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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修改版已经收录在【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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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北大附中学生朱某（其父为反右运动中蒙冤的葛佩琦先生）在1966年文革初期红八月时曾因“出身问题”而惨遭毒打，后来被李磊落带到清华园避风。朱的姐姐是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时的同学。她后来告诉我，李磊落去世后，他的弟弟曾一连好几天的洗印和放大李磊落的照片，所以她手里至今还有一张，我于是请她扫描并发给了我 --- 这就是上面这一张，磊落最后留给我们的“标准照”。
李磊落是是清华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著名学生之一，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文革，在清华大学乃至社会都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磊落也是我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从初一到高三（1957-1963），我们六年一直在同一个班，也一直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从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的小屁孩儿，到青春期萌动男孩子之间说悄悄话，再到高中时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而轻狂地评谈国际大事和未来，我们一起经历了从儿童到少年的转变。我们一起打乒乓球，踢足球，一起解数学难题，也一起经历了现在想起来极为荒唐，但又是特别有趣的一些历史事件，比如大炼钢铁、拆城墙、打麻雀等等。在我心里，磊落永远还是一个青春永在，有才华，有魅力的翩翩少年。磊落悟性好，聪敏、为人真诚、善良，勤奋，从初一到高三，他一直是我们班里品学兼优最好的学生。
初中时的师大附中男女分班，一、二、三班是男生，四班是女生。一班有两个小留学生，一个是美国人何比里（William Hodes）【1】，另一个是英国人洪德威（David Horn）【2】。三班和四班也各有一位外国人，是泰国人兄妹俩，常怀和常媛【3】。我和李磊落同在二班，他来自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师大一附小），我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师大二附小），班里的同学也多来自这两个小学，没有小老外。班主任王树声老师是教自然地理的，不仅课教得好，而且多才多艺，一手好字，还会弹钢琴。那时师大附中有个歌咏比赛，王老师挑了我们几个人排了个男声小合唱，因为还没有变声，所以都是脆脆的童音，领唱的一位是谭天谦（后来上了电影学院，为北影演员，他的太太曹翠芬至今还活跃在银幕和荧屏上），另一位就是李磊落。小合唱的这几个人里还有茹森（后在清华建9，已故），李其堂（后来上北医），梁喆（后来上北大，已故），张大森（后为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指挥，退休后为清华大学民乐团指挥）和杨光（后在清华自9）等人，这几位都是小帅哥，我们的节目理所当然地得了大奖。茹森那时候刚从长影厂拍完电影【民兵的儿子】回来，特写大照片挂在前门新大北照相馆的橱窗里，春风得意，常给我们吹他拍电影的见闻，特别是【红孩子】里那个当红女主角宁和（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故事。我们都听得特入神，也特羡慕。
我们的这样一位深得人心，让人敬佩的王老师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换了新班主任。我们那时小，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文革以后若干年，我们才在央视的节目里又看到了王树声老师，这时他已经是【中学生智力竞赛】和【国情知识竞赛】等节目的主持人，风采依旧。我们这才知道王树声老师当时是因为在师大做学生时的什么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而被发配到农村，历经坎坷后经过多年才又回到了附中，这时他已经成为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如今，他当年的学生也都已经步入老年，却还都忘不了每年去看看他。我们班的康承绪不仅是个孝子，在尊师方面也是一个楷模，他几乎每年都要组织班里的同学和王老师聚一聚。据我所知，甚至比我们再高三届（就是王老师参加工作后第一年当班主任带的班），以方纯正（清华男排队长），田小明（美国大华府地区华人领袖）为首的同学也一直和王老师保持联络。我想，这就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师所得到的最高精神收获。当年他把他的爱无私的给与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同样，在他的晚年，也会收到同样的关爱的回馈。
那时候我们最迷的是打乒乓球和踢足球。还没下课，拍子就已经拿在手里了，一等下课就冲出去抢台子。都是露天的，水泥砌成的球台，可不管是刮风还是下小雨，我们都玩得特来劲。李磊落一直在先农坛业余体校训练。我也在那儿混过几天，但属于没多久就被刷下来的一批。教练是李燕玲，50年代国手王传耀的太太。她很喜欢李磊落，看磊落家境不好，没钱买拍子，就送了他一个，还让李磊落从直板改成了横板。就这样一步一步，到初三时李磊落就拿了北京市乒乓球赛儿童组冠军。我们班足球踢得最好的要数郑世桂和杨光，都在先农坛业余体校。郑世桂是意识好，组织能力强，脚头准确，后来高考前就被石油学院相中了（石油当时是北京高校足球冠军），再后来就成了北京高校足球代表队的队长。杨光是速度快，后来成了清华校队的右边锋。王道丰踢得也好，是力量型的，中卫的位置，他还是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手榴弹投掷项目的冠军，后来也是北大足球队的队员。我和李磊落那时候都属于混混儿级的，一块儿瞎踢，跟着瞎跑，只求个过瘾。我们这个班在王树声老师的带动下，心特别齐。郑世桂是体育委员，就组织了个“雄鹰”足球队，还专门印了队服，一件淡绿色的体恤衫，连我这个臭脚混混儿也还捞了一件10号球衣。我们还爱玩“骑马打仗”，就是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单位互相格斗。我那时身材相对瘦小，所以是“骑士“，我的马则永远是周勃川（后为北京某报总编）。他比我年长一点，有着一双善于奔跑且极具耐力的腿，于是我们成了一个优化组合。初三时母亲觉得家离学校较远，我用功时间不够，非让我住了半年校。勃川于是和我成了上下铺。我因此会时常感到勃川对我的呵护，似乎有一种兄长的味道。五十年过去了，尽管我现在的”块儿“已经比他大了一圈儿，却依然没有忘记当年骑在他身上的感觉，这种儿时的友情也得以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令我十分珍惜。
初中时我和李磊落还同是北京市的少年先锋队鼓号队的成员。红领巾，白衬衫，蓝裤子，参加了建国十年大庆的游行和人民大会堂“群英会”等活动 （记得最清楚的是，人大会堂发的面包夹香肠特别好吃）。李磊落和茹森，杨光，梁喆他们是打小鼓的，我和李其堂是敲大鑔，我们都是北京市的标兵，所以游行的时候都是排在队伍最靠近天安门的右端。这些活动还使我们有机会在较近距离观察了女生，那时候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以茹森为首的我们几个坏小子就给她们起了外号：辛如同，我们叫她小黑人儿，恽恕文，我们叫她大奔儿头，都是招人多看两眼的女孩儿。恽恕文有一双贼大的眼睛，和现在的影视明星赵薇有一拼。几十年后，历经坎坷的恕文和一班的洪德威终于走到了一起，得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安度晚年。恽恕文学钢琴，练跳舞，园了她年轻时想当艺术家的梦。两口子还背着照相机到处跑，边走边拍乐悠悠。
到了高中我和磊落又是在一个班，高一时的班主任是都钟秀，俄语老师，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一个文静秀丽的安徽姑娘，略有些腼腆。别看她年轻，其实已经在马列出版翻译局工作过几年，课也讲得好，发音非常准确。记得有一次是有人来观摩她的课。她前一堂课要求大家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一段著名的话，并特别嘱咐我和李磊落等少数几个同学要好好做准备，说有可能提问。我背的那个熟啊：
“仨妈耶，打了郭爷，呜，切了歪瓜 - 爱她日死你…”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жизн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4】。
结果上课时后面真坐了一大圈儿观摩的人，我看得出来，都老师有点紧张，我也紧张，不知道是不是真叫我。啊哈，结果叫的是李磊落。都老师还是觉得磊落比其他人更稳。果然磊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就是比我强。时至今日，我尽管已经把俄语全忘得差不多了，却还能朗朗地背诵这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这都该感谢这次课。现在有时见了俄国人，我也还会显摆一下，背一把，他们大多会非常惊讶，因为当今的俄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其人和他那本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了。另外，让人想不到的是，都老师后来竟对【红楼梦】有了深入的研究和贡献，她写作并出版了【红楼遗梦】一书，后来还写了一本【春风青塚-石评梅传】的书（石评梅为师大附中早期教师）。附中当时还有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青年教师，教语文的杨天石，高三时给文史班上课，他讲起课来魅力十足，有的女生就彻底地迷上他了。现在杨已经成为知名的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家。附中时代印象深刻的还有刘若庄先生，初中教我们代数，他的板书天下第一，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写得那么精美的。胡永生先生，初中教我们语文，他那时就住在学校的后院里，常常见到他去打开水。比我们高一班的男生就给他起了个外号，“提着壶”（Teacher Hu的谐音）。他那略带口音的“准确，鲜明，生动”写作三要点让我终生不忘。沈建芝先生，两个大辫子，是个年轻的上海姑娘，教我门几何和三角，条理极清晰。她能把女性的柔美溶于教学中，所以上她的课本人从不“做小动作和说话”，非常自觉地喜欢。高福曾（字荫孙）先生，老北京世家出身，辅仁毕业，字、画皆佳，高中时教我们语文。他中学也是在师大附中上的，和后来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是同学，也同是40年代附中足球队员。他常与我们议论体育新闻，课间时，我们在操场上踢球，他也常常站在场边，脚痒难耐，等着“捡漏“，只要球一出场子，飞到他这边来，他就“咣”的一脚给踢回去，过一脚瘾。记得有一次则是连球带着他老先生的“爷们儿鞋”（平底敞口布鞋）一起飞了出来，引得我们大笑。附中的名师很多，还有如教数学的韩满卢，教化学的尚兴久，教生物的朱正威等人，但因为没有上过几堂他们的课，所以印象反而并不太深。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北京师大附中高一一班合影 （1961年初春）
第一排（坐）左起：马淑华、武思敏、都钟秀老师、胡晓婵、肖枚英、李恩鸾、余祉生、王岭慧、王 蕾；第二排（蹲）左起：张 顺、乌绍翮、郭光炽、陈 曦、吕述祖、郝纪武、韩温波、李磊落、崔祥瑞、郑玉茹；第三排（立）：张秀烟、周厥龙、马鸿英（马红鹰）、戴经安（侧面）、王 伟、范 里，杨 健、刘晓诚、苏连祥、王 强、何昌龄。
【缺：丁 薏、可翠玲、张京芳、耿慕白、徐长芳、王永欣、叶锡鹏】。
高中时我们玩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乒乓球，这也是我和李磊落接触最紧密的时刻。那时候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刚举行完，一伙常在一起玩儿的就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校队，“星火”队，队员中还有比我们高一班的白晋德，高士奇等人，课余时我们常常到校外找人赛球，战绩不错。校内班级之间的比赛也有过几次，我们有了磊落，校内的比赛当然成绩就一直不错。不过高三时有一次和高一三班决高中组冠军，三人对抗赛，前两盘周厥龙和我是输赢各一盘，1:1，第三盘主力对决，磊落本该毫无问题地拿下，却因为轻敌而意外地输了，让我们丢了冠军，气得他赛后把拍子都扔了。
在五、六十年代的日子里，很多人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磊落更是如此，到了高中，人开始蹿个儿，他的裤子是不仅有补丁，还要接一截。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年穿着补丁的衣服，头发黄黄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附中地处和平门，离首都电影院和中央电影院（后改为北京音乐厅）很近，我们几个同学常在下课以后结伴去看电影，特别喜欢有苏联的【海军少尉巴宁】、【非常事件】以及法国的【勇士的奇遇】、【三剑客】等，高中时还一起去看过歌剧。可所有这些娱乐活动，我都不记得有磊落的身影，因为他口袋里真的是没有钱。他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香炉营头条的四川会馆，一个大杂院里。谭天谦的家就住在他们家的旁边，所以是常客。前年的一天，谭天谦到我家来聊天，说起李磊落，他说：“述祖，你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吗？李磊落家里就是那个样子。” 磊落的家境不好还不仅是像一般工农子弟家庭经济上的“穷”，而更是政治上的底层。他的父亲可能是属于所谓“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吧。具体是什么问题，有两种未经核实的说法。我原来的记忆中，是他父亲到了延安，组织上让他出去到敌占区采购药品，结果他是有去无回。另一种说法是在和谭天谦聊天时知道的。谭说不是那么一回事，磊落的父亲当年应该算是一个阔少爷，家里很有钱，所以就给他买了一个国民党的少校官衔吃空饷，还让三弟做了副官，其实也没干什么事。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磊落的父亲就吃了不少苦。李磊落的妈妈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她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她那微薄的工资和弱小的身躯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家里原有五个孩子，李磊落是老二，大哥李光明为了给了给家里分担负担，只上了个技校，就早早地到首钢工作了。还有弟弟李虎和两个妹妹李玉凤和李莉莉，后来又生了一个小的弟弟。家里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不过那时候父母总算还有一份微薄但稳定的工作，谭天谦说他们都在西城区肉食加工厂（即原来的“天福号”）里做四川酱、泡菜的技师。这个厂就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
我想，正是由于家庭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李磊落的内心里多少有一些自卑和愤懑，但他骨子里又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一个极为要强的人。心里有雄心大志，而且内在有着足够的才华和智慧来支撑这种傲气，这就使他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不断的闪光发亮。在另一方面，磊落也很早就展现了他诚实，乐于助人的品质，他无愧是一个真正德才兼备的苗子。
在一个以政治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好还是坏的时代，磊落开始显示出他的成熟，知道要靠拢组织，要求进步，批判自己的家庭，才能改变自己或家庭的命运。作为他的同学，年龄相同的少年，我那时却完全没有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也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敏锐，骨子里是永远改不了的散漫本性，因而也就早早地种下了我自由主义至上的种子。还好，在北京，附中并不是一个十分政治化的学校（这一点，是在上了大学，有了比较之后才感悟出来的），这种传统的老学校都多多少少延续了一些民国风范，例如我们一直称呼老师为先生，诸位先生们也多有谦谦君子之风，都是很老实的人，善良而单纯。课堂以外，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所受的熏陶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无形的教育，对我们后来的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们受益匪浅。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北京师大附中高二一班欢送陈曦同学入伍合影 （1962年）
第一排（坐）左起：张京芳、郑玉茹、丁 薏、余祉生、肖枚英、武思敏、都钟秀老师、马淑华、胡晓婵、李恩鸾、；第二排（立）左起：张 顺、韩温波、李磊落、、马鸿英（马红鹰）、陈 曦、吕述祖、耿慕白、王 伟、崔祥瑞、郝纪武；第三排（后立）左起：王 强、苏连祥、何昌龄、徐长芳、王永欣、刘晓诚、杨 健、郭光炽。
【缺：王岭慧、王 蕾、可翠玲、张秀烟、周厥龙、范 里、乌绍翮。】
高三的时候理工，医农和文史分了班，我和磊落又都到了二班。班主任是陶琅老师，北师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镇江人，梳两条辫子，声音细细的，课总是讲的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她，才使我们班很多人也对化学开始有了兴趣。这一年附中举行了全校的数学竞赛，李磊落，我和宋柔（高三一班，后上北大数学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导）是高三组的前三名，都得了一等奖。坦率地讲，李和宋都是既聪敏又勤奋之人，我远没有他们俩那么用功，只不过是一时的小聪明而已。宋更是附中当时知名的“励志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至今也还记得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他那时比较瘦小），背着一个实心球一歪一歪地围着操场跑圈儿的样子。这次比赛以后，我们和其他几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师大附中的代表队去参加北京市的数学竞赛，结果没想到大败而归，没有一个人取得任何名次。考题的类型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的，简直不知如何下手。后来我们才知道，别的学校得奖的同学多为参加了少年宫数学小组之类的人，接受过辅导，这就有如今天的奥数班一样的专业威力。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北京师大附中高三二合影（1963年春）
蹲者（左起）：张京芳、王玲、高静娴、郑玉茹、李秀华、师大实习老师、肖枚英、杨国仪、葛翠玲；前排（左起）：王清汉、乌绍翮、侯长生、许仪銮、温泉江、梁喆、马鸿英（马红鹰）、葛本立、吕述祖、李磊落、耿慕白、李大军、朱琳。申宜顺；后排（左起）：张秀烟、罗果、刘绍曾、杨健、周厥龙（周凯）、王永欣、茹森、王强、郭光炽、崔祥瑞、郑世桂。
转眼就到了高考。高三的这一年，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备战”，一切按部就班，并没有任何追求升学率的特殊措施。附中的高干子弟也比较多，我们高三的时候，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邓小平的女儿邓蓉，还有罗荣桓的女儿都在初一年级，后来好像是因为邓蓉在打垒球时受了伤，还是因为有男孩儿追她（邓蓉小时候长得不错，记得她总是穿一件红外套，围着一条进口的花纱巾，很是瞩目），就转到女附中去了。那时候的师大附中在北京还是比较牛，根据百度的资料【5】，1960年的高考，北京市十二名“状元”学生中，师大附中就占了八个，那是一个顶峰。后来北京市的中学变成了分区管理，附中归属宣武区，生源于是就受到很大限制，学校就慢慢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高考的前夜，大概是因为有点紧张吧，我竟然失眠，半夜睡不着觉，爬起来找了一本【三侠五义】看了半夜才睡着。第二天就有点晕乎乎，脑袋发木，所以考的也并不满意。磊落考的非常好，理科文科俱佳，不仅进了清华，还得到了蒋南翔校长的接见。清华那几年有个惯例，每年秋天开学不久，蒋校长就要会见新生中各省市的高分“状元”学生。据说我们1963年入学的全部新生中仅有八位同学获此殊荣。磊落就是其中之一。中学我们这个班有六个人上了清华，除了磊落和我，还有郭光炽（物9，已故），茹森（建9，已故），韩温波（建9），申宜顺（动9）。现在算起来，六个人中已经有三个人走了，真是恐怖。
磊落不久就进了校乒乓球队，搬到西区住。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有在校园里碰到时说几句话，不过因为我也喜欢乒乓球，所以他一有比赛我一般都会去看，站脚助威吧。他那时还不是主力队员，第一主力永远是高校冠军刘守昭，那是一个非常用脑子打球的人，发球和推挡是特长。有一次在农机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看他们比赛，刘在一局球里多次发直线急下旋直接得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于是就偷师学会了这么一手，到现在我在打球的时候，有时也还会使用这个战术。刘的妹妹刘守圭是清华田径队跳高的，后来嫁给了清华第一飞毛腿，蒯大富他们班的邹启光。中学时她比我和磊落低一班，也在师大附中，记得她圆圆的脸，总是笑呵呵的，特天真的样子。 我是乒乓球队的粉丝，喜欢和他们凑热闹，所以他们并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们。高班的王芸后来成为我的偶像，因为他和我一个专业，不仅球打得好，功课也好，上了研究生，人也特别Nice。他也是兄妹都在代表队，而且都是我们系的，妹妹王茵是北京高校花样滑冰冠军。当年也是大出风头的人物，还跳冰上芭蕾舞，演喜儿。前些日子从杨雨甡那儿才知道，喜儿后来还是落入了黄世仁之手，嫁给了当年北京高校男子花样滑冰冠军，北大的黄世仁扮演者张德臣。
1963年到1966年文革前，是共和国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也是我们青年时代里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政治运动相对较少，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供应转好。清华园里，除了九评学习，主流社会还是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大礼堂。小五（刘维奇）、蓬铁权、胡方钢、丁志胜、邹启光、张立华、张剑、陈陈、刘西拉、吴亭莉和苏文漪是那个时代清华的明星和骄傲。我们则都是清华园里的一条虫，长身体，长知识，却也都是个个高高兴兴，快快活活。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憋了多年的怨气会在1966年的夏日里突然爆发，革命终于来了。年轻人，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一下子拿起笔做刀枪，被伟大领袖推到了前线，心甘情愿地当了炮灰。
还记得刚听到广播里传出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心情十分激动的情景。6月2日立刻骑车去了北大看大字报。回来看到宿舍楼下已经贴了不少大字报，就和同班的L同学一起在七号楼东头贴了一张“质问蒋校长”的大字报。那时候的心是特纯的，几乎是未加思考的响应号召。假如我们当时稍微多一丝心机，稍微瞻前顾后一些，或是想到反右的后果，这张大字报也就不会写了。东区这边印象最深的是郑聪来，钱民刚和汲鹏他们的那张大字报。6月10号以后，工作组进校，老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6月19日，薄一波和蒯大富在科学馆前短兵相接，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场“对话“，并在当晚根据记忆把这次谈话写成了大字报，贴在了在大礼堂前边的东侧。后来我才知道，这篇大字报成了记录这个事件唯一的历史档案，也成为我在文革中被历史保留下来唯一的文字【6】。6月24日和6月27日大礼堂的两次大辩论，蒯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全校反蒯，围着新斋游行喊“打倒蒯大富！”，我也是其中一位。但心里对蒯的超硬骨头已经十分佩服，心中对工作组的疑虑也在班里的同学中多次谈过。幸亏我们班的同学还比较善良，没有喜欢整人的小子，否则我可能也会倒霉。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作为年级少数派代表之一有幸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撤销驻校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讲了话，中心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在主席台左侧出现，招着手慢慢地从左侧一直踱到右侧。此时全场轰动，自发地喊起了毛主席万岁，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个疯狂时代的起点，我们心里都被种植了真实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可当时的我们却都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愚昧的崇拜后来会成为摧毁中国的动力。
清华园从此风起云涌。8月2日李磊落成了清华园的孤胆英雄，他以一人之力在大礼堂对抗一大群气势汹汹、宣扬血统论对联的中学生老红卫兵。那天的场面我没有见到，都是听大家叙述的，知道他是被那帮老红卫兵赶下台的。磊落之勇气，令我为之骄傲，也有些为他担心。若干年以后，一位当天挤进了大礼堂的女生嫁给了我，她亲眼目睹了李磊落上台辩论的全景。所以关于这次辩论的细节都是后来从她那儿知道的。那一天，清华大礼堂的舞台已经完全被身着一身退色军装的老红卫兵占领，他们高声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台下的大学生们似乎是被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镇住了，都在等着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唯一有勇气敢于上台反驳和辩论的是李磊落。他企图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是革命者：
“我的父亲去过延安…” (热烈鼓掌)
“但是他后来他脱离了组织，跑到了…”
说到这里，台上的老兵就开始不断地打断磊落的讲话，磊落则抓住话筒坚持继续讲下去，但终因寡不敌众，话未说完，磊落就被这帮老红卫兵赶下了台。虽然只有几分钟的亮相，磊落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却给清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我才从和他同宿舍的同学处得知，磊落为这次辩论事先做了准备，查阅了很多书和资料，是有备而来。但是秀才遇见了兵，就根本没有机会讲理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狂热的摇着小红书的红卫兵。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当然是没有资格去看热闹的。8月24日以清华大学高干子弟学生贺鹏飞，刘菊芬等人为首，北京市中学生革军革干子弟为主力的老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杀进清华园，拆毁了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殴打和侮辱学校和各系的“黑帮”和老教授。我不仅目睹了二校门“强拆”的整个过程，还在东区看到了打人的情况：几个不知道哪儿来的中学红卫兵，押着无线电系李传信老师等人，一边走一边挥舞着带有铜头的皮带打，李当时已经是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这是文革中我第一次看到随意打人的情况。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在新建的校史馆三楼，看到有一个专设的杰出校友榜，我竟发现贺鹏飞将军的名字也赫然榜上，以官位而不是实际贡献来衡量是否“杰出“，这实在是让我惊讶无比。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1966年8月24日，贺鹏飞，刘菊芬等人以所谓“破四旧”的名义，率领老红卫兵们拆除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物二校门的情景。
红八月来了，一帮披着褪色黄军装的少年狼杀到了社会上，抡着牛皮军腰带，玩儿起了“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力游戏。50年代，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拆了北京城，他的手下也占据了京城众多最好的大宅院，但还没有敢于在京城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这一次，毛泽东借孩子们的手，痛快淋漓地又来了一次都市版的“湖南农民运动”。从北京到上海，天津再到全国，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就在一个光荣的口号下上演了，其规模比当年纳粹虐杀犹太人的惨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洗劫，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完全不能想象，因为这些年以来，涉及文革历史的文字作品就越来越是一个禁区。影视作品也大多对这一段历史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不过咱们的冯小刚导演最近倒是至少两次在公众场合发出要防止文革再现的呼声。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新富起来的大款们对文革的恐惧可能主要是源于“红八月”这一段历史。光天化日之下的肆意打砸抢掠，抄家劫财都被当局纵容，打死“阶级敌人”则被看做是革命行动。小将们深信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狠上加狠，在红色的激情下，人变成了狼，人性中的恶取代了善，仇恨也取代了仁爱。据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日报》一篇文章的说法，仅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北京城里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达一千七百七十六人【7】【8】，其实民间统计的人数还要高很多。这差不多就是平均每天都至少有60个人左右被活活打死！还不算被打伤打残的人，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情况？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类似的历史，让无辜的百姓如此遭殃而不加制止？磊落的父母就是在这些天惨遭不幸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否被统计在列，但他们的遭遇在北京却显然有一定的典型特征。据谭天谦告诉我，是磊落父母工作的西城区肉食加工厂有人向外面的红卫兵通风报信，说他们那儿有国民党。红卫兵于是立即杀到，磊落的父母，本来就已经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茹苦含辛地拉扯着一大堆孩子，已经是万分艰难。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脱红色的革命风暴。双双被活活打死（也有一说是一个被打死，另一个寻了短见），一个家庭的天就这样塌了。20年以后，改革开放，磊落的叔叔从台湾来到北京，还亲自到该厂去查问，想知道个究竟，结果是该厂的领导打哈哈，含糊其辞。最后找到台联办，下了个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
据了解，在北京市的这一场浩瀚的虐杀运动中，真正下手最狠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一些军队出身的子弟，他们生来就具有一身霸气，对阶级敌人绝不手软是这些子弟从小就渗透到血液里的东西，他们打人的时候可能以为是正在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在英勇杀敌。我们看到的中学老兵里不乏这一类人，甚至连清华的大同学之中也有此类。蒋南翔校长讲过，他对在文革中所有对他施过暴的人都可以原谅，唯独一位马姓的清华同学，他不能原谅，因为这位马某曾把他的老母亲吊起来！据知这位马某人乃革军子弟，也是拆毁二校门的绝对主力。至今，我们没有听到过他有任何悔意。打人下手狠的另一种人就是在血统论的鼓动下，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一心想表示自己忠心的小市民或平民子弟，其中也的确有不少本来就品行不端而趁火打劫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可悲又可卑的行为。当然在这些行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这些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领导们”，除了“最高统帅”以外，他们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具体的主要责任。不能不承认，几千年封建社会培养起来的奴才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告密，这种人类公认的卑鄙行为在这场疯狂的暴力运动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自1949年建国以来，“有事向组织汇报”逐渐成为要求进步，取得政治上信任的捷径。从小学开始，“我给你告老师”就成为“好学生”的一种极具威胁性的语言，也是老师所鼓励的行为，尝到甜头的孩子逐渐就有可能把简单的“揭发”变成“诬告”，乃至从小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个“陷害忠良”的技巧，一个政治上受益的手段和捷径。可见，我们的教育从娃娃开始就在培养告密者。经过反右等历次运动，到了文革，“告密”在中国则几乎成了一种时尚，人们不得不防范身边的每一个人。往往是仅仅因为一点私怨，一点嫉妒，就可以用政治上“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手段得以报仇雪恨。告密者不一定会料到后果竟如此严重，也可能后悔莫及。但在那个时代，一念之差，一丝恶念，就会轻易地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乃至性命。在革命的旗帜下，卑鄙已经完全被粉饰成了光荣。
据统计，北京市在红八月中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9】。我的父母和亲属多为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以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受了“洗“，但幸好当时都还算暂时保住了性命。这里有很多我不愿提起的悲惨故事，请恕我在此不表。只讲两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算是插两句题外之话。我的大姨夫巢章甫是民国时代颇有名气的金石墨客，也是张大千的得意门生【10】，50年代初就英年早逝。大姨则一直孀居天津，家里收藏有很多名人字画，仅张大千的就有十二幅，红八月时全数被红卫兵洗劫。后来虽然落实了所谓退还抄家物资的政策，可这些字画却都不知下落，毫无踪影。据表姐讲，李瑞环在天津时还特别将此立为大案追查，也没有任何结果。到了本世纪初，各地拍卖成风。有一次经朋友通报，得知北京某处正在拍卖的字画中有一幅是文革中被抄走的原来自己家里的东西。表姐赶到那个拍卖会，讲明自己才是这幅画原来的主人，并以画的落款等为证。表姐表示仅想了解一下这幅拍卖画的来路，却被以拍卖行业的法规为借口而拒绝。她最终仅被允许在自己家的这张画前照了个像留念而已。我祖母和父母家被抄走的名人字画，包括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的作品，也都同样是无影无踪的下场。好在我们完全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现在也都只拿这些故事当个笑话说说罢了。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另一个姨妈，母亲的妹妹，我叫她阿姨。姨夫也已故去，三十年代留学德国，那时他们新婚燕儿，所以两个人也借此玩遍了欧洲。回来时当然带了不少纪念品，其中包括一大堆各国的硬币。红八月一来，到处抄家，阿姨也吓坏了，先是自我革命，把钻戒首饰冲进马桶，把能自己砸烂的东西都亲手砸烂，就这一大包沉甸甸的外国硬币不知如何处理，于是托付给我，让我找机会扔掉。我当然也不敢把这东西带回家，只好背着沉甸甸的包回到清华。先是藏在我宿舍的小课桌里，过了几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乘无人之际，我像做贼一样，偷偷的把这包洋钱扔到了新水利馆北的万泉河中。所以，今后要是有人在那河里捞出洋钱来，请告诉他们，那是俺存在那儿的。
红八月以后，社会上突然多出来一大批“牛鬼蛇神”和由此衍生的“狗崽子”。如果你属于这一类人，你就算是完蛋了。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职员”，父亲以前一直算是“高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一直非常优越。这一次，北京女十中等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小将先后两次洗劫我家，互相比着看谁更革命，于是尽其所取，一次比一次彻底。我的家也就因此变得是家徒四壁了。两次抄家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在清华园里，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的家里已经产生了变故，内心苦楚，却又要表现出没事一样，以免被人认同为“出身不好”乃至打上个“狗崽子”的标签。我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恐惧。在此以前，我还满怀激情的和同班的王明贵，张德风在反工作组运动的初期跑到新斋找到刚解禁的老蒯，“采访”他，了解内情，写出了一篇有根有据的大字报【蒯大富是我们的好同志】，这也是清华园里最早敢于为蒯大富翻案的大字报之一。可这时，家里出事以后，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种无形的阻力。我退缩了，消沉了，从一个积极参加文革的人沦落为一个半逍遥派。我的好友加战友王明贵曾当面质问我: ”你怎么愈来愈没有棱角了！“，我无言以对。
与我相反，李磊落尽管家里的变故比我大，突然失去双亲的打击应该是山崩地裂的。“狗崽子“的帽子也实实在在的扣在了他的头上，可他还是那么顶天立地，似乎没有丝毫的畏惧，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革之中。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江林“的笔名。校园里，看到他的时候总是斜背着个小军包，忙忙碌碌。我知道他是【打落水狗】战斗小组的主力，后来又见到他现身于井冈山的主席台上，有时在李敦白的身旁，也有时在老蒯的身后。由于长时间说话太多，又过于疲劳，他的声音也总是沙哑的。我很有些惊讶，也一直为他捏一把汗。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磊落会如此忘我地乃至视死如归地投入文革。物9的郭光炽也和我中学同班，住8号楼，两个人不仅住的近，观点也很接近。当时他和我的父亲都已经被“劳改”，家里都有了变故，但两人都心照不宣。我们常常会聊起李磊落，都觉得他已经是老蒯智囊团里的上层人物，也觉得磊落有些豁出去了的劲儿，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激进。有一次我和郭光炽一起去钢院看大字报，顺便去看了中学同班的女生肖枚英。没想到一见面，她就告诉了我们一个让我们震惊的消息。原来我们另一位中学同学陈X(廖沫沙之女，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被新北大公社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藏身在肖枚英的宿舍里（肖是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住，两个人一个房间，这时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已经回国，空了一个床）。肖枚英周末进城回家了一次，等再回来时，只见宿舍门大开，已不见陈X人影，只有门口留下一只拖鞋。原来新北大公社的竟追捕至此，后来还惨无人道地把她装在麻袋里殴打。陈X曾是一位非常优雅而又有教养的女孩，文革的暴力给了她极大的刺激，十几年后，我在东四路口偶遇陈X，此时的她已变得精神恍惚，让人难以辨认。
经历了恐怖的红八月之后，血统论取得完胜，“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砝码。年轻人中有相当一批人的家里产生了变故，家被抄，父母被斗，被劳改，被遣返原籍。更厉害的，就像磊落一样，父母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就是和我一样，变得消沉。红色恐怖的高压和自身的懦弱使得我们选择这种方式来自保。
第二种是以江湖中传说的“北京顽主”边爷，边作君【11】和”小混蛋“，周长利【12】为代表的“揭竿而起”派。他们人数极少，本来就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在看到自己的父母受到无端的迫害之后，敢于武力反抗，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极少数的几个勇敢的人。这些人完全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念，有的只是在被逼到绝路上以后本能的反抗。
第三种就是像李磊落一样勇敢地投身于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坚决反对“血统论”，试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绝不是什么”混蛋“，他们误以为在毛泽东的阳光下，文革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寻找真理的大舞台。他们之中的典型悲剧人物就是遇罗克【13】。这些人中，包括遇罗克在内，其实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伟大领袖的权威，他们都自认为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孙耘兄在他回忆磊落的文字【14】中提到了李磊落和北大附中的学生朱彤之间的友谊。朱彤的父亲是反右运动中蒙冤的葛佩琦先生，所以到了文革中朱彤就很自然的成了“狗崽子”，红八月时他遭到无端暴打，但他并不甘于此，也和李磊落一样仍然积极地参加文革。虽然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中学生，两个人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和相同的勇气，这使他们成为朋友。朱彤的姐姐朱凯（葛希凯）恰好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于是传给她孙文一阅。朱彤现已定居加拿大，他们姐弟俩还专门为此跨洋通话了一次。提及往事，朱彤仍然十分感慨。说他认为李磊落有朝气，阳光、向上，不背家庭包袱；头脑聪明，知识面广；谦虚，能团结人，有人情味，有威信，所以对磊落十分尊敬。朱彤后来一直把李磊落的一句话：“认识世界，认识别人，同时也认识自己” 当成他一生的座右铭。顺便说一句，经与朱彤核实，说他把像章别在肉身上的事是误传，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确有他人如此（如清华附中的郑义【15】）。在那个年代，一些所谓的“狗崽子”，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不得不用一些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这并非个案，确有一定的典型性。
忆磊落及那些逝去的日子
李磊落和他的清华井冈山战友们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后留影。后排左1为李磊落，左3（中间）为孙耘。（孙耘提供）
到了1967年，大串联渐渐地走了样，很多同学借此机会回家了，或是走出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大串联变成了大探亲，大旅游。可还是有不少人坚持“只走正路，不走邪路”，坚持认认真真地干革命。磊落就是这样的人，下四川，奔湖南，心里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想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突然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传来的恶讯，磊落在湖南常德因保护解放军，遭到伏击遇难了！他遇难的经过可以从孙耘兄的文章【14】中读到：
“…夜半时分，有人说东门外专区医院有我们的伤员，处境危险。尹政委决定派一辆军车转移伤员。在组织掩护队伍时，李磊落对我说：你留在这儿，我去。他随即跳到车踏板上，挥手高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干什么来了…… 跟电影里做战前动员的场景一样。我看他站在车头踏板上很危险，让他坐里面，他却说：我至少可以保护解放军司机。汽车消失在夜幕中，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像有某种心灵感应。没过多久，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军分区，大叫：不好了！首都红代会的人被打倒了。我急忙组织一队人前去解救。车到东门附近，我们步行搜索，隐约看见街心俯卧着一个人。我跑上前去，抱起来翻身一看，正是李磊落，只见他肩颈之间硕大的伤口还在流血。他的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我的眼泪禁不住无声地流淌。此时是8月7日凌晨一两点钟。…”
当得知磊落遇难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清华同学里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我根本没有想到磊落会是如此的英勇，他的遇难会是如此惨烈，这种情景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英雄场面比美。他是如此的视死如归，已经完全置个人生死与度外。当年的我们把他视为绝对的英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团总部为他及另一位在外地遇难的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也代表李磊落的中学同学参加了治丧活动。
下面是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报的一页：
我们师大附中的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也非常震惊，磊落是我们之中最杰出的一位，如此年轻就早早地离我们而去，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心痛。在京的同学们聚集到清华园表达我们的哀思，一部分人后来还到磊落的家里去看望了他可怜的弟弟妹妹和哥哥。下面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师大附中的操场前的留念：
蹲者左起：王蕾，丁薏，王岭慧，李秀华，李莉莉（小妹妹），李健（小弟弟，站立），马淑华，肖枚英，赵淑萱（电9），谭天谦，武思敏；立者左起（不分前后）：候长生，乌绍翮，郝大伟，郝纪武，葛本立，李虎（大弟弟），吕述祖，李光明（哥哥），耿慕白，杨健，马鸿英（马红鹰，已故），刘绍曾，郝大同，苏联祥（已故），张秀烟，申宜顺（动9），韩温波（建9）
大哥李光明无疑是当年中国最苦难的男子之一。父母被迫害双亡，最有才华的大弟弟又突然遇难，面对四个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政治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幸亏还是有不少有同情心的人向这些兄弟姐妹伸出了援手，其中也包括不少清华的同学和师大附中的同学，这才使他们渡过难关。下图是磊落在清华的井冈山战友看望他兄妹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清华大学井冈山【打落水狗】战斗小组成员与李磊落的哥哥和弟弟妹妹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前排坐者：左2李莉莉、左4李玉凤、左5李健；后排立者：左1孙耘、右1李虎、右2李光明，摄于1967年10月（孙耘提供）
2013年初，磊落当年的战友孙耘夫妇请清华校友会开出官方证明，跑到椿树派出所，又转到西城户籍大厅，终于找到了他们。并得以在春节前与磊落的四个弟弟妹妹见面，即李虎、李玉凤、李莉莉、李健。大哥李光明还在承德上班，尚未见到。据孙耘兄讲，他们一家和睦团结，各有所成，让人十分欣慰。在交谈中，他们还提到了附中同学对他们的帮助，特别是还清楚地记得马淑华的名字。为此，兄妹四人还特地唱了一首歌 --- 感恩的心。
兄妹四人唱感恩歌。左起：李莉莉、李虎、李玉凤、李健（孙耘提供）
四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口袋里有钱了，日子也的确好过多了。我们今天怀念磊落，不仅仅是痛心而已，更要反思文革那个恐怖的年代，特别是通过李磊落个人的故事有所思考。我很希望就这个问题和大家探讨。在此，我先抛砖引玉：
第一，磊落的死是无比壮烈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但是今天看来，他的死又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在两派武斗中的无谓牺牲。磊落无疑成了文革中最闪亮的一个炮灰，这是我们今天最为惋惜的一件事。从孙耘兄的文章里我们了解到，李磊落曾经讲过：“对毛泽东要崇敬到崇拜的程度，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据孙耘文，此言可能最早源于柯庆施。蒯大富也说过：‘李磊落那段相信到迷信的话是李敦白告诉他的，当时觉得精辟极了。’），由此可见，在那一场无与伦比的造神运动中，磊落已经和千千万万个狂热的年轻人一样，把“忠于毛主席”作为了一种信仰，他完全把毛泽东看作了神。这种看法当时被看成是先进的和神圣的，可见当时我们已经被洗脑到了什么程度。我知道磊落本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思想活跃，很有见解的人。他之所以讲出这样的话，就在于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而且专制的社会里，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思维空间受到了完全的约束和禁锢，甚至被剥夺了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整个国家只允许有一个人的声音，高度的集权专制+封闭的社会使我们陷入了无限崇拜和迷信的泥潭。在这样一个只允许一个声音的封闭体系里时，思维就会成为负担而不是动力，反而会给你带来麻烦，这和当今北朝鲜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分类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打破禁锢主义的过程，如果磊落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外面多样化的世界，有自己的思考，他一定会十分后悔当年的自己是多么单纯和幼稚。马克思没有见到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所以他的“主义“只不过是空想；毛泽东也没有见识过现代工业社会，所以他的思想也不可能对今天的中国有正确的指导意义，经济上如此，政治上更是一样。中国要寻求不断的进步，就需要不断地解除思想的禁锢，真正的融入世界，接受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只有如此，迷信和政治愚昧才没有生存的土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只允许一个声音”到“只允许一种声音”或“只允许一些声音”的进步，要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迸发出来，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第二，革命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磊落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父母则是所谓的“反革命”，一场革命的两个极点，父母和儿子却都倒在了文革的屠刀之下，可谓殊途同归。一个家庭就这样毁了。文革中，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悲剧故事在上演着。被毁灭或毁坏的不仅是千千万万个家庭，而更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磊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本应是国家的栋梁。如果能够活到今天，他必然对国家，乃至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他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家，教授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是文革让我们失去了他，也让中国失去了他。暴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往往是非常持久和深入的。远远不止是表面上的伤痕。吾辈必须对文革有深刻的反省和彻底的否定，我们的民族也必须从根本上防止它的重演。
第三，磊落在遇难前的表现有很强的舍身殉道色彩。从孙耘兄的文章里我们知道，磊落在武汉7.20事件以后就写下了血书，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在去湖南之前还对哥哥和弟弟妹妹“交代了后事”。我想，父母去世以后，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淡，他之所以如此“搏命“大概真的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而不是什么“狗崽子”。他已经把一个人的尊严看的比生命更重要，宁死而不能受此屈辱，竭尽全力地在证明自己，证明“血统论”的谬误，他完全不能容忍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今天看来，他实际上是“炮灰精神”无谓的牺牲品，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殉道者。磊落的悲哀也在于他当时自己认可了自己的父母是“反革命“，也决心背叛这个家庭，做一个革命者。在那个年代，这种典型性的 “阶级觉悟” 并非磊落的特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是多年来“党的教育“洗脑所致。家庭出身不好，就要比别人更革命才能证明自己，这也是磊落为什么逐渐走向极端的根源所在。和李磊落同在清华乒乓球队的王允方在读了孙耘兄文中关于李磊落的一段描述以后，有以下的感想：”我发觉（李磊落）加入井冈山之后，他的理性、沉稳、成熟的个性似乎逐渐淡化，而感性、躁热、冲动等非理性的情绪却好像越来越烈。他参与的一些活动，已经脱离了理性思辨的范围，进入了躁动武化的轨道。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巨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父母亲的惨痛遭遇，深深地改变了他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方法。关于他家庭的变故我一直不知，直到今天看了孙耘的文章才有所了解。我想，他是为了表示自己不仅脸黑心红，而且血比别人更红，而不惜铤而走险，以命殉道，完成了心目中的自我救赎。对于他的搏命选择，我无言以对，内心感到深深的惋惜与悲伤。这是非常无谓的！这种我称之为“李磊落现象”的情况值得我们这些同代人深刻地思考——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不仅是李磊落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殉道者们的悲剧。“
第四，抛开政治因素不谈，长期和磊落接触使我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种贵气，或是说一种贵族精神。诸位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可笑，因为把李磊落和贵族拉在一起似乎有点太牵强附会。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一提起贵族，可能就会想起三妻四妾，想起无穷尽的美食和享受，而磊落和这些是完全不沾边的。实际上如果把贵族精神狭隘地视为享乐主义，则只是一种误解。开好车，挎名包，顿顿吃大龙虾，鲍鱼，还剩一桌子，那不是贵族，那是土豪劣绅和暴发户的做派；能把一块豆腐精雕细刻、非常讲究地做成美食，这才稍微有一点贵族的味道。贵族精神（noble spirit）指的是一种气质，不一定非要是富人才能具备。而是指一种追求优雅、诚信和光明磊落的精神，但仅此高尚还不够，这只能算是绅士精神。贵族精神则是高贵，还要更高出几个档次，必须还有一种自律、自尊的独立精神及勇于忘我和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打起仗来，贵族往往是身先士卒的第一批人。以英国为例，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英国皇室当然知道前线的危险，但他们更认为为社会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是一种理所当然。另一个例子是年轻的华人韦鸣恩男爵【16】，他今年才36岁，本是一个平民，客家人，因为他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到英国各大城市较落后的旧区学校任职教师，帮助贫穷学生成材的事迹才使他在2010年6月获英国皇室册封，成为终身贵族。可见，贵族精神的关键是在于他的奉献精神。磊落身上就有一些这种贵气，他是一个优雅的，高尚的，自尊自律而且勇于牺牲和舍身忘我的人。这种气质对于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十分缺少的。中国人现在富有了，但富而不贵，社会似乎是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很多人有了钱，却成了恶霸；不少人当了官，却成了西门庆，这都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贵族精神所致。
修改于2014年3月 英国伦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何比里（William Hodes）：其父为美共成员，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交恶后离开中国回美国。后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退休后自营一个法律事务所：
http://www.hodeslaw.com/
【【2】 洪德威（David Horn）：其父为英共中央代表，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的创始人洪若诗大夫（Joshua Samuel Horn博士）。David 1963年考入北大物理系，1969年离开中国回英国，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等机构和硅谷的电子公司工作。
【【3】 常怀常媛兄妹 - 中泰建交传奇-周恩来与泰国小使者：
http://hi.baidu.com/tbdzkdonszbblod/item/2612df43b8c58433fb896032
http://zaban.21edu8.com/html/shi ... /20101025/1612.html
【【4】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жизнь. Она даётся ему один раз, и прожить её надо так, чтобы не было му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но за бесцельно прожитые годы, чтобы не жёг позор за подленькое и мелочное прошлое и чтобы, умирая, смог сказать: вся жизнь и всё силы были отданы самому прекрасному в мире - борьбе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这样：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5】 百度百科：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84448.htm
【【6】 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7】 王璞：遇罗克的精神
【【8】 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开放杂志2009年9月号》
【【9】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10】 巢章甫，江苏武进(常州)人。单名巢章,字章甫、章父、凤初, 号一藏。斋堂为海天楼、静观自得斋。寿玺弟子, 张大千门生。工书, 善山水, 精篆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d3d250100l7jh.html
【【11】 边作君：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6728.htm
【【12】 周长利：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2113.htm
【【13】 遇罗克：出身论
【【14】 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15】 郑义： 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北京之春》
【【16】 韦鸣恩：http://baike.baidu.com.cn/view/3805546.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e2fa0102v0w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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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3 09: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