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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清华文革“七·二七”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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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6 07:5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七·二七”之谜

小鹰



1968年7月27日上午,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之下,北京地区几万工人,手持毛语录突然开进清华园,去制止那里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持续了百日的武斗。然而,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却受到了蒯大富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这样的惨剧为什么竟会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它难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文革三大学生领袖蒯、韩、聂在回忆中,对此“七·二七”之谜均有较多的议论。例如:

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时抱怨道:“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这件事的确是个谜。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里曾探讨了“事先不通知的原因”。他主要是指责迟群、谢静宜等人“办事水平不高”,“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或归结於谢富治“文化水准不高”,“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等等。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7/28凌晨毛召见之后,谢富治立即要求五位学生领袖“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以便向下传达,当时,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对外先不讲”──这究竟是谢的意思,还是毛自己的指示?笔者以为,如果不是毛自己有此令在先,谢富治恐怕是不敢这样“越俎代庖”、“画蛇添足”的。韩在书中写道:“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召见时毛自己也讲,“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谢深知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在召见之后,“对外先不讲”的时效已过,但没有毛的再指示,他又哪里敢轻易违背?──要知道,那是个令所有官员“恐惧战兢”的年代啊,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再有,在决定派出工宣队时,毛不是只说一句话,就让下边去办事的人。相反,“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这些事实表明,毛定此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亲自做了周密的部署。“事先不打招呼”,这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疏忽或“没有想到”团派会开枪抵抗的结果。

7/27事发当天,蒯大富是见到过吴德、迟群和谢静宜的,迟、谢二人肯定知道是毛派出的“工宣队”。即使事先来不及“打招呼”,当已发生严重的流血死人事件时,迟、谢为何仍然“秘而不宣”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还在同蒯大富没完没了地“谈判”?这里的隐情恐怕是领袖另有“对外先不讲”的口谕。

蒯大富后来“分析”,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认为那是别人故意对他“封锁消息”。韩爱晶则对蒯大富讲:“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盼你倒霉。”

然而,笔者以为,众人“不约而同”地“封锁消息”,恰好表明: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根本是毛有意不让预先通知,他一定要等事后由自己来讲这件事。这或许是个更合逻辑和情理的解释。

韩爱晶批评“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但是,毛正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历来喜欢搞“奇袭”。他知道,那样一来,将很难保密,结果就难奏奇效。

有的同学认为,“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毛在此事上最不想通过的人,大概就是同情414的周恩来。因此毛绕过中央,直接指示可靠的“身边人”动作,搞突然袭击。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令毛扼腕叹息──不是因为死伤了工人,而是他不争气的宠儿掉入了陷井。毛泽东恨恨地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毛“咬牙切齿”地放的这些狠话,使人不禁恐怖地猜想,假如打死工人的是414,那他会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么?恐怕一些知识分子又要面临新的一轮血腥清洗,历史将会大大地改写了。

近年来,蒯大富仍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

是这样吗?

中央多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告示,谢富治、吴德也做了告诫,都可以说是“间接打了招呼”。而那时团派却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即便7/27那天迟、谢二人奉旨宣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蒯大富就肯附首接旨吗?未必!在毛“大权独揽”的年代,在毛之文革宠儿们看来,中央算什么?谢富治、吴德又是老几?更何况是“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了。没有毛亲自发话,谁又能不怀疑这“间接的招呼”不是“黑手”在背后操纵呢?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之风盛行,正是毛自己专权独裁种下的苦果。

后果呢?“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这令韩爱晶难以理解。殊不知,这惨剧恰恰是毛所期待的拿住红卫兵小将们的代价,唯有至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才最有震撼的威力。毛在召见时说,“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林彪立即响应道:“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接过话茬,重复林对文化革命的总体评价,巧妙地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这是奉承还是“语义双关”的讽刺?不得而知,反正毛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则用他自己的“检讨”惯用语,轻松地调侃道:“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一句空话,完了。

改写于2014年9月

[附记] 谢静宜的回忆

《作家文摘》2015年1月13日第一版,摘录了“七·二七”事件核心人物谢静宜的回忆,她披露了当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过程和重要的细节如下:

“谢静宜在回忆录中披露毛制止清华大学武斗,7月24日毛找谢静宜布置,决定派两三万工人去宣传,至于先去清华还是北大,请北京市商量定。并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谢领受任务向张荣温、迟群传达,回部队向杨德中汇报,又一起向汪东兴汇报,之后找北京市领导,决定先进清华,7月27日进入清华,遭到武力对付。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汇报给毛和市委领导。毛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於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打掉了五大领袖的气焰。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叶海亚送给他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8月15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的代表。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摘自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谢静宜的回忆是可信的,它戳穿了毛假装糊涂的演技,或“不知情”的说法。派几万人去清华是毛泽东背着中央,自行下的一笔大赌注,是他亲自指挥文革换马的重大战略行动。在打这么重要的一仗时,毛会去睡大觉?或对战况浑然不知?他不是告诫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吗?看来毛是予计会流血,也“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并被“不断的汇报”及时告知了流血、死人事件,而这一切正是他所策划的、所期待的结果。待毛泽东拿住了确凿的把柄,然后才召见五位学生领袖“问罪”,让他们及所有知识分子“无言可对”、不得不俯首臣服他“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英明决定”。

谢静宜的回忆支持和补充了笔者在《七·二七之谜》里的推测。

2015年1月21日又及

http://www.azcolabs.com/xy_QH_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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