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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1 2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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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03年第4期 总22期$ ?$ K/ M' K/ Q) P. |) r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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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不到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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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A+ N2 x) u* }+ u7 k2 Y2 h3 I/ V 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更不是纪登奎电话说的毛主席“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同志和我。方向完会转了,气氛变了,范围也由8人扩大到25人,省里地委以上、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会议完全由”四人帮”控制,江青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江青一伙倾巢出动,利用青岛某驻军少数领导同志对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不同意见,策动下面反,他们在上面压,借题发挥,上下夹击。) m. T% T. G, ~" I }% Z+ k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同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妄图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在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华东大组别的小组也写了,而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当时陈伯达同林彪的阴谋勾当,我们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除林彪死党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没有追究当时上当受骗的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是中央办公厅有人捣的鬼,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杨得志同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秘密报告了江青一伙,江青斥责我们“搞小动作”,组织专场专题批斗。我们不服,他们又抛出一个“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话出自于这些人之口,其分量的确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副司令员、省委常务副书记张铚秀同志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铚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经受了考验,没有出任何问题。1 P/ k- h" I- |, H$ X, ~" B
当我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后,原来捏着一把汗的同志恍然大悟,但“四人帮”和少数追随者不相信我的陈述,说我是“诡辩”。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同志说了实话:“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6 `7 |$ i( n b; ]. ?. L
因为江青一伙的既定方针是要整人,他们又抓住我们在庐山大树下议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硬逼我们承认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华东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我们没有发言也成了罪状,说什么“不发言,就是没有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他们还指责我们,“九·一三”以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其实,到开会时为止,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山东地区军内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已基本查清。后来,1973~1975年他们大搞“批林揭袁”,也没有搞出任何超过我们主持清查工作时的问题来。江青更是大骂:“山东政治谣言这么多,中央派人去不尊重,后台就是你袁升平!”所有她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据理说明真象,有些问题还“上纲上线”,违心地作了一些检查。但江青仗势压人,蛮不讲理,不时拍着桌子叫嚷:“你还强词夺理,我这里有证据!”甚至破口大骂“你袁升平是个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讲话。会议后一段,我们索性什么也不讲了。
. Z# X* u5 @) ~) E 尽管江青一伙咄咄逼人,并有少数人追随他们,提供“炮弹”,但到会多数同志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还是了解、信任的,对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进行了抵制。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江青一伙和少数人硬要坚持点名批判我们,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同志认为,22名到会同志一致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调子低,拒绝在文件上签名。×××同志个人另写了一份与22人对立的报告,同时送给姚文元。姚文元以此欺骗主席,搞成“不点名的点名”,就是点职务,形成中发[1973]4号文件,作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错误结论。在这过程中,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同志曾不平地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这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破口大骂:“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你们赶紧查,一定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物!”随即,强令以省委在京五常委名义,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撤销了他在省革委的党内外职务。会后关押审查,没有查出他与林立果有丝毫的牵连。一个耿直正派的同志,就这样凭空遭受迫害。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如实说明了一个情况,江青竟就他的名字大兴问罪:“你什么方正,我看你既不方,又不正!”妄图以这些杀鸡给猴看,压制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同志。! v) \9 x' W, D' C8 W6 W' }, t6 ^
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围绕着庐山问题,我们违心地作了三次书面检讨,遭受几十次批斗,江青一伙还是不让过关;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又始终不屈服,会议开成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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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为我们解围8 z% y" Y1 C. [$ F% ?, H4 d5 J# H, {# |
3 l" K- A% h( s 所谓”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开到第四十五天,即12月31日,1973年新年前的除夕,原来姚文元已通知开全体会议,继续批判刘文欣同志,打我们的态度。下午3时,大家都到了会议室,等候江青一伙的到来,气氛十分紧张。8 @3 ]0 q( X, y# q
正在这时,周总理意外地来到我们开会的京西宾馆,亲切地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同志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大家的情绪,犹如雨过天晴,闷气消散了。随后,总理主持接见了省委在京5常委。总理看出了江青一伙妄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当着他们的面明确地指出:“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听了总理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到底还是总理了解我们。总理想得十分周到,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在总理的关怀下,会议出现了新的转折。
% [4 o5 z8 W; H6 h% G' z8 l' A- t 江青也顺势变换嘴脸,”打”不成,又使出了“拉”的一手。不仅除夕同我们“共进晚餐”,而且第二天,还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1973年元旦。”我当时意识到,江青不提我的名字,是别有用心的。+ h G- C& W& p" a _3 T
元月8日,江青又“邀”省委五常委到钓鱼台她家里“作客”,一边打扑克,一边吹嘘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光荣历史”。临走,送给两样礼物:一是主席1935年在延安的大幅照片,二是送给杨得志同志几个辣椒。这两样礼物都有她的用意:前者是炫耀她的政治资本,后者显示她的风格,辣椒是辣的,我是不好惹的。2 U) X3 C8 j ]8 }
最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接见到会的全体同志。江青杀气腾腾地要“见识”一下刘文欣同志,企图当场扣押。总理和蔼地把刘放回宾馆。总理对大家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的检查报告,政治局通过了,还要送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24位(刘文欣同志已被江青一伙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谈一下,回去向两个常委谈一下,就不再传了。”“回去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请示报告只发到县团。”叶剑英副主席也鼓励我们:“杨得志、袁升平同志不要顾虑这次回去威信会受到影响,不好工作了,经过这次会议,威信可能更高了。”$ _5 w; {4 [/ Q+ d: n7 R* {( n
而江青一伙还继续搞阴谋诡计,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四次提出:“你们的邻省有什么谣言不要受影响,不要动摇”,“这一点很重要”,“以后千万不要听邻省的话,”“你们那些邻居的话可是听不得啊!”这是把矛头指向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原来,江青一伙不仅要整我们,而且要通过整我们打开突破口,进而整倒华东三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怪不得江青在她家里指着厚厚一叠材料说:“我这里有南边那两位的‘重型炮弹’!”并在整我们期间,把许世友同志叫到北京,质问庐山“表态信”问题,总理得知后才解了围:“问题搞清了,许世友同志感冒有病,先住院。”送三○一医院几天后,放回了南京。
* D9 y9 o' D" x8 W9 w) R 1月9日,我们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总理出于阻止江青一伙妄图扩大势态继续整人的阴谋,给了我们一封亲笔信,对我们的问题定了基调(因根据当时所谓揭发批判的问题作的归纳,错误事实未经核对,难免有出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用意是保护我们),并指示省委五常委回去传达时,“凡是外省现尚负责的有关同志,一律不提。”: k2 }$ [& S) ~1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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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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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53天的北京挨整会议结束后,我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回到济南。我明白,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尽管周总理保护,但江青一伙另搞一套是非常明显的,张春桥在北京会议结束时就叫嚷“要坚决按北京会议的路子走下去!”, \: q, A. k9 `0 s ^
春节过后,1973年2月11日,省委和军区两家常委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京会议精神。我和杨得志同志共事多年,他很谦逊,我尊重他,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关系融洽,心情舒畅。军区和省委,上上下下,历来都是“杨、袁”并称。北京挨整,虽然庐山会议他是大组副召集人和小组召集人,“表态信”是他提议并主持写的,我只是一般成员签名之一,省委和军区他都是第一把手,而且在北京也是重点整他,但我始终没有认为自己责任轻,或因江青一伙点我的问题较少而推卸责任,更没有考虑过要两人分开,具体澄清责任是非。一直是同挨批斗,共历患难。三次违心的书面检讨,都是两人联名写的,我觉得这是自己应有的姿态。因此,传达时也很自然地由杨得志同志代表两人宣读一个稿子。这是完全正常的。
3 v0 Z) Z7 u* G1 t 不科,这一正常情况,竟被有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加以歪曲。他们起哄说:“两人的错误由杨得志一人念检讨,袁升平不表态,就是不认账,准备翻案。”持这种谬论的人,尽管在参加会议的地、师以上干部七百余人中为数甚少,但能量不小,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江青一伙盗用中央名义,立即发来电报,指责我“不表态是错误的”,勒令我单独重新检讨。这一下,那少数起哄的人劲头更足了,有的竟然指着杨得志同志和我的鼻子,进行人身攻击。' j8 `2 d( c2 {! t- r' N% e. B) ]! u$ b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出来表演了。我们军区党委常委一班人,当时14人,本来互相之间是很团结、很体谅的,听说我们在北京挨了整,回济南那天,全体到机场迎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后来的斗争中,绝大多数同志也是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但是,也有一个人,本来是个老同志,“九大”后林彪把他下放到济南军区当副司令,杨得志和我对他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不科,正当江青一伙策划“杨袁分开”,勒令我单独检讨,图谋把我抛出,而苦于“材料”不足的时候,这位老同志投其所好,竟无中生有地进行所谓揭发,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传达中央57号文件时,“泣不成声,话都说不下去了”,“林彪机毁人亡,毛主席安然无恙,你不是哭林彪是哭谁?”1月19日,他又写成文字正式上报。他的这块“巨石”,打在我身上,立即在会上掀起一股浊浪。那些过去跟着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投机分子“反戈一击,揭发立功”;不明真象的同志,不知所措;正义的人们,虽有怀疑,但也暂时不敢讲话;操纵会议的人,如获至宝,连夜派人将揭发信送往江青、张春桥一伙。
+ Y$ C! N% R# t8 a 当时,我当然要说明真像,要反驳诬陷。可是,在那时,我说的再多、再具体、再真实,也是无用的。然而,我是决不后退的。- e Q- M. H, Z) k0 M- P! E( _3 H
1973年4月9日,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述:9 o& c4 q3 j5 c: t/ N) o2 \
……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将我当时的真实心情,向主席、中央报告如下:1971年9月17日(或18日),许世友同志等从北京开会返回途中,路过济南,我和杨得志同志在车站见到了他们。见面后,许等人向我们讲了林彪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妄图在杭州、上海等地谋害毛主席的种种罪恶阴谋和毒辣手段。我们听了以后,既愤恨,又沉重,确实感到第十次路线斗争惊心动魄。9月22日,省委、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杨得志同志传达完文件后,我接着发言,首先我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文件,完全拥护主席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采取的英明决策。尔后,揭发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当我谈到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主席时,想起了许世友同志等讲的那些内容,感到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主席那样高龄了,仍然夜以继日为革命操劳,而林彪如此丧心病狂,要向主席下毒手,顿时心情激动,止不住了,流了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 I! d1 y5 T) V4 l. X; m: g 这封信,在当时情况下,毛主席能否看到,我不得而知,但从事情的发展看,掌握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江青一伙,对我的申述不予理睬,而以“哭林”为“重炮”继续整我。
a9 t# \7 g& F# R* Y$ y- H 然而,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那位老同志的所谓”揭发”,根本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22日,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问题,为什么他当时不揭发,而在事隔1年零4个月以后的1973年1月才揭发呢?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2位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种感觉,而惟独他有如此感觉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揭发问题”是幌子,邀功领赏是目的。果然,凭一纸小报告,他很快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尝到甜头后,他又写了一份又一份整中央和军委老同志的小报告,献给“女皇”,进一步卖身投靠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又查到了当时的会议原始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我的发言内容:
9 ?& n- Y: Y1 v: F% | 袁:
) v) I4 {* I) D. B( ~" M3 p @ 一致意见,跟紧主席。* q9 U$ Q2 _7 m: H
林叛国,是阴谋总暴露。! J' ~4 d# L8 |
他利用毛主席的最高威望,搞两面派。# ^2 a) z1 k, z6 ~8 O: f2 [
打着红旗反红旗,假装正确。& B$ C4 D1 _3 l2 U! b1 G+ a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4 k5 d6 o# {1 S" r
尽管林取得了一时的威信,当其叛党叛国,就身败名裂。7 _: g2 A; Z+ v: m0 }1 \
我们从中得到很大教育,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对伟大领袖阶级感情更深厚,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 f2 G2 q Z5 {6 p 提高警惕。, L0 E7 ^$ L" L
不断剥掉其画皮,揭露其反革命本质。和他划清界限。
0 E' F6 j( j, t 战备工作加强抓紧。2 Y/ d7 u) H" L/ b. U: i6 k+ |
团结问题。军内外都要团结起来。9 c" j8 y, ^) j4 M$ v
有主席健在、掌舵,任何风浪都能经得住。
+ V7 b) ^7 k# L0 E 保密工作。+ l2 x0 q0 O- O+ @; E% G6 n
袁:
( N# c$ ?- n3 f) D* ]8 d3 f) } 是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 w( @; s; J" Q
影响不能低估,要做好工作,加强战备。. [! a2 m D1 V J+ Z
今天叛国,是我们的敌人,全党全国全军的敌人。
; O2 G$ |8 w6 ~& _# x$ W 虽然出了——,革命终将前进,终得胜利。
4 {7 f% J( W% \8 {6 P4 T8 m) K# C 这个记录,对主席的感情,对林彪的鞭笞,对工作的部署,对革命的信心,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5 v) `7 k, T W$ j. ]2 G: X 谎言终于被彻底戳穿了。当时到会多数同志也写出了否定诬陷的旁证。1977年11月13日,当时的中央专案组正式结论,推翻了诬陷我的所谓”哭林”问题。$ _+ D) N5 g9 ~6 w: Y
/ e& y# O1 W# ~( h; y新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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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南郊会议开了47天,3月29日结束。由于绝大数同志还是正直的,对山东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抱有正确的认识,主张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贯彻落实北京会议精神。因此,会议结束时,经两家常委讨论通过的总结,还是“杨、袁”并称,并仍以北京会议对我们的检查“毛主席、党中央高兴满意”的结论为结论。会议结束后,在县团级传达贯彻中央4号文件时也非常顺利。全省军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九大”以来山东的工作充分肯定,全省形势很稳定。在酝酿和选举党的“十大”代表时,经全区部队广大党员的民主协商和军区四届六次党委扩大会议选举,我被当选为“十大”正式代表。
; S) {- o7 X: \# N$ u 这样的局面,少数跟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投机有野心的人,还有江青帮派体系一伙,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串通一起,内外勾结,上下呼应,密谋策划,继续制造新的阴谋。
$ ?( G( U o' q/ C8 C. N6 O 4月10日,省委秘书长、康生的儿子×××X报告我们说:“省委一名副书记额上长了一个痣,诊断为良性,拟去北京进一步检查。”当天下午4时,我和杨得志同志前去看望,并为其去北京送行。后来才知道,南郊会议结束才11天,他的北京之行,看病是借口,实际上是去找江青一伙密谋策划,进一步整我们。因他当时是副书记,不便明着越过我们去北京找江青一伙,就以看病为名,暗中勾结。他一到北京,姚文元亲自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他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宴请他吃饭、看电影、照像,面授机宜。后来,他自己情不自禁地说:“我在北京养病期间,中央首长告诉我,山东问题很严重,你回去以后要很好地落实政策。”
# T0 |3 [& ~+ p- d. h# A% A5 h( T. L 5月19日,省委和军区五位常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主要是批林整风和召开”十大”的问题。我们一下飞机,己在北京“养病”的那位副书记,早从江青一伙那里领受了旨意,他放风说:“杨、袁那个问题没有完”,其用意是动员别人准备攻我们。我听到以后,沉住了气,主动请示总理:“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个检查?”总理说:“你们去年在北京作了检查,回济南又作了检查,群众已经谅解,这次就不要再检讨了(实际上,我们还是作了检讨,印发了简报)。”我又告诉总理:”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被提名为‘十大’代表候选人。”总理说:“你们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按党的惯例,上届委员是下一届的当然代表嘛。”总理的指示,又一次打破了江青一伙妄图借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整我们的阴谋。
/ D) l# d- t( _8 j0 y4 @$ t 但江青一伙并未就此罢休。会后,江青对那位副书记说:“你不能只管粮、棉、油,不管纲和线,要抓路线斗争,要发动群众。”从此,他和康生的儿子,更加频繁地与姚文元联系,把山东帮派势力的活动,暗暗捅给江青一伙,又把江青一伙的旨意,传递给帮派骨干,展开了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帮派活动。“九大”以后,平静稳定了三四年的山东,又卷起了波澜。
$ O4 |) j& X( E. F 6月中旬,各地“文革”初期跟王效禹造反的少数人,借口“落实政策”,开始重拉队伍,寻机闹事。9 Q4 d" }3 y, |5 `4 v$ {
6月17日,纪登奎在二、六机部召开的一次有全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指责我,“有一个人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痛哭流涕。”这些话通过山东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快传到了省内。
6 f. n5 y; M3 U 6月18日,在省委和济南市委门前,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指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不批林,矛头指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揪出林线人物”,扬言“决一死战”。到7月5日,省、市委门前贴出了第五批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攻击我,“不打倒袁升平,誓不罢休!”7月7日,在帮派分子策划下,王效禹的得力干将×××的妹妹×××和帮派骨干×××的老婆×××等人,“里应外合”,到省学习班抢走了×××,并要前去抢×××。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面将×追回,制止抢×。7月8日,枣庄帮派势力煽动140多人来济南上访静坐,我们一面对闹事的人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和措施报告中央,但帮派分子不但不听,反而越闹越凶。7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导演,帮派头目×××、×××等30多人以“上访”为名,赴北京告状。
+ j- X/ d X8 S2 q; u" U8 [ 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劝说他们有问题回山东解决,他们根本不听,说什么“上访是革命行动,不准阻拦,不准扣发工资,不准歧视”。他们说假话,递假材料,大肆攻击说,“杨得志、袁升平镇压了造反派”、“依靠走资派掌权”,“坚决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只有依靠造反派才能解决山东问题”。其实,这是早巳导演好了的闹剧,这帮人先在前台摇旗呐喊,后台由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出面引见,为他们撑腰打气,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十分热情、十分亲切地接见”。他们违背总理的指示,将规定只发到县团级的中发[1973]4号文件拿出来“组织他们学习”,鼓励他们继续哄闹。致使这伙人受宠若惊,活动更加猖獗。《赴京上访纪要快报》、《中央首长接见的特大喜讯》等宣传品,很快传遍山东全省,局势进一步动乱。& }0 \; e1 h- h& ?; s6 N7 Y* Z
这时,由于少数人闹事,多数人不得安宁,工厂有的半停工,有的完全停工,1800多人的山东造纸东厂,公开不上班到社会上串连的约70多人,去北京上访的16人。这些人虽少,但闹得很凶,打骂围攻干部群众,扬言要把厂里“翻个个儿”,搞得干部无法指挥,工人无法安心生产,特别是班组和车间骨干,处在第一线,挨打受骂,憋着一肚子气,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少数人的闹法不满,另一方面又对省、市委无法制止这些人闹事不满,他们提出,落实政策不能只顾少数人,而不顾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他们也看出,少数人闹事,上边有人支持,所以他们也提出派代表赴京上访,并表示,少数人如果继续打人,他们要被迫自卫。我们得知情况,立即召开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派人连夜做工作,稳定大多数人的情绪,不使局势恶化。2 V; V: x& L( V& r; r; p; Q+ t
对于江青一伙鼓动少数人闹事,我内心是很反感的。认为他们高高在上,既不调查研究,又不相信各级党组织,不相信和依靠山东7000万人民的大多数,这么30多人上访闹事,他们就百说百听,作为依靠力量,否定各级党委。7 t+ E& h2 l8 c& |* H8 u
7月18日,根据中央通知,杨得志、张铚秀、白如冰同志去北京“做上访人员的工作”。临行前,省委常委开会分析研究了社会动态,讨论了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会上,有人反映上访人员中提出了“支左转弯、支左检讨”问题,我说:“支左问题,总的讲,我们解放军是执行命令,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办事的,至于具体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有的今天转弯,明天调向,还有不少指战员挨了打骂,受了冲击,这些账不要算,也没有办法算,这是一笔糊涂账。”我说这些话,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可是不久,所谓“支左是一笔糊涂账”的问题,竟成了我的一条弥天大罪。
/ @2 _( B2 F* @ 从省委开会回到家里,我脑子里一直还在想着如何做好上访人员工作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想找杨得志同志再说几句话,因为下午1点钟飞机起飞,他已经离家上机场去了,我又打电话给张铚秀同志,他正准备出发,我简要地说:“你们到北京后,一方面要耐心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不合理的要求,不能被迫接受。特别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十大’前把山东搅乱,搞权力再分配,这个问题坚决不能接受,要顶住!”因为他急着要走,我不能多说,但又怕没有说清楚,我便再打电话到机场找杨得志同志,他还没有到,是党委秘书接的电话。我把上述绐张铚秀同志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并特别强调“方向路线错误”问题,不能随意表态接受,一定要顶住,要提醒杨得志同志,千万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不料,“要顶住”这句话,竟然被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为“顶中央”,成了“山东问题的根子在袁升平”的根据,并以此为幌子,造谣和挑拨杨得志同志同我的关系。/ q' V2 k4 C0 n2 t4 u4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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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召”进京( R$ E% l/ c1 T, W/ c
2 c2 @5 N& A2 E1 a# M! [7 F! f 1973年8月8日凌晨2时,我突然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要我和苏毅然同志去北京,同杨得志、张铚秀、白如冰同志一起开会,说中央拟解决一下山东问题。
. e. ?1 ?0 @# q1 u% r- c7 g3 I 当时,苏毅然同志正在青岛,中央派飞机先去接他,然后返抵济南接我,下午5时许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按惯例,过去每次进京,都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站,可这次只来了一个秘书,冷清得很。我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吱吱唔唔,先说秘密的很不知道,后又说情况很复杂。到了京西宾馆,见到军区工作人员,他们故意回避,不是装着没看见,就是绕着我走,只有一位同志低声对我说:“袁政委,情况复杂,您要提高警惕啊!”3 c' E! @- a) d
我进了房间,杨得志、白如冰等同志来打了个招呼,便赶紧走了。离开饭时间还早,我想去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房间看看,可门都关上了。吃饭时,气氛也很异常,要么没话说,要么找话应付,瞎扯这菜怎样,那菜怎样。: p1 T- Q% }" {; L1 K
晚7时,我想如果晚上不开会,应先了解了解情况,可是过道两侧的“邻居”都不见了,孤单单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秘书通知我,晚9时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见,两家常委参加。我问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我想白如冰同志会知道,敲敲他的门,没有回音,拍拍其它同志的门,也都不在,我一眼望见杨得志同志的屋里还亮着灯,心想,他在就好了。
7 X% U8 A3 ` M 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这时杨得志同志开门出来,我便走上前去。我们进了东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关了门,走向凉台。杨得志同志简明地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然后说:“今晚的会你知道吗?就是斗你!你要有精神准备,他们是不讲理的,一定会把许多罪名强加在你头上。”我说:“远的不说,在济南军区我和你共事13年,工作、品行、团结、友谊,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批评我的错误,我接受,无限上纲的,我不能接受,强加我的,我要说明情况,保留意见。”他又说:“这样的时候,是不会让你讲理的,你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发火。……古人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能讲话呢?”他知道我不了解会议的情况,便进一步解释:“老袁,我知道你是坚持原则的,可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啦。”* {2 X& a) N0 _1 q+ W: F/ c
最后,我带着深深的感情说:“看来他们又在搞阴谋诡计,要在我身上开刀了。就是我坐班房,你在外面,不要忘记我们几十年的情谊,不要忘记现在你我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你讲话,这样,我就是坐班房,也没有怨言。”话毕,我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人们可以想像,在那样的时刻和场合,杨得志同志给我通个气,以鼓励和安慰,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 u. c) X0 A, n4 P9 r6 g
晚9时,我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山东厅。* T6 B& k6 [5 v
周总理宣布开会,可他的话音刚落,秘书同志进来请他去接电话,一去一个多小时。
; ^5 |. E* A% r, r5 l# x 姚文元首先发难,他重复过去的诬陷,无非说我“文化大革命表现一贯不好,不支持造反派,不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自命不凡,装腔作势,高谈什么“凡是林彪死党,凡是走资派,都是支持复辟的反动势力,支持保守派,袁升平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山东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总后台。”“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他要顶住。山东问题的根子就在袁升平。”
: I7 q/ v; V# F, F4 { m8 u 听了这话,苏毅然同志发言:“山东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全由袁升平同志一人负责,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张春桥立刻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讲嘛!”苏毅然同志并不知道江青一伙早巳定好了调子,接着又说:“我还有两句话就完了。袁升平同志虽然是省委第二书记,但……”这一句话还没讲完,张春桥再次恶狠狠地训道:“我对你说了,你不要讲了!想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这么低!”姚文元也跟着喊:“你不要再讲了!”7 ?# L% o$ k# u
到会的也有几个人顺着江青一伙的杆子爬,但都没有讲出任何新问题,除了老调重谈,就是学舌、扣帽子。; r3 m" x" G% T$ z' h( S
我听了之后说:“大家对我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希望能把事情说明白一点,我好总结经验教训,也便于作必要的说明。”
7 A6 s$ V1 |% Z& V6 M 江青一听,尖叫了一声喊道:“你还要民主!民主不会给你,你别想利用民主放毒!”
3 C$ C3 x {! j- d 我又说:“今天是党的会议,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按党的民主原则发言没有错误啊。我只讲半个钟头。”
7 O# g0 E$ c$ J( ]8 S 江青武断地说:“半个钟头也不行,今天没有你的发言权!”她不让我讲话。
* J1 V* }0 X/ P, t" q; w; D 张春桥一手拿着一叠材料,一手拍着桌子说:“你说‘支左错误是一笔糊涂账’,这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看,这是你们过去的检讨。”
, x! @1 L( G, D1 o8 Q4 A 我说:“运动初期,违心的检讨是写过。现在通观全过程,军队执行命令支左,方向没有错,具体工作错误难免,问题错综复杂,也很难分清是非,确实是一笔糊涂账。”* ]* o7 z6 D B, ^
他们见我还挺硬,有几个人便帮腔,打我的态度。当有人提到我老伴李涛同志的所谓问题时,江青拍着桌子大叫:“把他老婆弄来揭发问题!”
+ j5 A% T% ]. l5 }/ Y, [! L! i- E 会议开到凌晨2时,我的态度还是那样,不让讲话也不低头。6 Y0 j5 p( m$ W/ k
在这些人对我高压猛打时,周总理一直没有讲话,他安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态度十分严峻。忽然,我听到江青用手指“突突”地敲着手表,中着总理大声说:“已经两点半啦!”总理这时才慢慢地对大家说:“那好吧,会议就开到这里。”他又有意识地说:“大家说袁升平同志有这些错误,提出来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改正了还是好同志。”说完,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主动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了两句:“冷静一点,有错误就改,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你也是老同志嘛,要注意身体。”握着总理的手,我坚定地表示:“感谢总理,我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做。”
- N0 i( P3 [% W; z# m# ?. Y 这时,江青、张春桥也假惺惺地走过来,我转过身,扭头就走了。) p7 s/ @5 E1 [' x; a) R
刚过厅前的屏风,就有两个身着便衣的人,跟上了我,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来时,我和杨得志同志乘一辆车,这时车上变成了4个人。回到京西宾馆,那两个不速之客,一边催促我收拾东西,一边将我的刮脸刀、剪指甲刀、钢笔、老花镜都没收了。我拿起电话给我老伴李涛同志打个电话,他们压住分机没让打通。我被押送到西直门招待所,软禁起来了。+ g! g" [* h6 N K* E W, L0 S
8月11日,宣布撤销我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9月12日,我老伴李涛同志也被骗到北京。名义上我俩住在一起,实际上将两间屋的门隔起来,夫妻之间说句话都登记在监护日记上。老伴看我吃不下饭,出去给我买点吃的东西,后面有人跟踪。我对老伴说:“现在中央被四个极左派篡了权,你要准备跟我把牢底坐穿。让我写检查交待,没什么新东西,不写了!……反正孩子们也都长大了,相信他们会在群众的教育下革命的。”我让老伴写了一份简历,每个孩子寄去了一份,让他们知道我从苦水里长大到参加革命的一生,愿他们在革命的曲折道路上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做公正无私的人。老伴理解我的心情,泪如雨下,哭声不止。我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想着,想的问题很多很多…) G# }" E. |* V3 X" o$ x
我回忆了个人的一生,想起了17岁参加革命,在人民军队戎马生活的45年,想起了和山东军民同生活、同斗争的13年,特别是想起了毛主席1970年4月26日路过济南时,对杨得志同志和我亲切而又风趣地说的两句话:“你们这里现在升平了,过去不平,现在就平了嘛!得志了嘛!要谨慎小心。军队同志有时好急躁。雷厉风行是要的,搞政权的事情不能性急。”我们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山东搞了4年政权建设,同全省军民一道,从“文革”前期“全面瘫痪”、“全面内战”的混乱状况下,由乱到治,由反复到稳定,恢复和健全了党政领导机构,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区行列中,山东虽不很先进,但也并不落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怎么一夜之间,仅仅由于30几个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告状,这一切就都被否定了呢?!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党的结论,不是人民的结论。- {. [$ {& S! J$ _# g- k. [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越想越坚定地认为,千秋功罪,总有一天人民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于是,1973年8月16日、23日,我分别给周总理、毛主席写了信。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郑重提出:4 s8 E! K/ _" r5 d
……中央政治局于8月11日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还是不通的。山东问题由我一个人承担是不公正的。我坚信中央一定会遵照主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的教导,对我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5 Y* s! ]+ w: ]" E) N9 R- H
自然,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命运只能如此。7 K) f5 ?& |" _" F. ?9 b) ^
8月29日,“十大”闭幕的前夕,总政一位干部部副部长,给我送来中发[1973]35号文件,宣布撤销我“十大”代表资格,并让我正确对待。我老伴插了一句:“一个电话就把升平同志揪来了,什么话也不让说,怎么正确对待?!”这位副部长训斥她说:“不准提‘揪’这个字眼!”我只说了一句话:组织上服从。
! l' Y( o/ ^9 [ 9月30日,林彪一伙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和“四人帮”死党、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我骗到北京远郊一个地方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临行前,对我全面搜身。当时我想看看正在发病卧床不起的老伴,他们说:“你前边走,她随后会来的”。以欺骗的手段将我弄上车,不让我们见面。% b J* F- _( `/ H h; s
从此,我就销声匿迹了。在长达4年多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听不到党的声音,见不到同志们的笑脸,夫妻不准见面,儿女不准通信,只是蹲在黑屋里而无人过问。在江青一伙垮台之后,连当时负责审查我的中央专案组,也不得不坦白地说:“不了解监护审查的主要问题。”对我没有进行过审讯。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罪,上面叫办监护手续,我们就办了。”这段自白,除了说明“四人帮”陷害我的阴谋得逞了,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可见,江青这伙封建法西斯分子,践踏无辜,草菅人命,到了何等卑鄙、荒唐和发狂的地步。 k4 [0 K' ^+ W. N# L H7 E
) p$ |0 P! G& o1 L& v5 q3 s口(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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