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光：我和清华《红教联》

tuffy05

我和清华《红教联》
---文化大革命前两年我的经历

----1966年初到1968年7月27日

清华大学  林贤光


前言

在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组织----<红教联>（后来曾更名为<红教工>）。它在干部问题上的一些观点构成了后来团派的基本观点，但受到了对立面的攻击和谴责。这些对立的观点后来聚集成为团派的对立面414的观点。而<红教联>这个组织，则一直基本上受到了团派的支持。由于<红教联>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介入了一个后来影响甚大的事件---“陈里宁事件”，到了1968年2月21日江青把陈里宁定为反革命分子以后，清华两派都把<红教联>定为“反动组织”，于是<红教联>的骨干分子都为此而受到了长时期的审查、关押、乃至被抄家、殴打和劫持。尽管在文革之后作为个人都已经恢复了各方面的工作，一些重要的参与者已经去世。但是，若干在清华参与过文革历程的过来人一提起<红教联>仍有谈虎色变之感，躲之犹恐不及。

    我是当年<红教联>的发起人之一，基本上参与了<红教联>活动的全过程。而我自己也和其他骨干分子一起遭受到了长时期的被审查、被关押。乃至在运动之中我失去了与我相依为命的最亲爱的母亲。文革给我和全国人民造成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伤害，很多是无法弥补的。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万代了解这段历史，为了把这段自己亲历的史料留下来，我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有过这么一段疯狂的历史，绝对不能让它重演，也绝对不允许重演，那是全民族的一场大劫，是伤了民族元气的一场大难。

    在2011年的一天，原清华414的作战部长蒋南峰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对我的爱人深深地一鞠躬，说：“张老师，您好，对不起了”。我的爱人大为惊讶，说：“我不认得您呀，怎么知道我姓张？”，蒋说：“当年，您们两位来往的几百封信我都看了”。

那是因为1968年初414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和我的爱人两地分居的来往信件500多封，以及我的笔记本、日记等等。蒋南峰作为414的<红教联>专案的负责人当然看到了这些抄去的文字材料（注1）。

蒋南峰在我家鞠的这一个躬，化解了我在文革中间和414的多少恩恩怨怨，尽释前嫌。蒋向我表示了忏悔和道歉。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想到：我也应当向文革当中被我直接或间接伤害过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表示深深地忏悔和道歉。而且，我也想到：在文革中我曾被揪斗、被殴打、被关押、被批判和被劫持，我对当时直接或间接冲击过我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都表示谅解。 是您们冲击了我，使我清醒，使我思考，使我懂得更多。也使我没有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滑得更远。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疯狂的年代。文革的发动者失去了理性，煽动了广大群众也在丧失了理性的情况下“造反”。在群众之间形成水火不容的两派互殴互斗，直到发展成为刀兵相见丧失人性的武斗。是民族的大灾难、十年浩劫。

事过几十年后反思，造成这场浩劫的，固然发动者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参与到这场运动之间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使得乱上加乱。当时的运动发动者，尤其在前两年的红卫兵运动中，总是说：对形势估计“乱得不够”、“要武”、“文攻武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好人打坏人，活该”、“打倒带枪的刘邓”……等等，于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大行其道。尽管解放以来每次政治运动往往都源于高层的内部斗争，但是，几乎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波及到基层，形成一批人去斗另一批人。这就是所谓某种势力必须有它的社会基础。所以，好像每次运动都是在领导下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些运动中间，为了“紧跟”、为了“响应号召”、为了更加表现个人的“阶级觉悟”和“立场坚定”不惜抛弃理性，甚至抛弃人性去向异己分子斗争。这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一次次地证明了。到了文化革命中间，由于过去各单位领导运动的党组织已经瘫痪无力，于是，这种群众斗群众的场面无论从深度到广度都发展到了极致。这里当然还包括了运动领导者的纵容和挑拨。

变态的时代，变态的领导，变态的群众，造成这个变态的运动。我们的先辈未曾遇见过，我们的晚辈更无法理解，他们要问：“你们那时为什么那么疯？”，甚至觉得“你们是吃饱了撑的”，“你们是没事找事”……，显然，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们了，太不了解那个时代了。

确实，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生活在那个氛围之中是无法理解的。

    我回顾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孙怒涛同学写了一本书，《良知的拷问》。我深深感到，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自己的“良知”已经没有了。如今再回顾以往，首先应当把“良知”找回来，然后无情地拷问自己。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去责问自己。不过，在这已经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也是一点点地加深我的认识的，对过去的认识到现在还是在继续之中，远远没有结束。故此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认识还是相当肤浅，希望看到的朋友帮我指出。我想，要是能够真正地认识文革和文革中的自己，我准备花去我的余生精力。认识，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对自己的“拷问”也应当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

<红教联>仅仅存在了139天。我的回忆作为一份“亲历”的史料，也想提供给有兴趣研究文革历史的朋友们作为参考。事情已经过了近50年，细节不准之处在所难免，而且，有相当一些事情，我也久思不解，只能让它作为一个“谜”放在那里，或许其中某些问题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细节的补充将来能够更清楚一些。

我在清华文革和在<红教联>的活动当中，有过动摇、也有过各式各样的私心杂念，我也将它们如实地袒露在历史面前，可能反对过<红教联>的人会说我要给<红教联>翻案，而支持过<红教联>的人会说我是动摇和变节。反正我还是我，我不是一个“完人”，我犯过无数错误，而且，我也不是一举一动都有崇高目的和革命理想的。正因如此，剖析自己才更加痛苦。写出来就更加难受。

我今年82岁了，或许来日无多，这一段历史我愿意把它留下来，也是我自己的一份“良知的拷问”。正如法国大学者卢梭那样把自己的对或错的行为都摆在上帝的面前，我的上帝就是人民，是历经苦难的人民。我说真话，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民。

    如果这份不成型的东西能够为文革的历史增加一点点尘屑，我就满足了。

事隔多年，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已经去世，像陶德坚、俞善乐、张家廉、陈克成、宋镜瀛、朱畅中、汪国瑜、华宜玉、周乃森、王震寰、徐亦庄、简秀文、沈家蕙、沈力虎、杜毓良等诸位先生，以及最近去世的黄昭度先生。还应当包括汤纪敏、张家璋、田学哲等诸位先生，我再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丝毫信息或启迪了。我会永远地记住他们，希望他们安息。

我感谢在这次写作中接受我访问的曾经在当年参与过一些活动的先生们，他们有的是、有的不一定是<红教联>的成员，但是都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情况和看法，他们是侯虞铿、朱起鸣、来晋炎、徐莹光、曾昭奋、赵若鹏、关振铎、潘隐萱、李少甫、郭德庵、陈维文、张宪、蒋毅君、徐文启、钟志斌、徐同安、孙耘、陶世龙、马荣骧等先生，特别是王祖唐先生（98岁）、张昌龄先生（93岁）、梁晋文先生（93岁）这几位老先生接受了我的访问，我感谢接受我访问的朋友和老师们，祝愿他们健康。可是在我的访问之后，马荣骧先生（马春甫老太太的侄子）随即辞世。

我还要特别感谢不在北京的朱起鸣先生，他是陈里宁事件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他在百忙中的两封回信解决了我在这个事件中的几个不解之谜。

应当指出：在这个回忆中凡是引用了某位先生的观点或提供的情况，我都在引用时单独指出。其他部分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亲历的回忆，不代表任何其他人的意见。我自己提供的内容由我自己负责。我在采访不同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由于事隔太久，多有提供情况发生矛盾之处，实在无法核对时，只能把不同的情况都罗列出来，然后我提一种可能性。这种推断也由我负责。

在回忆过程中我大量的参考了在我被审查过程中我的交代材料底稿，主要的是在1969年初工宣队审查我的时候，在隔离状态下写的回忆，由于那时距离事发的时间比较接近，回忆的内容应当比较可靠。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组织上又给我做了一个“不存在了”的一风吹的结论，随后发还回来我在被抄家时抄走的一部分材料（更多的已经遗失了），这一部分材料保存了当时的原始记录。

我曾希望尽可能地找到当年的亲历者，能够听到一些当时活动的第一手情况。但是，在不只一位那里遭到了拒绝，有的声称“忘记了”，有的拒绝见面，有的干脆对我摔了电话。对这些位先生我绝无丝毫埋怨情绪，往事如烟，不愿提起当年的“烦恼”是人之常情。我向这些先生们道歉，恕我不该向他们提起那些不想提起的事，打扰了他们的平静。

有关清华文革<红教联>的著作，已出版了好几本书。其中我想特别提一下陶德坚（<红教联>的主要发起人）写的《风雨人生》。这是在17年前，陶德坚患白血病辞世前，用了三个月写成了她自己的回忆录，写成之后没有几个月她就去世了。这本《风雨人生》应当说是她用自己生命的倒计时写出来的，非常珍贵，也是最重要的一份关于<红教联>的记录文件。我在写我的回忆中参考了她写的许多内容。但是，在调查和核对过程中也发现她的回忆之中有些情况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有不少出入。我的理解，那时，她身居加拿大，处于痛苦的化疗期间，在完全隔离的特护病房内写出了她的回忆。她不可能参考任何材料，也不可能去访问任何人。所以，对她这份回忆不能过分苛求，若干细节有出入是难免的。在我写的这个回忆中间，我力求把一些环节弄清楚。由于当时我在校外跑得多，在校内呆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有一些事情没有完全参与或只参与了一部分。所以，有一些细节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也希望读者谅解。

我在回忆中还参考了，沈如槐、唐少杰、孙怒涛、邱心伟和原蜀育、孙维藩、王广宇、孙耘等先生的著作，参考了他们著作中提供的情况和论点，再次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深深地谢意。也对他们著作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和论点就我所知作了一些澄清和解释。如果意见有分歧的话也希望有机会进行讨论，如有错误也请指出。

恐怕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出现不同看法和意见会是难免的，我只希望读者能理解，我在这里说的是我自己的真心话。各种异议都请提出来，我会很虚心地听取。


目录


背景  （5）

一，回校闹革命  （6）

二，和陶德坚的长谈  （9）

三，访问地质学院  （10）

四，创立<红教联>之前的活动  （11）

五，当时教师队伍的思想状态  （12）

六，<红教联>的成立  （14）

七，我搞起了动态  （17）

八，第一场论战  （18）

九，十七年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人群的分裂  （19）

十，<红教联>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基层干部  （21）

十一，<红教联>的几个基本观点  （22）

十二，我们与地质学院  （27）

十三，<红教联>的组织情况  （29）

十四，我知道的“陈里宁事件”  （33）

十五，最后的两个月  （39）

十六，<红教工>的解散  （41）

十七，天下事了犹未了，解散后承受了更大的冲击风暴  （43）

十八，我到三动，介入了天地之争  （47）

十九，1967年最后的两个月，我的困惑和<红教工>的死灰复燃  （48）

二十，抄家、保护性隔离和被劫持  （50）

二十一，要命的“2，21”讲话，到“7，27”  （53）

二十二，以后……  （57）

二十三，反思  （61）

注释  （68）

参考文献  （69）



背景---我在文革以前

    我出身于一个福州的书香之家。高祖林枫是晚清举人，两度赴京会试不第，回到家乡著书、给人看病和与一些文人诗酒交往度过晚年。曾祖虽然举贡，但并未进入仕途。被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招聘到有名的马尾造船厂中担任委员（车间主任）。

我的祖父年轻时就读于马尾船政学堂的绘事院（设计院），学习土木工程和法文。后来经清末的邮传大臣盛宣怀招聘到汉口参加了拟建的京汉铁路的修建工程，是把铁路从汉口一步步修到北京的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父亲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就去法国留学，并在法国认识了我的母亲（我的外祖父时任北洋政府驻法使馆的一秘），他们相互恋爱，回国以后结婚，婚后一年生了我。而在生我之后两个月，父亲即因急病而突然去世。父母婚后共同生活不到两年。此后母亲与我是孤儿寡母厮守一生，直到她在文革之中忧郁去世。

我在幼年上了两个北京最好的小学，史家胡同小学和师大第二附小，毕业后又上了一个北京很好的中学，辅仁大学男附中。

祖父在京汉铁路局供职时，待遇丰厚，生活比较宽裕。后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以祖父失去了铁路局的工作，赋闲在家。到了七七事变之后，家中全面破产。母亲由于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便到天主教开办的法国医院里去做护士，挣钱养家。她在法国医院里信奉了天主教，随后，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也领洗信奉了天主教。我进入的辅仁男中也是天主教办的中学，我在那里上学是法国医院给我交的学费。

我上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正赶上了平津战役，随后就是北京解放。和我至好的一位同学于祚是地下党员，拉了我参加了北京解放初期的一些拥军爱民和学习的活动。使我对解放军和共产党发生了好感，愿意靠近党追求进步并逐步脱离了天主教。可是由于我曾是天主教徒的关系，不管多么积极也不能入团。中学毕业后到天津进入了津沽大学的建筑系。院系调整后津沽大学并入了新建的天津大学。

1953年我作为天津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当起了教师。与我同时分配到清华的还有陶德坚等九位同学。

清华，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中学毕业时我自忖能力不及没有敢报考清华，不料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竟然被分配到了这个自己向往的地方，当然极为高兴。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这门课的助教。这是一门为低班学生开设的技术基础课。我自知各方面都很不足，便一心一意把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一方面我这门课原来的基础还不错，另一方面我又在这门课上恶补了一下。在清华旁听了讲授最好的老师的课，把当时学习苏联教材最难的习题集作遍，又到师大数学系去旁听了“射影几何”的课。在自己充实了之后，心里有了底，敢于去面对那些天之骄子的清华学生。我把非欧几何中的一些概念用到我的透视教学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门课我一教就是近50年。后来可以说是越教越得心应手，多次获得好评。

进到清华不到两年就遇到对我而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1955年的肃反。原因仍是我在中学时期四年的天主教徒历史，在第一次的揭发会上就有人联系到了我的母亲，我受不了，当场晕倒。随后，就这段历史审查了我一年多。最后，管我这个专案的罗征启同志告诉我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来，让我安心工作。

这次审查虽然过了关，但是使我领教了阶级斗争的利害。在随之即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之中，我谨言慎行没有沾上边。可是，和我一同分配到清华来的同班同学中因“曹昌彬反党集团案”打出了五名右派， 其中除了四名清华助教外还包括一名天大派到清华来进修的教师，而且处理得十分严励，敌我矛盾、开除出团、开除公职、送出劳改。我当时就想到，1955年自己挨了批是打了一个预防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对于这几位同学打成右派和处理得如此之重，我心存疑惑，也不敢去问。

此后，虽然政治运动仍然一个个袭来，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不过我还是课照上，照样带了学生去做工程设计和实习，一度还让我担任了一个年级的班主任。我的业余爱好是举重运动，已经拿到了国家一级裁判的资格还参加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这种平静而正常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也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场狂风恶浪席卷而来，打破了一切恬静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文革----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大革文化命”。我被卷了进去，那时几乎人人都无法逃脱地卷了进去。

一，回校闹革命

1966年初，我正参加了清华建筑系的左家庄规划设计组，驻在左家庄工地现场。这个设计组从1964年开始已经在现场做设计工作近三年，我从带着建五（1965毕业班）到带着建六（1966年毕业班）做毕业设计。那时，我主要的时间是在工地，另外，每周回到学校上两节课，给大一的同学讲画法几何。同时，我才参加了两个全国规模的大比赛。特别是196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新兴力量国际举重邀请赛”，我请了假去参加裁判工作，比赛结束后立即回到工地。才不过几天，我们的设计组组长朱自煊先生就宣布：“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设计组全部撤回学校”。于是，我们在6月1日从左家庄全部撤回了清华。

其实，在这以前文化革命已经开始半年多了，前一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已经出笼。到了1966年上半年，在北京批三家村已经展开，只是我们在工地上干我们的事，觉得那个学术批判似乎和我们关系不大，没有太关心它。报纸上发表了文章看看而已，尽管嗅上去似乎有一场运动要来的“风满楼”迹象，没有很在意。

但是，从工地撤回学校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解散了设计组，各人回到原教研组去参加运动，设计工作全面停止。我回到原来的构造教研组。组长是蔡君馥，人很好。我们是个很小的组和工业建筑、建筑物理组合并在一起学习讨论。那时，学校里已经是大字报满墙、大辩论满处的热闹局面。才从工地回来非常不适应，弄不清大字报上在辩论什么。虽然每天都安排时间出去看大字报，但如入五里雾中。只是觉得这次运动有点特别，过去，每次运动来了都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开展推动的，可是这一次似乎党委也不知道这个运动该往哪处走，到了基层就更没有谱了。等上面的部署，跟着走，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至于这次运动是矛头指向谁，那更是不敢去想的。

不过，在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学校里已经开始辩论，校党委姓马？姓修？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以及蒋南翔是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的思想是跟不上的。蒋南翔和他领导的校党委在清华领导了历次运动十几年，清华怎么可能是修正主义？蒋校长在清华怎么可能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接受不了。更想不通。但是在学习会上我自认为我的觉悟低、水平也比谁都差，加上自己挨过整，小心翼翼，不敢讲话，能不说就不说。

但是，这几个月的大起大伏、风云变幻、乱象丛生和人们的充分表演，使我震惊、惶惑、不知所措，特别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到10月之间，变化太大，对我的刺激、震动也太大。有一些终生难忘的事，至今犹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的印象无法磨灭。

（1） 是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的垮台。蒋南翔1952年来到清华当校长，一直推行一套和解放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贯彻又红又专的道路。从梅贻琦校长的教授治校，转变为党委治校。从培养通才改变为培养党的驯服工具。要求双肩挑（政治和业务）。在院系调整之后，把清华变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各系直至教研组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继之以全国范围的院系大调整，北大建筑系并入清华建筑系。在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校长具有无上的权威，蒋南翔的意图被喻为“南翔精神”。

可是，这一次，在我们回到学校时，尽管全校都在辩论校党委姓马？姓修？但我们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却毫无疑问地认为，清华的党委和蒋南翔怎么可能不姓马？怎么可能是修正主义？在小会上讨论也好，出大字报也好，还是为校党委评功摆好，认为十七年来是高举马列毛的。

但是，6月初，一宣布工作组进校，接着6月10号传来的高沂（当时的高教部副部长）在高教部造了反。蒋南翔停职。清华的校党委立即垮台。一夜之间形势大变，我的思想真是跟不上。这不是一般的震撼，简直是天翻地覆。弄不明白，蒋南翔怎么会成了黑帮？

（2） 是我对许多党员偶像的破灭。我在清华十三年（1953--1966），虽然挨过整（1955），但总的还是要追求进步。听党的话，具体说就是听党员的话。有点习惯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我觉得：确实党员的觉悟比我高，每次政治学习他们总有比我高得多的政治见解，我佩服他们。解放不久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强调：“向党忠诚老实，要靠拢组织”，我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基层的许多党员曾是我的偶像。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强，尊敬他们，信赖他们。甚至于，我带的班上的学生党员我也觉得他们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向他们学习。但是，这次运动来了，我原来是看他们的眼色跟着走的。可是，以下的许多事情让我的这个思想破灭了。

其一，才回学校时，讨论校党委姓马姓修，大家都为校党委说好话。历次政治运动校党委都是站在正确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右派。可是，几天以后，高沂在高教部造了反，接着工作组进了校。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全校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各基层党组织的表态大字报，一个声音，一致地声称：“我们受骗了，上了蒋南翔的贼船”。那时，我还没转过弯子来，怎么那么多紧跟原党委的党员和干部就转得那么快？他们就真的搞通了吗？我不解。

其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小组会，我参加了。会上有几位党员同志专揭一位学术权威的生活问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收集到那么多的材料，我闻所未闻，称名道姓，听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些都是原来崇拜和紧跟那位权威的人，此时，不仅是对他们自己曾经无限崇拜的权威抹黑，简直是落井下石。我在一边听着，无法也无从插嘴，只听他们在那里一件一件地揭。最无法理解的是，到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揭发的同志竟然说：只有他才能对那位权威的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研究。我真是无法理解，怎么如此这般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迎风转向。那么，他到底是真心诚意地崇仰这位权威人士呢？还是假情假意地跟风跑？我不禁对这些人的品质和人格产生了疑问。

（3） 6月中旬，工作组已经进校好几天了。到延庆参加四清的同志才回来，和我在从左家庄才回来时一样，他们也无法适应学校里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说蒋南翔是修正主义无法接受。最典型的是我们建筑系的黄报青老师，他是铁了心的公开表示：“蒋南翔不是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不是黑帮”。于是他就被认为是清华最大的“保皇派”，被那时最最革命的年轻学生视为“铁杆的保蒋分子”揪出去斗。我亲眼看见在东大操场，一群刚入学的研究生追着野蛮地殴打黄报青，按在椅子上给黄报青老师剃了阴阳头。而这些学生都是我认识的和我教过的，他们都是才入党不久，是选优留校当研究生的。竟然这样对待他们过去尊敬的老师，原来十分温良恭俭让的好学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怎么回事？我困惑不解。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黄报青老师。他是上海人，比我大三岁。共产党员。我53年来到建筑系的时候，他是系秘书。很能干，业务很好，写一笔很漂亮的魏碑。勤奋、工作效率极高。文革开始时，他跟随清华党委书记刘冰在延庆搞四清并受到重用。回来晚了，思想跟不上大形势，转不过弯来（我不好断定，如果他不去参加四清，一直在学校内参加运动的话，也许不会这样和运动顶牛）。后来，他是一直顶着，始终认为蒋南翔不是走资派，清华党委不是修正主义。以至于后来神经错乱，直到1968年初跳楼自杀身亡。校内红卫兵还说他是：“死不改悔的、清华最大的保皇派”

（4） 六月初，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校。一进校就接管了校党委。校工作组组长是叶林，副组长是周赤萍、杨天放。土建系的工作组组长叫夏朗。工作组进来就宣布：原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干部都是黑帮、黑线，一律靠边站。工作组从上到下接管了各级行政和党的领导。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工作组有疑义、有怀疑的都视为反党。工化系出了一个蒯大富与工作组意见不一致，就被打成反党。后来听说清华的工作组又来了一个非凡人物，乃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这一条线直通中央。我想国家主席的夫人都亲自下来了，还能有错？于是把工作组看成是新的权威领导，紧跟没错。不想，出来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蒯大富，加上一帮通天的高干子弟学生，也对工作组提出意见。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清华里面的高干子女有这么多，个个来历不凡。他们出面对工作组表示不满，想必都有些来头。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工作组是上面正式派下来接管清华的，应当紧跟。谁知，到了八月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来给蒯大富平反，指出工作组犯了错误。后一段，工作组和一大批高干子弟为首的“临筹”提出立即斗黑帮、批蒋南翔的教育黑线，而被工作组迫害过的同学和部分教师则要求批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我想，文化革命不就是要批修正主义路线吗？为什么要揪住几十天的工作组不放呢？我不明白，很多人都不明白。接着，工作组又撤出，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可是后一批人仍旧不依不饶，揪住不放。我是到了比较晚才明白，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来的，批工作组就是批刘少奇。这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真正目的，这一点在那时我们是很不理解跟不上的。

而且，工作组的仓皇退出给清华留下了一个未决的后患，那就是如何对待广大的基层干部。工作组把各单位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打成黑帮和黑帮爪牙，一律挂起，叫做“上楼”。有的系还专门把他们组成了“劳改队”，他们不能和群众一起学习。工作组定的调子是：他们必须要检查错误、与黑帮划清界限之后，才能“下楼”。但是，工作组自己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后，便仓皇退出。这一大批基层干部还挂在楼上，没有处理，也没有做任何结论。他们也没能“下楼”，有的还在继续“劳改”，这一局面未曾了结，而工作组一甩手就走了。把这一个未了的公案甩给了不知所措的群众。这就埋下了此后在干部问题上两派论战巨大分歧的种子。实际上这一问题在北京乃至在全国许多单位都差不多，多数单位后来的两派争端往往都是由于对干部的政策、态度和措施而引起的。

（5） 自从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之后，校内高干子弟大行其道。接着，“出身论”风行，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从社会上传到清华。加上第一批以红五类和干部子弟为基础的老红卫兵的兴起，8月18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提出了“要武”。接着，北京的中学生发出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于是，红色恐怖的八月开始了。抄家、打人、打死人、关押黑五类、没收财物、以破四旧为名大量毁坏文物等恐怖活动遍布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任何一个自称为“红卫兵”或者“革命群众”的人都可以对另一个人宣布：某某人是专政对象，是黑五类。于是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或家庭实行“革命行动”，抄家、没收财物、甚至把他们赶出北京城，就中把人打死、打残废、关押或变相关押、这些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的行为，如今，都成了“革命行动”。只要是“红五类”出身、只要是“革命干部子弟”都可以无法无天，抢劫、杀人都成了合理的事。

我出身不好，当然不是红五类。家中虽然多年破落，但总还有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而且弄不清楚一旦红卫兵来了要抄什么，会不会打人，因此，害怕得要命。不仅母亲这个家庭妇女害怕，那时无论谁都害怕。我对家里有什么东西还是知道的，也害怕。只好提前回来清理和销毁。不要等到真来抄了，抄出什么惹麻烦的东西就被动了。那时，几乎家家都在清理，把可能有问题的东西自己先毁了，省得找麻烦。我自己烧了的就有许多老照片，如外祖父身着外交官礼服的照片、张学良亲笔签字的照片、墨索里尼亲笔签字赠给外祖父的照片等等，还有祖父在清末就开始收集的宝贵集邮（几百张大龙邮票和古老的外国邮票）则被大姑一把火都烧了，我家的族谱和老祖宗的大量著作手稿也是那时被烧掉的。还有一些名贵的字画，也都被这样处理掉了。那时草木皆兵、家家自危，我就把家中无法处理的“四旧”上交到组织去，我记得我交到清华我们系临时革筹主任李兴辅那里的就有一付很讲究的麻将牌和一把西班牙朋友送给我父亲的斗牛匕首（镶玉玳瑁刀柄）。我忙着处理家中的东西，学校“8.24”推倒二校门那天我竟然没有在学校，是事后回校才知道的。

那时候，只有红卫兵是无法无天，打死人不要偿命的。我们这些人自认为是革命对象，惶惶然不可终日，整天吓得要命。何况我又是一个在1955年挨过整的“肃反对象”，更加心惊胆战。不知道这个可怕的运动下一步会走向什么地方？自己的命运又会怎样。仿佛一切都掌握在别人的手心之中，自己和家庭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厄运、完全不能自主。

这时，我想到应当去找个人去谈一谈。如果是在以前我会去找党支部，去找和我联系的党员同志，但是这时似乎党员也没了主意，干部们都在楼上面挂着，何况有一些我熟悉的党员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间已经不是像先前那样高大了。这样，我想到了我的老同学里唯一的党员——陶德坚。

二，和陶德坚的长谈

陶德坚原来是唐山交大建筑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合并到天津大学。我则是从津沽大学合并到天津大学的。我和陶在天大同系同班一年多一点。那时和她并不很熟。她是我们班上少数的几个党员之一。个子小小的，我们都叫她小陶。很聪明能干，待人也很热情和气。1953年毕业时，我们十个人一起分配到清华建筑系当助教。她是唯一的党员，当然就是由她来带队，带了我们十个人和我们的档案来到清华。她在我们毕业前不久就结了婚，是我们同学中最早结婚的。来清华以后就安了家。她的生活似乎比我们要富裕一些，是系里家庭中最早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的。50年代后期，每逢系里有了什么活动还到她家去借了电视机来大家看。在那时，我去过几次在清华二区她的平房住宅。在系里由于不在一个教研组所以接触不是很多。

1956年中，有一次天大分配到清华的几个助教在宿舍里闲谈、发牢骚。认为清华对外校调入的人在使用和培养方面不重视，有宗派主义。陶德坚也在场。事后她就将这些看法作为群众意见反映给系党组织，系党总支开始也没有太重视，但逐级地反映到校党委。新来的校党委副书记刘冰却阶级斗争意识极高，立即上纲为“反党”。将这件事定为“曹昌彬事件”（曹昌彬是其中一位助教的名字）。到了一年后的反右运动开始后又将这一事件追加为“曹昌彬反党集团”案件。四个参与发牢骚的助教都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出团、开除公职、送出去劳教。而且，反映这个情况的陶德坚也为此受到了党内的处分，“严重警告”。不过，陶受到的这个处分是“党内处分”，我这个群众是不知道的。直到以后打派仗的时候，由对立面的揭发我才知道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的惶恐与困惑走投无路，想找个人聊聊，吐吐苦水。于是，想到了陶德坚。她给我的印象是：人很诚恳、和蔼、又不大拿架子。在一次偶然在清华学堂遇见的时候，我和她聊起了我的困惑和苦恼，陶只是对我说：再找时间谈谈，她也有类似的问题，一起交流一下。这样，过了不久，我又主动去她家找她谈了一两次。我是从我才来清华就挨了整谈起的，也讲了我在中学信过天主教的事，讲了我的家庭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总之，把我的恐惧、迷茫、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和盘托出全和她讲了。时间大约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前一两天。

陶德坚也和我交流了她的思想，也谈到了她的出身也不好，对运动的发展也存在着迷惘，反反复复，跟一步错一步，同样不知道下一步运动会往何处去。她和我谈的时候态度非常之好，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诲，而是完全平等地讨论，使我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她看到了中央高层出了问题，这是我从未考虑到的。我记得她说的一句话是：“看起来中央有人没有和毛主席走在一条路上”，“现在政权已经被篡了，党权也很危险”。她提到我们的同班同学曹昌彬等被打成右派的事。觉得清华宗派主义严重，各个方面都要用“清华牌干部”，把清华办成蒋南翔所谓的“不漏气的发动机”是不正确的。广大群众是受到压抑的，应当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修正主义的反。我说：我有顾虑，出身不好又挨过整。她说；教师里面哪有出身好的？出身不好难道就不革命了吗？又说：地质学院的教师已经起来了，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造了工作组的反。成立了教师的造反组织，叫<红教联>。当时谈得很多，若干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总的来说我很受鼓舞，我向她表示了，如果她要是站出来的话，我愿意跟着她走。最后，她邀我过了国庆一起到地质学院去看看。

这几次长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没有居高临下地“教育”我，而是完全平等地和我探讨问题，也谈她的困惑、不解和迷惘，鼓励我参加运动，自己解放自己。尽管不可能完全找到解决的途径，但是，鼓励我去做、去探索、去试探。

三，访问地质学院

正是在这个国庆节之后，红旗第13期的社论发表了，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号召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斗争。陶德坚拿了社论到宿舍来找我，说很受社论的鼓舞，等不及了。于是，10月4日陶德坚和我就去了地质学院。我们几经询问找到了地质学院<红教联>的办公室（那时我知道陶的爱人陶世龙是地质学院的干部，但并不熟悉，而陶德坚那时似乎和地质学院也不是很熟悉，我们去地院时也没有经过陶世龙的介绍)。  

接待的是两位地院的教师，十分热情，名叫梁定益和宋翔雁。

他们先向我们介绍了地质学院文革开始的情况，

文革开始，地质学院和清华一样，由地质部派了工作组进驻，接管了院党委的一切权利。在揭发地质学院的矛盾时，在群众中产生了分歧，一些人紧跟工作组，一些人反对工作组。而工作组在“反干扰”的名义下将13名教师和干部打成“反革命”。对大批对工作组不满的同学和教师进行镇压。到了8月，毛泽东从外地回来以后，明确了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撤出了学校，但工作组组长邹家尤的检查始终不能通过。接着，新成立的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又和保工作组的一派结合起来对另一派进行迫害。在此情况下反工作组的广大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地质<东方红>。而反抗工作组的教师们也相应地成立了地质学院<红教联>。以与保守的院文革和保守派的教师组织<红教职联>进行斗争。

他们有几条经验：

1，紧跟毛泽东思想干革命，要革命就要有组织，组织要有一个坚强的核心。

2，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在基层中，反工作组（造反）的占多数就要把另外一些人争取过来；如果是少数，那就拉出来跨出行政单位进行组织。

3，要有阶级斗争意识，对方想方设法瓦解我们，我们必须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4，运动在顺利和困难的时候抓整风，就能巩固这支队伍。

他们说：教师组织的基础是被工作组“镇压”过的人。教师比较了解地质学院与地质部的关系。工作组一进校就看出了地质部派出的工作组的意图，是要“打高保聂”。因此反工作组是先从教师方面反起的。工作组一撤，被批的都起来了。他们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从串联到成立正式的组织，和保守派针锋相对地干。加强和<东方红>的组织联系，步调取得一致。

他们还有一些经验：

核心组要由红五类的人来干，避免被人抓了辫子。

口号要让中间群众能够接受。

要有人专门管理资料，资料的积累十分重要。

“造反”有的要支持，有的要“顶一顶”，要靠组织的力量去“顶”。

要和学生的造反组织挂钩，和学生中同观点的组织紧密联系，否则，他们会用学生来压迫教师。

争取中间群众，两派都在争取，谁争取到了谁就胜利。争取过来以后可以通过他们做对方的工作。

教师和学生不一样，爱面子，顾虑多。这些人要尊重他们的政治心理。他们很敏感，他们对双方都会进行很仔细的分析，不要低估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注2）

这就是地质学院<红教联>向我和陶德坚介绍的基本内容。我听了以后大开眼界，原来他们就是这样“造反”的。我对他们二位介绍要点的印象是：以工作组时被整的教师为核心，1，要有突破教学行政系统的组织，2，要揭开本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3，要争取中间群众，4，要紧紧地依靠学生中的造反组织（如地院<东方红>）。

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开窍，原来教师也能起来这样“造反”。记得陶德坚还用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争取人类的解放，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来鼓励我。我觉得在惶惑与徘徊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出路，一线光明。

    在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富有煽动和激情的讲话是很受鼓舞的。但是，就我来说，也存在困惑，人家行，我行吗？还是犹犹豫豫的。陶德坚是党员，思想比我清晰，我想，何不跟着她闯一下，这样是不是响应了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总不能袖手旁观站在一边看，应当自己也参与进去。

四，创立“红教联”之前的活动

从地质学院回来，陶德坚就想拉起一个象地院<红教联>一样的教师组织，我也愿意跟着她干。而且，当时我们已经认定，在清华新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八八派红卫兵是真正的造反派，我们应当和他们站在一起把教师方面的文革运动像地质学院那样通过一个跨部门的机构推动起来。

    但是，光靠我们两个人是不行的，于是，陶德坚首先想到了设计教研组的“巨浪”战斗组。

“巨浪”战斗组是以当时建筑系的民用设计教研组、城市规划教研组、美术教研组等几个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在“8，24”以后组成的。

在工作组进校之后，建筑系基本上分成两个大组，民用、城市、美术、历史几个组在清华学堂楼上开会，另外，工业建筑、构造、物理几个教研组在楼下开会。工作组撤出以后分组学习讨论基本上仍旧是这样的格局，不过，由于没人负责也没人管理，松散的很。观点相近的人便自发的组织在一起，聚散自由。“巨浪”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形成的。主要成员有年长教师朱畅中、汪国瑜、华宜玉，中年教师徐莹光、何重义、曾善庆、曾昭奋等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批判蒋南翔领导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陶德坚想建立一个教师的组织先就想到了“巨浪”，觉得他们观点鲜明，就去找徐莹光和何重义谈，而且，何重义又是和我们一起从天大分配到清华来任教的教师。一开始谈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接着我们就在校内寻找教师的战斗组进行串联，先找到了冶金系的<千重浪>、化工系的<红战士>、热能系的<红军战号>、动力系的<伏虎>还有几位人士在我的宿舍（三公寓233）开了一次串联会。到会的人不多，除了我和陶德坚以外，有冶金系的俞善乐、沈天一、梁绵长，动农系的范德欣、孙建纲、张能力，化工系的房德中，自控系的石定机，电机系的甘小杰。这次会上我和陶德坚介绍了地质学院的情况，提出了想通过串联成立一个全校性的跨系跨部门的组织和同学并肩战斗。与会的教师们并不是很积极，都说回去商量再考虑一下。过了几天，我们又在动力馆开了第二次串联会，参加的人有冶金系的俞善乐、沈天一、鲁小平，动农系的三位都来了，电机系来了甘小杰（就是那是有名的“李小忠”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魏洪波（当时已组织了<向东公社>），自控系的石定机和数力系的俞昌铭。两次串联会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参加者对于搞全校性的组织兴趣不大，不表态，想看一看的居多。最后，真正有兴趣参加进来的只有冶金系的俞善乐。而且他特别积极，后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骨干。

第三次串联会是陶德坚联系了基础课的几个教研组，那次会我没有参加，听说参加的有黄昭度（力学）、徐文启（外语）、杜毓良（物理）等人。听陶后来对我说，基础课的老师很积极，想参加的人不少。后来，这些教研组都有人来参加。

我在从地质学院回来，和陶德坚商量之后，就去找了才成立不久的<井冈山>，接待我的是一个同学，名叫李国柱。我谈了想在校内把教师组织起来的想法，得到了他很热情的支持。他向我讲的话，笔记仍在。

他讲的主要内容是：要造反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教师光靠学生也不行。我们愿意和教师一起革命。今后“斗、批、改”都必须有教师参加。当前，教师没有起来。我们希望教师里面年轻、年长的都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怕受压力、不要怕受打击、围攻、扣帽子。要敢字当头到大风浪中去锻炼。教师现在需要有一批敢打敢冲的人，人不一定多，质地要好，旗帜鲜明。受到了压制找我们，我们坚决支持。

老师们要起来，把组织挑起来。刚开始人不一定很多，有点自吹自擂也没关系。乱一点也不怕。教师队伍要打乱，重新组合。不要低估教师的力量，要打消顾虑，不要怕挨骂。（注3）

李国柱当时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很有激情也很有说服力。我回去之后就赶快告诉了陶德坚，她听到了以后也十分高兴。我呢，觉得一扫自己原来的彷徨困惑的心理，就觉得应当积极地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了。自此以后，主要是由我和<井冈山>总部联系，<井冈山>总部后来多半是由外号叫“潘总理”的潘剑宏和我联系。这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同学，当时她是<井冈山>总部的办公室主任，能力超群，从后来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中的记载，连中央文革都知道这位“潘总理”的大名。

    以后我和李国柱的联系就少了，尽管他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对我讲了那么带有激情刻骨铭心的一番话。

五，当时教师队伍中的思想状态

1966年国庆前后那段时间，教师队伍中的思想状态是很不稳定的。与学生不同之点在于：学生大部分人的注意点集中在工作组进校的50天，而教师的注意点集中在文革前的十七年。学生注意点在反蒯，而教师的注意点在评价蒋南翔和前党委十七年的路线和工作。事实上，当时，所有的教师都没有弄明白蒋南翔怎么成了黑帮。只是上面给蒋南翔定了性，说蒋是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十七年清华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干部们都群呼：“我们受骗了，上了贼船”。实际上并没有闹清楚蒋是怎么修的，修在什么地方。只是高教部和后来的工作组都把蒋南翔定性成了黑帮，大家不得不承认蒋是黑帮。接着工作组又把所有的大小干部都赶上了楼，让干部检讨，检讨通过才能下楼。其实，干部怎么检讨才能过关，连干部本人加上工作组也未必都清楚，群众就更弄不清楚了。

我在那时更是这样，自己弄不清，看样子别人也弄不清，蒋南翔怎么就成了黑帮？可是工作组又要批判蒋南翔，还要干部与蒋南翔和前党委划清界限。这时，跳出来一个和工作组对着干，要质问工作组是不是代表了群众的蒯大富。质问工作组，不代表群众就要向工作组夺权。于是，工作组找到了斗争的对象：反蒋必先反蒯。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身上。

那时，教师当中对于反蒯兴趣不是很大。我也是这样。6月24日在大礼堂蒯大富和工作组的辩论，我在大礼堂外面也听了，我就觉得蒯大富抓住王光美没有参加他班上的座谈会这件事是阴谋。我觉得是小题大做，甚至于觉得是有点无理取闹。觉得斗黑帮、批蒋南翔才是大方向。当时，毫没有认识到工作组是刘少奇派来的，反工作组的背后是隐含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这才是当时隐藏在后面的大方向，蒯大富抓准了。而批判蒋南翔也好，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好，直到文革以后蒋南翔复出也没有批判清楚。清华百年校庆不是还把蒋南翔尊为与梅贻琦并列的清华伟大的教育家吗？还是肯定了蒋南翔十七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哪有什么“修正主义”？

事实证明，在当时的环境、背景、加上群众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不可能进行有力的批判的，更谈不到批深批透了。

但是，当时紧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是明确的，只有这么一条路。这个舆论在文革发动以前就开始制造了，文革前一年多，“毛主席语录”在解放军内已经人手一册，“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语录已经传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雷锋语录也已经深入人心。既然蒋南翔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就听毛主席的，到了后来更具体的就听中央文革小组那几个人说的话。认为，他们最接近毛主席（江青是主席夫人），他们传达出来的声音应当是最符合毛主席思想的。

周恩来总理8月4日，8月22日两次来到清华对全校师生作了报告。批判了工作组，给蒯大富平了反。但是，教师听了之后，仍然是比较茫然。尤其是到了8月以后，工作组是错了，已成定局。主导学校内大事的成了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刘涛、贺鹏飞等成了学校内叱诧风云的领军人物。教师队伍不仅根不红、苗不正，而且多数出身不仅不是红五类，而且家属为黑五类的也大有人在。故此，人人自我提出问题，我们还能革命吗？革命还要不要我们？甚至想到，我不仅不能革命，而且，很可能我就是一个被革命的对象。革的就是我的命。接着就是那个恐怖的“红八月”，教师中间不少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人人自危。心情更加茫然。对于运动的前途、学校的的前途、家庭的前途、个人的前途都十分担心。不知道下一步会发展到哪一步？

绝大多数教师当时已经感到一场政治大风暴已经扑面而来，而且，有了若干起政治运动的经历，已经感觉到这次运动非比往常。过去，有校党委掌舵，指点方向，听党委的，跟着党走没错，这回没有了主心骨。要不要起来自己闹革命，成了大家热心思考的突出问题。不仅找不到方向，而且，受到了对联风波（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对联大讨论）、破四旧风波等等不断地冲击，教师队伍中多数出身不好，不敢参加运动，或者不愿参加，回避搪塞，有些人想参加，可是这一点积极性也是一再被打击、犹豫再三，不少人在观望、犹豫。

但是，每天还是到教研组去上班，坐而论道。读两报一刊、读毛著、读首长讲话、走到校园里去看大字报、传递不知从哪里来的小道消息，下午接着这么“泡”，或者以去看大字报为名，溜回家去了。似这样的“混”日子的人不在少数。当时，在教研组里的教师们也出大字报，从社论上抄几段，或者，套用社论的口径发挥一下，不疼不痒也能写出几大张。上面点了名的、定了性的、正式文件定了口径的就顺风扯旗，该拥护的拥护，该打倒的打倒。如果要自己表态，那可得千万小心，站错了队就会引起大麻烦。尤其是要签名的话必须万分谨慎，绝对不可轻易下笔。

    教师与同学不同，绝大多数教师还打不破原来教研组的体制。在十月以前，大字报区虽然已经出现了不少教师的战斗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行政组织系统下，或者按工作组时的学习大组系统，由一些看法近似的同事组织起来的。非常松散，能打破原来行政系统的人极少。（注4）

    那时，学生，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是冲在前面的，他们很看不起教师队伍的沉寂，写了一付对联来讽刺教师：上联是：“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下联是“吃喝玩聊睡，一群混蛋”，认为教师不敢动、不愿动。其实，教师的顾虑同学们是不理解的。参加运动，教师的顾虑要比同学多得多，一个是：多数出身不好，红五类出身的几乎没有，甚至有不少人的家庭出身是就是属于黑五类的。在出身论盛行的时候，顾虑自然很多。其次，教师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会有一批人挨整，说不定这一次又轮到谁的头上，想到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不得不怕字当头，行动小心谨慎，顾虑重重。总觉得蒋南翔已经是上面定了性，批蒋，既是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又比较安全。而对于批工作组，则兴趣不大，工作组撤出学校时还夹道欢送，这个欢送我也参加了。

那时，多数教师认为，学生是“飞鸽牌”，毕了业就远走高飞，而教师是“永久牌”，要在清华一直呆下去的。他不得不考虑到将来会怎样，顾虑很多，甚至考虑到今后的人际关系，要是今天得罪了什么人，往后怎么相处，等等。不可能像学生那样，毫无顾虑地挺身而出。

但是，在那时，也有一些教师勇敢地站了出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像电机系的甘小杰老师等，他们不甘于工作组的领导，走到校外去听、去看，把校外的信息带到校内来。即使是这样，相比学生来说，在教师中间就是很难得的了。教师想革命、要革命的心情是有的，尤其是在8月初毛泽东在接见了群众之后，说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后，不少教师想要关心国家大事，又不知从何关心起？想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不知如何参加？在彷徨之中，多数党员干部还挂在楼上，若不想当逍遥派，怎么办？成了教师们对运动前途的一个问题，寻找出路，出路何在？

总而言之，教师、也包括一些职员和工人，在文革的初期多数人是怕，很怕运动波及到自己，特别是弄不清运动如何发展，在几起几伏之后心中更加无数，更加小心谨慎。

六，<红教联>的成立

在三次串联会之后，我们就酝酿成立这个组织。并且毫无异议地把它命名为<红教联>。和地质学院的名字一样。那时，听到徐莹光说：人民大学的<三红>中的<红教工>已经到清华来找过<巨浪>，他们正在和许多高校串联，想要成立一个<首都红教工>，这样一来，我们成立清华“红教联”的积极性更高了。

陶德坚开始起草成立宣言，在此前，我曾经写过一个鼓励教师打消顾虑起来战斗的大字报，内容大意是：教师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起来造反，批判十七年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详细的条文未留下底稿也未找到记录。

正式的<红教联>成立宣言是在1966年10月28日贴出去的。这个宣言，我记得是陶起草后，经过好几个人提意见修改后贴出去的。现在它的内容也想不起来了。

这里应当说明一个问题，有一本书上曾经说：<红教联>只是简称，全称是：“清华大学红色教师造反联合总部”。我要声明并无此事。当时，地质学院教师的组织叫<红教联>，早于我们。人民大学和北航的组织叫<红教工>也比我们早。至于同一本书上说的我们后来更名为<红教工>也是简称，全名是“清华大学红色教工造反联合总部”也是从无此事。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由于我们是土建系的，所以，本系的人比较多。外系、外教研组找来的人也不少，他们到土建系馆来找都是陶德坚接待。有几次，陶高兴地告诉我：政治课教研组的老师来了，她指的是张家廉（政治经济学教师）和张的<荡涤>战斗组，更晚一些她告诉我：“蒋南翔原来的党小组长来找我们了”，这指的是潘隐萱老师（水利系教师），他原来在电机系，蒋南翔才到清华时，党的关系在电机系，而潘老师当时是党小组长。以后又有几十人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年长的教授和老讲师，在土建系除了<巨浪>的朱畅中、汪国瑜、华宜玉三位外，又有张昌龄、刘元鹤、关振铎、刘新民、王雄风、储钟瑞、刘翰生、彦启森等。物理教研组的徐亦庄、李恭亮。精仪系的梁晋文、沈力虎、陈克诚。音乐室的周乃森、王震寰等老师都参加了进来。像我这样年龄的中年教师就更多了，如后来成为骨干的侯虞铿、来晋炎。

随着参加的人不断增加，有几位教授的夫人也来参加了，她们有的也是清华的教师或职员。如徐亦庄的夫人沈家蕙、梁晋文的夫人简素文、陈克诚的夫人程瑛、孙绍先的夫人马春浦等。

当时，前来询问的人更多一些，可能是由于关在原来的教研组里沉闷地学社论厌倦了，室外又是学生如火如荼地大字报热潮。很想找一个新环境，得到一些更新更多的信息。心理上的困惑和茫然，渴望探索运动的前途。这个心理状态和我也差不多。

    我们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参加的老师仍旧在自己原来单位的战斗组里活动，我们不定期地在<红教联>这边开形势讨论会，多数在晚上开，也有时在下午开，地点在建筑馆（即清华学堂大楼）的二楼西边一间大教室，大家端了凳子围成一个大圈坐下，通常是陶德坚主持，围绕当前校内外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一般没有中心发言人，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完全平等的，不分教授还是职工。也不求最后达成统一的意见。由于没有任何限制十分自由，加以信息比较灵通，对当时校内外最新发生的情况很快就能转达到会上来。所以，每次讨论会总是坐满了人，而且，很多不是<红教联>的人也来参加，后来甚至包括<红教联>的对立面也来参加，甚至发表意见。许多职工也来了。这种非常自由和完全平等的讨论，又能够得到最新的信息，吸引了不少人。人愈来愈多，自由得很，随便得很。甚至于我们都弄不清到底谁是参加了<红教联>，谁没有参加<红教联>，反正谁都能够来。到后来<红教联>倒霉了，好多人又说：我从没有参加过<红教联>。真是说不清，总之，就算是参加过<红教联>的活动吧。

成立之后，<红教联>建立了核心组，没有通过选举，因为当时有多少成员都不稳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今天来，明天不来，完全随便。就把几位最积极的凑在一起商量，当了核心，无非是多做一点事。核心组成员有：陶德坚、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徐莹光、徐文启和我。但是，成立之后不久，徐文启就退出了。在开始的时候，陶德坚是不想当头的。她在和我去地质学院访问回来的时候，就和我说过：组织成立以后，你我都不要当头头，我们的出身都不好。地质学院的经验是：最好找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当头头。省得让人家抓住辫子。于是，我们从开始串联的时候就在寻找红五类出身的教师，可是这太难找了，在教师中间几乎找不出来。我们曾想找出身是工人家庭的冶金系沈天一，可他很快就去串连了，最终也没有参加。又想找过出身为工人的徐文启，参加了一段又退出了。这两位出身好的都没有呆住。但实际上还是陶德坚操心最多，下的功夫也比谁都大。前来联系的人又都是她接待的。来的人都向她谈了各个单位的情况，所以，对于基层单位情况的了解谁也没有她清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又没个头不行，这样，自然而然地陶德坚就成为<红教联>的头头了。大家也公认她思想敏锐、有分析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够带动大家。这样自然而然地陶德坚就成了<红教联>的头头，成为我们的核心人物。

由于那时人民大学正在串联一些学校成立<首都红教工>，陶德坚就让俞善乐去联系，俞去了之后，立刻就参加了那边的核心组。同时参加进去的还有北航、师大、北外、钢铁学院、矿院、民族学院和地质学院的教师组织。人民大学是发起串联的单位，其召集人是张敏如老师，清华代表先是俞善乐，后来是来晋炎。我由于后来搞动态，就和那里的动态组建立了联系，<首都红教工>动态组的负责人是林森木和许祥贤。很显然，由于<首都红教工>的登门联络，进一步促进了清华<红教联>的成立和成立后的活动。

在透露出我们将要成立<红教联>的消息之后，首先上门来找我们的同学就是后来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对立面的战斗组<揪要害>，这在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自从我们贴出了号召教师起来战斗的大字报以后，就有一个无线电系无7班的同学，名叫曹俊，找上门来，自称是<揪要害>战斗组的负责人，对于教师要起来参与运动表示热烈地欢迎和支持。在我们的成立宣言贴出去以后，第一个学生方面表示支持的大字报，也是<揪要害>送来的。记得内容是热烈欢迎教师起来战斗造反的意思。曹俊还参加了我们成立后的的第一次聚会。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讲话很稳当。 不过和我们联系的<揪要害>成员始终只是曹俊一个人，到底<揪要害>背后有多少人我始终不清楚，但是，从以后他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能量是相当大的。

<红教联>酝酿于1966年10月初，到10月中就受到一次冲击，就是在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出现的全国大串连。我们之中参加了两次串连会的冶金系沈天一走了，以后再没有参加。<巨浪>的徐莹光也和同学一起出去串连了，我那时也有点泄气，好不容易拉起了几个人，一下子又走了。我甚至不想干了，尽管我由于家庭的拖累也并不想出去串连。这时，陶德坚找到了我，一方面劝我不要出去，另外又和我商量在红教联成立起来以后第一件事干什么。经过我们留下来的几个人商量之后，乘着全国大串连的形势，第一件事就是办起了“外地教师接待站”。早一些参加红教联的人都排班参加了接待工作。这件事还是搞得热热闹闹，包括了几位年长的老师也都参加了，象朱畅中、汪国瑜、徐亦庄、周乃森等老师，几位教授的夫人也热情地参加了工作，积极的如程瑛、马春甫。从自己的家里拿来了茶叶，给外地来串连的人沏茶送水。眼睛近视达到2000度的音乐室王震寰先生，看什么都不清楚，可是仍然很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活动，带了极厚的近视眼镜趴在纸上写大字报（他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还油印了一个“红教联”小报，散发给外地来京的串联教师，可惜现在一份也没有留下来。

就是这样，<红教联>在土建馆（清华学堂）的一楼开了张。接待了不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教师和一般群众。

在<红教联>成立的早期，就有一些职工（包括实验员、绘图员、职员和一些工人）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开会，他们也来听、也发言。后来越来越多了，起初是我们土建系的职工，后来，其他系的职工，乃至学校综合机械厂、电工厂、后勤、校卫队都来了。到了12月，我们核心组就决定将<红教联>更名为<红教工>。那时，北航、人大的教工组织都叫<红教工>。所以，我们的更名也就毫无异议的通过了。更名的时间是1966年的12月12日。

七，我搞起了动态

<红教联>成立之初，陶德坚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关心校内校外的动态，特别是去找到最新的“首长讲话”，作为指导运动发展和我们行动的依据。

那时，公开的学习文件除了毛选和语录之外只有两报一刊（两报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是《红旗》）的文章。此外，就是下面在群众之中大量传阅的中央首长讲话。无论上下对于首长讲话的兴趣大大超过规定的学习文件。因为，文件的内容十分宏观，往往解决不了具体问题，只能去领会精神。遇到具体问题往往要去揣摩、理解。而那时社会上事故多多，往往需要中央首长直接去出面解决，或平息、或搁置、或及时地处理一下。所以，首长讲话比较多，而且经油印传播很快就传到其它单位，直到一般的群众手中。这些传播的材料，当时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和关心，认为是指导运动的重要文件。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更有广泛的影响，成为那时最受欢迎的读物。大家拿来学习、领会，再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研究、讨论怎样贯彻。

<红教联>成立以前，也就是1966年的六、七、八月间，各单位的大字报已经都是铺天盖地，除了结合本单位的事件以外，也有不少传抄的首长讲话写成大字报贴出来。那时，没有统一的媒体传播渠道，不管什么大小事，谁都可以把任何事公布贴出去。确实是大自由。哪个单位都是满坑满谷的大字报。无人干预，出版自由。

我在那时由于学校里开会不是十分紧张，工作组忙于反蒯，后来又是红卫兵除四旧，我就常常进城回家。骑着自行车，一路上穿过许多单位（那时各个单位都是开放的，通行无阻）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这一路上高等院校又特别多，很有的可看。我常是穿过地质学院、进北航，再到师大、电影学院（那时在新街口豁口外），进城后回家，我家又在沙滩，正在中宣部后面，所以，有时也到中宣部去看看大字报。从家里回学校时，又可以经北医、钢铁、矿业学院回来，又能看上一路。应当说，走这么一圈，了解到的信息是相当多的。几个月走来走去这几个学校也走得比较熟了。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风战斗队的大字报“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题目可能不很准确，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看了很为震撼，因为这篇大字报立足点很高，不是泛泛地议论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议论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党可能变修的大问题。我看得比较细，但是没有抄（太长）。但是，旁边一个北航的同学注意到了我，就过来和我说话，并自称是这篇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名叫樊士荣，是北航的研究生。我很赞赏他们的大字报的观点。这样，我最早就和这位北航的同学建立了联系。此后不久，我在清华就和陶德坚开始搞<红教联>，我也告诉了陶德坚在北航有一个<红风战斗队>，并认识了那里的人。而北航<红教工>和北航<红旗>的关系也是如同地院<红教联>和地院<东方红>的关系一样。我更觉得我没有联系错，应当和他们多保持联系并向他们学习。

通过樊士荣我认识了和他住在同一宿舍的另一位北航研究生吴介之，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谈过几次，觉得他思维之清晰，文笔之流畅是超人一等的。后来，我每经过北航就常到他们的宿舍里去坐一会儿，也聊一聊清华的情况。从那时起到67年1月我差不多每星期都去北航一两次，吴介之在时找吴，吴不在就找樊士荣。后来，我听吴对我说：大概是陈伯达看上了他的文笔，调他到人民日报去，以后和吴介之就很少见了。

66年的11月初，陶德坚告诉我学校里成立了一个动态组，名叫做“114”，派我去参加这个动态组。我就到化学馆西边的灰楼（校音乐室）找到了这个<114动态组>。一看原来组长是我的学生、建六的胡正凡，很聪明很能干的一个同学。他告诉我，<114>是几个总部联合抓的动态机构，由刘泉、金建华（临时总部），史复有、任传钟（井冈山），周方、宁左（八八总部，宁左原名是宁奎喜）负责，他（胡正凡）是组长，主要是在社会上收集最新的首长讲话和社会动态每天印成动态报提供给几个总部，用来判断形势，作为行动决策的依据。他对我说：教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很欢迎我参加。我也高高兴兴地接受他的领导。自己认为，学生造反得早，觉悟比我们高，应当向他们学习。<114>的名字是由于是在11月4日成立的。我算是参加比较早的，后来参加的有：童悦仲、金维、方稚影（建00），孙维藩（物704），王志宏（暖6），桂淑珍（无004）等，这是根据我在那时的一个笔记本上记载的，至于这些同学是什么样子，在<114>呆了多久，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大致上分了一下工，我仍是联系高校，侧重于教工，重点在北航、人大再加上我常常进城的一条路线。其他人也各有重点，每天晚上碰头，交换情况，然后由胡正凡编成动态报，有几个女同学把它刻钢板印刷出来，每天出版一期，就叫做“114动态”。开始时是送到几个总部作为内部参考，也就是：井冈山、临时、八八各四份，<红教联>一份。总体上是刘泉抓。开始时，每期出2-4个版面（16开），后来动态情况越来越多就出到8版，有时，另外再附上一两份首长讲话，那就多了，一篇首长讲话有的就要5-6版或更多，这样可就忙坏了我们那些刻钢板的同学，又累又辛苦。印出的动态报除了校内留用分发到几个单位之外，还要留出不少到校外单位去交换，而一张钢板刻的蜡纸能印到一百多张已属不易。所以那时的动态报是挺宝贵的而且特别受欢迎，比大报好看。

我们这些“跑动态”的也很辛苦，整天骑了自行车在外面跑，找人联系、到外单位看大字报、然后把情况带回来。天天晚上碰头汇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我还要同时考虑到<红教联>的活动，把情况及时地带给陶德坚和<红教联>的核心们。就这样，我进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殊的行业---搞动态，颇有似旧社会的“包打听”。不过，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那时人们对于社会动态十分重视，我们出的动态报在群众中视若珍宝，由于印数极少，拿到一份就互相传阅。刻钢板的同学十分辛苦，既无物质奖励，也无精神奖励，条件只有一个：印好之后他能得到一份。

<114>的动态报是北京群众团体自己办的比较早的一份动态报，内容及时，信息量也大，对校外其他组织影响很大，不少其他单位也效法<114>办了自己的动态报，而且不少动态报是抄袭了<114>的内容，那时也无所谓。

<114>动态组的活动大体上到1967年初就渐渐地淡了下来，原因是人员不稳定，在一月份经济主义黑风刮起之后，有的人就出去串连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爱来不来，爱干不干，说走就走。后来连组长也走了，到最后只好停办。

八，第一场论战

<红教联>在10月底成立，进入11月就爆发了第一场论战。对手竟然是最早给我们发来祝贺大字报的<揪要害>。起因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解放黑帮”。而我们从核心到全体成员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引发了观点的严重对立。由此开始，一个关于“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大字报区无数同学和教职工被卷入了这场辩论，乃至于到后来这个问题成为清华两派（团派和414派）分裂的基本观点分歧因素之一。

问题的根源仍然是工作组留下的。前面曾经提到6月初工作组进校后就把大小干部都打成“黑帮”，赶上了“楼”，挂起来。让他们写检查，甚至打入劳改队。检查不通过不能下楼，也就是不能参加运动。这些过去的党团和行政干部，一律靠边站。可是，工作组掌权的五十天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反蒯”，也就是打击反工作组的“右派势力”上，对于大批挂在楼上的干部们几乎没有顾及， 后来虽然也解放了极个别的少数干部，但也是为了充实“反蒯”的力量，而大批基层干部仍旧是挂在楼上。

对广大干部来说，我想也有许多难言之处。让他们检查，检查什么？十七年蒋南翔的领导被上面定性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上面定的。我们这些群众没有弄明白，我想这些干部也没有弄明白。而在工作组进校时干部们一阵风似的群起表态：“跟着蒋南翔上了贼船”、“要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等等，恐怕都是迫于形势，并非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所以，我想当时挂在楼上的干部们也是很难过的，什么是修正主义？怎么就“修”了？没弄明白，怎么检查？楼下的红卫兵已经把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这些在过去历次运动里十分活跃的干部们，他们当然是希望尽早“解放”参加到运动中间来。

今天看来，我认为<揪要害>提出来的“解放黑帮”也是合情合理的。当时被挂起来的干部不是少数，而是数百人。说他们全是“黑帮”是没有根据的。工作组也真是“打击一大片”，连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支委都给挂起来了，不检查通过不让下楼。可是，怎么才叫“通过”，上下谁都说不清。群众更是心中无数，没有标准。工作组倒是一走了之，把这个麻烦留给了无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你说怎么办？所以<揪要害>提出：干脆一风吹，把所谓的“黑帮”一律解放，让他们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我现在想：这个建议是无可非议的。从同学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又要反对它？在1966年11月初那一阶段，我们和<揪要害>开始时的矛盾在于，我们认为应当先“解放群众”而不是先“解放黑帮”。那时，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认为是：由于“怕”字当头，群众还没有起来，特别是在教职工方面，广大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发动起来参与到运动之中。在此情况下，先提出“解放黑帮”会影响群众起来的积极性。干部都解放了，那么群众又不大敢讲话了。

由此开始，争论便逐渐激烈地展开。从“解放群众”发展到“干群关系”，发展到对清华十七年的看法，争论愈演愈烈，后来简直是不可开交。又有更多的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卷入了这场争论，大字报连篇累牍，成了清华大打笔仗的中心议题之一。

这个原因要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谈起。

九，十七年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人群的分裂

自从1949年解放以来就是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更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没有停息过。

在解放前，处于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就是一座“民主堡垒”，复员回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更是国民党统治区里的解放区，学生民主运动几乎是公开地进行活动的。1949年北京解放，我是亲身体会到了“清华学生迎接解放进城服务大队”的魅力（我那时在北京上中学），仰慕清华的民主空气。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和我来到了清华以后，迎接我的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和不停顿的思想改造，老清华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地在政治运动中消磨殆尽了。

据我所知，解放后不久就组织了一大批清华和燕京的大学教师去参加土改，其中很有些教授对于在土改中对地主的残酷斗争甚至杀戮看不下去。随后，朝鲜战争开始，在清华教师中间开展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活动和继之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教师人人要“洗澡”，学生要给教师“搓澡”。一个个过去傲骨铮铮的教授要在大会小会上向学生作检讨，痛骂自己，斯文扫地。我听到了许多相关的故事，给教授们一个个整得灰头土脸，再没有威严崇高的师道尊严。

待我来到清华以后，批武训；批胡适、俞平伯；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自己又亲历了肃反运动，接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思想大扫除---反右派。这一次次的运动扫尽了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只允许你作为“歌德派”而存在，不可以有“异念”。在反右运动中即使对领导有善意的批评也可能被扣上“反党”，被划成为“右派”以后还会遭到行政处理乃至于被专政。

后面接着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批判苏修（九评）；直到“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其中还包括针对我们具体单位的小运动：像1955年建筑系的批判大屋顶，1956年的“研究生事件”和“曹昌彬事件”，以及建筑思想大讨论等等在一定范围内的批判活动。

这一切一切的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下把人群分成“敌人、朋友”。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不管用什么名称、什么形式，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容许发出任何不一致的声音，不管你是善意或是恶意，都必须被扼制、被禁止，而为了执行和贯彻这些一元化的措施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去具体实施。而对象就是那些存异见的人和那些由于种种因素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人或是被认为是危险因素的那些人。

    正如孙怒涛同学在他的著作《良知的拷问》中所分析的：在同学的班级中有所谓“优质人群”和“差质人群”。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 （注5），这种现象在教职工中间更加明显和突出。不过可以将名称更改一下，一种是以党团员、干部为核心，加上出身好的、靠拢组织、追求进步的人形成的“改造他人的人群”可以简称为“改造的人群”或“强势群体”。另一种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有海外关系的、只专不红的、对组织有意见或对某些干部有意见的、调皮捣蛋的、爱说怪话的等等，被划作“被改造的人群”或“弱势群体”。

这两个人群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被改造人群”中总会有人追求进步，修成正果成为被组织信得过的人，进入到“改造人群”中去。而“改造人群”中的某些人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站错了队，也可能被打入到“被改造人群”中去。

在这样一次次的冲击之下，绝大多数人被驯化了。只有“紧跟、照办”，“听话、出活”，这样才是靠拢组织、才是追求进步、才是跟党走。就个人来说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才是有前途的。乖乖地、老老实实地跟着走，做“党的驯服工具”（后来有人发展了，要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那时，我也是这样。但是，一到文化革命开始，党组织瘫痪了，我就慌了神，不知道该跟谁了？

其实，对于“被改造群体”的人而言，这些人是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整怕了。每逢山雨欲来之际，他们（也包括我）都是心理上忐忑不安、诚惶诚恐，不知道将要来的这一次风暴吹向何方？会波及到什么人？谁会倒霉？文革初期，群众起不来是不敢起来，唯恐说错了话、站错了队，然后挨整。在此情况下<红教联>提出应当先“解放群众”是有我们的考虑的，我们想：要是把“黑帮”（干部）全都解放了，那么不是和文革以前一样，群众还是不敢讲话，更不敢起来了。

其实，仍旧还是两个群体的对立问题。

    这个“改造”和“被改造”，说白了就是一批人可以“整”另一批人。一些人是“整”人的，另一些人是“挨整”的。在没有政治运动的时候，大家和睦相处，可以处得关系非常融洽，无所不谈。一到运动袭来，立即翻脸不认人。为了表现积极，立场坚定，要对“犯错误的人”划清界限，知心朋友、甚至同床夫妻也会向组织告密、揭发。“整人”的，愈整得狠、乃至于落井下石的人，便认为是立场坚定、靠拢组织的人，此后或入党、或入团，能够得到重用。前途无量。犯了错误的人，大错误自然自身难保。而对于一些小的、局部的、一般的问题，也会在局部范围内搞一个小型的运动，不好叫“斗争”了，就叫做“帮助”，甚至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乃至“同志式的关怀”。然而，不管大小都要上纲上线，以表示这种形式的严肃性。而其后果则是这些被批的人或事都会记录在案，重的进入档案，轻的记在本子上，成为一条抓在组织手中的小辫子，时不时地拿出来敲打一下，让这些大大小小被批的人老老实实，夹起尾巴，不要乱说乱动。被批的人多被整得灰溜溜，有的人受到了处分，甚至影响到工作、业务和生活待遇。

处于执政地位的是“改造群体”，它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它主宰着单位的人、财、物，特别是它主宰着“被改造群体”（弱势群体）的命运。强势群体有愿望把所有的“被改造群体”的人全都改造过来（“解放全人类”），而“被改造群体”中的许多人也认识到只能依附在强势群体之下才能体现个人的价值。但是，两方面都有众多的问题（如弱势群体的出身问题）使得他们的转化工作非常困难。

    正是十七年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群的撕裂。形成了这么两个互相矛盾和对立的人群。到了文革期间，失去了基层党的绝对领导，于是这两个人群的对立就发展到了它们的极端形式，各自出现了它的代言组织，冲突的发展从文斗一直发展到武斗。

<红教联>就是曾经想要当那些“被改造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十，<红教联>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基层干部

<红教联>从一成立就提出要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是我们根本批不动。因为我们只是一群草民，既无过硬的出身本钱，又没有过硬的后台支持。红五类的红卫兵可以横扫四旧，高干子女可以从家里得到更深的内部信息。我们都没有。而且，批判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是说蒋执行了的是一条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路线，你要批判他就应当用更左的观点去批他。那时，连蒋南翔怎么是“修正主义”都说不清楚，你怎么批？说蒋南翔是黑线人物吧，我们毫无内部信息，不像同学那样，可以从彭真揪到刘少奇上面去。而且，当时我们对于解放后十七年所搞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我们一个都不敢碰。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我们一点都不敢去触及它。这一点，从陶德坚、核心组到<红教联>的每一个具体成员都不敢踩上这条底线。有的书上说我们想要为“右派翻案”，说实在的，借给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绝对不敢去碰的。在清华经历过1957年反右的人都知道反右运动的利害，畏之如虎。不过，像我和陶德坚对于当年处理“曹昌彬事件”存疑、不理解、不满意，但是我们也绝对不敢提到它。试想，那时对一个出身成分都如此敏感，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去为右派翻案。

对十七年的大小运动都不敢碰，更不用说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三反五反、或者批判胡适胡风这些大运动了。那么我们怎样去批蒋南翔呢？现在想起来，我们只是抓住了一个问题，就是“干群关系”，或者“党群关系”的问题。

这仍旧是前面提到的“改造人群”和“被改造人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很现实。你要让群众起来，就必须先要解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怎么叫做“群众起来”？我们当时的理解也不过是能够让群众无顾忌的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而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如此而已。所以，我们才会不同意<揪要害>“解放黑帮”的主张，而主张让干部向群众作出检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以后再下楼解放。这也是在我们提出了“先解放群众”的主张之后进一步对干部问题提出的主张。

<揪要害>的主张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挂在楼上面的干部们的欢迎。他们当然盼望尽早下楼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甩掉头上的“黑帮”、“黑线”这种不光彩的帽子。

    今天回想，我们这个主张也是不现实的。首先是蒋南翔统治的十七年究竟问题何在？这个大是大非没弄清楚，你让干部如何检查？让群众又如何掌握干部检查的标准？干部、群众乃至我们自己都没弄清楚，空提检查是没有意义的。

蒋南翔在清华十七年建立和培养了一批相当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如蒋南翔所说的“又红又专”，能够“双肩挑”（挑政治和业务两副担子），整个团队很有凝聚力形成蒋南翔所标榜的“不漏气的发动机”。个个精明强干，平时和群众关系也相当好。多数人没有架子，能够平易近人。但是，这又是一批“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政治运动一来，批人整人也都是高手。

<红教联>把自己摆在一个为“被改造”的弱势群体代言的位置上，也就是摆在强势的“改造群体”的对立面上，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势力群（不仅有干部、还有持同样观点的许多教师和同学），到后来形成被动和失败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

尽管当年谁都没有敢于触及到十七年的一元化体制和无尽无休的政治运动，当时不可能有那样的觉悟和魄力。结果就把矛头指向了运动的执行者、干部们的身上。群众怕干部们起来，怕他们“官复原职”，然后对这些“被改造”人群来个“秋后算账”、“杀回马枪”，反过来再整群众。因此，不希望干部下楼。有基层一些群众反映：不同意一阵风似地解放干部，而要求干部检查，承认了错误再下楼。实际上就是要求干部承认过去“整人”是错的，甚至要求干部道歉。以为干部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将来运动过后，干部再接着整人那怎么得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过去干部整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记得那时有人说过：一开会，干部坐在那里，一掏出小本子记，我就不敢说话了，怕他记下来回去汇报，将来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又得挨整。这样的反应在职工当中相当突出。

在教师当中更多地是针对运动中的“整人”与“被整”，以及在教研组中干部们什么都管，大小问题政治化上纲上线，对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有意见。在教研组中严重的“秘书专政”现象则是老教师意见比较大的内容。相当多的单位以党代政的情况十分严重。至于把“整人”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在教师中间也很普遍。

为此，<红教联>提出了让干部检查，群众通过了再下楼。这就是让群众放心，他们不会再“反攻倒算”。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无论是干部或是群众，现在看来都是不现实的，这个主张也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这一场论战，<红教联>和<揪要害>，以及和<揪要害>并肩战斗观点一致的<毛泽东思想小组>（建筑系研究生组成的一个战斗小组）就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笔墨官司。一开始就火药味很浓，以后又有更多的教师和学生的战斗组参加进来。再晚一点干部们组成的战斗组也参战了。那是战斗力极强的一些团队，这场论战吵了半年多犹未止息，乃至到了1967年春天成为清华两派观点上最重要的分歧之一。（注6）

今天回忆起当时我们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我们把矛头指向了基层干部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没有去挖掘“干群矛盾”形成的根源。也就是十七年不间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在运动中干部整了群众，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上，就这点来说干部也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按说，当年若是能够做到干部和群众一起批判造成干群分裂的历次政治运动，从而进一步批判那些“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那又是何等力度。可惜，那时，我们和干部都在自相残杀，没有看到真正的矛盾之源。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觉悟，当时我们也不敢、也不能有这样的认识。结果是把有生力量消耗在内斗上。

十一，<红教联>的几个基本观点

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经过那么多的运动反反复复，当时<红教联>的文字档案留下来的已经是极其稀少，大字报、笔记本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要准确地把那时<红教联>的基本观点表达清楚是相当困难的。我只能参考从现在已经收集到的一些当时我们的对立面方面批判我们的材料（数量十分有限）中整理出的一些我们的观点。

另外，还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在那时我主要的活动是“跑动态”，在校外的时间多，在校内又有许多的时间在学生的战斗组间活动，所以，基本上没有参加这场干部问题的论战。我一份大字报都没有写过。不过我在参加了<红教联>的核心会中间却能够听到陶德坚、张家廉他们议论当时论战的基本情况和我们的一些主要观点。

一个是对于清华干部的基本估计：我们和<巨浪>等战斗组都认为，清华干部是蒋南翔在十几年领导下精心培植的一个团队。是从自己的学生中间精心挑选、刻意栽培出来的一批政治上可靠、业务上拔尖，十分聪明能干的一支队伍。而且是听从党召唤呼之能来、来之能战，很有效力的队伍。蒋南翔很重视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所以才会有有所谓“清华牌干部”之说。那时，有些工科毕业的学生毕业之后留校担任了政治课教师、体育课教师、基础课教师甚至去做学校的行政干部（至今仍然如此）。总之，在清华的业务、教学、政治思想、行政甚至文艺、体育各个岗位上几乎无一不是清华自己培养出来的“自己人”。那时就有：“清华是不漏气的发动机”的说法，在工作组进校以前，讨论：“清华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时，清华干部几乎一致地死保校党委。后来是上面先给蒋南翔定了性，说蒋南翔是“黑线人物”。这样，清华的干部们才一风吹地倒过来反蒋。尽管当时都喊“受骗”，但是，决不心服。后来，有人评论在文化革命中清华与北大的异同时说：“北大文革是从内部攻破的（指聂元梓的大字报攻击陆平），而清华文革是从外部攻破的（指蒋南翔是从上面先定了性才引起内部反水）”。 也就是说，“蒋南翔不是‘揪’出来的，而是‘抛’出来的”。这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要靠清华内部的话，这个“不漏气的发动机”是很难漏气的。

因此，清华的干部抱团更紧，让他们去否定蒋南翔是非常难的。由此引发的后续讨论，也就是：“在十七年中清华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主导？”时，干部们绝大多数站在414一边认为清华原来是红线主导的就不足为怪了。

<红教联>当时对于批判蒋南翔的黑线，其实也是很无力的。因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蒋南翔这条线是通到了哪里去？若说他是修正主义的话，你得比他更左才能批得了他。结果只能从十七年中与一般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连年的政治运动入手，而且，真是要去批蒋南翔、批党委的话，我们这些群众也不知内情，结果，就把对立面放到了基层干部的头上。这也造成了我们的许多极左的观点的形成。

把干部看成是黑帮爪牙，黑帮的社会基础，甚至提出：“上揪下扫，除恶务尽”（所谓“上揪黑后台，下扫小爬虫”）。黑后台，我们够不着，于是便朝着基层干部（所谓的“小爬虫”）抓住不放，现在看，显然是矛头指向的严重错误。

很根本的一个方面是：我们从根本上不敢否定在十七年中间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是错的。所以，即使我们在批判运动整人，也没有批到根子上。最后变成抓住基层干部和要求解放基层干部的人纠缠不清地无休止辩论。可以说，是我们把广大的基层干部给逼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上去的。我们从没有想到和广大干部结合起来一同去剖析蒋南翔时期的路线。批判它们的不当之处。

在引起了是否立即解放基层干部，让他们立即下楼参加运动，还是他们必须先检讨得到群众谅解、通过之后再下楼这两种意见的争论之后，我们当然是主张后者。

    在逐渐的讨论中，形成了我们的一些观点。

那时，几乎每天晚上在清华学堂的二楼我们都要举行敞开大门的形势讨论会。 随便参加，来者不拒，出入自由，谁都可以自由发言。那真是个“自由论坛”。不光是同意我们观点的人来参加，有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也来参加，而且也发言，只不过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占多数，不同意见一出来往往就被顶回去。于是，他就不来了，或者，来，但是不发言只是为了来听听我们说了什么，收集到了回去再批判我们。我们对此是毫无戒备的。反正完全公开透明，到后来我们被抓住那么多的把柄，也在于我们是既不懂政治又不懂政治斗争，毫无戒心，毫无警惕的。

可惜的是那时我们写的大字报、底稿、谈话记录、会议记录等等几乎是一份都没有保留下来。今天来整理当时的言论、观点几乎是毫无根据可寻。我自己这里所幸还保存了很有限的几份原始材料。于是，我们当年的论点我只能从当年我们的对立面批判我们的材料中去收集了。以下的几个主要观点都是我们的对立面归纳出来的我们的观点，这些，有些是我们的，有些是我们的观点被上纲上线拔高了的，有些是一些同志在激动的情绪下发出的气愤过激的口语、气话，这些，我根据我的回忆应当做出一些必要的澄清。如果有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志能够进一步将当时的情况解读的更为准确，或指出我的不准确、不符合实际或错误之处，就更好了！

首先就是批判我们最厉害的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这个观点从文革中两派论战一直到文革之后的批判“四人帮•迟谢”时还曾被人引用成为<红教联>的第一大反动观点。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 而我们却说：“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显然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这个论点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且，也正是陶德坚首先提出来的。不过，当时她提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论”，只是在一个小组会上的一个很普通的发言。当时的过程可见陶德坚在去世前自己写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的记载：

“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做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

当时，这只不过是在一次小组会上的一个发言而已，后来，被上纲到“政治地位决定论”实在是给拔高了。都成了“论”了。就被揪住不放成了一条很大的罪名——反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这是我们最严重的“反动理论”。

陶德坚的这个观点，在<红教联>多个聚会的场合下讲过，在和我们核心谈话时，也和我们谈过，我们都是同意她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当前，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主要不在经济地位的差别，而在政治地位上的差别。换句话说，党员干部的经济收入也许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干部也许工资还没有我们某些人多，但是，在政治地位上干部的地位就要高许多。运动一来就更加明显了，干部和党员往往比一般群众要更早地知道运动的矛头所向，因为，他们可以从党内的布置提前了解到下一次运动的精神，有时甚至连下一次运动的靶子都选好了，只待命令一下把哪个批斗的对象揪出来群起而攻之。而群众是得不到这种事先部署和内部透露的计划的。这就是“政治地位”的不同。

在文化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蒋南翔被揪出来了，清华党委瘫痪了，干部和群众都是失去了过去习惯了的从上级得到的指导和运动方向的指引，教职工中先是保校党委、后是保工作组，其实还是跟着领导转，都错了。待到后来，讨论到了干部问题，这就分成了两种观点，一派主张对十七年的干部整群众应当进行清算，干部要认错；另一派则认为十七年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容否定。把干部挂起来是对干部的迫害，当前就应当解放干部让他们参加运动。由此，干部与群众的政治地位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不一样就成了问题。

那时干部的经济地位（收入）和群众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政治地位则大有不同。有一些老教授、老讲师同意我们的观点，甚至参加了<红教联>，就在于他们对于基层的干部、党员在教研组里从政治到业务、从组织到行政事务无一不加以干涉，乃至于进行直接管理，很看不过去，有意见。所以，他们也是同意“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过的（在教研组中）“秘书专政”的再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秘书专政”，文革以前清华各教学系统都配备了“秘书”，系有系秘书，教研组有教研组秘书。秘书都是党员。而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大多是非党员的知名教授担任。在实际工作中，秘书管的事往往比主任管得多，而且往往从党的系统能够更早更多的了解到各方面的工作部署。常常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使得非党员的主任感到有职无权，很有意见。1957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期间一些非党的主任就提出不满的意见。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在职工中，往往是当了干部就可以提级、提薪，政治地位高了，也能带来很多实惠，改善了经济地位。再加上了政治上的各种权势。所以，这个“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观点也有不少人是同意的。

我们的对立面则用毛泽东选集来批判我们，上纲为：“政治地位决定论”，认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说实在的，那时我们不过是觉得干部和党员们具有比一般群众高的政治地位，带来的是他们有“改造”群众的权利，也包括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干涉行政和业务的权利。这些，在那时已经引起某些老知识分子和一些群众的不满。但是，当时我们绝对不曾预料到，到了十几年以后的市场经济局面之后，干部和某些党员的以权谋私，以权贪腐等等恶劣行为。在反贪怒潮和这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所做的疯狂反抗，更加明显地看到的正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几十年后的今天，过去，激烈甚至是很残酷地反对过我们的对立面，如今见到了我，包括那时反对我们最激烈的<万山红>战斗组的同志们也都向我重新表示了态度，有一位对我说：“陶德坚那时比我们看得远，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另一位那时反对我们非常积极的老师对我说：“我们那时反陶德坚的政治地位决定论肯定是反错了，时间越久，越看出她的看法是对的”。

至于那时说我们曾经说过：“党员心肠太狠、骨头太软…”等，这是从校外抄回来的一张大字报（我的印象是从地质学院抄回来的），名字叫做：“党员为何保皇多”。

在那时，还有一个批判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说过：“挣200块的教授比挣40块的党员更革命”（原话已经记不准了，大意没有错），确有此话。当时，有一位二级教授参加了<红教联>，他就是汽车教研组的主任宋镜瀛先生，他在清华的教职工中间，确实是工资比较高的。在那时多数的教职工还没有起来，特别是许多干部和党员还在处于观望或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宋先生走出了教研组，很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之中，参加我们的活动也非常积极。

    这正是陶德坚在一次会上对宋先生的表扬。实际上，如陶德坚在她的“风雨人生”中所说的，这也是我们的“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一个典型说明。

陶德坚说：“一个拿40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200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

在那时，我们确实有不少的年长教授和老讲师们很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不仅他们自己积极地写大字报，挽起袖子油印，抄写文章，端茶送水接待外地来串连的群众，而且，带来了他们的夫人，带来了他们的子女。那时<红教联>的活动场所不过是一间教室和一部电话，可是屋里老老小小，人声鼎沸，热气腾腾。老的五六十岁，小的十几岁，这个场面在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

应当提到那时的一帮孩子们，像陈克诚先生的两个孩子，徐亦庄先生的两个孩子，陶德坚的两个女儿，都是我们的一批小支持者，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十岁上下，大人忙，小孩也跟着忙，跑来跑去，也帮着送材料、叠纸做些他们能做的事。

在我们大人里有一位教授夫人，她就是孙绍先教授的夫人马春浦，我们都管她叫作“马老太太”，东北人，特别积极，什么都干，抄大字报，油印，没事干就抄起一把扫把扫地。

就是这些年长的老师们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十分热情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投入了运动的洪流。

批判我们的另一个观点是：“今天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里去找”。据我所知，这句话是走了样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大字报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字句。从常识上说，这句话也太“白”了，明摆着送一条辫子让人家去抓。但是我想到，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过去挨过批判的人中间也有好人”。这个观点在不少的场合下都讲过。我们确是同情一些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间挨过批的人。是不是这句话被誇大了，就成为：“好人从坏人里去找”。其实我们这个观点只是不敢明说而已，心里想的是为1957年反右运动和各次运动中受了委屈的人鸣不平。

后来在有的材料里再进一步把我们说成是：“要为反右运动翻案”，这是又进一步的上纲上线，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唯恐沾上“右”的边，可能我们之间不少人的心中对于反右运动很有看法，或者对于某些右派人物十分同情，但是，在文革中我们丝毫不敢触及反右运动。这一点到了1967年初，地质学院说沈孝宇是右派以后，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核心骨干几个人就赶快开会表态和沈孝宇划清界限，还要陶德坚公开表态和沈划清界限。这一点就足够看出我们对“右派”畏之如虎。更不用说还想为之翻案了。应当说，在清华的“反右”运动对于经历和参加过那一场狂风暴雨的人来说是深入骨髓的，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接着是几个月的“大辩论、大批判、”，再接着是对右派的“大斗争、大处理”，全校划了500多个右派，好多位知名教授一下威名扫地成了敌我矛盾。我所在的建筑系，划出了十三个教师和研究生右派（其中四位年长教师）和二十三个学生右派。大家提到“反右”都是不寒而栗，唯恐沾上了边。实际上这种心理是很矛盾的，表面上不敢为反右运动翻案、不敢接触任何一个右派，但心里同情右派，又不敢讲出来。

作为“政治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延伸，陶德坚还对我谈过她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党内存在着一个既得利益人群”。当时，还不能说一些干部和党员占有了多少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大家的工资待遇都不高，但是，干部和一些党员确实在政治权力上比一般群众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平时可以干预行政甚至教学业务，到了运动之中就能整人。这一点，不少的红教联成员也是有共识的。

“上揪下扫”，这个口号是俞善乐从北大带过来的。我们接受了。而且，俞善乐还发展了，“学生管上揪，我们（教师）管下扫”，意思是：学生去揪黑后台，重点是校外的运动，而教师对校内的事情比较了解，也不大适宜参加在校外社会上的运动，就在校内搞运动，“扫”什么呢？扫的对象就成了校内的基层干部。这么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摆到了所有基层干部们的对立面上去了。这个口号是个典型的“打击一大片”的口号，绝对是错误的。由此招致了强烈的反击也是必然的。至于从“上揪下扫”还要“除恶务尽”就是更加错上加错了。这种提法严重加剧了干群之间的对立，激化了矛盾，对此造成的后果，我们要负煽动的责任，我们应向因此而受害的干部们道歉。

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成了自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据有人统计，自建国以来到文革结束，大的政治运动有56个。要是再加上本单位另立名堂的小一点规模的运动就更多了，像建筑系的批判大屋顶、建筑思想大辩论等等就更多了。每次运动都对每个人有个站队问题，这时，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又响在耳边。这个划分敌我界限可是个大问题，站队站错了就成了被斗争被批判的对象，后果不堪设想。这么一来，如前面提到过的，人群中整人和被整的两部分人便被截然分开。整人的强势群体是主动的，也有更多的群众紧紧跟上，摇旗呐喊。而被整的人群自然是弱势，形孤影单，众叛亲离。运动中间六亲不认，“亲不亲，阶级分”什么友情、亲情甚至爱情、婚姻都可能置之度外，翻脸不认人。

这种人斗人的局面，在历次运动中间，屡屡出现，一群人批判斗争另一群人。土改运动中，农民斗争地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学生斗争老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革命群众斗争反革命；三大改造运动中斗争资本家；反右派运动中，左派斗争右派；四清运动中斗争四不清干部；在这些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间，在党的领导下，总是一批人去斗争另一批人，起带头作用的当然是响应号召的党员和干部，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会紧跟着响应党的号召去批斗那些批判和斗争的阶级对象，或者阶级敌人。他们或是认定了党的指引方向是对的，应当紧跟党走，也可能就是为了保存自己，不要站错了队，尽管是违心地，也要跟着去打倒那些阶级异己分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下子党的领导瘫痪了，可是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仍在斗。一下子领导我们运动的党组织垮台了，群龙无首，于是，大家都成了龙。陶德坚说的；没有救世主，我们自己救自己。此时，原来强势群体的大多数干部挂在楼上，被叫做“黑帮”，我们自以为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要起来“造反”了。自然不能为强势的群体所容，遭到反对是必然的。

    不过，在一本书上说我们提出了所谓“大翻个”的理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人所共知，“大翻个”是鲍长康在1967年的下半年的一份大字报中提出的。那时<红教联>已经解散了半年了。（注7）

十二，我们与地质学院

我们这个<红教联>是在地质学院的<红教联>影响之下成立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陶德坚的丈夫陶世龙以及通过他和地质学院的联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小的。

陶德坚的丈夫陶世龙，四川安岳人，1948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51年在北京团市委大学部工作，后来参与了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是地质学院建院的元老之一。后曾任地质学院的教务处负责人。文革前就是很有名气的科普作家，编著了不少关于地质科学的科普书籍。当时，他与陶德坚都住在清华二区。文革开始后，他常常在清华看大字报，对清华的文革情况十分关心、相当了解。由于他与陶德坚的夫妻关系，他的观点对陶德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地质学院的文革动态对陶德坚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也是先从陶世龙那里先知道了地质学院成立了<红教联>之后，我和陶德坚才去访问的。

地质学院<红教联>对我们的最主要的观点上的影响，就是：立足于基层单位，在基层单位造反闹革命。而且，矛头是指向基层的干部和基层的党组织的。这一点在我与陶德坚第一次到地质学院去串连时，地质学院红教联的接待老师对我们的谈话中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我们在清华并不敢完全照搬地质学院传授给我们的那些经验，包括在基层夺权，党员逐个过关等等（我们相信即使在地质学院这些也不可能每个教研室都能全面做到）。我们在清华也仅仅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具体的行动口号，如“夺党权”之类的地质学院的提法，我们不敢提、也不敢碰。就是这样，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已经引起和<揪要害>的一番大论战，纠缠不清了。到了1966年的12月9日，我们<红教联>通过陶世龙，请到了地质学院地质系的<湘江战斗队>和水文系的教师沈孝宇来到清华介绍经验，应当说这是地质学院<红教联>对清华<红教联>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那次在清华学堂二楼大教室搞的活动大约有60-70人参加，地质学院有陶世龙陪来的<湘江>三位老师和沈孝宇老师。在教室里大家围了一个圈坐着，听他们讲。根据当时我的记录，他们来讲的主要内容是：

<湘江>介绍了地质学院教师起来造反的经过。在工作组进校以后，他们所在的教研室也分成了两派，部分干部党员拥护工作组，另一部分教师则看出了工作组的镇压群众的本质，起来反对工作组。待到工作组明确犯了错误撤出以后，曾向工作组造反的一些教师夺了原来干部的权。其中曾经反复较量多次，最后，<湘江>这一派占了优势。他们说：“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间群众走在党员的前面，有时连群众本人也不信。过去党员是当然的左派。党员总是整别人，群众总是挨整。其实，党员也有个人主义，不过埋得更深。保皇派，其实是保自己……教师里要有一批敢打敢冲的人在学生的带动下起来造反。要敢字当头。”

沈孝宇谈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说，他是一个搞业务有10年党龄的党员。在北大的影响下认识到院党委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工作组进校后看到是来整群众的就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被工作组打成全院的13名反革命之一。工作组走后，整他的教研室干部和支部都蔫了，他就起来批判这些基层的党员和干部。揭发出了不少问题，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

他说：“过去，我在政治上是无产者，现在，我要造你们的反……从一个基层单位就能看出一个细胞‘修’到什么程度，必须大破，破得越彻底，才能大立”。（注8）

以上摘要介绍了<湘江>和沈孝宇在座谈会上讲的要点。他们讲的很激动，也很有煽动性。在座的清华教职工听了也是很受鼓舞。没想到他们在地质学院能够在教研组范围里开会批判党支部，真是给我们吓了一跳。不少人对于这种造反精神颇受感染，还有人向陶德坚建议说，还有人没有听到，于是过了几天，在12月14日又请沈孝宇来讲了一次。这第二次就是沈孝宇一个人来的，我没有参加，据说也有60-70人参加。

这两次座谈对于清华<红教联>可以说是影响不小，我曾听到反映说，沈孝宇真了不起，他敢向党支部这样造反。感觉听了以后有启发。但是，也有人反映：要是在清华这样的反就造不起来。这样分析也很有道理，一个原因是清华的干部确实蒋南翔精心培养训练出来的，有水平，很抱团，不那么容易“漏气”，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在清华的基层单位里都是属于绝对的少数，不可能组成与基层组织对抗的力量，更不要说去和基层党支部进行“斗争”、“夺权”了，想都不敢想。

和地质学院的联系，到今天再回忆起来，我想对我们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基层造反，矛头指向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当时，陶德坚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上揪下扫，除恶务尽”，所谓：“上揪黑后台，下扫小爬虫”。我们上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实际上是够不着的。不必说是刘邓，就是蒋南翔我们也够不着。但是要在基层冲击基层干部（所谓“小爬虫”），我们却有的可冲。由此造成了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对立。

不可否认，地质学院教师们在文革中的经验对清华<红教联>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陶德坚受到她丈夫陶世龙的一定影响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清华毕竟不是地质学院。地质的经验绝对不能照搬到清华来，这一点从我们第一次到地质学院去访问时就已经感觉到了。

蒋南翔在清华经营了十几年，所谓“不漏气的发动机”，确实名不虚传。清华的体制和完整的系统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像地质学院红教联和<湘江>、或者像沈孝宇他们说的，“夺权”，或者瓦解党支部，批判支部书记，在清华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只不过是在红教联这个组织中传播我们的观点，寻找一些支持我们观点或者同情我们观点的人，至于今后运动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几乎从未讨论过。就是在核心组中也从未讨论过。因为，我们从一成立开始之际，就陷入了一场真杀实砍的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之中，应付当前的辩论都顾不过来，如何去顾及下一步呢？

沈孝宇在清华<红教联>的两次谈话，固然在清华这边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三个月以后给我们和他自己造成的麻烦，乃至于两个学校的造反组织之间的麻烦关系。

十三，<红教联>的组织情况

    <红教联>的组织情况如何？后来，我们的对立面曾经批判我们是一个“牛鬼蛇神大杂烩”。而我们最不堪一击的也就是我们的组织成分，高级知识分子多、出身不好的多、甚至教授、老讲师多也成了一条罪名。那么，到底<红教联>的组织状况怎样？

说实在的，到底<红教联>有多少人，我都说不清楚。因为，自从成立以来一直是以讨论会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建筑馆二楼的大教室开会，谁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参加活动的人很自由，甚至我们的对立面的人也进来听，回去再组织文章批判我们。

所谓参加<红教联>，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为，没有手续，包括我和几个骨干在内，没有人填过什么参加的表，也没有什么会员证、花名册之类的东西。我现在想得起来的<红教联>成员无非是印象中某人参加活动比较多，或者在某件活动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所以，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也并不过分。

但是，来参加活动的人又都是自愿来的。我们倒是和一些人宣传过欢迎到我们的会上来听一听，反正大门开着，开会也是毫无禁忌，随便进来听，有兴趣下次再来。另外，也有不少人，或参加过我们的会，或看了我们的大字报之后找上门来表示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人大体上都是对文革前曾经进行过的一次次运动深感不满的人。他们是：

    （1）在过去运动中曾被冲击、挨过批判或批评，对运动不满的人。

    （2）老教师，他们觉得过去在教研组中政治干涉业务，运动不断，思想压抑。

    （3）对干部党员个人作风有意见的人。

（4）从外单位调入清华，或在院系调整后合并入清华的人（包括燕京、老北大调入）。

（5）在所在的基层单位感觉不满、心情不舒畅的人。

至于真正戴上了帽子的右派，他们不会来找我们，我们也不敢去碰他们。

    到底有多少人实在说不清楚。<红教联>时期大约有几十人，那时已经有一些职工来参加活动。后来，参加活动的职工（包括实验员、绘图员、技术员、资料图书管理员等）和工人（包括一般工人和高级技工、技师等）逐渐多了才在1966年的12月12日改名为<红教工>。到1967年3月中解散的时候估计是200人左右。

直到近50年以后的今天，我去找了好几位如今尚健在的曾经参加过<红教联>活动的老人，除了当年的骨干分子以外，几乎都对我说：“我没有参加<红教联>”。有人更加明确地说：“我一没填表，二没宣誓，我算什么<红教联>的成员？”。不过，在更名为<红教工>之后，曾经印了一批红袖标发给所谓的成员们，拿到袖标的应当算是参加了<红教工>了。发袖标总是有记录的，可是不久前我们管组织的黄昭度先生去世了，此前他拒绝谈起这些事情，对当时的人员情况无从谈起。

    所以说到底有多少人真是说不准的。

参加的人倒是有个不成文的标准，首先是要求“反蒋（蒋南翔）”，后来又加上一条，“反对<揪要害>的观点”。也就是反对“解放黑帮”的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在十七年中对基层干部有意见的人，或者在历次运动中间或多或少受过冲击的人，个别人甚至挨过批判。但是又没有戴上什么“帽子”的人。带着“帽子”，特别是“右派”，我们是不敢沾的。他们也不敢靠近我们。

有相当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包括一些年龄较大的教授和老讲师，有教研组主任、副主任也有几位很有名气的教授。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到了文革之时形成一种变相的发泄。总之是带了各种不满情绪才找到<红教联>来。

至于职工中间，一些问题也差不多，如干部作风问题，据那时陶德坚对我说，工人中间具体问题很多，如被认为是“思想落后”便会影响提职提薪等等。

来参加活动的多数都先和陶德坚谈过，陶德坚也曾到几个基层单位去了解过情况，我记得她去过土木系的金木工间，校综合机械厂和后勤的一些单位参加座谈。了解了不少基层情况。

后来成为对立面靶子的是我们这里高级知识分子很多。414 在1967年揭发<红教联>的人员情况时，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统计，说：<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

（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组成的（注9）。这个成份分析一公布出来，<红教联>立即就成为臭名昭著的“牛鬼蛇神大杂烩”了。简直是没有好人了。

批判我们的人很有技巧，丝毫不触及日后的<红教工>，却紧紧抓住只存在了46天的<红教联>。后来，414的作战部长蒋南峰对我说：414的一把手沈如槐就说过：抓住<红教联>猛打，绝对不许触及<红教工>。我们的对立面先把教授、老讲师占58%，推出来，随后再推出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懂什么叫作“神仙”，这个名词是来源于“神仙会”。按照百度上面搜索的解释是：

神仙会

    神仙会是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一种会议方式。神仙会最初是毛泽东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内而言。

在1960年前后的暂时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神仙会的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并且经过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推广到全国，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在1960年初民建、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 1960年夏季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上，由于采取了神仙会的方式，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思想认识逐步统一。这表明神仙会是贯彻和风细雨、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推进自我教育的好方法，是统战工作的一项成功经验。

依照上面的解释，神仙会是一种中国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活动的一种工作方式。是一种开放言论自由，言者无罪，广开言路的一种极好的机制。参加的人当时被称作“神仙”。可是到了文化革命当中，这个“神仙”竟成了一种贬义的罪名。神仙的夫人也遭到池鱼之殃，名为“神仙太太”。

我们的教授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因此都应当是属于统战对象之列。所以称之为“神仙”亦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对立面显然是把“神仙”都打入“牛鬼蛇神大杂烩”的范畴了。而且“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神仙太太占63%”并列，是否后者包括了前者，把这两个可以理解为重叠的数据并列地提出来以加重对我们的谴责，似乎不太高明。

不过，“神仙会”这个名词在文革前，在极左的思维影响下已经有一些贬义了。似乎认为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凑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的地方，有点像50年代批判的“裴多菲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对立面的观点是很明显的：教授、神仙也包括神仙太太在运动中是不准革命或“造反”的，因此，应当被打入“另类”之列。

我想<红教联>的罪名之一就是吸收了这么多的教授、老讲师和他们的太太参加了活动。

我现在无法确定他们（教授、老讲师们）之间谁算是参加了<红教联>。但是，就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年长先生们来说，确实人数相对不少。我能回忆起来的至少有9位西南联大来的老先生。另外加上解放前从其他旧大学毕业的年长教师还有近20多位。在我们受到“成分复杂”、“成分不纯”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的老先生很不平，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会上，建筑系的朱畅中教授曾经大声疾呼：“老头也要革命”。在另一次会上，精仪系的陈克成教授说：“毛主席都说，不要怕教授，教授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不让我们革命”。

不只是教授，当时，出身不好的，过去认为是落后的，怪话、意见多的，还有种种人，都是被过去一贯正确的、靠拢党的先进人群被认为是不准革命、不准造反的一群人。把“教授”重点突出地摆在<红教联>的“成分”当中，正说明了我们的对立面把“教授”看成了什么，难道教授都应当打入另册吗？

参加了<红教联>和参加了<红教联>活动的老西南联大的老先生：据我所知至少有九位：王祖唐、梁晋文、沈力虎、简秀文、陈克成、宋镜瀛、刘元鹤、王雄风和王震寰（音乐室）。（注10）如今在世的尚有三位，王祖唐、梁晋文和刘元鹤先生均已在90岁以上，王祖唐教授已经98岁。其他几位均已去世。老先生里除了西南联大的先生们以外，还如：徐亦庄（大同大学、老清华的研究生），朱畅中、张昌龄、马侠（老中央大学），汪国瑜（重庆大学），华宜玉（北京艺专），周乃森（燕京大学），潘隐萱（北京大学），储钟瑞（唐山交大），关振铎、李恭亮（清华大学）等等。这里面有系主任、有教研组主任、也还有当时已经在社会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从日后（文革之后）对这些老先生们的社会评价来看，都是好评如潮的，其中不少老先生已经辞世，在介绍他们的生平时都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对宋镜瀛先生被誉为：“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和汽车的研究，50年代主持创建国内的第一个汽车专业”（注11）；对王祖唐先生的介绍；“曾任中国机械学会锻压学会副理事长、北京锻压分会理事长”（注12）；对徐亦庄先生的评价说：“为清华大学的物理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院系调整后，他主动承担了组织物理教研组，改革和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繁重工作”文革之后担任了重建物理系的第一任副系主任（注13）；对梁晋文先生是：“长期从事光学精密机器仪器、计量测试及机械制造标准化互换性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创建国内第一个公差与技术测量实验室”（注14）；对朱畅中先生和汪国瑜先生则在他们的生平简介中历数他们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设计以外还叙述了朱先生对于我国的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地区规划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注15）和汪国瑜先生精湛的设计技艺和教书育人的高贵品质，被誉为“为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用自己严谨炽热的情怀和淡薄名利的境界书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大爱无言的追求”（注16）；对于周乃森先生则誉为：“ 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近50年，为清华大学军乐队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管乐泰斗，普通音乐教育的先驱”（注17）。

<红教联>成立以后，有不少职员和工人参加进来。土木系的金木工间几乎全体技工直到车间主任全都参加了。另外校设备工厂也有好几位高级技工参加了<红教联>更名后的<红教工>。如铸造高级技师徐同安、车工高级技师武书宽、高级钳工何俊昌、高级车工王文煜、高级木工和模型工唐武元等等。其中徐同安是列入了《清华大学志》的工人师傅（注18）他不仅技艺超群，而且在理论上还有著作总结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被称作“牛鬼蛇神大杂烩”，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还有更加明确点出来的个案：“舞女、流氓、贪污分子”还举出了比例数字占7%”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成份调查。我在第一次听到时也是吓了一跳。后来，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下还有一些其它的提法，反正就是一句话，<红教联>里面没有一个好人。为此，我做了一点访问，可惜的是多数应当去访问的人已经去世很久了，存世的或已届高龄、或患痴呆没有记忆和表达能力了。谨据了解到的情况作一点不完整的澄清。

所谓“舞女”，是某一位教师的夫人，如今她已患老年痴呆多年成了植物人。据她的亲属说，当年她家境贫寒做过工人。是会跳舞，但从未当过舞女。倒是在北京刚刚解放以后，每周末中南海要开舞会，有汽车到清华来接一些女大学生和女教职员进城去陪中央首长跳舞。这位夫人确实是去过。如此而已。

所谓“贪污分子”，是指某一位管理过实验室的教师，自己喜欢装收音机，爱好无线电。他在管理实验室的时候，曾经使用实验室的仪器测试自己的无线电组件。就是为了这个，被扣上了“贪污分子”。可是就是这位老师，在改革开放之后，把自己在一个企业兼职收入的几十万元和一部汽车都交给了他所在的系。

还有一位被称为“司徒雷登的座上客”的，这指的是音乐室的周乃森先生。周先生是老燕京大学毕业的，在燕大时就是音乐爱好者，能吹一手超群的管乐，尤其是他吹黑管（竖笛）和小号可谓独步全华北的第一人。他在燕大上学时，司徒雷登校长每周末，在他住的临湖轩常常举办师生的联谊聚会，周先生曾经去参加过，演奏过乐曲。就这样的“座上客”也成了罪名。

再一个是：我们中间有个“肃反对象”，这个人指的就是我。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上的是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学校，我在初中二年级时曾经领洗入了天主教。历时四年，到高中二年级北京解放后，由于靠拢进步同学参加社团活动要求进步而逐步脱离了天主教。在信教的四年中认识一些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神父）。这样就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历史包袱，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我被审查。这些情况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以及到了清华以后都曾向组织交待过，审查时又作了书面的交待。肃反审查一年之后，对我说：没有查出问题。但是，这个包袱我一直背着，在运动中时不时地拿出来敲打一下。而且，由于我有亲属在港台，于是另外一顶隐形的帽子“特嫌分子”也悄悄地拿在组织手中。到了文革期间，一打派仗，把这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全都抖摟出来了。

    这还不够，再加上“黑画家”王乃壮，美军少校宋镜瀛，又有哪些人参加过国民党，这样一来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我们也成了：“<红教联>里无好人”，难怪说我们是：“牛鬼蛇神大杂烩”，就不足为怪了。

还要解释一下：王乃壮老师，他是1953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建筑系的。在中央美院就是徐悲鸿院长的高足，无论绘画水平或是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的。但是，这位上海人心直口快，说话无遮拦，又是十分敏感，常常说一些寓意深刻又一针见血的讽刺话。我记得在大跃进的年代，他说过：“‘鼓足干劲’这个口号不要庸俗化，比如把它绣在枕头上，难道我还要鼓足干劲睡觉吗？”。其实这是很有哲理的，可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就成了一个“爱说怪话的人”。他画的又好，便被叫作“黑画家”，其实在他的作品中间还真是找不出一张“黑画”。

“美军少校”这顶帽子在文革期间的清华是满天飞的。因为在1940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对日宣战。并立即支援已经坚持抗战近四年的中国大后方。美国军人被派到中国内地和印度、缅甸帮助打通滇缅路，这时需要大批能讲英语能和美军官兵沟通的翻译人员。于是动员了一大批内地的大学生中止了学业到军队中间去当翻译。他们到美军中工作拿的是相当少校的工资。在抗战胜利前后他们都复员回来继续读书。这些人以后很多人成了知名的学者。在清华原来在抗战的大后方读过书的老知识分子中间，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到了文革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当过美军翻译就成了罪名。“美军少校”也成了一顶帽子。其实，宋先生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对日抗战期间，宋先生曾经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的汽车大队中队长，他的工作是抢运伤员、运输药品，他自己开车和修理汽车。辍学三年，接近胜利时才回西南联大复学。“美军少校”的帽子戴不到他的头上。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还有一件必须提到，而且是直到今天才弄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参加我们活动的有一位物理教研组的老讲师李恭亮。在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曾经有人攻击他是“老托派”（注19）。这可不得了，<红教联>里出现了反革命的托派。事后虽然无人再深究此事，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弄得明白一些，想去做一点调查。可惜的是李恭亮先生已于1993年去世。而物理教研组的另外两位参加<红教联>的老师徐亦庄和杜毓良都去世了。我找到了几位同教研组的老人又查阅了有关资料才发现这位非常平凡的李先生却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原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在南京参加了地下党，而且曾经被授命与另一位潜伏在国民党最大的海军军舰“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地下党员毕重远进行单线联系，在重庆号从英国驶回中国时他还与毕重远在南京秘密接头，随后毕重远在“重庆号”上密谋组织起义，再次返回南京寻找组织请示时，已经知道李恭亮考取了清华大学到北京来读书了。但是，李恭亮到了清华以后便自动脱党。原因不明，也可能是想摆脱地下党员的危险环境，只想一心读书。但是，李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却是千真万确的。文革后南京地下党曾经到清华来查过此事。李先生去世后近十年才有当年的回忆录问世，提到他在地下党的一段经历。至于“托派”一事，是挨不上边的，年代不对。“托派”至少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事，李恭亮在1948年才考入清华，很可能是有人知道他曾经脱党，便拿了一顶“托派”的帽子扣过来。这一次这件事总算弄清楚了一些。这件事，我要感谢清华老教师邬淑婉和虞昊两位先生提供的情况。（注20）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总之，在对立面攻击我们的时候，不仅仅要在观点上上纲上线还必须把我们这个集体从组织上搞臭。于是，我们就成为出身不好、动机不纯；既有反动观点、又有反动活动（组织活动）的一群“大杂烩”，待到陈里宁事件一出来，便立即扣上“反动组织<红教联>”而当之无愧了。

应当看到一点，在开始的时候，<红教联>和对手的论战都是局限在观点不同的争辩，尽管剑拔弩张十分尖锐，但是还没有涉及到人身的攻击。对<红教联>的成员进行“阶级分析”乃至进行人身攻击是在<红教工>解散之后，414的负责人就规定了，集中打击<红教联>，决不许提到<红教工>。这真是非常策略的一着。用阶级分析把我们搞臭，一打一个准。

    确实，我们可能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出身成分最复杂，辫子最多，最不堪一击的群众组织。俗语说：柿子拣软的捏。而我们的先天不足就给对立面提供了最容易突破的弱点。414打团派从<红教联>入手，也是看准了我们这些问题痛打，看得很准。我们也正是在这些方面毫无还手之力而败下阵来。在那个阶级分析统治一切的时代，我们没有任何分辨的可能，只能等着挨打。

十四，我知道的“陈里宁事件”

关于曾经在全国闻名的“陈里宁事件”，这件事我介入的不多，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回忆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特别感谢不在北京的朱起鸣先生，他在百忙中给我的两封信，阐明了我困惑已久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弄清楚了一些细节。

1966年的12月初，清华外语教研组的简秀文老师和另一两位同事向陶德坚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外语教研组有一位教师叫做方天心，由于他反对蒋南翔和陆定一被送到安定医院去了，安定医院是北京最主要的治疗精神病的医院，后来知道在文革期间，这个安定医院已经改名叫作“红卫医院”。这件事引起了陶德坚的注意，她联想到在学习“九评”的时候，苏共把反对苏共专制领导的人打成“精神病患者”，关进了精神病医院（注21）。那么，在清华会不会方天心也会是这样性质的问题呢？在听到了简秀文老师谈到的情况之后，就打算到安定医院去调查一下。于是，她约了化工系的老师朱起鸣一起去了。但是，在他们到了安定医院之后发现方天心是真正的精神病，并不是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不过，他们在安定医院遇见了一位医生金弘敏，金大夫告诉他们，在安定医院住着一个反对刘少奇的湖南人叫做陈里宁，是被打成精神病住进来的。这个发现使得陶德坚激动不已，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在回到清华之后和我们非常激动地讲这件事，而且说要立刻设法反映到中央文革去。我记得，陶德坚还说了同时关在安定医院的还有胡风分子路翎。

那时，已经有北京医学院的<八一八>的红卫兵进驻了安定医院，但他们开始时并未重视陈里宁这件事，是陶德坚发现了这件事以后他们才重视了起来。

陶德坚从安定医院回来在<红教联>核心会上告诉我们在安定医院发现了陈里宁这件事。经过讨论，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非常支持她把这件事抓下去。由于反对刘少奇而被打成精神病，这简直在全国都是一个大发现、大典型。我们鼓励她向中央反映。并立即写了报告给<红旗>杂志社和<解放军报>社，后来又写信给国务院接待站。

    我们认为：这个反我们造定了。我们曾经说：学生管上揪，教师管下扫，既然现在有一个“上揪”的事件送上门来，我们完全应当投入进去，要把这个“反”造好。当时，已经确定朱起鸣经常和安定医院的造反组织<红旗>联系，后来朱是常驻在安定医院了，以后又去了一位外语教研组的年轻老师王新，他自愿去配合朱的工作。

    此后，在12月19日组织了<红教工>一些人去安定医院造反，要求把陈里宁的病历控制住。不过，去了以后才知道陈的病历已经在金弘敏大夫的手里。这次造反，又有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参加进来。去安定医院的这次行动我没有参加。

在12月19日以后，有了朱起鸣的常驻联系，陶德坚对陈里宁这个事件也更加关心了。同时，公安部的13局（即关押陈里宁的政治犯监狱）也发现了陈里宁和外面的红卫兵发生联系的蛛丝马迹，到安定医院来得多了。另一方面，中央文革似乎通过我们的反映也知道了陈里宁这个事情，有两个自称为《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了安定医院，一位姓靳，一位姓刘。他们到了安定医院找到了朱起鸣，朱起鸣开始还不大信得过他们， 因为不知道他们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和他们谈话时还偷偷地录了音。

13局方面大概发现陈里宁在监狱以外的安定医院治病的环境下与社会接触太多，对他们办案不利，也很不放心。1966年底就想把陈里宁接回到13局所在的秦城监狱去。这样一来，引起了驻在安定医院红卫兵的警惕。认为，不能让13局把陈里宁弄回去。除了尽量拖延外，向13局提出了要求，要求13局把陈里宁的档案交出来。13局当然不肯交，双方出现了僵持。这样到了1967年初，事情发展越来越急迫。1967年的1月初鉴于13局要将陈里宁立即从安定医院提出去，陶德坚与朱起鸣就决定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根据回忆，1月5日晚上<红教工>（当时已经改名为<红教工>了）开了全体会，就在清华学堂二楼的201大教室。来了几十人。由于我们开会从来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这一次也是和以前一样，什么人都可以来。并没有因为第二天要搞行动而有所区别或保密，还是开放的。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从美国回来的张昌龄先生，问到当时的情况，不料当时张先生的儿子张宪却插了话，他说：那天开的<红教工>动员去13局造反的会他也参加了，他那时才十几岁，和几个小朋友到建筑馆去玩，也跟着大人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记得是下午开的会。张宪今年60岁，那时大约12岁左右，我觉得他的记忆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因为要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晚上开会实在准备不过来。

会上陶德坚和朱起鸣介绍了情况，讲了活动的迫切性。陶德坚介绍了安定医院的情况，说：安定医院是精神病的专业医院，许多犯罪的人是否精神变态都由专业医院进行鉴定，若是精神病人可能就会无罪，如不是精神病人就会判定有罪服刑。这个医院和公安系统关系十分密切。朱起鸣介绍了陈里宁的情况，说：陈是湘潭市委的秘书，从1957年就感觉刘少奇有问题，但因家庭有历史问题不敢说，逼得精神失常，曾住进精神病院。出院继续研究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又提出许多问题，即向中央反映，随即被抓入监狱，并以反刘少奇罪押往北京，关在秦城监狱。反复审问，也曾几次住进安定医院检查，最近公安部13局（专管反革命案件的单位）发现陈和外面的红卫兵发生了联系，十分紧张，要把他弄回监狱去。为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注22）

    在这个动员式的讲话之后，便说计划明天到13局去造反，愿意参加的人报了名，大约有几十人。这个会散了之后，又留下一部分核心的成员进一步讨论明天的具体事宜，结果，除了几个比较核心的人（包括我）以外，也还有不少成员没有回家，留下来一起讨论。反正留下来的人也不少。看来大家相当关心这次的活动。也是自成立<红教联>以来唯一的一次大行动。

一讨论到具体的活动，问题还真不少。几十人出去，要定汽车，要准备到那里用的大标语，而且，已经商量好要争取<井冈山>学生来支援（分工由我去联络井冈山总部），特别讨论了到那里去的纪律。在此以前，陶德坚和朱起鸣在安定医院找过了陈里宁，陈里宁曾经给他们描述了秦城监狱的情况，13局的办公地点在前面，监狱在后面（好像陈还给他们画了一个示意图，但我没有印象了），那么，我们明天去造反，无论如何不能闖进监狱去，一定要守住这个界限，任何人不能触及监狱这条线。为此，陶德坚还拟定了一个注意事项，印好准备明天发给去的人。到那里造反是造13局的反，目的是要公安系统交出陈里宁的档案，绝对不能触及到监狱。同时，也怀疑那里是否还有类似的其它案件。所以准备了封条，准备把那里的档案先封起来再说。

讨论中遇到一个大难题，就是谁都不知道秦城或者13局在哪里。我记得，当时的一个情节，我们建筑系的教授张昌龄先生说，他在文革前自己有一把猎枪，常到北京郊区去打野鸭子，曾经到过那里的附近，很可能就是那个地方。在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记载了：“让张昌龄先生明天早上开他的摩托车带了来晋炎先去探路”，但是，近50年后，我去访问了张昌龄和来晋炎两位先生之后，情况与陶德坚的回忆大有出入。

张昌龄先生说：他的摩托车在文革的“八月风暴”中间，早就被抄家的红卫兵给抄走了，最岂有此理的是抄走摩托车的红卫兵第二天又跑到张先生家里来，要汽油票和购油的本子。因此，1967年的1月张先生已经没有摩托车可用，谈不上什么“探路”。不过，张先生到是说过去秦城的路怎么走。而且第二天造反张先生根本没有去。

另外，来晋炎也说：他没有去探路。他说：那天分给他的任务是到13局以后，把造反的现场拍照下来。而他是骑了一辆轻便摩托去的。他开小摩托车到了安定医院，把轻便摩托放在安定医院的卡车上面一起开到13局去的。造反拍照之后，他骑了小摩托赶回清华冲印。那个小摩托最高只有30km/h，根本不可能给汽车带路。

所以《风雨人生》中所回忆的带路一事是有出入的。

    给我的分工是留守在学校，看守电话。陶德坚给了我两个人名，即前面说的两个<解放军报>的记者，他们叫做；靳思彤和刘学民，他们的电话是6638671。并且说，在大队人马出发之后就立刻通知<井冈山>总部。而且，到了13局以后，若是需要支援的话，让我立刻再到井冈山总部去组织学生的第二梯队赶去。这样，大体上就绪了。实际上，在我们的这次动员会以前，他们在安定医院已经确定了一同去造反的还有地质<东方红>、北医<八一八>和安定医院的<红旗>战斗队。

第二天，1月6号，上午我就到<井冈山>总部去找了总部委员、号称“总理”的潘剑宏同学，她调了一个班的同学来支援我们造反。还曾到清华学堂去看了看大家的准备工作。

现在，经过多数人的回忆，我们的造反队伍应当是当天下午出发的。清华去的教师和职工可能有数十人（没有准确的统计记录），再加上几十名同学分乘两辆大轿车去的。其中的一辆是当时学校唯一的一辆SKODA大轿车。

似乎是上午又开了一个简短的会，确定了参加人的名单。

这里有几个细节问题，我在很长的时间中没有弄清楚。特别是这几件事是在后来审查我的时候曾经反复追问过我，而我一直说不清楚的问题。这一次在朱起鸣先生的两度来信中终于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是去13局造反的出发时间，陶德坚的“风雨人生”中写的是晚上11点出发的，此次经多方面核实，应当是下午出发的。朱起鸣和赵若鹏都回忆是下午出发的，来晋炎则说他去13局照了相之后立即送回清华冲洗，归途中天才黑的。所以，下午出发应是准确的。

第二，清华<红教工>和<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及安定医院<红旗>四路人马会合的地点，此次经朱起鸣先生和来晋炎先生提到，都是说在德胜门外冰窖口安定医院集合后再出发去秦城13局的。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就是13局的地址问题。陶德坚回忆是张昌龄教授带了来晋炎起了摩托去探路，回来之后再带了大队去的。后来，张、来两位先生都说并无此事。现经朱起鸣先生回忆，在1月6日骑摩托车去探路的是安定医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韩贵和王志两人，下午又是他们两位带的路，把大队人马带去秦城。这第三个问题是在审查我的时候，是几次三番追问我的重点问题，我答不出，非常狼狈。后来我曾问到其他被审查的人，原来其他人也遇到了追问的这个问题。很可能这个问题成为当时专案组看作是突破我们交待的重点之一，所以才死打硬逼地追问这个细节。

    我没有到13局去，而是留守在清华<红教工>的办公室里看守电话。陶德坚和侯虞铿带领大队人马出发之后，我立即到<井冈山>总部找到潘剑宏告诉她我们的人已经出发了。潘立刻和中央文革通了电话报告了这个行动。当时，潘剑宏在<井岗山>总部中是个通天的人物，她的外号叫作“总理”。后来从王广宇的回忆录“问史求信集”中看到，她的这个外号连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可惜这个女同学如今已经去世了。她如在世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精彩的幕后内容回忆出来。

打电话和中央文革报告我们去13局造反之后，接电话的对方只回答说：“知道了，你们留下你们的电话，需要时我们会和你们联系。”又说：“有进一步情况再打电话过来。”这就算是和上边打了招呼了。然后我就回来在我们的电话旁边守着。时间很长，也等得很焦心，陶德坚的两个女儿，程瑛的儿子和女儿不时跑来问，有没有消息？和我一起守在电话边上的张家廉也在等，因为他是准备接应的第二梯队的负责人。

过了很久，陶德坚来了电话，说：已经到了13局，正在谈判。再晚些又来电话说：已经和中央联系上了，明天接见。第二梯队不必组织了，造反的队伍当晚就回来。说到这里留在学校的人都放下心来。

他们回来已经是午夜了，回来的人在清华学堂前面下了车，个个都很兴奋，觉得是参加了一次行动，也有人说，原来所谓造反不过如此。

据去13局造反的同志回忆，他们到13局的时间已是下午，陶德坚是总指挥，朱起鸣是副指挥。先是对峙在13局门外，喊口号，13局有人出来谈判，门一开，学生忍不住先冲进去，教师们才跟了进去。朱起鸣在安定医院<红旗>中事先安排了四位党员工人，进去就守住了通向监狱的二道门，以防止去的人失控冲进监狱。其他人进去之后就在院子里刷大标语，并冲进了办公室把所有的文件柜贴了封条。13局出面的是副局长李子明，局长孙鹏飞好像也出面了，群众已经冲入了大院，无奈只好让大家进了办公室，去的人将文件柜都用封条封起来了。但只有电话总机室不让进，他们已经向上级报告了这个事件。

接着中央打来了电话，李子明让负责人陶德坚去接的。按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的记载是和周总理通了话。朱起鸣先生则回忆是和谢富治通了话。说第二天谢富治接见，当面谈。至此陶德坚和去造反的人都认为此次造反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收兵回去了。

朱起鸣先生回忆：他与陶德坚在和13局负责人谈判时，大队人马在13局外的一个食堂里等着。有人回忆仿佛他们在13局那里还被招待吃了一顿饭。

陶德坚回来后对我们留校的人说：造反的目的达到了，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我们去造反的情况，明天谢富治副总理接见。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1月7日上午，陶德坚、朱起鸣、俞善乐等就到人民大会堂去了，参加谢富治的接见，快到中午的时候，忽然程瑛找我说：他们来电话说，还在等着接见，别的单位去的人都比较多，只有我们去的人太少，咱们再去几个人。于是我和程瑛还有谁记不清楚了，大约3-4个人，程瑛找学校车队要了一辆吉普车又赶到人民大会堂去。陶和朱两人已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到时，接见还没有开始，又等了一会谢富治才出来和大家见面。陪同接见的好像还有副部长杨奇清。

根据朱起鸣的回忆：在这次接见会上他和谢富治有一段对话，

谢说：13局内一共关了103个犯人，大部分是黄维等战犯，还有胡风、潘汉年等人，除了陈里宁以外没有其他类似的犯人了。谢还说：刘少奇当时还是国家主席，反对他是不对的。朱起鸣当时还反驳了谢，说：陈里宁是正常地向中央党刊反映他作为一个党员的看法，这是一个党员的正当行为，即使错了也不应当秘密逮捕，而且，一方面认为有精神病，又认为他犯罪，本身就是矛盾的。对于这些问题谢富治无言以对。后来谢同意交出陈里宁的档案，并且让我们和公安部的人一起去取，同时让我们去把13局封上的封条揭掉。我们同意了。

这一天，接见之后过了中午才回来，路上我们聊，对于谢富治没有明确表态给陈里宁平反很不满意，觉得谢富治讲话态度不鲜明，有些模棱两可。

    回到清华就各干各的去了。但是，当天晚上，<红教工>聚会时却听到了惊人的消息，就是朱起鸣回到安定医院以后，下午4点，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和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王广宇到安定医院去了，而且接见了陈里宁和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以及驻安定医院红卫兵的主要代表朱起鸣等人。王力和戚本禹非常明确地肯定了陈里宁反刘少奇是正确的，红卫兵造精神病院的反是革命行动（注23）。这个消息传到清华以后，我们更高兴了。因为，那时在社会上已经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央文革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有权威的代表，有了王力和戚本禹两个重量级人物的肯定，我们的行动更是理直气壮地正确了。

在这次接见时朱起鸣得到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直通电话的号码。接着，1月8日，谢富治又第二次接见了陶德坚和朱起鸣进一步同意交出陈里宁的全部档案。 这次接见只有他们几个人参加，我没有去。接见后，朱起鸣又去13局揭掉了我们贴的封条，又很快地把陈里宁的档案取回到清华来。陶德坚立即组织了十几个人翻阅摘抄，之后又由曾昭奋总编，编出了《狂人日记》这本书，并由建筑系的美术教师曾善庆画了封面。据曾昭奋回忆：编好之后立即送到清华印刷厂印了5000册，很快便散发一空。后来，朱起鸣又以四单位（清华井冈山、清华红教工、地质东方红、北医八一八）驻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联络站的名义补印了一批。所以《狂人日记》在社会上的流通量是相当大的，不仅如此，那时没有什么版权问题，谁的东西都可以随便翻印，《狂人日记》在外单位，包括外地的翻印的数量更无法统计。陈里宁事件的影响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国。

    上面这几件事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我还有我的动态工作要跑。我只是知道他们在那几天一直在忙着这些与陈里宁相关的事，而陶德坚和朱起鸣当然是全力以赴了。在《狂人日记》编出来以后，陶德坚也逐渐从陈里宁这件事情中间抽出来，忙于校内的事，至于陈里宁事件的后续发展就全是朱起鸣驻在安定医院那边全权处理了。

1月30日用清华井冈山兵团<红教工>的名义在清华大礼堂召开了一个报告会，请陈里宁作了报告，同时，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大夫也作了陈里宁情况的报告。那天，听报告的人十分踊跃，礼堂内外都挤满了人。除了校内的人以外，还有许多校外来到清华串联的人。陈的报告很受欢迎。

《狂人日记》在2月初出版，我也带了一些到校外去散发。

我在参加了谢富治的第一次接见之后，有关陈里宁进一步的其他行动我都没有参加。一直到了比较晚的时候，有一次程瑛和我提到陈里宁曾经涂改过毛著的事。我听到了之后吃了一惊，去问了陶德坚。陶说：那是在他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下涂改的。我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是隐隐地觉得这件事很可能会惹出麻烦来，到了后来果然成了无穷的后患。

自从去13局造反、谢富治接见、出《狂人日记》、直到陈里宁来到清华报告这几件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有关陈里宁的事。陶德坚也从这件事中间逐渐地淡抽出来了，只有朱起鸣还继续驻在安定医院，把这件事做下去。包括介入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的事。一直到秋末再次把陈里宁关起来之后，他才回到学校里来。

陈里宁这件事应当说是我们偶然碰上的， 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抓到了一个难得的大典型。于是下大力量介入了这件事。事先谁都不知道陈里宁曾经涂改过毛著的事，要是知道或许会更慎重一些。据我所知，在去13局造反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1月8日后陈里宁的档案从13局拿回来，在整理中，我们管理文件的马春甫老太太发现了陈将毛著单行本上的著者名字涂改了，写上了他自己的名字。马老太太立刻向陶德坚作了汇报，陶德坚就让马春甫立刻将陈的档案收存起来，不过，那时已经有一些人知道了这个情况。我是在几天以后在办公室由程瑛告诉我的。我只是想到一个在精神病院住了那么久的人，精神上不可能是完全正常的。何况这些档案一直是公安部保存的，想必他们早就知道这个情况，并未因此另行立案。老实说，我那时并没有十分在意这件事。档案很快又被取走了。是否立刻被送回去，我不知道。

当时，我把陈里宁这个事件只当作我们干过的一件事情而已，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心。我还是更多地在外面跑我的“动态”。真正使它成为对我们的致命一击的是在1968年的2月21日，江青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和文艺单位的大会上，点出了：“陈里宁是反革命”这个定性的话。接着又说：“有北京某个学校介入了这件事”。虽未点名，但足以点出了是我们干的这件事。江青定了性，谁敢不依，就是原来一直保我们的团派也不敢保了。（注24）

于是，在清华互为敌视的对立两派都把我们视为罪人。在抓坏人、抓反革命的口号声中把<红教联>的骨干都抓了起来。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安部才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了复查，经过调查研究和艰难的复查过程，最后终于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注25）

如果没有陈里宁这个事件，我们这个<红教工>（<红教联>）也许在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昙花一现只存在了139天的短命群众组织而已，或许不至于受到以后那么厉害的围攻和鞭挞。这件事后来被高层定性，尤其是那时的文革“旗手”江青发了话，我们就成了“打翻在地，又被踏上千万只脚”的“反动组织”了。

回顾这件事，有一本书说我们是为了“投机”才去搞陈里宁事件，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在1966年12月25日清华<井冈山>搞了“12，25大行动”是第一次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点了名并扩散到全北京市去，那是公开点名揪刘邓的开始。我们都参加了这次“12，25大行动”。所以，尽管在安定医院发现陈里宁这件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当时批刘邓已是定局。能遇到一个几年前就对刘少奇的“修养”进行批判，而为此又遭到迫害的人，为他鸣不平并要求为他平反是很合理的要求。何况我们本来就有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想法，这里谈不到什么“投机”。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看准，这就很难说了，我们开始时丝毫不知道陈里宁涂改毛著的事，据参加摘抄陈里宁档案和主要编辑《狂人日记》的曾昭奋同志说：陈涂改了毛著封面上的名字，里面涂改的并没有反动的内容，而是写了一些“万岁”的口号之类。应是陈在精神反常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反常行动。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要是知道的话，就是借给我们胆量我们也不敢去碰这个陈里宁。涂改的事，后来连戚本禹都认可了医院的解释，而提供档案的公安部都没有将陈里宁的涂改问题立案。我们又何从“投机”呢。（注26）

只能说，在1968年初，戚本禹倒台之后，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戚本禹经手过的事打出几个“反革命案件”来，这样陈里宁的事件正当其冲，而我们理所当然地遭了池鱼之殃。

与此事件同时遭到迫害的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王广宇先生，由于他在戚本禹的命令之下，对陈里宁作了几件具体的安排工作，而遭受到牵连，身陷囹圄达八年之久。这又是一起冤案。

十五，最后的两个月

自从陈里宁这个事件忙了一段以后，<红教联>似乎转入了正常运转。其实不然，在这一段时间中，在社会上已经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红教联>参加了1966年12月25日<井冈山>搞的“12，25大行动”，全校发动了数千人进城宣传，第一次在街头点名批判了刘少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点了刘少奇的名。<井冈山>要发动这一次行动是我从总部知道以后，把这消息告诉给陶德坚的。并决定我们也参加这一天的进城宣传。自此以后，我们一直配合着<井冈山>的大行动。到了1967年初，就是所谓的“反经济主义黑风”和相关的又一次全国大串连。

主要是社会上的信息沟通大大加强，首先传来的是上海关于“以生产压革命”的消息。我在<114动态组>是全校消息最灵通的地方，那几天组长胡正凡也抓得特别紧，整天研究交换来的各方面的消息。下面各个系中间，已经有不少战斗组出发到外地去了。大约是在1月中间，总部提出要在大礼堂开一次关于“经济主义黑风”的形势讨论会，让<114>去讲一下全国的形势，胡正凡就说让我去讲，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子，就去讲了。具体讲的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那一次听的人特别多，礼堂内外人挤人，几乎是万头攒动。这是我在文革当中第一次在全校的场合下亮相。到后来，两年后我在江西德安走五七道路劳动的时候，和我们建筑系的总支书记一起劳动，他对我说：“你在文革以前，在系里不显山不显水，是个不起眼的人物。那次，我正在礼堂外面，听到林贤光做起形势报告来了，我真是大吃一惊”。那一次，记得我提到了上海的经济主义情况，起到了相当的煽动作用。那次会后，校内又掀起了一次外出抓经济主义黑风的串联高潮。好多人，甚至是整个战斗组地出发到外地去，<红教联>由俞善乐带了几个人去了南京。记不清去了多久才回来。

对于我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到外地去过（67年8月我到内蒙探亲出去了一次）。一直留在学校。一月间，我通过<1018>战斗组的宁奎喜（宁左）认识了《红旗》杂志社派驻清华的记者张广友（其实他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联络员）。我知道此人来历非凡，是通天的。我十分重视这个关系，并且立即将这个情况向陶德坚汇报了。陶也十分重视，嘱咐我和张广友保持紧密地联系。此后，我就经常地把<红教联>的情况向张报告。也曾经把<红教联> 向中央文革反映的材料请张转交，张广友对我向他反映的情况只是听，一般不大表态。对托他转递的材料，他只说：“这也就是省你们4分邮票钱”，他都代转了，和我们关系还不错。

张广友在清华住在靠近南门的原数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一楼（如今这个小楼已经被拆除了）。我在晚上常常去找他，他也很欢迎我这个教师的造反派去找他，一般是我先打电话问他有空才过去。我也带了陶德坚去和他见过面。后来，除了我以外还有潘隐萱也通过我和张见过面，并与我一起作为<红教工>和他的联系人。

67年2月初，全校又一次辩论干部问题，出现不少攻击<红教工>观点的大字报，我向陶德坚建议，把我们的观点向张广友去作一次全面地汇报，陶让潘隐萱和我一起去了。主要是潘讲，讲了以后张广友向我们大讲形势，传达了一个首长讲话（实际上是毛泽东和巴卢库的谈话），是关于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张对我们说：“按说我不应当讲这么多，你们都是自己人，造反派。反正我也是听来的，你们就当自己的意见讲出去吧”。后来，我们在<红教工>的会上传达了他对我们讲的内容。

那时，已经知道了要解放一批干部的消息，陶德坚和<红教工>也开始考虑我们应当树立怎样的典型干部。经过研究陶德坚、张家廉等就考虑要树蒋南翔时的基建处长汤纪敏，因为看了汤纪敏的大字报觉得她能够触及灵魂，检查自己比较深刻。陶就和我商量把汤纪敏的大字报通过张广友转上去。陶并亲自去找汤纪敏谈了话。以后，由我将汤的大字报稿子送给了张广友。张后来告诉我已经转上去了，而且说：江青对清华的材料有兴趣，只是汤的材料长了一些。后来，在一次全校的干部亮相的大会上，<红教工>推荐了三位比较同情<红教工>观点的干部上台发言，其中一位就是汤纪敏，第二位是建筑系的张家璋，第三位我想不起来了。后来又有大字报批评汤纪敏的发言，说她说过：“十七年没有讲真心话”这句话该批。如今回头想，汤的话倒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因为，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了，要是时时事事都暴露真实思想，那非挨到批判不可。汤纪敏在2012年已经去世了。

在《红旗》1967年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发表以后，张广有找了我和潘隐萱，让我们把这一天干部亮相的大字报整一份材料。急要。又说：最好你们去访问一下蒋南翔看他对4期社论怎样反映？而且嘱咐，不要惊动太大。这两项要求第二天就要拿出结果来。

回来以后，我和潘分了工，潘因为过去作过蒋南翔的党小组长不便出面，就分工整理校内的大字报。我则带了水利系的实验员宋传琳同志在第二天的上午进城，到高教部对门的一个小院里找到了蒋南翔。把张广友提的问题，主要是对4期社论的反映问了蒋。蒋南翔的回答很坚决，认为，清华党委的问题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毛泽东思想举得不够高，像密云水库还是很有成绩的。等等。蒋是不认错的。我们只听，不回答，也不批判他，谈了以后就回来。当天下午，潘组织了一批人整理干部亮相的大字报，我和宋二人整理访问蒋南翔的纪录。当天晚上向张广友交了卷。张很满意。

在《狂人日记》印出来以后，我给张送去了50本，后来张说带到<红旗>杂志社去一下就分光了，又找我要了一些拿去送人。

后来，在一件事上，我们把张广友得罪了。那是因为在地质学院出现了王大来事件以后，起因是王大来在地质学院挨了批，陶德坚的爱人陶世龙是同情王大来的，便想通过我们让王大来向张广友谈一下他的情况。

关于这个王大来倒是需要多说几句。王大来原来是地质学院探工系的干部，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入地质学院就读，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做政工干部。后去农村四清。他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到房山官道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他是共青团的九大代表，作为培养的接班人进行锻炼。文革开始后他回到地质学院参加运动，支持<东方红>，成为所属的<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1966年10月江青煽动地质<东方红>到成都去抓彭德怀。具体操作是戚本禹给地质<东方红>下的命令。<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就派王大来去执行这个任务。王大来去了，并且和彭德怀长谈了六个小时。他被彭说服了，认为庐山会议上批彭是错误的。写了几十页的报告反映给中央为彭申冤。但是彭德怀还是被揪回北京挨了斗。而王大来就被认为是不坚定的分子。后来朱成昭又反中央文革，王又与朱有了分歧。在地院屡受排挤，戚本禹甚至要把他打发回官道公社去，王也是意见很大，无处倾诉，于是通过陶世龙找到我们。（注27）。

    那一次是潘隐萱带了王大来去见了张广友。不料王大来在回到地质学院以后向其他人说他在清华见到了中央文革的代表如何如何，这件事通过《红旗》驻地质学院的人汇报上去了，为此张广友挨了批评。张广友为此对我们很有意见，曾说：“以后你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后来，陶德坚曾经转了一封王大来写给张广友的道歉信，让我转交给张。但是我去见张的时候一提起王大来的事，张就怒不可遏，火冒三丈，我就没敢把这封信掏出来。一直留在我这里。后来不久，张就离开了清华。直到以后我被414抄家，这封信也就被抄走下落不明。以后王大来也回到官道公社去了，如今也去世了。

在1967年的1月底到2月初，在清华，逐渐形成两大派观点，基本分歧是在对清华的十七年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对清华的干部队伍是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对<井冈山>之争是基本肯定还是认为大方向有问题等几个方面在争辩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也就是后来的团派和414派分歧的开端。

<红教工>则一直是处于风口浪尖上的。<红教工>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对清华的十七年认为是黑线专政，认为清华的干部是蒋南翔精心培育出来的刘邓路线的社会基础。十七年中犯有错误（主要是整人太多），应当批判检查之后再下楼等等。这些，遭到了另一部分观点的强烈批判，甚至上纲到“<红教联>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尤其是，到了二、三月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不断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提出要革命的干部是大多数，革命干部是依赖的对象，要解放大多数干部参加运动，一直到提出“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这些很有权威的提法。那时，我们<红教工>的核心人物已经感觉到这些提法对于我们的观点来说是很不利的。但是，比较“杆”的立场，仍旧使我们硬着头皮地“顶”了下去。

到了一月底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各校代表，江青提出各组织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之后，清华各组织也都提出整风。在此基础上校内发起了<整风串联会>，以后叫做<整风联络站>。这件事是冶金系的曹维涤和鲁小平两位老师找到我，和我谈了以后我又找了<28团>的孙耘、李磊落、周大卫等进一步了解了情况，然后我回来向核心组作了汇报。<红教工>核心组就派了我、潘隐萱和朱石秋（外语教研组红教工负责人）参加。当时，这个<整风联络站>横跨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战斗组。包括<28团>（孙耘）、<31团>（何诚）、<北京纵队>（于海）、还有许多系和行政部门的各个方面，不仅有同学，还有教师、职工等等多方面不同观点的战斗组，规模十分庞大。整风活动一时展开的非常热烈，几乎每天晚上在大礼堂都有辩论会，记得有一次我还在大礼堂发了一次言，是代表了78个战斗组的联合发言，其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

十六，<红教工>的解散

<红教工>是1967年3月15日解散的。解散的原因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是因为名声不好不得不解散。而是在一个大政治气候之下不甘情愿地解散的。

起因是3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贵阳棉纺厂按部门搞联合”的经验。这篇报道一出来引起了跨部门组织的解体，回到原单位、原部门去闹革命。而且，各个组织反映极快。在清华，自从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几乎在一两天之内，<28团>、<31团>、<红一军团>、<天安门纵队>、<中南海纵队>等等都贴出大字报，宣布解散，回班闹革命。这等于是逼着我们表态，我们怎么办？

我跑去找张广友，征求他的看法。他对我说：“解散不解散你们自己商量，依我看，解散了主动”。这样，我把他的意见带了回来。在<红教工>的核心组进行了讨论。多数人是不赞成解散的。多数成员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也想不通，凭什么要解散？

    但是，其他的那些跨行政单位的组织已经宣布解散又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似乎不走这一步不行。核心人物都不甘心这么就散了，陶德坚也拿不准主意。但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二百人左右，解散了对于我们这些成员们得有个交待，便想到，我们的成员多数还不是<井冈山兵团>的“战士”，于是，便提出是否解散了以后“集体上山”的问题。并且让我去和<井冈山>总部去联系。我为此到总部去先找了潘剑宏，又找了刘才堂。之后，刘才堂和刘泉又亲自到<红教工>来和陶德坚谈细节。最后定下一个原则：“集体上山，个别审批”。其原因就是总部认为我们的队伍成分太杂，老教授多，上山未必合适。我们几经争取他们还是不同意全体都上。无奈我们后来也就认可了这个原则。

我又把这些情况去告诉张广友，张说：“这个原则不好，‘个别审批’上不了山的人要有意见了”。后来果然如此，许多人不满意。可是那时又只能这样定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在确定解散之后，3月15日贴出了解散的公告。后来证明，好多组织是明散暗不散。可是，我们是真“散”了。

<红教联>在1966年10月28日宣布成立，当年12月12日更名为<红教工>，到1967年3月15日宣布解散，总共的寿命只有139天。这在清华文革的历史上，作为一个组织也算是很短命的。

    决定解散之后，又由陶德坚和我们管组织的黄昭度老师确定了第一批“上山”的名单，大约一百人左右，并将这个名单送给兵团总部请他们进一步审批。基本上都通过了。我也是这一批才上山的。在这些上山的人中间老教授、老讲师们一个都没有。

另外一件事就是向兵团总部输送干部。我们曾经提出要送一个进总部核心组的名额。刘才堂也基本上同意了。但是提出要求：第一要出身好的，第二要一反到底的。这两条一拿来我们怎么也找不出符合这两条标准的人来。那时教师哪里有工农出身的？一反到底就更难了，我们这些人都保过蒋南翔、都紧跟过工作组，真找不出人来。后来说等俞善乐回来了让他到总部去工作吧（当时俞带了人在南京）。可是俞的出身也不怎么好，好象是资本家。去总部参加核心的人挑不出来也就算了。后来，这又成了一条我们的罪名：叫做“企图混入总部”。

接着，兵团总部新成立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又找我们要人。当时，由于干部问题不断地提出来，总部决定新设一个办公室专门管理干部问题，就是“二办”。由总部委员陈继芳负责。才成立下面无人。陈继芳在兵团中间是比较支持<红教工>的观点的。陶德坚也非常重视往二办输送人员，说：二办是管干部的，一定要把我们最得力的人送到二办去。在此前，已经有建筑系的徐莹光参加了二办的工作，又接着派去了张家廉、侯虞铿、马侠和我。

这里应当提一下马侠，马侠当时是清华政治课的教师，是经过朱畅中先生的夫人王冬琳（也是清华的政治课教师）的介绍和我们接触的。他可能是在我们解散之前最后一位参加进来的成员。大约是1967年的2月才找到陶德坚谈加入的事。他岁数比较大，算是一位老教师了。也是老中央大学毕业的，教政治经济学。陶德坚很重视他的参加。在我们解散后首先考虑把他安排进到二办去，后来在二办成了陈继芳很倚重的一位年长教师。马侠在文革后去了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任研究员。

实际上我们其他几个人在二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主要是由于<红教工>解散后的又生波折，使得我们这些老<红教联>的人不得不全力去对付新一轮的麻烦。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二办的工作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几个又先后离开了二办。马侠呆的时间稍长一些。

我们有几个人去了<井冈山杂志社>，去的都是能写能画的。记得有曾昭奋、王震寰、曾善庆和王乃壮。解散时，老先生们都没有安排，致使他们很有些意见。有的有战斗组可回的好一些，如建筑系的<巨浪>，几位老先生本来就没有离开，矛盾不大。但是，像徐亦庄、王祖唐、周乃森几位年长先生回原单位就觉得很没意思，也上不了山。后来联系也少了。他们对不能上山这件事耿耿于怀。

陶德坚自己去了<井冈山>职工部，不过没有呆多久，和那边的人合作不好又独自回来了。同时，也是由于地质学院的新一轮风暴袭来，她也不可能把精力放在那边。

    俞善乐从南京回来，才知道<红教工>解散了，意见大的不得了。认为解散是完全错误的，牢骚满腹，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他自己联系，凭着他和<井冈山>总部的关系，他到总部作了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做了全国联络站的站长。

其他一般成员都回到原单位，土建系的<井冈山>教工分部基本上是<红教工>的成员占有绝大多数，所以一般成员回去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有些单位在我们的<红教工>成员回到原单位，上山的问题就成了麻烦，原单位的<井冈山>分部不承认他们。我们也没有力量去一个一个地落实他们回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后患，没有解决好。

事实上，我们的上山，在井冈山兵团的总部也是意见不一致的。我后来了解到，有的总部委员就认为<红教工>的人成分复杂，辫子太多，进来是个麻烦。不过，也有另外一些总部委员是支持我们加入的。总之，这件事解决的并不是十分顺畅。

    解散时没有预料到的是：才解散之后我们就立即受到了一股袭来的强大攻击。解散使得我们无力还击。俞善乐对此十分愤怒，说：“人都没了，怎么还手？”，气得要命。

十七，天下事了犹未了，解散以后袭来一场更大的冲击风暴

<红教工>解散了，但是，事情过后回想起来，我们解散的太不是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在那个时间、那个环境之下，对我们是太不利了。

首先，中央文革的大部属在那一段时间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从1967年二月中旬以后，两报一刊和上海的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部署关于干部要出来亮相、干部要参与三结合和干部要通过大批判推动大联合等等， 粗略统计在重点报刊上发表的重头文章大约有15篇左右，这还不算其它媒体响应的附和之作。这一压倒的气势，使得一时干部问题又被尖锐地提到了风口浪尖上，而恰恰是在我们才解散不久，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5期的调查员文章：“1966年6、7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和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批判了清华工作组把干部通通赶上楼的问题，并提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论点。

其次，清华大学内的两派对立，逐渐尖锐化，阵营更加分明。以<28团>为核心的团派，和以三纵队为核心的对立面形成了将来的<414串连会>也就是后来的<井冈山414总部>。在<红教工>解散后一个月，414总部成立。而且在此前后正是针对干部问题批判<红教工>观点的高潮。两派分歧在观点上，干部问题是主要的导火线之一，<红教工>虽然解散了，但是仍然处在风口浪尖上。

第三，是一个比较偶然的因素，就是正在这个时候地质学院出现了批判、揪斗沈孝宇和陶世龙的事件。陶世龙是陶德坚的丈夫，沈孝宇又曾经来到清华<红教工>做过两次造反体会的报告。这样，针对地质学院的斗陶世龙、斗沈孝宇，引发了地质学院与清华两校我们的对立面联合起来对付<红教工>、特别是对陶德坚本人的攻击。这对当时一片对<红教工>的批判和讨伐犹如火上浇油，更加猛烈，更加残酷。

以上这三股势力一起冲过来，而<红教工>已经解散，所以基本上只有挨打的局面。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十分被动。彼时，我们的“兵”已经都遣散回到原行政单位去了，我们的“将”大部去了二办，也有一些人回到原单位，在本单位也未被重视，不很得志。但对方的攻势又极为猛烈，在不得不应战的情况下，一些原来的骨干又凑回来研究如何回应。那时能够有力量回应的也只剩下十个人左右。仍在坚持的战斗组，只有建筑系的一个<巨浪>。特别是<巨浪>中的几位年长教师，在那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来派到二办的几位老师，也不得不放下二办的事情，回过头来应付面前的攻势。

那时，我们已经无法再用<红教工>的名义进行活动，因为已经解散了。在大字报方面的应战，只有<巨浪>在孤军迎战。<荡涤>本来就是几个单位的老教师组织起来的，解散后都各回各系了。这两个我们的骨干战斗组来应付面临的强大挑战，实在是力不从心。所幸的是，当时的团派有相当不少的学生战斗组支持<红教工>的干部观点，如<28团>的许多战斗组和<叛逆者>、<井冈山一分队>、<第一星火>、<第一红岩>等等。<红教工>虽然没有了，但是关于干部问题的大辩论仍旧在清华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其本质仍然是最初<红教联>和<揪要害>两种对干部观点的争论。只不过是当时两报一刊已经公开发表了许多官方的表态，双方都力图用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观点去解读官方的词句。

那时，真正使我们陷入被动的是从地质学院杀过来的这一股狂风。直接扑向陶德坚本人而来。

陶德坚的丈夫陶世龙是地质学院的创业元老。曾任地质学院的教务处长，文革初期他是反对工作组的，支持深得人望的原地质学院院长高元贵。为此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之一。他支持地质<东方红>，但是，反对当时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与他观点一致的是曾经来清华<红教工>作报告的沈孝宇。 67年初他们就被观点不一致的<东方红>当权者打成“右派”而被批判。在地院出现了“揪出大右派沈孝宇”的大字报。

我们不解，陶世龙和沈孝宇二人反对地质<东方红>的领导朱成昭，而在2月朱已经因反对中央文革而被离职检讨，但<东方红>揪斗沈孝宇依旧，据说起因竟是由于沈在66年12月在清华<红教工>的讲话。这个讲话传到<东方红>的领导手中仍认为其内容属于“右派言论”，在地院又有人贴出了署名为<清华红教工一教工>的大字报，将沈孝宇在清华的报告全文披露出来，引发了地院对沈的批判。这件事在地院只是一场不大的风波，但是这样一来被我们的对立面抓住了把柄，清华<红教工>在地质学院找来了一个“右派”到清华来“放毒”，罪莫大焉。群起而攻，在清华大字报和大标语又铺天盖地地攻过来。

我和原<红教工>的几个骨干都赶到地质学院去看大字报，发现地院对沈孝宇的讲话看法也不一致，相当一些人认为沈的讲话没有问题，并不认为沈是右派。而且，贴出的“一教工”大字报内容似与原文有出入。我们回来找了当时听报告的人的记录，5-6份互相核对补充了，整理了一份完整的，在清华和地院一起贴出去（那时不可能有录音），即使如此也很难挽回承受的冲击了。

3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俞善乐和陈克成三个人带了几份整理后油印的沈的讲话，到地院去，找到地院<红教联>的负责人贾振远和叶德隆，将带去的文件交给他们，并由他们带了去见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田春林。当时贾和田二人都说：“沈的问题已经定性了，就是右派”。但我从下面了解并非如此，还是有争论的。至少叶德隆就不认为沈是右派。

在地院这是小事一桩，在清华则成了轩然大波。对清华来说，对“右派”二字谈虎色变。沾不得。在<红教工>的骨干分子中间也发生了争论，陶德坚当然是认为沈没有问题，应当支持。有一些人支持陶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最好和沈划清界限，不要陷到地质学院的矛盾里面去。

但是，矛盾进一步发展变成了人身攻击和联系到两个学校的关系了。地院出现了“陶世龙，陶德坚，蒯XX”的大字报，在清华出现了“陶德坚和地院右派沈孝宇勾勾搭搭”的大标语。很令人气愤。大约在4月初，陶德坚索性个人出面和陶世龙夫妻二人在地院贴了大字报：“十个为什么？”，提出：“为什么别的学校在抓反革命，而地院却抓起右派来？”

原<红教工>的核心人员不赞成陶德坚这样以个人身份介入到地质学院的运动中去，恐怕这样一来把清华<红教工>也拖进去。于是，赶快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编了一本“大事记”，历数了自从<红教联>成立以来如何配合了<井冈山兵团>搞了多少活动，另一件事是：以原<红教工>的勤务组名义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是：

1967年4月6日，原红教工勤务组就陶德坚同志和右派分子沈孝宇问题作出决议如下：

一，地质学院东方红揪出反革命右派分子沈孝宇，我们坚决支持东方红这一革命行动。

二，沈孝宇曾来清华红教工做过两次发言（66年12月9日、12月14日），此外，红教工与沈孝宇没有任何联系。

三，我们要求原红教工勤务组负责人之一陶德坚同志和沈孝宇划清界限，并在沈孝宇问题上表态。

                                   原红教工勤务组   1967.4.6。（注28）

这个声明充分表明了我们当时几个人的心态，这是在外界强大力量的打压之下，而我们又无力反击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一种力求摆脱困境的示弱表示。也是从内部又给处境已经十分困难的陶德坚增加了一重压力。而且也更加说明了我们这些人对“反右”运动畏之如虎、怕得要命、唯恐沾边的心理状态。当时，马侠曾对我说：“沈孝宇的讲话有三分之一是属实的话，就够得上右派了”。

我记得，那时地院、清华的对立面已经对陶德坚个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陶德坚曾经向我说过：她准备“豁出去了”。我劝她不要轻举妄动，并劝她：地院的事不要陷得过深，可是那时的形势发展已经由不得她了。

事情还在继续发展，到了4月中旬，清华的414已经正式从<井冈山>中分裂出去，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派势力已经形成。而414攻击团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最脆弱、最有辫子可抓 、最不堪一击的<红教工>。在这里面集中打击的就是出头鸟---陶德坚。要说是414一成立就拿陶德坚祭旗，我想不为过分。

我们毫无觉察，尽管414一成立就提出了<红教工>是形左实右的社会基础，而且此后的辩论中仍旧不断地批判我们的干部观点，可是我们几个原来的骨干各人有各人的新岗位，去二办、去全国联络站干自己的事去了，我从二办转到三动，天天跑到外面去了。没有想到的事在5月发生了。

5月10日上午，清华414从地质学院把沈孝宇劫持到了清华来，地质<东方红>并没有同意让清华414来斗沈孝宇，因此，414是把沈孝宇“偷”出来的。（注29）同时在清华揪走了陶德坚，在主楼前广场上召开了一个“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对沈陶二人进行了批斗。（注30）


    414批斗陶德坚（1967年5月10日）后面被揪斗的是地质学院的沈孝宇老师

    -----孙维藩摄（摘自《孙维藩日记》第185页）


    这件事来得十分突然，我当时不知道，快到中午才听说。那时，陶德坚已被团派抢回来。在甲所保卫组里休息。当天下午原<红教工>的许多人，不仅是骨干分子，也包括许多一般的成员都去看她。当天下午，团派的保卫组、土建系团派的02部队都发表了声明，说“陶德坚是好同志，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斗争她是非法的、卑鄙的。向414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5月11日），土建系的<井冈山>分部就陶德坚问题发生了分裂，持414观点的分部委员宣布开除陶德坚出井冈山兵团，持团派观点的02部队当晚在大礼堂开了大会，指出：<红教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414 一些人揪陶德坚并将矛头指向<红教工>是错误的。在这个大会上为陶德坚辩护的发言是我讲的，徐莹光讲了<红教工>做过的工作，侯虞铿陈述了<红教工>的干部观点。这次会的主持人是土建系的团派分部负责人学生谢德明和方雁生。总部委员鲍长康和团派的骨干孙耘、宁奎喜都到了后台关心这件事。（注31）

414对<红教工>有观点上的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观点可以水火不容，但是导致揪出去斗，实在是过分了。这和后来被江青定性之后的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没有得到地质学院的同意从地院“偷”来了沈孝宇“斗”更是很不应当的。

    也就是在这同一天，地质<东方红>总部就414偷走沈孝宇拉到清华批斗，向414 提出强烈的抗议。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声明是地质<东方红>总部中支持沈孝宇的老师金希华拟定发出的，说明地院内对沈孝宇问题的意见一直是很不一致的。（注32）

在这以后，又连着几天团派和414辩论<红教工>的问题。针锋相对。再后来，由于谢富治的接见，团派与414又在联合和成立革委会问题上争论起来。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议题提出来，团派提出：“饭不吃，觉不睡，5月30号也要成立革委会”。结果还是没有成立起来。在这一个个大浪的冲击下，一个时期对陶德坚和<红教工>的辩论又被淡化搁置到了一边。

后来几天陶德坚恐怕414再来抓她，曾躲到来晋炎家去了几天，一直看到没有大动静才回来。

至于和地质学院沈孝宇的这件事，以后在清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发展。沈孝宇在地院也受了不少委屈。被下放、劳改了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他和他的夫人（曾被划为右派）才被平反，恢复党籍。沈孝宇回到教学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85年被深圳市调去，在深圳机场建设的工程地质处理项目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担任总工程师。得到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是深圳市市管的杰出专家。被誉为深圳“特区的‘拓荒牛’”。如今，定居在深圳。

（注33）

十八，我到三动，介入了天地之争

我在<红教工>解散以后，先到二办，没有呆多久就经俞善乐介绍转到第三动态组（简称“三动”）。那是一个<井冈山总部>下属专管北京动态的机构。我原来在<114>动态组干过，工作熟悉，原来的联络关系都在，比较顺手。组长是赵菊生，分工让我联系文艺口和高校。以后不久，组长就换了张树有（光7学生）。

1967年的四、五月间，<红教工>解散后的一波三折仍旧占用了我不少时间，自从5月10日414批斗了陶德坚之后不久，由于种种别的问题提到了前面，对<红教联>问题的争辩暂时性地淡化了下来。我就在三动跑起了我的动态。此时，<红教联>原先的几位骨干也都各有新的工作岗位，各干各的事。张家廉、侯虞铿到了第二动态组（校内动态），俞善乐在团派总部的全国联络站当站长，来晋炎则在搞地质专案（收集地质学院的情报）。其他人包括陶德坚在内连续几个月没有大动作。

我在三动联系北京的高校以及文艺界（实际上也是主要联系文艺界的高校），与我们并肩活动的是北航<红旗>属下的<砸三旧>联络站。清华和北航一起在北京联系的全是当时的“天派”单位，实际上我们就是介入了北京当时的天地两派的斗争。那时，以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再加上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的北京“天派”和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加上地质<东方红>的“地派”已经形成，各个高校差不多都已经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派仗在打，同时又在社会上依附于“天派”或者“地派”以获得社会上的支持。在1967年春季末开始一直打到秋天，这个北京市的天地之争打得如火如荼。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参加了三动，在社会上也是拉了天派想方设法去挖地派的墙角。我联系的当然都是外单位（特别是文艺高校）的天派组织，一方面收集对立面的动态，特别是大活动，另一方面去探听他们的内在联系，找黑手，挖后台。

1967年的6，7月间，从北京到全国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揪带枪的刘邓”，军队中的两派与地方上的两派结合起来打派仗，而以武汉的“7，20”事件成为高潮。全国大乱，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武斗。我在那时抽空到内蒙去了一趟探望我的爱人，8月初回来，正赶上在社会上冒头出现的“516”事件，我一下就投入到调查这个事件中去，掌握了一些动态和情况。并和天派在北京市内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建立了联系。

8月里出现的大事件特别多，中央文革揪出了王力、关锋，逐出了穆欣，《红旗》杂志揪出了林杰，社科院揪出了吴传启、潘梓年。这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用派性的有色眼镜去分析都认为对“地派”极为不利。特别是谭厚兰与林杰关系不同一般，谭又在中宣部前以个人名义贴大字报为林杰辩护。这样，我们更加认为揪出来的这些人必与“地派”的后台有关。站在这种严重的派性立场上去分析形势，便认为“天派”这一下可以有持无恐了，从8月底到9月初我曾参与了两件天派的大行动。

一件是8月31日晚上我参加了策划抓穆欣的会，当天晚上天派去抓了两次都没有抓到。可是第二天却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的学生抓到了，关到北航。不过接着就被周总理下令放掉了。

第二件事就是在9月初在天派的两个最高领导韩爱晶和蒯大富的策划下，在北师大搞了一场企图颠覆北师大革委会的“9，7事件”。我参与了这个事件的策划会议。当天，我全时在会场上活动，并参加了全过程。这是天派针对地派搞的一次规模很大的行动，动员了一万多人到北师大去支持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那时，北师大<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已经十分被动，天派以为此次谭厚兰必垮。不料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赶到师大去，宣布：“开万人大会斗谭厚兰是错误的”。并将师大革委会中造反出来的三个委员抓了起来。

这两件我参与的事虽然与<红教联>的问题无关，但是它们却反映了我在那时的思想巨大波动。参与了这两个事件的策划活动，可以说是我在参与清华<井冈山>活动中最登峰造极的一段。自己在那时也是有些忘乎所以地全力投入，结果都因中央的干预而没有成功。我曾经以为蒯大富是中央文革的宠儿，甚至曾以为江青对蒯大富有些溺爱。可是这几件事的后果却与我原来的期望背道而驰。蒯大富和韩爱晶还挨了批评。那么，我们反地派反错了吗？天地两派的派仗打错了吗？我又陷入了困惑之中。

十九，1967年最后的两个月，我的困惑和<红教工>的死灰复燃

自从“九七事件”之后，我仍在三动，我的地位有所上升（我被任命为三动的副组长，组长仍是张树有），但积极性却大大下降。

“九七事件”以前，我对清华<井冈山>团派很有信心，认为是清华造反的主流。在学校内外都是起着主要影响作用的。也是我们和我自己主要的靠山，自己的命运和团派是紧紧联系着的。

而对于北航，我认为北航在北京的各高校之中是很有特色的，校内一派独大，没有反对派，麾下队伍整齐，办事有条有理，介入到北京的社会上也是比较有组织和有章法，从他们介入文艺界的<砸三旧>就能看出，人员个个精炼，有观点、有办法。不像清华那么乱，毫无组织地谁想插手那里就往那里跑，不想干了说走就走。加以从文革早期我对北航的吴介之等的钦佩。所以，我对北航是一直抱有一种敬佩的好感。过去我从未见过韩爱晶，在这次“九七事件”中见了两面，已经对他的组织能力和机智十分佩服。

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他也在中央的一个表态下无奈地败下阵来。

无论是清华的蒯大富，或者北航的韩爱晶，在“九七事件”中，这一次天派没有赢，地派也没有垮，但是双方都大伤元气。

我呢，我在8月底到9月初这一段时间里，不仅是派性冲昏了头脑，而且自己的个人欲望也是冲昏了头脑，觉得已经在团派里接触到了出谋划策的高层。几个月在天地两派的冲突中搅来搅去，实在也是搅得自己昏头胀脑。在校内的两派大字报、大喇叭吵得不可开交，看不出前景在哪里。许多争论已经失去了理性，不详细认真地分析对方的观点，只要是对方提出的一律“反”掉，不讲理了。在此种局面下，我有点烦，愈干愈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只是“撑”在那里。

这时，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大联合”。而实际上，团派这边还在算计着怎样收拾414。

我曾记得在三动讨论时，就有人出过主意，说：现在就是想法让414犯错误，譬如想法把吕应中抓起来，414一定来抢，要是打起来，这武斗的责任就是414挑起来的了。这种坏主意也只有在派仗打得失去了理性的时候才出得来。挑动对方犯错误。我这时有点烦了。甚至于我觉得周泉缨在《414思潮必胜》中间提到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做天下”。讲得有道理，要是让蒯大富当上了清华的校长，还不知道会把清华带到哪里去？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打下去。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再一次陷入了困惑之中。我记得，我在三动开会时提出过：“不能对414提出的什么主张都反对，414提的有道理的观点我们应当研究、考虑”。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应当说，我不是“杆儿团”，我是个动摇分子。


    在学校里面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派仗打个无尽无休。教师和学生中的逍遥派越来越多，有人干脆走了。当时所谓“线路斗争”，女生打毛线，男生焊收音机，已经厌倦了这种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我虽然在张树有的推荐下，也参加了团派的高级动态组织<钢一连>，开过几次会，蒯大富曾在会上说：“校内的派仗你们不要管，只要把外面的重要动态搞回来就行了”。我参加了两三次会，兴趣也不是很大。自己觉得我有些“疲”了。

    9月7日中央文革批评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之后，戚本禹在8日接见了北航革委会讲了：“你们老要揪对方的后台，你们各自先把自己的后台揪出来”。这句话又引起了许多猜测。甚至于开了几次会来讨论，天派的后台是谁？三动也专门讨论过，有一次韩爱晶来了，在工字厅后厅讨论，说了一句：戚本禹说了：“什么叫后台？一次见面，一句关键的话，这就可能是后台”。我参加了这次会，这句话更引起了思想混乱。讨论了几次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9，10月间，中央提出大联合，又提出“复课”。北航的学生都撤回学校去复课了。清华的大联合在这时也表了态，蒯大富承认了414。但是仍旧联不起来，派仗照旧打得一塌糊涂，复课更是无望。都在讲，都无法使它落到实处。先抓周泉缨，后抓陈楚三，矛盾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尖锐了。在这个时候，<红教工>又死灰复燃活动起来。

实际上在3月中<红教工>解散的时候就是很不甘心的，迫于大形势不得不解散。从核心的一些成员来说更是心中憋着一口气。而在解散之后，一股更加强劲的狂风迎面冲击而来，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此后虽然个别成员在团派组织中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各种活动，但是都不是针对着为<红教工>说话。3月里<28团>虽然也公布“解散”了，实际上没有散，力量还在。而我们是真的散了。

大约在10月下旬，少数原来的<红教工>骨干核心人物又集结起来，没有大规模地招兵买马，而是小范围地串联起来，到了11月左右在生物馆楼顶上办起了<红教工广播台>。

我是在他们办起来之后才知道的。仍是以陶德坚为核心，参加的有来晋炎、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程瑛和从安定医院回来的朱起鸣（10月下旬谢富治和戚本禹到安定医院去宣布陈里宁不是革命者，两派不要为此事件争论不休。此后不久，陈里宁又重新被收监，朱起鸣随即从安定医院撤回清华）。（注34）我去看时，在生物馆的屋顶老虎窗外面支起了一个高音喇叭，扩大器放在阁楼里面，就干了起来。在《清华文革亲历》的大事记里有一条，“12月10日，<红教工>发表‘参战声明’”。

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去过几次<红教工广播台>，也曾看到陶德坚带着女儿在那里，他们几位也忙得很。我曾把一些社会动态提供给他们，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参加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仍在三动，我也还在联系着文艺口。

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江青在11月12日在文艺口的讲话。

江青这个讲话是在讲话的第二天我从电影学院<井冈山>的一把手居廉贵那里听到的。居廉贵在头一天晚上参加了那次接见，我看到了他的亲手笔记，得到了第一手的信息。我直接的印象是感到这个讲话十分重要。里面最突出的重点是：“各个组织里都有坏人，你们不要到对方的组织里去抓坏人，你们先把自己组织里的坏人抓出来”。另外一点是关于算账，江青说：“不能只算五十天的账，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他还讲了关于文艺界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前两点最重要。（注35）

很自然，414早就说过，<红教联>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如今我们又都在团派里，如果按江青这样说，很可能团派就会向我们这些辫子很多的人下手。“三十年代也要算”就是说过去的历史陈账又都要翻出来重算。

这个报告很重要，我立刻从电影学院誊写复制回来，一个副本送到了<井冈山> 总部交给了陈继芳，另一份留在三动，我还把另外一份副本送给了<红教工广播台>的陶德坚。还嘱咐说这份报告极其重要，要仔细研究。但是，他们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和<红教工广播台>的联系最突出的一件事。我没有为它写过稿，也没有参与过它的广播工作。和他们的联系不过时不时去看一看而已，没有更多的联络。

二十，抄家、保护性隔离和被劫持

转瞬间到了1968年，才过元旦。1月4日我住在城里的家中（沙滩北面的钟鼓胡同11号内院东屋）。那时，家里有我、我母亲和我才满三岁的儿子。我的爱人自从1961年从清华调往内蒙以后，我和爱人一直是两地分居的。

那天晚上大约11点钟左右，我们住的那间只有18平米的小屋的门被剧烈敲响，开门之后，进来了4-5个年轻人，都穿着棉大衣，戴了很大的口罩，使我认不出他们是谁，手里拿着很长的手电筒。当时，我母亲带着我的儿子睡在一张大的双人床上，我睡在另一张床上。他们进了屋就命令：“都在床上老老实实不要动”。于是我们也就躺在床上不敢动，我则坐在床上，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别吓着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仍在呼呼大睡，没有觉到屋里进来了好几个人）。于是他们有一个人监督我们不许动，其他的人就开始翻箱倒柜，用长把改锥撬开了所有带锁的柜门、抽屉、皮箱，翻遍了所有带字的书籍、笔记本。大约一个多小时， 抄走了我所有的笔记本、日记和来往信件（包括我和我的爱人两地的通信约500多封），以及一台很古老的英文打字机（可能他们不认识，以为是什么特别的机器）。抄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便撤退出去，没有讲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是什么人、什么组织。对我们家的人没有打、没有骂、也没有威胁。我们也没阻拦他们的行动。尽管是十分粗野地查抄，但是也可以说是相当文明的抄家，因为，他们只抄文字材料，没有动我们丝毫财物。他们走后，在我们的小屋里留下的是满地凌乱的书籍纸张和杂物，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他们走后，我赶快下床来在地下拨开一条路去看我的母亲，我的孩子仍在睡，毫无感觉。我的母亲却已吓得浑身发抖、满脸流泪。对我说：“这怎么好？”我已断定这必然是414来抄了我的家，有江青的“11，12”讲话在前，从“抓坏人”这一点出发，再加上我和团派的特殊关系，拿我开刀并不奇怪。但是，我无法安抚被吓得要命的母亲，她与我是孤儿寡母厮守了34年，她从不沾政治的边，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妇女，实在经不起这样惊心动魄的冲击。我安慰母亲说：“我以后什么也不干了”，而母亲却说：“你恐怕是骑虎难下呀”。一夜无法再睡。我是真不想干了，决定明天回学校去，找双方声明：“我退出战场，别再惊动我的母亲，只要能让她安静，我投降，不干了”。其实，这个想法也太天真，我真的是骑虎难下，“抄家”只不过是厄运的开始。

而且，我回想到，抄走的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红教联>、<红教工>、三动的会议记录和许多动态（小道消息）以外就是一大堆家信，既没有什么“炮打”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黑材料”，这方面我比较有信心。

第二天天亮，我草草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就赶回学校去。先找了建筑系的同事好友王炳仪（是党员，414成员，原来是较好的朋友，打派仗之后就没有联系了）。表示：希望和414讲和，只希望不要再惊动我的母亲。

然后，回到我的宿舍（三公寓233），才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同时抄了我的宿舍，抄走了许多文字的材料，包括许多动态材料。再到三动，发现有好几个原<红教联>的人也在那里。张树有也在。一说才知道昨天晚上414同时抄了来晋炎和俞善乐的家，从来晋炎家抄走了一些无线电元器件，而抄俞善乐的家可能是由于门牌记错，抄到了一个解放军的家里去，还抄错了。

我向他们（包括陶德坚在内、还有来晋炎、侯虞铿、俞善乐几个人都在）也说了我的母亲吓坏了和我不想再干的意思。他们反应冷淡，认为我软弱、害怕了、是动摇分子。就我自己来说也是真怕了。在自己嚣张的时候从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以后的几天我就住在家里，没有到学校去，在家陪着母亲。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我一直在外面跑，没有好好地陪着她，这样只不过过了几天。到了1月11日，突然，张树有和总部的邵凯胜（总部委员）、徐一飞(原四动组长）、诸耀昌（井冈山土建分部负责人）、宋慧京（三动和我一起跑文艺口的燃7同学）五个人一起到城里我的家来。张树有对我说：“414抄你的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估计材料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应该要抓人了。你在家很不安全，建议你到学校去住，我们把你保护起来”。我想也只能如此，就安排了母亲和孩子暂时到我的二姑家去住，躲一躲。我则随同他们一起回到清华，他们把我安排住在强斋154房间，这是在强斋一楼靠东北角的一个房间。诸耀昌派了一位给排水专业的同学名叫郝吉明来陪我，我不出去，由他来为我打饭，陪我聊天。这位同学如今已是工程院院士了。


这是强斋，当年我被隔离在一层最北的154房间，我被劫持时是从它的北面的门拖出去的。


    事情发生在1968年的1月19日的深夜里，外面才下过大雪。月光十分明亮。大约接近子夜前后，我和郝吉明正在熟睡，窗户被从外面打开，外面从窗外跳进来3-4个人，一个在对面床上把郝吉明按在床上，另外两个人把我按在床上草率地给我的嘴堵上（后来发现是用我的袜子堵的），草草地穿上衣服和鞋，用一个黑书包扣在我的头上，我的两手被反捆起来。这三四个人就把我从强斋的北门拖出来，两个人左右架着我走。头被书包套着看不见，只是被拖着走。不过我从书包下面的缝隙中能够感觉出，脚下的雪很厚。而且他们拖着我是朝着西北走，似乎是走到西大饭厅附近，走了一会到了一个房间，进去之后摘去了我头上的书包，我才看到了这个屋子。很小很黑，一支很亮的灯直照着我的眼睛，以至于在暗中的几个人我根本无法看清。


我仍旧手被捆着，站在他们面前。然后开始审问。审问我的人并没有自报他们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是谁？仿佛有4-5个人坐在黑暗中，有一个记录的人低头在记我说的话，发问的是一个男人。

他们审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蒯大富整了哪些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我回答是“不知道”。他们怎么问，我也是说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们不满意，说：带下去。于是我的头上又被扣上了书包，似乎是被带到了外间屋，接着是一顿暴打，是有几个人围着我，我站在中间，前面一拳打过来我往后倒，我爬起来，后面一脚再把我踢倒到前面去，我再爬起来。然后左边、右边，这样来回的打，那时我身上穿着棉衣、棉裤，所幸身上没有落下重伤，最困难的是我的双手一直被反捆着，倒下之后全凭两腿站起来，再被打倒下再站起来。 这样被打了一顿之后又被带进来。问了我第二个问题：“蒯大富收集了哪些军事情报？”我仍然回答不出来，于是再被戴上书包，挨了第二顿打。再带进来问了第三个问题：“你们<红教联>里有多少个特务？”这个问题我更加无法回答。如法炮制挨了第三顿打。再带进来之后，说：“你非常不老实，送到科学馆去让你尝尝老虎钳子的利害”。看样子要让我去试试老虎钳子拔牙了，我是有点害怕了。但是他们问我的那些问题，我实在是真不知道无法回答，绝对不能胡说呀。于是在头上再被套上书包，临走出时，不知是谁用一个铁器在我的头上猛击一下，打了一个很大的包，立刻就隆起来，很痛。这样，几个人又把我架着走出了屋子。

地上仍是厚厚的雪。我觉得是从西往东走，虽然头被书包扣着，我仍能感觉到那天晚上月光非常亮。似乎是从化学馆往西大操场走，可能是走到校医院（如今的文艺中心蒙民伟楼）附近，我听见有人问：“谁？”，接着听见有铁器相撞的叮叮当当的声音，然后突然有人再把我架起来，“快走！”一句话拉了就跑，我看不见反正跌跌撞撞地被拖着跑了不远，又进到一间屋内，灯光很亮，他们让我坐下摘了头上的书包，我看出这是古月堂旁边的小屋，团派的保卫组，而且，保卫组的组长崔兆喜就坐在我的面前。崔说：“你看多悬，差一步就到科学馆了，我们给你抢了回来”。然后就让我休息，我自然是感谢不尽，要了热水把头上的大包捂了一下。崔还告诉我，我一被劫走，同屋的郝吉明就到保卫组报了案。 然后他就布置夜里巡逻的人注意，于是就把我抢了回来。

第二天上午，蒯大富到保卫组来看了我，安慰说：“林老师，你受惊了”。之后，崔兆喜安排我住到甲所的<红缨战团>去。这是我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见到蒯大富和崔兆喜。

我搬到了<红缨战团>之后，住在一间大屋里，那间屋里有5-6张上下铺的床。我睡在一张上铺上。同屋里还住了7-8个人，都是学校后勤部门的年轻工人，所谓<红缨战团>，其实就是团派的武斗队伍。他们的头头是自动化系的工人张世杰，另外一个头头叫萧德龙。队员们有的是食堂的厨工、有的是修建队的青工，后来在“5，30”武斗中阵亡的段洪水也是<红缨战团>的成员之一。我就住在他们中间，我自以为在这里一定是十分安全了，是武斗队在保护我。我在这里度过了春节，和他们一起吃的饺子。

<红缨战团>这帮年轻人，在文革的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下，是一组变态的群体。整天不仅不学习，不写大字报，而是寻衅闹事以打人为乐。晚上出去割414的广播电线，把414的高音喇叭偷回来。他们是团派的一支专业武斗队，他们穿上了铁皮做的盔甲给我看，他们的武器是长矛，随时准备去和414武斗，以打人为乐。春节那天晚上去“K王八过年”（意即：去把一个关起来的干部痛打一顿作为过年的消遣）。但是，他们待我还算不错，平时也有说有笑，我和他们在一起住到了3月初。大约一个多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外界隔离，看不到报纸和文件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动态。不过在甲所里却能听到科学馆屋顶上414的高音喇叭广播，虽然听不大清楚，但对学校里的大动向还是可以听到一点动静的。

对于1968年1月初，我被抄家的这件事，确凿无疑地是414干的。几十年以后我见到了414的作战部长，也是<红教联专案组>的负责人蒋南峰，他承认抄了我的家，还说：“在你家抄去的材料收获最大，你的笔记本和信我都看了”。但是，对于1月19日对我的绑架一事，他表示不知情。他说：“要是我们干的，我一定知道”。我相信他的表白是真诚的，不是414绑架了我。如果是414绑架了我，抄家都承认了，绑架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呢？

回想我被劫持这件事，也是非常蹊跷，在审问我的时候，问题提得很没有水平。既没有追问，也没有扩展，反正我回答不出就打。三个问题答不出来就架出去挨了三顿打，然后就被“抢”回来。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从抓我到审我，至少有十来个人参与了这个行动，到现在没有人站出来说是谁干的。我想，如果不是414抓的我，那么只有是团派自己抓我了。这就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可能是为了考验我，认为我可能会叛变，或在威胁下变节。演了这么一出戏。几十年后，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我也问了团派的有关人物，他们回避，有的说：“忘记了”，有的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既然不愿意提它，就让它放在那里吧。文革都过去快五十年了，在那个时代里变态的人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理性，没有人性，就算是有人打了我，我也真心诚意地原谅他，一点都不怪罪他。红卫兵连人都打死了，我不过是头上打了一个包，算得了什么。就是有人不愿意说出这件事的真相也就算了。文革中的“谜”又何止这一起，小事一桩，让它过去吧。

二十一，要命的“2，21”讲话，到“7，27”

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在甲所里曾经听到了科学馆屋顶上广播了江青的“2，21”讲话。那个时候，我应当还在甲所里。

大约到了1968年的3月初，我的爱人从内蒙回到北京探亲，她便在团派和414 两派间寻找我在什么地方。她闯过科学馆，也找到了团派的土建系分部，最后通过土建分部的负责人谢德明和诸耀昌，到甲所来见了我。后来，通过谢和诸的同意把我从甲所里接出来，带回我在城里的家，准备尽快把我带到内蒙去躲一躲。这是谢德明和诸耀昌都同意了的。

3月5日中午她把我从甲所接回到城里的家。

我回到家就从邻居那里看到了江青、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的“2，21”讲话。过去，邻居是知道我曾介入陈里宁这件事的，就拿了这个讲话来给我看。我一看便知大事不妙，江青把陈里宁定性为反革命了。还接着说了一句话：“把反革命打扮成‘革命英雄’，不仅在天津而且和北京某学校有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不用点明，这就是指的是把陈里宁发掘出来的我们---清华<红教联>。

这里附带解释一件事，陶德坚的《风雨人生》中曾回忆是我把“2，21”讲话提供给她的，这是不对的。那时我一直被关着。

    我看到了这点以后就觉察到我们必受牵连，就和爱人商量第二天赶快走。不料，当天晚上，团派的一辆吉普车开到我家，再次把我从家里捉回学校去。大概是团派觉得把我放走是放错了，于是迫不及待地赶快把我又抓了回来。这件事当然又给了我的母亲再一次打击。她老弱的身体和精神经不起这样连续地冲击。

这次捉回来就不是什么“保护性隔离”了。当天晚上把我关在丙所后院一间小屋中，只有一张空床和稻草。在这里听科学馆的广播更清楚了，正在播<红教联>的“罪行”，<红教联>的人被一个个点名揭发出来。点到了我，说我是“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肃反对象、特嫌分子”，有四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想：“历史反革命”是四年的天主教徒了，“现行反革命”是陈里宁事件了，“肃反对象”是55年的肃反曾经冲击了我，结论是没有问题，“特嫌分子”无非是我有亲戚在港台。这些都曾经向组织如实地交待过，如今是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由于这一次是江青点了名，等于是给我们定了性。自此开始，我们就成了“反动组织<红教联>”，有的干脆叫我们是“黑教联”。在清华就再也没有人保我们了。团派不敢再保我们，414当然更加把我们往死处打。两派一起动手抓人，414抓走了俞善乐和编写《狂人日记》的曾昭奋；团派这边下手早抓到的多一些，除了我以外，有陶德坚、朱起鸣、来晋炎、侯虞铿、王新等几个人，还有几个被抓但关押的时间比较短的，有周乃森、宋镜瀛、程瑛、徐莹光等人。只有张家廉当时患重病没有被抓。在清华，<红教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在这次被抓之后，第二天就有一个自称为<68221>战斗组的人来和我谈话，他叫何子健，是研究生。告诉我江青讲话之后我们都定了性，今后要对我进行审查。我答应全力配合。于是又继续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隔离生活。

我开始都是一个人关着，不过关三五天就换一个地方。从丙所到强斋、到乙所、又到丙所、4月初搬到生物馆。转移时间总是在傍晚5点多钟，那时正是吃晚饭的高峰时候，校园内仍旧是人来人往，趁着人多的时候，两个同学一前一后伴着我，混在人流中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我吃饭总是有同学打饭回来给我吃。

从高音喇叭广播中，我听到，学校两派已经各开了好几次批判揭发斗争<红教联>的大会，团派的会还把陶德坚和朱起鸣押出去批斗，由此我联想到大概有不少红教联的骨干已经落网，被隔离了吧。

转关了几次，到乙所（不知三动搬到哪里去了）之后才和周乃森先生关在一起，那个房间的套间里关着程瑛。虽然可以交谈，却反而没有谈<红教联>的事，都是发牢骚埋怨自己倒霉，要是当逍遥派绝不会有这样的下场。几天以后周先生和程瑛先后出去了，4月初，我又被转移到了生物馆，这才稳定下来，此后虽然在楼里也换过好几次房间，但都没有离开生物馆。


当时的生物馆


    这是生物馆，1968年清华武斗期间是团派的监狱


    在生物馆里我们几个原<红教联>的人才凑到了一起。有陶德坚、朱起鸣、候虞铿、来晋炎和我。宋镜瀛和王新在里面关了比较短的时间就放出去了。在里面陶和朱是另外单独地关着的，其他几个人在调换房间时，有时单独关着，有时也和别的人关在一起。总之，生物馆是团派的一个大监狱。除了关我们几个人以外，还关了一些学校的前领导干部（所谓“走资派”、“黑帮”），我记得在里面有印象的：滕藤、李恩元、邵斌、解培基、艾知生、余兴坤、林泰、凌瑞骥，有一度还看见了蒋南翔也关在里面。另外，还关过一些他们认为是有各种嫌疑的人，和我曾经关在一起的就有：蒋南翔时期的校保卫处长郝根祥，无线电系留美教授王振通，图书馆老职员汪健君。

我们几个人在吃饭时，专案组让来晋炎来收饭盒，饭打回来再由来晋炎分给我们每个人。这样，来晋炎就可以在我们几个人之间传递消息和带话。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我和侯虞铿住在一起，直接交谈。就是这样我们也很少谈到当年<红教联>和<红教工>的事。对我们的遭遇埋怨多，疑问多，认为我们帮助团派卖命地干，没想到落得这样的下场。来晋炎和我们的团派看守也常常告诉我们一些校内武斗的消息，我们也一直有疑问，侯虞铿就和我说：“清华武斗都死了人了，怎么中央还不说话？难道就让清华两派这样子打下去？”我心中也是焦虑万分，不知应当如何回答。一连几个月中央对清华的武斗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表一个态，好像是坐山观虎斗，看你们打到哪里去？

有一天，<68221>战斗组的何子健和刘绍昌突然把我们几个叫去开会，告诉我们，被414抓去的俞善乐从科学馆屋顶上越狱跳下来，跌断了腿。意思是俞在关押期间受到迫害铤而走险，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安心在生物馆里呆着。出去的话有很大危险。陶德坚听到之后哭了，很担心俞善乐是不是跌坏了，有没有生命危险。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已无大碍，送到医院去了。

这件事后来据和俞善乐一起关在科学馆里的曾昭奋告诉我：那天在414看守的空隙，俞善乐拉了他一起上了屋顶，说乘此机会快逃，俞跳下去了，曾看着三层楼太高，害怕没敢跳。俞跌断了腿，曾仍旧留在科学馆中，直到“7.27”工宣队进校后随414的被困人员一起转移到主楼，然后和叶志江等人一起从主楼一层跳窗户逃出去的。


    在生物馆里，我们曾经被团派的专案组叫去劳动，无非是把生物馆里的桌椅板凳搬下来堵住楼梯，怕的是万一这里也武斗打起来，作为防守工事防御进攻。专案组的学生也没闲着，一个女同学用电动砂轮打磨钢锉，把它打成匕首。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很担心往后再发展会成什么样？怎样收场？

这里我要提一下和我同住了一个多星期左右的王振通先生。王先生是50年代，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妻子是很进步的美国人，在美国就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夫妻一同回到中国，王先生分配到清华无线电系，他的夫人分配到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编辑一份向海外宣传中共政策的外文刊物。王先生回国时变卖了自己的财产，购买了电子仪器带回来，为的是振兴我国的电子工业。就是这样的一位爱国的学者，在文革中被怀疑为美国特务，夫妻一起被抓进生物馆。王振通和我关在一间屋里，他的夫人关在陶德坚的隔壁。

我和王谈了不少，他还安慰我，让我放宽心思，是个很厚道的人。不几天就被转移了。我还以为他回家了。他的夫人也不见了。一直到工宣队进校之后，在传达一个中央文件时，我才听到王振通已经定性为美帝特务，关在外地的监狱里。文革后，他回来，据说是中美建交以后，一次有美国友人来访，向周总理提出要见他们夫妇，总理发话下去找，才把他从外地找回来。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是一支眼睛已被打瞎。文革之后给他平了反。他们夫妇带了子女又回到美国定居去了。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听说，原来王振通夫妇早就被公安部门内定为美国特务，在文革中交给清华<井冈山>监管的。另外还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高联佩教授也被怀疑为美国特务。


从4月到7月下旬，我们一直关在生物馆内。7月下旬，候虞铿先被放出去。

7月27日那一天，上午我们就听到了外面远远的人声鼎沸，喊口号。随后，从二校门方向听到了有爆炸声音，很响，可能是手榴弹的爆炸，外面很乱。但我们住的生物馆却能没有太大的异常现象。看守我们的<68221>专案组，对我们一一打了招呼，“外面情况很乱，你们要老老实实不要乱动”。我们也就老实地在屋里呆着。

那天，还下起了雨。我们直呆到晚上，外面仍旧很乱，晚上也无法踏实地入睡。到了夜里12点钟左右，专案组的组长何子健突然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收拾你的东西，快走”。我一时都反应不过来，就赶快抓了随身的衣服，抓了两本书就走，连被子棉衣都不要了。和我一起出来的是来晋炎。记得我们临走时还和朱起鸣打了一个招呼，朱见到我们先出去了，好像还哭了。

我们在离开生物馆的时候，何子健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走西门，往北走，从附中的小门出去”。我们两个人就在黑暗中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北走，出了北面的小门没有走出几步就被在那里埋伏着的工人宣传队抓住了。他们上午大队人马开到清华来为了“制止武斗”，和团派发生冲突，工人方面还有伤亡。相持不下。于是就把清华包围起来，出来一个抓一个。就这样我们两个就被抓了起来带到西门。一看，抓了不少从清华出来的人。在路边蹲了一大片。等到天亮开来了几辆汽车，把我们这些人都装上了车，拉到西直门外的首钢轧钢厂，关在一个大屋子里。到了中午，每个人给了两个包子吃。到了下午传来上级指示：“全放了”。这样，我们才从轧钢厂出来。我与来晋炎分手，各回各家。

这是1968年的7月28日。

就这样，我从这年的1月11日被关进去，到7月27日深夜放出来，一共关了198天。这次隔离宣告结束。但是，陶德坚和朱起鸣并没有放出来。

我回到我城里的家，母亲和邻居都来看我，大家看到我“完整地”回来了，都很高兴。我在家了呆了几天，也听说了，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工宣队全面进驻了清华。但是，我好不容易出来了，一点都不想回去。买了火车票跑到内蒙呼和浩特我的爱人单位去了。直到9月2日我在内蒙接到清华建筑系发来的电报，“将要开办学习班，速归”。我就立刻从内蒙赶了回来，到学校报到。

二十二，以后……

这就是我从1966年初到1968年“7，27”的一段经历。工军宣队进了清华，宣告了“红卫兵时代”的结束。随后军宣队、工宣队在“工人阶级占领一切上层建筑”的口号下，成了清华大学的真正强有力的统治者。一下就是八年（1968年7月至1976年10月）。

十年浩劫，前两年是红卫兵时代。1968年“7，27”之后是工（军）宣队统治的时代。凭心而论，这后八年对清华的破坏、对清华人才、物质等多方面的摧残远远超过了红卫兵的两年。我没有可能在这短短的篇幅中间把后八年的全部内容继续写出来，我只能把<红教联>在工宣队进校之后的遭遇特别是我自己的遭遇简短地作一个交待。

我在1968年9月从内蒙回到学校之后，到土建系报到，立即让我参加了一个被审查对象的学习班，和几个“黑帮”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半时劳动，半时学习和交待罪行。到了11月初，全系召开了一次批判斗争大会，揪出了“反动权威”梁思成、“黑帮”吴良镛和刘小石、“反革命分子”陶德坚、林贤光和“美帝特务”汪坦。斗争会上，我和汪坦教授站在一排，我还记得批他时，他大汗淋漓，已近初冬的天气，他的汗在地上滴成一个水窝的情景。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展开。在校内不时听见有人（多数是老教师）自杀的信息传来。和我住在单身教工宿舍对门的程应铨先生在被斗之后，跳清华游泳池自杀了。而系馆门口立即贴出了大标语“美军少校，大右派程应铨死了活该”。依我印象中的程应铨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掌握多种语言的城市规划专家。

在这个气氛之下，工宣队管专案的工人师傅郭庆余（人称“大老郭”），这是一个对知识分子心狠手辣的转业军人，第一建筑公司的武装部长。他找我谈话，谈完了说：“把你的被子扛过来，不要回去了”。一句话就把我隔离了起来。我是和汪坦先生（注：建筑系副系主任，著名建筑理论家，教授）关在一个房间。关在老土木馆的二楼的一个实验室里，睡在实验台上。从1968年11月关到1969年5月。其间，汪坦先生交待了自己在抗战期间当过美军敌情处的翻译，而被迫承认是“美帝特务”，为此被树为全校对敌斗争的从宽典型而提前释放出去。我在7个月的隔离审查中写了约有几十万字的交待和检查，自己给自己扣上了无数顶帽子，向毛主席请罪之后，放我出来到群众里面去继续接受批判。到了年底，给我落实政策做了结论。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尚属人民内部矛盾”。我同意并签了字。

签字之后立即宣布让我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去参加建农场的劳动，于是我立刻与家庭、母亲、妻子、孩子告别，出发去了江西。那是1969年的12月。到鲤鱼洲之后我被分到土建系所在的八连。在走“五七道路”的号召下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做木工，做架子工，做钢筋工。在江西劳动是很艰苦的，而心情上并没有由于已经做了结论而轻松下来。一切方面时时刻刻让你知道，你还是一个和“革命群众”不一样的人，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是个“入了另册的人”，时不时要把你揪出来“敲打”一下，让你记住，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等到了1970年的冬天就真的把我又揪了出来。“清查516”运动开始，鲤鱼洲农场也大轰大嗡地开展起来。我和俞善乐在江西被点名揪了出来，然后由12名调回北京的农场战士押解着，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看来我和俞两个人是被当作“要犯”从江西弄回北京来审查的。

12月我被押回了清华，立即又被隔离关起来，甚至都不允许我回家报个信。不过后来工宣队还是通知了我的母亲，告诉她我已从江西回来又在接受审查。

这是我第三次被隔离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怎么运动又搞到了我的头上。尤其是在19 67年我在三动正是调查过“516”的动态，这回怎么搞起我来了？很不理解。专案组的头头还是那个大老郭。对我说：“搞你，事出有因”，弄得我一头雾水到底有完没完？他说“过去不算，从来”。我被隔离在土建系学生宿舍的二号楼，俞善乐可能也回到他的系里去了。在土建系关着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原来团派军事动态组的华晓和史复有。我看到了他们，心想，大概文革中间搞动态的活跃分子很可能都弄回来了。

1971年初，是“清查516”最如火如荼的时候，大会小会没完的开。一个上去坦白，说他参加了516，还发展了那个那个人，然后又有被发展的人再上去坦白。闹得不可开交。直到有一天的晚上，那是一次全校才开过的“宽严大会”，把我押去参加了大会之后回来，我已在隔离的房间里入睡了，半夜把我揪起来，“提审”。我到了审问我的房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清华的军宣队一把手迟群来了。反正认为我的态度不好吧。迟群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你要是交代得好的话，你的材料明天就能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这句话给我吓得要死，实际上，工宣队进校后，已经审查了我一年多，该交代的内容早已交代过了，再也挖不出新的东西来了。这次“清查516”又从头查我，交代过的东西又不许“炒冷饭”，逼得我快发神经病了。迟群临走说了一句：“有人揭发你参加了516，你是不是？”。我没回答。我明明没有参加，不能说“是”。但我也明白，要说“不是”，就会被扣上“抗拒运动”的罪名。何况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所说的“516”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我不肯定也不否定”。迟群说：“好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很不满意地走了。

我回来以后自然是交待不出新东西，这明摆着是威慑加上诱供，我仍旧是顶着。一直没有承认我曾参加过什么“516”。专案组自然极为不满。应当指出在处理这种案件中，逼供信是很普遍的。逼着你按照专案组的思路去供认一些问题。虽然没有刑讯逼供，未受皮肉之苦，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忍的，威胁、恫吓、诱导、不让睡觉都是有的，尤其在清查516的初期，简直是草木皆兵。仿佛到处都是“516”，人人都是“516”。

对我来说，迟群的那两句话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在以前被关押的时候，总是希望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能够把我们这些以各种莫须有罪名关押起来的人搭救走出苦海，可是这一次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逼着我去承认我从未参加的什么“516”。其压力可想而知。

    那时，工宣队和专案组对我们这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格外凶狠，一句话，就是逼着你承认你是“516”。那时真的逼得我自杀的心思都有过，甚至想过怎样在监管的环境下用什么办法去结束自己。那种强逼的气氛完全可以把你逼得疯狂。  

又顶了一段时间，好像一点一点地淡下去了。还是关着，但是专案组来找我的周期越来越长，不那么密集了。时不时让我出去干一些体力劳动的活。偶尔有些外调，写材料。

    这些工宣队、专案组的成员们大概是经过统一培训过，连语言都是一样的，说什么：“要竹筒倒豆子”，“不要只摇豆子不倒出来”，什么：“要交代活思想”还要“当时的新鲜活思想”，要“检查自己的动机”，“不要顺竿儿爬”，什么“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我还接待了许多外调，询问关于我接触过的许多人的情况，包括文革中曾经共事交往过的人，也包括我自己的亲友，我都如实地把我和他们的接触情况和我了解的情况写出来。决不添枝加叶，更不能无中生有。我也写过交待和揭发别人的材料，涉及的事实是如实的。但是，在这些材料之中有很多被我不恰当地上纲过高、或把后果估计的过分严重之处。这都是为了表明我是在划清界限，但是这些都可能给被查的对象造成或添加了多少麻烦，甚至造成伤害。事后想起来自己十分内疚，在此我向这些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一次一直把我关到9月底，长达10个多月。后来，因为我的母亲经不起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三度关押。而且，从我去江西之后到我又从江西押回来再被隔离，近两年没有见到我。后来得知，她曾经带了我的五岁儿子到清华关押我的二号楼，想看看我，但是被一位我系已被工宣队结合了的干部给骂了出去。我母亲为此受到了重大打击，回到家了之后很快就中风昏厥。在街道干部将我母亲病危的情况反映到清华工宣队以后，工宣队才“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把我解除隔离，允许我回家去看看我的母亲。还告诉我：“你母亲的病和你的审查没有关系”（意思是让我出去了不许乱说）。而且，白天还得回到学校去继续审查，晚上才能回家看护母亲。就这样虽属半解除隔离状态，我总算是出来了。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已经奄奄一息，我出来之后大约一个多月，母亲就因抑郁过度而去世了。

这就是我的“归来”，在两年多的隔离和半隔离审查加上一年的江西农场劳动之后，在被工宣队“恩赦”回到家的时候，与我相依为命慈爱的母亲已经不能言语，不能思想，卧病一个多月就离我而去。我的痛苦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不过我也想到了那些比我命运更悲惨的人，死在外面回不了家，或者回到家，可是“家”已经没有了，比起他们来我还算是好的多了。这些，又去怨谁呢？

母亲去世之后，他们并没有把我再关起来。而是让我参加到群众中，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审查。直到两年多以后，1973年又给我做了第二次结论：居然和我的第一次结论一模一样，一字不差，还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尚属人民内部矛盾”。我又签了字。还要感谢了党对我的挽救。

我真的回到了“人民”中间了吗？好像并没有。就像“摘帽右派”一样，你仍然是属于“另册”的人物，某些报告、会议不能参加，一到所谓“风吹草动”的时候，就要特殊地照顾一下，例如，在76年清明节“四五事件”的时候，就让我“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安全保卫”住到实验室去，不要回家。还另外派了一个同事“陪”着我。无非是看住我，别往城里跑，别再出事罢了。

这样子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胡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之后，大约到了1978年，组织上才又找我谈，说：“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那些事，不存在了”。这就是个口头的结论。“不存在了”。我默认了这个结果。并没有书面的文字结论，也不必签字。随后，将一部分当年抄家抄去的笔记本和日记本退还给我，退还给我的不及抄走的十分之一，说是：“由于专案组多次倒手，佚失很多”。我也就认帐了。能有这些硕果仅存的东西我也够满足的了。如今写回忆录还真靠了它们。

我就是这样，以“不存在了”结束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活动。包括迷惘、疯狂、屈辱和伤痛。十年浩劫，人生的几分之一就是这样的“不存在了”。

其他的人呢？当年<红教联>的骨干，后来怎样？说实在的，自从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在文革之中曾经共患难过的这些人来往甚少，多数人都不愿意再提起这些往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各个人的遭遇也很不一样，我是失去了母亲，有人被迫离婚，有好几位事后离开了清华（没有很好统计，恐怕不止5-6人）。

处理最重的当然是陶德坚，从她自己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的记载：去鲤鱼洲之前被开除出党，在“清查516”后回到学校，在一次全校的大会上被宣布为清华唯一的戴上帽子没有参加516的“516分子”，敌我矛盾性质。文革结束以后，领导曾找她谈话，定性为：“犯了敌我矛盾的错误，考虑到文革的复杂性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陶不同意，要求辨白，遂放到一边。不久，陶德坚调往华中理工大学建筑系，参加了华中建筑系的创建，工作极其出色，华中曾派专人到清华来联系陶的党籍问题，但未能解决。直到陶在198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副系主任职位上退休，移居到加拿大，1997年病逝。

俞善乐、张家廉、侯虞铿三位在文革后的1984年去了汕头大学。张家廉曾任副系主任，90年代回到北京，1997年因病去世。俞善乐在2000年以后回京，2004年因病去世。这两位的详细情况目前均无从访问。

侯虞铿在文革中从江西回来后组织上和他谈了两次，一次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又一次谈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错误是有“反动言论”，侯拒绝签字。及至文革结束后，这些都取消了，作了了结。侯离开了清华到汕头大学执教，工作极为出色，曾获教委一等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来晋炎在文革中被开除出党，文革后又恢复了党籍。

曾昭奋的错误是经手编了陈里宁的《狂人日记》。在从鲤鱼洲回来之后做了结论，为：“敌我矛盾，不戴516帽子，开除出团”。以后又作结论为：“犯政治错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又重新再作结论：“犯一般错误，按超龄团员退团”。后来在清华建筑系主持“世界建筑”杂志任主编，在建筑理论界成为知名专家。是较有名气的杂文作家。

至于徐莹光、赵若鹏等同志除在运动中被冲击做了一些检查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文革过后一风吹就过去了。


文革之后一次重新聚会（左起来晋炎、林贤光、陶德坚。于1995年陶赴加拿大定居之前）


是不是文革结束之后，<红教联>这段公案就真的一风吹了呢？好像还没有这么便宜的事。1977年在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已经倒台之后，在一次全校批判迟群的大会上，还有人在批判迟群的时候联系到<红教联>，说是在文革中“坏人起来‘造反’，<红教联>抛出‘政治地位决定论’、‘十七年是为法西斯卖命’、‘好人从坏人中找’、冲监狱、对清华、教育界要‘大翻个儿’要‘彻底翻案’……”。总之，还是不依不饶，揪住不放。且不说他举的这些例子里面许多不是我们说的话，是硬安在我们头上的。还有的与实际大有出入。直至今日我们也没有机会辩白。

这就难怪在清华谁要听到<红教联>三个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事情过了快50年了，随着各方面形势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局面更加深入人心之后，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不在少数的以权谋私、以权谋利的贪污腐化现象。人民群众恨之入骨。这时，有人想起了“政治地位决定论”，特别是我们当年的对立面，有的同志见到了我，对我说：“陶德坚死得太早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她那时的看法是对的”。还有一位在陶德坚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的同志很明确地对我说：“我们批陶德坚的‘政治地位决定论’是批错了”。时间愈久，愈联系当前的形势就看得愈清楚。确确实实在党内和政府内存在着一批有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依仗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掠夺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顽固地占据和捍卫着他们的权位。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一点难道不是越看越清楚吗？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对了，整个文化革命可以说没有任何人、任何派别是“一贯正确”的。这么说应该不能算是武断。

    千秋功罪，自有公论。

二十三，反思

回顾反思，百感交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也忘乎所以地表演了大约一年半之久，但是给我带来的惩罚是两年多的关押、无尽无休地检查、交待。加上终生的反思。事过之后回忆起往事似一场恶梦，这些事绝不如烟，更不可能付诸红尘。经验和教训是极端深刻的。那些过去发生过的刻骨铭心的事是永生难忘的。

那么，在<红教联>成立之后，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8年，我们怎样看待这个曾经在清华昙花一现的群众组织呢？

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不代表任何其他原<红教联>成员的意见），我认为：

（一）<红教联>是在文化革命这个特殊的条件、环境、氛围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它只有在文革这样混乱、疯狂的年代下才能够产生。其时代特征是党的领导瘫痪了。如果不是在文革中间而是在强大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条件下，<红教联>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二）<红教联>是一个自发的，自以为是代表了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包括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和他们的家属（神仙太太）、中级职工（被漠视的一个群体，如实验员、绘图员、高级技工、一般职员）等等。过去，这些人只能是“被革命”、“被改造”的对象，一旦他们起来要“革命”、“造反”了，就是“右派翻天”，因为过去认为这些人是“不许革命”，只能“被革命”的。

    （三）<红教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斗争的大方向就错了。把矛头指向了中下层干部。 认为主要矛盾是“干群矛盾”，过去都是“干部整群众”。在工作组把干部们都打成“黑帮”以后，挂到了楼上。<红教联>的观点则强调干部不检查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能下楼。怕的是他们“官复原职”以后“秋后算账”再来整群众。因而不给干部“平黑”。这样的结果就是招致强势群体更加强烈的反抗，使得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更为加深、加剧。更加难于调和。

（四）我们没有认识到和看到“干群矛盾”的形成和背景是传统的“斗争哲学”，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造成的。是十七年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每次运动都造成群众中的对立，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形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社会主义时代的贱民）的对立。每次斗争都不顾人的尊严，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使中下层群众生活困难，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红教联>只批干部，没有触及到“干群矛盾”形成的原因。

（五）应当批判的是造成这种矛盾的机制，也就是在一元化领导之下，对于“被改造”的人群“压服”或者“专制”的体制。换言之，仍旧是“自由、平等”的被扼杀，人的尊严被玷污。这一点不认识到，仅仅去批“干群矛盾”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矛盾的，反而是激化了矛盾。<红教联>的实践和教训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六）我们完全没有认识到，如南非的革命者曼德拉所说的“不仅要解放被压迫着，还要解放压迫着”的宽广胸怀。只有把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个似乎是对立的群体和谐地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有人说：“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能讲话，有话语权。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果不是在文革这样一个没有强大的一元化的领导之下的环境，很多弱势群体的话是不会讲出来的。但是，他们毕竟讲出来了。尽管有相当一些话很偏激、很刺耳，总还是底层的声音。这些话如果出现在57年必然被扣以“右派言论”。事实上在文革当时，我们的对立面也是用这个标准来对待我们的。所以，“反党”，“反动”，“反十七年”等等的大帽子对准我们飞过来。强势群体听不得对自己的一点不同意见，特别是一点刺耳的意见。陶德坚曾被扣以“漏网右派”的帽子，沈孝宇在地院被<东方红>打成右派都和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有关系。要“和谐”就必须有“宽容”，能够容忍、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尤其是处于强势位置上的执政者，能不能容纳不同的声音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七）今天回头看来，<红教联>这个事件，实质上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延伸。1957年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许多知识分子和对党有意见的人，向执政的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忠告，有相当一些是很善意的、缓和的，但是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红教联>提出的许多观点也不过是对“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如果用反右的思维方式来评价<红教联>的许多观点的话，很可能相当多的都属于“右派言论”，我们这里相当一些人都应当戴上“右派”的帽子。414在批斗陶德坚的时候不是已经打出“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旗号了吗（注36）。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右派言论”无非是对干部和干部群提出一些看法而已，就这样已经为强势群体所不容。由此看来，要是真正地消除人群中对立的“派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红教联>从它开始活动之日可以说就已经埋伏下失败的命运，它的悲剧有相当的必然性。

（八）在这文革的前两年里面，由于原来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陷于瘫痪，使得无约束的自由化无限膨胀。广大的群众可以说是充分地享受了一次“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再加上“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可谓“自由”的程度相当高了。在这个缝隙里<红教联>的成员们也“言论自由”地说出了一些对十七年和对干部的看法。但是我们也遭受到了同样“自由”的还击直至被揪斗、抄家、殴打和关押。这种“自由”直到失控，打、砸、抢、抄、抓乃至动枪动炮的武斗，全国大乱。几乎连最高领袖都控制不住局面，不得不亲自派出工军宣队打入清华灭火，强制把这种“自由”压下去，恢复用铁的专政手腕统治一切的局面。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全过程。为了加强控制，所以后来宁可“收死”，也不能“放乱”，从各方面加强了控制，也算是“维稳”吧。毛主席派来的8341加上必须占领一切领域的工人阶级一起对清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言论方面，说句；“劳动省心”、“卫星上天，知识分子下地”、“上班似拉纤，下班似火箭”也要挨批判。把发言权控制得死死的。这种一“放”就收不住，一“收”就活不了，怎么办？我通过自己的这些大起大伏的体会就是要有个章法，这个章法就是“放”和“收”都要纳入“宪政”的轨道。在民主的环境下让人讲话，允许非主流的声音发出来。压是不行的，口服心不服是不能持久的。

（九）随着时光的流逝，再看一看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愈加感到它有一定前瞻性。原来我们不过是在经济地位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干部和党员的政治地位与群众不同，其政治权力就有所不同而已。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开放了市场经济，而又不是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又和权力形成或明或暗的关系，此时，政治地位就和处理经济权力挂了钩。政治地位成了掠取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贪腐之源。他们的政治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了吗。同样道理，根治贪腐也只能在“宪政”的体制下，把政治地位纳入到“宪政”的笼子里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经过了文革这样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深深认识到“平安”、“和谐”之可贵。在人民群众之中，过去强调“斗争的哲学”，把人群强硬地分成“非敌即友”，“亲不亲，阶级分”进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一场运动都要斗一批人，伤害一批人，造成一批强势群体和一批弱势群体的对立。这是民族的灾难和悲剧。这个悲剧绝对不能让它重演了。

清华大学文革后，1978年5月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文革前全校教职工6000人，在文革中立案审查1228人，宣布为敌我矛盾的128人，非正常死亡40人，在清查516运动中间受到冲击的有2000人，涉及到的有3000人。当时的校长刘达说：“株连九族，影响到全国。冤案、错案一定要平”。621起冤案，95起错案，其中有40起搞了逼供信，逼死了人，死了还要接着斗争。（注37）

对于工军宣队迟群等在清华主政的年代搞的大小运动，在文革后经过全部复查，学校的官方公布数字是：立案审查的1120人中，冤假错案920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67人，有133人定性错误；非正常死亡24人。（注38）

    再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官方公布全国共划右派552973人，到1978年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这就叫做“反右扩大化”了。错划率达99.99%。再据解密后的档案数字，全国划成右派的有317万人，还有143万人划为“中右”。（注39）

具体到清华来说，当时共划右派571人，其中教师、职员222人，学生349人。（注40）到了我们土建系共划右派111人，其中教师和研究生21人，学生90人。到了1979年全部改正，均属错划。（注41）

这些数字是很触目惊心的，清华在反右之后办了一个反右展览会，以后作为每届新生入学必须参观的常设展览，所谓“入学教育”，教育什么呢？无非是教育他们一心一意听党的话，不要说和党不一致的话、不要做和党不一致的事，换句话说，给党提意见也是不行的。当然，更绝对不能“反党”了。很多同学后来说，对这个展览印象很深，应当说有一些标准被他们也带到了文革中间，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革中的一切言论，也包括用它作为检验<红教联>观点的标准。

文革的悲剧不应重演。关键之一是“和谐社会”和“宪政体制”的形成，否定那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也就是除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之外，要更加注意能够允许人人有讲话的自由。特别是和主流不同的意见能够得到执政当局和强势群体的倾听。使弱势的群体不要成为新社会的“贱民”。

我不得不对于<红教联>的发起人陶德坚说一点我的看法：

从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间可以看到，她的幼年和青年由于抗战的缘故，颠沛流离，辗转了许多地方，直到解放前才在香港定居下来。后来她又回到大陆来考大学，到唐山，继而到北京、到天津。天大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应当说她是抱了满腔爱国之心从香港回到大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的。在唐山她把带回来的一件裘皮大衣剪了做成手套去支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便是一例。那时，有很多从境外归来的港澳学生、归侨学生都有这样的特点，为了祖国什么都可以拿出来。陶德坚也是这样，单纯、热情、入党以后更是一个心思跟着党走。后来，有我们的对立面<万山红>的同事对我说：“陶德坚这个人啊，左时极左，右时极右”。我和她接触以后觉得她很好强，也容易偏激。不甘人后。

我也无法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反的小人物--陶德坚，竟然被大人物康生惦记着。1968年9月14日，也就是工宣队进驻清华之后一个半月的时候，在中央文革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的时候，康生说：“现在我们看清华要斗王光美、刘少奇、蒋南翔，还有陶德坚

（有人插话：陶德坚是红教联的头头喽）”这就难怪以后工宣队在清华那么凶狠地去整陶德坚，揪住不放，原来是领有上谕的，是在高层挂了号的。（注42）

    可是陶德坚呢，她的性格又极其刚烈，宁折不弯，在她受到处分时，我曾看到强迫她参加体力劳动，搬很大的绘图桌。她以瘦小之躯，用头顶着一个很沉重的大桌子，嘴里还在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了心中真不是滋味。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是戴罪之躯无法也不敢去帮助她。她在文革十年中确实受到了一般人难于承受的压力和迫害。

陶德坚确实是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而且很勇敢，但是正如杨继绳先生所指出的：“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意，但一般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于是，“毛泽东一号召，一给他们自由结社的权利，他们渴望个体受到尊重的潜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被点燃”。而陶德坚的悲剧在于：“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做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红卫兵们之所以开始时被宠爱和纵容，后来之被抛弃、继而被整肃也是这个道理”。（注43）

陶德坚，也包括我们这些曾经和她一起共过事的人，都遭遇到了同样的悲剧。都没有逃脱这个历史的规律。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体制性的历史必然，更没有认识到我们想批判的十七年，并不是什么“黑线主导”，而是应当批判十七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体制。我们没有触及到这个根子。

陶德坚，有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性格，干起活来不要命。在文革结束之后被周卜颐教授带到了华中工学院。创建华中的建筑系。当时，亏了华中的朱九思院长具有超人的魄力敢于接受这么两位人士，一位“摘帽右派”，一位没戴帽子的“现行反革命”。就他们两位和几位智者拳打脚踢把华中的建筑系办了起来。陶德坚文革中在清华压抑了近十年之久，一旦释放出来能量可不一般。她不仅建立起华中的建筑系、建立起必要的实验室、还办起了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建筑杂志《新建筑》。她在华中还不到十年，筚路蓝缕从无到有至今建成了一个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建筑学府，直到她从岗位上退休下来。今年（2014）华中建筑系建系30周年，毕业校友在校内建立了一座“大匠之门”，门上雕刻了建系有功的七位创始人的浮雕像，其中就有周卜颐和陶德坚。俾使永远怀念他们对于华中建筑系的开天辟地之功。


矗立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里的纪念雕塑“大匠之门”上面有陶德坚的浮雕头像。下面是陶德坚的丈夫陶世龙和他们的重外孙女，这个雕塑在2014年6月3日揭幕。


    陶德坚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65年，照现在的平均年龄来说，是英年早逝了。她本来应当能够多活一些年的。若活到今年也应当和我同岁，82岁了。她致命的病是白血病（血癌），我觉得所以患上了这个病应当是和在文革中所受到的长期迫害有关系。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摧毁了她的健康，使她得了这个不治之症。

她走了17年了，我深深地怀念她，一位刚烈、坚强的好同学。愿她安息。

至于我，48年之后的反思。我觉得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动机虽然有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因素，但是，最初的目的更多地还是想要个人摆脱困境。当时，对待运动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参加；二是逃避。参加就是卷了进去，逃避就是甩开当逍遥派。我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卷入。

文革以前，可以说，我从北京解放开始就是选择了紧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尽管党不太喜欢我，可是我还是尽可能地紧跟。我虽然青年团也入不进去，可还是很主动地靠拢党，把一切都无保留地向党交心。1952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在学生中间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向党组织交待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关系、信仰、思想状态等等各方面的情况，为的是“把一切交给党”。我也这样做了。从天大来到清华之后，我又向清华的党组织再交待了一遍。后来，虽然1955年审查了我一次，但结论也很及时。我虽然没有完全放下包袱，但总还是小心翼翼地做好组织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尽管那些都是一些很基层的具体事情。我都是默默地做着，把它看成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对我的信任，力求做好。

文革风暴袭来，我一下子被打懵了，想不到我过去那么崇拜、尊敬的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高层派系山头林立，内斗简直是血雨腥风。而在基层也有那么一些我曾经很尊敬的党员干部朋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斗起人来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翻脸不认人”。似乎是自己的精神偶像和具体的偶像全都被打破了。加上1967年“红八月”的横扫四旧，人人自危。我更不知道怎么才好。

就是在这样的走投无路的状态下，和陶德坚谈了以后似乎看到了一条出路，起来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靠自己”的组织就是<红教联>。所以，我参加的动机更多的应当还是摆脱困境。

我在决心和陶德坚一起搞<红教联>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想到过以后会是怎样。也从没有联想过我自己以后会怎样。只是一个心眼，应当参加到这个运动里面去。应当组织起来参加运动。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享受到宪法给与的“集会、结社”的自由吧。

参加之后，我被其他同志和同学们的热情所鼓舞。其实，我在事后回想，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恐怕相当不少，都是为了摆脱困境，使得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了。

我在文革头一年到一年半之间，主要是在搞动态。事后反思，自己都惊讶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几十个单位、上百人联络，校内校外奔跑。这在文革之前简直不可想象。这个动力从何而来？在后来我被工宣队审查时，也不止一次地被审问到，“你的个人动机是什么？”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帽子扣在头上，而且越大越反动越好。什么企图混入党内，企图运动后飞黄腾达，都是自己给自己戴上，自己作贱自己。其实，这些都是在逼供信的环境下的违心之言，不是自己的真实反映。我想真实的自己只能说是被卷入了那个时代的狂潮之中，人们一个个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之下，不由自主地投入。不仅是自己管不住自己，而是几乎人人都管不住自己。疯狂了似地写大字报、参加辩论会、一心想把对立面置之死地而后快。疯狂地不择手段，疯狂地找情况、拉山头。不仅是我一个人，几乎人人都是忘乎所以。对于这种时代的狂潮如不是亲临其境是不能理解的。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地“革命”浪潮，在那些运动中间，人们也是发狂似地向斗争的对象发起猛攻。但是，无论从规模、从力度、从深度、从对人内心的伤害来说都不及文革对人的影响之深。因为，那几乎是在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下，由群众自发地起来“造反”的。加上了运动领导人的煽风点火，或者有意识地错误引导。闹得不可收拾。

我在这个运动中间没有起到好作用，传播小道消息，实际上是火上浇油，乱上加乱。可是，那什么是“好作用”呢？我也是苦思不得其解。在“天下大乱”之际，要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逃避”，但是，既然陷进去了，要拔出来很难很难。

我自信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间，我也直接或间接地伤害过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由于我对动态的宣传，往往是带有派性的，煽动一些人去反对另外一些人。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作用。我虽然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拿了长矛参加武斗。但是，我对形势起到的添油加醋的作用是不好的。我向受到我的影响的同志们赔礼道歉。我错了。

在工宣队审查我的时候，我对许多人写过揭发材料，也接受到许多的外调，让我写许多人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写了，没有丝毫添加的东西。但是，我写的东西里有一些上纲过分的内容，为的是自己表态划清界限。这是很不对的，这也会给被调查的人添了不少麻烦，我应当向这些同志道歉，对给这些同志造成的麻烦，我很内疚。

在自己被审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顶”住？“你的脊梁哪里去了？”，我向提出这样问题的朋友回答，我的脊梁已经没有了。从我经历过的许多次政治运动看来，只要你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低头认罪。找最重最大的帽子朝自己的头上扣，老老实实不要和批你斗你的“群众”顶牛，向毛主席请罪。“群众专政”是个很可怕的体制。工宣队、军宣队是代表了中央、代表了人民来向你进行专政的，这个来头多大。你敢抗拒么？他们说了：“只有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只能走这一条路，认罪、服罪。在清查516时，我被单独隔离，逼我交待，在对我逼不出东西，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尤其是那次迟群逼了我以后我真是自杀的念头都出现过。不是说我不想承认我是“516”，而是我觉得：第一，我从未参加过什么“516”；第二，我要是承认我参加过“516”，他们决不会到此为止，一定要追问，你还发展了什么人？填过什么表？参与了什么行动？等等。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我无法胡编乱造。真是因为这样，我顶住了。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承认参加过“516”。那时，我想到了母亲、妻子、儿子，是我的亲人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即使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得忍下去。还算好，工宣队没有给我受到什么皮肉之苦，但是，精神上的折磨确实是一个正常的人无法忍受的，我看到不少在审查中把人折磨成精神错乱，成了精神病，我深信不疑，这绝对是可能的。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全民在发精神病。卷入的人似疯魔附体，丧失了理性，丧失了人性，做出了那么多后人难于理解的事，自己日后反思也同样难于理解，怎么会在那时干出了那么多不合正常逻辑的事。这是为什么？再看周围，又发生了那么多不可理喻的事，中央高层明争暗斗，血腥厮杀。群众两派，生死相拼。知识分子这个理应是文质彬彬的人群，也是互相撕咬，落井下石。族群撕裂，民不聊生。就是这样的十年，“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源于文革前十七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为了巩固党和领袖的一元化至高无上权威的领导，以阶级斗争为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形成了大批的政治“贱民”。在群众中也就被分裂成“整人”和“被整”的两部分人，可是运动又是无尽无休，此次运动中整人的在下一次运动中站错了队，立即被打到被整的一边去。运动的这一段你整了人，下一段就可能被整。夏衍先生不是有一个《整人歌》吗，这个歌是：“闻到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于是人人自危，小心谨慎，不敢讲出真正的心里话。套话假话盛行，世风败坏自此而始。

文革是十七年不停顿的运动之后的一次总爆发。我曾想，十七年党的教育，怎么到了文革之中一下子就变得无法无天，“红八月”打死了人也不要偿命。到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引起的武斗更是视人命如草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大量逼死教授和知名人士。何以至此？其实，文革之所以形成正是十七年教育的成果。伟大领袖登高一呼，群众立即响应。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群众在十七年中间已经没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于是“紧跟”、“照办”。在清华，即使是把这些很有创造性地贯彻到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在一声令下之后也照样被打到“黑帮”里去，受到十年的煎熬，造成冤案。

本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群众斗群众，都是一个人群去批斗另一个人群。造成群众中的分裂。到了文革期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领导运动的党组织瘫痪了。群众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又是在响应统一号召的驱使下参与运动。于是，怎样响应就有了不同的解读，造成了人群中的分歧。这一次在没有党的领导之下的群众斗群众使群众的分裂登峰造极，加上领导层的挑拨和煽动。从文斗到武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大字报到刀兵相见甚至死了人。局面连毛泽东都收不住了，不得不搬用刘少奇用过的老办法，派出了以“工宣队、军宣队”为名的工作组，把互殴的群众镇压下去。强制回到一统天下来。然后再对群众大肆镇压，这又与当年的大抓右派、肃清“反革命”有何区别？

<红教联>只不过是在这一场大动乱中间的一个小小浪花，不过它反映的诉求又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当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劣势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声音。但是，采用的理念和手段都是极左的，那时批判我们是“形左实右”，如今回想起来很有道理。凭我们那时的觉悟，不可能认识到应当批判造成人群撕裂、人整人的体制和指导思想。而把矛头指向了具体运动的执行者--干部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应当向干部同志们道歉。

这一份回忆录可能与有的书上对<红教联>的说法和评价有不相一致之处，我愿意和意见不同的先生们进行讨论和商榷。本文仅仅就是我自己的亲历和看法，当年的活动也有一些是我没有参加或只参加了一部分的，未必都能准确地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我只是按照我所经历和回忆到的如实写出，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

这个回忆只是我曾参与过的<红教联>活动的一个回忆，并不是<红教联>的历史，因为有更多的活动我没有参加，或者没有全部参加，所以我的回忆很难概括它的全部活动。也只能这样了。

再者，为了在今后能和一些同事相处，我在本文中许多处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名或文章的出处，请读者谅解。

文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许多朋友一样，再不想提起当年那些心烦的事。但是，当年那些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场景又时时在面前泛起。当我的下一代问到我当年何以那么疯狂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应当对他们有一个交待。感谢陶世龙、孙怒涛、孙耘、梁鸿文、曾昭奋、蒯大富、唐少杰等先生们的支持和鼓励。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这个不成熟的东西，实在是时间太仓促，没有细琢磨的时间，包括许多细节来不及调查取证，也许今后能假以时日，能把一些事情进一步弄清，再出一个增订本。可惜的是，许多先生们已经先我辞世了，健在的先生们有人不愿谈、有人忘记了，当年的文字资料几乎荡然无存。如有可能，也是属于“抢救”之列了。

我还应当感谢那些针对文革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提出各种观点、进行分析、提出看法的学者们，是他们的文章给了我启发，使我能够一步步地更深入地回顾我所经历过的一切，特别是更加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感谢这些给了我智慧的先生们，包括杨继绳、阎长贵、王广宇、陶世龙、郭道晖、杜光、徐友渔、徐海亮、杜钧福以及唐少杰等先生，也包括孙怒涛、陆小宝、孙耘、邱心伟、唐伟、王克斌、胡鹏池、唐金鹤等同学写的文章，他们的认真思考和深层次的分析给了我很多教益，感谢这些见过面和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们给我的启发。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文革的认识水平还是很低的、很肤浅的，许多问题至今也还是处在不断地认识过程中，也还有许多有待深化理解的问题。我至今仍在想、仍在思索之中，对自己人生的剖析恐怕是要付出自己的余生精力去认识和再认识，我希望我能继续不断地深入认识和剖析自己。

从一个亲历者的经历来说，文革对清华的大规模破坏并不在前两年的红卫兵运动中，更严重的破坏是在后八年的工（军）宣队当政的年代，也就是迟群等当政的年代。本文中虽然触及到了一些，但只是和我相关的一小部分，九牛一毛都谈不上。我觉得应当把这后八年对清华的蹂躏和毁坏另外专门写一些文章，尽量地揭露出来。我的知情有限，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投入进来。那一段历史更是不能忘记的，事隔也有近40年了，也应属于抢救的范围了。如今回忆文革的文章很多，但是，对前两年红卫兵运动的回忆资料较多，对后八年工军宣队统治时期的回忆较少。我认为，为了对历史负责，这后八年的的追忆应当跟上去，对事件的回忆、史料的征集、案件的分析、亲历者的访问种种工作都应当进一步开展起来。这些也应当是属于抢救的历史素材了。文革历史只回忆前两年是不完整的，要把这后八年补上才是一部完整的文革史。

我今年82岁了，这次亏了当年我在被审查时的交待底稿还在，否则，光凭记忆是很难回忆起近50年前的事故情节的。由此也联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代”，幼年就经历了从“9，18”到“7，7”的动荡年代，接着是日本侵略者打进来的八年抗战，日本投降后又是三年内战，建国后十七年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接着又是文革十年，试想，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后代，他们何曾有过我们这样丰富的经历？因此，把我们的经历留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哪怕是最平凡的家庭、人生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来日无多，我想，我怎样度过我的余生呢？就把我的一生所见所闻留下来，也就可以自慰了。


                                  2014年6月20日于北京清华园忆往求新之室


                                  2014年8月22日修订于北京清华园


注释：


1，我和我的妻子从1961年就两地分居，分居整整18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在北京团聚，所以来往信件特别多，那是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大体上每年往返书信接近150封左右。

2，摘自我和陶德坚访问地院<红教联>的原始记录。

3，摘自我和李国柱谈话的原始记录。

4，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66页

5，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513页

6，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64、65、69、96页

7，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293页

8，摘自我在当时的笔记。

9，见《414战报》第13期；孙怒涛：《良知的拷问》，535页

10，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五•学生卷》

11，见《清华大学志》，472页

12，见《清华大学志》，487页

13，见《清华大学志》，499页；《清华物理80年》，134页

14，见《清华大学志》，442页

15，见朱畅中先生生平

16，见汪国瑜先生生平

17，见清华大学新闻中心2004年11月8日新闻稿

18，见《清华大学志》，498页

19，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323页

20，见《重庆号起义》，131、133、134，、138页；《聆听历史细节》，6、10、17页

21，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34页

22，摘自我在当时的笔记

23，见《狂人日记》：“（1967年）一月七日王力、戚本禹同志在北京红卫医院接见该院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清华井冈山兵团、清华红教工、地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部分战士谈话纪要

24，（1968年2月21日）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同志）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群众代表时的讲话；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16页

25，见王广宇：《问史求信集》，166页

26，见王广宇：《问史求信集》，153页

27，关于王大来的情况见闫长贵、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61页

28，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教工大事记》（油印本），1967年4月

29，参见《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184页

30，参见《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79页

31，参见《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80页

32，参见《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81页

33，参见《广东土木建筑年鉴2008-2010•人物卷》，84页

34，见王广宇：《问史求信集》164-165页

35，（1967年11月12日）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

36，参见《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179页

37，根据我在当时的笔记

38，见《清华大学志》，760页

39，参见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2008年

40，见《清华大学志》，723页

41，根据我在当时的笔记

42，（1968年9月14日）康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时的讲话

43，见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参考文献：


    1，陶德坚：《风雨人生》1997，自印赠阅本

    2，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

    4，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

    5，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2003

    6，邱心伟  原蜀育：《清华大学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

    7，孙维藩：《清华大学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8，阎长贵  王广宇：《问史求信集》2009，红旗出版社

    9，唐金鹤：《倒下的英才（修订版）》利华图书出版公司，2013

    10，叶志江：《走出文革》2010，复印赠阅本

    11，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12，马小庄  陈继芳：《潮起潮落》2011，自印赠阅本

    13，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史》2008，网上下载

    14，《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5，王凡：《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16，王颐桢：《重庆号起义--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青岛出版社，2012

    17，《国力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五册•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8，《广东土木建筑年鉴2008--2010》

    19，朱邦芬《清华物理八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0，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2013

    22，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

    23，徐友渔：“两个文革观，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

    24，杜钧福：对清华两派分歧的看法

    25，徐海亮：“我看清华文革”，2006

    26，金雁：“为什么书生在中苏体制中总是败下阵来”，2013

    27，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

    28，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本人亲历整风反右”，2008

    29，清华大学井冈山红教工大事记编辑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教工大事记（1966.10.28--1967.3.15）（1967油印本）

    30，红代会清华井冈山414总部、革命串联会大事记编辑组：无限风光在险峰---红代会清华井冈山414总部、革命串联会大事记（1967.4.14--1967.6.14）（1967油印本）

31，井冈山兵团<冲霄汉>供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大事记（1966.12.1--1967.2.28）

32，红代会清华井冈山414宣传组：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和团派同志的根本分歧（1967油印本）

33，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2013

34，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2013

35，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414战报>编辑部：《四一四战报》第13期（1968年3月18日油印版）

36，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第16页

37，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第121期，（1968年3月7日）

38，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第122、123期，（1968年3月14日）

39，阎长贵、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

40，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2007

41，郭道晖：“站在历史高峰上审视五七风云--读杜光《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2014              


已收入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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