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清华文革琐记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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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琐记与反思

小鹰

琐记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十四、语录操

二、反蒋和保蒋

十五、清华武斗初起

三、工作组反蒯

十六、逃难清华园

四、关于王光美打菜

十七、夜走八号楼

五、工作组──毛给刘少奇设的局

十八、保定府的“勾腿子”

六、红八月──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唯心主义大爆发

十九、“逍遥派”

七、大串联

二十、“堂·吉珂德”

八、北京日报社

二十一、5/30会战

九、干部问题

二十二、工宣队──毛给学生设的局

十、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二十三、反动标语事件

十一、井冈山的分裂

二十四、反动日记风波

十二、“线路斗争”及“鸡血疗法”

二十五、告别清华园

十三、上方山云水洞

反思

二十六、“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二十八、“文革”启示录

二十七、“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二十九、梦和路

参考资料


琐记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从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在党内传达之后，1964─1966年初，报刊上隔三岔五便有什么东西被批判，例如，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艺界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吴唅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邓拓等人的杂文集《燕山夜话》等等，一浪高过一浪，渐渐地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时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已成名言，让人感到到处都有阴谋反党分子。人们对于所谓“阶级斗争”的神经已经高度紧张，甚至开始疑神疑鬼。1965年初社会上传言《中国青年》杂志封底的一幅题为“你追我赶”的油画里面暗含有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我也看了那画，并不以为然，画中前景的那些芦苇叶本来就是左一撇、右一撇的，似乎可以想像成任何中国字。一位大学同班煞有介事地说，那是要从画的背面、且倒过来看，才能看得出来的，云云。若真是这样，那画家也实在太累了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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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蒋和保蒋

1966年上半年，我们工物系五年级的同学都正在京郊乡下搞“四清”，我因手腕骨折，和其他一些病残同学留校而没有下乡，其中也有我的好友张燕生。燕生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右腿残了，走起路来一高一低，我们有时戏称他为拐子，他性格开朗，并不介意。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说是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搞修正主义。大字报的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来头和煽动力。

于是，燕生、我，还有其他几位留校的同学聚在一起，对时事议论纷纷，情绪高昂，很快地，我们也凑出一些问题，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好像是“清华校党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内容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最后签名时，室内却安静的出奇，一人签完便把笔递给下一个，没有人出声，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会有些什么可能的后果。C同学是我们当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我注意到他有些犹豫，但在众人注视之下，也跟着咬牙签了名。

那张大字报是贴在我们所住的八号楼的西墙上，不久，就有消息说，夜里已被人照了像。过了一两天，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已是铺天盖地了。张燕生的姐姐张燕云在物理教研组工作，她心急火撩地带了些同事赶来我们宿舍，和我们这些签名者“座谈”，大讲五七年清华反右的“经验教训”，我们便纷纷认错检讨，但并不十分在意。只是C同学已是懊悔莫及，特别是有天下午，在大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时，他被人通知留在分团委办公室值班，不必与会，他立刻脸色苍白，意识到自己已不被信任。又过了几天，传来兼任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停职反省的消息，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又立刻占了上风。C同学高兴地对我讲，现在成了造反派，可以扬眉吐气了。一天清晨，专业班主任G老师忽然把我从梦中摇醒，他诚恳地向我道歉，握手表示错待了我，要一起干革命，云云，弄得我莫名其妙，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个造反派，也未感觉有什么被人错待之处。事后想想，按照清华政工系统的严密和高效率，特别是因为我在文艺界的父亲从1964年起受到全国批判，这次又贴了那张大字报，我可能已被内定划了什么反党的线，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我认为这老师是真诚的，但也不排除他考虑若是不主动先来道歉，万一消息走漏，怕我因此而在运动中记恨报复他。这倒也不是过虑。当时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已进校，下乡参加“四清”的同学也已回校，大字报开始贴向系里的领导和老师。我年级S同学便毫无道理地写了正告L老师的大字报。更有甚者是屡有暴力“批斗”的事发生。一天下午，我在八号楼前便见到斗争一位系里的普通干部，记不得是吴英禄还是余兴坤，大家喊喊口号也就罢了，忽见低我一级的Y同学跳出来，面孔扭曲，极为愤怒地把一桶墨汁劈头盖脸地浇在那人的头上。我赶快离去，心想，他果真有那么仇恨“修正主义”吗？还是他要表现自己特别的“革命”？

自五七年反右之后，以蒋南翔为首的党委在清华建立了严密的体系，是所谓的一架“永不漏气的发动机”，自上而下，铁板一块，无人想、也没有人敢反对蒋南翔。事实上当时教学和科研都欣欣向荣，学生老师各得其所，清华园内稳定和谐，并没有什么大矛盾。而且，蒋主张干部要“又红又专”，清华要“培养红色工程师”，“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但对社会上愈加流行的形式主义学毛选、大搞阶级斗争的风气是取应付和抵触的态度。例如，他讽刺读毛语录可以帮助做“引体向上”的说法，告诫同学和老师，“不要以为‘左’比右好，因为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些话颇得多数知识分子认同，但他显然是毛要整掉的所谓“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司令部及其路线来划分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再分配。毛的话就是先验的绝对真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他说你是错的，你就是错的，完全无理可讲。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只是毛的工具和借口，而红卫兵小将除了成为“打砸抢”的暴力之外，一天到晚就是忙于“揪出走资派”。从聂元梓开始，文革中揪这、揪那，基本上是按中央文革的指示或暗示，或凭“小道消息”、或凭冒险一赌所行，揪对了，就成为左派英雄，揪错了，就成为右派翻天。至于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究竟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无人深究。批判会只是空喊口号，一切以毛语录为标准。到后来，文革中你死我活的两派互打语录仗，不得不由毛亲自出面来定是非，往往仍搞不定。这样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已关不上了，毛运动群众，自作自受，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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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组反蒯

清华的运动，可以说，也是上述的缩影。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后，制止了遊斗教师和一般干部的作法。刘不明白毛的真实意图，只是不希望运动失控，但被人认为是压制了群众运动。六月中蒯大富、刘泉等人给工作组贴了大字报，6月24日又在大礼堂进行辩论。辩论开始是纠缠在工作组官僚作风问题上，即王光美言而无信，又拒不解释的事件。蒯大富自己於2013年回忆时也说[1]，当时如果工作组适当地给个说法，这小事便可以化了。然而，工作组自持“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仍按反右时的传统出牌，坚持认为蒯大富是反党，要夺工作组的权。这一来，性质就严重了，校内“无限信赖工作组”的舆论占了上风，同时也把各系反工作组的所谓“蒯派人物”逼到了角落。我的好友张燕生便是我年级的一名蒯派，6/24辩论之后他不服，当晚便冒雨与一些人一同骑车到国务院，反映工作组定调子压制群众。张燕生是被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认为是“闹事”者而记下了名字的八人之一。

校园里不断传来工作组得到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以及国务院许明等“上级”的支持，各系很快掀起“反蒯”、“抓蒯氏人物”的浪潮。我系九字班学生朱德义因反工作组的言行受到批判，迫于压力，于7月2日晚在五道口卧轨，断腿一只。7月5日自控系老师史明远在十三陵服敌敌畏自杀。当时的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般。张燕生“大闹国务院”一事也在调查之中。

7月8日在大礼堂召开批判蒯大富的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发表讲话。那天我和张燕生没有能挤进礼堂去，便站在礼堂外边的圆柱旁听广播。数日后，张燕生班上的J同学来找我问话。

“开会那天你和张燕生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

“那叶林讲话时，他鼓掌了没有？”

“鼓了。”我肯定地答道，同时觉得这问法有点古怪，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你好好想想，到底鼓了没有？”他翻了翻眼睛，并不放弃。

我感到些许侮辱，因为这不是一个“好好想想”的问题，就没有再说话。

他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悻悻然地离去，同时又撂下一句威胁性的话，

“你再好好想想！”

“鼓了，鼓了！”我在他身后不高兴地喊道，断了他再来找麻烦的念头。

叶林讲那些文革套话时，我们能不鼓掌吗？不过，我们俩也确实有不跟着大家一起鼓掌的时候。

事后我见到系里揪出张燕生的大字报上，写着“在叶林批蒯讲话时，张燕生横眉怒目，拒不鼓掌。”等字样。

这当然是件极小的事情。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领导讲话，鼓掌了没有？”这真是个愚蠢可笑的问题。拒不鼓掌，就是反党，就要揪出来吗？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哪里有任何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在西方国家，这完全是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而我们对这类思维方式竟“习以为常”这么多年？

我决不是要指责当年某个同学，只是想，这中西文化差异、制度差异有多大！美国民间集会抗议官员或总统，以文字和漫画、示威游行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院驳回国会、勒令总统等，是“司空见惯”的事，天下并没有大乱；也不会以“写小说反党”、“恶攻罪”(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颠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名目，禁拍禁演电视剧《纸牌屋》。这些要在国内，肯定就要“维稳”了。连在家里开会，或要求官员公布财产，都是“犯罪”，要走“法律程序”，以“寻衅滋事”来抓你没商量。这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

张燕生也的确不是个一顶到底的“圣人”，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内心也有矛盾，也有思想斗争，也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有错误。7月29日王光美终于在大礼堂亮了相，王光美讲话之后，张燕生班上几个同学等在礼堂门口，邀请王光美到物701班来座谈，王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表示要住到学生宿舍来。工物系只有极少数女生，是住在另一栋楼里。于是班里赶紧安排，负责抬床的P同学，为如何摆床还化了些脑筋，最后决定安放在门后边，不致于让人在楼道里一眼便看到王光美。

第二天，7月30日晚间王光美如约来到物701班的男生宿舍。701班有近40人，六人一间的双人床上下坐满了人，还有些人要坐在门外。我是外班的，只能站在门外看听。张燕生穿了件背心，和王光美面对面地坐在中间，离得很近。天气热，室内人又挤，只见张拿了把折扇拼命地搧，神情仍相当镇定。我的印象中，他作了检查，但同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并没有过分自责。王光美也是记得多，说的少，没有什么过分之举；相反，倒是有些同学的发言有点高调和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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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王光美打菜

又过了几天，大约是8月2日，王光美来我们的八饭厅学生食堂为同学打菜。只见王光美打菜点排了很长的队，由食堂大师傅主打，王再添一点。我们平时轮流在食堂服务，都知道打菜并不轻省，若是一个人连续为那么多人打，手腕就吃不消。当时我嫌人多，便去另一个点打了菜吃。说实话，我那会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或责备。我觉得政治家题词、植树、抱小孩，名人签名、合影、做慈善，都是有其理由的，那是他们生存或工作的一部分。90年代初我在美国麻州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作研究，时任共和党州长(William F. Weld)来厂访问，临走时几百名员工自发排队与之握手，我的老板也拉着我去了。轮到我时，Weld面带微笑，伸出大手，专注地看著我有好几秒钟，他似乎期待我会说些什么，可能因为我是一位华人工程师。我却没有说什么话，不过他和善专注的眼神和热情紧握的双手，给了我很好的印象。Weld是当时共和党一名很有潜力来竞争总统的年轻政治家。从此以后，在报刊和电视上听到他的消息，我便自然地格外注意些。这就是这类行为的社会广告效果，人毕竟是人啊。

近来有人评论当年王光美打菜，说“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2]其实，有哪个领导人在公众面前的“劳动”不是做样子？毛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不也是一样吗？说句公道话，这类“劳动”本身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政治家，亲民树立形象，宣传鼓动人们跟着自己的主张走，才是他们的本职。所以，这类“做秀”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看透就罢了，不必过于计较。[注]

不过，文革中在听到江青那种歇斯底里的讲话、泼妇般地泄己愤，报私仇，恣意定人以可怕罪名时；或她口称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长时间弯腰鞠躬不起，过瘾似地听任群众一声高过一声地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时，那才真正叫人肉麻和反感。呜呼！这类拙劣虚伪的演技曾赚得过多少激动的泪水？江青真不愧是个在旧“上海滩”练过的戏子。

人的印象和感受总是和自身的经历和悟性有关，领受过毛和“四人帮”恩惠和雨露的人，自然不免对他们和自己的“崢嵘岁月”有所留恋，深受过文革迫害的，也自然不愿重走老路、再来一遍。无论是用阶级论或是人性论来解释，这在个人总是难以避免的事，难的倒是不计个人得失，摆脱历史情结，真正以江山社稷为重，借鉴历史，吸取教训，走当走的新路。

[注]：1967年4月10日清华批斗王光美会结束后，清华《井冈山》报出了专刊，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报导，其中记录了王光美对“打菜”一事的问答。

时间：1967年4月10日晨6点半左右，地点：清华中央主楼。

……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的指示很少。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干的？捞政治资本。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面更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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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组──毛给刘少奇设的局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实际上，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工作组是不会自动离去的。

杨继绳同学认为[3]，“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6月1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於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搧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出牌，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他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他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的，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7月15日起，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成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为“踢开工作组”定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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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红八月──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唯心主义大爆发

工作组一撤，“真空的”校园里已是大乱，各种红卫兵蜂起，各式各样的“安民告示”、“严正声明”、“最后通牒”、“砸烂狗头”的大字报比比皆是。二校门的牌坊被拉倒，校系领导统称“黑帮分子”，教授们统称“牛鬼蛇神”，被迫在东操场劳动，任人围观、戏弄。我亲眼见到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一边抬着沉重的土筐，一边坚持认为“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走资派！”结果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社会上更乱，红卫兵以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为名，任意打人、抄家、焚书、毁坏文物，随意以“群众专政”的借口，给人戴高帽、关“牛棚”、设私刑、剃阴阳头、游街罚跪、强迫劳动、扫厕所等，不一而足，极尽虐待污辱之能事。毛泽东八月一句“要武嘛！”，纵容教唆更无异于“火上浇油”。中国疯狂的“红八月”比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破了旧”自然还要“立新”，一时更名、砸匾成风。“红卫”、“向东”是流行的名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为“反修路”，我们年级的女生就在那里被人剪去了长辮子。而最“匪夷所思”的是，有人倡议交通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面前人们岂可停顿不前？！

真是“革命革命，群众群众，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里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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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串联

“八一八”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

和《围城》一样，城外的人要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我们也挤上了去外地大串联的火车。那时我的父母早已是“黑帮分子”，因而我从来也不是“红卫兵”的成员，最多只是在外围混混。我和几个要好的“麻五类”结伴，一次去了重庆、成都，另一次同张燕生等人去了广州，住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里。在那里一天吃饭时，我竟然遇见了我在北大教书的姐姐！原来她和一帮同事也敢出来串联了，这世界真小。她讲了些家里的事，给了我些钱，几天后就又走了。我在中山医学院也遇到过清华的其他熟人，他们一帮是决心要步行走回北京的！当然，一路“革命”不免也要兼顾游山玩水，例如，到韶山去“朝圣”便是他们的计划之一。其中也有些成员是属于“并联”者，即相爱的男女并行“串联”，简称“并联”，最后，“一路革命”成功，终成眷属。

燕生和我都没有这等福气，我们留在广州有几个月，到高校和报社做了些社会调查。有一次还与清华井冈山头头鲍长康等人一起和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判。我们自己毫无准备，只是将道听途说来的一些消息拿来质问，被赵紫阳三两下就化解了，鲍和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可再说，完全不是对手。当时所谓的红卫兵“炮轰”大约就是这样的水平。不过，那时的红卫兵还是很神气，除了吃饭、乘车不要钱之外，打长途电话也不付钱。电话局的人开始不肯接通，我们的头头L同学，大发脾气，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有重要情况要汇报，你不接就“造你妈的反”！结果线路畅通。

当然，我们也要游山玩水的，我和张燕生几个人便悄悄地坐海轮到湛江去了一趟。那是一个新开发的港口，安静而美丽，印象甚佳。在那里住了几夜，然后又坐长途汽车经佛山市，回到了广州。以革命串联的名义，这一切，包括车船吃住，自然都是免费的。在广州还结识了一批女中学生，后来我们回到北京，她们也串联到了清华。她们讲起一位因瘦小被叫做“小萝卜头”的初中女孩，说她在一次从军区“抢枪”的行动中，被枪弹打死了。我们听了都十分黯然，我记得那女孩苍白的面容和沙哑的声音。那时，广州两派已开始有真刀真枪的“武斗”了，两派都坚信自己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那些天真的女孩子，更是忠勇异常，毫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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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京日报社

回到北京已是秋冬时分。学校里仍然无事可做，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张燕生和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干革命”。那里已有北航、北工大和一些中学生红卫兵进驻了。报社很乱，编辑人员基本上靠边站，而我们这些人居然可以写社论和评论。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国地方报纸是怎样编出来的。开始时我每晚还为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发愁，老编辑却稳如泰山，等到午夜时分，电传机便开始蜂鸣，一条条中央报刊社论、文章、各种消息便纷纷传来。编辑们照本宣科，不慌不忙地开始排版。如果版面还有空间，他就拉开抽屉，寻找些以往累积下来的稿件，说这就够我们吃的了。排好后便送车间印刷，然后就发行。一条龙，有条不紊。所以，那时的报纸基本都一样，只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翻版。而红卫兵笔杆们写的本报社论，也不过是些套话和废话而已。

一天，北航的W同学拉住我，笑嘻嘻地说，走，去逗黑帮玩去！我被他拉到报社的后院，那里关着前社长范谨。W隔着窗户喊到，“范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应声走了出来，低头站在那里不语。W便呵斥道，你要老实交代！向革命群众低头！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也是属于被揪斗的黑线人物，因为北影拍过“美化刘少奇”的《怒潮》，以及卅年代的旧作《早春二月》(柔石)、《林家铺子》(茅盾)等“反动影片”，她脱不了干系。我便拉住W，说我们走吧。这样就结束了他的“逗乐游戏”。我真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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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干部问题

一月中又回到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已占绝对领导地位，但“山寨”内部也已在蕴酿着反对派。

“井冈山”兵团内部一些早期造反派在对待解放干部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蒋南翔时代清华的干部教师一贯以政治业务双肩挑著称，能力强、口才好，笔杆硬，思想敏捷，组织严密，自成体系。文革开始，蒋因属刘少奇一线倒台，大量清华的干部教师也因而挨斗受批，他们岂肯就范，服气甘心？“东方红纵队”等人主张尽早解放他们，实现校领导的“三结合”。而以“28团”为主的蒯氏核心害怕那些干部能力和势力太强，最终会夺了自己叱咤清华的“权”，更怕他们“秋后算帐”，因此还要继续毛的革命路线，防止“走资派复辟”。后来即使是老四，在具体结合干部时，也表现有类似於“武大郎开店”的盘算。实际上，这里还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力斗争。

这一点，其实，也始终是毛自己的一个矛盾纠结。他既要彻底铲除刘少奇根深蒂固的势力，包括刘的干部系统，以防“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又要实现所谓的“大治”，就不能不“用人”。他所扶持的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忠心有余，治国能力不足，争权夺利却很在行。而毛对原有的干部、知识分子始终不予信任，采取又打又压又拉，又用又疑又防的方针。设置五七干校，对调各大军区司令，用尽手腕，洗脑惩治。不要说对周总理和老帅们，就是自己的打手“王关戚”、“杨余付”、“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以及林彪等，也都先后一个个因政治平衡或失去信任而倒台。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时，他不得不老着脸又拾起被自己打倒过的“难得人才”邓小平，但也要让他两起两落，战战兢兢，保证“永不翻案”。最后连忠实走狗“四人帮”也不尽如意，称心的恐怕只剩下他身边的一批“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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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1967年4月10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上批斗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最近蒯大富本人对此事件始末作了口述[1]，王广宇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作为一个普通的与会者，我也想谈谈当年的一点印象。

批斗会的场面很大，“捉鬼队”神气十足地把王光美押上台，也是出尽风头。老蒯的讲话及其他人的“批判”内容，都是些文革“套话”，一点也记不得了。不过，有一个场景却使我难以忘却。那就是当王光美被押上台后，我注意到，蒯大富第一件事便是要她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文革之中，百姓山呼万岁、犯人下跪请罪是屡见不鲜的事，这正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陋习，国人从来没有做人的尊严，而膝盖不会打弯的“洋鬼子”则属异类。不过，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蒯大富在讲台上居高临下，身后高远处是悬在主楼上的巨幅毛画像，眼前近下处是被押的王光美，这三点几乎是处於同一直线上。蒯这到底是要王向毛下跪，还是向他自己，或者二者兼顾，一时就很难说清楚了。王光美当然不肯，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轰然，在“捉鬼队”的强力按压之下，王不得不就范。在这之后，我立刻听到蒯的得意声音：“哈！哈！王光美，你也有今天！”这些话显然是真情流露、即席发挥，不在其“革命”讲稿之内。当时我沉默不语，事后也只同个别挚友私下谈起过我的反感。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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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井冈山的分裂

因批斗王光美，蒯大富在全国闻名，人称蒯司令。那时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井冈山内部的分歧愈来愈尖锐，4月14日那天反对派在清华成立了“414串联会”。

前边提到两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现在414派更一般地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必须肯定；而蒯大富一派则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两派日后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5月30日本是蒯大富成立“革委会”“登基”的大喜日子，校园内的反对派却不给他面子，特选在此前一天，414从井冈山里正式分裂出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那天在西大操场，我和许多同学一起退出了蒯大富召开的兵团大会会场，用脚投了414的票。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选择更多只是出於直觉地对文革霸蛮“新秩序”的反感，并非在理论上有什么追求和执著。

一个兵团，两个总部，蒯大富5/30的统一美梦彻底给搅黄了。从此，清华两派就有老团和老四之称。团者，大约是源於蒯大富的核心和嫡系“28团”之称谓。一年之后的5/30，团派为报此“一箭之仇”，在清华园主动发起一场针对老四大规模的血腥武斗，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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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线路斗争”及“鸡血疗法”

414成立之后，两派之间你争我吵，摩擦不断。尽管激进分子宣称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多数人开始厌烦这类“派仗”，私下进行自己的“线路”斗争，即女同学热衷於织毛线，男同学忙于焊收音机。同学间常谈论哪里有处理品的元件卖，有一X姓同学因为精於此道得名“X处理”。

身体不好或有慢性病的同学则钻研“鸡血疗法”。据当时流行的说法，肌肉注射公鸡的血可以治百病。这也许是异体蛋白可刺激免疫系统罢？反正没事可干，相信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成为“革命新生事物”。清华园里的学生也开始养鸡，校医院也替学生抽鸡血、注射，只要你把鸡抱去就行了。我们年级的L同学，患慢性肝炎，也在宿舍楼间的空地上搭了个鸡窝养鸡。然而，不久就出现了矛盾。“鸡血疗法”是指明要用公鸡，而公鸡早上是要打鸣的。这一来，清晨时分，宿舍楼间的鸡叫声此起彼伏，搅醒了大家的好梦，于是意见纷纷。后来一天，鸡忽然不再叫了，原来鸡窝都被人端了，鸡也不见了。那是个“革命年代”，许多“战斗小组”可以自由地采取“革命”行动。在L那鸡窝旁，就有一张大字报，严正声明不许养鸡，署名“鼓上蚤”战斗队。鼓上蚤是《水滸传》里好汉时迁的绰号，善于偷鸡摸狗。那鸡大约也已被“革去了性命”。事后，我见到L呆立在他的鸡窝旁，木然伤心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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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上方山云水洞

67年9月，在上面撮合之下，好不容易实现了团四联合，双方虽然是“貌合神离”，但总算协议一致要开始“复课闹革命”。十月初，复课的第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便“杯葛”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原已计划要到北京南郊房山县的上方山“云水洞”去玩，不愿放弃而已。

我们一行骑车去了，当晚在山下的一所尼姑庵里过夜。因被红卫兵“破四旧”，庵里已无尼姑，且破败不堪。银色的月光穿过空窗直泻而入，轻轻地抚摸着那些散乱在地上约半尺厚的经书残卷，山风的叹息伴随着秋虫的低鸣，我们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沿着有铁锁链的石阶上山，在一所同样空无一人的道观后院，终于找到了云水洞。那是个有许多钟乳石和石笋的喀斯特溶洞，大厅里有山有水，但还未开发，一片漆黑，路滑难走，加之洞里水汽很大，由于散射，手电筒的光也照不多远，只好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不久我们发现一个洞套着另一个洞，即所谓“别有洞天”，因此也很容易迷路。我们记住进洞一路是沿右手拐的弯，这样经过了几个洞，最后我们来到一个穴位，只能匍匐而行，爬过之后，里面不再是溶岩洞了，满地是些巨大的石块，像是新塌方不久的样子。在黑暗中，我们感到了恐惧，不敢久留。出来时便按左手拐弯的原则，沿原路返回洞外了。

初秋的天气凉爽，天高云淡，山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空荡静寂的山谷，景色十分迷人。回到尼姑庵，我检起几本经书的残本，带了回来。到校后细细检视，方知可能是“大涅槃经”的一部分，上面还有清秀整洁的朱笔小楷眉批，只是不知伊人今安在？

喧闹已久的校园里又现读书声，但所谓复课已不再是原来学院式的讲课了，因为已经“革命”，老一套必须砸烂。有些同学要求进入实验室动手，老师也已成“惊弓之鸟”，生怕被人指为又搞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挖空心思地要革新。於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干脆把讲义发给学生“批判”。那些文革前编写的工物系专业课讲义，都是些油印的本子，我认为很好。79年随我带到美国，无论是读研究生或在公司工作，查看起来仍感到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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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语录操

文革中社会上一度流行“三忠于”、“四无限”一类的歌颂崇拜毛的风气。我们的确听说过，有些地方电话员接线或进商店买东西，都要先以毛语录为发话词，像是姜昆1997年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说的那样。但我自己并没有遇到过这类事，听了也只是作为笑谈而已，我们还不致于堕落到那样愚忠的地步。当时确有个别同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特别是在食堂吃饭前，先要到毛画像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站立一会儿。初始时大家不免侧目，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也没有跳过什么“忠字舞”，不过，我倒是记得一种类似的活动，值得一提，那就是“语录操”。

复课后的一天，大约是十一月间，校革委会通知各班派人去学语录操，回来教大家。我班的H同学很积极，自告奋勇去学成了之后，就在课间把大家从实验室里喊出来教。所谓的语录操就是，一边喊着毛语录，一边做相应的肢体动作。因为好笑，到现在还记得一两节。

其一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全身直立，口念“贪污”时，把两手搂向怀里，“浪费”则两臂向左右摊开，然后左脚向前做弓步压腿，上身低头弯腰，两臂向后高举，做文革中流行的斗黑帮的“喷气式”状，因为那是“极大的犯罪”所应得的惩罚，然后还原直立。重复时则再出右脚弓步，如此左右轮流，共做四次。

另一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直立，双手平端至胸，表示“全心”，然后双臂向上高举过头，掌心向上，以示“全意”，再就是侧身弓步压腿，上肢同时做背纤拉犁状，意味甘做人民的“老黄牛”。这也要分别向左右伸展，各两次。

发明这种体操的人，实在是很有创意和想象力。那时课间做这样的体操，嘻嘻哈哈地伸伸腿脚，也还舒服。不过只做了几天，就没人再做了──新鲜劲儿过去了！现在忽然想到，不知今日的贪官坐牢，放风时是否应罚做此操以自省？或者，鼓励所有官员以此为“工间操”，口念毛语录，时时以“喷气式”的下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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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清华武斗初起

经过一年多的唇枪舌剑，“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

真正参加武斗的人很少，两派的铁杆们都准备了用钢管制作的长矛和柳条帽，以抢占楼宇为目标。若一处团派势力大，就把老四赶走，反则反之，而势力相当或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便成了双方争夺的地方。要争夺就有厮杀，4月23日旧电机馆大战就是一例。那天在楼前围观的人很多。两派逐层争夺，从楼下打到楼顶。我就目睹楼顶二人对刺的一幕。两位身着棉军衣，手持长矛，摆着弓箭步的武士都很谨慎，小心地移动脚步，以防自己滑下楼顶，同时伺机发起攻击，你来我往，形同法国电影《三剑客》。几个回合下来，不知是团还是四，其中一位失去了平衡，于是扔掉长矛，沿着斜面的楼顶滑下，观众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然而，他似早有准备，到了楼顶的边缘处，纵身一跃，抱住邻近的一颗大树，很快地便溜了下来，安全着陆。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为他的脱险、或为他的灵巧果敢而喝采，形同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观众。但另一位便不那么幸运了，他被迫从楼上的窗户跃出，摔在地上，不能起来。当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时，却还有另一派的人朝他丢石头。我见到一位女生勇敢地冲出人群，奋力将他拖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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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逃难清华园

此后风传学生宿舍楼也是要被抢占的对象，即刻校园内呈一片逃难的景象，只见人们手提着细软，或用自行车驮着铺盖，东奔西走，显得焦急而慌张。大批同学离校回家，或在园内觅一自认为安全的住所。我因父母均已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家里无人，也没有意思，便打算留下来再看看。一天，燕生与我同几个还未离去的同学，去某宿舍楼寻人未遂，便在楼内闲逛。楼道里空空荡荡，多数房间里东西还在，但一片狼籍，人已不知去向。同去的一位J同学忽然检起一本郑易里的《英汉大字典》，扔给了C同学，说：拿着！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本郑易里吗？C同学接住了，却一时不知所措。随后，J同学自己顺手拿起一本小说，一边翻看一边往外走。我们走出宿舍门，C同学手里拿着字典像拿着一块烫山芋，满脸通红地说道，我想我还是不要了……，便跑回几步，把那字典又扔回了那宿舍去。C同学是个有南方口音、小个子的党员，平时待人很和气。C和J不久也都离校回南方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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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夜走八号楼

我们所住的八号楼414的势力较强，当时我属于414这一派，燕生好歹是团派的系分部委员，但对蒯大富的极端颇有意见，在许多事情与我看法相同。老四要占八号楼的消息越来越明确，甚至具体到哪天会动手。我们住二楼，我室六人，那时只剩我一人住了，燕生便移来，并把自行车也推进室内，因他怕车子被扣。他的腿残疾，要是没有自行车，就别活了。我们仍希望事情不会发生，但也做了些准备。那晚我预先把固定纱窗的钉子松开，又在靠窗口的暖气包上系了条绳子，必要时是条出路。

我们忐忑不安地睡到午夜时分，听到一楼有打斗声，又有声音喊道，人可以出去，自行车留下！后来知道，自行车的内胎是要用来做大弹弓用的。我和燕生慌忙起身，先用桌子把门顶死，然后我跳上窗台，把纱窗踢下去，抓住那绳索，溜了下去。燕生先将自行车坠下，由我在地面接好，然后他也顺着绳索滑了下来。我们松了一口气，正准备推车离去时，一位燕生的同班W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坚定的414，正负责楼南侧的巡视。我们彼此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他没有说话，只将头一摆，示意我们赶快离去。燕生骑上车，我们便一同走了，身后不时还传来楼里的尖叫声和金属的撞击声。

深更半夜，我们来到工化系学生宿舍，宿舍里学生已不多，到处都有空铺位，我和燕生便随便找了一空间，囫囵倒下，胡乱地将就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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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保定府的“勾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楼道里看到两位正要离去的书生，可能是老四，被几个人拦住了。其中一个粗壮矮小的人，好像是清华中技校的学生，皮笑肉不笑地一边搭讪着，一边用手拍拍一位书生的左右肩，似乎在试探着什么。他突然抓住肩膀，用力一拉，同时用脚绊住那人向前移动的脚，那人一个趔趄便扑倒在地，连眼镜也掉了下来。中技生赶上一步要去踩那眼镜，却被那人的同伴抢先拾起。那书生站了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斯文地说道，我知道你们要打的，那么就打吧。其他同学连忙过来，将这两人推走，并把中技生们隔开，那个短粗打手似未过瘾，还颇有些悻悻然。

这是我在工化系宿舍里近距离目睹的打人一幕，我记起并写出来，除了揭恶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对“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流行说法作了更正，指出“狗腿子”实际上是“勾腿子”之误读，后者是在保定地区流行的一种武术招数。按他对这招数的描绘，那天我看到的那只短粗狗腿子所使的正是“勾腿子”一招。

这一合理更正为保定人摘去了头上误冠多年的恶谥。“狗腿子”天下到处都有，并非保定府专属，同理，“马屁精”亦然。文革中不乏这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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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逍遥派”

话说回来，那时校内团派已占压倒优势，工化系又是蒯大富的大本营，宿舍位于校园西侧，离有战事的东区和礼堂区很远，属于大后方。食堂照常开饭，也无人来查问你是那一派的，因此生活和安全暂时是没有问题了，后来日子甚至还过的有点悠哉游哉。那时校园里人少，非常安静；天热了，可以骑车到附近的颐和园，在昆明湖的僻静无人之处，我们脱得一丝不挂地尽情游泳和晒太阳。燕生体胖又不善水性，落入水中往往激起“千重浪”，因此得号“河马”。夏天西红柿一分钱一斤，买一脸盆来洗净后随便吃；燕生和我有时读古文《聊斋誌异》，星空的夜晚下我们争相复述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并赞叹文言文的精义和传神；……既刺激，又享受，我们已成为了“逍遥派”。

然而，我们的思想并没有逍遥懒散。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和一些朋友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做法已是疑团满腹。比我高一级的好友J同学，曾同我谈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核心就是“一人”。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君王专制的社会，一切由皇帝自己说了算，或者“朕即国家”，然后就是“君臣父子”的顺从道德关系。我们同意黑格尔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也不过是这种体系的延续。同时，我们也谈到《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辛辣而俏皮的口气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看到这些，我们也不禁哑然失笑。但当时，除了观察和思索之外，我们并没有，也不能做些什么。

然而，马、恩所说的“封建纹章”究竟指的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又是指什么？这些问题，挥之不去，断断续续地竟缠绕了我几十年。后来，我忽然明白了：“封建纹章”指的就是“专制和特权”，今日权贵们挥舞“经济改革”的大旗，以“无产阶级的乞食袋”为饵安抚民心，却拒不进行任何触及“专制和特权”的“政治改革”。原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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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堂·吉珂德”

当时肯留校参加武斗的同学不多，两边都是些很认真的激进派，不少是体育代表队的，身强力壮。但有一位曾和我同室上下铺的Z同学成为团派武斗队员，参加守楼，这却是我万想不到的事。Z是上海人，瘦长的个子，脸色苍白，说话口吃，平时不甚用功，成绩却很好。然体育却极差，百米和投手榴弹都不达标。我见过他练习投弹的样子，无论如何呲牙咧嘴，也扔也不到20米。因为形似，我们戏称他为“堂·吉珂德”。

武斗时，Z同学被派驻新航空馆，那是位于414所占的八号楼和科学馆之间交通的咽喉之处。后来老四从八号楼突围，与科学馆会合，就是要经过新航空馆的门前。老四突围是个中午，新航空馆里不少人在午睡，Z和几个人正在打扑克牌。忽听到老四突围了的消息，老团们慌忙扔下纸牌，抓起长矛，趿拉着鞋就追。Z自然是落在最后，待他赶到大礼堂时，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知道是老四投了弹，老团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如当年有机会，我倒真想为他拍张照片，看看他拿着长矛是否更像现代的堂·吉珂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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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5/30会战

5月30日凌晨，团派按预定计划，携带长梯，趁夜突袭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不料老四已有准备，前一天在楼顶加焊了铁栏杆。攻防一直持续到天亮，团派并未得手。清晨，老四调来队伍，从工物系馆出发，意图解围，但受到老团阻击，于是两派武士在东大操场会战。一开始，老四队伍组织精良，并有土坦克助阵，刺死团派的许恭生，许是高校击剑比赛的重剑冠军，任武斗队的技术教练。但老四亦有人中箭身亡。双方在操场相持不下。老团又开始强攻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

那天早上，我在工化系宿舍楼道里听到喊声，“快去看武斗！”我和燕生便随着人流走，过了十饭厅后边的那条小河，便有老团的武士不让再前进了。聚在那里围观的有几十人，远远可以望见东区浴室的战斗。在那里，我见识到那用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的威力。一位手执长矛，头戴柳条帽的老四，被射来的砖头当胸击中，立时仰面倒下。但老团几次试图以云梯强攻亦未遂。修缮科工人段洪水从梯上被挑，摔下来当场死亡，足球队的时作隆又被人怂恿作了先锋。我后来听到在场的同学说起，当时有人喊到，“小时行，让小时上！”就给他扣上了柳条帽。时作隆上到云梯顶端，守卫的老四一枪刺来，被小时躲过并抓住了长矛，但老四却顺势将长矛一送，小时便连人带矛一起跌下云梯，以致高位截瘫。后来毕业分配时，因武斗残废学校是不管的，时同学生活没有着落，有24位同学便相约每人每年寄给他半个月的工资，我在青海时的C同学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按时寄了的，但据时作隆说，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就中断了。这种江湖义气式的约定，最后不了了之。时作隆于1985年去世。

最后因屡用云梯强攻失利，老团开始采取火攻了。不久浴室上空开始冒着浓烟，外围老四几次救援，都不成功，便转而袭击老团的第一教学楼，试图“围魏救赵”，但也未果。最后，因伤员危殆，守浴室的老四同意放弃，条件是要将伤员立即送医院救治。5/30会战以双方死伤多人而黯然告终。

现在来看，如果说当时那些武斗干将神似堂·吉珂德，并不过分。在他们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的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设置了重重关卡，其中最别出心裁的是，在第一教学楼前立起一个由木杆和绳索组成的装置，形似一个巨型的苍蝇拍，当有人从下面通过时，哨兵只要松开机关，“蝇拍”便将来人拍倒网住。据说它的确这样捕获过俘虏。后来更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

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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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工宣队──毛给学生设的局

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真不知它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更可恶的是，毛故意事先不打招呼[注]，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往武斗地区送死。这显然是给学生们设的一个局。你想，学生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他们不听任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7月27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理，手持毛语录，懵懵懂懂地来到清华。414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持是毛的文革宠儿，眼见得眼中钉414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於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们的死伤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们的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414坚持信念、殊死抵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是明显地痛恨414坏了他的大计，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而且去而复返，再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4]

这很令人感动，是吗？

毛一生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他自己了。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

顺便说一句，孙怒涛同学承认，414能够存活下来，与周恩来暗中苦心袒护不无关系。而这，实际上也等于回答了杨继绳同学文革初期问过周的那个敏感问题：“对毛主席的讲话要不要一分为二？”[3]在那种场合下，你想，他可能会有别的回答吗？而在实际作法上，周恩来并非处处紧跟，但又让毛抓不到什么把柄。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他不是叶剑英、谭震林，可以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周的位置很微妙，但他和林彪是绝对不相同，而毛也的确始终没有信任过周恩来，最后甚至狠毒地下令拖延“周公”的癌症治疗，以求他务必死在自己之前！

毛泽东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

[注]：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4]一书里曾探讨了“事先不通知的原因”。他主要是指责迟群、谢静宜、谢富治等人办事水平不高，认为迟群、谢静宜“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或“他(谢富治)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等等。

这件事的确是个谜。“聂元梓回忆录中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毛召见之后，谢富治立即要求五位学生领袖“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以便向下传达，当时，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如果不是毛自己有此令在先，谢富治恐怕是不敢这样“自作主张”的。韩在书中写道：“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召见时毛自己也讲，“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谢深知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即使在召见之后，没有毛的再指示，他哪里敢违背“对外先不讲”这最高指示的话？

再有，在决定派出工宣队时，毛不是只说一句话，就让下边去办事的人，相反，“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据说，这是迟群的回忆。)这些事实表明，毛定此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亲自做了周密的部署。“事先不打招呼”，这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疏忽或“没有想到”团派会开枪抵抗的结果。

韩爱晶也提到“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然而，毛正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知道，那样一来，将很难保密，结果就难奏奇效。

杨继绳同学认为[3]，“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毛在此事上最不想通过的人，大概就是同情414的周恩来。因此毛绕过中央，直接指示可靠的“身边人”动作，搞突然袭击。但结果却令毛扼腕叹息──不是因为死伤了工人，而是他不争气的宠儿掉入了陷井。毛泽东恨恨地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当然，中央多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告示，谢富治、吴德也做了告诫，都可以说是“间接打了招呼”。然而，在毛“大权独揽”的年代，在毛之文革宠儿们看来，中央算什么？谢富治、吴德又算老几？没有毛亲自发话，谁又能不怀疑这“间接的招呼”不是“黑手”在背后操纵呢？那时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正是毛自己专权独裁种下的苦果。

因此，笔者以为，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是毛故意不让预先通知，恐怕更说得通些。

后果呢？“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这令韩爱晶百思不得一解。孰不知，这惨剧恰恰是毛所期待的拿住红卫兵小将们的代价。毛在召见时说，“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林彪立即响应道：“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接过话茬，重复林对文化革命的总体评价，巧妙地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这是奉承还是“语义双关”的讽刺？不得而知，反正毛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和往常一样，毛则用他自己的“检讨”惯用语，轻松地调侃道：“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一句空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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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反动标语事件

工宣队进校，结束了武斗，总是件好事。但除了带来“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活动之外，就是大抓“阶级斗争”那点本事，因为毛语录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记得一天系工宣队在工物系馆的阶梯教室里召开什么全系的大会，我照例坐在最后一排。散会后，便各自回宿舍了。几天后接到工宣队通知，那天与会的人都要再去阶梯教室，而且必须坐在上次坐过的座位。大家一时一头雾水，后来底下得知是某座位处的桌面上发现了反动标语，所以要重坐一次，以便锁定作案者。

问题是，大概谁也不记得上次自己座位的桌面上写有什么字，而那条反标又肯定已经被去除了，否则，谁也不会再去坐那个倒霉的座位。这一来，大家不敢造次，竭力回忆上次身旁的人，彼此印证。待大家坐定，工宣队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便又宣布散会。这大约是我平生参加过的最短的一次会了。

后来反标事件怎样了？工宣队没有再提，那时我们正忙着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也没有人关心。直到2013年我准备写本文，想起此事，试着到网上一查，竟然有了下文！

据物九的顾耀文同学2009年回忆[5]，那条反标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写了一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又有谁写了句‘将一事无成’。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反正发生‘追尾’撞在一起事就大了。查了半天，揪出了孙乃渝，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或也曾涂过，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于是推论出‘给美帝制造坦克’‘镇压越南人民’，有此阶级斗争背景，孙乃渝千口难辩，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孙却很受了阵罪。”

除了前文提到的“隐含反标”的油画之外，我还有过一次“狼来了！”的经验。

1960年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一天政治老师宣布，在西亭子教室的窗台上发现了辱骂领袖的“反标”：“周猪毛，三百斤，该杀也！”，公安局已来照了像，要大家检举。在压力之下，一位初中生很快便“自首”了。概因他们班有一周姓同学的外号就叫猪毛，他因故气不过，或是开玩笑，便连姓带号一起写了出来，不料犯了“忌讳”。只是那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大家吃不饱，当局便格外心虚敏感，以至“草木皆兵”，以为什么都是在影射不满政府罢。

其实，历来小孩子也有“发宣言”、“写标语”来出出气的权力，例如，旧时“用木炭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今天我们社会里的一部份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古人云：“饱暖思淫欲”，若是把“小三子”换为“小仨儿”，鲁迅先生发见的这条儿童“标语”，怕也道出一些成人们现在的心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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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反动日记风波

工宣队抓的另一起“阶级斗争”则发生在我们年级。F同学，河北人氏，平日喜好舞文弄墨，常在日记里宣泄自己的感情。他的日记不知如何被人看到并汇报，工宣队认为其中有很多黑话，便编辑印发成《F氏黑话》一册给大家批判。我在其中没有看到什么反动言论，只记得有几句怒气十足的话(或诗？)，如“我恨，我恨！要像砍野草一般地，杀，杀，杀！”之类，并无具体对象。那时，我们本应在1967年毕业分配，拖到68年秋仍无音信，多数人早已不耐烦呆在学校里再搞什么“复课闹革命”了，只希望早日毕业，工作挣钱。我想F的怒气恐怕也是由此而来。

既然工宣队抓了“阶级斗争”，那批判会还是要开的，但大家都不当一回事。记得年级里的批判会是由张燕生主持，有几个人绘声绘色地念了些“套话”稿子，F氏在台上低着头站着，说了几句俏皮话反驳，否认对他批判的不实内容，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连燕生也都忍不住笑了。一秒钟后，燕生便又扳起面孔，领呼口号，“F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总得给工宣队些面子不是？

批判会就这么结束了。F氏没有“投降”，也没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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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告别清华园

那年的秋天，我们年级毕业生终于被分配了工作，众人星散全国各地。张燕生是分到了南京，我则去了青海高原。临别前，一些同学买了些苹果和梨，在一起聚会告别。末了，有人喊道：“先分苹果，再分梨！”另一人则回应道：“我们不要分梨(离)！”，声音有些哽咽。

出来时，夜已深了，漫步长安街上，见灯火辉煌，有洒水车缓缓驶过。夜风吹来，已有些凉意。我们就此互道珍重，握手惜别。

从此，燕生和我都离开了这多事的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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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只会在中国发生？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值得深入研究讨论。

二十六、“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杨继绳同学最近写道[3]，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而中国是党政一体化的国家，因此“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秩序，就得要官僚。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

“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我认为，这样讲有点含糊和笼统，似乎毛发动文革的宗旨和用意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这可能会被毛左们钻了空子，因而值得商榷。

毛发动文革，简单地说，本意是要打倒“走资派”。而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

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习惯性地回到文革初期的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可是，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饿死几千万人，却仍不认错，拒下“罪己诏”！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

再有，“官僚”说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为什么毛也不容这些人存在？

所以，问题不简单是个“官僚”和“造反”的问题，也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而的确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的路线是坚持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坚持主观唯心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却自诩为其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并哀叹“少有人能够理解”。

毛认为，建国后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路线没有错，错的是另一个“司令部”的人的阻挠和干扰。这些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在1962年有全国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一度“清算”了他，迫使他做了些“要承担责任”的“违心的自我批评”，使他很没有面子。从此，毛决心要清理这些“混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反观刘少奇，解放初期他头脑清醒地看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依据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更不用说支持其统治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文化和思想。在这种条件下，要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无异于“揠苗助长”。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1954年9月在作宪法草案的报告时，他也说：“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们必须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觉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

到了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社会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然而，毛从书本和教条出发，从他的“乌托邦迷梦”出发，却认为这是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过，他顾忌到刘在党内的人脉根深蒂固，人多势众，在百姓中又深得人心，一时难以撼动。同时，鉴于“反右”的经验，他深知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难以臣服，不可信任，尤其是对他们“口中不说，目笑存之”的态度，更是难以忍受，怀恨在心。于是，在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毛开始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一步步地收紧。他首先从文化界入手，花了几年的时间，整治清除与之唱反调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压“旧知识分子”及其独立思想，逐步夺取舆论宣传的阵地，并与林彪联手，开始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造神运动”；随后又宣布清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党政军界扫清外围，断其“爪牙”，孤立主帅；最后在北大布阵，借助“造反派”的文武暴力，收紧口袋，终于擒拿了刘少奇。这是毛的老谋深算之处。

谙练“帝王术”的毛泽东又知道，如果光给刘少奇及其部属定个“走资派”的罪名，那只是党内路线问题，还不能置他们於死地。要防止他们日后死灰复燃，东山再起，还要加上“叛徒、特务、工贼、内奸”等恶谥，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毛于1968年初又把文化大革命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升级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在全国大举“清理阶级队伍”。一时间，红卫兵跟着到处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抓叛徒成风。即使王光美不是叛徒，那江青也要定她一个玄乎其玄的“战略情报特务”的名目。最后毛对刘少奇及许多干部干脆采取残酷折磨、肉体消灭的办法。

不错，毛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亲自签署枪决政敌的命令，因毛比他聪明。他深知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知道下面的打手善于体会主子的意思，一切会替他办妥，他甚至不需要授意，只要说些“赫鲁晓夫”、“白色恐怖”、“何其毒也”、“要武嘛！”等煽情的话，足矣。走狗江青就讲得更露骨些，常说“那些走资派(例如彭德怀)过得太舒服了，要揪回来斗！”什么意思？走狗的走狗当然理解，就抓，就打、就人身折磨。毛是“君子”，自当远避庖厨，不流他人的血，正如总督彼拉多没有流基督耶稣的血一样，但他清楚知道交给犹太人之后，他们会干些什么。

1975年9月20日，我去看望了曾与父亲同狱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他告诉我，他们关在秦城，吃过专门为“犯人”制作的“橡子面”，那是二战时日本人给中国劳工们吃的东西，叫你吃了拉不出屎来；也穿过现代的充气“紧身服”，它能使人混身血脉不通，动弹不了，叫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夏衍在狱中还被打断一条腿，眼睛也被打得几乎失明。

封建法西斯的横暴、狠毒和残忍，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表面上全国一片红，到处都是“无限忠于毛”的“红海洋”，但毛一旦真成了“孤家寡人”，便愈感到“高处不胜寒”。他认为“修正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去除，现有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中毒太深，不堪信任，需要时时敲打，因此要他们吃点苦头，去“下乡上山”，进“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要大学直接招收没有文化基础的“工农兵学员”，只学两年，因为“知识愈多愈愚蠢、愈反动”，难以驾驭。他以隆恩来扶持“新贵”，培养走狗、死士，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结构。这是一个更疯狂的蓝图，而且“文化革命”还要七、八年来一次，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这就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也是文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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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毛一生讲过不少迷惑人的“豪言壮语”，但决非“句句是真理”。此外，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是谁的发明？我不知道，但毛在某个场合下是这样讲过给别人听的。此语原意是，要容许不同政见和党派的存在，不搞专制、独裁；“只要你说得对，就照你说的办”，这便是民主政治的内涵。

实际上如何呢？

毛自己允许过党内或社会上有任何不同思想、政见存在吗？没有！允许过任何有意义的政党存在吗？没有！他容许过任何批评吗？还是没有！更遑论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行政透明、公众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有了这个引子，我们便可以从三方面来探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只会在中国发生？

其一，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中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毛自己身上呢？邓认为，这是“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从体制上讲，我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共产党内实行的又是“家长制”，“一言堂”，按邓小平的话，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其余的就是君臣的实体，猫鼠的关系。这是说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核心。

其二，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看，中华大地受封建思想、伦理、观念、习俗浸淫甚久，它一方面造成了愚昧、贫困、迷信、无知，麻木的民众，一方面又孕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奴才，形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社会心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抄家、游街、下跪、请罪、私刑、体罚、株连九族等摧残人权和侮辱人格的各种野蛮暴力行为，简直是“不胫而走”，“无师自通”。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又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众间自发献媚取宠的“三忠于”，“四无限”的红海洋，与之呼应，推波助澜。

荒唐的“文化大革命”得以在中国大地延续十年之久，有着这样深厚的“中国特色”的 “文化土壤”，也是一种必要条件。

再有，从个人的层次来看，人是一种具有七情六欲及各种心思意念的复杂生物，这连得以成佛的孙大圣也不能免，更何况吾等“六根不净”之辈？

按《西游记》所记，在比丘国孙行者假扮唐僧，与妖怪国丈斗法，用刀剖开自身肚皮，只见“那里头就骨都都的滚出一堆心来。……‘假唐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检开与众观看，却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

我相信，大多数人和孙行者一样，并无什么黑心，但也并非只有一棵红心。如果说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倒也是不错，因为运动中每个人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是自己内心世界对外界的响应。我们不妨仿效孙大圣，勇于解剖自己，从各种文革情结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寻求真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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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文革”启示录

无论如何，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在中国是发生了。

历史给了“毛派”十年的时间，让他们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此，国家和人民为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但最终毛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宗旨根本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过去在中国从来就不曾，事实上也不允许，得到充分和健全的发展，因此，根本谈不到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7]

不仅如此，其实，就当时中国的状况而言，资本主义并非如同被诅咒的“牛鬼蛇神”、“洪水猛兽”一般。正相反，像列宁1905年在《两种策略》中谈到的那样：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1949年的中国与1905年的俄国相比，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资本主义”。当然，这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进步。“其实，资产阶级法权是封建主义特权的对立物，是在同封建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商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基本原则。”[8]我们社会今天还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滥用职权的弊病往往是由特权而不是法权产生的，是封建主义在作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口号，以及要求法制、透明度和舆论监督等等，正是针对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结果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概念的来源值得我们注意。

而毛不顾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文化和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试图越过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一蹴而就”，结果他在中国所搞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式“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专制和特权。(点击参见：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文化大革命”号称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开了历史倒车，结果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

值得讽刺的是，与毛的愿望相反，“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并没有带来一个清纯美好的新中国，相反，它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信仰的崩溃。

而这种得到强化的封建主义专制体制和特权文化一旦与近代生产力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共产党内少数以权力攫取财富并首先暴富起来的一批亿万富豪，稍感“形影相吊”，于是“开明地”允许“资本家”加盟入党，以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有些人，出於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愤恨，叹息今日社会风气的腐败，人们缺乏高尚的理想和信仰，从而留恋所谓“清贫俭朴的”毛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明白，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造成了他所缔造的以“埋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异化”(alienation)。

作为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之后，本来是应当而且可以顺乎历史规律“异化”自身的。

文革中“揭发”出刘少奇的无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包括建国要依靠“进步资本家”，农村要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现在已无人问津“批判”了。然而，我们今天是否可以思考一下，1949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独立了，根据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特点及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如果当时走一条“温和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发展生产，按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主张，发展自由经济，建了一个“民主、民生”的社会，是否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呢？是否更有益于“国计民生”、更有利于“国富民强”呢？

甚至，我们也不妨浪漫地设想，假如建国之后，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共产党内上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下有一批像蒋南翔那样的干部，以至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等理性务实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有世界和人类的眼光，那么在这样一些领袖和干部独立自主的带领之下，尤其是没有毛婆婆的干扰，我国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彻底反封建的维新或变法？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或许，中国早已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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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梦和路

历史固然不喜欢“假如”，但允许“梦想”。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要走哪一条“路”？

回到解放之初，并不意味着就要回到毛的时代。毛的“乌托邦迷梦”已被历史证明是反动的，他的路线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又有什么值得造反派留恋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替他“召魂”、“重温旧梦”呢？“权贵资本主义”更是为今日广大人民所憎恨的“恶梦”。那么，被毛所大力否定的另一条路线呢？毕竟，共产党并不姓“毛”，那些被毛整治过的人也是共产党，他们非毛化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实际操作，曾受到过人民的真心拥戴，而且确有成效，为什么呢？

进一步问，即使走了正确的路，一个国家不去建立司法独立、舆论自由和公众监督的民主制度，仅凭“英明领袖”恩准的几年大民主“造反”，就能防止路途上的官僚和腐败吗？

“文革”失败的教训，“文革”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明白启示，值得今天一些人再思考，这中国之路是应当怎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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