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济群：清华文革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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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邵济群


　　从大尺度上来看，清华人在文革中只干了三件事：赶走工作组、打倒刘少奇、以一种
奇特的方式终结了全国的武斗。这三件大事也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鼎盛与衰亡
的三个阶段。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红卫兵”并非特指某个组织，它既包括早期的“老
兵”和“联动”，也包括后来自称“红卫兵”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井冈山”、
“新北大公社”等。

　　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似乎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给
社会以民主与自由”等美好宣称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它不过是专制独裁者在政治斗争中
的木偶与炮灰而已。清华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一、赶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
论，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此后，清华经历了“反蒋”与“
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的争夺战。平心而论，到七月中清华园里“反工作
组”的势头已被压制住，不再有什么影响力了。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
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
报。到八月初，入驻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
华园。

　　实际上，七月中毛泽东返回北京后，于７月２４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
，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
，工作组哪里就会自动离去呢？

　　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
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６月１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
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
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于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
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
），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反右”时的“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
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
”。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扇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
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
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
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
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
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
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
７月１５日起，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为“踢开工作组”定
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
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
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
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
义大民主”。

　　与工作组被赶走的同时，毛泽东于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亲笔撰写
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关
于“造反有理”的几份大字报内容。毛泽东对之的“热烈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
国像瘟疫一般地迅速爆发，各地各种“红卫兵”组织蜂起，矛头直指信中所说的“一切剥
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
义和他们的走狗”，也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的“红卫兵”以血腥和暴
力的方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舞台沉重的帷幕，而这场大戏幕后“运筹帷幄”的总导
演就是毛泽东。

二、打倒刘少奇——红卫兵鼎盛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炮打司令部”以来，毛泽东更是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红卫兵”。毛泽东意识到，挑动由狂热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团体去“批斗走资派
”，可使他的政治对手即刻“土崩瓦解”。你想，面对狂怒群众的文武暴力，谁敢且谁又
能有任何招架之功？如稍有反抗，便加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之罪名，予以“肉体消灭
”。至于谁是“走资派”？斗谁？保谁？一切都由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了算
，“革命群众”只有揣摩、紧跟的份儿，若有任何“非分之想”，敢越雷池一步，定遭同
类的“砸烂狗头”——此即“大民主”。“红卫兵”所有的“革命行动”都不受“宪法”
与“党章”的约束，更无所谓对“人权”和“人格”的尊重，一切都可以“无法无天”地
干——此即“大自由”。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
，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
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衔命而去，旋
即率领“井冈山兵团”搞了个“１２·２５”大行动，把打倒“刘、邓”的口号响遍北京
城，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在这样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中，在毛派的授意
和操纵之下，清华“井冈山兵团”冲锋陷阵，为毛泽东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从“
批斗王光美”到“打倒刘少狗”，从“革命串联”到“揪刘火线”，这一类活动“层出不
穷”，可以说是把“红卫兵运动”推到了最高潮。至此，“破四旧”的“红卫兵”已晋级
成为毛氏文革之“御林军”。

　　《孙子兵法》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毛泽东通过“红卫兵”“无孔不入”的
造舆论、造声势，的确在全国把他“久攻不下”的刘少奇搞臭了，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们
心目中的红太阳“神”。

　　惯性的力量是可怕的。现在，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是争议不
断，有趣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却多是负面的。似乎，无论文革成败，刘都是个历史的千
古罪人。毛派人士不必说，就连现在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中，也普遍流行这样一
种看法：毛泽东固然不好，但刘少奇也不怎么样。他们主要的理由都是在“刘捧毛上台”
和“毛刘都一样”上做文章。

　　一些“造反派”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
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但“红卫兵”和“造反派”
也忘了，文革中正是自己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只是后来抱怨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
了毛的蒙蔽。如果结合自己的感受，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恐
怕是还不如他吧！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显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
一大批人，那会儿，不只是刘一个人捧毛。一直到文革时，“三忠于”、“四无限”、“
誓死保卫红太阳”等口号满天飞，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对“领袖”的肉麻吹
捧不也还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人们喊“吾皇万岁”喊惯了，真是听着极舒服，喊的更起
劲。这是源于中国浓厚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劣根性，是长期生活在“君王制度”下人们的一
种陋习。我们的社会，自上而下，似乎很难接受“公仆”和“民主”等“公民主仆关系”
的概念，相反，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却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这
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另一些人认为“毛刘都一样”，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
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
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是的，他们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每个人的经历、教育、品质
、性格、悟性并不都一样，我们要看到这方面的差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
荣臻、李富春等是见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总体言行来看，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
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实事求是”，更有世界和
人类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各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刘少奇正确地理解
了马克思，坚持在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没有读懂马克思，
他信的更多是秦始皇，是他自己。毛泽东不是管彭德怀叫做“革命的同路人”吗？就是从
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再跟他走了。质朴的彭德怀未必读了马克思，
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即使跟着毛打了天下，彭德怀也是反对毛搞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
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党内还有过像胡耀邦与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袖，还有过许多所谓的“
走资派”干部、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
受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少奇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
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

　　当年红军拒绝十九路军抗日的蔡廷锴将军，只因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
反革命？”这样的一句话。解放后斗地主，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生物界现象，就论
定所有地主都是坏的。如果现在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那就一定都姓毛”，这种“左”派
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当前的重点是要批毛，如果看不到差
异，看不到路线斗争，一概而论，把水搅混，倒轻易放过了毛泽东。

　　和指责“刘捧毛上台”一样，说“毛刘都一样”也是一种偏见。偏见的一个特点，就
是不能“换位思考”。

　　说来好笑，前些日子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文革时，说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是被蒯大
富的“红卫兵”拉倒的，云云。这事乱扣在老蒯头上，他肯定觉得很冤枉。可是，不要说
事隔几十年，就是在文革当中，许多被抄家批斗的老头、老太太，哪里分得清什么“清华
井冈山”和“西城纠察队”的区别？又如何懂得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派的复杂性？
他们只知道戴着红袖章的就是“红卫兵”，“红卫兵来啦！”——就是“都一样”地跟着
毛主席来要他们的命了，不是吗？

　　如果把上面说毛刘“都一样”的话，改换稍许，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为毛泽
东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全都迷信毛主席，全都搞“打砸抢”、搞“武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基本
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天大的冤枉啊！我是受蒙
蔽的，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参加过“武斗”，我很讲“政策”，和另一派不一样！要
区别对待呀！——是不是？

　　又有些人说，搞“文革”是因为刘威胁到毛的权力了！但掌握权力，归根结底，还是
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权力之争的背后还是政治路线之争，如果权力之争到了“不共
戴天”的地步，就说明，这两条路线的差异有多大，怎么能说是“都一样”？

　　让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是六十年代的“困难
时期”按刘少奇的主张做，能够“少死几千万人”，就很了不起！毕竟那是几千万条性命
啊，这就是巨大的差异。这里包含执政是否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当年
刘少奇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怒斥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
（史）书的！”——“在乎生命”，仅此一点，刘少奇就是很不错了；更何况他的“走资
派”路线在中国是完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现在的一些反思舆论往往只是谴责文革中“打人”的人不能忏悔道歉，但文革中跟着
毛泽东以文武暴力去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批斗各种“反动学术权威”，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今天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和延安肃
反时一样，也跟错了领袖，斗错了人？有没有自责狂热地把毛捧成“红太阳”？有没有为
文革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痛悔？有没有追究为什么自己会受蒙蔽？有没有考
察国人为什么难能“独立思考”？很少。多数仍旧停留在指斥早期“红卫兵”打人的行为
，嘲笑“刘少奇捧毛，自食其果”的浅层次。自己呢？还是一段“造反有理”的光荣历史
，或只承认“受了蒙蔽”。……

　　如果今天认真反思文革的话，我们不能不回答：这场你死我活的“毛刘之争”，到底
是谁该死？谁该活？那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哪条路线是反动的？哪条是正确的？这里没
有中间路线可言，因为两个相反的矢量无法构成一个有合力对角线的“平行四边形”。

三、工宣队进校——红卫兵衰亡

　　“红卫兵运动”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文武暴力，固然为毛泽东打下“全国山河一片
红”的天下，但同时也深深地种下了“无政府主义”的祸根。恰如同“飞去来器”一般，
它最终又打回到这位文革“始作俑者”自己的头上。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分有不同派别，双方辩论不过，往往就老拳相见。自１９６７
年始，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又面临着夺权的诱惑，在中央文革“文攻武卫”的指
示下，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在武汉，连毛泽东自己也几乎
为“革命群众”围困挟持，险些成了“瓮中之鳖”。这是毛泽东所不希望看到的事。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７３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曾兴致盎然地祝酒说：“为展开
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来的他却不得不三令五申地下指示、发通告要制止武斗。但“潘
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造反派”们为自身的存亡计，各以“情况特殊”为由对之“置
若罔闻”，使毛的“大联合”计划成了泡影。

　　清华也不例外。１９６７年中“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个４１４派，双方都宣称自己
“无限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一年多唇枪舌剑的“
语录仗”，“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在两派心目
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
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
，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攻城略地，构筑工事，武
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
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道路
，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此后团派不断制造
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４１４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４１４则几次在京城抬
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武斗中处于劣势的４１４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全国这种
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
命运动”。真不知这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制止武斗是件好事，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
往武斗地区送死？学生领袖们对此百思不得一解。（见本网另文，小鹰：《“七·二七”
之谜》，２０１４年９月）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毛故意给学生们设的一个局。你想，学生
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不听任
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理，手持毛语录，懵懵懂懂地
来到清华。４１４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
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７３１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持是毛泽东的文革宠儿，眼见
得眼中钉４１４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于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
，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７月２８日
凌晨３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
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
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
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们的死伤本来是完全可
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
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
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
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们的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
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
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
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
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
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
，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４１４坚持信念、殊死抵
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
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７月２８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泽东是明显地痛恨４１４坏了他
的大计，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而且去而复返，再
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
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杨继绳同学认为
，这很令人感动。

　　是这样吗？

　　毛泽东枭雄一世，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
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
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
他自己了，恰如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若是否定了“三面红旗”，那就意味着否定
他自己一样。在７月２８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
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毛泽东
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

　　通过“七·二七”事件，毛泽东公开出面，总算是摆平了他仰仗的“红卫兵”造反派
与全国无政府主义“武斗”的矛盾势态。此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小将
开始淡出历史舞台。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以“头号走资派，叛徒
、内奸、工贼”等恶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其肉体亦按需要及时地“病故”消灭，蒯
大富等则毕业分配，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两年之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全国大规模开
展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X色恐怖”，自此，喧嚣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即已“声名狼藉”、“荡然无存”矣。而毛泽东悄悄地完成了这个政治切割，抽身而退
，他和他的“文革”依然“神圣”，不容否定。

　　人间的悲剧往往由真诚与欺骗、梦幻与现实、良善与邪恶、坦荡与暗算、爱情与仇恨
、忠贞与背叛、南辕与北辙、希望与绝望等元素构成。尽管大多数文革参与者都是些真心
追求美好理想、希望社会进步的无辜青年，他们不惜为之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然而，
类似于清末效忠皇权的“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在整体上，却是一场违反社会
发展规律的群体盲动，加之过程充满如上诸矛盾要素，因而，这绝对是一场国人不可忘却
的历史大悲剧。

　　历时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发源于清华，也
终结于清华。“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教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革课题。

改写于２０１４年９月

http://www.cnd.org/CR/ZK15/cr840.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