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人：韩爱晶、蒯大富的记忆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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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原红卫兵首都三司宣传部长、《首都红卫兵》报主编、三司核心组成员。

　　蒯大富在他的《岁月流沙》中回忆道：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在《清华蒯大富》一书的第八章第三节，韩爱晶以"厘清十万人大会前后重要事实"为题，使得历史越厘越乱。韩爱晶写道：

　　蒯大富回忆说：……大会有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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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爱晶回忆说：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然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啦，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因为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相当数量是外地来京的造反派，都以为是中央首长让三司司令蒯大富领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会在北京和全国造成极大影响，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从此，蒯大富个人在清华大学校内政治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

　　蒯大富、韩爱晶的回忆，错了！错得离奇！！

　　首先，时间搞错了，蒯大富带领大家宣读誓词，是在1966年的9月6日，而不是10月6日；其次，是在三司成立的大会上，而不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10月6日大会上；第三，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而不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往往只是在一个组织成立时，才宣读誓词的。在召开批判会时，是不宣读誓词的。10月6日的大会是"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不可能宣读誓词。

　　韩爱晶本不是三司的人，他在三司成立大会的前一天，可能参加了二司的成立大会。他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可能参加9月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并把蒯大富"推上去"宣读誓言呢？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江青等根本就没有到场，蒯大富又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誓词》就刊登在1966年9月6日以后出版的第一期《首都红卫兵》报上，与韩爱晶有什么关系？"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这话从何谈起？

　　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去查查《首都红卫兵》报创刊号，看看誓词的原文。

　　由于"回忆错位"，无论是蒯大富，还是韩爱晶，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由三司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集会誓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

　　1966年10月9日《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大会的报道说："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广西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

　　这里没有写"地质东方红"代表的发言，也没有写"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陈育延的发言。那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地质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红卫兵"属于三司，是大会的主人，而不是如"北航红旗"和"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是"外人"。因此，不能因为"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被说成是三司与"北航红旗"联合召开的大会。更不能说，因为"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在大会上发了言，就说成是三司与"桂林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十多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大会。

　　几十年后的21世纪之初，"北航红旗"有人"回忆"说，这次大会是他们和三司"联合召开"的。这算是"投石问路"。后来，蒯大富在他的《岁月流沙》中又做了如上的回忆。

　　因为不值一驳，即没有引起质疑，错误的记忆就被当成真的了。2011年，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就进一步写道：

　　蒯大富回忆说：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在北京市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在工人体育场，坐满十万人。

　　韩爱晶回忆说：……1966年l0月6日，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当时"三司"主要负责人朱成昭派人和我们一起做组织工作，但他想不到会议开得那么隆重，那么成功。会议程序、发言、誓词，请中央领导等，这些环节，主要是我们北航"红旗"落实的。

　　准备工作只有几天，我、井然(文化革命时原名井冈山)和姜允珍同学在办公室起草发言稿、誓词等，五系张庆海等做了请柬，写明请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我们拿着请柬就打电话联系《解放军报》一个叫宋立彤的记者．他非常重视。他向《解放军报》领导汇报了我们开大会的事，宋立彤和《解放车报》的负责人开小车专门来北航听取我们关于召开十万人大会的情况汇报。他们满口答应．说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助请中央首长。

　　10月6号，我和井然提前赶到工人体育场，北航"红旗"战士都安排在离主席台正面最近的位置。看着会场很快就坐满了十万人，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不安、高兴的是会场很热烈，大会基本可以成功啦!紧张的是，中央领导会不会来呢?

　　忽然掌声四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和张春桥等笑容满面，一边高举双手面向会场鼓掌，一边走到主席台坐下。

　　大会开始，北航"红旗"代表井然第一个发言，他那超宏亮的声音和充满革命豪情的发言，激起全场热烈掌声，周总理等频频微笑点头．后来陈伯达、江青只讲了几句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重点是周总理讲话。

　　请看，蒯大富、韩爱晶对"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10月6日大会这件事，情节写得多么详细！时间、地点写得多么准确，参加的人有名有姓，场景是多么宏大，会议开得多么有声有色！

　　可是，我要说，除过"北航红旗"的井冈山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是事实外，其它都是又一次"记忆错位"。其理由如下：

　　第一，自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文革的依靠力量。他先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8月1日），后在中南海西门接见群众，号召群众"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红卫兵大会，继后又支持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选中了弱小的三司（当时只有3000多人），而不是当时还"兵强马壮"的一司和二司（都达几万人）。

　　1966年10月6日，毛泽东派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参加由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对三司给以强烈的支持。

　　10月6日以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三司很快发展壮大。相对于其它两个司令部的衰落，三司却一枝独秀。这个政治背景，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其次，三司，是中央承认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一。而北航红旗，只不过是一个参加了二司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是一个次一级的群众组织。一个次一级的组织和一个高一级的"超级组织"三司"联合"搞活动，是不对等的。因此，是不成立的。

　　第三，以"地质东方红"经过一进、二进地质部的磨练和胜利，以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于9月23日支持"地质东方红"夺权，以周总理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表明，造反派的处境正在逐渐好转。特别是，以当时三司负责人朱成昭的"刚愎自用"，他会去找韩爱晶商谈"联合"召开大会的事情？在串联筹建三司时，朱成昭等人曾经去找过"北航红旗"，希望他们不要参加"保守"的二司，而与"地质东方红"一起组织成立三司，但是遭到拒绝。时间过去不过两个月，朱成昭岂能忘记？

　　从朱成昭的工作作风上说，他只管大事，只管大政方针。即如三司，自成立之后，朱成昭就很少到三司去过，将三司的大小事全盘交给了周永璋和其他人。以至，连9月26日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三司全体战士，10月6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他都没有参加。对于三司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事，朱成昭也根本不可能亲自去北航与韩爱晶联系。

　　第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事先成立有会议筹备组。这个筹备组就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司司令部。当时，三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筹备工作。我负责的是宣传组。此外，还设立了大会联络组、保卫组、后勤组、办公室等。这些组，都与"北航红旗"没有半点关系。如果是"联合召开"，请问韩爱晶，你们谁参加了大会筹备组？

　　又请问，如此重要的大会，怎么能由韩爱晶在"北航红旗"的办公室决定事情？

　　又请问韩爱晶，你在1966年10月初，是不是"北航红旗"的第一把手？据戴维堤说，那时，你好像还不是第一把手。如此，你又有什么资格对10月6日的大会说三道四？

　　第五，在1966年9月中下旬，三司已经与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曾经举办过几次有三司负责人参加的形势座谈会，或者单独与三司负责人座谈，才有了《红旗》十三期社论。到了10月1日，三司的王大宾和我等几十个人，才能上天安门，受毛泽东的接见……

　　当时，为解决交通问题，给三个红卫兵司令部派"汽车班"，就发生在9月，是中央文革决定，由北京军区派的。当时，周总理、刘志坚、郑维山等，都到文化宫三司司令部来过。刘志坚、郑维山还不止一次来过。

　　在这个过程中，难道三司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央文革的联系通道，而要由"北航红旗"通过《解放军报》去探询？也就是说，对于送请柬这样的事，三司完全可以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联系。

　　当时，"请柬"在大街上都能买到，用不着自己去做。事实也是，当时，9月6日三司成立大会，9月26日周总理接见大会，我们都是在大街上买的"请柬"。召开10月6日的大会，也是如此。

　　还想说一句：当时给中央首长送请柬，是连毛泽东、林彪都要送的，要想得尽量周全。但是，还是有想得不周全的地方。以致10月5日傍晚，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的张根成（？）来到三司，说中央要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三个人，我们没有送请柬。他要我们立即把请柬"补上"。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很高兴。这说明，明天中央首长肯定会来参加会议。

　　退一步想，难道三司就没有能力主持召开一次大会，而要与二司下边的北航红旗"联合"？在工人体育馆，9月6日召开成立大会，9月26日召开周总理接见大会，都是三司独立主持并完成的大会，并没有与谁"联合"。

　　第六，10月6日大会召开时，三司负责人朱成昭没有到会，大会执行主席是周永璋，大会司仪是三司所属院校派驻三司的一个核心组成员，好像是政法学院的张广海。代表"地质东方红"在大会上发言的，是王大宾，代表"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大会上发言的是陈育延。如果是"联合召开"，"北航红旗"必然要在大会上占有一个主持大会的席位，至少，它会争得在大会上"露脸"的其他角色。可是，在大会的自始至终，除过井冈山发言外，人们看到过"北航红旗"人的影子吗？

　　蒯大富的回忆是"地质周永璋坐主席台"。我要说的是，坐主席台的人多了。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至少可以坐一百多人。我就坐在主席台第二排的正中（前排是中央首长席）。

　　第七，在10月6日以前，三司还是一个只有三千多人（"地质东方红"就占了一半多人）的小司令部，既没有权，更没有势。比起一司、二司几万人的队伍，比起在学校"掌着实权"的保守派队伍，三司实在不值一提。此时，"地质东方红"和加入三司的其它院校，正在与校内保守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9月下旬，"地质东方红"同"伪文革"展开了殊死搏斗，"查封院文革"，夺取广播台，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以至流血事件。9月23日，陈伯达派关锋、戚本禹到地质学院，对"地质东方红"给予大力支持，才稳定了局面。周总理在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时，还在说着不要怕自己是"少数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北航红旗"负责人能看得起三司？能与三司"联合召开"一次会议？就三司来说，能从其他两个司令部的参加者中，挖出一两个组织参加三司的大会，肯定是自己的胜利。

　　第八，"北航红旗"是成立才一个月的二司的成员。"北航红旗"不以二司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不力图发展壮大二司的组织，是为什么？它脱开二司，独自参加三司的会议，又是为什么？

　　第九，前文已经述及，蒯大富带领大家在大会上宣读誓词，是9月6日三司的成立大会，而不是10月6日。在《首都红卫兵》报对10月6日会议的报道中，除主要内容外，只写了"通过了给我们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通电"，并没有提及宣读誓词的事情。在这样的大会上宣读誓词也不合适。

　　韩爱晶"煞有介事"地说，他临时起意，让蒯大富宣读誓词，又从何说起？一个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有严格的会议议程、会议安排，岂是在会议召开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变的？退一步说，难道"联合召开"的会议，就由韩爱晶一人"临时起意"，随意说了算？

　　韩爱晶为了绕开他不可能参加三司成立大会这个难题，而故意将蒯大富宣读誓词的时间推后到10月6日。但是，这样一来，他又犯了事态发展逻辑上的错误--蒯大富处境的变化不是自10月6日始，而是自9月6日始。这一点，请蒯大富自己说说，"地质东方红"何时派人到清华去支持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的处境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化的？是9月6日以后，还是10月6日之后？

　　第十，当时及以后，人们都知道10月6日工人体育场大会是由三司主持召开的，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公开的会议筹备，公开的大会，公开的会议主持者，能有什么疑义？可是，几十年之后，却有人在"厘清"的旗号下改写这段历史了。想想也是，三司主持的大会是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的名义召开的；朱成昭死了，死无对证；周永璋中风了，病人难以表达……

　　但是，作为10月6日会议的筹备者，我还活着；当年筹备会议的其他人，多数人还活着。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大部分人还活着。这些人都可以出来为我的上述说法作证。

　　历史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喜欢戏说。

　　由此，我有了一个很不成熟的看法：由"许爱晶"执笔的《清华蒯大富》，其他部分的所言所写，难道也是这样，将想当然当作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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