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 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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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

范世涛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曾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在集会过程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一消息公开报道后，红卫兵和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兴起。这次大会(以下简称八一八)也因而成为“文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目前有两条文字略有不同的权威记录，分别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毛泽东传(1949-1976)》。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军装(逄先知、冯蕙主编(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括号内蓝色内容均为原作者所加注释)。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
　　（1966年)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军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34页)。
　　以上两条记录大体相同，但《毛泽东传(1949-1976)》将中央决定八一八大会的时间，从1966年8月16日进一步精确到8月16日晚上。
　　相对八一八的重要程度，上面两条记载显然过于简单。比如，“中共中央决定”是中央哪些人在什么会议上怎样做出的决定?会议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与同事在8月16日晚上做出了召开八一八大会的决定,他白天在做什么?《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毛泽东传(1949-1976)》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答案。
　　本文另辟途径，准备从民间记载入手部分地回答上述问题。根据《记忆》第132期发表的谢定国日记(扬子浪(谢定国笔名，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9-103页)和本文作者收集的民间日记，林彪、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均到场1966年8月16日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林彪还准备公开讲话。毛泽东很可能也来到会场，但没有公开露面。由于会议现场意外出现秩序混乱，这次接见并不成功，关于这次会议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正式公开报道。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本文指出，8月16日上午的群众会虽然不成功，但却促成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群众的决策，而且其宗旨与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高度一致。因此，8月16日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可以看作八一八的预演，并应纳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序列加以叙述和评论。

　　一、外地群众涌入北京，政策倾向劝回

　　1966年8月16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是由于外地学生涌入北京引起的，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
　　随着文革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来到首都北京。1966年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谈到：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载《红旗》1966年第11期(8月21日出版))。
　　比中南海接待室更热闹的，是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大学。这所大学是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一时成为北京各高校和外地来京必到的“革命圣地”。校园里到处都是本校和外校师生活跃的身影;北京各工厂的群众和外地的学生、工人，也纷纷来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学习北大开展运动的经验(聂元梓(2005)：《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47页)。据估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00多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京大学(燕帆(1993)：《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行》，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仅8月12日这一天，到北大串连的高达17.96万人次(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
　　河北省会天津市因地利之便，来京人数最多。京津公路上，自行车、汽车来往不绝(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6页)。如8月13日这一天，天津大学就有4000多师生步行上京告状(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中学生也纷纷来到北京。如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班的王端阳8月5日到8月10日在北京串连,10日晚上骑自行车离开北京。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返回天津走夜路时见到的盛况：
　　晚，在京津公路上遇到大批去北大的同学，约有4、500人，大家互相支持，高呼口号。还有很多女的也骑车子去。92中同学送水很热情。3点钟到学校。我们准备成立天津革命造反队。这次回来就是要造市委的反(王端阳日记，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
　　外地学生(尤其是天津)大批来到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很快人满为患。8月12日，除了同学宿舍，北大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六食堂、员工食堂，全部住满了人。13日去食堂吃饭，就会看到苇席满地，许多中学生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8月14日，在北大住宿的天津同学已经达到2 万人左右;而当天至下午6 点为止，来北大参观的13万人中，天津同学就达到1 万人(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6-17页)。 北大附中同样如此。8月12日，北大附中66届某班同学的日记中写道：
　　现我校住进外地学校好像1500人。我们教室住进天津来的11(位)女生，我们打扫一下，把塑料单、席子、毛巾被、毯子和棉被，能拿的都拿出来供她们(北大附中有的同学初中在天津就读，“文革”开始后曾到天津串连。北大附中高中68届某班同学与范世涛的电话笔记，2015年3月1日)。
　　对于外地学生群众纷纷涌入北京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政策倾向是劝告回去。8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份内部的汇报提纲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京者要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7000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2006)：《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109-110页)新北京市委在派人调查北京大学人满为患的情况后，决定在8月15日、8月16日两天北京大学停止接待外地群众(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7页)。到8月下旬，北京市的各所学校、旅店和空闲的仓库都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外地学生的吃、住问题都十分紧张。
新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曾多次汇报，表示压力很大，希望尽快安排接见红卫兵，然后动员他们返校闹革命，以减轻北京市的压力(参见张民(2009)：《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二、政策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热烈欢迎来京学生

　　但是，政策方向很快发生了方向性变化。新政策是8月16日陈伯达、康生、李雪峰、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群众会上公开宣布的。
　　这次大会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康生在会上一个一个地介绍了出席大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
　　常写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同志。
　　你们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名字，常写文章的戚本禹同志。
　　常写反修文章，写九评参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杂志副编辑穆欣同志。
　　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康生同志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北京：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7年，第123页。)
　　这个名单有两点引人注目：一是除了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人物均已到场。二是江青第一次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出现，这比中共中央的正式通知早半个月(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参见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118页)。
　　江青的 “第一副组长”身份引人注目。她当时是副部级干部，而王任重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同时又受毛泽东的委托，过问北京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王广宇(2011):《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6/23/49267_146336304.shtml)。 江青的排名却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前面，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决非康生乃至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决定，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意见。其中含义耐人寻味(江青在主持8月16日的会议时，根本没有提及王任重，更没有请他讲话，这反映出她对王任重的不满)。
　　这次大会由江青主持。她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简单表示 “受毛主席委托”向大家问好， “毛主席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随后，就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陈在三天前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排名第五的中共领导人，但这一新的政治身份还没有公开宣布。
　　也许因为北京正在下雷阵雨，而且昨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陈伯达在讲话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经风雨，见世面”。他说：
　　你们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 来到这个祖国的首都, 来到祖国的革命中心, 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
　　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 一切革命者, 一切革命青年, 都应该经风雨, 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 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你们这次到北京来, 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 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 经过很多辛苦, 不怕大风大雨, 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 你们的斗争, 表现出你们有希望, 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次辛苦, 表现你们的英雄气概, 但是, 这还是初步的考验, 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 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里滚过千百万次, 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8月12日的汇报提纲还建议劝告外地学生“回去闹革命”，为什么现在只字不提劝回,只对来京学生表示鼓励和欢迎呢?如果说前几天建议劝告外地学生回去是因为“吃饭、睡觉都成问题”，“衷心地欢迎”外地学生又是为什么呢?陈伯达讲话中透露了重要信息：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 我想, 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 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 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 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一代,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陈伯达(1966)：《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第16-17页)。
　　也就是说，之所以欢迎外地学生来，是因为这可以“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 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西安一所中学的造反派头头Y参加了这次外地学生群众会并确实留下了深刻、长久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他与徐友渔交谈时仍然能够大段背诵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背诵时一往情深，既充满对陈的敬佩，又充满对往事的留恋和自豪。”参见徐友渔(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除了上述理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讲话中给出了欢迎外地学生的另一个说法：
　　你们要走革命的道路，来到革命的首都，来到毛主席所在地——首都，来交流经验，来互相传播革命道理。我们对你们这种不远千里来到首都的革命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康生同志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北京：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7年，第123页)。
　　也就是说，因为同学们来到首都表明他们“要走革命的道路”，来到这里可以“互相传播革命道理”。这实际上正是大串连在全面发动文革过程中的基本机制。借助 “互相传播革命道理”，外地学生回去之后，往往成为各地文革的煽风点火者(以第一部分提到的天津一中王端阳为例。他8月5日-8月10日在北京串连期间，先后去抗大展览(没让进)、二十五中、灯市口男中、女中、女十二中、北京工业学院(没找到)、北京经济学院、机械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感到“北京学生敢斗争，敢辩论，敢坚持，这很好。天津总是清一色。北京领导全下来，可天津领导发号施令后就见不着面了。”“在京很多事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造反，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我真想马上到天津，大造市委的反。”因此，在没有返回天津的时候，他就写了《我们要造市委的反》，并印出40份寄回天津，请朋友到各校散发。去清华大学听关于工作组叶林问题的辩论后，他感到“启发很大”，想到“天津市委和工作组，回去一定要好好反反”。8月11日，王端阳骑车回到天津，当天就召集了各校学生群众会介绍北京经验，提出“我们要造天津市委的反，讲了很多事实”。稍后几天，他还写信给聂元梓，希望聂介绍618事件，以便和天津的情况相对照，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

　　三、林彪、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出席会议且林彪准备讲话

　　根据康生在八一六会上介绍的中央文革小组与会名单和文革时期广泛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资料，除了陈伯达和康生，姚文元也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则保持沉默。
　　他们的讲话都强调了要好好学习和运用十六条：“这是我们伟大领袖, 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陈伯达语);十六条决定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这两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指示”(姚文元语);“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纲领”(康生)(陈伯达(1966)：《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第16-17页;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康生同志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北京: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第123页)。
　　看起来，八一六似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一次群众接见会。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我收集的二十多种1966年8月16日工人体育场首长讲话资料中，绝大部分确实仅仅记录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但有两个版表明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也在这次会上发言，其中北京一零一中学联络组整理的版本更是全文记录了李雪峰的发言内容(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收集尽可能多的讲话记录版本并筛选内容最完整的版本加以援引非常重要，同时了解代表性的流传最广的版本也很重要。)。 根据这份记录，李才是这次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他的开场白只有一句话：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主持。
　　然后江青才主持会议并请陈伯达讲话。而且，在陈伯达讲话后，李雪峰再次讲话，他这样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北京各学校进行参观，进行访问。同时他们也向同学们学习，交流经验。同学们来到以后，碰到困难，我们招待工作、布置工作做的不太好，请同志们原谅!
　　从中央文化大革命决定发布以后，全国各地、华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学校、各单位都在学习，按情况运用中央这个决定，实行这个决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我们可以布置工作、布置交通、布置车辆，帮助你们，按你们的意见回去。如果同志们愿意在北京还留一段时间，还要进行什么参观访问，我们也积极进行帮助!
　　向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八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姚文元等同志讲话，北京一零一中联络组整理。铅印本。)
　　作为新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李雪峰虽然也表示欢迎外地群众，但重点还是具体接待问题。所谓“同学们来到以后，碰到困难，我们招待工作、布置工作做的不太好”，反映的是实际情况;他以外地学生未必能听懂的婉转方式希望大家“回去”，理由是“全国各地、华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学校、各单位都在学习”中央的决定;对于不原意回去的，他说“我们也积极进行帮助”，在口气上有点不很情愿的表态性质。
　　更加重要的是，除了李雪峰，很多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我们看一下与会者当年的记录。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66届高中某班同学参加了工人体育场的外地学生群众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上午说在工人体育馆开会。早上起床很困，还是起来，吃过早饭我们几人就在8：30开车去了。
　　今天主要是给外地同学开的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李雪峰同志、姚文元同志、康生同志先后讲了话。主要是欢迎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学习经验。要好好学习十六条，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放开眼界看未来，乘风破浪向前进。
　　后来休会，休息后周恩来同志、林彪同志也来了，林彪同志原来要给大家做指示的，但这时很多人，尤其是天津来的，纷纷从看台上跑下来，从门口冲进来，挤到主席台前的操场上，人越挤越多，秩序很乱，中央首长怕挤伤人，只好宣布散会。真是遗憾，林彪同志的指示没听成(北大附中66届高中2班某同学日记，1966年8月16日。范世涛收集)。
　　这则记录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李雪峰的讲话只是这次会议的第一段;他们讲完后休会，之后林彪、周恩来来到会场，而且林彪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只是由于现场出现混乱，会议不得不提前散场。由于会议第一段有5个人讲话，休会的时间应已临近中午。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谢定国(扬子浪)也在1966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而且读起来更加让人吃惊：
　　今天上午十点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同志十万人参加，北京大学近两千名同学作为纠察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进行得较好，江青主持会议，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讲了话。后来少奇，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来了，秩序很乱，挤得厉害，眼看要出大事了。林彪同志在话筒前面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讲，后来江青同志当机立断宣布散会，听说少奇同志还没有下车就驱车回去了。
　天津不但大学生来，中学生来，小学生也来了不少。
　　陈伯达同志说：我们要顶天立地，经得起一切挫折，一切困难，一切磨练，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休息以后的大会开得十分乱，林彪同志在话筒前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还是讲不下来。总理亲自走出主席台让包围主席台的同学(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主席台顶盖上面)回去，冒着大雨淋了好一会儿，可没人听。因此江青只好说：“同学们，散会了，我们走了!”
　　今天上午的会是北京市委与北京大学主办的。两次大会(另外一次会指的是8月15日晚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大会) ，一些天津同学无理取闹，乱挤一通，挤伤了很多人。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会议，气得北大附中红旗战士(全部穿的军装)大骂混蛋。
　　因为天津学生的冲击，北京秩序显得很乱。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8页。)
　　谢定国日记清楚地说明，8月16日工人体育场的会其实是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举办的。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喧宾夺主的会：与会者不仅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而且包括刘少奇、邓小平。
　　在这六位政治局常委之中，林彪的出场值得格外重视。4天前，也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中央领导机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改组，中央一、二线领导制度取消，毛泽东将领导权直接集中到自己手中;林彪成为新体制下排名第二的中共领导人，也成为毛泽东公认的接班人。不过，中央人事变化的消息还没有公布。
　　在这种新的组织领导体制下如何行事，林彪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所说明：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1-202页)
　　在上引段落中，林彪用“心情沉重”、“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来描述自己成为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的经过。 不能有“另外做法”，“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唱对台戏”，既是对此前一、二线领导体制的含蓄批评，也说明了新体制下的行动戒律; 至于“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则是基本的政纲(这一行动方针并不仅仅是林彪一个人的，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是如此。不过具体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这个政纲令人想起叶群笔记中记录的林彪谈话：“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指林彪)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指毛泽东)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转引自张素华(200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根据林彪四天前宣布的政治纲领，8月16日林彪出席外地学生群众会，当然也是代表“一号利益”而来，是“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落实。
　　林彪的这次出场显然不成功。虽然他在话筒前面向外地学生群众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但还是无法讲下去。在眼看要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江青宣布散会。林彪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就以这样有些荒诞的方式结束了(通常的印象，林彪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以后第一次公开亮相是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首都和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6页)。

　　四、既然林彪来了，毛泽东是不是也来了?

　　林彪出场并准备讲话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在整个“文革”时期，他一般在毛泽东出席的情况下才直接面对群众公开讲话。例外情况似乎只有一次，即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中毛泽东被迫离开武汉去上海后，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举行百万人军民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
　　既然武汉七二○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们根据林彪8月16日来到工人体育场并准备公开讲话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测毛泽东其实也来了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托韩爱晶求教聂元梓。聂元梓表示，“记不清楚了，应该没去”(2015年6月20日下午，我托韩爱晶求教聂元梓这一问题。韩老师很快电话回复，转告了聂元梓的上述回答)。韩爱晶也倾向于认为，八一六毛泽东并没有来工体(韩爱晶与范世涛的电话，2015年6月20日下午)。
　 但我认为，毛泽东当天很可能也来到了工人体育场，但没有公开露面。北京大学附属中学68届高中同学、红卫兵燕宇最先告诉我这一点(燕宇说，“当时，实际上主席都到了。”燕宇与范世涛的电话笔记，2015年3月28日)。 他当时被派去工人体育场“站标兵”，维护会议秩序。下面是我笔记整理的燕宇回忆：
　　那天毛主席没有露面，现场也没有听到服务人员或首长说毛主席来没来。红卫兵当时并不直接了解毛主席是不是来了。
　　开会的时秩序失控。先是有人越过栏杆从看台进入操场内，这还并不很严重。但有人从操场翻过栏杆跳到主席台，离领导只有一两丈距离。这样会对领导造成直接威胁。红卫兵就全急了。会议没有进行下去。
　　在给首长开路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吉斯车。当时总理是吉斯车(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他会乘坐什么车呢?据王保春告知，陈伯达原乘坐吉姆车，地位发生变化后配的是红旗车。(范世涛与王保春2015年3月20日下午的电话笔记。))。 林彪什么车不知道，江青坐什么车也不知道(2015年3月19日，我电话请教阎长贵老师。他当时在钓鱼台负责处理群众来信，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的秘书。阎回答说：江青平时坐红旗车，有时是吉姆车。)。 但我当时就知道，只有非常核心的极少数中央首长才乘坐吉斯车。总理的吉斯车车号我知道，我看到的那辆吉斯车不是总理的。过了几天，听我的一位同学说，毛主席那天也去了。我的那位同学X，家人是负责安全的中央高层干部(根据2015年2月28日、3月3日范世涛与燕宇的通话笔记整理)。
　　从上引回忆看，燕宇判断毛主席8月16日上午来到工人体育场的根据是两条：一是亲眼看到吉斯车，而且从车号看并不是周总理的专车。二是8月16日后不久，就听同学说毛主席那天也去了。
　　毛泽东当时的座驾，是斯大林当年赠送的吉斯115。该车系防弹车，纯手工制造，每年产量有限。车身长6米，宽近2米，明显比其他的轿车阔大。当年以吉斯车为专车的，除了毛泽东，只有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最主要的领导人。随着1960年后中苏关系大为恶化，苏联不会再赠送中国这种车，中国也不会再进口苏联车，60年代新崛起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也不会再分配到吉斯车。按照这样的标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后的中央常委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才有条件乘坐吉斯车。既然8月16日燕宇看到的吉斯车不是周恩来的，确实很有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的座驾(李鹏当时是北京供电局主要负责人，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负责天安门检阅活动的供电安全。他记得，除了毛泽东以外的领导同志，“坐的都是国产的红旗牌轿车，领导同志下车后，汽车都停在变电所附近，一直排到端门。”(李鹏(2014)：《李鹏回忆录(1928-1983)》，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在会议之前的两天，很可能座驾也是这样安排的)。
　　1966年8月16日后的几天，燕宇的同学告诉他，毛主席8月16日也去了工人体育场。这一消息是否可信呢?这取决于燕宇的这位同学(以下简称X)的身份。如果X有机会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并且没有夸大其词的习惯，那么，这一信息就比较可靠。X的父亲负责安全工作，当天肯定也参加了8月16日在工人体育场的会议，因此X有条件获得关于8月16日毛泽东是否出席这次会议的权威信息。而且，我就燕宇转告我的X的话请教北大附中另一位校友XM。XM对X的话做出如下评论：“那就是可信的，因为X不会瞎编。” (XM给范世涛的电子邮件，2015年3月22日)显然，X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他的话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如果从毛泽东的习惯观察，他8月16日到场但不公开露面并不奇怪。
　　毛泽东常在幕后听会，并选择在会议中间或结束时出场，或者到场但不出场。他的这一习惯至少可以追溯到1964年。北京四中68届初一(2)班的陈凯歌参加了这年的春节晚会。据他回忆：
　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陈凯歌(2012)：《青春剑》，载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1页)。
　　而1966年7月29日，也就是8月16日外地学生群众会两个多星期以前，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革命学生代表大会”，陈凯歌再次看到类似的戏剧性场面：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陈凯歌(2012)：《青春剑》，载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0页。关于这一场面，穆欣、毛毛、阎淮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均提到了，细节并不完全一致。据穆欣回忆：这天会议中间，我偶尔走到主席台后面时，见毛泽东正坐在118室门外椅上谛听前台的讲话。那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正在加温，群众殷切盼望见到毛泽东。见他跟我打招呼，曾经问他怎么不到前台?他微笑着摇摇头。回到前台，其他曾到后台见过毛泽东的同志都在猜他出不出来?这时刘少奇正在讲话。讲到最后，他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想必这些话使毛泽东不快，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疾步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曲捡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讲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穆欣(1994)：《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90页。)而阎淮回忆的场景是这样的：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脸色铁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阎淮(2015)：《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因此，据穆欣和阎淮的上述回忆，毛泽东出场时走得很快，与陈凯歌所说的“信步而出”不同;阎淮谈到毛泽东“脸色铁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陈凯歌回忆的“慢慢地微笑了”也不一样)。
　　上面两次都是八一六之前的例子。在八一六之后，也有类似的例子。
　　如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也坐在主席台上。回到《人民日报》社后，他说那天其实毛也去了。他上厕所时走到后台，先看见当时老跟在毛泽东身边的小护士，随后看见毛坐在那里。但这次会从始至终毛泽东并没有公开露面(王若水(2002)：《新发现的毛泽东(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第564-565页)。
　　再比如1968年3月24日晚9：30至次日凌晨一时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讲话后，台子上的幕布拉上了。但很快幕布又拉开，毛泽东从右侧(北侧)出现在主席台，其他人也跟随而来。毛边走边向台下招了招手，一脸阴云，一言未发。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邱会作(2011)：《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1-64页;张景发(2009)：《岁月留痕》，北京：自印本，2009年，第150-151页)
　　以上四次都是毛泽东到场但并不在大会一开始就现身的例子。第三次更只是到场在台后旁听，并没有公开露面。
　　因此，毛泽东在1966年8月16日上午来到工人体育场但没有公开露面并不奇怪——这符合他的行事习惯。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毛泽东很可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走到前台。因为1966年8月16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是第一次公开欢迎串连的大会，也是林彪成为其接班人及仅次于毛的中共领导人后的第一次公开出场，毛泽东当然会非常关心，有充分理由到场并准备选择适当时机出来表示支持。而一旦他在林彪讲话后公开现身，无论他讲话还是不讲话，媒体都要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刘少奇、邓小平也来到现场的情况下，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变动信息就可以通过新的顺序排名公开传递出来了。
　 当然，大会临时出现的意外情况使原来的剧本没有进行下去：林彪没能讲成，毛泽东没有公开露面，媒体没有进行宣传报道。几十年过去，知道林彪曾出席8月16日外地学生群众会的人已经不多;直接了解毛泽东当日来到工人体育场的人更屈指可数了(目前恐怕只有戚本禹、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首都工作组工作人员和聂元梓等人知情了)。

　　五、会议秩序维护者回忆的混乱细节

　　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因会场秩序出现混乱而提前结束。对于混乱的细节，前面引用的两份日记都很生动。我们还可以找到参加会场秩序的红卫兵的回忆。
　　1966年8月中旬，北京海淀区中学的一些红卫兵经常被派到群众大会上维持秩序，作用多少有点像10天后的“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8月16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也是这样。北大附中红卫兵燕宇和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红卫兵肖淮海因此参加了会议秩序维持工作。
　　据燕宇回忆：
　　当时包括北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红卫兵负责维持秩序，有点像西纠后来的位置。1966年8月15日，我们已经参加了斗争陆平的会议(1966年8月15日，工人体育场冒雨举行斗争陆平大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7届孙维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天一直下大雨，我们在跑道上淋着开了五六小时会，夜一点多才归。”(参见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58页。)另据聂元梓回忆：当时在王任重领导下，我主持过一次批斗陆平的大会。实行“五不”。即：1、不挂牌子;2、不戴高帽;3、不罚站;4、不坐“飞机”;5、允许陆平对批判申辩自己的意见。虽然作这些规定，但批判就是错误的。(参见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78页。))，完了之后没回学校，在工人体育馆住了一晚。说是住，其实就是和衣而睡。一人发了2包饼干。
　　第二天参加了8·16接见。周恩来、林彪到没到，我真没印象。我们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站标兵去，对会的内容并不太关心。但陈伯达肯定到了，而且他在那个会上宣读的《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
　　会议本来还要继续进行，就像你说的，天津来的红卫兵要见首长。一开始是从看台往场内涌。后来是从场内向主席台涌。我们整个的警戒线就撤到主席台下面，我站到了主席台前边。那时真是打啊，你不打他能走嘛。
　　警卫战士也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又把我们调到主席台外面那个门去了。那里也围上人，想从大门、正门往主席台的休息室冲。所以调我们把那些人驱散，当然也包括警卫战士。我们手拉手站成一道，甚至几道人墙，来开辟道路(燕宇与范世涛的通话笔记，2015年2月28日。范世涛笔记)。
　　肖淮海是8月16日一大早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他的印象是周恩来来到会场后发生的混乱：
　　很快大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周恩来。
　　“总理来了!总理来了!”消息立刻传遍各个看台，人头顿时攒动起来，目前也齐聚到主席台上。
　　总理稳步走到话筒前，准备主持大会。
　　可就在这时，不知哪个胆大妄为的红卫兵翻过看台的栏杆跳入场地，向主席台方向跑来。这个害群之马的举动，立刻引来数千人效法，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向主席台冲来。
　　我们几所学校负责保卫的红卫兵一看大事不好，就立即进入场地。大家马上手臂挽着手臂，迅速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筑起几道“人墙”。
　　“人墙”刚立稳，“人潮”就涌上来，并一点一点地推着“人墙”向主席台前挪动。
　　这时，总理的声音响起来了：“红卫兵小将们!大家不要挤，我们现在开会。下面，请林副主席讲话。”
　　接着，就见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灰色便帽的矮瘦男人走上讲台。
　　但那时，红卫兵对中央高层人事的变动尚一无所知。
　 “人潮”和“人墙”之间的搏斗、抗争、拉锯正愈演愈烈。
　　林彪刚要开腔，突然更“可怕”的事发生了。
　　十几名外地红卫兵竟然跑道主席台的顶棚上，并趴在顶棚前沿，露出小半个身子向下探望。总理一个劲儿地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马上离开，可这些人依然故我，一动不动。
　　“人墙”中的我，气愤至极，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这些小子拉下来。可当时我们也是爱莫能助，双臂正被“捆绑”在“人墙”里，双脚用力蹬着地面，可脚还不停地在泥里打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上面胡闹。
　　总理立即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但主席台前的秩序依然混乱。
　　十多分钟后，我看到主席台上的人已经全部撤光了。
　　“人潮”终于停止了“咆哮”，我们也终于松了“绑”，顿时我感到骨头架就像散了一样。
　　“潮水”退了，该拾“贝”了。一会儿工夫，工体工作人员在主席台前的空地上捡到的五花八门的鞋子，就足足装了两大筐(肖淮海(2009)：《追随：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一生自述(上)》，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年，第64-65页。)。
　　热情洋溢的外地学生虽然搞砸了这次会，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学生会后从工人体育场来到群众接待站。从16日傍晚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接待站发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17日晚19时，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再次出现毛泽东8月10日出现在群众接待站的神话。这个神话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见“文革史话的博克”(2014)：《文革史话》第127回：《数十万，外地学生集北京急筹备，准备接见红卫兵》，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02daa010101fhxu.html)。

　　六、作为八一八预演的八一六

　　8月16日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并不成功，但他们在8月17日晚上得到毛泽东同意接见的消息。实际上，8月16日晚毛泽东就已经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大会，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4页)。 只是消息暂时没有告诉同学们。这很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考虑。
　　8月16日上午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和晚上的决策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除了时间上的高度邻近，在宗旨上也高度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实际上正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需要放到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同一个序列来研究和评论。
　　首先，八一六第一次向外地学生来京发出了公开的邀请，实际上是官方第一次公开宣布支持大串连。从此，毛泽东支持串连的思想转化为正式政策。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呢!” (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页)他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他的领导人显然并不理解这一点。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文革”时，派出大量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些工作组主观上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同时试图约束和控制开展运动的方式和节奏。而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连活动明显增加了领导和控制本单位、本地区运动的难度，因此，工作组并不支持这些串连活动。如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1966年6月18日晚10点，给北大师生员作的工作报告中，要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不许搞背着工作组的秘密活动，不许参加外单位的斗争会，实际上发出了串连禁令(原蜀育、邱心伟主编(2009)：《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9页)。北大的经验很快通过中央转发的文件具有了指导全国的意义。校际之间的交往受到了各学校工作组的严格限制。因此， “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大闹一场”，但在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文革”的时期，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毛泽东7月中旬回到北京时看到的是“冷冷清清”的局面。
　 1966年7月28日, 新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对于串连的主要约束实际上被拆除，来京串连的人数迅速增加。这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来京人数不断增加的基本背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因势利导， 8月13日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接天津大学4000多师生来到北京，这些天大师生以“毛主席的客人”身份受到热情接待(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不过，这还只是个案的推动。
　　8月16日，新北京市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向外地学生发出的热情邀请，则标志着支持串连的毛泽东思想终于在政策层面落实下来了。这距离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希望支持全国各地学生 “到北京大闹一场”，已经有两个多月。
　 当然，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内更加迅猛地兴起，实际上是八一八的消息传递到全国各地之后。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印象中将八一八作为大串连的分水岭，甚至将八一八看作“揭开了外地红卫兵来京‘大串连’的序幕”(白振刚(2006)：《追忆接待红卫兵和上访职工工作》，载《纵横》，2006年第8期，第12页。)。 其实来京串连活动在8月上旬和中旬已经蓬勃兴起，八一六则明确了中央热烈欢迎外地来京学生的政策方向，还承诺在衣食住宿交通等方面给以支持。
　　第二，八一六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并支持串连与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宗旨一致。
　　本文前面引用了陈伯达八一六讲话所给出的支持串连理由：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 我想, 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 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 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 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的一代,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陈伯达(1966)：《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第16-17页)。
　　这个理由与王力、戚本禹回忆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思想是一致的。据王力回忆，毛泽东曾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麦克法夸尔、沈迈克(2006)：《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香港：星克尔(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110、509页)。戚本禹也有类似的回忆。他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这样回答戚本禹：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2013)：《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d.com/article.php?id=4558)。
　　因此， “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正是毛泽东直接与群众见面的基本考虑。由于这一理由，即使身体不适，毛泽东也尽力接见红卫兵，好让“大量的人”见到自己。
　　而陈伯达在8月16日群众会上所说的“你们这回到北京来, 我想, 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云云，实际上婉转地表达了上述思想。他的八一六讲话，也就不仅是个人意见，更反映的是毛泽东思想。
　　由于八一六和八一八开始的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基本考虑完全一致，本文认为，八一六应纳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序列加以描述和评论。
　　第三，八一八继续完成了八一六所没有完成的任务。
　　八一六出现的秩序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这势必强化毛泽东利用群众热情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可能直接促成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的决定。
　　与八一六相比，八一八大会有三点引人注目：一是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军装，让红卫兵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二是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审阅的讲话，其中充满了了“打倒”;三是通过新华社报道，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这三点不同寻常之处中，除了第一点，后面的两点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完成八一六没有完成的任务，只是比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要晚两天。而毛泽东让红卫兵戴上红袖章，则是即兴之举，但却因此成为红卫兵印象深刻的首要事件。
　　当然，由于8月16日接见大会因秩序问题并不成功。就历史影响而论，它也就不能与818大会相提并论。但这不能成为否认8月16日会议是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预演的理由。
　　最后需要说明，本文关于毛泽东1966年8月16日来到工人体育场的判断主要根据间接证据。我们期待当事人和历史学家给出直接的可靠证据，证实或证伪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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