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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蒙族的“新内人党”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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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4 06:32: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68年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新内人党”。在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的领导下,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内,开展了“深挖新内人党”运动。运动中,株连上百万人,其中七十至八十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致死,受害者70%以上是基层蒙古族干部和群众;但官方承认的数字少得多。官方承认有346,000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在刑讯逼供中,造成终身残废的有87,180多人,打死、自杀的有16,222人,120,000多人致残。
( q7 @. F3 d) `' j; G1 k  S. U这就是因怀疑蒙古人有二心,毛泽东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事件。
7 i: Y3 Q/ y+ c0 ^5 O4 ]引发权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规定。他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显然,他要共产主义取代民族自治,推翻了他亲手制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的条款,如,第七十条规定“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历史已经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制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中共的其它当权派,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立场都是一致的:强调自治,就是分裂;实现党的控制,就是 “自治”!他们对汉族占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尚存疑虑,不放心,不打算兑现“港人治港”的自治承诺,何况其它少数民族?他们不放心那些在自治区里担任一把手的本族干部,不论他们是否是忠实的中共党员。因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国五大自治区的一把手,都是由清一色的汉族担当!《宪法》上的自治,成了一纸谎言!4 e( ]- t/ |0 m2 b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使蒙族吃尽了苦头,政治、经济都远远落后于外蒙古。( r5 s( W! |( c, L- [
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的乌兰夫,对空头“自治”很不高兴,良心再现使他利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权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民族、民主措施,与毛泽东的僵死教条相周旋。- w4 [% n$ x' Y& C9 W0 z
乌兰夫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宽容,他称赞中共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族政策。1965年12月,他在一次会上说: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 他主张与牧主和宗教上层和谐相处。1962年4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  s3 }: {, F8 @  m1 I
乌兰夫的这些宽容民族政策,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使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物资和文化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受到了内蒙古多数人的拥护。但这一较为开明民族政策,却受到以“解放者”自居的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左派的指控。他们指责乌兰夫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控乌安插亲信,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5月21日,中共华北局即按毛的指示,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批判乌兰夫工作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内蒙古党委常委、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四清”工作团的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了会议。8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前门饭店会议”精神,下令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并将其监护在北京。于是,一场以批判和打倒乌兰夫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L  E2 W- D, }  s0 h- J( r
构陷升级。乌兰夫是个对中共忠诚的大员,历史清楚,没有叛徒、特务的嫌疑,也没有投靠苏修、外蒙修的把柄,因此,仅以“走资派”的理由去打倒他,很难服人。于是,紧跟圣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江青等人,便将主持内蒙古政权的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等人召到北京,面授机宜。1967年10月,康生对滕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面对由毛泽东挑起的内战因而使内蒙古政局动荡、武斗频繁的局面,康生栽赃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此前的4月27日,周恩来曾当众高呼:“彻底批判内蒙古的反动路线的头子乌兰夫、王逸伦、王铎!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垮!”领到“圣旨”的滕海清,回到内蒙古,便打起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的“人民战争”来。8 }/ y& M; ^4 g6 X1 R/ W8 M
祸起萧墙。在“挖肃”中,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长篇小说《草原烽火》作者乌兰巴干,以小说家的敏锐观察和巧妙构思,罗织一篇《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这篇构陷“新内人党”的报告,秘密送进了“滕办”,飞入了中央文革和中南海!“新内人党”的前身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自治为目标。1946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动。权力在手的小说家,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一个女演员同刚从外蒙古归来的蒙大一位男教师的暧昧关系上切入,严刑之下,从女演员嘴里挖出了个重新活动的地下“新内人党”人单。“新内人党”案由此浮出水面。7 v$ r' _* r1 E4 `1 L" h
清理阶级队伍前夕,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召见了滕海清一行。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向滕海清等人施压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还严厉批评道:“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还向他们面授了策略:“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M9 p9 t4 h$ P7 o# O2 ~/ y0 U
滕海清及其打手们秉承北京旨意,在内蒙古继续“挖肃”的同时,又发起了深挖“新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六个“需要”把深挖小说家乌兰巴干独领风骚的“新内人党”案,摆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案首:一场人为的新的兵燹之刀,又砍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头上。1969年2月26日,区革委会做出了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规定》说:
- A$ t- E5 T' y' t  l, l“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新内人党”是在1946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5 W% B7 L- T3 Z! C! d“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与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来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T. F6 `8 R5 W+ r7 @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特务机构,采取特务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活动。
3 K' d2 l5 k7 A4 D2 \) O“规定”发誓说:
; ]% E# j# H+ t$ h总之,“新内人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批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 F9 q' ]/ S& O, r2 O  A“规定”还做了具体规定。例如:“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的而态度恶劣的分子则应严惩。”“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人党’挖出来,”“‘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新内人党’对待。”等等。
6 [! N; d& }* i3 d+ T随着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入发展和层层加压,内蒙古“挖肃”和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在全自治区全面展开。
( N. d5 A$ D% x% K层层加压。滕海清在中共中央首长们压力和直接督导下,亲自深入到挖“内人党”的第一线指挥作战。1969年1月8日,他说:“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 t& l- L. x5 B2 k3 N8 C/ r
1969年2月4日,中共中央首长们又给滕海清加压。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 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黄永胜杀气腾腾地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
' _6 t! u% b- }- \中共中央首长们的压力,使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更加有恃无恐!他们陆续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军宣队去领导深挖“内人党”运动。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把北京和各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组织起来,唆使他们为工宣队、军宣队打头阵。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都受到了各个上级的层层压力,他们与各级“群众专政指挥部”结合在一起,私设牢房和逼、供、信,实施“群众专政”。各级工宣队、军宣队队员和知识青年,大多是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是无氓无产者,整肃起蒙古人来毫不手软。就这样,一场在中共中央压力下、由汉族刽子手滕海清督战的、祸害上百万人、七十至八十万人惨遭刑讯逼供的、近十万人被迫害致死的深挖“新内人党”运动,到1968年12月进入高潮。8 a. f3 r, E4 W0 y# e" S; m# Y& P! }
在上层,在内蒙古党、政、军、群机关里,运动整死了许多“新内人党成员”,其中包括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吉雅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哈丰阿,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原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达理扎雅,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和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人;在下层,运动直挖到蒙古包的“羊群里”,致使数万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死于非命。例如,昭乌达盟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450余个,其中集团性质的146个,全盟27,000多人受害,非正常死亡2,000多人。又如,汉蒙杂居的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斗“新内人党”,14人被整死,16人被打成终身残废。武川县由汉人领着深挖“新内人党分子”,致全县80人死于非命,伤残不计其数。
0 j8 R9 E) \) E6 e酷刑种种。汉族刽子手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整人手段之残忍,达到恣意妄为、令人发指的境地!% I, l7 M$ `6 M1 F
据披露: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己是“家常便饭”。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如有一男青年拒绝招供,被割下了生殖器,男一个才刚二十岁的青年,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个女青年被被专案人员用一根木楔,从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又据报告:在哲里盟,有一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有人两眼被挖出,名曰“取走两只灯泡”;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者,有被割去耳朵者,有被砍断胳膊者,有被砍断大腿者,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1,600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剖胸自杀,露出来的心脏还在微微搏动……
% g! l( V( O  Z9 b  g0 K$ _/ |9 \8 W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屈打成招,根据专案人员的诱导,编造出了令刽子手们满意的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如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一位教师是“内人党”嫌犯,被故意放回家后,他不得不按要求伪造了一份“党纲十二条”上交;在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是“内人党”嫌犯,在严刑下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伪造了一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内人党”党旗上交;酷刑还使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所刻蒙文竟不能成字。经过一场行之有效的“群众专政”,“新内人党”陷入内蒙古“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先后,挖出了一百多个“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包括什么“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连草原上的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武装组织。, P; C" d4 y% b; R1 _( p
在“清队”深挖中,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打破了既往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决定在自治区牧民和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树立牧主、富牧为“敌人”,然后再加以打倒,借以“教育”蒙古人。! a; K& n* n- M  O
在“清队”深挖“内人党”运动中,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它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0 r( l( O- s, b4 p0 m#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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