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力：“文革”初期发生在贵阳的“破四旧”运动

tuffy05

“文革”初期发生在贵阳的“破四旧”运动
+ U/ C" ~9 f0 D$ \1 o6 i& A" D6 A
作者：王毅力
: ^* x2 w  H4 p$ w
5 c/ E9 X( }& P% m& l  X) [7 u- E: r: d文史天地

+ r- J( a0 f& ^" n( V　回首“文革”，就像一场噩梦。现在是梦虽已醒，但其严重后果犹存，尤其是不少珍贵文物，不可再现了！

1 }' i$ `" a0 c; K5 u: K　　“文革”时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记载历史的要旨不在于指出它该不该发生，而在于客观地记述它的发生与结果，从而为后人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文革”是共和国建立17年后发生的一场空前的动乱，动乱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动乱事件。与全国各地一样，“文革”时期发生在贵阳市的动乱事件是很多的，不仅有在政治上的“造**夺权”事件、“派性武斗流血”事件，而且还有在文化上的“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

　　就在北京庆祝“文革”大会的第二天，1966年8月19日，至26日贵阳市的各大中专学校纷纷掀起成立红卫兵的热潮。与此同时，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首都北京的大中专学校红卫兵学生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于是，8月23日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学生立即响应，他们冲上街头，横扫“四旧”。在“破四旧”这场运动中，以红卫兵为主，工商业部门的部分“革命”造**派为辅，还有街道居民的配合，采取各单位分片包干的办法进行。破“四旧”运动中也包含“立”，即所谓“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形成了全市范围的“破四旧”运动。
. g  t6 z' j: A& J: N  S
3 G  q( d# y! j6 e. D. r+ D& j. E- p　　首先是集中在8月23、24日两天对贵阳市区内的街道、商店进行“革命性”的改名：有130条街巷改名，如将省府路改名为“人民路”、博爱路改为“反帝路”、普陀路改称“东风路”；市内沿街的商店变更名称的达337个：如阿嘛照相馆改名为“东方红照相馆”、小上海饭店改名“红星饭店”、同济药店改为“红旗药店”。同时，对商品也进行了“革命”，带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菜名改了32个；26日二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到大十字百货大楼商店的化妆品柜台前，郑重地向营业员提出：停止出售“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活用品，如雪花膏、口红、香水、香皂等，加上当天财贸部门的造**派提出的“禁售商品”，共达九类240多种商品，百货大楼当天将列为“禁售商品”的全部下架，停止出售；市内其它商店纷纷效仿。还有在进行商品交易活动中，购买者要先背一句或一段“毛主席语录”，卖货者也要背一句或一段“语录”，然后，才开始进行商品交易。

1 j  C0 c7 _0 s# H6 A: R  s　　其次，从8月25日起是重点大破宗教寺庙、道观、教堂及古建筑。如三中的红卫兵学生不仅捣毁了博爱路上的天主教堂，使之再也没能复原；而且还与南明区医院部分“革命”造**派打开了阳明路上的“黔明寺”，砸烂如来佛、观音菩萨等像位，收缴并烧毁佛教经书。贵阳医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与普陀路的街道居民中的造**派砸开了该路段上的天主教堂。市内黔灵西路的基督教堂、团结巷的清真寺、黔灵山的弘福寺、东山的仙人洞道观等所有的寺庙、道观、教堂等古建筑物都被各校红卫兵及附近单位的造**派统统进行了“革命”，里面的贡像神位、经书文物、书画字卷等，被打坏或烧毁。红卫兵声称：“这是一场挖掉‘封资修’根子的革命战斗”、“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精神来取代”。红卫兵还查抄宗教人员的住室，令他们写“检查”：交待“宣传封建迷信”的问题，并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批判斗争。从此，贵阳的宗教活动在“文革”时期停止，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宗教事务处也停止工作。位于南明河畔的古建筑甲秀楼的“甲秀楼”三个字被铲除，用红油漆在墙壁上涂上三个大字“红卫兵”。在“破旧立新”的号召下，不久许多单位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即每天上午上班前半小时全体职工集中起来，在毛泽东画像前，高唱《东方红》，集体读一、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由领导将当天即将开展的工作，向毛主席作“早请示”；下午下班前半小时又集中起来，读一段语录，把当天完成的工作简要地向毛主席作一下汇报，然后集体唱《大海行靠舵手》的歌曲，最后念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才算结束，才能下班。完全像搞宗教仪式活动一样。
5 T, o8 h8 D! G* q. A; n
　　其三，取缔漂亮服饰，实行服装“革命化”。红卫兵手持剪刀、夹钳之类的工具，在大十字、喷水池等中心街道口、路段，剪掉过往行人的“资产阶级式”的烫发、“流氓阿飞式”的小港裤脚，敲掉行人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娇小姐、小妖精式”的高跟鞋跟。一夜之间，男人常穿的西装领带不见了，妇女常穿的大花图案的衣服、连衣裙，特别是传统的旗袍裙不见了，这些都被称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一律被进行了“革命”。服装上提倡“革命化”。此后，人们的衣着款式基本上是“中山装”、“战士服”，颜色大多为蓝、灰、黑和草绿色。最时兴的服装是“红卫装”，即身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没有五角星的军帽，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腰间扎一条武装皮带，足登解放球鞋。口袋里装有小红本的《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合订小本《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佩戴“毛主席像章”很快风行全社会，大家都生怕落一个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故而男女老少几乎人人佩戴，即使是新婚照也要佩戴，过去的婚纱照被当作“资产阶级的香花毒草”遭严禁。从大街到小巷、从机关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广场到小家居室，几乎都可看到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许多家长纷纷给刚出生的孩子起名为“文革”、“向阳”、“卫东”、“卫红”等。
2 v( K1 z% W! r
4 f' H  M& l" B! L! |8 l9 F: i　　其四，文化上的“破旧立新”，实行文化界“革命化”。电影戏剧方面，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前的17年间，拍摄演出的许多故事影片和戏剧被视为具有“封资修”思想及情调而遭到停演，包括具有地方剧特色的《奢香夫人》《蔓萝花》《秦娘美》等，还有传统古妆戏剧被完全禁演达十年之久，理由是“不能让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舞台”，号召“要大树特树工农兵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倡导大演“革命”现代京剧（又称“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和“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随之贵阳市内除京剧团演京剧的“样板戏”外，黔剧团、川剧团、豫剧团、越剧团等各类剧团又相继编排与演出了各类剧种的“样板戏”；随后，各系统各单位也抽出人来组织“文艺宣传队”，开展排练与演出“样板戏”活动。此外，贵阳市的红卫兵及“革命”造**派还结合贵州省暨贵阳市开展“文革”的特点，于1967年编排上演了地方“革命”歌舞剧《西南的春雷》《红卫兵赞歌》《红色政权万岁》、《贵棉新歌》等。在文化娱乐方面，严禁播放与聆听爱情歌曲的唱片，爱情歌曲被称为“黄色歌曲”（简称“黄歌”）；大力提倡传唱歌颂毛泽东及“毛主席语录歌”、“诗词歌”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歌曲；完全禁止跳男女交谊舞，广泛推行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忠字舞”。出版业方面，许多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经济法律及文学艺术名著被当作宣扬“封资修”思想而遭停止印刷发行；许多单位图书室所存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等书籍被遗弃、烧毁或被个人拿走。严禁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爱情”，“爱情”被视为“低级趣味的”、“不健康的东西”。大量印刷发行多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很多单位送给职工结婚的最珍贵礼物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小学的教材也随之将《政治》课本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课本中删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篇，仅保留了鲁迅的诗文，大量增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战争年代的革命斗争故事。破“四旧”运动不仅在大街商店各单位进行，也深入到家庭。各单位与各街道的“革命”造**派及附近学校的红卫兵学生深入到“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家中去进行“抄家”，要搜出不满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材料及妄图复辟“地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房产地契等“变天账”的“罪证”，同时也大肆搜缴金银珠宝首饰以及家里世代相传下来的古玩字画及各种器物等文物，有的就在屋外的空地上当即烧毁砸坏。在进行这类活动时，许多红卫兵学生还掏出“红宝书”，朗读或背诵《语录》上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
' |5 Q' X  W5 d& P
. y+ T  k  A8 w2 C: [　　贵阳市区的“破四旧”运动很快向郊区蔓延，郊区的“四旧”也无一幸免，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如乌当区洛湾的万松阁不仅殿宇、神像全部被毁掉，连周围一片上百年、千年的古松树都被砍掉，面目全非。总之，“破四旧”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
  q; T" W7 o) y3 h7 U
; W' [& S5 o4 q$ r5 @+ P, W　　“文革”初期发生在贵阳市的“破四旧”运动主要是集中在1966年8月下旬，是在全国红卫兵“破四旧”的影响下产生的，时间虽短，但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巨大破坏。不仅宗教场所及古建筑遭浩劫，就是深藏在民间世代家传的古玩字画钱币器皿等珍贵文物大量丧失，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使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把传统文化看成是落后的、反动的，成为“革命”的对象，形成在长时间内不珍惜爱护传统文化文物的习性。二是对文化发展的巨大破坏。不仅是禁止印刷发行古今中外启迪人们不断探索前进的思想文化结晶的经典著作，而且严禁许多优秀电影戏剧的演出。造成了长时期的“书荒”、“样板戏”独唱、文化发展单一、精神生活贫乏，使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断层”。三是对文明精神，即道德标准、价值判断的严重扭曲。不仅严厉而又随意地打破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而且严重压抑了人们追求美的服饰、美的生活的爱美天性与自然产生的情感及思想心灵。使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不崇尚文化文明，而倾向暴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盛行，更促使了“文革”中的打、砸、抢以及造**夺权的行动，并且将这种行动看成是“正义的”、“革命的”行为，把这种野蛮的行动当成了进步，把进步与“革命”划等号，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破坏文化的行为当成了建立“新文化”及“新文明”的需要。因此，在烧毁古玩字画时毫不心痛，在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时毫不手软。造成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崇尚人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社会风尚很快变得人人相互提防、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多少年来都难于恢复。
# ^2 Y% u6 p: i9 K8 \+ n- F! P6 D
　　文章来源：第164期
  G9 m, m9 L' h2 a# w! r, q) g# {+ r) b; f　　作者：王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