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清华文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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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花絮

校友孙怒涛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新书《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收集了几十个作者写的回忆文章和评论。近1500页的巨著，躺着看是很累的，正襟危坐拜读之余，见到有趣处，也就随手写了一点杂感，或可以说是花絮：

阎淮这个人，在校时不认识，但他和润南兄相熟。因为要給润南兄带几本他在香港出版的《四通故事》到美国才在洛杉矶第一次见到他。阎讲话语速快又含混，不易听清，其实是非常幽默的。替润南兄接书时拿出塑料套将每本书套好，说他很注意安全，做任何事都喜欢用套子。

读他写的“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也很幽默有趣。因为是干部子弟，文革初跟着刘涛、贺鹏飞、乔宗淮等高干子弟一起“当了三天造反派”，造校长蒋南翔的反，由此风光了一阵。不久，刘少奇被贬，党内排名从第二降为第八，许多高级干部也纷纷落马。文革前，刘涛进中南海，每次向门卫伸出两个手指，中指和食指，表明是2号家的。刘少奇被贬后，几个干部子弟调侃说，以后她进中南海依旧只需伸出两个手指，姆指和食指：8号家的。

不再享受“我爸是李刚”待遇的高干子弟们如堂吉诃德般公开或秘密地反了一阵中央文革小组后便作鸟兽散，从此浪迹天涯，期待“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阎淮也走南闯北，结交三教九流，和丐帮们躺在建主席像的脚手架上：“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故事。”为他日后自称成了干部子弟的异类奠定了平民意识的思想基础。

李子壮也是个有趣人物，曾和名人史铁生在陕北延川同窑同炕。虽然退休前当了某学院的副院长，但自谦“说不疼不痒话，撰不明不白文，交不三不四友，遇不尴不尬事而老不改悔”。文革时他还是个清华附中的屁孩儿，但他父亲李传信当年是无线电系总支书记，文革后又当过清华党委书记，自然知道不少清华传闻和秘闻。邓小平批条子帮考分不夠的周荣鑫儿子走后门，条子上写的却是让清华党委“给予开前门的待遇”。既解决问题，又不落把柄。

几十年后从他的回忆录中才知道，我和他父亲李传信算是难友，都被关押在414派占据的科学馆里。但因僧多粥少，人满为患，李传信被暴打一顿后扔出了科学馆。由此他对老四没了好感，岂不知我等俘虏当时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落在头上，能被暴打一顿后驱逐出科学馆。

文中的叶某，应是敝人。数年前校友屈耀双曾发来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同一往事的一段话：“那时，附中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上大学图书馆看大字报，从此我记住了叶××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大字报讲了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坐在彭真旁边看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彭真脸上对歌颂毛主席的表演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我回来和父亲说了此事。他说，小孩子不要管（懂）大人的事。”不同的是，在这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将我描述成了“相面先生”。

关于这件事，我在《在烈日和暴雨下》是这样记叙的：

当李维康和身旁的彭真“亲切交谈”，出色地完成着团中央交给我们的陪同任务时，我头脑里却在好奇彭真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舞台上出现毛泽东的巨大照片，全场掌声雷动时，我转向彭真，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他严肃冷峻的目光。
我心头为之一震，仿佛是偷窥了天国的秘密。

无论是偷窥还是相面，难得让他几十年不忘。

因为“一震”，当时我在乘坐大巴士回校途中便向同去参加大会的同学讲了我的感受。文革爆发后，在学校党团工作者们的鼓动下，我贴出了这张大字报，几天后却成了我“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的罪状，被革命群众揪住不放。直到我从“相面先生”变成“江湖郎中”，开了那张著名的药方后，才转移了革命群众的视线。

那个“犟人杨超”的故事別开生面。

因为和校长蒋南翔是同乡同村，父亲杨逢挺又在“一二九运动”后营救过被捕入狱的蒋南翔，杨超上清华自然应如鱼得水，备受关照。但他却将父亲给南翔同志的亲笔信藏在箱底，直到在反右运动中被清华党委定为“极右”，坚决反右的蒋校长才知道有个恩人的儿子在他的手下落难了。
量子力学中有个被称作“量子纠缠”的概念：两个同一来源的微观粒子间存在某种纠缠关系，无论相距多远，彼此都会感受到对方的扰动。
几十年中，犟人杨超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自然也就多次落难，而党性很强的南翔同志却总是借用他手中的权力，注视着这个后生，巧妙地让他免受灭顶之灾。

杨超说，“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在他身上南翔同志表现出更多的是他的人性。

但这个犟人颇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和南翔同志这两个“粒子”不适宜相距太近。文革后，当南翔同志安排处于困境中的杨超做他的助手，以便管教提携时，杨却认为不合适，指着桌上的圆形烟灰缸说：要是领导硬说它是方的，你叫我这个助手怎么说？

“记录在案”，应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名字。

听说是编书过程中编者发现了一个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调查报告，除了蒯大富等几个有刑责的学生进了大牢，有近百个学生的处理意见被注明是“记录在案”。这些被注明“记录在案”的学生大多除了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造了两年反外，并未发现多大问题，但即使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再无政治前途，因为各级党组织“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陈潭秋的儿子，414派的总部委员陈楚三便因此成了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更为可怕的是，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们被“记录在案”了。

将记录在案的那些如林教头误入白虎堂的人物故事拍成电影，或许可以深刻地反映我们那个时代的个人命运。

66年8月1日周恩来到清华接见了四个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听取他们对工作组的意见，长达6个小时。

被总理接见的，除了蒯大富、刘泉和刘才堂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沈台平。沈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且同寝室，两床相对，都是下舖。在我的印象中，沈文革前不关心政治，喜欢跑图书馆，欣赏土建系一个学生写的长诗“玫瑰与剑”，还欣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因为公开反对批判《早春二月》，全班开会对他进行“帮助”。文革初他一反常态，一度很话跃，除了得到老蒯的赏识，由蒯点名参加了总理接见，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中也提到过他的一件在成都“英雄救美”的往事。自此之后便不见他在清华文革舞台上活跃，或许是那个北工大女红卫兵的遭遇让他心灰意冷，跑到芙蓉镇躲避革命去了。如今他在昆明经营一书店，不再关心和过问文革事，但清华情结依旧，书店就取名“清华书店”。

文革初，无线电系那个多才多艺的学生林海因为在大字报上鬼使神差地写了七个惊叹号，被批判为恶毒攻击工作組是“忘（王）八”。这和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用了“七十九页”这个页码，被批判是暗指“气死周叶（工作组组长一个姓叶一个姓周）”，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华的学生文理俱佳，既对数字敏感，也对文字敏感，更对政治敏感。因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产生“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联想。

虽知道高晓松其人，但既没听过他的歌，也没听过他的侃，前两天偶然看了他讲清华文革的《晓松奇谈》视频，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奇谈，和阿忆哥哥、何亮亮有一拼。奇谈中有一段讲武斗时被围的科学馆因断了食盐供应，一个个成了“白毛女”，便足见其信口开河的功力。

科学馆里缺菜少肉是真，这盐可是从未短缺过，连我们这些俘虏“就餐”时，都是很奢侈地用盐下饭（馒头）的。馒头虽然限量，食无鱼也是当然的，盐却是敞开供应的。

由此可见，清华文革中的细节，如果当事人不能留下记录，总会有高晓松、阿忆哥哥和何亮亮一类人物大放厥词。


转自 叶志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2vpn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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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花絮2
(2015-04-21 21:55:56)转载▼
标签： 军事

《速度和激情》都已到7了，我这“花絮”才到2，看来真的要来点速度和激情才能追得上……有一个取巧的办法是按曾在冰上表演速度和激情的王茵学姐建议的那样，将这“花絮”搞成“豆腐块”大小的文章！

张比在他的回忆文章《迷乱的粒子》中将清华工程物理系高材生云集的现象比喻成“聚集着一批高能粒子”。这高能粒子便是一种特有速度和激情的粒子，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邓稼先、于敏一类人物。譬如，物9的刘尚培一进校便有了要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他手里爆炸成功的激情。（不料，入学第二年，蘑菇云便在罗布泊的上空升起，这让他兴奋之余不免有点失落。）

然而，入学第四年，革命起。因为别一样的激情，这些高能粒子成了“迷乱的粒子”，冲冲杀杀，甚至自相残杀，速度和激情越高，悲剧就越多。在迷乱中，同是物9的朱德义被工作组批斗后卧轨自杀，失去了一条大腿，从此和一般意义上的速度再也无缘。而和刘尚培同班的周剑秋则在两派武斗中，在土坦克里被汽油燃烧瓶毁容，让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从此“无颜”见江东父老。

半个世纪后，我在美国出版了《走出文革》一书。刘尚培特意从溪流出版社购买了五十本书，分送同学，以纪念我们那个不堪回首的青年时代。朱德义收到书后，说他“一定读”，而周剑秋则婉转带话说“不”，不希望再重温那段历史。

几句让人动容的话，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真的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走出文革的，无论是“一定读”还是说“不”都可以感觉到那份沉重。

当速度和激情都已成为记忆后，唯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许可以抚平我们的哀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2vpp8.html


清华文革花絮3 (2015-04-22 11:57:13)转载▼

一个中学生，从广州跑到清华串联，想见识一下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是如何革命的，结果却在“百日武斗”期间被当作刺探军情的奸细抓了起来，在私牢里关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年后，她应文集主编孙怒涛之约写下了这段匪夷所思的经历。

一年多前我便在语思玛姬的博客上看过这篇文章。那是一个母子两人联名的博客，母亲玛姬便是当年那个中学生黄小励，早已留学并移居美国，一边在金融行业谋生，一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小说。玛姬是她在香港当记者时用过的名字。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清华住了两个多月，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和团派的几个大佬混了个脸熟，甚至有过和武斗司令“任痞子”一起巡查武斗据点的经历。而她的一些中学同学却因此误会她在清华有了根基，在广州也发生武斗后，跟着跑到清华避难。某次团派保卫部清查外地人员时，黄小励的名字凸显出来，在保卫部头目的眼里有了奸细嫌疑。

事情本来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又有总部委员陈育延和团派学生梁颂辉力证黄小励的清白。不料，在阶级斗争面前，曾经脸熟的大佬们个个铁面无私，下令审个水落石出。
这也难怪，当年高尔基为那些被捕的人向列宁求情时，列宁同志那段铿锵有力的话言犹在耳：“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是多么尖锐的斗争……，把怜悯丢掉吧！”

把怜悯丢掉吧！和怜悯一起丢掉的是人性。

黄小励和关押在科学馆的我一样，直到727工宣队进校才重获自由。

这件事的讽刺意味是，当人们的头脑被阶级斗争的弦蹦得太紧时，会有如何荒唐的思维和行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2vpq7.html



清华文革花絮4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5-04-23 10:59:19)转载▼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曾是刘涛的阶下囚，但在我心里，她始终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一个落难的公主，和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而诗人，即使没有落到投汨罗江的地步，至多也就是喊一声“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也还是个受难者的声音。
读刘泉写的他和刘涛协商红卫兵大联合时的情节，似乎又加深了我对她的这种印象：

她面带微笑，和气地接待我。她个子挺高，估计有一米七左右。衣着朴素，记得好像是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装。这是当时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的流行服装。她有一双大眼睛，面皮不像多数年幼一些的干部子弟那样光洁（年幼一些的干部子弟出生较晚，生活条件环境比较好了，受苦较少），而是显得有些粗糙，有些微黄。我感觉她童年大概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她态度平和，没有架子和骄横的神气。

无论是刘泉的温和建议还是蒯大富的咄咄逼人，她或者“似乎在思考，又有些欲言又止，没有说话”，或者是“平静地说：我们再想想吧。”
和清廷退位前隆裕太后的六神无主和嚎啕大哭相比，刘涛的表现可圈可点，有点英国王室一贯的贵族风度，令人尊敬，也令人同情。
以刘涛为首的保守派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虽然号称拥有5000人马，但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面对两个新崛起的革命派红卫兵组织已无招架之力。几天后，刘涛等人便宣布“自我罢官”，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刘涛，已是在她“退位”后的事了。我在《救鬼秘方》一文中讲了见面的经过。当我陪她坐在礼堂里观看揭露工作组迫害学生的幻灯片时，我看到她抹了眼泪。
那一次，她带着大口罩（怕被人认出？），所以没有看出她的面皮是否粗糙、微黄。但记得沈惠川对我写的“刘涛虽非美人，女儿身是无疑的”那句话很不以为然。他说，刘涛是很美的。



清华文革花絮5
清华文革花絮5 (2015-04-26 14:37:12)转载▼
十年文革，悲欢离合，但没有悲欢离合，便没有生命的色彩。人性和苦难永远是一对孪生的兄妹，苦难益深，也就益显出人性的光辉。年轻时读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内容忘了，但书名却挥之不去，不是有感于苦难的人生旅程，而是有感于苦难中的人性。
时作隆，清华足球队的前锋，一个喜欢读古诗词的工科学生。他本来没有参加清华两派武斗，但在一次围观中，或许是目睹战友被乱“矛”刺死的场景，一时冲动，手持长矛爬上被围的东区浴室楼顶攻楼，却无时家前辈鼓上蚤时迁飞檐走壁的能耐，被对方挑落坠地，造成半身瘫痪。
“两千里地征途尽，龙岩一去语生噎”，那是他在徒步长征两千公里后与“驴友”们分手时所写的诗中一句话。岂料后来“浴室一战”，不仅让亲友同学个个“语生噎”，他的“革命”征途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工宣队进校后他因属于武斗受伤，被扫地出门，从清华学生，天之骄子，一跃而为一个瘫痪的社会青年，没有工资，没有低保，没有抚恤金。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对他的生死都漠不关心，“冰桶挑战”一类义捐或慈善家的慷慨解囊也还得再等几十年。
天无绝人之路。为了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为了让他获得更好的康复治疗，二十几个清华学生，包括同学、足球队队友和他的“革命战友”，在毕业离校前自发地组成了“经互会”，相约每人在每年的一个指定的月份给他汇钱，保证他每个月至少有40元的收入（那时候，大学生的工资每月四、五十元）。
整整十六年！这些“经互会”的成员不离不散，无论身处何方，从未中断过他们当初的承诺。而时作隆实际收到的钱也大大超出了每月40元。
在那个颠沛流离，人人自顾不暇的年代，在那个物资匮乏，人人都不富裕的年代。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经受住岁月和环境的考验恪守承诺做到这一点的。
是人性的力量？或许这是唯一的答案。
十六年后，时作隆终因排尿困难发展成尿毒症，离开了这个苦难和真情交织的世界。他留在世间最后的遗憾是无力为父母买一台彩电和洗衣机。
他的这个遗愿也由“经互会”的成员替他完成了，在那个彩电还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
在孙耘的《往事 真情》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经互会”成员的一个并不完整的名单：
赵育，彭佑恩，王子渝，张丕林，王杰，王士元，李天麟，李木松，崔永芬，李达贤，陈奋光，周启柔，孙耘，孙铮，潘锦成，罗德骥，严丽文，沈一，王庆章，杨福缘，李包罗，张存和，朱以文，沈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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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趣谈”
—读《历史拒绝遗忘》

虽知道高晓松其人，但既没听过他的歌，也没听过他的侃，前两天偶然看了他讲清华文革的《晓松奇谈》视频，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奇谈，和阿忆哥哥、何亮亮有一拼。奇谈中有一段讲武斗时被围的科学馆因断了食盐供应，一个个成了“白毛女”，便足见其信口开河的功力。
科学馆里缺菜少肉是真，这盐可是从未短缺过，连我们这些俘虏“就餐”时，都是很奢侈地用盐下饭（馒头）的。馒头虽然限量，食无鱼也是当然的，盐却是敞开供应的。
由此可见，清华文革中的细节，如果当事人不能留下记录，总会有高晓松、阿忆哥哥和何亮亮一类人物大放厥词，譬如阿忆哥哥偏要让刘涛在刘少奇已被打倒的67年5月去请林彪叔叔为清华园里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题词，而何亮亮挖掘出了蒯大富曾开设四种外语无线电台广播，指挥“亚非拉”武斗的天方夜谭。
读校友孙怒涛主持编辑出版的新书《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因为作者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少了“晓松奇谈”的荒诞，多了历史真相的凝重。近1500页的巨著，拿着沉重，读着更感沉重。正襟危坐拜读之余，见到有趣或感人处，也学晓松“食无盐”的故事，随手写了一点杂感，算是在这本凝重的厚书里撒了一点调味的“盐”。对应于“晓松奇谈”，可称之为“趣谈”。

A
阎淮这个人，在校时不认识，但他和润南兄相熟。因为要給润南兄带几本他在香港出版的《四通故事》到美国才在洛杉矶第一次见到他。阎讲话语速快又含混，不易听清，其实是非常幽默的。替润南兄接书时拿出塑料套将每本书套好，说他很注意安全，做任何事都喜欢用套子。
读他写的“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也很幽默有趣。因为是干部子弟，文革初跟着刘涛、贺鹏飞、乔宗淮等高干子弟一起“当了三天造反派”，造校长蒋南翔的反，由此风光了一阵。不久，刘少奇被贬，党内排名从第二降为第八，许多高级干部也纷纷落马。文革前，刘涛进中南海，每次向门卫伸出两个手指，中指和食指，表明是2号家的。刘少奇被贬后，几个干部子弟调侃说，以后她进中南海依旧只需伸出两个手指，姆指和食指：8号家的。
不再享受“我爸是李刚”待遇的高干子弟们如堂吉诃德般公开或秘密地反了一阵中央文革小组后便作鸟兽散，从此浪迹天涯，期待“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阎淮也走南闯北，结交三教九流，和丐帮们躺在建主席像的脚手架上：“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故事。”为他日后自称成了干部子弟的异类奠定了平民意识的思想基础。

B
李子壮也是个有趣人物，曾和名人史铁生在陕北延川同窑同炕。虽然退休前当了某学院的副院长，但自谦“说不疼不痒话，撰不明不白文，交不三不四友，遇不尴不尬事而老不改悔”。文革时他还是个清华附中的屁孩儿，但他父亲李传信当年是无线电系总支书记，文革后又当过清华党委书记，自然知道不少清华传闻和秘闻。邓小平批条子帮考分不夠的周荣鑫儿子走后门，条子上写的却是让清华党委“给予开前门的待遇”。既解决问题，又不落把柄。
几十年后从他的回忆录中才知道，我和他父亲李传信算是难友，都被关押在414派占据的科学馆里。但因僧多粥少，人满为患，李传信被暴打一顿后扔出了科学馆。由此他对老四没了好感，岂不知我等俘虏当时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落在头上，能被暴打一顿后驱逐出科学馆。
文中的叶某，应是敝人。数年前校友屈耀双曾发来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同一往事的一段话：“那时，附中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上大学图书馆看大字报，从此我记住了叶××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大字报讲了他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坐在彭真旁边看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彭真脸上对歌颂毛主席的表演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我回来和父亲说了此事。他说，小孩子不要管（懂）大人的事。”不同的是，在这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将我描述成了“相面先生”。
关于这件事，我在《在烈日和暴雨下》是这样记叙的：

当李维康和身旁的彭真“亲切交谈”，出色地完成着团中央交给我们的陪同任务时，我头脑里却在好奇彭真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舞台上出现毛泽东的巨大照片，全场掌声雷动时，我转向彭真，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他严肃冷峻的目光。
我心头为之一震，仿佛是偷窥了天国的秘密。

无论是偷窥还是相面，难得让他几十年不忘。
因为“心头为之一震”，当时我在乘坐大巴士回校途中便向同去参加大会的同学讲了我的感受。文革爆发后，在学校党团工作者们的鼓动下，我贴出了这张大字报，几天后却成了我“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的罪状，被革命群众揪住不放。直到我从“相面先生”变成“江湖郎中”，开了那张著名的药方后，才转移了革命群众的视线。（见拙文《救鬼秘方》）

C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伟大领袖带头将吴晗的《海瑞罢官》历史剧联想成“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后，全国人民投入了狂热的“竞猜游戏”，不知有多少人，多少文章、戏剧和画作因此被揭露出包藏祸心。
无线电系那个多才多艺的学生林海因为在大字报上鬼使神差地写了七个惊叹号，便被猜疑为恶毒攻击工作組是“忘（王）八”。当他在批判大会后评论一位校合唱队的学生发言“嗓子真好。唱歌好听，说话也好听。”又被指控是攻击革命师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我在大字报《鬼大夫救鬼秘方》中用了“七十九页”这个页码，更被革命师生猜中是暗指“气死周叶（工作组组长一个姓叶，一个姓周）”。
猜中的结果便是我和林海都被革命群众“扒光了裤子放在火上烘烤”。
清华的学生文理俱佳，既对数字敏感，也对文字敏感，更对政治敏感。因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产生“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联想。在这“竞猜游戏”中有了出类拔萃的表现和成果也是不难理解的。
“荒唐岁月说荒唐”，那个玩“竞猜游戏”的年月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D
66年8月1日周恩来总理到清华接见了四个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听取他们对工作组的意见，长达6个小时。
被总理接见的，除了蒯大富、刘泉和刘才堂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沈台平。沈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且同寝室，两床相对，都是下舖。在我的印象中，沈文革前不关心政治，喜欢跑图书馆，欣赏土建系一个学生写的长诗“玫瑰与剑”，还欣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因为公开反对批判《早春二月》，全班开会对他进行“帮助”。文革初他一反常态，一度很话跃，除了得到老蒯的赏识，由蒯点名参加了总理接见，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中也提到过他的一件在成都“英雄救美”的往事。自此之后便不见他在清华文革舞台上活跃，或许是北工大那个女红卫兵的遭遇让他心灰意冷，跑到芙蓉镇躲避革命去了。如今他在昆明经营一书店，不再关心和过问文革事，但清华情结依旧，书店就取名“清华书店”。

E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文革的最初几天中曾是刘涛的阶下囚，但在我心里，她始终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一个落难的公主，和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而诗人，即使没有落到投汨罗江的地步，至多也就是喊一声“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也还是个受难者的声音。
读刘泉写的他和刘涛协商红卫兵大联合时的情节，似乎又加深了我对她的这种印象：

她面带微笑，和气地接待我。她个子挺高，估计有一米七左右。衣着朴素，记得好像是一身没有红领章的军装。这是当时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的流行服装。她有一双大眼睛，面皮不像多数年幼一些的干部子弟那样光洁（年幼一些的干部子弟出生较晚，生活条件环境比较好了，受苦较少），而是显得有些粗糙，有些微黄。我感觉她童年大概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她态度平和，没有架子和骄横的神气。

面对两个新崛起的红卫兵领袖的“逼宫”，无论是刘泉的温和建议还是蒯大富的咄咄逼人，她或者“似乎在思考，又有些欲言又止，没有说话”，或者是“平静地说：我们再想想吧。”
和清廷退位前隆裕太后的六神无主和嚎啕大哭相比，刘涛的表现可圈可点，有点英国王室一贯的贵族风度，令人尊敬，也令人同情。
以刘涛为首的保守派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虽然号称拥有5000人马，但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在刘泉和蒯大富领导的两个革命派红卫兵组织呼啸成群后已无招架之力。几天后，刘涛等人便宣布“自我罢官”，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刘涛，已是在她“退位”后的事了。我在《救鬼秘方》一文中讲了见面的经过。当我陪她坐在礼堂里观看揭露工作组迫害学生的幻灯片时，我看到她抹了眼泪。
那一次，她带着大口罩（怕被人认出？），所以没有看出她的面皮是否粗糙、微黄。但记得沈惠川对我写的“刘涛虽非美人，女儿身是无疑的”那句话很不以为然。他说，刘涛是很美的。

F
电影院正在上映好莱坞大片《速度和激情7》。
张比在他的回忆文章《迷乱的粒子》中将清华工程物理系高材生云集的现象比喻成“聚集着一批高能粒子”。这高能粒子便是一种特有速度和激情的粒子，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邓稼先、于敏一类人物。譬如，物9的刘尚培一进校便有了要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他手里爆炸成功的激情。（不料，入学第二年，蘑菇云便在罗布泊的上空升起，这让他兴奋之余不免有点失落。）
然而，入学第四年，革命起。因为别一样的激情，这些高能粒子成了“迷乱的粒子”，冲冲杀杀，甚至自相残杀，速度和激情越高，悲剧就越多。在迷乱中，同是物9的朱德义被工作组批斗后卧轨自杀，失去了一条大腿，从此和一般意义上的速度再也无缘。而和刘尚培同班的周剑秋则在两派武斗中，在土坦克里被汽油燃烧瓶毁容，让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从此“无颜”见江东父老。
半个世纪后，我在美国出版了《走出文革》一书。刘尚培特意从溪流出版社购买了五十本书，分送同学，以纪念我们那个不堪回首的青年时代。朱德义收到书后，说他“一定读”，而周剑秋则婉转带话说“不”，不希望再重温那段历史。
几句让人动容的话，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真的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走出文革的，无论是“一定读”还是说“不”都可以感觉到那份沉重。
当速度和激情都已成为记忆后，唯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许可以抚平我们的哀怨。

G
十年文革，悲欢离合，但没有悲欢离合，便没有生命的色彩。人性和苦难永远是一对孪生的兄妹，苦难益深，也就益显出人性的光辉。年轻时读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内容忘了，但书名却挥之不去，不是有感于苦难的人生旅程，而是有感于苦难中的人性。
时作隆，清华足球队的前锋，一个喜欢读古诗词的工科学生。他本来没有参加清华两派武斗，但在一次围观中，或许是目睹战友被乱“矛”刺死的场景，一时冲动，手持长矛爬上被围的东区浴室楼顶攻楼，却无时家前辈鼓上蚤时迁飞檐走壁的能耐，被对方挑落坠地，造成半身瘫痪。
“两千里地征途尽，龙岩一去语生噎”，那是他在徒步长征两千公里后与“驴友”们分手时所写的诗中一句话。岂料后来“浴室一战”，不仅让亲友同学个个“语生噎”，他的“革命”征途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工宣队进校后他因属于武斗受伤，被扫地出门，从清华学生，天之骄子，一跃而为一个瘫痪的社会青年，没有工资，没有低保，没有抚恤金。任何一级政府部门都对他的生死漠不关心，“冰桶挑战”一类义捐或慈善家的慷慨解囊也还得再等几十年。
天无绝人之路，为了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为了让他获得更好的康复治疗，二十几个清华学生，包括同学、足球队队友和他的“革命战友”，在毕业离校前自发地组成了“经互会”，相约每人在每年的一个指定的月份给他汇钱，保证他每个月至少有40元的收入（那时候，大学生的工资每月四、五十元）。
整整十六年！这些“经互会”的成员不离不散，无论身处何方，从未中断过他们当初的承诺。而时作隆实际收到的钱也大大超出了每月40元。
在那个颠沛流离，人人自顾不暇的年代，在那个物资匮乏，人人都不富裕的年代，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经受住岁月和环境的考验恪守承诺做到这一点的。
是人性的力量？或许这是唯一的答案。
十六年后，时作隆终因排尿困难发展成尿毒症，离开了这个苦难和真情交织的世界。他留在世间最后的遗憾是无力为父母买一台彩电和洗衣机。
他的这个遗愿也由“经互会”的成员替他完成了，在那个彩电还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
在孙耘的《往事 真情》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经互会”成员的一个并不完整的名单：
赵育，彭佑恩，王子渝，张丕林，王杰，王士元，李天麟，李木松，崔永芬，李达贤，陈奋光，周启柔，孙耘，孙铮，潘锦成，罗德骥，严丽文，沈一，王庆章，杨福缘，李包罗，张存和，朱以文，沈昆。

H
一个中学生，从广州跑到清华串联，想见识一下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是如何革命的，结果却在“百日武斗”期间被当作刺探军情的奸细抓了起来，在私牢里关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年后，她应文集主编孙怒涛之约写下了这段匪夷所思的经历。
一年多前我便在语思玛姬的博客上看过这篇文章。那是一个母子两人联名的博客，母亲玛姬便是当年那个中学生黄小励，早已留学并移居美国，一边在金融行业谋生，一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小说。玛姬是她在香港当记者时用过的名字。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清华住了两个多月，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和团派的几个大佬混了个脸熟，甚至有过和武斗司令“任痞子”一起巡查武斗据点的经历。而她的一些中学同学却因此误会她在清华有了根基，在广州也发生武斗后，跟着跑到清华避难。某次团派保卫部清查外地人员时，黄小励的名字凸显出来，在保卫部头目的眼里有了奸细嫌疑。
事情本来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又有总部委员陈育延和团派学生梁颂辉力证黄小励的清白。不料，在阶级斗争面前，曾经脸熟的大佬们个个铁面无私，下令审个水落石出。
这也难怪，当年高尔基为那些被捕的人向列宁求情时，列宁同志那段铿锵有力的话言犹在耳：“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是多么尖锐的斗争……，把怜悯丢掉吧！”
把怜悯丢掉吧！和怜悯一起丢掉的是人性。
黄小励和关押在科学馆的我一样，直到727工宣队进校才重获自由。
这件事的讽刺意味是，当人们的头脑被阶级斗争的弦蹦得太紧时，会有如何荒唐的思维和行为。

I
那个“犟人杨超”的故事別开生面。
因为和校长蒋南翔是同乡同村，父亲杨逢挺又在“一二九运动”后营救过被捕入狱的蒋南翔，杨超上清华自然应如鱼得水，备受关照。但他却将父亲给南翔同志的亲笔信藏在箱底，直到在反右运动中被清华党委定为“极右”，坚决反右的蒋校长才知道有个恩人的儿子在他的手下落难了。
量子力学中有个被称作“量子纠缠”的概念：两个同一来源的微观粒子间存在某种纠缠关系，无论相距多远，彼此都会感受到对方的扰动。
几十年中，犟人杨超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自然也就多次落难，而党性很强的南翔同志却总是借用他手中的权力，注视着这个后生，巧妙地让他免受灭顶之灾。
杨超说，“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在他身上南翔同志表现出更多的是他的人性。
但这个犟人颇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和南翔同志这两个“粒子”不适宜相距太近。文革后，当南翔同志安排处于困境中的杨超做他的助手，以便管教提携时，杨却认为不合适，指着桌上的圆形烟灰缸说：要是领导硬说它是方的，你叫我这个助手怎么说？

J
“记录在案”，应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名字。
听说是编书过程中编者发现了一个清华大学文革期间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调查报告，除了蒯大富等有刑责的学生进了大牢，有近百个学生的处理意见被注明是“记录在案”。这些被注明“记录在案”的学生除了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造了两年反外，并未发现多大问题，但即使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再无政治前途，因为各级党组织“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陈潭秋的儿子，414派的总部委员陈楚三便因此成了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更为可怕的是，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们被“记录在案”了。
美国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令人厌恶和恐惧的，也是那种查无证据后将人“记录在案”的做法。就连卓别林都是个被“记录在案”的公众人物，无法再在好莱坞扮演他的流浪汉角色而被迫移居瑞士。
将记录在案的那些人物的故事拍成电影，或许可以深刻地反映我们那个时代的个人命运。

本文根据在博客和微信上陆续贴出的“清华文革花絮”整理而成，个别片段作了较大修改。
校友顾耀文评论道：“经历过的历史，何尝不是过来人手中把玩的‘古玩’，尽管多有不堪回首处。古玩者难免真假混杂，良莠并陈，所幸多数经历者‘人还在，心不死。’……待这一辈人彻底‘黄花’之后，至少留给后人一些可信的‘事实判断’，功莫大矣！”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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