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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分解一下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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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8 22:11: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分解一下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 E! |+ h' M# Z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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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10年“文革”已成历史之后,这段历史正在集体的遗忘过程中,被固化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红卫兵、造反派和走资派这样一些政治概念。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甚至把红卫兵和造反派混为一谈,把走资派全部塑造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无论是当初被官方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10年后被官方媒体称为“10年动乱”或者“10年浩劫”的“文革”,在它的发展和走向中,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是混乱的,所依靠和所打击的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山西,这种变化,足可成为全国的一种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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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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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H& G- x% v6 |5 ?- s' `. c一:由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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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 L" b$ @% a) ]从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同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全国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段时间不长,往往容易被一些“文革”的回忆者和研究者们忽视。这期间,虽然在北京的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已经发生了如何领导运动的分岐,但在北京、各省和广大基层,“文革”却是在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下进展着。这种指导运动的思想,其实也是中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主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具体部署的思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编审阎长贵在《陶铸是被谁打倒的》一文中(此文刊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披露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指导全国运动的一些批示,特转摘如下: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央向首都一些大学派出的工作组,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所谓牛鬼蛇神和学生中的所谓右派。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山西省委先揪出了袁振反党集团,向太原市派出了工作组,向各大学派出了观察员,又公开批判副省长王中青,公开批判作家赵树理,对一些下级也采取了“舍车保帅”的办法,如对山西大学主持党委工作的刘梅、宋华青,以及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李雪明在《山西日报》上点名批评。在省委支持下,各级党委组建起官办红卫兵,这批以血统论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父辈掌握着党政军的大权,当他们扮演起“文革”主力军的角色时,自认为是在继承着父辈们没有完成的革命使命。他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横扫四旧,在文化界教育界揪斗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在社会上不断制造着红色恐怖。文化知识界的精英,各界人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历史上在旧政权里做过事的,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右派分子,宗教人士等等,全成了横扫对象。高等院校的党委和中学的党总支、党支部给学生分类排队,已经将一些向校党委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学生们,内定成了运动后期要处理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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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各种造反组织引领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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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到夺取省委大权这一阶段,“文革”的主力军变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他们以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为造反动机,将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和各级党委。发起成立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刘灏、郭红、李生全等;发起成立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等;发起成立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李大纲、方培泉、侯光天、王守仁等;发起成立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李青山、杨保明、赵日昌等;发起成立省委党校东方红兵团的赵凤田、段立生等;他们在运动初期几乎都是挨过整的学生。他们与血统论武装起来的官办红卫兵不同,不热衷于横扫四旧,揪斗文化界教育界的反动权威和社会上的各种所谓牛鬼蛇神。他们革命造反斗争矛头所指,是省委和各级党政部门中的走资派。后来,社会上各个行业都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学生们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相结合,成为引领“文革”的主流。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红联站就是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3 i( V- r! Z9 f' M0 D+ A

1 s) p5 l: L0 E* j1 ^三:由掌权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领袖共同推动的“文革”。& ?3 C+ M* v2 n$ ^2 h* 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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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元月的夺权风暴开始,到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以刘格平为代表的进入各级政权的领导干部,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各级武装部支左的军队干部,还有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全省的派系队伍,形成了混乱的派战。各地“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支持不同的派性组织,已经不再是被专政的走资派,而是成了被一派拥戴,被另一派打倒的人物。不同观点的群众造反组织,都视自已为“文革”动力,视对立面组织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混战中,双方都认定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人都可能朝为英雄,晚为囚徒。拥军派在地方武装部的支持下,多数时期占上风。当这种混战演变成真刀真枪的武斗后,两派中的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M9 K( r5 Q" Q"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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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队支左干部领导的“文革”。) D# f+ E% d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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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三布告》前后,军队支左,全面掌控了山西政局。这是山西“文革”中一段较长的时期,由谢振华开始主政,到江青炮轰谢振华为止。从山西的高层政局看,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阶段。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当年的官办红卫兵和后来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造反派组织成员,不得不远离了“文革”的主流,成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社会上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们,也大都成了学习班斗私批修的对象。在落实干部政策中,全省许多走资派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随着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这些不间断的运动,“文革”的受害群体依旧在扩大着。69军派出的一些干部,各地区、各县的武装部支左人员,在选择依靠对象时,以“支左”为标准,对以前支持张日清和各级军分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往往另眼相看,有的干脆站在一派立场上去整另一派。原先虽然也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但并没有出任过主要领导的许多政工干部们,这时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类专案组的主力。知识分子依旧是革命的对象。其他被斗争、被专政的对象,则更加广泛。“文革”初期受到官办红卫兵专政的牛鬼蛇神们,再次成为清理对象;参与武斗的群众组织骨干们,特别是反对过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们;新挖出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各种阶级敌人们;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历史上有些政治污点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求生计而做了点小买卖的所谓投机倒把分子,门类众多,难以一一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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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W! n% m; e" p( ~五:由地方干部重新掌权后领导的“文革”。/ H2 Y2 g, T6 Q* f. r

4 ~6 C* b% n. z( p/ X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之后,以王谦出任省委第一书记为标志,军队干部全面退出山西政坛,地方干部重新在全省掌权。批谢运动中,要批“谢曹路线”和“肃清谢振华流毒”,一批谢振华主政时使用的干部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陈永贵成了山西的太上皇,反大寨成了一种罪名,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随时会被戴上反大寨的帽子,成为阶下囚。直到结束“文革”后的清查运动,王谦一个划大线、切西瓜的政策,又使全省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成了被清查和被专政的对象。曾被陈永贵挥舞着反大寨的鞭子,批斗过多次的王谦,此时却紧跟成为中央首长的陈永贵,接过了反大寨的鞭子,狠狠地抽向了别人。5 f& [/ ~- a) _: h6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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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止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山西“文革”的这五个阶段。构成革命动力的人员变化着,变成革命对象的人员也变化着,共同之处是,全没有刑法依据,没有司法监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山西的10年“文革”,就是这样过来的。目及全国,大致情形不也是这样吗?开始“文革”,是中央全会的决定,运动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和靠边站了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还有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对这种决定举手同意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几乎全都疯狂地、虔诚地参与了这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从上到下,到处轰轰烈烈,到处势如破竹,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研究10年“文革”历史,必须将业已被固化的历史还原为当初的原生态,后人才能真正认识到10年“文革”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10年“文革”何以能成为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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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作此书,我常常坐在静谧的省图阅鉴室中,借助那十年的旧报纸,重新穿越那10年的腥红历史。也常常和一些“文革”当事人和亲历者,在品茶闲聊中,回忆那10年的疯狂场面和荒唐场景。我看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从最初的卫恒、王谦、王大任,到取而代之的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再到由支左战线而走上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的谢振华、曹中南,最后到批林批孔时代执掌了山西党政大权的陈永贵和王谦,这一任又一任党的高级干部们,在那10年光景中,又有谁不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高喊着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努力地、自觉地、不敢有所怀疑地紧跟着毛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按照领袖毛泽东的种种错误理论和观点,领导进行那场名为革命、实为浩劫的大运动呢?他们的这种自觉性,与当时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刘灏、段立生、黄锐庵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许许多多年轻学生、年轻干部,年轻工人们心中的自觉性,都是对伟大领袖的虔诚迷信,都是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失去独立思考的一种盲从,归根到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在中共党内和国民心中留下的病态。遇罗克和张志新式的人物,有,但属个例而非主流。在呈病态的主流中,全国各地一级又一级的党组织中,无论被造反夺权还是后来重建之后,又有哪一级党的组织,在那10年历史中间,讨论过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政治灾难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报刊和广播,在那10年历史中间,又有哪一家不是用错误的舆论导向,天天教育和推动着全国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呢?还有中国特定政体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们,在那10年间,又有谁家以反对“文革”的意见参政和议政了呢?组成执政党的广大中共党员们,组成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们,面对“文革”中的一排排浊浪,为什么没有筑起一道摧不垮的堤坝,还当时中国一个清平世界呢?特别具有反讽味道的,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向各地党政负责人大讲特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时,一次次用个人迷信之伟力,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不断地夺取和引深所谓“文革”的伟大胜利时,全党的各级领导们,大约都没有想到走上神坛的领袖,在变成已经践踏了民主,正以个人意志统领全党和全民走上错误道路的现代终身制君主之后,全党和全民又该怎么办?+ Y/ o: L6 q2 T) n2 j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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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皇帝般的领袖终身制,必然不要宪法,不要民主,不要监督。“文革”中的那种大民主,只是毛泽东发动民众打倒政治对手时的一种手段,他绝不容许那种大民主对准他所推行的“文革”。在这种专制操纵下的大民主运动中,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胆敢为刘少奇说话者,便会成为专政的对象。推而广之,遇罗克这样的年轻人发表文章反对血统论,就是反革命,就要被枪决;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只因对毛泽东的错误做了一点批评,对“文革”做了些反思,就被判处死刑,1975年4月4日临刑前,还被割断喉管,不让她呼口号;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因而犯了弥天大罪,就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毛泽东后来用军队推进他的“文革”时,他最早赋于学生和民众的那种大民主,已经被他收回去了。再往后,他在病榻上下令打倒邓小平,对天安门广场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民主运动残酷镇压,更是他对民众大民主的真实态度。( i- \  J" G2 A' u0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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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民主和监督,必然会形成专制。而专制的保证,则是必须让全党和全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行愚民政策,强化个人迷信,领袖可以为所欲为,执政的共产党缺失了人民的监督,党内的监督部门和社会上的参政议政党形同虚设。10年“文革”的教训,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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