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功：康生与“新疆叛徒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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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精华》2012年第11期
作者: 张建功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南县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人称中共“党内大奸”的康生，阴险狡猾，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十年动乱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利用手中职权，翻云覆雨，指鹿为马，诬陷迫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各级负责干部及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这其中，就有涉及我党政军百多名要员、逼死24人的“新疆叛徒集团案”。

　　一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陈云为首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此后，应盛世才的要求，我党相继抽调了70多名干部，由盛世才安排进新疆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以及财税、文教、新闻、军事等部门工作。在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新疆这个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保障新疆这条重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并为推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我党还从“新兵营”和延安抗大等处挑选了43名干部、战士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机的驾驶和修理等技术。另外，在1939年秋至1941年夏期间，我党有一些残疾军人来到迪化养病，还有一批干部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由于经过兰州、西安去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派重兵封锁，使他们被迫滞留于迪化。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和学习的马明方，在1941年回国时，也被阻于此。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负起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本质上惯于趋炎附势、政治投机的盛世才，其结好苏联、联合中共的根本目的是想夯实他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巩固他在新疆的“土皇帝”地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处境维艰;国际上，由于苏联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自身难保，无暇东顾，更无力为盛世才当局提供帮助了。1942年，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乘专机飞往新疆迪化，劝说当地军阀盛世才疏远苏联，“肃清新疆共党”。惯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盛世才，以为莫斯科很快将被德军攻陷，于是决定更换门庭，投靠蒋介石，撕下昔日的伪装，背信弃义，大举反苏反共。
　　1942年9月初，盛世才借口“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先是将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原土产公司的一个仓库院内，继之又分批将他们软禁起来，使未及撤离的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全部失去自由。即使身怀六甲的孕妇也在劫难逃，先后有11人在狱中分娩，婴儿们相继取名为新狱(玉)、狱燕、狱玉、苦苦……以示纪念。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
　　自3月10日起，蒋介石派驻迪化的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伙同盛世才对狱中的中共党员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审讯迫害。期间，有15名中共人员被提审，其中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刑讯逼供尤为惨烈。但陈潭秋等人始终坚贞不屈、据理驳斥，使敌人的多项阴谋归于破产。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为了抗议敌人的虐待和暴行，狱中的中共党员发动联合绝食斗争，另外，狱中党组织看穿了盛世才试图收买中共同志的诡计，便领导大家坚决抵制，也取得了胜利。
　　1944年秋，盛世才调离新疆后，吴忠信于10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省主席。上台伊始，他就把盛世才软禁的中共人员几乎全部投入监狱。
　　在吴忠信集中精力对省政府实施改组之际，处于混乱中的监狱就非常有利于被集中关押在各牢房的中共党员之间的联系。于是，以张子意、马明方等为核心的狱中党组织在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对敌斗争方针与策略，适时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无条件释放回延安”的口号，使全体中共党员更加紧密团结起来，连续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集体绝食斗争，有力地揭露了盛世才残酷杀害陈、毛、林的罪行，挫败了国民党策反中共人员的图谋。
　　中共党员在新疆被软禁关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产国际转递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召集朱德、任弼时、康生等研究对策。1943年1月13日，党中央电告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之徐杰(陈潭秋化名)等140多人的要求。”同年6月，中共又派林伯渠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意见书，再次要求对方释放包括新疆被捕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新疆冤狱历时4年，其间康生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等职。因工作关系，他是参与研究营救新疆被捕人员的重要人物，多次与中央领导人共商营救对策。这不仅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且还因为新疆监狱中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秦化龙、吉合等人，都曾是他当年在苏联工作时的同事和战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被迫重开两党和谈之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再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其列入两党共同声明中。10月12日，张治中奉命飞往新疆迪化处理三区革命起义问题之前，周恩来夫妇特地到他公寓，郑重拜托他：查清我方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名干部及家属的下落，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张治中欣然答应。
　　张治中信守诺言，到新疆后经多方努力，终于使蒋介石于1946年5月10日复电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7月11日，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被释放的129人，安全抵达延安。

　　二

　　那天，延安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运送新疆同志的车队进入七里铺时，只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五公里的夹道上，挤满了延安军民。大家跳着、笑着，热烈欢迎新疆监狱难友归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热烈地鼓掌，并走上前去同新疆来的同志握手。
　　康生当时也赶来参加欢迎，显得特别热情、欢快。他甚至一改常态，跳上汽车，张开双臂热烈拥抱难友。这一举动，出人意料，引人注目，给《解放日报》的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解放日报》对欢迎场面曾作了生动报道：
　　欢迎人群中，不断传出西北战友的慰问声：“明方，回来了，您好啊!”马明方等同志由于监狱生活的折磨，脸庞显得有些消瘦。但今天也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频频挥臂示意。康生同志突然跳上汽车，热情拥抱住一位黝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大喊：“你们终于回来了……”车上的同志随即齐声回答：“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毛泽东听说新疆同志胜利归来，激动不已。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从杨家岭乘坐吉普车，赶到位于延河边的中央党校看望大家。康生听说毛泽东来了，也匆匆赶来。他满脸堆笑，跑前跑后，紧跟毛泽东到各个宿舍，看望正在休息的难友，不断嘘寒问暖。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地在杨家岭设宴为大家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厅里特别活跃。他端着酒杯走来走去，不断寻找老熟人碰杯聊天，详细询问狱中遭遇和归途中的情况。康生还举着酒杯走到护送车队的国民党少将刘亚哲面前敬酒，感谢他受张治中委托，一路不辞劳苦，精心护送新疆监狱难友安全抵达延安。
　　新疆监狱归来人员回到延安后，一直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二部休息和学习。康生作为中央党校校长，也经常到各个宿舍走访、看望大家，表示关切之情。
　　新疆被释放人员归来不久，马明方、张子意除向刘少奇口头汇报了中共人员在新疆狱中斗争的情况外，还认真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等看了报告，都深感满意，一再表示“回来了就是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康生到党校探望大家时，也反复称赞他们顽强斗争的精神。原新疆航空队中共党支部提交了《航空队党支部关于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经过3个月治疗、休养，新疆归来人员基本恢复健康。此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和平谈判，开始发动全面内战，烽烟四起。难友们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分配工作，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根据局势发展，中央组织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对新疆监狱归来人员，一律不作个人结论，只作集体结论。理由是：一、他们是由党中央设法营救，集体返回延安的，属于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二、他们冲破千难万险回到延安，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心向着党，向着革命;三、他们在狱中一直有党组织领导，统一行动，受到组织纪律约束;四、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前方后方都急需干部，大家都要尽快走上战斗岗位，形势不允许再作个人结论。
　　为慎重起见，中央组织部还派副部长安子文和干部处处长廖志高等到中央党校代表中共中央当众宣布：“新疆回来的同志，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
　　新疆归来的航空队，是受过多年航空技术训练的宝贵人才。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和刚刚起义飞到延安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等人，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航空队临行前，朱德和康生等领导特地到中央党校为他们送行。朱德亲切地对大家说：“本来想让你们再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准备打仗，需要你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9月20日，航空队起程，经过西北、华北解放区，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千里，直到1947年初，才胜利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他们在那里创建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人，则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新中国成立后，马明方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张子意一直在中央宣传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中央机关南征北战。建国后，方志纯回江西工作，曾任省长和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吉合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多年，熟悉军事业务，精通俄语。党中央原计划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他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曾任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1950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4年后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秦化龙历任华东公安军、炮兵、上海警备区政委，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等。
　　据统计，这些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在中央机关任部长，以及在军队担任军长、司令员者计20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空军部队，如沈阳、北京、武汉、兰州、广州、福州等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大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成员。
　　这批人员中，还有许多同志在国家政府部门及科技、文化、卫生、教育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如沈谷南先后任卫生部干部司司长兼中央监委驻卫生部监察组组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年跟随父母一起坐牢的孩子们，经过牢狱生活的洗礼和包括父母在内的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教育，也都成长为新一代坚强的革命者。譬如张文秋的两个女儿。后来张文秋与毛泽东结成两对儿女亲家：大女儿刘松林(思奇)做了毛泽东的干女儿，1949年10月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二女儿邵华(少华)1959年与毛岸青结婚。
　　历史证明，这批中共党员，在新疆监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回到延安后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对这一切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新疆归来人员的大劫难。
　　文革爆发后，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林彪、康生、江青等人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作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于是，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继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后，“新疆叛徒集团”也轰动全国了。
　　由于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在康生等人主抓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首立“战功”，于是该大学的另一个名叫“卫东”的红卫兵组织也奋起直追。1967年5月的一天，该组织在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130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之顺藤摸瓜，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员名单，以及第三机械工业部和民航总局等单位向他们介绍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零碎情况后，便做出这样一个“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唯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宗林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可能都有叛变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调查，深入“挖掘”。这件事得到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支持，同时对此颇感“兴趣”的林彪之妻叶群，也派其弟叶镇插手此案。
　　1967年夏秋，正式成立“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因马明方等人是1942年被捕，1943年正式入狱，故又称“四三专案组”。为确保审讯活动严格保密，康生指示对外使用“五二六专案组”代号。康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而马明方等都活着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着康生的这一推定，全国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团，大批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先后被囚禁。康生亲自点名和批准，当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员中，现已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20人由中央立案收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被列为该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象有东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中央监委常委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军科院外军部副部长吉合、军委炮兵副司令谢良等。
　　“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四三”专案组、“五二六”专案组)总指挥为康生，重要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在炮制这桩冤案的8年间，康生这个“总指挥”可算挖空心思，耍尽阴谋诡计。他指示空军政治部、民航总局和南开大学红卫兵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吴法宪安排飞机，三番五次赴新疆乌鲁木齐、哈密、南疆，查调敌伪档案，翻阅40年代的报刊资料，精心搜集马明方等投敌的可疑线索，但图谋均一一落空。毫无所得后仍不死心，又责成新疆军区派工兵连，到当年盛世才公署原址挖地三尺，胡说下边藏有马明方等叛变的秘密档案。结果耗资巨大，依然一无所获，仅挖出几根破枪，只好草草收场，给后人留下一些政治笑话。
　　由于“四三”专案组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无法证实他们所要“证明”的问题，中央二办主管该案的吴法宪忠实执行康生的意图，指示专案人员：“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他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报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专案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逼供信不逼供信的问题”;“对他们不存在什么车轮战、逼供信”。从此，该专案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使用了车轮战、“坐飞机”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对当年的敌特人员如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和真正的大叛徒徐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郑大纶是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1943年被派往新疆配合审讯中共人员，担任书记官。徐梦秋过去在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过长征，被捕后叛变。因康生说过“很多敌伪人员都在”，于是专案组迅速将这些人弄到秦城监狱，编造假口供，配合他们的审讯行动。尽管如此，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是狱中斗争的真正英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置那些言之凿凿的证据材料于不顾，仍以郑大伦、徐梦秋提供的假供为依据，通过刑讯逼供迫使当年这些曾在新疆狱中备受折磨而坚贞不屈的同志承认其是“叛徒”，结果自然是枉费心机，惨遭失败。
　　康生挂帅的中央“四三”专案组，队伍庞大，人员众多，但并非全是铁石心肠，其中也不乏正义之士。见通过大量内查外调非但没有找到马明方等人叛变自首的材料，相反搜集到许多表明他们在新疆监狱顽强斗争的证据，便对定案性质产生了怀疑，1968年4月在填写《审查对象表》时，曾将马明方由“叛徒”改为“叛徒嫌疑”。岂料这两个字的变动，却惹怒了康生一伙。李作鹏把专案组的支委们找去，大加训斥：“玄乎!中央定叛徒，你们定嫌疑，政治立场动摇，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
　　在此情况下，吴法宪、李作鹏等于1968年6月1日把康生请来对专案组训话。康生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斥责专案人员：“我的初步印象是，你们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案件涉及的人很多。”“你们审查90多个人，他们叛变了，回到党的怀抱，集体向党隐瞒，这实际是一小撮了。”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这批人回到延安后都经过了严格审查，他还参与了为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康生强调在“想”字上做文章，而且带头示范发挥其想象力，他无中生有地捏造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要出材料作为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一块儿潜伏到我们党内。”
　　在康生的这次讲话后，“四三”专案组进行了整顿，并写了书面检讨，批判“思想右倾，立场动摇，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严重错误。该组副书记吴自臣等因“立场动摇”被罢官、调离，返回原单位。接着，大家奉命加大“深挖”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力度，竞相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编造“马明方等人在新疆秘密叛变后，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和特务组织，还秘密领取了党证和特务证……”连张治中受周恩来嘱托给蒙难人员发的零花钱，也被编造为“领取特务活动费”……对此，马明方等严辞反驳，专案人员就大打出手，刑讯逼供。
　　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阴谋，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马明方专案，能定：一、叛徒问题，可定;二、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三、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岗反党集团。”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宣布将马明方等“永开党籍，判无期，剥夺终身”。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心虚。为了搜罗、补足“证据”，专案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却依然是空忙了一场。
　　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了案。1972年，专案组按照原定计划，在《案犯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表》上，填写好马明方的名字，还特地注明“叛徒、内奸问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康生同志已圈阅，批准定案”。

　　四

　　康生一伙在炮制“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过程中，种种卑鄙残忍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马明方等在审讯时常常被整得死去活来，虽多次抗议，但对方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马明方在这桩“天”字号的大案中是被命名的，遭受的折磨和苦难最多。其子马广在《我的父辈马明方》一文中写道：
　　在文革中，那是一段是非混淆的日子，爸爸被陷害。林彪、康生及“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他们互相配合，把他打成“大叛徒”，栽赃陷害，用尽非人刑罚，把爸爸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达7年之久。
　　在我们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当时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终于同意我们看望爸爸。我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他已成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两眼发直，站立不稳，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竟一时惊呆了。我们心如刀绞，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对爸爸使用的种种酷刑，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我们喊了声“爸爸”，哭着扑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着泪扶起我们说：“别难过，来一次不容易，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们扶着爸爸坐下，问他怎么满口的牙只剩下几颗。爸爸把嘴贴到我的耳边低声说：“是被打掉的。”我们悲愤欲绝，而爸爸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能打掉我的牙，却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没有道理的人。”
　　1973年3月9日我们第二次探视爸爸，意外地发现他把头发胡须剪短了，虽然长短不齐，却显得精神了一些，他还幽默地说：“我要给孙女留个好印象嘛。”老人家和孙女们嬉戏亲热了一番，又告诉我们：“爸爸的问题让你们也受委屈了，但是你们要相信，我在新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1973年8月底，马明方不堪凌辱和折磨，偷偷给周总理写信揭露专案组：“审讯开始就动手动脚，卡脖子，罚立正。前10天车轮战，后20天是白天晚上一日三审，坐喷气式飞机、燕儿飞天，打耳光，拳打胸膛……”他愤怒控诉：“我不知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脚跟下，做出这样反毛主席政策的事，还自以为很光荣!这种情形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很少见过!”
　　马明方还揭发专案组威胁他：“你的问题很严重，只有枪毙。如果你能在报告上说几句话，我们好转弯子，就说你态度好，这样你就可免于枪毙。”
　　从1967年，马明方被押解到北京，长期秘密关押，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迫害。但他坚贞不屈、宁折不弯，生命垂危之际，仍对家人说：“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
　　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含冤辞世，终年69岁。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但像康生那样无情加无耻，翻脸不但不认人，还要打人，把人往死里整的，却是少见。在新疆归来人员中，秦化龙、吉合及他们的家人同康生夫妇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新疆叛徒集团案”中，他们都遭到康生的毒手。
　　1936年，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共青团员，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从事情报联络工作，一度是康生的部下，后又奉命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正是康生接待了她。登记名单时，康生告诉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律不用原名，必须隐姓埋名，并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同一个班里学习，朝夕相处。1938年，秦化龙奉命从延安中央党校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认识了康生夫妇，双方交往较多，友谊进一步加深。1964年，秦化龙从上海警备区调到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代主任后，因工作关系，与康生也时有来往。直到文革初期，秦化龙兼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中央开会时还与康生常见面，握手寒暄，工作上也时有交往。有一次，康生还找秦化龙面谈，将一位八级干部安排在农林政治部工作。
　　然而在1967年秋，康生在一次红卫兵大会上，却同江青一起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他是新疆叛徒和‘五一六’黑后台。”并下令将秦化龙等关入秦城监狱。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上。专案组也不及时救治，从此，这位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将军，落下了终生残疾。
　　吉合和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还要早。吉合原名田德修，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军事院校和刘伯承同学，后到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担任分队长。他是1935年在共产国际总部认识康生的，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找资料。有时康生还掏出香烟对吉合说：“吉合诺夫，来一支吧!卡斯别克牌，比你的烟好抽!”两人虽未长期共事，但感情不算浅。吉合留苏时间长，活动能力强，熟悉人员多，精通俄语，被誉为“苏联通”。康生为了拉拢吉合，影响留苏学生拥护王明当领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吉合套近乎。
　　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政治上不得志，只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情绪低落。他或是在青岛、杭州装病住院休养，或是赋闲在家写字作画，玩赏文物字画，雕刻图章。有一次，康生特地挑选了两枚优质玉石，亲笔书写，亲自动手雕刻，为吉合夫妇精心制作了一对阴阳印章，馈赠他们，以示友好。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干部，相互勾结，在全国掀起“揪叛徒”的恶浪。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同志情、战友情，完全否定了当年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同志作出的历史结论。如此世态人情，吉合自然是难逃厄运。
　　吉合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刚毅不屈的军人，面对专案审讯，他大义凛然。专案组勒令他写交代材料，他奋笔写诗抗争：“新疆坐牢，本不差分毫，坦白磊落气节高。专案组偏唱反调，四一二案生凑，不择手段逼诱，压出我的假供，难道组织所求?”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大革命时期就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历来尊称她为杨大姐，康生也不例外。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却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年迈体弱，且患有骨癌的杨之华被捕。专案组连夜突击审讯，逼杨之华交代被关押新疆监狱期间“叛变的罪行”。
　　1973年，杨之华病情日益恶化，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虽经周恩来干预，但专案组依然按康生指示不予批准。他们只允许杨之华的外甥女探望，不准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见面，说瞿独伊是“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同案犯，防止串供。杨之华在病危时告诫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专案组置之不理。最终，杨之华死在康生控制的专案组手中。
　　当年和父母在一起遭难的子女们，也遭到株连。瞿独伊被隔离审查;林基路的儿子林海宏原是空军优秀飞行员，因他本人和母亲都是新疆监狱归来人员，被下放到西藏当汽车驾驶员;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同样因本人和母亲是新疆监狱归来人员，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贵州一水电站当搬运工，整天扛水泥……就连毛泽东的干女儿、儿媳妇，在入狱时年仅13岁的刘松林，也未能幸免。刘松林还有一条罪名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一次，她和妹妹邵华见到毛泽东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刘松林亲耳听到的“最高指示”，一不小心便传了出去，让江青知道了。于是1971年10月江青亲自下令，将刘松林逮捕入狱。王洪文亲自审讯。
　　周恩来曾说过张治中、屈武是从新疆归来的这批同志的“救命恩人”，既然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能肆意炮制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那么张治中、屈武自然就在劫难逃了。江青、康生等人开列的人大、政协常委的黑帮名单中，张治中、屈武赫然纸上。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和屈武就受到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的严重冲击与迫害。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是：秘密执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把在新疆关押的100多名中共人员诱降，然后送到延安，钻入中共心脏，使之从中共内部实行破坏活动，为国民党服务。1967年8月16日，张治中愤然执笔，在《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中，以自己在新疆任职期间的经历和事实，慷慨陈词：“这批同志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始终不屈，受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归来。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经得起残酷考验的不是几人，几十人，而是130多人啊!”张治中受到迫害，心情郁闷，沉默寡言，身体日渐衰弱，不幸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含冤去世。
　　屈武于1967年11月被限制自由，次年4月2日被隔离审查，8月31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直到1974年国庆节前夕，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才重获自由。
　　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炮制“新疆叛徒集团案”，妄想从张治中和屈武这里打开缺口，逼出所谓“证据”，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张治中和屈武这一对“革命知己”(张治中百年诞辰之际屈武的题词)尊重历史，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充分展现出了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

　　五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人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毛主席对专案工作的问题，终于有所察觉，他指出：“各个专案组，已经搞了多少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搞死不可。”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这使专案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是年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查阅了被康生、吴法宪扣押、不准上报的大量国民党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许多能够确凿证明马明方等在监狱斗争中十分坚决、顽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勇敢、高尚的气节，表现很好的证据。与此同时，他们又重新提审了郑大伦，并调查了其他几个曾提供过重要伪证的人，从而弄清了原专案组据以“审查”“定案”的所谓“活材料”的来源。据此，他们于1975年3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
　　1975年3月，中央三办写了复查结论上报中央。
　　周恩来是当年新疆监狱问题的经办人和知情人，熟悉历史情况。早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有人向周恩来提出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等人在新疆监狱有叛徒问题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这件事我最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将军把他们设法释放送回延安的。”
　　此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看到中央三办递交的复查报告后，心情十分沉痛。如今一切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他感慨万端，提笔将“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两字之差，意义重大。周恩来批示：要将报告压缩为1500字;并嘱咐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我经历事实的简述》中有关新疆监狱中共人员表现的段落，抄送中央作为平反报告的重要旁证，一并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阅。
　　中央三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写出《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呈报上级，中央办公厅于7月31日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将该报告转发各省军级单位。文件中称：“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
　　文件下发后，虽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局限，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平反尚留有一定的尾巴，特别是对于原新疆航空队的中共人员，遗而未决的问题就更多了。
　　一个月后，遭受残酷迫害8年之久的张子意、秦化龙、吉合、高登榜等人终于走出了监狱，获得了自由。其中，许多人已经被折磨成终身残疾。马明方、杨之华、安志敏、李宗林、沈谷南等24人，则不幸含冤离开人世。
　　1975年12月16日，做尽坏事的大阴谋家康生终于身患绝症死了。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康生阴险、狡滑的嘴脸还未被揭露，仍然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他死后，其骨灰盒按生前职务的规格，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堂而皇之地和一些伟人排在一起。受康生迫害或是知其底细的人们，每逢看到他的骨灰盒，便心生怒火，义愤填膺。有些人用硬币和指甲在他的骨灰盒上打上××，天长日久，骨灰盒已是伤迹斑斑，处处破相。也有的人则是像对待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那样，朝康生的骨灰盒上吐唾沫，以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下发了〔77〕政审字第13号文件，否定了原新疆航空队中中共人员“叛徒集团”的问题，但依然认为航空队的这些同志犯有“政治错误”，引起原新疆航空队中中共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他们于是继续申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高登榜、谢良、吉合等15位人于1979年9月20日联名上书邓小平和胡耀邦，恳请中央彻底解决“新疆叛徒集团案”中这些人的问题。信中说：“1975年7月19日，中央三办虽宣布了为这一案平反，但很不彻底，因而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宣布平反的同时，却又说立案审查是因为‘有人揭发’，‘是完全必要的’，这无异于为林彪、康生、‘四人帮’开脱罪责，说明他们一贯正确，诬陷、迫害我们有理，被他们迫害致死、致残是应该的……更成问题的是：平反报告只限于对中央‘过去已定为叛徒的应予平反’，而对当时全国各地立案审查的一百多人和受株连的大部分同志则没有认真予以平反，这都是很不公道的……另外，中央专案三办的平反报告只用中央办公厅名义转发，而文件发的面很窄，许多同志根本看不到……因此，这一案中许多人至今仍背着‘叛徒’的罪名，心情很不舒畅;一些能工作的同志也未分配工作，他们生活上的许多困难也未能得到解决。”为此请求“以中央名义给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有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因此案受到诬陷、打击、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胡耀邦阅信后当即作出批示：“照转。请邓副主席批示，任穷同志办。”此后中组部多次召开由有关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并依照高登榜等人的要求，与总政治部联合写出《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
　　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马明方举行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65号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提出的关于为“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平反的报告，该文件称：“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给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大浪淘沙，历史终究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存在数十年且历经曲折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最终沉冤得雪，这对于此案中的一大批蒙冤负屈者及其亲属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生的真实面目和罪行逐渐被揭露，许多历史真相也大白于天下。据查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关押迫害的干部就有839人。康生在专案审查中随心所欲，凭空捏造，任意给一些高级干部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死党”“帮凶”“败类”“坏人”“反革命”等罪名。他甚至将别人对自己有意见，也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加害于人。
　　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经过充分调查核实，决定将康生永远开除出党，撤销悼词;并将他和谢富治的骨灰盒一起，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除出去。从此庄严肃穆的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又重新恢复了圣洁灵堂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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