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我的文革纪事》(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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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六：第一次斗“黑帮”

师大女附中的领导班子是跟随“旧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还是“反革命黑帮”？对他们斗还是不斗？
这个问题纠结着胡启立和工作组。
1966年6月19日，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胡启立，在女附中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师大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问题，进行了三个揭发（前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党内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党的领导核心。他说，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为工作组的直接上级，胡启立不同意对卞仲耘、胡志涛等主要校领导召开全校的批判斗争大会。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遭到大批同学围攻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团中央去质问胡启立，为什么让工作组煽动同学围攻她们？胡不得不承认她们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个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梁二同的政治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班级、自己的学校。
其实，6月13日工作组已经开过一次全校揭批大会，揭发出来的大抵是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部分激进师生的说法，发言人经事先指定，内容不痛不痒，属于让校领导“蒙混过关”之举，工作组大有与校领导沆瀣一气的嫌疑。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袁淑娥因婚姻破裂迁怒于卞仲耘，诬陷卞和她前夫有不正当关系，写了万言书上告，对卞仲耘从方方面面进行“检举揭发”，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市、西城区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告状信在6月中旬转到了工作组手里。二是管人事档案的一位职员贴出小字报，揭发卞仲耘的入党介绍人是“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仁，她由此认为卞是假党员(其实卞的入党介绍人根本不是刘仁）。两个人的突然出现，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急于摆脱困境的工作组，以为组织一次全校规模揭批大会的时机到了。此前胡启立来校的讲话中，强调过大字报不要写私生活和男女关系，不要写政治历史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他的“两不要”，竟然成为打倒卞仲耘的两根大棒。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小结，宣布“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刘进多年后回想那天的事情，仍旧表示不解，工作组一直按兵不动，强调要继续揭发，在事先毫无迹象、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怎么突然提出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了工作组手里，提供了“炮弹”。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封告状信。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运动以来，刘进一直跟着工作组忙忙碌碌，尽管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经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其实张世栋一周前就看到了万言书，他没有让刘进她们传阅。袁淑娥也来找过学校，或许是她的“悲情”动摇了工作组？总之，告状信有胜于无。工作组再不召开全校大会，明摆着将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在大操场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八百多人。当年的操场很简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个不大的水泥砌的台子。各班学生自己带椅子列队进场，火辣辣的太阳下，坐上一会儿就心烦意乱。当时，卞仲耘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木枪（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的高三学生，专门挑出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头天晚上在团中央，胡启立当面承认她们是革命左派，而现在她们显然被当做了右派学生。看起来工作组正在满足她们斗“黑帮”的诉求，然而此刻对她们的羞辱，只能让她们和工作组彻底决裂。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袁淑娥闻讯赶来参加批斗会，还带着儿子、弟弟和母亲。据说工作组不允许她参加，但是聚集在心中发酵的愤怒和怨恨，给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个登台发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张合影。其实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他们曾互为朋友，袁淑娥进城会住在卞校长家，D先生也邀请卞校长夫妇去军营参观。现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两边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当证据，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
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系”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話，她顺便还给卞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随后，袁淑娥又叫儿子（小学生）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要“谋害”他的妈妈，袁的弟弟（高中学生）也跳上台按压卞仲耘低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领导也一直被强迫低头弯腰，太阳暴晒下难以坚持。袁的发言前后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还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 “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其实工作组一进校，校领导就靠边站了。
6月22日下午一点半，批斗会继续，与会发言者继续揭发卞仲耘追随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说成是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等。会场气氛较前一天更加白热化，口号声此起彼伏，逼卞即刻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强迫弯腰低头，一时间，她被身后看押的学生用木枪捅来捅去，发言者和临时跳上台的人们，对她推搡、罚跪、拳打、脚踢、吐唾沫……场面几度失控。卞仲耘事后在给上级写的材料中说，她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疾病，在批斗会前几天她刚查过血压，是180∕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殴打折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头昏眼黑，几度晕倒在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仅两天都参加了会，还上台直接揪她的头发。刘进对此印象深刻。
2006年2月，张世栋在接受刘进、宋彬彬的访谈中提到，会前他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当时胡克实（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严肃地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会以后，张世栋还给卞仲耘披上风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劝她要想得开，要正确对待。会后，有些学生自动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对她继续辱骂，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都很惊恐。
罗治笔记如此记录张世栋的讲话：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卞校长对于自己遭遇殴打折磨，十分愤怒。后来她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团中央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可见，当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几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和“发动群众”。她还动员和撺掇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自由制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提供了大字报的内容，全部是粗野的谩骂和人身侮辱。
这次历时两个半天，针对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批斗大会，是工作组驻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们尚可看到卞校长对恶意伤害和人身侮辱的反抗。44天后，工作组撤离的校园，更加无法无天，由高一3班学生发起对卞校长等5位校领导的游斗中，她再次被学生殴打折磨，最终死在学生手里。
时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引起的舆论大战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义，一桩普通离婚案能产生多么巨大的杀伤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母校“老三届学生和老师见面会”上我见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师。早就听说D老师相貌英俊，像电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笔直，五官清癯，颇有绅士风度。我们自然会说起文革，说起袁淑娥，D老师管前妻叫“袁氏”。虽然他们离婚已半个世纪，说起袁氏，D老师的憎恨依旧。一个变质的婚姻，不仅让双方成为一世的仇人，还波及到另一个无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长家破人亡。D老师说，他和“袁氏”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同学，D学英语袁学俄语。毕业后“袁氏”留校，D参加志愿军赴朝。1954年两人结婚。当时的“袁氏”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不会留校。当时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愿军中年轻的翻译。我没有插话问，后来“袁氏”怎么成为大连工学院的俄语教员，而D回到了北京？或许是长期的两地分居，或许是夫妻间常见的猜疑和误解，让他们积累了太多的不信任、厌恶和憎恨。用D老师的话说，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与卞校长1958年同住一所医院而相识，后来彼此好感成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正在北京空军某部的D也有转业来女附中教书的意愿，于是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D于1963年初调入女附中。做过D老师学生的校友都记得，那时候的D老师，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常理，D老师转业到一所著名女中，事业、家庭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修补婚姻也有了条件保证。然而两人还是照常争吵，卞校长多次调解无效，渐渐也失去了信心。来到学校一年后，D老师提出离婚，“袁氏”的态度是宁拖不离。D起诉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决离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资补贴她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学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认为，卞明显地站在男方一边，因此一再被激怒。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把所有的个人怨恨都换成政治面孔，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展示出登峰造极的恶毒。她的上告信于1966年5月写成寄出。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曾质问过工作组。她表示，卞仲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上没有问题。反对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则认为，让校外身份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袁淑娥几乎独占了女附中革命群众发言的讲台，而李黎黎等同学的发言则数次被强行制止，以致迫使李黎黎等退出会场。工作组迅速把斗争矛头转向卞仲耘是为了掩盖斗争群众的罪行，欺骗群众。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1989年全国最高检察院明确表态，支持西城区检察院的处理结论）
我听D老师说，袁淑娥还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了。在文革中，像她那样，以革命的名义泄私愤，行报复的人，不计其数。文革像“潘多拉盒子”，释放出了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恶魔。扭曲的心理、偏狭的报复心，嫉妒和仇恨，统统披上革命的外衣，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础，至今依然雄厚。

（下一篇：左派，还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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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七：左派还是右派

站在今天看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我不禁时时为他们捏一把汗。他们都很年轻，顶头上司胡启立年龄稍长，也才36岁。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究竟怎样搞？没有规矩、没有经验，毛主席揭开大幕，却甩手去了外地。担任一线指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拿不准，只好以他们各自女儿所在中学做试点。于是，高一学生刘平平就读的师大一附中成为刘少奇的“点儿”，同是高一学生邓榕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成为邓小平的“点儿”。
工作组尽管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心里也清楚，过激的搞法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太温吞了显然更不行。反工作组的学生调门越来越高，工作组的任何一项选择，都背负着风险。
召开了全校揭批卞仲耘大会以后，工作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是组织人力梳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为最后的组织处理做准备。但是，反对工作组的部分教师、学生不吃这一套，他们认准了工作组对待当权派卞仲耘的态度是假批判真包庇。高三4班13人贴大字报揭工作组保皇，她们认为6月22日全校大会是假斗卞仲耘，空洞无内容，未触及一根毫毛。后来以反工作组的教员为主体成立的战斗队“星火燎原”在当年晚些时候编的“大事记”中，用这样的文字形容工作组：“张世栋让各班对卞仲耘的问题编辫子，工作组的用意昭然若揭，卞的问题可以作总结了，不必再深入揭发了。”
6月25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被反对派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瞧这题目，显然比就事论事地反工作组更高一筹。大字报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梁的父亲是空军首长，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其中小F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被批判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在班里受到孤立，但是梁二同没有歧视她，愿意带着她一起革命。于是，她选择了跟着梁反工作组。小F觉得有梁二同父亲这样的老革命帮助她们，她们一定不会犯错误。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第一条罪状是“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罗织的罪名，不仅会哑然失笑。而在1966年6月，却统统属于反动言论。
譬如在“宣扬智育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条目下，卞校长认为：
☆ 学习是主要任务。学习不好就是政治不好。
☆ 教学不能受任何干扰。女附中之所以出名，就是升学率高，这是抓业务的结果。
☆ 不要讲空头的政治，不要当空头政治家。不抓业务，就要在政治上被人推翻。政治活动多了，轻视教学，同样政治不对头。
☆ 对革命干部子弟说：“革命热情要落实在学习上，书必须读。一个国家的干部，成分再好，连一个专家也没有，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团员有当专家的愿望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
譬如在“抗拒教学改革，反对半工半读”的条目下，卞校长说：“我对教改就是稳。”要求语文组“要稳，要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语文课讲毛主席著作，只能讲篇章结构，不能讲成政治课。”要求数学组 “教改要实事求是，不搞花样。”“要培养出几个象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对于当时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所谓教育改革，她说： “我校是以半工半读精神进行教育革命，而不是向半工半读过渡。”她认为学校一没有生产资料，二没有产品销路，“要实现半工半读，还要一百年。”“全成了劳动者那工人农民干什么去？”要学生学习“居里夫人”。对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的学生说：“几十年后，别人都成了什么‘家’，而你们还是个普通农民，可别后悔!”
譬如在“阻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条目下，她说：
“女附中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还是考大学吧！”“女孩子上山下乡不方便。”“政治挂帅，健康第一，学习为主。”“苏联虽然修了，教育方法还可以采用。”“苏联之所以科学发达，还能造出人造卫星，……是因为对知识分子重视，对他们生活关心，给他们创造好条件……。”“一个国家想要科学发达，光想政治好，而不突出业务，根本办不到。”
她还被指控“多次埋怨党对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不重视，不信任，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她在校外选教师“要高材生，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划不清界限。”
第五条罪状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污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举了卞校长大骂工农兵学毛选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婆婆骂街。辽源煤矿家属介绍经验，她说让主席语录进课堂是“花样翻新”，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
不读革命书，专读古书古诗，进行研究等等，都是“罪状”。
……总之，所谓八大罪状，纯粹是一地鸡毛。
写到这里，我必须暂且打住，向卞仲耘校长致以崇高的敬礼。
遥想当年，我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儿，走进师大女附中的课堂，以后三年里从来没有和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也不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校长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1966年8月5日下午黄昏时分，被弃于一辆木推车上，我亲眼看见她的身上盖着长把大扫帚、茅坑的带把木盖子，稀便顺势流淌到地上。当时，后操场一片静悄悄，闯祸的学生早已逃之夭夭。当晚9点，她在邮电医院不治身亡。今天看到这些将校长置于死地的所谓罪状，我心潮难平，忍不住流下眼泪。穿越时空，我在这里认识了校长，一个抗战时期秘密加入中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辗转敌后坚持读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她的真实、坦率、实事求是，她的思想、智慧、价值观，穿越48年的时空，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卞校长，请接受一个学生迟到48年的歉意、敬佩和怀念。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良心、没脑子的白痴？这些还不够，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员还要求更狠更猛地向她开火，她怎能有活路呢？
6月28日，邓榕向工作组传达了父亲邓小平的意见，主要精神是尊重工作组的领导，对反工作组的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展开“辩论”，如果她们要坚持就让她们“放”,就让她们“暴露”,要恢复党团生活，团的组织可以改组。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工作组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他们也痛感到，必须暂缓对卞仲耘的下一步批斗计划，而把与反工作组学生的斗争放到当务之急。
有一条原则永远适用，那就是，反对现任领导没有好下场。纪事之三《慌张的校园》写到，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2日一早，给校领导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她们立即被隔离，被轮番地警告和拯救，如果她们坚持下去，就有滑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反对学校党组织，就是右派分子，这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划界。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代表的是党中央，支持刘进等的革命行动，她们随即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力量，学生骨干，自动回归正统。而当初支持她们的一些同学，两周后就与她们分道扬镳，又投入反对工作组的斗争中，成为新一轮右派学生。
其实，胡启立在1966年6月8日的一次报告中，已经有言在先。他说，工作组属于新市委领导，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下来。团中央干部属新市委中学工作组，工作要向新市委汇报。如有缺点，可提出批评，但工作组的布置、制度、决定要执行。
校领导执行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新北京市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反对校领导是革命行动，反对工作组就是危险的右派行为。
批斗卞校长大会后，李黎黎、梁二同等学生还去广播电台告工作组的状，她们送去揭发材料，要求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康生、江青、王光美接见。她们的材料，转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手里，胡克实转交胡启立处理。胡启立了解到，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虽然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但也有例外，譬如李黎黎的父亲在反右倾中自杀，高滨滨是高岗之女、俞慧声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之女 、杨团是前北京市委常委、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杨述之女 。黑帮子女混入其中，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必须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认真过细地做工作，整体上去分化瓦解，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胡启立亲自组织反击，部署左派力量分头出击。毕竟，大多数人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工作组几位干部每天分别找反工作组的学生谈心，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启发他们具体谈一谈写大字报的过程。如果是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他们认为带头的学生，主要是高三年级的梁二同、李黎黎、王南芬三位，分化的结果，就是把她们三人孤立起来。
四个月后，工作组早已撤走，“星火燎原”联队编的“大事记”还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经过十多天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反工作组的许多同学都被迫放弃原来的观点。”
虽然大家都认为工作组袒护校领导，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但是背景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是高三4班13位干部子女集体认错，她们反对工作组，完全出于共同的认识，与外界无关，也不曾受到海淀区中学的影响。
梁二同等，因为背后有军界支持，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她们对工作组的劝告置若罔闻，干脆就不到学校了，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自己干革命，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者去海淀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中学活动、交流。7月初，受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影响，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清华附中卜大华记得，在7月23日军训前，女附中“红旗”去过他们学校多次。
有两个反工作组的高一学生，常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那里反对工作组的声浪很高。她们去找蒯大富，他表示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后来，蒯大富还给她们写了信，信上要她们“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因率先炮轰工作组，号召“夺权”而被驻清华大学工作组定为“假左派、真右派”。 身处逆境的蒯大富，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他在信中激昂慷慨地说：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是把世界利益放在第一位，心里始终想着正在战斗、正在流血、正在受苦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始终想着中国人民，想着党中央、毛主席，他不怕天，不怕地，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他们最懂得策略，善于团结群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革命左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权斗争。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脑子里想的是夺权，但绝不是搞个人野心，当“大官”。你们学校的权在学校领导手里，你们和他们斗，把他们冲垮了，今天，工作组接管了你们的全部权利。那么，每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考虑，工作组能不能代表我们，能不能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代表我们，则我们热烈地拥护，如果不代表我们，必须再夺权。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且不能等闲视之，糊里糊涂。
工作组是否可侵犯？工作组是帮助搞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他坚决执行中央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处处为革命群众撑腰，处处打击黑帮分子、保皇派的气焰，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这样的工作组就该拥护。反之，工作组像小脚女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处处压制放，不为左派撑腰，反长右派气焰，这种工作组不能领导，应该赶走。“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是反动的，“不许贴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反动的。毛泽东思想，具体的，毛主席的书、《人民日报》最近期社论，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的最高指示。符合这个，我们就照办。违反这个，我们就反。根本违反，我们就要斗。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人派来的工作组，一定要和他们斗。把他们斗臭、斗垮、斗烂，再赶走！
蒯大富大义凛然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豁出一条命。
老蒯还对“保皇派”的本质做了概括：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和拉相结合，分化瓦解左派力量。具体来说有五条大棒：1、“放”，实际上压制左派放。2、反动右派学阀过分强调政策，准备细致，主张合二而一，改良主义。3、先立后破。4、纯学术讨论(回避要害问题，引向枝节问题)。5、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混战一场，抓住左派不放。
胡启立闻讯亲自到其中一个学生家，说服家长动员孩子交出蒯大富的亲笔信。后来那个学生把蒯大富写的信拿给工作组看，天真地说晚饭后一定要把信再还给她。得到这封信后，工作组认为揪出了幕后的反动分子，立即抄送胡启立和胡克实，胡启立奉命亲自把信送交邓小平办公室。胡克实说：“你们工作组没有组织批判反工作组的同学，而是通过政治工作让他们起义，这是平津战役中的北京打法，经验值得好好总结。”
左派和右派，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刚懂事就知道其含义的两个名词。左就是好，右就是坏。文革让它们的内涵外延充分扩张，今天是右派，明天也许就是左派。反之也一样。到了当下，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
左派，还是右派？永远是个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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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八：邓小平的“文革”

自从工作组一个月前进驻师大女附中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一直通过小女儿邓榕和工作组保持沟通，对学校的运动进展了然于心，不过，他仍旧需要当面和他们谈谈。
1966年7月5日上午10点左右，一辆团中央的小车开进中南海，车里坐着胡启立、张世栋和学生代表刘进、宋彬彬。后两人是邓小平点名邀请的，他虽然不认识她们，可是和她们的父亲很熟。解放初期，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刘进的父亲刘仰峤是西南局副秘书长（秘书长空缺），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云南省委书记。
到邓家当面汇报工作，让张世栋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地位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同志。好在有上级胡启立同行，他若有遗漏，胡可以兜底。当时室内只有6个人，邓小平卓琳夫妇和4位客人。卓琳给大家倒水让座，一一自我介绍。
刘进记得，那天邓小平一听介绍，就对她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她心头一热都不知说什么了。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她的父亲主持工作，仅仅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学校和家只一路之隔，可工作组来后，刘进跟着他们天天忙得团团转，根本不回家。有一天，有个同学告诉她，你爸爸出问题了，赶快回去看看吧。她回家一看，高教部大院小院里铺天盖地都是打倒刘仰峤的大字报，她大吃一惊，不明白父亲怎么转眼成了黑帮。几个认识她的造反派立即揪住她，要她当即表态。她说，我相信组织，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审查、做结论，他是他，我是我，我还要革命呢。现在，邓小平都说父亲是好人了，刘进怎能不激动？胡启立、张世栋是怎样开始汇报的，她都没有听进去。
汇报由张世栋为主，胡启立补充。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工作组在校开展工作的情况，张世栋一一作答。当他讲到在批卞仲耘的会上，有一个人（袁淑娥）上台控诉了很长时间时，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她不是学校的人，她是过去在疗养时认识卞仲耘的。她的控诉很有煽动性，当时就引起同学们很大的愤怒。”邓小平听后说：“这是个坏人。”
听完汇报，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2006年2月，刘进和宋彬彬家访张世栋时，张说：“胡启立做了这次谈话的记录。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回答小平同志的问题上了，没有做记录。当时，我看你们两个人一点也不紧张，两人还说话，我想这两个孩子还真随便。”
网上流传着一份内容详实的《邓小平7-5接见讲话》，如果属实，出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胡启立。胡启立在1967年初的大字报《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里，“揭发”了邓的部分谈话内容：
7月5日，邓亲自找了我和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组织辩论会。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邓又问: 多少人反对工作组？同学答:还有二十来人。邓问：你们全校多少人？答：一千六百多人。邓说：一千六百多人对二十人没关系嘛！
请看，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的丑恶面目。邓小平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真理和是非的？革命小将打在工作组身上，疼在邓小平心里，邓是多么恶毒地决心把革命小将打下去。
强调恢复党团组织，妄图控制革命群众运动。邓小平谈话中几次强调要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他不是要在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精神的旗帜下恢复，而是要恢复到彭真黑帮控制下的党、团组织的老样子。恢复党团组织是假，妄图控制革命群众，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真。
邓小平唯恐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下的党团组织被冲垮，竟恶毒地说：“如果这次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垮，那是胜利吗?”这是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射向中央文革小组和直接射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支毒箭。
邓榕在1967年4月的一张大字报中也“揭发”了父亲。（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发表文章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经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6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
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后来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看着上述“揭发”，不禁心生寒气。那是一个什么时代？为了紧跟毛主席干革命，人人都是翻脸不认人，时刻准备着！
刘进记得，张世栋汇报17日、25日两次学生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宋彬彬记得，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他还说老师们都是好的，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宋彬彬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邓小平的“文革”理念，具体到女附中代表的北京中学，即：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进行。尽快恢复党团组织的正常工作。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老师们都是好的，要尽早解放她们，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只是教育问题。禁止成立红卫兵一类非法学生组织，要说服教育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对极个别“右派”学生运动后期做处理。
邓小平怎么能想到，毛主席的“文革”很快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开始他跌宕起伏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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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九：以革命的名义，学生斗学生

7月5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遵照邓小平上午的指示，动员和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要不要争夺工作组的领导权”的大辩论。
高二2班罗治的笔记详细记录了工作组组长张世栋的动员讲话。为什么要开展这场大辩论？我校存在着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我校的反映。这个矛盾和斗争不解决，我们的运动就不能很好地开展。我校工作组有缺点，大家批评，我们热烈欢迎。但我校有些同学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围了。他们把和我们的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把和卞仲耘的斗争说成是大阴谋，把我们运动计划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甚至有人说：反党我也要干到底。由此看来，这些已经超出提意见的范畴，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为了帮助争取他们的转变，做了必要的等待，也做了各种工作，经过大家的帮助和她们自己的学习，已经有些同学转变了，做了检查。但仍然有少数同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工作组是不是革命的，要不要赶，是不是敌我矛盾，这些都要辩论。对她们我们要做工作。应该指出，她们过去帮了敌人的忙，犯了立场性的错误。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她们转变过来，和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她们应该赶快悬崖勒马。我校这种矛盾不是孤立的，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联系的。
他还讲了大辩论的目的，是弄清是非，教育群众，加强团结，巩固领导。有的同学以为辩论是要开斗争会，要把有些同学打成反革命，我在这里郑重宣布，不是要开斗争会，不是要把同学打成反革命。辩论的宗旨是增强团结，李黎黎、王南芬、梁二同她们有问题，但和我们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她们要团结——批评——团结，对其他人更要这样。到现在为止，李黎黎表示要检查错误，只要你好好检查，揭发有关人的问题，这样你就是好同学，希望你见诸于行动。现在王南芬也表示自己有错，我们表示欢迎，也希望你见诸于行动。对你们来讲，就是检查错误，改正错误。我们主要看你的行动。到现在为止，拒绝参加辩论，没有一点表示检查的只有梁二同一人。我们希望你接受党的教育，转变过来。因此，我们重点的重点是梁二同，对梁我们希望她检查改错，对她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要做到“不戴帽子，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人，不要围攻。希望她参加辩论，但参加不参加，由她决定。”
辩论会的安排，先讨论她们的大字报，然后就可以写大字报反击。具体讨论：（1）问题是由谁引起的？（2）她们的矛头指向谁？（3）梁二同等人是不是偶然孤立的？（4）工作组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应不应该夺工作组的权？
辩论对象高三4班李黎黎（代表13个同班同学）、高三1班王南芬（代表9个不同班级的高中生）、高三3班梁二同（代表18个高中生）。7月6日，在工作组的布置下，校园内贴满了全校师生批判、指责梁二同三人的大字报。7—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约80人现场参加，全校则以听广播为主。
三人中，唯梁二同不到学校，拒绝参加辩论。据高三年级一位校友回忆，梁二同在空军大院因反工作组而赫赫有名。她反工作组的行为在空军大院发生争论，空军机关分为两派，内部一开会就说到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这件事，这些中层的，并非最高级别的干部开会，居然讨论该不该支持她。邓榕在大字报里也提到，父亲邓小平听到梁二同坚决反工作组时，曾经要秘书打电话让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转告军界有关领导，不要插手女附中的运动。梁二同是我们姐姐班的同学，她给我的印象朴素、低调，总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我还听说她高中毕业了（66届高中生）还没入团，这在干部子弟中很少见，可见她的特立独行。她发起组建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直坚持到1967年夏天，还在我的日记里出现过，那时，一哄而起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却早已烟消云散。
人的记忆虽不可靠，却常常以画面出现。我记得有一次从高三3班教室门前经过，恰巧看见一群同学面朝里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指责着谁。我也挤进去看热闹，发现被围在中间的是小F，她是梁二同团队里为数极少的非干部子弟，因“白专”被讥为想做居里夫人。小F坐在中间的椅子上，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头发被汗水黏在前额，目光冷傲，说话口气毫不示弱。坚持以强硬态度对抗工作组的梁二同可以不来，但是小F没有梁二同的“资本”，她躲不开“大辩论”。
受到围攻最严重的当属李黎黎，6月17日以高三4班13人为主的第一波反对工作组大字报的第一个签名者。她们13人最终都承认了错误，回到“正轨”上来，但是李黎黎被彻底压垮了。我至今还记得她的娃娃脸和娇小身材。辩论会后不久，她成为哭笑无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两年后大病初愈的李黎黎下乡到北大荒农场，又确诊患上红斑狼疮。1969年夏，她回京探亲，返回农场的次日因服药过量，不幸去世，年仅22岁。写这些字的时候，李黎黎仿佛就坐在我的桌旁，她会感觉到我的心痛吗？
王南芬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有很高威信。我那时虽不认识她，却一直敬仰她具有的学生领袖范儿。我也记得王南芬只身战群雄的场面。我没有机会和王南芬谈起往事，但是我懂得，只有经历过，才知道成为众矢之的的滋味；只有被伤害，才知道那个伤疤一触就会流血，不管时光流逝了多少年。
三天辩论过后，召开了总结大会。当时有清华大学同学来作报告，说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反革命”。工作组一位副组长讲话，说我校反工作组的幕后人物是“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张世栋作总结，认为“辩论会”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辩论壮大、教育了左派队伍，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女附中的领导。与此同时，恢复党团组织。成立新的党总支和临时团委。7月12日，由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刘进在讲话中强调：革委会要把学习毛著当做第一件大事，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来学习、宣传、运用。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绝大多数，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她还就学毛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每天8－9点进行“毛泽东思想万万岁”的广播，9－12点学毛选，9－11点自学，11－12点可以相互交流，等等。
革命委员会设委员15人，其中初中生3人，高中生9人，教师2人，职工1人。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联队，当年十月张贴的《大事记》对“革委会”表示了不屑，称：工作组违背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而是一切包办代替。匆匆恢复基层党组织，以便进一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
接着，各班级也展开“反夺权”的斗争，并让老师回到各班级参加运动。
这时，我所在的班发生了一件事。（我在纪事之四《谁主沉浮》中写到，我班核心小组“5个人有四个是团员，唯一一个非团员也有过硬之处，她的伯父是开国上将，一个月后她‘火线’入了团。”我想她应该是核心小组里的二号人物，暂且叫B吧。）B同学要“火线入团”了，以前不同意她入团的干部子弟们，鉴于她运动中的积极表现，现在必须热情欢迎她入团。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个团员，一个是干部子弟，另一个出身平民。她们说，B要火线入团了，我们几个都觉得运动开始没几天，平时入不了团，现在凭什么就能入团？颇不以为然。我说，不同意就别举手呗。这成为我后来的一个罪状，许多年后我理解了B对我的愤恨。我班干部子弟文革前基本都已发展入团，她却被挡在外面，现在要火线入团，这是莫大的光荣和骄傲。我对她的不敬，确实伤害了她。
七月中旬，我们班也像别的班一样，抓了“夺权分子”，就是我。说实话，年深日久，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早已释怀、淡忘，也不记恨任何同学。之所以要说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年轻人，文革的荒唐，让鸡毛蒜皮也能变成投枪和匕首。
（1967年初解放军进驻学校后，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我在一篇日记里回忆了几个月前的事情，如下）
7月14日，我还高高兴兴的，到了7月15日就一下子翻了个，掉入地狱里去了。我们战斗组当时是6个人，对核心小组挺不满的，觉得她们高高在上，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还没斗我之前，核心小组就有人告诉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说我们发展下去是危险的，要夺权。7月14日，在如何对待班主任的问题我们和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我们就学毛主席那段语录：“共产党员对待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她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她们就特强调斗争，当时一个同学就叉着腰（B同学）气哼哼地说：“毛主席说的，就是应该团结、斗争、团结！”毛主席所说的斗争，才不是把××斗一通让他低头认罪、教课怎么放毒等等。后来她们又批判温情主义，当时核心组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压力，联想到以前提意见的情况，我就觉得干部要整同学，而且干部和同学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后来我就说了。
于是，7月15日午饭前，核心小组A同学走到讲台前，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在背后击一猛掌！然后她宣布，下午我们要给冯敬兰开一个会，你已经到了悬崖边，非常危险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拯救你。
下午的会大约开了两个钟头，我被揭发的严重问题有三，1、核心小组不是选出来的，是自封的；2、对核心小组B同学火线入团，鼓动团员不举手；3、平时我还说过某个干部子弟娇气、劳动不出力。这些被上纲到要夺权，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余下的揭发全是鸡毛蒜皮。一个同学站起来表示现在才认清我的丑恶嘴脸，很痛心。一个同学很胆小，站起来迟疑了一下，说我偷看《参考消息》。还有的揭发我特别想看《红楼梦》；说过小说《艳阳天》里地主马小辫、富农六指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马大炮写得最好。有个同学鄙夷地说，沙柯莱（语文老师）就喜欢她这样的人（因为老师有历史问题，被坏人看重，故证明我也不是好东西）！说话尖酸刻薄，清高孤傲，你有什么了不起？等等。B同学仿佛受到我的迫害已久，几次愤怒地跳到我面前，粉面含威，叉腰指斥，将揭批推向高潮。我心里不服，觉得是小B泄私愤，可是任你有十张嘴，又能奈何？还得低眉顺眼地忍受她。
我们真是冤家对头啊！从初一开始，我俩就在一个小组，B时常找茬欺负我，我也不喜欢她，一是看不上她老撒娇，二是反感她总把“我伯伯（bai）”挂在嘴上。有一次劳动课，我俩抬一付筐，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我小学特恨我们班一个女生，因为你长得特像她，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恨你了。当时她的坦诚感动了我，觉得她也挺可爱的。没想到以后还是老样子，她照旧恨我，眼神话语照旧不友善。忆苦思甜课后，她会指着我鼻子质问，你为什么不哭？我的作文《驳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反华言论》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讲解后，一下课她就跳到我眼前，扬着下巴眨着眼睛说：“好哇！你敢称毛主席同志？你算老几？！”类似的事情防不胜防，我特别怵她。文革开始后，她作为上将的侄女，地位陡升，耍笑我更是小菜。因为我又高又瘦，她说：“瞧你那德行，两条大长腿，偷越国境倒容易，长腿一撩，就迈过了界桩！”1967年初军训开始，她还不改对我的歧视。有一阵只要她看见我，四周又没人，就会小声叫我：“小偷！小偷！”我偷你什么了？她说，军毯，你还我军毯！虽然我已经不怕她了，但是让同学们知道了也是说不清的事情，我只对好友小六说过。过了一阵，小六告诉我，B的姐姐去外地串联拿走了她的军毯，给她送回来了。到此为止，我顶替B最恨的小学同学，忍受她的欺负才告结束。今天，写出这些事，如果B同学能够读到，我希望你我一笑泯恩仇，彼此谅解，不再互相记恨。
从那天以后，我就被孤立了。平时要好的同学，眼睛不会和我对视，几个人正在说笑，我一出现，立即冷场。只有小六，悄悄对我说：“你也不用背包袱，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小六，你不知这句话给了我多少温暖，让我记忆至今！
又过了几天，有人叫我去楼梯旁的一间小库房去，一进门就看见她们坐在一圈课桌上，正等着我呢。我被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又挨了一顿训斥，大意是说我们明天就要去军训了，你别以为没人管你了，你的一言一行我们都知道。
哦，她们要去军训了！我心里有一种解放了的窃喜。7月23日，大队伍开拔去了河北南部的邢台，听说要去军训一个月。我和二三十个同学坐卡车去了郊区农村。原来，我并不孤立。在反夺权斗争中，各班都有被整的同学，我们成为这个夏天里，女附中的第一批“贱民”。
或许邓榕对她17岁那年春天给父亲邓小平贴大字报的行为，会追悔一生。不过，大字报说出了邓小平的“文革”，就是反右运动的延续。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的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邓榕（原载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１９６７．４）
邓榕详细写了她如何遵照父亲的指示，整治同学的经过，并致以真诚的道歉。邓榕的道歉，应该是高干子弟为文革中的激烈伤害行为，最早的道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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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文革即将结束,突然惊天逆转

连续三天的全校反夺权辩论会和各年级的反夺权斗争告一段落，学生中的左中右界限分明。
7月18日，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分别进行集训、军训的动员，除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放暑假外，全校师生兵分三路，各司其职。少数骨干学生参加在马神庙小学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学生去郊区农村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某部队接受军训。时间一个月。然后就准备新学年开学，正式复课。从工作组到老师学生，大家都以为文革即将结束了！
7月23日，集训、军训、下乡劳动三路人马全部离校。因为小学已经放暑假，工作组遵照上级安排，借用了阜成门外白堆子的马神庙小学，作为女附中老师们的集训场所。张世栋在集训动员中，希望教师放下包袱，自觉革命，珍视机会，利用形势。他说，这一关如果过好，至少可以保几年、甚至保一辈子永不变质，革命到底。他的话后来被反工作组的老师组织（即后来的星火燎原战斗队）指控为“公然大反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唱反调”。
集训严格按照“四清”的做法，从校领导到普通教员，全部“上楼”，再分头自我检讨，逐一过关“下楼”。所谓“上楼”，即先定你是有问题的人，通过挨个检讨（即洗手洗澡）、过筛子（甄别），确认你是好人、比较好的人、有问题但是“人民内部矛盾”、黑帮，共分四类。过关解放，称“下楼”。出身好，历史单纯的年轻老师很快就下楼了。有历史问题、出身不好、资历长的老师，下楼肯定费点劲，最终也会过关。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已经说过，女附中的老师都是好的、有水平的，批一两个即可。最后卡住的，即第四类干部，一定是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这没有办法，运动就是要整她们。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胡志涛校长在文革后写的《“八五”祭》中概略写了集训的情况，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
卞仲耘校长在集训开始前，给工作组写信要求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袁淑娥对她的造谣诬陷，二是关于“武装政变”的问题。她特别强调了袁淑娥破坏女附中运动的情况，她此前送给工作组、团中央的材料里已详尽写了，并请求调查处理，不知调查的结果如何？怎样处理？卞校长在信中悲愤地说，袁在我们宿舍区捏造谣言，继续发生影响：附近的孩子们见到我就按照袁的大字报上的话辱骂我是“反革命”、“大右派”，打骂我的孩子。袁布置邻居监视我家进出的活动。袁过去在我校大量散布谣言，在学生中影响很大。现在就要放假，希望工作组加以澄清。另外，她还希望能够有看大字报的自由。
1966年7月24日，卞仲耘再次致信工作组，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集训指示。“我一定按照报告中所说的去做。在党和革命师生的帮助下，不顾一切，投身到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去。有什么错，就检查改正。有什么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就批判，把它斗臭、斗倒。作一个永远听毛主席话、跟毛主席走的好党员，决不半截革命。不论党和革命师生对我怎样揭发、批判、斗争，我都接受。”她希望工作队、党组织帮助她一把。“我决不辜负党这些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是革命到底的。”
可是，谁都不知道，毛主席在7月18日从南方回到了北京，7月24日决定撤工作组，一切都推倒重来。不仅各级领导干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自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邓小平从中央开会回来，告诉家人撤工作组的事，说：“大学撤，我同意，中学我不同意。”据说邓榕在集训期间两次被母亲叫去谈话，邓榕也说过：“大学可撤工作组，中学不能，因大学是十八岁以上的，中学是十八岁以下的，还要辅导。”邓小平对中学即将“群龙无首”的严重后果忧心忡忡，可是伟大领袖并不在意，他及时发现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和群众运动，极为震怒。真正的厮杀即将开始。
星火燎原联队当年十月张贴的《大事记》如此回溯：
7月26日：我们伟大的舵手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作出了“撤走工作组”的英明指示，指出全国的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拨正了航向。
7月28日：下午原定的洗手洗澡中止进行。晚上一部分师生进城到音乐堂开大会。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参加，肯定北京四中的倡议（关于要不要保姆˂即工作组˃问题），给广大革命师生以莫大鼓舞。在马神庙传出了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的倡议信，要点是：Δ革命的路自己走，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辩论革命师生要不要工作组。Δ罢胡启立的官。Δ军训、集训暂停，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此时，有些同志冲出集训的“牢门”到北师大，大抄中央文革首长讲话。工作组在集训期间使教员同志不能及时看到报纸、不能及时听到广播、不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的阴谋宣告破产。工作组不得不支持参加辩论会，但又提出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指定的革委会领导，工作组当参谋，企图幕后指挥，贯彻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
7月29日：上午十一点从马神庙返校，集训的大阴谋彻底破产。
同一天，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万人大会，女附中以刘进为首的、工作组依靠的“正统派”学生骨干参加了大会，其中也有邓榕。她们记得，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了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实际上只有参加集训的老师学生参加），先放了7月29日人大会堂领导讲话，接着宣读了中央关于撤销大专学校、中学工作组的决定，随后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今后，学生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干革命。从进驻到撤离，工作组工作了50多天，但是张世栋和主要成员为此却被批判了五个多月。
而在邢台军训的大队人马还蒙在鼓里。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军训期间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长关心学生，学生之间没有隔阂，没有人因为出身问题受歧视。军训中止，说走就走，同学们都很惊讶，有的人还哭了。军训原计划一个月，谁也没想到一个礼拜就撤了。
带队军训的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也很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尹斐（高二四班学生）是学生的头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没有车来接他们，王润芝率领着数百学生走回学校。一看校门口、校园里，到处贴着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王老师完全懵了，满脸错愕的表情，给初三三班学生叶维丽留下难忘印象。她记得大家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到了学校一看，整个校园面目皆非。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我属于那拨下乡劳动“有问题“的学生。对于去了郊区哪个村，同去的有多少人，已经基本想不起来了。多年来脑子里只留存了一个场面。大概是到达村里的第一夜，我们集体睡在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半夜我被惊醒，听到房顶上有脚步声，院子里也有人大声说话，屋里的灯明晃晃地亮着。我的第一感觉是，真把我们当专政对象了。睡在我旁边的同班同学小M正和衣靠墙坐着，似乎还没睡呢。我问发生什么事了？你干嘛不睡觉？她一脸正气地说：我是负责监视你的。我觉得很好笑，你自以为高人一等吗，还监视我？看她冷冷的表情，我不怀疑她事先接受了监视我的任务。她们歧视小M，不让她军训又给不出理由，就以让她监视我为由，去乡下劳动。是小M自己拿鸡毛当令箭了！我心里颇瞧不起小M，翻身不搭理她，继续睡觉。
小M来自单亲家庭，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艰苦的生活。她聪明、善良，单纯，学习刻苦、上进心强、积极要求入团，当过学习班长和外语课代表，但有一样不好，就是一根筋，凡事咬死理，总爱弄明白“意义”。她自视甚高，却常遭同学耍笑，自己还不明白。有一次早晨轮到我做值日，我擦干净黑板，就顺手画了一副小M的漫画，小辫子梳的乱糟糟，衣服长的在里短的在外，裤腿吊着，斜背一个玻璃丝编的网兜，里面的书本、铅笔盒历历在目。这时她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哄堂大笑，只有她绷着小脸，径直走到座位上。当她看见黑板上的“自己”时也笑了。想到这件事，在此我要为恶作剧向小M说一声对不起。文革初期她并没被斗争过，却同样遭到侮辱和践踏，但她自己好像总是不明就里似的。对联出来后，她的课桌和我的一起被摆在教室后面的一个角落。她的家庭出身不是班里最不好，本人很激进又没挨斗，怎么老和我捆绑在一起呢？我悄声问她怎么啦？得到的是严厉的斥责：“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文革后，我曾经和她说起她的“革命”行为，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在20年前写过长散文《同窗的你》（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写的就是小M的文革遭遇和她艰苦的少年时代，后来她一直是我的朋友。
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早回来一天。学校里虽然看不见几个学生，却能感到不寻常的气氛。宿舍楼大门两旁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基本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以“自来红们站起来”、“狗崽子不许乱说乱动”之类为多，也有零星批判工作组的。我是狗崽子吗？不，我坚决否认，可是内心的惶恐难以言说。在大食堂旁边的布告栏，新贴出的大字报十分夺目，红纸黑字，字写得很好，原来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反工作组的梁二同那一派终于正式跻身学校的运动主流。我记得是两张红纸，关于加入条件，宣言郑重承诺：执行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阶级表现”的阶级路线。这些字让我心头一热，她们不歧视“狗崽子”，的确是真正的左派。
我提着小小的铺盖卷，往家走的一路，心情都很紧张慌乱。
八月即将到来。我十六岁这一年的八月，将以狂热混乱、暴力血腥和恐怖惊悚留在我的终生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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