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1-9）

tuffy05

文章来源：文化研究论坛

一

许襟

注：上回看到巴里把自己家人的文革回忆贴出来，心里想，或许我父母的回忆对于这个论坛也是有用的吧，就回家去做了小小的访谈。在这篇回忆的整理中，我把我的提问给省略去了，把我父亲的讲述连成一个整体。同时，因为我父亲的话总是那么东拉西扯，恐怕难有大家所企盼的东西，但同时又整理上来，以作为“真实”的史料罢——不过，我父亲的议论也挺多的，很多都不怎么“客观”呢。废话少说，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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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初二，具体有些想不清楚了。如果说文革后没怎么读书，但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反正以前的学习也就是混毕业的，毕业以后总能够进单位的——学校里、劳动局的都会给我们安排工作，只有少部分的人去读技校什么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过。

文革的开始是从北京那里传来的，据说北京有“第一张大字报”了，学校里总有人传的。于是我们的学校里也就有了红卫兵组织了，当时好像是两派，一个是“毛泽东思想”，0一个是“毛泽东主义”，我看这两帮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总之是上面的人斗来斗去，我们小老百姓也就是跟风，凑热闹。当年上海的工人的红卫兵组织有联司，和一个上海工人纠察队，斗来斗去的。我当年亲眼见到上海体育学院的上体司和运输公司的斗，一个关了门，一个就用水龙头冲水，还拿着棍子打人。打死人没看到，但是打伤的不少。我觉得文革其实就是上面的人在夺权，所以有这么多的帮派，打来打去。说真的，老百姓真的只是凑热闹，比如打架，上去打的不少，打伤的不少，可是真的打死的就没有了，谁要是真的被打死了，就真的是戆大了。

再说我们当时做红卫兵的时候，学校里不上课了，也不去学校，老师也不吱声，每天都会有组织里的同学来通知去抄家，抄哪家的家。那些抄家名单都贴在墙上，这些人家看到我们来，动也不敢动，有些还趁着半夜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的扔到马路上的倒粪池去，往往每天早上能看到好几个金戒指。我们抄了家以后就把抄来的交给“组织”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后来听说北京那里串联了，于是上海这里也开始串联了，不需要组织，带一点钱，一张学生证，一些全国粮票，就上车了。串联时，我先是到南京住了一个月，也就是玩了一个月，吃饭只要交粮票就行。然后是66年的十月来到北京，住在永定门那里的一个兽医站，离天安门不远。吃住是每天交三毛钱，吃大锅饭，吃馒头。还有人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接见那天，我们五点就起床了，十点的接见。天安门那里都有警卫安排我们排好队，站在那里，就看到远远的有摩托车先开过，再一辆一辆的敞篷车开过，上面有人挥着手，根本看不清是谁。我没有很激动，其实也不过是来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是来“见识”一下的，激动的人也有，但也只能这样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次接见好像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完之后就不允许我们串联了，安排我们回去了。

回去之后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在我们之前也已经有过了，支援新疆，这些人现在年龄大概都要在60以上了吧，还有上海的很多工厂也迁到外地去了。我这一届是67界，68、69一片红，全都要下去的。我们当时要是两个小孩，还可以工矿和农场选一个，不去的话学校天天喇叭来叫，再不去的话，家里大人的单位也不让上班，只有独生子女、残疾的可以不去，残疾的工作就去生产组。

后来我就去了江西插队，去的地方是自己挑的，想想江西是鱼米之乡，就去了。去了才知道那里是很穷的。当时坐火车去，到了之后还要坐车一天到，是晚上到的，当时村里的人全拿了火把，来看我们。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城里人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人连火车也没有听说过。刚到的时候，真觉得这地方真的和野人的地方一样，他们说的话我们全听不懂，当地的男男女女都赤着上身，只有那些没有出嫁的姑娘前面围着一个肚兜。我们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两个或三个人一间，被子衣服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我们去的这个地方还算好的，一个全劳动力每天有两毛钱，我们知青，算七分劳动力，也有一毛五，那些女的就一毛都没有了。穷的地方全劳动力只有一毛多点，甚至几分。我们刚去的时候，干的活有插秧、割麦，冬天还造水库。后来发现干不干活都一样，就睡懒觉，队长叫也不去了。后来队里给我们知青就安排了看牛，这些本来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干的，我们看牛的新鲜劲过去以后，队里又给我们安排了看田，我们看到那些闯进田里的人家养的猪、鸡，就拿棍子打，他们老乡自己不敢打，我们知青敢打。再后来这些活都不干了，整天打打牌，反正每天有1000斤谷发给我们，自留地也有，但我们不种，去偷老乡的菜、偷他们的鸡、狗。每次要回上海了，就问队长借钱。这样我去了8年多，借了500多元，都不还的。

当时的文艺活动好像没什么，公社里来放电影大约一年才一次，露天电影，是打仗的片子，名字记不得了。样板戏之类的江西人不要看的，京剧的语言，不受欢迎，也没人放。还有的活动是火车上的时候认识的知青，知道住哪里，就跑到他们的村子去玩，住两天，他们也跑过来。江西的深山里风景真的很好，纯当游山玩水。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从上海带一个小的半导体去，半夜放在耳朵边上听，其实也就是听听音乐，听听新闻，“敌台”之类的也收到过，但没什么意思。老乡到我们这里来串门的，主要是队长，来骗我们的烟抽。

当年的日子其实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就是没有钱，要是在上海工作的话，有工资。我是78年4月回去的，当时的政策是两个知青回去一个，我妹妹当时在安徽插队，后来嫁到启东去了，我就回来了，其实后来都回来了，只有和当地人结婚的没回来。和当地人结婚的都是女知青，在那里待那么多年了，一般也就嫁了。男知青千分之一才有跟当地人结婚的。一结婚，就算当地人了，要干活挣工分，还有养猪，多累。本来说是我们只去两三年的，体验农村，没想到去那么久。老毛本来的用意是好的，就像现在的学农一样，体验一下，但是后来他也老了，生病了，这个事情也搞不动了，所以后来的人才没下来，肯定又是上面的官在斗。要我们走的时候，有些人借钱太多的还不让走，说是钱还清了才能走。后来就有人作调解工作了，说知青什么也不会干，留着的话还要吃粮食，他们也不会干出钱来的，每年吃掉的也要几百块了，留着只有更加不合算，于是就让我们走了。说实在的，我们去那里，老乡们最倒霉，我们真的是不干活的，吃他们的粮食，还问他们借钱。但我们也浪费了时间，技术没有，到了现在，体力也没有，弄堂口那些下岗吃低保的人，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说干活没有技术，累活也做不动，怕苦，还是吃吃两三百的低保等退休了。

有人说文革让中国倒退了十年，我对此很矛盾的。当时外地人来上海都要办临时户口，户籍警成天弄堂里盯着，卖个东西都是投机倒把，可是治安好，没人偷东西的；现在么电视机都普及了，东西也好了，可是上门抢劫的都有了。很矛盾呀。

二

尤登子

问：先介绍一下文革前家里的情况吧。
答：我们家在上海。当时我阿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我父亲肝炎，长病假。不过当时单位好，医药费全报，每月还有二十块补助。母亲在里弄生产组做工。我读小学，家里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我放了学就帮我妈做围巾，时间做长了，再加上光线不好，视力都做得下降了。

问：当时吃穿方面怎么样？
答：凭票买肉，各家差不多。有时候我买菜就5角钱当家。那时候胃口也不大，勉强吃饱，谈不上营养。生病才会买牛奶苹果，跟现在没法比。衣服嘛，叫“新阿大，旧阿尼”（按：上海话阿尼就是阿二），姐姐穿好过两年给阿妹穿。不太买新衣，过年时候请裁缝做。不讲究漂亮，那时候没这个观念。

问：你怎么知道文革爆发的？
答：我看到弄堂里比我大几届的人跟红卫兵串连以后知道的。

问：串连是什么？
答：就是爬火车全国各地跑，那时候不要车票，就像旅游一样。后来红卫兵开始抄家了。把那些开店的业主，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揪出来，站长凳，戴高帽，喊口号：“打倒牛鬼蛇神、不法资本家、地主婆”。那些人都是我们的邻居，平时大家也和和气气的，我还叫他们伯伯。当时已经公私合营了，他们和我们其余方面没啥差别，属于历史问题。厂里还有斗当官的。

问：批斗时有没有打他们？
答：有的。那些黑五类用皮带抽，拳打脚踢，不过伤得不重。女的还剪头发。

问：你怕吗？
答：不怕，我家里出生好嘛。我就看看热闹，后来我也参加红卫兵了，戴红袖章，，大家都参加了，还有红小兵。不过那时已经平静下来，不斗了。

问：根据你的观察红卫兵为什么要斗他们？
答：当时还是有贫富差距，那些人以前有家底，生活条件比较好，平时有点高傲，红卫兵斗他们也有种出口气的心理。

问：接下来请你谈谈上学的情况。
答：我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不大上课了，老师也不大看得到，我们稀里糊涂的。每天就在班级里聊聊天，不去上课也无所谓，最后小学毕业证书也没拿到。初一时每天一开始班长拿毛主席语录，带着大家喊：“全体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时也读两段语录。黑板上写：不读ABC，照样干革命。初二时开始上山下乡，不过我还没轮到。上课稍微恢复一点了，还上一点课。但是心散了，读不进去了。后来还学工学农。学工两个半月在灯厂，后来有三个名额去上海服装公司学裁缝，我也在里面。学农是在奉贤光明农场。

问：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吧。
答：是的。接到学校通知以后，因为我哥在外地，就在上海郊区崇明前进农场，一共呆了三年。

问：期间能回家吗？
答：隔几个月回家几天。先在大地班做。早上六点多起，出工时间要看闲时还是忙时，一般八点钟。劳动内容看季节。天没冷的时候插秧、割稻、种棉花、摘棉花。天冷农闲时开河。连队边上有几条小河，把水抽干后，男的挖河边河底的烂污泥，女的挑。开远的河还要住那边，铺草睡。天很冷，很苦。雨天泥湿脚拔不出，很苦。插秧腰很酸。插前施肥踩猪粪，很臭。当时农场里没有农民，只有比我们大的社会青年，就是那些考不取高中的，没读多少书的人。

问：农场里的食宿和其它生活怎么样？
答：10点半11点吃饭，食堂打饭回寝室。早上吃粥，有时也有饭，伴酱菜，农忙时有馒头。饭很好吃，乡下的新米雪白，没菜拌点汤汁也很好吃。蔬菜是青菜黄芽菜等，荤的有红烧肉丝、咸肉。休息天去镇上买零食。也会从家里带些咸蛋、炒米粉、香肠和炒酱。衣服回家过年时会添。农场工资24块，干部27块。我寄爸妈10～12块，剩下来的买饭吃。寝室8人一间，四张床，十几平米。没有桌子，一人一个箱子，另外自己带小矮凳。我自己还带了个收音机，晚上听电台学法文。下午两点接着做上午没做的事或者做别的事。做到四五点收工，泡水，吃饭。晚上大家说说话，结绒线，绣绣花，钩台布茶杯套。男的就吃老酒。
（之后我妈谈到新疆建设兵团，她说新疆建设兵团是文革前国家动员没考取高中的社会青年去的。有些人还赖掉了。我爸就没去。）

问：大家感情怎样？
答：也就一般性，没什么特别的。要有讲的来的，互相帮助的就成好朋友了。那时一个月休息两天，6号21号。我们休息天去镇上买点菜，大家一起吃，回上海后带来的东西也一起吃。我有时候还去结过婚的老职工家里聊聊天。

问：有什么集体生活吗？
答：一个月开一两次小队会，布置工作，谈谈近期情况。我那时候不喜欢集体生活，很想家，而且生活中互相有影响。我上铺晚上结绒线，灯开着我睡也睡不着。早上四点多就起来，我也被吵醒，苦不堪言。我跟她说过让她早点睡晚点起，开始稍许好点，后来又照旧。

问：有娱乐活动吗？
答：当时没什么娱乐活动。

问：有谈恋爱的吧。
答：很多的。男的帮女的做地里的活，女的帮男的洗衣服，可以互相帮助。生产班长很吃香，跟他好可以分配一些轻松的工作。我当时一心想上调，不想谈。

问：谈一下农场里的领导干部吧。
答：队长连长与我们一起劳动，有分配工作的权力，后来还可以选择上调。也有拍马屁巴结的人。开会很少，没什么政治活动。对那些开小差的偷懒的人班长现开销（当场骂）。班长由连部指定，让工作好的有经验的认真踏实的人做，班长要带头劳动。班长权很大，可以分配工作。分工作时也讲人情，人之常情嘛。但不会太偏，不公正的情况不大有。我后来因为表现好到食堂做，工作轻松一点。第三年底父亲去世，照顾我家情况上调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一做就十几年。

问：文革结束是怎么知道的？那一刹那有什么感受？
答：文革结束时的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觉得文革全是白搞，窝西孔。最遗憾是没读书。后来也有考试，大多是工农兵大学生。里面多数是连队干部，一个连队两个名额。像我这样的没几个复习再去考的。现在没知识没学历，下岗的也是我们。不过农村也让我得到锻炼，吃得起苦，学到些技能。还让我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自己生在城市的优越。我现在还觉得去农村呆个几年也好，但不要一直在那边，太苦了。

2005年11月

三

正平

被访者基本情况：男，52岁，1972年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后读大学，现为苏北县城某学校教师。

文革真正影响到农村是在1967年，那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说是读六年级，但是没有课本。因为课本被当作“封、资、修”统统封杀。新教材又未编成，所以上课大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后来是单行本。学得透用得活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是熟读成诵。当时我们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

随着毛主席在首都检阅全国各地红卫兵，学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太多太乱，有的甚至是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当“光杆司令”。红卫兵组织互相间拉派别、搞武斗，曾导致流血事件。我们沭阳以县中为首分两派：井冈山、东方红。他们夺过解放军“支左”的枪支，酿成血案。

直到1969年，学校才“回校闹革命”。教学以政治为统帅，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阶级斗争，淡化文化课的学习。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学校才强调文化课的学习。即使是文化课，课本也不同，比如比较客观的《自然》，里面还是有许多毛主席语录。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书读，只能看毛选，文革结束后看到《第二次握手》，听说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一看，真开眼界。

文革时期，我们这儿工农业生产不正常，出现过浮夸现象，“达纲要”“过长江”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农民处于饥饿状态，有的地方有人病饿而亡。一般人都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肩膀、肘部、臀部等部位，都加固打了补丁。小青年相亲往往是借人家的新衣服，相亲后再还给人家。平时吃饭很难吃饱，更谈不上营养价值。灾害年头，吃糠咽菜，以树皮充饥，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1970年前后我读高中，在宣传队演戏，我扮演李玉和，要到全乡各个村演出。那时大家都喜欢下乡演出，因为可以吃顿饱饭，而且是白面饼，很难得。

至于住的方面，我们那时全部住土墙茅草房，经不起风吹雨打，常常会出现房屋倒塌的情况。不过茅草房夏天很凉快。后来都是瓦房了，夏天屋顶很快就晒热了。条件改善还是1980年之后。

那时的交通工具更是简陋，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办事全部是步行，100户人家也不见得有一辆自行车，一般也借不到，更多的是不会骑车，因为没有机会学。东边庄上一个地主家有辆自行车，在挨斗的时候都是把自行车收藏在河底。

庄上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不少，那时都十几岁，相处的不错。但大人之间有很多矛盾，和现在一样，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民风倒是真的淳朴，干部有贪污的，甚至包括生产队长，但没有现在这样疯狂。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知道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人才明白过来，“九大”钦定的接班人原来也不是最可靠的。有人在文革前两三年就明白过来了，我当时在农村，许多信息不知道不敏感，知道林彪坠机身亡才感觉到文革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最惨的要数刘少奇，一个国家主席活生生被折磨死，还有邓拓、吴晗这样的学者，贺龙、陈毅等老帅，不堪回首。这场运动慢慢会有公正的评价的。作为普通的教师，我只能说这场运动成了历史，要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还是期望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发展。

四

巴里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1964年，我17岁不到，穿着军装戴着大红花到新疆去。其实心理知道是政府一手安排，但没有办法，不去不行，当时不去，兄弟姐妹就不给安排工作，每家必须要去一个。当然在公众场合，我们宣称是去支援边疆，要听党的话，也许有人真的这样想，但是我碰到的不多。

我们在火车上还是很开心的，吃吃玩玩笑笑。年轻人嘛聚在一起很兴奋。可是当火车开到甘肃的时候，大家神情有点紧张了，离家这么远，火车外一片不毛之地，心理自然有点害怕。后来到了吐鲁番下火车，兵团给我们安排食宿，当时吃的还不错，这个时候心情又转好了，痛苦也忘记了，继续赶路。路上每人发了一套棉衣，我记得到了库尔勒团场，安排去连队的那个晚上，有个小伙子唱了一首沪剧：妈妈，快快救我出火坑。这么一唱就把大家唱的哭了起来，唱的时候，连长来了，安抚我们好一会，要大家好好休息。其实当时苦是苦，但也没有到跳火坑这个程度，我知道那个小伙子是调皮捣蛋。

你69年被打成反革命。先谈谈64——69这5年的生活体验吧
这5年里主要是开荒平地，种过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强度非常大，很苦，但是我很调皮，不愿意接受劳动改造再教育。总是偷懒，给的任务完不成（要完成很累），完成了的奖励方式就是大会表扬，大多数人完不成的，做的太糟糕的就大会批评。没有实质性的批评和惩罚。我总是被批评，被舆论指责确实有压力，但是压力不大，不会影响交朋友，谈恋爱。

除了劳作就是看书了，看书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途径。当时看了一些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后来生活压力大了，反而没有时间看书。

我还每天晚上悄悄收听美国之音、台湾电台。有一个台湾的电台，有一次说：朋友，累了吧，现在听我们为你……
我一下感到很亲切，确实当时非常非常累，平时一种声音听惯了，突然听到另一种声音讲到我的心坎上了，感觉像一股暖流。

当时集体生活也非常开心，都是年轻人，在一起怎么都好玩。每天都会有集体生活，领导召集大家在一起，目的是为了统一我们思想，天天讲道理，偶尔会组织能歌善舞的知青表演文艺节目，我们很喜欢开大会，因为有节目，而且很多人集合在一起，比较热闹。我们彼此之间很愿意交流。

你是落后分子，大家还和你玩？
在当时是典型的落后分子，但是和大家的关系很好，领导对我没办法。公开场合批评，私下关系也还不错。那个时候想休息了，就装病，领导其实也知道，但是不会过多干涉，我也不会太过分，休息个半天一天就听话点。如果条子不批，那起码捣乱一个礼拜。

有些人狠狠的劳动那是因为有盼头，因为可以当干部可以入党，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想也没想过。我既不要当干部入党也不愿意接受改造。

当时的吃的如何
`有时候吃的饱，有的时候吃不饱，比如一顿饭要两个馒头，但是通常只有一个能吃。只好忍着，秋收的时候，可以去弄点玉米吃。但这是被看作偷窃行为的。饥饿的感觉比失去自由还可怕。饥饿最折磨人。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有饥饿感。更不要说什么营养观念了，吃的菜上面能漂一层油就很好了。

像现在这个时节，在新疆就只能吃大白菜了，等过年之后，只有大白菜腌成的咸菜可以吃了。
新疆一到春天，新鲜的菜没有出来，吃往年的咸菜，咸菜也吃没了，只好用黄豆磨豆腐对付过去——这是青黄不接的救济办法。（在那时，豆腐算是美味佳肴）

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领导会想办法从口里（新疆以外）调来一些咸肉，但是我们又没有钱买，这个时候，一些调皮的年轻人就用脸盆去分肉，趁人不注意，藏一块肉在脸盆下偷回来。被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理解。

亲戚也会寄来一些吃的，有时候从上海寄来香肠，几个好一点的朋友会一起分享，把香肠蒸在饭上，那相当于现在海鲜大酒楼的最高待遇了。通常都分享的，很少私藏着吃，大概也有，被发现挺丢人的。当时的年轻人还没那么自私。

有新衣服穿嘛
基本没有买过新衣服，过年只是穿干净一点的衣服。都是从上海带去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家都穿打补丁的衣服。

就这样到了69年，怎么会被打成反革命的

一次连里开大会，我和两个朋友没去，在煮羊肉吃，羊肉始终煮不熟，我到外面去转了一圈，转到会场上，看到两个人在台上，领导要把一把吉他琴没收，理由是，唱黄色歌曲，实际上是爱情歌曲。唱爱情歌曲的是上海知青，和我很熟悉，我们知青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听他唱歌，他唱的很好，好到别人说，你追女孩，只要唱半首歌就可以了。

领导决定没收他的琴，底下的老职工都说同意，这时候也没人敢发表相反意见。于是我举手发言，连队领导要我说话，我说：我觉得把琴收掉，这个办法不是积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把唱歌人的思想转变过来。思想转过来，这把琴仍然可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把他的琴收了，但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他仍然可以拿第二把，第三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转变他的思想，而不是收琴。

接着上海知青们都说我讲的对，自然这个琴就收不掉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墙上贴的都是关于我的大字报：生产九连，红色政权，迟迟不能成立，阻力来自何方，马蜂窝一定要捅，绊脚石一定要办。这是大的标语，后面又有许多小大字报，内容是群众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论。

最后在批斗会上总结出的是8条反革命言论：

1，向毛主席磕头。(把毛主席放在帝王将相的位置上。)
——每天早上睡觉睡的很舒服的时候，铃声响了，要到外面集合，外面冷飕飕，我们要去毛主席的头像面前，向他汇报一天的工作，我内心很烦，不敢说，带我们的班长带着我们汇报，我想，毛主席又听不见，烦死了，就和班长说，我们再磕个头吧，这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2，毛主席就是天才就是伟大，把刘少奇也整垮了。（说毛主席搞个人报复）
——我反驳，十六条里面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当然要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结果这条也被当作反革命言论。

3，我的反驳——共产党就是要搞阶级报复，对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就是要讲借机报复，鲁迅说过，以牙还牙。（不能说共产党搞报复）

4，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过：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好，还把牛奶往海里到，可是我们看也看不到牛奶。

5，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人问三青团是什么，我说，三青团就像我们这里的共青团一样是个青年组织。

还有2条记不清楚了

为了这样几句今天看来没什么的话被打成反革命，是否后悔。
宣判的一霎那觉得晴天霹雳，政治上从此翻不了身，婚姻爱情都没有了。不过反正也就这样了。后来在监狱里认识一些朋友，都是这些原因打成反革命的，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

但是不后悔，当作体验生活，我没把自己看成犯人，当作体验生活的好机会。我当时想，牢内生活和牢外生活相比，好像一头羊拴在树上，牢外生活好比10米长的绳子拴着，牢内好比5米。当然5米绳子的更饥饿一点。

10米绳子的自由只是叫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自由，其他还有什么自由？我需要的是表露个人想法的自由，我还没什么想法，但当时一表露出来，就被视为异类。

平反的时候什么感受

74年平反，是说，我散布的8条政治言论是有政治性错误的，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不因认定反革命罪。78又补发平反通知书：此案是冤案，给予彻底平反。

74年平反的时候掉泪了，这么多年的冤屈总算洗刷了，回到人民的行列了。当时军事法庭人员到保卫科找我谈话，我记得当时说：没想到，我去支援边疆，开大会的领导说要严防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搞破坏，我还四处看看，谁是阶级敌人，搞了半天，阶级敌人原来就是我自己。

后来连里要我当干部，我拒绝了。我说祖宗三代没有当过官。我心理想，干部要具备这些素质：对上要像狗忠诚听话，对下对群众要像狼，龇牙咧嘴。我没这些素质，当不了官。

听你说到大字报批斗大会的时候一点也不痛苦，像狂欢，和电视里放的不一样
没怎么贴过大字报，别人贴我的大字报，恨不得去撕掉，完全是胡说八道。开我的批判大会群众很开心我也高兴，群众说，斗其他阶级敌人他们都不敢反抗只有我反抗。我高兴是因为，我有反驳的机会。我的朋友说他们私下开贫下中农骨干会的时候，我的问题分析下来要判20年，但是在大会上一反驳，又觉得没有一点事情了。

关于我的批斗大会持续了好几个月。没有武斗。那时候还是有这样一个公开场合辩论的，尽管最终是不公平的，不过我还是可以把自己的道理都说出来。

五

梁京

被访者：男，山东泰安人，现务农，1956年生，1975年高中毕业。（被访者在谈话的过程中始终很关注个人的命运，可能与个人的经历有关）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跟着大点的学生一起YX，串联，基本上就是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大点的学生比如初中的就能向公社党委申请到资金出去串联，村里的XX就是在那时候去了青岛济南新疆的，我们小学生就没有这个条件，公社不给资金，年龄太小。

留在学校里写大字报，上边号召的，学校里老师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作课文来讲，具体怎么写，写谁都是上课的内容，我就主要写XXX（当时的大队书记），他是走资派，罪状就是吃喝，村里谁家有客人他经常去吃喝，这个其实是我们这里的风俗，请客吃饭得有人陪着，当时宣传地紧就成罪状了，越到后来越胡编乱造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意识到被欺骗了，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意思，打倒汉奸整理旧帐，鬼子逃走的时候把枪支扔到南井里后来下落不明，大队书记就被指投靠日本，我们就喊他是汉奸，他经常要“坐飞机”（一种刑罚），被滑轮拉到房顶高然后问：“看见日本了吗？看见蒋委员长了吗？”如果说没有看见就继续呆着，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松手，他就顺着绳子掉下来，小孩子就爱看这个，自己也在背地里玩。斗走资派，当权派的时候，还有他，真是可怜，后来知道大部分是因为在生产上得罪人了，大炼钢铁，入社的时候，他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文革委员会里的人XXX和他就有隔膜。我就读高中的时候，当权派，走资派都被扔在一边了，红字兵与白字兵的斗争成了主要的，两派主要是争权，保谁的问题，谁是真正的革命，我是白字兵，那时候我们县三所高中白字兵的队伍有一中中南海战斗队，二中燎原队，三中井冈山战斗队，我是三中的，两派都有自己的组织，省市里都有自己要保的人，红字兵还叫保皇派，白字兵的领导人我都记不得了，红的倒还记得，省里是王孝羽，市里是郭树连。一家人里都有红白之分，我父亲是红的，我是白的，他不让我出去宣传，我心里相不相信说不清楚，老师布置要去宣传，还有大学生领导，晚上经常点着煤油灯聚会，喊口号，那时候的激情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那时候的生活不算苦，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苦不苦了。时兴的衣服就是白褂子白布衫一般是白核桃呢的，蓝人造棉裤子，布票每人每年二三尺，一般是的确良，人造棉，80年我结婚的时候才用了二尺布票。一人一年的口粮麦子十几斤，我们家所有粮食共三百斤，七口人的话平均30斤不到，吃饭基本上吃不饱，地瓜，野菜，红薯叶，树叶，红薯窝窝头是主食，上学是减少家里口粮的办法，我读高中的时候有补助，都节省了给家里贴补，村里干部推荐读高中，我和哥哥是同一年读书的，两个同时读高中很为难，必须有一个下去给村里当劳动力，他们不允许一家两个都读高中，我申请了退级，等下一年被推荐。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一般毕业之后就在家等待招工，由村里推荐，很多机会都得等着，基本上是干部说了算。毕业的时候有半年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因为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高中毕业为农村学专业，为农村培养人才，学工农军医，我选了医生，基本上是学习做赤脚医生，主要学习注射，银针，按摩，由专业医生上课，应付一些常见的病况，脑膜炎之类的大病基本上只需要认识辨别就可以。回家之后，我给村里说要做赤脚医生，但是他们选了别人，其实我们村一直没有好的赤脚医生，最早的是个女的，后来出嫁就散了，再后来就到别的村赤脚医生那里就诊，那时候村干部决定这种人选，和他们关系好坏很重要，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出去自己找工作了。

赤脚医生最早一批是60年代的，像已经去世的XXX，但是第一批基本上没有成气候，都不干了，一方面是医术不精，另一方面可能是村里另有人选，最有成就的是第二批，现在还是很活跃的，附近村里都知道的，头疼脑热的都能解决，但基本上也是后继无人，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山区还在行医的差不多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包括那些会接生的妇女干部，后来妇女生产直接去医院，妇女干部的这种作用就消失了。那时候，还有医生下放，大医的医生下放农村，XX就在北边的村里开药铺，建了乡村医疗所，草药（中药）很多，毕竟是大医院下放的，以后政策变了，他们又被收拢了，大医院到各地寻找下放的医生。

1976年，唐山大地震，防震成了一大任务，搭了很多帐篷人都住在外边，连降大雨，乡里号召挖防洪河，我在工地上做施工员，后来老人们都说天塌地陷。第一次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在去公社办事的路上，和一个中学老师一起聊天时他说的，语气也不肯定，他有点胆小，说消息不可靠，或许是推测的，回来后发现人们都在小声议论，当时的形势使得人们不敢说，这个可是有犯法嫌疑的，一是害怕被打成反革命，二是怕万一是谣传就是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不满。消息得到确认是工地上大喇叭的广播，当时全公社还没有几台电视，至少我没有见过，听到里边传出的哭声，我们村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穿了白色的衣服，老人们哭的比较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难过的感觉，没有考虑到大的转变，影响不了个人，没有特别的感觉，最初的感觉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也去世了，可惜。

六

受访者基本情况：男，1944年出生， 1962年由山东省某县立中学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接受五年学制教育，因文革延迟毕业一年，1968年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电子工业局下属某工厂，后从事教育工作。

又红又专，两条路线对我都有压力

（问：请先谈谈你入学后到下乡前的学习生活情况。）1962年我从山东考入上海，那一届全山东省只有五人考取复旦，理科更少，我被当作天才看待，自己也给自己加码，感到学习压力挺重的。其实我更喜欢文科，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家里反对我念文科，怕有风险。（问：当时的学习风气如何？）学习风气很浓，大家都刻苦的很，复旦绝大部分都是上海学生，但他们假期都不回家，在学校里比赛做题。当时的口号是勇攀科学高峰，有名的专家和教授受人景仰，成名成家的思想确实很严重。但同时也很强调出身，象我这样出身的还要受到这方面压力，在班级里虽然说不上低人一等，但也必须谨小慎微。

搞四清，鸡心领变成了半高领

1965年8月，根据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全体高校学生停课下乡搞四清运动，当时我是大三。复旦的学生都下到上海近郊农村，我被分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问：四清具体怎么搞呢？）审查农村那批干部，看他们有无贪污腐败行为，政治上是否实行贫下中农路线，有没有和地富反坏右接近。我们下去以后，当地的干部都靠边站，由工作队掌权，我们在农村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号召群众揭发，要求那些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等一个个过群众关。（问：你们代表什么？）我们代表上级，上海市委派下的工作队，是党领导的，也就是刘少奇那一套工作队政策。（问：农村里的贪污腐败现象厉害吗？）是有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多吃多占，帐目不清等。我们发动群众，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重新选举。一切都由工作队包办，农民也配合。（问：强调要你们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吗？）是这样。每周要学习一次，谈改造自己的体会。毛泽东说，既要当群众的先生，又要当群众的学生。（问：运动之余学习吗？）不学习，除了运动就是劳动。（问：生活得如何呢？）上海同学一两个月能请假回去一次，我们外地生就没假期了。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比较艰苦，自己掏些钱作为饭钱。当时纪律十分严格，一次我的农民房东看见我的毛衣穿破了，就重新给我打了一下，那件毛衣原来是件鸡心领，他给我打成了农村里比较普遍的半高领式样。第二天我穿出去后，马上工作队就派人来调查，问我有没有给农民工钱，和多用的毛线钱。我说给了，才没事。确实是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这种作风很自然。

文革开始，目睹抓斗苏步青

当我们在农村搞运动的时候，11月，《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海瑞罢官》，到了1966年春天，已经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批判大潮。我们大约在那个时候接到通知，结束四清回学校，但回校后还是不上课，每天学习和批海瑞有关的中央文件，大约学了两三个月。（问：不上课学生中有议论吗？）有人议论但是没人敢提，当时都是听辅导员，系领导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破四旧”，学生跑到街上，给店面改名字，比如把永安公司改成东方红百货商店等等。（问：你参加了什么具体活动？）这运动首先是在学生内部搞起来，所有学生都被卷入，记得一开始是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一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让我参加一次抄家。第二天我们到了位于四川北路海宁路的一幢房子里，那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同学家，我第一印象是看到他母亲，一位描眉画眼的中年妇人，当时觉得很不习惯。最后我们就抄了点香水、尖头皮鞋之类回来，算成功了。过了几天这个同学还在班里作了检讨。差不多同时，学生开始给老师贴大字报。（问：这些都是学生自发行为还是有组织的呢？）没有表现出什么明确的组织性，但肯定是有人导演的。当时学校在主要的马路上搭出铁架子，蒙上芦席，专供贴大字报用，上面还安装了电灯。并且可以免费到系里去领毛笔、白纸、糨糊等大字报原料。（问：你们当时是否明确地知道要反的是什么样的对象呢？）第一批被贴大字报的对象，是一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比如57年得过右派帽子的，以前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历史污点的等等。当时还没有出现批斗。到了六七月之交，教育部通知今年不放暑假，大家都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时还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批判的对象开始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学校里刮起了批教授的风。（问：你有记忆的批过些什么人呢？）首当其冲的是苏步青，他可算当时复旦第一教授。从批他鼓吹白专道路的言论开始。比如我们入学的时候他曾经在新生报告会上说过，我祝贺你们终于挤上了三路电车（当时复旦门口的电车就只有三路一种）。还有他说看到一个同学做引体向上做不动，就停下读毛主席语录，但还是拉不上，这是违背科学规律。诸如此类，有些我们也是从大字报里看到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各系开始组织公开批斗会，这些批斗会上开始出现暴力行为，胸口挂牌、飞机式等等。（问：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事件？）那次晚上去抓苏步青，我们系学生也参与了，苏并不在家，他的日本太太语言不通，他儿子挡住不让人进，一些学生就抓住他，给他强行剃阴阳头，这是我第一次看人剃阴阳头，苏的儿子拼命反抗，被打得很厉害。当时被批的还有谈家桢、周谷诚、周予同等等。有人开始自杀。我们系有个老师姓毛，跛足，性格比较活跃，平时和学生关系还不错，却被认为反毛泽东思想，在批斗会上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瓶墨汁，后来他从楼上跳下自杀身亡。但同学之间不敢议论此事。那时候在学生中出身越来越被看重，我的出身不好，比较害怕，不敢落后，也同样不敢表现自己。

818兵团，“你们的方向错了！”

八月，我们学校政治系冒出了个人叫做劳元一，他本人也是有一定家庭背景的吧，他参加了著名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回学校后便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所谓818兵团。这时候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也出来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红卫兵，像聂元梓什么的到上海的大学来做演讲，这叫做煽风点火。他们给我们贯彻的主要思想是，搞文化大革命，你们的方向错了，这次运动的重点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论点是，以前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是党委的阴谋，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于是风向开始转变了，有一部分人出来批领导、批官僚，而且写大字报开始使用真名，或者用一些代号，比较有名的像后来的“孙悟空”、“过河卒”、“杀阎王”（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这批人出来后，之前所谓出身好的、党员、学生干部都比较沉默了。（问：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批人跳出来，过几年就会被抓，就象反右时一样，向党进攻，不久就会倒霉。他们以前的行动是党委领导的，现在要保党委，他们晚上偷偷地去抄造反派的大字报，打听人员，当作罪证，当时党委确实搜集了一部分材料，后来酿成“黑材料”事件。

（问：当时学习吗？）不学，天天看大字报，看批斗会，开会等等。上海的学生有的就回家去了，我们外地生没地方可去。而且这时候交锋论战很多，我经常去听，比较佩服他们的口才。围绕党委是黑的还是红的问题，双方激烈论战，保党委的学生起的名字和造反派不一样，比如“红缨枪”、“红孩子”、“赤卫队”等等。其实这时候造反派还是少数，大家不太敢接近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大字报响应的人也不多。但到8月底，风向大变，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大学生统统到北京搞串联，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大家都很兴奋，首都和领袖的吸引力确实很大。（问：你们怎么去，自发吗？）这时候党委尚未瘫痪，也是他们组织学生去的，安排住宿等等事情都是他们来。我当时被分配住北京地质学院，很高兴，因为我有中学同学在那里读书。另外记得途中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驱逐出队伍了。到了北京就天天等待毛主席接见，没什么事干，到处去看大字报，我和几个同学到团市委看大字报，看到了胡耀邦等人的大字报。大约等了七八天，上头来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了，记得很清楚，是在8月31日这一天，我们赶到天安门广场排队，那里密密麻麻全都是学生队伍，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连厕所都不敢去，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突然外面掌声雷动，说是毛主席出来了，城楼上大聚光灯都亮起来，就这样看见了毛泽东。当天发表讲话的是周恩来和林彪。他们讲完话后，人们大呼万岁，然后涌过来许多解放军，原来毛主席要下城楼从人群中穿行而过。一条路被开出后，毛的汽车缓缓驶过来，这就算看得比较真切了，后面跟的是林彪的车。（问：你看到毛主席的心情怎样？你周围的同学呢？）心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不虚此行而已，我的一个好朋友甚至悄悄发问：这毛主席是真的假的？还听到有人议论，说不定毛主席已经被林彪弄掉了，这是假的。这真是没法解释的大胆言论。

从北京回来，继续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小报传单满天飞，都是油印的，在路上塞给人。往往是张春桥或者谢富治讲话内容，还有戚本禹、姚文元等人。我们关心的是谁又被打倒了。刘少奇被点名后，学生就有事做了，大家写文章，开会批刘，往大字报上签名，谁也不敢落后。这时造反派力量加大了，开始扩大组织红卫兵，到宿舍里来动员人，当时复旦有两大红卫兵组织远近闻名，一是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另外一个是跑打司令部红卫兵，简称炮司。袖章上也开始写明自己组织的名字。（问：有多少学生参加红卫兵活动？）大约一半。学生在登辉堂里进行大辩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基会的发言，后来此人成为了复旦一把手。大约在夏秋之交，党委被打倒了，开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批斗会，他穿了一身棉袄，胸口挂着牌子低头上台接受批斗，当时他的办公室有一批女工作人员，称“杨门女将”，也一个个被打倒。

我被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滚出山东去！”

这时候北京又来消息，毛泽东号召红卫兵小将要把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搞大串联，火车凭学生证免票。并且要求各地党政机关接待好革命小将。那时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红卫兵接待站的指示，吃住都有。不管好地方差地方占领哪个算哪个。有一天有几个农民到学校来找我，我一看原来是宝山搞四清时我的房东，他们乡下也造反了，到城里来串联，让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谈谈。他们一群人进驻了衡山宾馆，我进去一看吓一跳——一个浴缸里都是粪便。当时还有一种思想，革命要艰苦，要撒火种，就要步行串联，班里几个学生商量着要步行到井冈山、韶山、延安，约我一起去，我从小走山路，知道那种困难，对他们说这不可能，不信我们先走到佘山试试。我们四个人早上从复旦走出来，到徐家汇已经吃不消了，就到住在天平路的一个同学家休息了一会，吃了点东西，又拿了几把电筒，星夜赶往佘山，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全累趴下了，革命无从谈起。后来我又认识了几个化学系的学生，他们知道了我是山东人，要跟我到山东去干革命，就像现在你们跟外地同学回家旅游一样。我们上了火车，到了济南，转了一圈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不大好收场。这时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领他们到自己家乡去造反，造县委的反！——但他们觉得县委太小了，于是提高一级到了地委，就是荷泽地区。到了那里我们住进一个招待所，条件还不错，那时是大冬天，屋子里还有火炉，地方上接待得也不错，还给上海同学做米饭。我们几个凑了点钱买了条幅，在旅社门口挂出“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联络站”，还确实有很多人来串联。再后来就召开了斗争大会，批斗了荷泽地委党支部书记。那段时间我们还做了第二件“伟大”的事情——为这次行动出了一本书。当时我们从上海带了不少材料，都是复旦文革写作小组的作品。认为把这些材料运用到山东的具体事例上就可以了，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三十余篇文章，一论二论什么的，找到了出版社联系出版，署名复旦大学赴荷泽地区战斗队。

（问：当时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等大事件，你没有经历吧？）没有，正好这段时间我在山东搞运动。这时候全国已经闹得一塌糊涂，突然报纸上又有消息，说毛主席号召大学生回校闹革命——这是要收了。报上说要求几月几号之前必须回校，否则火车就不免票了。这时正临近春节，我想回去看看我父母，于是就一个人回到我父亲教书的县城，那时他虽然已经无书可教，但还住在那里。我不愿意回家住，按照红卫兵的规格一个人住在县招待所，而那里正好住了一部分当地的红卫兵，县立第一中学的红卫兵，说起来还是我的校友，当时我跟他们相谈甚洽。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我父亲早上很紧张地拿了一张大字报过来给我看，原来就是那帮红卫兵给我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人滚出山东去。我父亲说这是他从招待所大门上揭下来的，把我骂了一通，叫我跟他回家。我心里不服，又回去找那帮红卫兵论理。他们拿出一本书，就是我们几个人出版的那本，原来荷泽地区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给他们，说复旦大学这几个人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到处流窜，你们要小心。遭遇了这个挫折，我只好乖乖地跟我父亲回家过了个年，然后回到上海。

最后一年的学习，实验加二外

回到上海后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回来了，大家关心的是，既然回校闹革命，是否要复课了呢？相当一部分人希望能复课，当然也有很多人已经野惯了，不想上课。实际上也并没有复课。当时上海高校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这个组织相对比较温和，大部分人都参加进去了，我也参加了。复旦有三派，最多的是红革会，第二批是中文系为主的，红三司，还有炮司，每天辩论。这时候江青号召文攻武卫，暴力行为开始逐渐增多，王洪文的工总司令部和耿金章的第二兵团发生武斗，第二兵团掌握了上海几个大厂，比如上海柴油机厂，前者组织了敢死队攻打上柴，也动员高校学生，学生里最厉害的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到了67年秋天，毛泽东号召复课闹革命，这时候才真正复课。不过这时候的老师换成了工农兵。（问：工人是如何给物理系学生上课的？）我们学校物理系比较特殊，我们系里有个老工人，叫蔡祖全，是个玻璃工，解放前他在交大做试管，后来就到复旦物理系，跟几个物理老师一起研究新式灯泡，研究出小太阳什么的，后来就认为这新的光源是他发明的，请他来上课。当时专业课反正是不能上的，就上实验课，毛泽东说实验出真知。文科鲁迅可以上。毛泽东又说搞世界革命外语还是需要的，于是就掀起一股外语热，人人都学二外。我原来是学俄语的，现在毫无疑问就选英语，因为毛泽东也学英语。所谓复课就是做实验加学外语。（问：你说刚入学的几年大家都在拼命学习专业，后面的几年则完全废去学业搞政治运动，除去被卷入的成分不谈，人是否真的能转变而获得觉悟呢？）答：当时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宣传教育确实能唤起人的热情，人确实是积极向上，同时也没有退路，退就有制裁的办法。另外对毛泽东的神话确实不得了。

（问：学校原来的组织部门已经没有了，由谁来管理你们？）党委被打倒了，成立革委会，前面说的三派头头再加蔡，最后还是红革会的当了一把手，就是赵基会。到67年底，大家就开始打听什么时候分配，因为这时候我们上一届学生还没有毕业，我们也已经拖了一年了。再加上我们下一届毕业生一共三届学生面临这个问题。此时学校已经进驻了工宣队，由工宣队分配工作，不看专业成绩，首先是选择出身好的毕业生分到军工单位，这是一种荣誉。接下来就是一般分配。当时上海同学都想留上海，很多家长想了各种办法来递条子。有一次一个工宣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条子，全部张贴出来，作为不正之风的展示，这些人就再没有留上海的机会了。到了最后反而把我们仅有的几个外地生留了好几个在上海。我被分配在了上海某电子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里。但当时的政策是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前要到军垦农场劳动。于是我们就收拾行李，准备去农场报到。一年前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大本营就在复旦，所以工宣队整天要抄查有没有人携带张春桥的黑材料出校，我和另外一个学生提着箱子出校门，在门房间被勒令开箱检查——“放行”。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老师送行，三届学生就这样呼啦一下走向社会，从复旦的校园中消失了。

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劳动者，物理是什么？

我在农场军训式劳动了两年，常规的工作就是开沟挖渠，搬砖运瓦等等，当时部队有些自留地，我因为会种菜，又会点烹饪，就被分配在炊事班，搞后勤工作。并且开始有工资拿，国家仍有规定大学生的工资比普通工人要高，第一年预备期拿43.5元，第二年涨5元，再涨工资就到64元。在这两年里因为始终都不算正式工作者，工资也是争取了好几次才涨到48.50，大家都比较着急，年纪都到了二十六七岁，大多数人都没有谈恋爱。我们自嘲说，同样穿军装，他们是解放军叔叔，我们是大学生伯伯。我们的编制就是4850部队。（问：除了做这些体力活还干些什么呢？）除了劳动以外，就是随便玩玩，整个农场都是全国的大学生，自娱自乐，有人刺绣，有人雕刻，当然都是绣毛主席刻毛主席，我的桥牌围棋就是那时候学会的。五连是戏剧学院学生，他们经常搞些戏剧表演唱歌跳舞等等，解放军也和我们混熟了。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到杭州市内去玩，我因为炊事班工作，去市内的机会比别人多些，就趁这机会把杭州玩了个遍。69、70年讲的是备战，夜里常常去拉练。我们在农场都是用实弹训练，最看中的是解放军的军大衣，军用包和军水壶。当时还联名写信要求发给我们这三样东西，最后批准了两样，大衣还是没有发，发了军用雨衣。就这样生活了两年。有一天宣布分配。我们就离开了农场。我拿着行李铺盖，雇了辆三轮车，到了指定我去的那个工厂劳资科报到。（问：把你安排在什么岗位呢？）车间劳动，除了工资高一些以外和普通工人没有区别（他们拿36元）。也没有人问我是哪里来的，什么文凭，学什么等等。我那天到了那家工厂，正遇上他们的厂劳动日，所以我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拔草。就这样开始在车间里劳动。劳动了四年左右，小平同志上台了，支部书记就来找我，把我上调到办公室，让我制图，我告诉他没法干这个，我不会，要干的话我得现学。厂里有一个大专毕业的技术员说他可以教我。支部书记非常惊讶，因为我是本科学历而那人只是专科。我解释说学校里没有学过机械制图，那是工科学的。他问：那你学的是什么？我说我学的是物理。他笑着问：物理是什么？文革的最后三年，我就是在机械制图中度过的。

（问：在那段时间里林彪倒台，批林批孔，反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到了工厂以后，我的学历没人关注，至于出身，除了谈恋爱时未来的岳父是上海老一辈工人阶级，认为我是外地人成分又不好，对我不太满意外，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大影响了。所以这些政治事件对我来说新闻性更强一些。林彪倒台实际上对老百姓的心理扭转起的作用比较大，因为这实在是一件难看到极点的事情。后面的批林批孔虽然也搞得很厉害，但是说服力可以说没有多少。邓的上台把社会秩序搞好了很多，知识分子微微“化冻”，像我好歹坐了办公室。再被打下去，人心自然倾斜。周恩来逝世时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火山口，厂里面大家就比谁的花圈做得大。（问：你当时在想什么？）我想的是谁来接班。（问：那么毛逝世呢？你在想什么？）我想的是一个时代过去了。（问：说一说你后来的经历吧）打倒四人帮后，厂里要办技校，没有老师，于是就调我去教数学，我们厂党委书记来找我，要给我落实政策，书记说，以后填写档案可以随父亲，写教员，不写地主。但需要党委研究同意，要我写报告。这个报告批准后，书记又来动员我打入党报告，过了没多久也批了，我于是成了党员。大约又过了半个月，我当上了教育科副科长，技校校长。后来各厂办技校的老师都需要培训，局里上调我去培训各厂的老师，后来又教电大等等。从此慢慢走上了教育工作的道路

（问：最后能否请你谈一下对文革的总体看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是受骗上当了，上了毛泽东思想的当，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先被压制，又被利用。后来多读了一些书以后，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有他的合理性，你跟我谈的那些道道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不能改变我对文革的基本判断。我们这一代人是被文革耽误了，我们班上，那几届学生里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如果继续在专业上努力，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对我说不能以死人来将文革定义为灾难，我要说的是，文革的灾难确实不能以死人来定义，文革的灾难性后果要远远大过死人，包括你们这一代人的各种缺陷，同样是这场运动的后患所在。

七

这里的叙事主体是我二叔，涉及到的是我们整个家族，不仅是我的父母。所以，我还问过一些其他人，但各自的记忆在细节问题上都有些出入，这里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我综合后的版本。因此，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来负，与他们无关。后面有些他对文革的评论，基本上符合《决议》精神，就不录了，还望谅解。

采访对象：1944年出生，退休乡镇企业负责人，现闲居在家。

问：我们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
答：差不多从解放后就一直不太好吧。解放前我们家人少，但是地多，解放后我们弟兄们慢慢长大了，地却被分了。后来又因为成分问题，你爷爷戴了帽子，本来在合作社当会计，也不能当了，成了斗争对象。所以就一直不好。

问：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什么成分？我爷爷不是戴帽子了吗，怎么还能在合作社当会计呢？
答：那时还是上中农，属于限制发展的对象，不是斗争对象。村里本来是不要你爷爷的，但是那些干部不识字，也不太懂什么，算帐也算不来，就只好叫你爷爷去。他以前读过书，高小毕业。不过那时侯咱家还没出啥事，学校教一些，家里人也会教一些，他的毛笔字也写得非常好。19岁的时候（按：1937年）去兰州，给你太爷爷的药铺帮忙。别人让他去当兵，他就当兵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条件很差，只是个三等兵，衣服都是别人穿过剩下的，每天主要工作就是扛着枪给人站岗。后来因为要写毛笔字，找不到合适的人，他就去写了。写了以后头儿觉得他不错，就又调做文员去了。在后来又被调到西北盐政公署当科员。47年的时候，他觉得外面打仗比较乱，就没干了，跑回家了。那时侯他刚被派到甘谷县盐局里去当局长，结果他自己回来了。我觉得他当时不该回来，要是留在那里，后来也许会好些，至少人不会受症。

问：刚解放那几年呢？
回来过了两年，就解放了，他就一直不顺当。首先是我们家原来的地都被分了，连你奶奶结婚时家里给的两个丫鬟也都嫁人了，那时你奶奶还不会干活呢。他有个表弟，父母早死了，亲戚也没人照顾，就一直跟着他，他回来了，就给咱家干活，这时候也走了，跟你奶奶的一个丫鬟结婚过日子去了。那时侯你爷爷连铁锹都还拿不好。也没办法，只能从头再学。你太爷爷在镇上开药铺的时候我们买过几间房子，也被没收了，还有些东西，都被没收了，家里一下就穷了。老的老，小的小，地又少，你奶奶的嫁妆差不多都是那时侯卖光的，要不是那些金银首饰，我们怕是都活不到现在了，至少不会有这么多人。不过他受的是传统教育，所以不太在意这些事情，每天还是挺高兴的。穷有穷的活法嘛。在合作社当会计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多，他干完村里的事情，回来了我们就往他身上爬。他很爱干净，我们把他衣服弄脏了他也不生气。

问：他就一直这样在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吗？
答：没有，中间他又出去过一次。57年的时候，修盐锅峡水库，调发民工，他也去了。到了那里，一开始也是推土车抱砖头干力气活儿的。后来要写个大幅的标语，八张竹篾席拼起来那么大的那种，没人写，他自告奋勇上去写了。82还是83年的时候，我带公司的人旅游，特意去了盐锅峡，那八个字还在，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确实写得好。那时侯识字的人少，就又把他调去做文职工作了。一直到62年，他是老脑筋，觉得“父母在，不远游”，父母老了，自己就得回家，就又辞职跑回来了。他呀，一辈子就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抓不住机会。

问：不是说咱家是富农吗，怎么是上中农呢？
答：他刚回来还没几天，就开始搞社教了，按规定一个村要找两个五类分子，咱们村只有一个地主，还缺一个。本来咱们村有个人确实是地主，而且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刚建国的时候，咱们这里有过一个土匪军队，叫“光复军”，就是要光复中华民国的意思。其实他们连枪都没有，就在山里钻了几天。他们还来找了你爷爷，你爷爷看不上他们，没去。但解放后他外甥是支书，工作组没办法，要完成任务，就把你爷爷给补上去了。

问：缺一个人也不能拿我们做牺牲啊，凭什么？
答：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个证据证明你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就是他给国民党政府干过事情，而且还是国民党员。其实咱们村比他还厉害的也有，还有个人是马家军的，这时候他一个亲戚在县委当干事，就啥事也没有。就咱家没什么人在村里，我虽然那时侯在村里当会计了，但没什么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爷爷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批斗，教育，而且，每次批斗的时候我们都得在边上看着。他们打你爷爷，我们也敢怒不敢言，等人走完了，才扶他回家。他一直挺乐观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人都变了，性格也变了，身体也被整垮了，后来再也没恢复过来。你爷爷回来前不久，国家征兵，我都通过了，就快要走了，结果出了这事，也去不成了。要不然我跟中央军委一个副主席还是一届的兵。

问：我们家还不光是富农，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答：其实当时的政策还是挺明确的，并不是说你给国民党干过事就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必须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算，而且这个还有个时间期限，是47年以后，47年以前也不算的。这两个条件你爷爷都够不上。

问：那他到底有没有受过国民党的什么好处呢？
答：哪有啊，那时侯他在国民党那边也不得志的。他在武威工作的时候，回家来过两回。回到单位，头儿就说，你们家那边是共产党占领区，你怎么敢跑回去？肯定是私通共军。其实这个也是搞错了，当时咱们这里北边是共产党占领区，咱们这里还是国民党占领区的。但你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都运气不好，坏事都让他赶上了，好事一件没赶上。他当国民党员，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个国民党员。国民党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在胡来了，乱拉人入党。有次开会，头儿说，今天科级以上的干部就都是国民党员了。你爷爷没当回事，别人也没当回事。没想到解放了还真成了罪证。

问：这个事情跟我们成富农有什么关系吗？
答：有，而且有很大关系。你爷爷被批斗都很长时间了，庆阳地区突然发了一个函，把全地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名单告诉了各地的工作组，结果这个名单上没有你爷爷。工作组觉得这事不行啊，人都批斗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这样子，难道我们承认错误？他们当然不肯了，就把我们家搞成富农了。当时的政策，有个顺口溜，是“地主凭看，富农靠算”。我们家的地和房子，都远够不上地主的标准，所以他们还不敢把咱们弄成地主，就往富农上靠。当时的规定是47、48、49三年连续三年，每年都雇佣两个以上的劳动力，那你的剥削量就够富农成分了。咱们家其实还是够不上这个标准。47年的时候咱家有两个长工，再是十几个短工。48年有七个长工。49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但是他们不管这个，他们说够了。我去找他们评理，他们也不理我，说政策是他们共产党的政策，不是我的政策。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批斗你爷爷，我们家也被打击。那两个工作组我后来见过，一个现在已经死了，一个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我有次跟他一起吃饭，他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后还说，当年的事情真是对不起，我们也是没办法，被逼的，要完成任务。我也没碰杯，就把酒端起来喝掉了。你伯母还说我没礼貌，我说，我不骂他妈就已经很好了！

问：这之后我们家的正常生活有没有受影响？
答：你爷爷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后，我们家就总被人压着。那时生产队总种麦子，就四张耧，我们家就三张，你大伯和你大伯母一张，我和你二伯母一张，你爷爷和你奶奶一张，你爸赶着驴在后面磨，你不知道那时有多辛苦，还说造反呢，就是你想去造反，也没工夫。有回你爸磨地，支书来检查，嫌他磨得不好，你爸还年轻，本来磨地磨了一上午，还没吃饭，就一肚子火，支书一说，他就火了，拼命骂了一顿。那天你爷爷在山里修水电站的工地上，支书马上就让你爷爷一个人扛着80斤麦子送到工地上，而且下午种麦还不许耽搁了。我们算这个帐啊，从家里到工地上就得一百五十里，一个人就是步行走到那里，也得从天明走到天黑啊，何况你爷爷当时已经身体不好了，还要背80斤小麦，还要他赶回来下午种地，你说这话是人说的吗？但是没办法，谁让你爸把支书得罪了呢，你爷爷只好背着麦子赶紧走。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才想起来他还没吃饭，就让你二伯母烙了两张饼，我跑着赶去送给你爷爷。赶上你爷爷，正让他吃呢，刚好碰到也回来取粮食的一个人，他只按规定带了15斤，就替你爷爷带去了。我们赶紧往回走，刚到地头上，上工的钟就响了，才免了晚上的批斗会。

问：那么文革开始之后呢？很多地方的文革造反派都是黑五类分子子弟，你们当时没造反吗？
答：咳，我们还造人家反呢，人家不造我们的反就谢天谢地了。你爷爷那个表弟，他本来没跟咱们在一个村里，但是解放的时候他回去也没人要他，你爷爷就跟村里说情，让他留在咱们村里了，又把你奶奶的丫鬟给他当老婆。那时他们连个啥都没有，没办法过日子，就什么东西都从我们家拿，连吃的盐都是我们家给的。这倒可好，我们把狼喂大了狼来咬我们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勉强过，可是后来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了啊，还拿什么给他？他来要，我们说没有，他就不高兴。一到批斗会上，他就声泪俱下啊，说你爷爷怎么怎么剥削他，他老婆也说你奶奶怎么怎么打她。其实这都是瞎说嘛。当初是他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你爷爷才收留他的啊，难道不让他干活把他当神供起来？他老婆说得就更离谱了。你奶奶从武威那么远的地方到咱们这里，就只有两个丫鬟跟着，也没有别的亲人，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打她呢？再说了，你奶奶是读过旧社会的中学的啊，那时侯女人家中学毕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新女性，怎么可能打人呢？另一个丫鬟嫁出去的时候还是当干女儿嫁出去的呢，嫁到沟那边去了。那时我们家都很穷了，你爷爷还是觉得，虽然是干女儿，但怎么说也是女儿，出嫁的时候一定要坐轿子。没有轿子，就把我们家的黑八仙桌翻过来，蒙上顶，当轿子。那家也很穷，我们家也给了很多东西，但人家就对我们一直很好，一直拿我们当亲人的，你小时候她还来咱家背过你，现在她虽然去世了，但她的儿子孙子都还是认我们这门亲戚的。

问：当时很流行抄家，我们家有没有被抄过？
答：当然抄过啊，怎么会没有。我们家以前开过药铺，有些旧药书。你爷爷怕被当成四旧烧掉，就埋在猪圈下面，结果都被抄出来了。那个老式柜都被抬到院子里翻过来了。当时他们都以为我们家可能还有些什么东西，都指望着从我们这里抄一点回去。那时我们有两双银筷子，其实也没什么，搁现在看很便宜的。本来是打算我们娶媳妇的时候用那两双筷子打镯子的，也被抄走了。还有一块檀木，是以前药铺没收的时候留给我们家的，就放在柜子里，我们都忘了。抄家的时候也被翻出来，扔在园子里，他们当是木柴，就没理会，走了。有个人回家跟他爹一说，他爹就骂他，说这个东西很值钱的，叫他再来找找。等他来的时候早都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反正我们是没拿。

问：那整个文革十年，我们全家都是在这种惊恐中度过的吗？
答：1971年的时候有个一打三反，我印象里那次是最后一次打你爷爷了。当时都是年轻小伙子，有些人还是跟我一班念过书的同学，但他们就是打，觉悟高嘛。其中有一个，后来在咱们村小学当老师，又当到了校长，那时也打了。还有一个已经死了，死的时候才50岁，应该说还很年轻，大概是坏事做得太多了。当时的造反派基本上就是他们这些人。71年以后我跟着村里的工程队出去干活，因为村里派去管事的队长不识字，没文化，连帐都算不清，就知道成天打麻将，我是会计，所以他们都喜欢有啥事了找我，慢慢我就管事了。再后来镇上成立公司，就把我调回来到公司里了。所以，我印象里71年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问：那我爷爷是什么时候平反的呢？
答：一直是到了1980年，你爷爷才总算是平反了。那时侯他因为长期生病，眼睛已经完全坏了，都看不见东西了。我记得是你姑姑在村里的广播上听到的，回来告诉你爷爷说，说咱家平反了。那时你姑姑还很小，才十岁的样子，因为成分不好，老师就不让他坐桌子椅子，让她站着上课，写字爬在土台子上。你五叔、六叔，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她一听平反了，就回来问你爷爷，是不是以后她读书不用再爬在土台子上了。你爷爷还让我们去象政府把以前抄家抄去的东西要回来。我们，说要啥啊，早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再说也用不着了，就算了。他就说，那不行，我们要的是个公道，东西我们无所谓，但公道一定要要回来。后来就要回来了那张八仙桌和那秆秤，别的都没要。到现在，镇上小学校长办公室那张桌子还是咱家的，就是当时没要回来的

八

被访者基本情况：男，52岁，1972年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后读大学，现为苏北县城某学校教师。

文革真正影响到农村是在1967年，那时我正读小学六年级。说是读六年级，但是没有课本。因为课本被当作“封、资、修”统统封杀。新教材又未编成，所以上课大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后来是单行本。学得透用得活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是熟读成诵。当时我们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

随着毛主席在首都检阅全国各地红卫兵，学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太多太乱，有的甚至是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当“光杆司令”。红卫兵组织互相间拉派别、搞武斗，曾导致流血事件。我们沭阳以县中为首分两派：井冈山、东方红。他们夺过解放军“支左”的枪支，酿成血案。

直到1969年，学校才“回校闹革命”。教学以政治为统帅，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阶级斗争，淡化文化课的学习。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学校才强调文化课的学习。即使是文化课，课本也不同，比如比较客观的《自然》，里面还是有许多毛主席语录。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书读，只能看毛选，文革结束后看到《第二次握手》，听说是文革中的手抄本。一看，真开眼界。

文革时期，我们这儿工农业生产不正常，出现过浮夸现象，“达纲要”“过长江”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农民处于饥饿状态，有的地方有人病饿而亡。一般人都穿打补丁的衣服，特别是肩膀、肘部、臀部等部位，都加固打了补丁。小青年相亲往往是借人家的新衣服，相亲后再还给人家。平时吃饭很难吃饱，更谈不上营养价值。灾害年头，吃糠咽菜，以树皮充饥，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1970年前后我读高中，在宣传队演戏，我扮演李玉和，要到全乡各个村演出。那时大家都喜欢下乡演出，因为可以吃顿饱饭，而且是白面饼，很难得。

至于住的方面，我们那时全部住土墙茅草房，经不起风吹雨打，常常会出现房屋倒塌的情况。不过茅草房夏天很凉快。后来都是瓦房了，夏天屋顶很快就晒热了。条件改善还是1980年之后。

那时的交通工具更是简陋，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办事全部是步行，100户人家也不见得有一辆自行车，一般也借不到，更多的是不会骑车，因为没有机会学。东边庄上一个地主家有辆自行车，在挨斗的时候都是把自行车收藏在河底。

庄上和我差不多大的人不少，那时都十几岁，相处的不错。但大人之间有很多矛盾，和现在一样，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民风倒是真的淳朴，干部有贪污的，甚至包括生产队长，但没有现在这样疯狂。
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知道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人才明白过来，“九大”钦定的接班人原来也不是最可靠的。有人在文革前两三年就明白过来了，我当时在农村，许多信息不知道不敏感，知道林彪坠机身亡才感觉到文革不是那么回事。

当时最惨的要数刘少奇，一个国家主席活生生被折磨死，还有邓拓、吴晗这样的学者，贺龙、陈毅等老帅，不堪回首。这场运动慢慢会有公正的评价的。作为普通的教师，我只能说这场运动成了历史，要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还是期望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发展。

九

梁京

被访者：男，山东泰安人，现务农，1956年生，1975年高中毕业。（被访者在谈话的过程中始终很关注个人的命运，可能与个人的经历有关）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跟着大点的学生一起YX，串联，基本上就是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大点的学生比如初中的就能向公社党委申请到资金出去串联，村里的XX就是在那时候去了青岛济南新疆的，我们小学生就没有这个条件，公社不给资金，年龄太小。

留在学校里写大字报，上边号召的，学校里老师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作课文来讲，具体怎么写，写谁都是上课的内容，我就主要写XXX（当时的大队书记），他是走资派，罪状就是吃喝，村里谁家有客人他经常去吃喝，这个其实是我们这里的风俗，请客吃饭得有人陪着，当时宣传地紧就成罪状了，越到后来越胡编乱造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意识到被欺骗了，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意思，打倒汉奸整理旧帐，鬼子逃走的时候把枪支扔到南井里后来下落不明，大队书记就被指投靠日本，我们就喊他是汉奸，他经常要“坐飞机”（一种刑罚），被滑轮拉到房顶高然后问：“看见日本了吗？看见蒋委员长了吗？”如果说没有看见就继续呆着，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松手，他就顺着绳子掉下来，小孩子就爱看这个，自己也在背地里玩。斗走资派，当权派的时候，还有他，真是可怜，后来知道大部分是因为在生产上得罪人了，大炼钢铁，入社的时候，他得罪了不少人，后来文革委员会里的人XXX和他就有隔膜。我就读高中的时候，当权派，走资派都被扔在一边了，红字兵与白字兵的斗争成了主要的，两派主要是争权，保谁的问题，谁是真正的革命，我是白字兵，那时候我们县三所高中白字兵的队伍有一中中南海战斗队，二中燎原队，三中井冈山战斗队，我是三中的，两派都有自己的组织，省市里都有自己要保的人，红字兵还叫保皇派，白字兵的领导人我都记不得了，红的倒还记得，省里是王孝羽，市里是郭树连。一家人里都有红白之分，我父亲是红的，我是白的，他不让我出去宣传，我心里相不相信说不清楚，老师布置要去宣传，还有大学生领导，晚上经常点着煤油灯聚会，喊口号，那时候的激情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那时候的生活不算苦，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苦不苦了。时兴的衣服就是白褂子白布衫一般是白核桃呢的，蓝人造棉裤子，布票每人每年二三尺，一般是的确良，人造棉，80年我结婚的时候才用了二尺布票。一人一年的口粮麦子十几斤，我们家所有粮食共三百斤，七口人的话平均30斤不到，吃饭基本上吃不饱，地瓜，野菜，红薯叶，树叶，红薯窝窝头是主食，上学是减少家里口粮的办法，我读高中的时候有补助，都节省了给家里贴补，村里干部推荐读高中，我和哥哥是同一年读书的，两个同时读高中很为难，必须有一个下去给村里当劳动力，他们不允许一家两个都读高中，我申请了退级，等下一年被推荐。

1975年我高中毕业，一般毕业之后就在家等待招工，由村里推荐，很多机会都得等着，基本上是干部说了算。毕业的时候有半年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因为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高中毕业为农村学专业，为农村培养人才，学工农军医，我选了医生，基本上是学习做赤脚医生，主要学习注射，银针，按摩，由专业医生上课，应付一些常见的病况，脑膜炎之类的大病基本上只需要认识辨别就可以。回家之后，我给村里说要做赤脚医生，但是他们选了别人，其实我们村一直没有好的赤脚医生，最早的是个女的，后来出嫁就散了，再后来就到别的村赤脚医生那里就诊，那时候村干部决定这种人选，和他们关系好坏很重要，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出去自己找工作了。

赤脚医生最早一批是60年代的，像已经去世的XXX，但是第一批基本上没有成气候，都不干了，一方面是医术不精，另一方面可能是村里另有人选，最有成就的是第二批，现在还是很活跃的，附近村里都知道的，头疼脑热的都能解决，但基本上也是后继无人，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山区还在行医的差不多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包括那些会接生的妇女干部，后来妇女生产直接去医院，妇女干部的这种作用就消失了。那时候，还有医生下放，大医的医生下放农村，XX就在北边的村里开药铺，建了乡村医疗所，草药（中药）很多，毕竟是大医院下放的，以后政策变了，他们又被收拢了，大医院到各地寻找下放的医生。

1976年，唐山大地震，防震成了一大任务，搭了很多帐篷人都住在外边，连降大雨，乡里号召挖防洪河，我在工地上做施工员，后来老人们都说天塌地陷。第一次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是在去公社办事的路上，和一个中学老师一起聊天时他说的，语气也不肯定，他有点胆小，说消息不可靠，或许是推测的，回来后发现人们都在小声议论，当时的形势使得人们不敢说，这个可是有犯法嫌疑的，一是害怕被打成反革命，二是怕万一是谣传就是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不满。消息得到确认是工地上大喇叭的广播，当时全公社还没有几台电视，至少我没有见过，听到里边传出的哭声，我们村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穿了白色的衣服，老人们哭的比较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难过的感觉，没有考虑到大的转变，影响不了个人，没有特别的感觉，最初的感觉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也去世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