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

tuffy05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
——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

刘进


最近，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一文中提到，在2012年曾与我见面，要我指出她在《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受难者》）一书中的错误。她对我说——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实际上，王友琴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一文中的事实错误，多年前我即发现。2010年4月，在网刊《记忆》47期的五人谈《也谈卞仲耘之死》 中即已明确指出。我之所以没有撰文指出王友琴文章中的不实之处，是因为作为女附中的校友，我们在不要遗忘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希望她把我们的调查看做是对她的补充，如果她能够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我们将引以为幸。
2012年7月18日下午，校友罗治、李红云促成了我和王友琴同学的见面。我们四人一起谈了将近5个小时。谈话中，我曾指出《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中的多处失实之处。以下是根据本人和李红云的记录整理的那次谈话的有关内容，（前面的引文均来自此书，后面是我和王友琴的对话）：

A
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钟……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受难者》第3 页

刘进（以下简称“刘”）：你的书有个事实不对，卞校长没在学校死去，是大家送到医院后抢救了一段时间才宣布死亡的，送医院时我还推了车，是我和同学一起推到医院的。抢救时排了值班，两人一个班，一个班两小时。头一个班没有值完，大约晚上9点，卞校长去世。（排班的4个校友中1人为高二3班，3人为高二4班）
王友琴（以下简称“王”）：那你写呀，你也可以写呀。

B
刘致平和梅树民在一九九〇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太老。
——《受难者》第4页

刘：梅树民老师是今年（2012年）才去世的，你书里写他已去世了。梅老师给我说，出书以后你还给他打过电话，但我没有看见你纠正这个错误。
王：说梅老师去世是个误会。因为我打电话没有找到他，后来再打是别人接的。有误会。

C
1、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做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受难者》第6 页

2、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受难者》第6 页

3、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
——《受难者》第14页

刘：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我提议写的，是我去找马德秀、宋彬彬，请她们参加的，是我第一个署的名。你书里为什么说是宋彬彬领头署名的呢？后来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她是副主席之一，为什么你还是不提我，总是揪住她不放呢？
王：提你干什么？你是公众人物吗？你不是。我当然要写公众人物，宋彬彬是公众人物，当然要提她。媒体都是写公众人物，谁都会拿公众人物说话。十一学校的方影竹、 卡玛电影不都是写宋彬彬吗？我把矛头对宋彬彬，用的是公开发表的历史材料，完全合乎规范。王晶垚也问我，原来是刘进、宋彬彬，为什么变成宋彬彬、刘进？刘进不是公众人物，宋彬彬是，所以要点她的名。从新闻、历史的角度看，就应该这样。

D   
1、七月三十一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
——《受难者》第2页

2、八月五日下午二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
——《受难者》第2页

3、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受难者》第4页

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
——《受难者》第14页

5、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受难者》第15页

刘：你的书里有个逻辑链：宋彬彬领导的红卫兵8.5打死了校长，8.18她给毛戴了袖章，毛说“要武嘛”，她的父亲宋任穷被提升。实际上宋任穷是8.18之前的8届11中全会（1966.8.1-8.12）提升的。很多人看了这段，都会感觉宋彬彬和打死校长有直接关系。这样写怎么能让读者了解事实真相呢？
王：你的问题很无理。知识界的规则都是写文章要有公开可查的文字为依据。我这么写都是有依据的，是以当时的报纸资料为根据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是可查的。宋任穷提升肯定是会后才公布的，是公布的时间。而且我没有说宋彬彬打人。
李红云插话：宋任穷的提升与宋彬彬“八一八”上天安门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E
八月十八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受难者》，第15 页

刘：《光明日报》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是记者捉刀，并非宋彬彬本人所写。8.18后有人在校门上贴过“红色要武中学”，很快就被撕掉了。当年在校的同学、老师们有谁证实学校改过这个校名？
王：宋彬彬自己说没改名为宋要武，可《光明日报》文章写的就是宋要武。如果宋彬彬自己站出来说没有改名， 那我就可以在文章里加一句“据宋彬彬说，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还有，她写的“告武汉人民书”也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应该说清楚。
刘：你的这些问题，她都说了呀，都写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这篇文章里，发表在《记忆》第80期（2012.1.31）上了，而且在2012年2月就挂在了网上。

F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
——《受难者》第13 页

刘：7月31日成立的应该是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简称），那天有校友看到成立的告示了。主义兵的骨干是6月27日写大字报反工作组的人，8.5游斗校领导和她们无关。
王：那天成立的是红卫兵，红卫兵应该是7月31日成立的。这是“星火燎原战斗队大事记”记录的。
刘：我班同学梁二同等是反工作组的头儿，她们6月27日贴反工作组大字报后基本不来学校。7月初她们在校外成立“红旗”，去过海淀区的一些中学。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学校，说明她们正确，于是她们在7月31日成立了主义兵。7月5日，工作组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我在场，邓说的很清楚，红卫兵是非法组织。我们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怎可能他们头一天撤走，我们第二天就成立红卫兵？
（1966年10月，教师中反工作组的“星火燎原联队”贴出的大字报是这样写的：“七月三十一日 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红旗、红卫兵之间没有标点隔开，不能证实一天成立两个红卫兵组织。）
王： 8月5日之前没成立红卫兵，那你说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
刘：我不记得确切时间。我调查了好几年，问过许多同学、老师，没有人记得具体时间，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8月8日到8月16日之间“一哄而起”的。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何时成立一事，李红云根据她发现的原始史料，确认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确切时间为1966年8月7日。她的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刊登在2013年9月30日《记忆》第102期上。）

G
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垚。王晶垚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七人名字的纸片。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受难者》，第 4 页


刘：七人名单是为抢救卞校长给医院写的担保，是李松文老师征求在场部分学生同意后写的，不能说他们是女附中的权力当局。像名单中的徐岩春、王满华都是反工作组的学生。再说，宋彬彬是最后一个，名单竖着写，你不认为应该从右往左看吗？
王：名单在王先生手里，他保存了几十年，不会记错。
刘：我相信李松文老师的回忆不会有错。

以上是那天我与王友琴谈的主要内容。
我本来不想把它们诉之笔墨，如今写出来，不仅是为了回应不实之词，更主要的是，给历史，给八五事件的研究者留下一份资料。

2014-4-5

记　忆　　　　　　　　　　　　　　　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第７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一一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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