判处立即枪毙。审判她的法官是由那些“西纠”红卫兵们组成的。我们的团支书就是其中的一名大“法官”，他一直监督到行刑完毕。这事我就是听他说的，是他亲口向大家宣布的。
也许是气氛并没有哄起来，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势单力薄，那两个散兵游勇一直没敢太造次。一会儿，那个小个子出来向一个当头的大学生汇报说，他找到了两个空戒指盒，里面的东西不见了，一定是让人藏起来了。那个高个子于是提出建议，他再去叫几个人来，仔细搜查。他一招呼就能来一帮人。那个当头还犹豫着，这时另一个大学生过来，有些不满地对那当头的说：别再让外单位的人插手了，要不然越来越乱。于是当头的冲那两个散兵游勇摆了摆手：“不用了。你们也回去吧，我们能自己解决。”
那两个人走了我稍微松了口气。大学生们继续他们的“革命”工作。那时人们只看重金银珠宝，尤其是黄金。金条或金元宝最好，金戒指次之。对于字画古籍一类，“红五类”们当时还不太认。可能在他们眼里那些才是“四旧”，而真的“四旧”其实不是他们兴趣所在。
家里“隐藏着”黄金无疑是一项大罪。那些日子，有些被吓破胆的老实人开始偷偷地将自家的金银物件扔掉。淘粪工，开信箱的邮递员，都有拣到大量金条的。后来，已经过了很久，我在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小商店里，看到一个老售货员正神情激动地向人们讲述刚才那个小孩在“北海”里捞出一根金条的事。“他就把金条放在那个窗台上晾，”他一边比划着那金条的大小，一边说，“这下，这片房子等于是他的了。”
这些大学生们一直辛苦到快傍晚了。除了仔细翻遍了我家的几间屋，还去了我奶奶和大伯的屋里。本还想去我姑姑家，但被我姑姑据理挡住，她当时在新华社上班，“组织上”另有归属。
他们这一天的收获并不理想，虽然手里抱着一些东西，但他们真正想要的几乎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革命性”，他们在我家大门外张贴了一张大字报。“勒令”两个大黑字作为标题，下面的大意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某某某，现勒令将你家隐藏的反动物品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是要砸烂你的狗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这样的语言在当时司空见惯。
我记得，临走前他们还完成了最后一项“革命使命”，这就是将我家的帮工老文给“解放了”。
老文，我妈叫她文大姐，实际多大年龄我不知道，但看着挺苍老的。她就住在东斜街“一贯道”住的那个破杂院里。老文一点文化没有，自然没有工作。她丈夫好像也没有文化，而且头脑有点傻，可是有一些力气，能干一些壮工一类的工作。她家收入很少。由于我们父母都上班，我们都还不大，所以我家雇她白天帮我们做做饭，整理整理家务。她也很乐意，既不耽误她的事，还能有一笔对她很重要的收入。
老文有个儿子叫爱国，当时还没上小学。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会吃青菜，总是嚼两下就吐出来。老文说这是因为家里太穷，儿子幼小时家里只能拣一些人们扔掉的嚼不烂的菜帮给他吃，结果在他年幼的心里形成了“菜都是嚼嚼就吐”这样的概念。
我父亲付给了老文三个月工资后，红卫兵们对老文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没有必要在他家受气受累了，你从此解放了。显然，老文对于她的被“解放”不但不领情，而且很怨恨。但她什么也没敢表示，那天她也显得很紧张很害怕。我曾听她无意中透露过，在老家时，她家好像和地主沾点什么边，斗地主时给她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我看到了一篇记叙当年一些地方土改实情的文章。读完后，还真有点为她最终能活着来到北京落脚感到庆幸。
那些红卫兵们之所以收获不理想，可能与那天早上我父母采取的措施有关。家里确实有一些金银翠钻饰物，不多，都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如：父母的结婚钻戒，庆典饰物，或我们小时满月或周岁生日时，亲朋们送的吉祥物件等等。
那天早上，由于我父亲预感到学校的情况不对，我母亲于是将这些东西敛到一起，带着去上班了。当她下班回家时，那些红卫兵已经走了。我知道这一情况后觉得让母亲老带着它们终究不是事，我是长子，所以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保管吧。”
“你怎么保管？”他们问。
“我给它们藏起来。”
“怎么藏？”
“埋起来。埋到院子的墙角那儿。”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晚上，夜深人静时，我拿了个小铲，将那些东西放到一个铁盒子里，又将铁盒包好，一个人悄悄来到靠墙的花池边。在紧贴院墙的地方，向下挖了一个小坑，然后向墙的方向侧着掏洞，一直掏到墙底下。我把那小盒放进去，又把土重新填好，尽量不露痕迹，最后还浇了一些水，这下谁也看不出来了。
“就是他们找到了也不要紧，”我自作聪明地想，“他们怎么能分辨出到底是我家藏的，还是邻居那院的人藏的？”因为它正在院墙底下，在两个院的分界线上。
其实在埋那东西之前，我还藏了我奶奶的一样东西。那是一把腰刀，也可以称为宝刀。是我的太外公（我奶奶的父亲）清末在黑龙江巡抚任上，驯化了土匪张作霖部后，人家送给他的。那刀不到两尺长，刀柄是花纹包金，上面精心镶嵌着好多漂亮的红绿蓝宝石，刀壳也是同样讲究的装饰。那刀柄上有一个机关，一按，刀就从壳中弹出一两寸来，可以看到刀锋寒光闪闪。我早就见过它，非常喜欢，很想拿来玩玩，可我奶奶从来不让。这次我奶奶有些含糊了，虽然它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也过于锋利，可能犯避讳。那天红卫兵在她屋里只动了动表面，要是他们下一次翻箱倒柜，这东西可能要惹麻烦。于是我趁机把它要了过去，说我有办法处理它。
其实我也不知把它放在哪能不让人搜走。因为非常喜欢，最后我决定把它放在我睡觉的床屉边缘上，用褥子和床单将它盖住。

抄 家——破四旧（二）

那一天晚上我父亲可能没怎么睡，他去我奶奶那里安慰她到很晚。父亲很孝顺，也很有责任心。我爷爷去世很早，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爷爷。听我姑姑说，我父亲从小就勤奋严谨，20岁出头就已经读研究生了，同时他开始在师大附中任课教书。这么早就工作，就是为了挣钱贴补家用。
第二天早上，天还朦朦亮，父亲把我叫醒了。
“你把你奶奶给的那把刀放哪了？”他问。
“就在这儿，”我一翻身，掀开了褥子。
他看见后噗哧一笑，“这可不行，你也太胆大了。走，帮我把它搁到东屋的箱子里去。”
“那伙人要是再来，还不一翻就翻到了。”
“他们拿走就拿走，关键是别让它给自己惹事。那些人正想找茬儿呐，你让他们在咱们屋里翻出凶器，那不是自找倒霉吗。”
我还是不太甘心这刀让别人拿走，但也没办法，只好爬起来，跟着父亲去那间小东屋。
小东屋是一间储藏室，长年锁着没人进去。红卫兵来时也还没顾及到它。那里面东西堆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人站立的地方。一个挨着一个的旧箱子从地上摞到屋顶。箱子的缝隙中插放着各种杂物。屋里满是尘土，稍不小心就会蹭一身脏。这间屋里存放的东西不全是我家的，好多是亲戚们寄放到。就我所知，“火车婆婆”和“李爹爹”就有一些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火车婆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李爹爹”是她的丈夫。他们没有亲生儿女。很早以前他们住在我们隔壁的3号院。可能是日本人来之前，两人决定到武汉去住，就把3号院卖了。但他们没能把全部东西都带走，一些东西就存放在我们的小东屋里。大概在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后，也许是武汉的生活条件不行，他俩又回到北京来，就和我们住到一起。
李爹爹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在那儿和孙中山一起创立了同盟会，属于辛亥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他曾任孙的秘书长，好像主管过民国金融方面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常向火车婆婆要各种各样的外国硬币玩耍，那都是李爹爹主持民国制币工作时，收集到的各国的钱币样品。那时大大小小，各个国家，各种质地，各个年代的都有。现在看来很有收藏价值，可惜还在文革前它们就都叫这些小孩子们不知乱扔到哪去了。
我记得，他们来北京后李爹爹给宋庆龄写了封信。不久，来了两个人，再不久他就享受到了相当的待遇。他住下后曾从有关部门请过来几个人，从小东屋里搬出了一些箱子，里面全是书。那些人挑了大半天，把一些书分成几部分。第一天将最少的那部分带走了，但给的钱数之多让人感到吃惊。第二天，他们拿走的多了一些，可给的钱反而比第一天少了不少。第三天，全拿走了，给的钱比第二天还少。这也是这件事给年幼的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原因。
可惜李爹爹和我们一起住的时间不长就摔伤了腿骨，住了一段医院后竟然全身衰竭而去世了。火车婆婆则一直和我们生活到90多岁，寿终正寝。
进了小东屋后，我们也顾不上脏，费了好大劲搬下一个老式羊皮大箱子。那箱子上面原来还放着一个几乎和它一样大的“八音盒”，搬动时受到磕碰，里面的音乐叮叮咚咚地响起来，透过上面的玻璃盖，我看到里面那些小洋人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鼓，很是忙活。这“八音盒”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不能玩了，只是在受到震动时，偶尔能工作一下。这次它响起来，我真怕吵醒了在隔壁睡觉的表弟大伟。
父亲把那个大羊皮葙慢慢打开。我往里一看，“哦，原来这几把刀在这儿，”我心里暗暗念叨着。箱子里还有三把刀，有两把是民国初年军人着礼服时装饰用的佩刀。我在老照片上看见过，某人穿着元帅服，或者将军服，戴着高高的有一根羽毛的帽子，挎着一把细长的类似这样的佩刀。我不知道它们是那个亲戚前辈扔在我家的。小的时候我从旮旯里翻出过它们，挥舞着四处跑。后来让大人给没收了，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它们。
那两把刀纯粹是样子货。外表很漂亮，抽出一看，刀身是电镀的，根本没有刃。软塌塌的，一碰就弯，而且电镀层已经剥落。但那第三把刀就不同了，那是一把日本战刀，刀柄较长，两只手攥着富富有余。刀壳是金属银色的，刀身透着硬质钢的味道，一看就是一把可以上战场的武器。这把刀我也见过，但从来没碰过。这些刀的来历我不清楚，但从我父亲要将那把腰刀和它们放在一起看，它们并不直接是我家的物品。
我们这一家虽然世代读书不谙政事，但家族庞大，各种人物都有。从满清到民国，不乏一些显赫人物。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从老人们的谈话中，好像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这些民国大总统都能和我们家扯上关系。
家族人中也有在共产党里混成高干的。我的姑婆，就是我爷爷的妹妹，建国初期曾是周恩来的主要秘书（博主注：好像是总理外事办公室主任），还主管过“人民日报”（好像是任总编辑），在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听我姑姑说，这位姑婆曾给她们新华社的全体人员做过报告，她讲话精确干练，滔滔不绝，同时在台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只不过50年代这位姑婆就去世了，是自杀。因为一次车祸后脑子受到伤害，也可能是因为对50年代后期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失望（据后来的悼念文章称是对反右运动不理解）。“因为是自杀，追悼会的场面不够大，”我奶奶这样说。她破例赶去参加了那个追悼会。
还有一位叔公，我爷爷的弟弟，曾是当初在党内与范长江、邹韬奋齐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给自己取名叫羊枣。有过一部电视剧叫“羊枣之死”，说的就是他。
我那位姑婆叫杨刚，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老家湖北仙桃市（沔阳）的党委宣传部，为她编写了一部书以示缅怀，还专门送给我父亲两本。书名叫《金箭女神》（我看过那本书，还是邓颖超作的序）。那书为了塑造她从小就是一个反抗封建剥削家庭的英雄，竟然不顾事实地污蔑丑化她的父辈，我们的先人。这让我的父母看过后非常生气。（仙桃市现在还有一座以她名字命名的桥，叫“杨刚桥”）。
我不知道我父亲的那些红卫兵学生们以前是不是很勤快，这一次他们可是丝毫没有懈怠。那天早上，就在我和父亲将腰刀安置好后不久，父亲和母亲都还没去上班，他们就呼啦拉地又都来了。
也许是前一天收获不大让他们耿耿于怀，也许前一天他们实际只是侦察一下，想摸清情况。总之这一天来的人多多了，还带着铁锹和镐。看来是准备大干一番。从带着的锹镐来看，他们还真有学生身上的那种浪漫奇想：这老宅里一定存在着秘密的藏宝暗道和地窖。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我们屋，而首先是小东屋。他们先将那房子里的东西一一搬到院里，全部搬空后，有人拿着镐在屋里的砖地上咚咚地敲起来，看样子是想听听哪个地方声音发空。后来他们确定了大约一平方米大小的一块地面，把地砖一块块起开，就开始锹挖镐刨地干起来。
挖坑的那个学生穿着小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从脸上看他就像一个非常老实的青年农民，一句话不说，一镐一镐使劲地抡着，不一会脸上就渗出汗来。
其实，我倒是真的希望他们能挖出点什么来：一条暗道，很长，需要打着火把才能进去，它通到很深处的一个密室中，啊！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金银财宝，还有各种说不出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的东西还有魔力，可以点石成金……。我也是经常会涌出奇思异想的人，很希望能借此发现这个院子原始主人的某些秘密。
我想起，后来，伟大领袖提出“深挖洞，广集粮”时，街道要求每个院都挖一个防空洞避难用。我们院的那个半成品，就是我在探索地下秘密心理的驱动下搞的“杰作”。当时挖下两尺多深后，在土层下发现了一个青砖层，很是令我激动了一阵。起出砖后继续挖，无论多深再也一无所获。失去动力后，这个防空洞最终只是个半成品。有人说那层青砖是原来院子中间铺的甬道，我们现在这个院重新翻建时在原来的地基上垫了两尺厚的土，于是新地面比旧的高两尺。我不知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这些红卫兵的运气还不如后来的我，已经挖得挺深了，连块破砖头都没挖出来。院子里的其他人一直在清理搬出来的那些箱子和杂物，弄得满头满脸都是土。他们一件件的翻看，登记，在箱子上做标记。我在一旁也开了不少眼，有些东西我根本想象不出是干什么用的。那个装刀的箱子，当然也被他们打开了，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可能对他们来说稀奇的东西太多了。真正让他们特别关注的倒是几本满是尘土的英文杂志，可能是二战后的美国杂志。那上面有好多百老汇歌舞剧的大幅剧照，一些只穿着三角裤、长筒靴和胸罩的漂亮舞娘在大跳踢腿舞等等。他们围着翻看，“竟然有这么反动的杂志”，后面的人一边伸长脖子一边说。
当头儿的也跟着看了几眼，然后把大家驱散了。那几本书被扔到旁边的台阶上。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个瘦子，好像累了想休息一下，就又“无意中”坐到了杂志旁边，“无意中”将书碰翻打开，“无意中”盯看着那些剧照。我发现他是比较懒的一位，不愿踏实干活。为了不让别人指责，他拿着一根棍子，在院子里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因为院子整个地面都铺着砖，他可以四处游荡，给人的印象是他正在探查地下有无可疑处之。
这小子敲着敲着竟然离我埋那小盒的地方越来越近，最后还真敲到了墙边。不过他什么也没发现，他也根本没想发现什么。虽然他的手在不停地敲打，可从眼神看，他一直在想着其他事情。也许是仍在回味那些剧照。
小东屋的发掘看来是一无所获，他们转移到我奶奶卧室的床底下。这也是大学生都很富于想象力的表现。可能哪本书里提到过，老太太总是爱把重要东西埋在自己的床底下。
我奶奶那架几十年没有动过的带帐子的老铁床被搬开后，露出了床底下几十年都没动过的旧东西。我看到有一纸葙抗日战争时期的肥皂，都彻底干裂了。还看到很多老太太穿的小脚绣花鞋。我奶奶数十年来主持一个大家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动乱，一直很节俭。（我父亲也很节俭，上世纪80年代时还往往把用过的信封用水泡过以后打开、晾干，再翻过来粘上，寄信时再使用，说是物尽其用）。为应付可能的不测，好多有用没用的东西都保存着。已经锈了的成板的针，已经糟了的成轴的线，旧纽扣，旧梳子，旧雨伞，总之所有生活用品无论新旧她好像都准备着，这也给寻找值钱东西的红卫兵们出了很大难题。要想从各个柜橱、抽屉、架子、箱子中分辨并剔除那些不值钱的物品，真不是一件不需要专业知识的简单工作。
这伙人可能也意识到这点，在我奶奶床底下的掘宝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也以失败告终后，他们决定不再进行徒劳的挖掘、筛选工作，而是要采取最干脆利索办法：将他们认为重点有价值的东西，一股脑地全部装葙拉走。
满满地装了一辆卡车后，仍有大量的东西无处放。好在他们早有准备，一些事先盖好印章的封条贴倒了那些拿不走的箱子上。同时他们还封了写字台的抽屉，五斗橱的柜门和储藏室的屋门等。隔了两天，那卡车没忘记再次光临，上次已经贴了封条没搬走的箱子陆续被搬到车上。写字台和五斗橱倒没人再去管。
我家“破四旧”的“革命事业”，在这些红卫兵大学生们的无私协助下，就此基本告一段落。当然也许还不够彻底，之后，红卫兵中学生们又来了一次。那是我们班里的几位“红五类”，他们只待了很短的时间，“要”走了我们家所有的相册和影集等。
相比起在东斜街“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们，到我们家的这些红卫兵“革命性”要差一些。他们竟然没搞批斗、殴打、辱骂，最多只是有些不客气；也没有当场砸毁、破坏、焚烧，不过是全部搬走；最后还“温良恭俭让”地开具了一张“共清走56箱四旧物品”的收据。这一切与伟大领袖所教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烈的行动”差距比较大。

破 四 旧 的 成 果

如果把“文革”仅看作是一次激烈的党内斗争，或者“十年动乱”，未免自欺欺人。那些文革发动者们所鼓吹的要消灭一切其他文化的“文化”，并不能自然消亡。当所有传统的、人性的、心灵的东西都退位后，它的长大就不再有什么阻力。

67年的一天，吴景瑞到家里找我，“走，快走，看展览去。”
“什么展览？”
“抄家展览，就在展览馆，”他说。
我倒是听说了动物园旁边的展览馆正在举办一个“破四旧成果展”。
“我刚从那儿回来，感慨颇深，”他笑着说。
“竟然还有让你感慨的东西？”我不相信地问。
“我发现了自己一项以前不知道的嗜好。”他说，“原来，从我的性格看，我很适合收藏钻石和宝石。”
“是吗，您还适合收藏什么？”
“金砖和金条，不过它们太沉，不如翡翠和钻石。”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怎么满嘴的胡言乱语。”
“得了，快走吧，你也受受刺激去。”说着就动手拉我。
那个展览清楚地告诉人们，所谓“破四旧”，其最大“成果”就是将民间“散落”的硬通货和好东西尽可能“集中”到一起了。也许展馆里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但真正被围的水泄不通的是那几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展台。人们一生中也从未亲眼见过堆成小山一样的黄金：金条、金砖、金饰品，全都是“新”的，发着诱人光芒。那个同样高的小山，是由各种珍宝组成的，戒指、手镯、挂坠，每一件都那么诱人，外行也忍不住想拿在手里，细细的品味把玩。怪不得吴景瑞说想要收藏它们呢。
“党中央和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东西是‘四旧’，”吴景瑞坐在展馆外的长条凳上跟我说，“我查了马列著作，也没有找到说黄金是‘四旧’的论述。他们打着‘破四旧’的幌子，光抄人家这些东西是不是违法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问。
“我要是从中拿点走，是不是也没错。”
我看着他止不住要笑出声来，“没错，太没错了。你拿去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别介，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得了，甭管您有多么强大的理论作为后盾，我还是觉得您这是把我往监狱领。”
“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你没注意屋里的通风道吧，”他开始向我介绍他筹划好的计划。这计划很像从哪本侦探小说中抄下来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大盗们往往事先已经有了一张目标建筑物的内部蓝图，而他只是想象那里有一条能让他钻过去的不被人注意的通道。
“行了。你还不如自己找块大石头，趁晚上没人把那块大玻璃砸了，”我用手指了指椅子对面的大窗户，“然后冲进去，抓一把就跑，跑得越快越好。我觉得这比你的计划强多了。”我一边站起来准备回家一边说。
吴景瑞是我同班同学中很有特色的一个，也是唯一至今下落不明的一个。他给人总的印象是邋里邋遢，不仅是衣冠不整，鼻子里好像老是有两筒鼻涕，要不时地吸一吸，好将露出头的鼻涕吸回去。他的眼睛和牙微微外努，头发偏稀偏黄，扎楞着。我们都叫他吴毛子，这倒不是因为他头发少，可能是因为他的小名叫毛子，他弟弟的小名就叫毛弟。
他爱看大部头的书，什么马列全集，鲁迅全集之类，也爱就此写一点什么。他还爱下棋，有一次李宝臣跟我说，吴毛子跟他下围棋时，乘他不注意，在他那片棋的眼里放了一子，然后再走时，就将他那片活棋提走了，因为他那片棋只有两个眼，弄得他不知说什么好。
为了表示对遇罗克和牟志京他们的不份儿，吴毛子曾撺掇我们的报纸发表一篇比“出身论”观点更完善的文章，这就是那篇“论出身”。文章的后半部分是他执笔写的，不少人觉得很棒，但老实说，当时我就不认为它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吴毛子是富于行动的人，我们班最早到外地“串连”的就是他和张育海。66年8月初，有一个李贵子事件。好像是兰州那边有某个大学的领导叫李贵子，文革刚开始时他“镇压”过学生。后来“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句主席语录传到了那边，学生们反过来开始“镇压”他，他于是溜了。有人说他跑到了北京。那些天北京满大街都是抓他的通缉令，王府井大街一天能抓好几十个“李贵子”。这事后来演变成对兰州那边学生们的声援，更有激进者要亲赴兰州参战，吴景瑞、沈大伟和张育海三人不知怎么挤进了这帮人中间。
到兰州后不久，吴就和他们两人分手，开始单独闯荡。一个多月后“大串联”开始。有同学碰到他，他掏出一把大电工刀和一盒蛇药跟人说，他要穿过原始森林到越南去“抗美援越”，如果被毒蛇咬伤，他要用刀子割开伤口放血，同时将蛇药放到嘴里去，他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着。别人都饶有兴趣地听着，认为他是在跟大伙讲故事。
但一个多月后，他被有关方面从越南遣送回来了。“我还是要出去，”他说，“在友谊关学习班时，有一个中央文件，第一句话就是说：小将们积极支援世界革命，热心抗美援越的精神是好的。”不久，我就又听说，北京站的保卫部门给学校打电话，让学校给他领了回来。因为有人在停着的国际列车旁边发现了他，他身上还带着扳子钳子等工具。
吴景瑞好些事愿意找到我，其实我并不是富于行动的人，我更喜欢坐着思考，解各种数学物理难题。那次西单商场武斗，也是他拉着我到现场的。我们开始站在马路对面观看，根本什么也看不到，跟想象的场面完全两样。对面的商场门窗紧闭，静悄悄的，偶尔能看到楼顶有一两个游动的身影。后来商场的门开了一个缝，几个人跑出来，过了马路直奔我们旁边的体育用品商店。他们拼命地摇那紧闭的店门，最后有人给他们打开了，几个人鱼贯而入。不一会儿他们一人拿着一支气枪出来，又跑回对面的西单商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吴景瑞竟然迅速启动，紧跟在他们身后也挤了进去。
第二天，我上学骑车走到西什库，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吴景瑞。他在14路汽车上，露出半个脑袋。我发现他的一只眼睛上缠着绷带。原来，他冲进商场后就上了楼顶，到了最前沿阵地，双方拿着气枪互射。他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没想到对方净是一些复员军人，枪法很准。没过多一会儿，一颗气枪子弹打进了他的下眼窝，他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好在子弹进了眼窝后向下走，没伤到眼球，只是他那只眼睛的瞳孔不会缩小了。“看来我以后更适合夜间活动了，”他让人们仔细盯看他的眼睛，以便证明他说的没错。
吴景瑞说他愿意找我是觉得我胆大，我不知这是从何谈起的。也许是有一次他求我和沈大伟帮助他爬到他家的楼顶上，具体办什么事情我忘了。他家的楼有五六层高，楼顶是斜坡的，坡度不小，要从外墙抓着简易的镶在墙里的钢筋蹬梯爬上去，他挺打怵的。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去后，又顺坡爬到最高处的屋脊。等到该下来时才发现，事情还要复杂。梯子口在房檐处，天已经黑了，从高高的房脊顺着很斜的光溜的瓦坡走到房顶的最边缘，看着就让人发虚发软。但没有退路，我只好硬着头皮弯着腰，一步一步向最边处走去。他在后面直喊：你可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看到我顺利到达梯口，他俩才坐着一点一点地蹭着向下挪，费了好长时间才下到地面。如今想起这事，我心里还有些发虚。
就我的观察吴景瑞没能“分享”到对钻石等的“收藏”。但他是否曾将计划付诸行动我就不知道了，从他的性格看，他是不轻言放弃的，尽管大多数都不成功。
和吴景瑞持有相同的理论，想要“分享”抄家成果的人可能不是个别。后来，我父亲得到“平反”，“落实政策”时发还的箱子很多都被人撬开或毁坏，好多物品不知去向。为了显示负责，他们从“无主的”物品中拨出若干件，给予了象征性补偿。没想到竟然还有很多“无主的”东西。
政策落实了，东西发还了，但是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没有了。那个储藏物品的小东屋，已经成了我和弟弟的住房。我奶奶住的五间北房被一分为二，有一半让给了我父母。另一间储藏室――门房，住上了大伟和他弟弟。按政策规定，需要我们发挥共产主义精神，自己挤一挤，让出一部分空间给没什么地方住的几家“红五类”。
好多大箱子临时摆在院子里，从文物商店请来的收购人员来过四五次，他们看上眼的东西都收走了，剩下的东西简单盖盖只好任凭风吹日晒。好多字画、拓片和老玩意，一些同学、朋友看着挺欣赏，我就任他们拿去，因为扔在院里没人管的还很多。后来，过了好多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刘大蒙带着一个在荣宝斋工作多年的老朋友到我家，他发现了几本线装的旧书，就饶有兴趣的翻看起来。我再次碰到刘大蒙后他跟我说，那人说了，他看见的那几本书比你们全部家当都值钱。我听了有些吃惊。要知道这都是文物商店几经筛选，最后不要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在整理我奶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旧收据，是当初文物商店开的收据之一。上面列了很多东西，只记得有：明某某手卷、清某某册页、乾隆珐琅瓶、嘉庆粉彩罐、髹金弥勒等等十几项，但收购金额超过100元的几乎没有。有一个叫李铀的朋友看到这张收据后说：“这不是白抢吗，哪叫收购。”他对文物字画等有相当的研究。
顺便还要说一下我们班红卫兵拿走的那几本相册。后来我自己把它们拿了回来，是有人在学校生物教研室的里屋发现后告诉我的。当时我们班同学已经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有一个叫“长征”的占据了生物教研室。我把它们取走后，听说有“老兵”在背后议论这是否属于“还乡团”行为。但那时他也只能在背后偷偷议论，找不到什么市场了。
那几本相册从我们出生开始，逐年记录了我家的变化和我们的生长历程，很有纪念意义，我至今保存着。我父亲也很重视它们，拿回家里后他继续向里面增加内容。一次他跟我说，就是缺66年的，家里人一张照片也没有。我忽然记起66年底，在我们战斗队的屋子里，沈大智曾给我们照过几张相片。一张是我和张育海的合影，他带着个大帽子弯腰从背后扶着我的肩膀，很滑稽；另一张是我手中托着一个骷髅的照片；那时很淘气，从不知谁从生物实验室找来一个骷髅模型，大家都举着他照相。照片挺模糊的，但也只有它们能填补年代的空白了。
我们院子自从搬进其他人家后，就开始变样了。前后院隔断的红色板墙拆了；院子中央挖了个“防空”用的大坑，后来填上炉灰和土，种上了老玉米；杂物越来越多地堆放在空地上；各种自盖的小厨房逐渐出现；原来的四合院开始向大杂院变迁。
我家原来的四合院，房子虽然很老了，但整个院子宽大方正很有格局。我总忘不了小的时候，那些爬满窗台深蓝色的牵牛花，那些挂满棚架随风摇摆的长丝瓜；夏天烈日下，扑蝴蝶抄蜻蜓的孩子们挥舞着网子在花池旁吵吵闹闹；秋夜凉风中，逮蛐蛐捉油葫芦的矮小身影在墙角处不停晃动；暴雨过后，如同小河一样的积水上漂着幼稚的纸船；一场大雪，满身银装的翠柏树下总会立着可笑的雪人。这是典型的北京传统民居，里面住着典型的拥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家。这里面当然包含着一种文化，一种可以追朔久远的文化。而“文革”，这个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所要破坏的正是文化。
如果把“文革”仅看作是一次激烈的党内斗争，或者“十年动乱”，未免自欺欺人。那些文革发动者们所鼓吹的要消灭一切其他文化的“文化”，并不能自然消亡。当所有传统的、人性的、心灵的东西都退位后，它的长大就不再有什么阻力。也许这朵奇芭开始绽放了：取巧、作弊、骗人越来越成为知识精英和莘莘学子们可以接受的主要价值；造假、行贿、没有诚信就要变成商家们普遍的经营理念；凭空制造信用成了金融界重要的运转法宝；而牺牲环境，滥用资源几乎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切追根朔源，都有着明显的文化印记，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绕了几个弯子后，又把最最基本的“八荣八耻”谱成曲子，高声咏唱呢。只是这时再吟唱可能声调显得细了一些、弱了一些。

《只 把 春 来 报》（一）
（注：这是几个当时的中学生办文革小报的经历）

串联回到北京后，我发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大家逐渐了解到原来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而前一段闹得很凶的“血统论”竟然就是那条“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于是学校里非红卫兵的“战斗队”一个个出现，而当初盘踞在学校的老红卫兵们则一时不知躲到了哪里。
“血统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上勾，据说和一个叫谭力夫的人关系密切。这位同志其实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胡同东口稍一拐就是他家。他们家老头儿可能是公检法系统的一个老干部，因为他们住的院子原来是公安部的宿舍。那时住在这院的一个小孩曾跟我们很要好，常常一起玩耍。有一次，那小孩的父亲心情不错，决定让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孩子“学学打枪”。他取出一支小口径步枪交给他，并指了指远处院子角落的一个大土块，那大孩子还真一枪就将土块击碎了。别的小孩也想试试，但他父亲没有同意，他怕出危险。那小孩说他家里还藏有几把手枪，但我们没见过。他们搬走后，谭力夫家搬了进来，是独家占据了那个院子，看来级别比以前的人家高不少。
谭家老头儿后来也“倒霉”了，他家门口也曾贴过一张和我家类似的“勒令”大字报。老头儿其实很低调，我们常看见他出来买东西或办什么事，微驼着背默默地走着，像个普通老者，唯一不同的是后面总有老太太跟着。
谭力夫比他的弟弟妹妹们大挺多，相貌差异也较明显，可能不是同一母亲所生。他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北工大”是北京市办的一所大学，那时成立的时间还不长，里面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太好但是成绩很好的学生，还有一些出身很好但成绩不行的学生。要是成绩还行，出身又硬，往往就去清华、北大了。
谭力夫可能属于后者，因此他文革初期在一次发言中称北工大是“黑窝”，可能是他感觉那些成绩好但出身不如他的人在某些方面压过了他，因此他的发言带有浓重的血统论的味道。谭在发言时竭力模仿那些常作报告的大人物，口气挺大，还没忘记在说话时引述一些首长说过的只言片语，例如“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等等，他觉得这样能让他显得更有水平。他的发言可能很对一些人的胃口，于是被记录下来，油印成材料，广为散发。当时的影响竟然不小，也许是因为他的名字起的不错，最后甚至有材料说谭力夫是某中央首长，这是首长的一篇重要讲话。
他之所以让自己成了送上门的替罪羊，问题可能出在那些想起拔高作用的引述上：正如少奇同志所说……，他绝没想到那位“少奇同志”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司令。他因此而被中央文革点名并被关押起来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的战斗队占据的是原来的体育教研室，旁边是吴景瑞先期占据的“鲁迅公社”。他那时总是披着一件破呢子大衣在屋里踱来踱去，构思他的文章。当时这些战斗队的“工作”就是写一些模仿鲁迅杂文风格的“大批判”稿，写成后用大字报贴出去或刻在蜡纸上油印成“材料”发出去。
记得串联后刚回到学校时，“老红卫兵”们基本见不到了。只有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小子，骑一辆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摩托车，时常在学校里盘来盘去，很是扎眼。于是有大字报开始指责他。谁想他不识趣，回了一张大字报进行狡辩，说这是在为“世界革命”进行锻炼云云，于是引来众多讽刺挖苦文章。其中有一张署名“敌敌畏战斗队”的大字报就是我们贴的。我们战斗队当时的名字是“敌敌畏第五纵队”，起这个名字主要是想不落俗套，离那些“革命圣地”、“伟人诗词”等等远一点。可能也反映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还不够“正统”。
我们的战斗队，我记得除了有李宝臣、张育海、沈大伟、刘大蒙等人外，沈大智也可以算一个，他当时的主张是：与其打那些无聊的嘴仗，还不如关心一下红卫兵抄家时那些“不义之财”的去向归属问题。现在看来他的主张可能也算是有远见的。
沈大智是沈大伟的弟弟，初中时也在四中上学，但考高中时他滑落到他二姐当副校长的北京三中。他对那位同父异母的二姐“意见”很大，说她经常“大义灭亲”，让他在众人面前丢失颜面。更重要的是当初他二姐“追求进步”，撺掇父母，结果他父亲参加了香港的所谓“两航起义”，回到大陆不久就去世了，致使他家的境况一落千丈。
沈家这两个兄弟差异很大，沈大伟属于“三好学生”类型，沈大智则是不折不扣的“玩儿将”。关于“玩儿”他可以说知识丰富，也很有品味。他知道怎么叫“洋”怎么叫“土”，怎么算“雅”怎么算“俗”；对于那个时代一般人所向往的“几大件”耐用消费品，由他嘴里说出就成了：瑞士的“劳力士”、英国的“凤头”、美国的“胜家”、德国的“莱卡”、荷兰的“菲利普”等等，让听的人目瞪口呆，自愧弗如；他敢于一个人进入高级饭馆坐在那里欣然点菜，他还敢在高级的商店里让售货员拿出高档商品供他“试试”，这都是一般十来岁的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然，从外表上看他显得比一般的孩子大不少，这也许与他的脸比较宽大有关，也与他自己很注意摆出一副成人的样子有关。他跟我说过，还在小的时候，有几个小孩在路边打架，见他走过来，有一个孩子大喊了一声：“大人来了！”，别的小孩就都慌忙跑开了。他说，当时被当成大人的那种感觉真是妙极了。从那时开始，他就处处注意模仿大人的样子。
但那时他的实际年龄仍不过是十几岁，在那种封闭的时代，他这种年纪能有这种“水平”，跟他大哥沈大衡的言传身教分不开。而沈大衡又是由于受到了他那些华侨密友的影响。据说他是当时唯一打扮成华侨而让外人辨不出真伪的人。六十年代初有一大批华侨青年涌入首都北京，被安排进各中学读书。“十三中这个好学校后来臭了，就是让这帮华侨给搞的，”沈大衡的母亲曾非常无奈地说。
沈大智的那种“公子气质”对一些人来说很有魅力，因此各色人等均与其交往，这也导致他后来被牵涉到一桩“青年革命党”的案子中。据说他是党里内定的“国防部长”。我当时听到后就知道这肯定是个冤案，这是对沈大智这帮人一点都不了解的结果。但沈却为此而被关押了近三年。
出来后他跟我说了事情的原委：他认识的某一伙人，有一次撬开了一个新华社驻外记者的家，抄走了几件值钱的东西，结果叫人抓住，都判了刑。其中一个叫小海的，在立功减刑的号召下，跟狱警汇报说他认识的几个人都有重要政治问题，时常聚在一起骂领袖和首长，针砭时弊，发泄不满等等。结果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局中想立大功的人的重视，因为牵涉其中有个叫孙立凡的人是某知名大右派非婚生的公子。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抓了进来，审来审去结果审出了个“青年革命党”来。但子虚乌有的事情毕竟难于自圆其说，相互矛盾的口供太多，结果两年多都无法结案。最终最不像政治犯的几个人先被释放了，这其中就有沈大智。
但沈并没有吸取胡乱结交三教九流朋友的教训，出来不久就又牵涉到一位“狱友”的刑事案中，结果被狠狠“教训”了一下，判了五年劳改。算起来风华正茂的年岁被监禁八年，真是很不幸。后来他跟我说他也得到了“平反”，公安局赔了他150元，算是补偿他八年的损失。那个时候，有粮票的话，每天吃一个烧饼，这笔钱大概能够坚持七年。

《只 把 春 来 报》（二）

（但对于那些热心的“积极参与者们”来说，其“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的地位难免要时常变换。也许正是这种反复，教育了群众，也使文革前一些真正持有“正统信仰”的“革命者”，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不再信仰任何东西。看来这种“运动”群众的技巧尽管高明，但也很可能和魏忠贤之辈在决心自我阉割前的思考深度差不多，因为它所破坏的其实是自己的根基，只不过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破坏根基的恶果才会显现出来。按说有智慧有良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贻害自己后任的手法，但也不一定，因为伟大的导师早就教导过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蔫了”的老红卫兵开始复苏。一天张育海拿回一张广告传单，那上面说有一个叫“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正式成立了，号召其他老红卫兵组织和他们联系以便联合行动。为首的一个人叫做什么“宛平”，跟卢沟桥旁的地名一样。
“这就叫‘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张育海说，“不行，咱们得跟他们联系联系，我写一封信敦促他们解散。”接着他就动手写起来。“宛平先生大鉴……惊悉贵会成立……尚未解散……鄙人以为……”他一边写一边念。
“不行，不行！”沈大伟在一旁说，“这叫什么呀，‘惊悉贵会成立，尚未解散’，哪有这么写的，不合逻辑。”
“对他们就得这样不合逻辑，这叫直入主题。”张育海辩驳说。实际他是想模仿那种半文半白的文体，但一时又攒不好。最终他的信没有写成，不过那一段时间我们战斗队的行动好像有了目标，就是想法与这个叫做“联动”的组织对着干。
他们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大会时，我们赶去参加辩论。张育海挤到台上刚喊了两句，就被推到一边，他说好像有人踹了他一脚。这伙人“冲”公安部时，我们也跟到公安部的门口，在那里“阻止”他们，逆着他们起哄。李宝臣后来跟我说，他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围观时，看见我正在跟人家辩论，指手画脚的很是投入。但我已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回事了，也想不起那时自己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对“联动”那次在北展剧场里开的大会倒是还有一点印象。在得知他们要开会的消息后，我们立刻赶了过去。离剧场还有一段距离时，就已经能看见好些穿着军装或披着军大衣的“联动份子”，在那个苏俄风格的圆形屋顶上面晃来晃去。进到会场里面，我看到主席台上满是人，台下也一堆一堆的随随便便，很像电影里俄国“十月革命”时那些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会场。除了身穿黄绿军装的之外，也可以看见好多普通装束的，这些人大体上是“坚定的”造反派，或者是关心运动发展趋势的“革命小将”。我恰好遇见了几个初中的同班同学，他们说他们哪一派都不属于，但是是有倾向性的。
一个身穿将校呢带有口音的瘦子当时正在台上发言。他口齿不是很清晰，罗里罗嗦地介绍着广州的“老干部”们如何受到揪斗，如何受到虐待，造反派们如何无礼，如何可恨等等。他刚说完，一个没穿军装的学生就挤了过去，对着话筒说：“刚才这位广州的同学是在‘保’华南局的走资派！”“喔——”下面一声长长的起哄声。接着他开始继续发表他的看法。
这时，我听到站在我前面那两个穿军大衣的人在议论，“这小子不是咱们学校的吗？他们家好像被抄过，”那个剃平头的说。
“好像是，”另一个点了点头。
那个平头立刻激动起来，“嘿！”他冲台上大吼一声，“你们家是因为什么被抄的？”一下子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转向这里，但人们并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
“你们家是因为什么被抄的？你们家是因为什么被抄的？”这时那两个人一起喊起来，并向主席台走去。
大家都听清了，目光转而移向台上那人。那位同学很不简单，不慌不忙地冲着他俩拖着长声说：“这件事早就平反了，你们没看见平反的大字报吗？”然后就继续他的发言。但从这时开始台上逐渐乱了起来。
还要说说张育海，他早就上了主席台，可能是想说点什么，但这场面让他有点紧张，而且也一直没能等到好机会。台上有些混乱后，他鼓足勇气趁机挤到话筒边，但才说了两句话，还不得要领，就被人撞到了一边。“好像有人踹了我一脚，”他事后说。
会议过了一大半时，忽然我感觉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了我身后。我回过头来，看到有几位带着领章帽徽的现役军官走了进来。他们默不作声，找了几个空位子就坐了下去。
“看，上面终于来人了，”有人悄悄地说，“和中央对抗，那帮小子也太猖狂了，有他们好瞧的。”
这时台上正有一个人在讲话，他并没有因为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而有所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他抱怨说现在学校里“地主狗崽子”正在翻天，而公安部却要抓他们的人。话里话外他表现着对中央文革的不满，不停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鸣冤叫屈。我回头看了看那几个现役军官，觉得他们一定不能他们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犯上作乱。但我发现自己实在太幼稚，那几个人不但没有愤怒的表示，眼睛里反而是赞许的目光，有人微笑着，似乎还想鼓两下掌。
事后我明白了，“联动”们的胆子之所以比一般群众大一些，敢于对抗在一般人心目中非常神圣的党中央，很可能是有另一些手操控的结果。那个时候正是所谓“二月逆流”涌起的时期，好像是十八位老帅和副总理一起“大闹怀仁堂”。如果想让下面群众配合一下的话，他们能够“运动”的群众大概只有像“联动”这样的组织了。这些“群众”在“破四旧”时都是响当当的闯将，现在则一个个成了可耻的“替罪羊”，心里肯定都窝着一把火。且不用说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运动”他们还能“运动”谁呢。我在街头看见过他们贴的小传单，我记得其中有一首打油诗写道：“遥忆当初送‘战果’，江青阿姨真爱我，且看如今送果人，带着手铐把牢坐。”看到后我哈哈大笑。我妈听到后说：这些孩子其实也挺可怜的。
我印象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好像有一段时间还挺“深入”。学校里派进了军队来搞“军训”，负责我们班的指导员在讲话中对前一段那些“老红卫兵”的过分行径进行了斥责：“整人的黑材料都要交出来销毁！”听说有的学校的“红卫兵”还写了悔过的血书，向被整的同学道歉。那位指导员在批判“血统论”时，用浓重的口音引用某位首长的话：“竟然搞什么‘龙胜窿，奉绳奉，捞书生儿大敌洞’（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些封建腐朽的东西。”
当时的目的好像是要结束同学中的分裂，最后实现“大联合”。但对于那些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的人，则要根据其认识的程度，来决定是否将他们“联合”进“革命队伍中”来。对此班里一些温和的人提出了大联合的主张，认为所有的同学，不究以往，都应该联合进来。他们这样提可能是不想再有整人的事出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想将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他们也顺利“联合”进来。因为听说上面不让“联合”他们，说他们的行动诡秘，搞的事情遮遮掩掩说不清楚。但后来，这种最初看起来很郑重的“大联合”，结果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也许“文革”的发动者们一直在按照自己伟大的战略部署行事：一个时期“发动”一部分人达到一定的目的，再一个时期“发动”另一部分人达到另一个目标，再下一个时期又“发动”一批人，然后又换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对象”，……如此反反复复，“运动”群众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
但对于那些热心的“积极参与者们”来说，其“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的地位难免要时常变换。也许正是这种反复，教育了群众，也使文革前一些真正持有“正统信仰”的“革命者”，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不再信仰任何东西。看来这种“运动”群众的技巧尽管高明，但也很可能和魏忠贤之辈在决心自我阉割前的思考深度差不多，因为它所破坏的其实是自己的根基，只不过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破坏根基的恶果才会显现出来。按说有智慧有良知的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贻害自己后任的手法，但也不一定，因为伟大的导师早就教导过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可能就是按照伟大的战略部署，在“红八月”以后上演的第一次反复。对前一段“血统论”叫嚣的清算，对以往“十七年”文教、宣传、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以及人们亲眼见到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恶政推行者”最终“罪有应得”的下场，这些表面现象一时间让某些年轻人产生了错觉，认为文革也许真的是要彻底解决多年来存在于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不公，真的是想来一次彻底的革命，铲除坏人，使我们回归到正常的社会。于是他们把自己多年潜心钻研马、恩、列、斯著述的心得和独立思考的结果写了出来，希望能够启发大家，并获得认同。这其中就有遇罗克和他写的“出身论”。
我曾在街头看过张贴的油印“出身论”，当时印象挺深，但并没认为有什么太过张狂的东西。因为那时还有更激进的，例如，有人提出过要通过文革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说这也是来源于马克思对“革命”含义的解释等等。我想，“出身论”之所以后来影响较大，可能要归功于我们班同学牟志京、王建复，他们将它刊登在自己创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当然“出身论”本身涉及的问题在当时正处于热点，文章中独立思考，能够给人启发的东西很多，也是它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
我一直认为，这些文章不过是针对一些社会弊端，寻求在体制内解决某些问题的一种诉求。他们并没有脱离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绝大多数人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文章存在。但二十几岁的遇罗克竟因此而被最高当局枪决。作为泱泱大国的决策者心胸竟如此狭窄，其质量（？）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想到我见过的一个没出息少教养的小孩，他常会用他的脏手捂着口袋大喊：“他要抢我的糖！”让周围的人感到挺莫名其妙。

《只 把 春 来 报》（三）

（“北京图书馆”在我们的报出版后曾致函我们，要求我们每期送去一部分供他们收藏。有感兴趣者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里可能还能查到它们。）

一天，我们从外面回到自己战斗队的小屋，旁边战斗队的那两个初中小孩走过来说：“刚才有一个人来你们这儿，说是要找沈二荣，让你们和他联系。”他们还描述了那人的相貌。大家想了半天，忽然沈大伟说：“哦，我知道了，是董永林。”董永林是沈大伟的哥哥沈大衡的同学，因为沈大伟排行老二，所以大衡的同学都叫他二衡。那小同学听错了发音以为是二荣。
董永林，就我所知很喜好功夫，摔跤打拳很是在行，讲起来头头是道，他姑夫曾得过全国拳击冠军。但他更喜好书法，尤其善于模仿别人签字。前些年，有台湾电视人来拍摄“大陆奇人”专辑，他们特别拍摄了董永林现场模仿别人写字的情景。
董永林告诉我们，他和南口农场的几个“哥们儿”成立了一个造反战斗队，他们也可以算是“知青”所以将总部设在了农垦部大楼里。但他们觉得缺少“笔杆子”，因此想和我们联合搞一些事情。当时我们正筹划办一张报纸，只是没有经费，而他们倒好像能有一些办法。
自从牟志京他们的报纸成功后，好些人对办小报都很感兴趣，我们班的同学好像前后办了三、四种，但能出版到五六期的可能也就我们和牟志京他们。
不久那几个哥们儿还真搞到了一张支票。是他们到农场总部造反“造”来的。“……后来大伙儿差点揍那个女会计，给她吓得够呛，”其中一个哥们儿捂着嘴小声跟我说。看来他们真费了不小功夫。但之后没两天，这几个人就被勒令回去上班。不过支票他们却不甘心交回，很大方地送给了我们，“你们自己办报用吧，”他们说。大概过了将近一年，那位女会计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找到我们，我们将花去的钱如数归还给她后，她如释重负，很是高兴。
有了钱，我们又通过沈大智的朋友“老罗锅”找了一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介绍信，这下就可以正式进入办报纸的程序了。“三司”是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当时最“红”的造反组织，我估计它实际并没有附设“中学中专部”这个机构，是“老罗锅”他们自攒的，但我们有盖着它的章的介绍信这就足够了。
那天早上，我和沈大智各蹬一辆三轮车，与“敌敌畏第五纵队”的那帮战友一起来到六部口的纸张批发店。我们算好了，这次买的纸还真不少，必须用三轮车才能运回去。那个时候纸有些紧张，因为大字报大标语太多了。据说捡烂纸的孩子们都发了财，他们很轻易就能成卷地从墙上揭下厚厚的废纸。在我们前面也有两个人想用现金买一些纸写大字报和油印材料用，但很快就被打发走了，两人只好空手而归。
轮到我们把支票和介绍信递了过去，那人看了一会儿说：“这支票已经不能用了吧?”
“当然能用！”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支票，对其中的规定一无所知。
“你们是想印报纸——想买多少令啊？”他问，看来他是同意了。“令”是一种单位，大概一令有500大张，这是我不久前才知道的。
“40令，”我说。
“先给20令吧，”接着他开始动手开票。
我原以为跟买一般东西一样，交了钱就可以拿到货，谁想还得自己凭票到库里去提，而库房在广安门外，离这里还有十好几里路呢。没办法，只好继续蹬那辆旧三轮。
提到纸后我的三轮车蹬得飞快，张育海在旁边骑着自行车，不时挥手驱赶四周的人，他知道我其实是刚学会蹬三轮的，头一天还差点撞到马路牙子上。
我小时候在胡同里曾偷偷骑过三轮车，旁边有人看见后还曾为我的精彩表现叫好。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再去骑三轮车反而控制不住了。原来，自行车必须根据身体倾斜情况来调整车把方向；而骑三轮车时，不论你的身体倾斜到何种程度，车把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对准你想去的方向。那次差点撞上马路牙子，就是因为地不平，身子歪了后习惯性地转了车把。
就这样从广安门外到西四缸瓦市，两腿酸胀，那宝贵的20令纸终于运到了沈大伟家，我们的“临时纸库”就设在他的卧室里。
我们的报纸是在“人教社”印刷厂里印的，但我们找的第一家印刷厂是离“临时纸库”最近的解放军报社，它就在平安里，好像也叫1201厂。在那里我们被干脆拒绝了，但却没什么太大的挫折感。负责接待的那位军官拿出了一份计划单给我们，那是一些表格，上面按照不同的军区兵种等等密密麻麻地罗列出了不同的数字。他说这可是绝对保密的，那些数字就是他们必须要印刷的“毛选”数量。怕我们不懂，他继续解释到：“毛选”是每位战士要人手一册的，通过书的数量就能看出各地军队的兵员数量，这个表是按军分区和兵种罗列的，这样军队的整个部署，通过它就一目了然了。我赶紧认真翻看起来，粗略算了算，要印的“毛选”可真不少，他们的确实没时间再干其他的活了；况且，为了辞掉我们这样一个小买卖，人家能如此耐心细致，生怕我们不懂地向我们泄漏国家机密，也着实叫人感动。所以我们二话没说，扭头就离开了。
能在位于北太平庄附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取得成功，可能要归功于那个热心的门卫。也许他不过是想壮壮那位跟他一派的造反头头的声势。在我们进门时，他特地告诉我们进去后一定要直接去找某某某（具体名字我现在忘了），他是目前的掌权人，有事必须要他同意。
根据他的指点，我们一路上打听着某某某，很快就找到了这位新掌权人办公的地方。见到我们后这位新领导有些吃惊：“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何大明很机灵：“您名气大呀。”那人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想起，在那之前不久，我见到过一本从学校图书馆里清理出来的解放前翻译的旧书，名字叫《处事奇术》。书中讲的都是社交方面的技巧，特别论述过与人交往时记住对方姓名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在意自己被人重视的程度，自己的名字能被别人记住，说明受到了对方相当的重视。看来还真是这样，那位新近造反上台的“领导”，对自己能有这样大的“名气”很开心。我们的事情自然也就相当顺利了，报纸印刷的事情就这样一下子敲定了。
“只把春来报” 是我们给自己报纸起的大名，因为借用了毛主席诗词中“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中的一句，谁也不觉得它陌生和别扭，同时“报”字的双重意思又得到了巧妙应用。它究竟是谁的创意我记不清了。记得有一次，外校的一个女生到我们的这里来交流“革命经验”。沈大伟与她侃侃而谈，最后说到我们计划办一份报纸。
“准备叫什么名字，” 那位女士满有兴趣地问。
“想叫……‘只把春来报’，”他稍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只把春来报——真是挺绝的，”那位女士慢慢地念叨着。沈大伟显得很得意。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当时感觉它相当不错。但我不能肯定这个名字一定是沈大伟的创意。从性格上看张育海更容易想出这种点子。
我们的“报社”里除了老“敌敌畏”的那几个战友，还增加了吴景瑞和何大明等人。那可能是个最民主的机构，其中没有领导也没有群众，没有什么结构，也没有明确分工；有事大家都能自觉主动去解决；谁想发表文章，写出来就是，就像去贴张大字报。可以不用去征求其他人意见，别人也不会有意见。因为大家相互了解得都非常透彻，某一个人的观点，在下面早就彻底交流过。当然对于大一些的文章，几个有共同兴趣的也会策划好后分头去完成。
为了使内容更充实，版面更丰富，我们有时也用一些外稿。我记得李宝臣曾找过当时有名气的漫画家方成、丁午为我们画过一些漫画。那两人很重视这事，一再询问报纸何时出版，何时能让他们见到。他们那时的处境恐怕也和其他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危”，自己的“革命”作品能刊出来，即便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小报上，对他们可能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报纸终于印出来了，第一期大概有两万份。看到自己的成果大家都很有成就感，虽然费了不小周折，总还算相当圆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行”，当然也难不住我们，大家早就想好了，自己上街去卖。这样的报纸当时一律二分钱一份。
我印象里，第一天我们在西单路口卖得很不错，天黑的时候，三轮车上拉去的那些报纸基本卖光了。我看见书包里装的钱真不少，可惜都是一分两分的硬币。正好不远有一个储蓄所，我决定到那里将它们换成整钱。储蓄所可能即将下班，那位女营业员见我拿来这么多硬币换钱，有点嫌麻烦，就推脱说他们这里是储蓄所不是换钱的地方。我觉得她很没道理，因为那时换钱都去找银行这类地方。他们有一种专用工具，是塑料制成的小板。将硬币放上去摇一摇，很快就能数出结果。我有些生气，大声喊道：“既然只管储蓄，我就将这些钱存上，给我开个户。”她说：“也没法存。因为你不知道它们一共是多少钱，你得先数出个准数来。”我立刻喊道：“谁说不知道，一共十五块六毛八。你数吧，不够我补上，多了退给我。”这个数字其实是我信口胡说的。见我有些急，旁边一位年岁大一些的男营业员走过来，“你小孩不懂事，到银行来你必须先对自己的钱有准确的数目。算了，这次我们就帮你数，帮你换，下次你一定要先数清。”事后我想，自己可能也不太对，尤其不应该动不动就激动。
那个时期所有的学校都早已停课。小孩子们整天没什么事可干，见我们去街上卖报纸，他们也都很乐意参与。我小弟弟和表弟还有邻居家的小孩都成了报童。我们的三轮车停在路口，他们从车上取下一些，跑到周围去吆喝叫卖，买完后再回车上取。
一次，在王府井大街卖报，卖完后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李宝臣将那些孩子们叫到一起，跟我说：“卖了不少钱，让大家吃完饭再回去吧。”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我怎么就没考虑到。于是我们大家到了当时“东风市场”的一个饭庄，围了满满一桌，叫了不少菜，美美的吃了一顿。晚上回到家后我大伯伯问我；“今天还摆了一桌？”可能是我表弟大成告诉他的。
我们的报纸是不定期出版的，大概一期基本卖光后，下一期就又出来了。本来我们的那些纸只够印两三期，但中途何大明又搞到了一批纸，所以一共印了五六期。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可能谈不上，但它确能反映出那段历史时期中学生们的某些思想状况，也反映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在那个时代团结努力的实干成果，如今回想起来仍颇有成就感。“北京图书馆”在我们的报出版后曾致函我们，要求我们每期送去一部分供他们收藏。有感兴趣者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里可能还能查到它们。
卖报纸实际上能有一些盈利，但并不多，这是我在最开始办报时想都没想到的。我已经记不清那时帐目交给了谁主管，只记得有了点盈余后，一起聚过几次餐，还购买了一批拳击手套和举重腰带等体育用品。那时拳击手套在一般商店里是买不到的，因为大跃进后国家取消了这项运动，当时曾有运动员在比赛时被对方打死。我们从外地邮购到这些东西后，有人开始对拳击运动产生了兴趣。
我记得学校里有人见我们的报纸赚了钱，就要求我们在新报纸出来后送他一些。其中有个叫牛硕儒后来改名叫牛耕的，一开口就是几百份，我们还真给了他。我还记得一次在街上卖报，有个不认识的小孩凑到我们三轮车旁也跟着一起吆喝，他穿戴比较干净，年龄看起来很小，可能才刚上小学，嗓音还很幼稚。第二天我们再去时，他又来了，并且要了几份报纸到周围去叫卖。不一会他跑了回来，将小手里攥着的钱交给我，然后就又拿上一些跑开。他对这事很有兴趣，一次次跑来跑去，但我发现后来他每次交回的钱都稍微少一点。这也许怪我，由于我的放任和于疏管理，使他没能经受住钱的诱惑。但愿这并没有导致他今后胆子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