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

tuffy05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
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我们在上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全面发动后的两个月的发展做了最简扼的概括。这种概括比起当时丰富浩瀚的现象可能过于简单，而对于这个文本却已显得十分详尽。它是我们进行社会政治分析所必须的。我们的目光将穿透这些简单的情节，看到历史的本质。
正像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高等院校与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所讲的那样：他到了那个时候，还并不真正领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更不领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
然而，当他6月初主持党中央工作，决定派出工作组时，这一措施在当时几乎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层的支持。除了毛泽东，除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及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工具所发出的声音外，我们在那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没有发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少奇的派工作组的决策在党内是很容易得到贯彻的。几乎所有的省、市委以及他们派出的工作组对这种方式都没有任何怀疑，当工作组与学生中的造反派发生冲突时，当工作组的权力受到挑衅、反对和破坏时，从中央到省、市委到工作组的共同思路是：这里有坏人，有右派，有反革命，需要对其进行斗争。这恰恰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集体思路。
刘少奇自然也是这个思路。他在批转中共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他还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包括她女儿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说道：“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种思路，自然是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共产党的思路，也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奠定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清刘少奇企图维持的是共产党的集体利益和党在十二年前就形成的政治斗争传统，同时也看清了毛泽东在1957年领导反右斗争时确实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最起码代表了他们整体的情绪和愿望，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在反右斗争后获得更高的威望。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代表党的整体利益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十年后成为刘少奇等人的政治路线。
现在，毛泽东却要反对这个政治“传统”了。
如果说在十年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对待右派知识分子的斗争路线是维护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和权力所需要的，今天，他恰恰要对这个党的组织和权力本身进行革命。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从1957年－1966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的毛泽东何以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斗争方向？当学生起来反对党委、反对上级党派出的工作组时，何以换成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
答案是十分显然的──
第一，右派已经在1957年被打倒了，当前上升的矛盾是，毛泽东代表的党内“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对整个政治斗争策略的重新制定。
第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学生，都是从小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造反派中很多人出身于工人、农民或革命干部家庭，他们的政治立场与1957年右派是不同的。
第三，与校党委、工作组斗争的这一代大学生还特别是被毛泽东这两年关于无产阶级要在思想政治领域内继续革命的思想灌输起来的，他们的政治倾向无疑带有这样一个大背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蓝图，成为他们深入血液的思想纲领。
第四，多年培养和形成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崇拜，在这一代大、中学生中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狂热。这是毛泽东自觉看到了的，又是刘少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
正是这一切，使毛泽东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立场，做出了支持学生造反的举动。在他眼里，今天的学生反对党委甚至反对整个党组织，不但不是反革命，恰恰是革命的，只要他们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理应得到支持。
然而，只要深刻分析就会发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投入造反的学生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因人而异有着其他各种思潮根源。只要我们多少解剖一下那时学生投入造反运动的具体个案，就能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促使当时的大、中学生投入造反、革命运动的思潮，还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特权的反对。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的子弟，这一点尤其成为这批人的内在政治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前，各级领导包括校领导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对于大多数工农子弟而言，都是被掩在帷幕后面的。当文化大革命把帷幕揭开之后，他们对任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特权现象，都有着极大的攻击性。这也是早期斗“黑帮”过程中，所谓“黑帮”生活“腐化”的罪恶最能够激励大批判仇恨的原因。
第二，在中国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大学生普遍容易感染无政府主义思潮。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非常巧妙地和各种极端的革命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
第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和旧有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学生与各种现成的教育制度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一切行为都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之后，对旧的教育制度的不满情绪（哪怕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满情绪）也会成为学生对整个现有秩序造反的动因。
我们在早期的学生运动中看到：往往学习成绩好、受学校和老师重用的学生，运动早期倾向于保守；而那些成绩不好或不太好，又与学校领导及老师存在过矛盾的学生，特别容易成为激进的造反派。
第四，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有的现象，也是近代史上各种学生运动都难免包含的现象，那就是青春期的狂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一点在中学生中特别明显。
这种青春期的狂放，表现为对一切禁忌的突破，表现为停课闹革命之后的欢乐，表现为摆脱了一切限制及束缚，走南闯北、四海串连的解放和喜悦。这是青春的力量。人类社会从来都将这种力量置于一定的规范中，使其有节制地表现和释放。青春的力量一方面有很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破坏性。
当中学生们将教室的门窗玻璃打碎，将课桌座椅一举破坏，不再需要背诵枯燥的课本，不必应付令人头痛的考试，大串连，斗黑帮，放言高论，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一种多么盛大的节日般的解放！而在革命高潮过去以后，又能无拘无束地谈恋爱，这一切确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借助了社会上的各种能量。旧的秩序崩溃了，被秩序所禁锢的各种不安分的能量就会汇集到“革命”潮流中。
第五，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的造反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目标十分明确、革命性质十分明确的行动。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学校同时存在的多个造反组织，他们在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却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不过表明年轻的学生们在这场社会大革命中都有涉入政治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旦被诱发，在各种榜样的培育下会急剧膨胀起来。
姚文元、戚本禹的飞黄腾达，聂元梓、蒯大富的飞黄腾达，都使他们深受刺激。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说得更世俗一点，这样一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
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
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用了各种有力的手法来管教学生。
当然，在1966年6月－7月，毛泽东显然并没有看清这一切，在政治的“蜜月”中，他同样被学生们高呼万岁的激情与热泪所迷惑。好在这种迷惑并不妨碍他此时与将来的政治行动。有时看不清事物的全貌反而有助于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同盟军一阶段一阶段变化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此刻要做的是，依靠学生的力量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他知道，除了林彪、中央文革等少数左派之外，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会反对派工作组这样的传统思路，很多中央及国务院的干部也都卷入了派工作组管理下面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之中。然而，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毛泽东有力量扭转这个在1957年就开始形成的党的既成“传统”。因为他已经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潮流；已经有了对彭、罗、陆、杨做出政治处理的成果；已经有了向党内走资派以及赫鲁晓夫式人物开展阶级斗争的《五·一六通知》；已经有了林彪这样执掌军权的人作为坚定的同盟；通过陈伯达、江青等人，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大权，并把全国的报刊、电台都变成了自己的喉舌。
他现在开始用新的方式重谈“相信群众”的观点，作为相信群众的最时下的运用，那就是：反动派才镇压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面对全社会，面对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的家庭背景，这个声音无隙可击。
最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反1957年反右斗争的这个“传统”，而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还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他本人握有巨大的权力。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但是在他从武汉回到北京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来自于群众，还是来自于林彪、中央文革，都不足以对抗刘少奇路线的政治力量。一旦毛泽东将他的力量放在政治的天平上，形势便发生急剧的变化。
毛泽东的力量毕竟太大了。

三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政治扫描

我们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看清楚了1957年反右斗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1957年，毛泽东缔造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1966年党的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冲突时，被刘少奇继承了。
在反击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逆流”中，刘少奇体现了这个“传统”，这是维护党的领导权的强硬政治立场。与此同时，我们联想到刘少奇在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路线。在对待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对待与生产关系相关的政策上，他又显得相对开放和宽松。把这两方面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便能够看清楚刘少奇完整的政治纲领。
刘少奇绝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也绝不允许民众中的任何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他需要的是对全党、全国集中的统治权力，要求不容动摇的政治权威。他绝不会允许社会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的存在。而在这样严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则允许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松动，包括允许农民“三自一包”，允许资本家开工厂，任何能够发展经济的实用措施，他都会拿来采用。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国路线是完整的。
毛泽东要打倒的正是刘少奇那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从而建立毛泽东本人的集中的政治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要求的集中的权力，要远胜于刘少奇所要求的集中的政治权力。这里的重要差别是，毛泽东希望在他本人集中的政治权力下，民众超越任何经济、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只有当民众以超越经济的方式跟随他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投入大革命的民众，我们仅从前面对大学生的简单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其实融会了多种社会利益与社会思潮。大学生是整个社会的显示屏，社会上有多少种思潮，大学生中就会有多少种反映。在运动往下的发展中，伴随着更加充分暴露的事实，我们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显示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利益结构及思潮结构做出更深入的剖析。
然而，在6、7月份这个最初阶段中，广大民众及大、中学生中存在的最主要的倾向，是所谓“造反”与“保皇”的矛盾与斗争。这反映着共产党内两种力量的矛盾与斗争。当各种社会思潮还未在民众中完全展开时，民众以及学生中的矛盾与冲突，还紧密依附于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样，我们又将目光比较主要地投向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上。
8月1日－8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需要着重透视的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需要将在工作组问题上获得的斗争成果进一步肯定下来，并且深化和发展；而刘少奇或许也试图找到一个正面的、合法的、公开的场合，将自己思路的合理性予以解释和澄清。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手段，将会内会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将党内的斗争与社会上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事政治斗争的强烈冲动。在毛泽东的眼里，文化大革命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战争的发展一定会有声有色。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全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最初发起者。他们曾在7月28日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上，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红卫兵的信中写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当然，他也同时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8月3日，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王任重在钓鱼台接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让他们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清华附中红卫兵惊喜若狂。这封信立刻以大字报传单的方式流布全国，成为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内会外的斗争则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召开大会，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做了带有检查性质的发言，总结前一阶段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和不理解，表现出紧跟毛泽东思想的努力。刘少奇则继续试图在基层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材料。8月2日，他曾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收集情况，该学院曾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讲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还说：“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日，他在同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谈话时，指导他们撤走的策略：“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脱身。”他还讲道：“暂时群众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这表明1957年反右斗争形成的政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刘少奇的思维之中。
刘少奇绝非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中的务实主义，都表明他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他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出的政治上的顽固性，不过说明这确是他根深蒂固的政治本质。在这里，他捍卫的是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可悲的是，这些行动在那时显得支离破碎，贫乏无力。
而毛泽东的行动绝对是从容而大气魄的。他从来没有犯过角色错位的错误，他从来以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身份出现。他要在刘少奇等人也在场的会议桌上，以充分有理有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纲领光明正大又威慑全场地发布声音。他在党的领导层中的每一次讲话，都可以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他从来都是一手抓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另一手紧紧抓住党内会议桌上的斗争。
8月4日下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具有典型毛泽东风格的讲话。他的讲话既是提纲挈领，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高原则出发的，又是谈古论今，非常生动的。他讲道：“谁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法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这次讲话十分严厉。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层的心理历来感觉极为准确。话一出来，总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笼而统之的权威。他的每一篇讲话，都极高地体现了因势利导的政治艺术。有如一只大手，伸出来罩住整个局面。尖锐也好，和缓也好，原则也好，灵活也好，正言厉色也好，幽默调侃也好，他总能够将在场的领导干部都圆融在他的统帅之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逐节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威更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他的讲话刚柔并济，泰山压顶。他用领导层能够接受并必须接受的声音维护和加强着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讲话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突破了原定的计划，原定于8月5日结束的会议，主要是解决运动初期围绕派工作组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正式通过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罗、陆、杨等人的处理决定。现在毛泽东提出，全会各小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原定五天的全会被延长了。
作为对毛泽东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配合，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康生、江青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彻底批判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参加了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亲自为革命群众平反，坚决支持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进行的过程中，又把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将全会当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斗争场合而采取的既灵感突发又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
这张草稿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的大字报，充分表明毛泽东那灵感突如其来的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又绝对经过了他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确定。在领导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具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又有判断力量对比的透彻与冷静。至于这两方面是否经常能够平衡，则是另外的事情了。
这张大字报于8月7日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起，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与会者，它不仅震撼了这次会议，在中南海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新增添的项目，最终成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带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本人。
这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相机做出的重大决定。他认为，运动到了这个时刻，应该走出这一步了。他完全清楚这个举动的严重性质，也相信这个举动最先在党的领导层内继而在全党、全国对政治斗争形成的大的推进。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一时刻如果仍不触及刘少奇，不把这一问题挑明，将使文化大革命无法深入。所以，他极为果断地采取了这个行动。
作为党的领袖，写一张大字报，在党的全会上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的第二号人物，绝对是一个非常之举。毛泽东一贯喜欢非常之举，他知道，非常之举一定会产生非常的爆炸力。
从评《海瑞罢官》到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写出《炮打司令部》，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极为有声有色地发动起来。
形势果然立刻得到推动，对刘少奇的批判面对面地开始了，在党的最高层，奠定了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基调。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于第三十一稿才定稿的《十六条》是指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十六条》中首先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即所谓“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六条》还特别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这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虽然其中也讲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强调对四种不同的干部各有其判断标准，还提出了一些政策规定，但是，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
在此期间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不要怕出乱子”。他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惟有大乱才能够打破各种组织框框，直接体现毛泽东思想与广大民众的结合。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他的思想又绝对可以掌握中国90%以上的民众，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只有在大乱中将旧世界摧毁，新世界才会以大治的形式浮出地平线。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显示了足够的胆略和气魄。其后发生的省、市及各级权力机构的全面瘫痪，大、中学生的停课大串连，铁路、公路交通的混乱，生产力的被破坏，在他眼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群众运动中露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放手发动群众，是指导运动发展的最主要手法。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对党内的权力机构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陈伯达及康生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明显上升，刘少奇却从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
而这，不过是刘少奇下台前的一个短暂过渡而已。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他主持的党的一线领导层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逐步予以打倒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林彪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在全会中再一次做出不失时机的“精彩”表演。他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一公报中，用林彪的语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公报》与《十六条》的发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国范围内更为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潮。
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独自来到中共中央信访接待站，面对热血沸腾的群众挥手说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宣传作为特大喜讯铺向全国，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全国部署中，进一步树立起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像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一样，8月10日晚七点十五分毛泽东来到中央信访接待站的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个阶段对民众的信赖和对自己威望的信赖。
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