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生 1968：母校唐山四中记忆

tuffy05

刘光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bc2c10100gas1.html

一．揪流派，矿派师生遭清算

手足情，同志心，
校内外，迎亲人。
解放军进校来支左，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
这首套用《长征组歌》改写的红卫兵歌曲，40年前曾在校园里被广泛传唱，同学们所以喜爱它，因为它客观反映了当时学校里的那段生活。
1968年春节刚过，我忽然接到通知：支左解放军要求全体学生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自1967年4月初随着中央关于不得压制群众造反的（67）117文件下发，社会上、学校里武斗之风愈演愈烈后，我就大部分时间闲呆在家。这次骤然回到阔别将近一年的学校，见到昔日美丽的校园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垃圾，很多教室桌椅残缺，门窗破损。这时支左解放军仿照部队的建制，对返校学生重新进行了编组，原来的各年级、班和班里的小组，分别变成了连、排、班。一连多少天，我们在解放军的带领下大扫除，换门窗、修桌椅，墙壁、树木全部刷了白，校园总算又恢复了生气。
这次返校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其实并不复课，同学们每天除定时出操、军训外，大部分时间还是继续“闹革命”。
唐山市群众造反组织自1967年初进入“夺权”阶段后，已经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大）红旗战斗队、开滦联办等为首，后称为“三代会”派；另一派是以唐山矿冶学院（现河北理工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开滦造反者兵团等为首，称为“矿总”派。当年1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市人委机构“夺权”时由于权利分配争扯不断、互不相让，2月23日当地驻军经过调查发表声明，明确支持唐院红旗、开滦联办一派，两派矛盾随之加剧，武斗接连不断。在唐山四中，以红旗兵团为首的红卫兵持“三代会”派观点，以反修兵团为首的红卫兵则持“矿总”派观点，这两拨红卫兵随着市里两大派互相残杀将近多半年，直到8月3日，人多势重的红旗兵团在解放军撮合下，和长缨、曙光、五敢及红色风暴等七八个“红代会观点”小造反派组织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反修兵团宣告瓦解，派仗才停息下来。
红旗兵团通过大联合掌权后，疯狂地向自己原来的对立面——反修兵团师生进行“反攻倒算”。我们回到学校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所谓的“流派”分子，即凡参加过矿派组织的人都要写认罪书或检讨书，在原班级接受批判，其中的骨干分子被关押起来，进行批斗。
高三（二）班学生吴国立，圆脸寸头、身体敦胖，文革开始他就写了全校第一张质问党支部的大字报，是个思想很活跃的学生。两大派争斗期间他是反修兵团骨干。这次整粛“流毒”被定为反动学生，三天两头接受批斗，每次把他押进批斗会场都是飞机式，被蒙上眼睛连踢带打。有一次抄他家时，抄出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班里红旗兵团的学生狠狠摔在他的脑袋上。
对于参加矿派组织的老师，则被视为矿派学生的“幕后黑手”，清算他们的罪行，重点放在破坏学校“八三”大联合上。当初，那几个红代会观点小组织和红旗兵团联合时非常勉强，他们对红旗兵团的老大作风十分反感，随时都有把队伍拉出来的可能。以反修兵团为首的几个矿派组织见自己排斥在外，也认定他们的联合是大杂烩，想办法干扰破坏。与反修兵团持同一观点的教师组织——“红教团”就从中做工作，劝这些小组织的同学早日“反水”，另立单干。初中英语老师严系云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的亲孙女，只因说过要做做参加联合的长缨兵团同学工作，这次就被关押起来，多次在看守的监护下敲着小镗锣在校园里被游斗、学猫爬狗叫，受尽了凌辱。
我的班主任刘靖涛，因对这几个小组织学生说过“要是谈不到一块儿就窝里反”这句话，被当场劈柴炖肉——打得鼻青脸肿，头也被剃成了“秃瓢”。刘靖涛曾几次揪回我们班里进行批斗，每次批斗都被蒙上眼睛，全班学生排成队一人要给他一个耳光，如果有谁不忍心下手，或下手不狠，就是革命性不强，阶级立场不稳。刘靖涛（19）65年担任我们班主任时，为活跃班里的文体气氛，曾自己出16元钱（相当自己近三分之一月工资）为全班同学买了个足球踢；可谁会想到，3年后竟遭到这个班全体学生的毒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老师调到唐山大学任教，后又兼任唐山市政协副主席。这些年我们班老同学和刘老师经常聚会，刘老师每次到场都谈笑甚欢，对当年同学们打他的事情好象忘记了，从来没有提起过，更没有举报过任何一个同学。说实在的，我作为当年的班长心里很不好受，曾几次想代表全班同学向老师鞠躬道歉，起码说一声“对不住！”但又觉得用任何语言都太轻，始终没有勇气开口。可惜刘老师已于2008年11月病逝，给我本人、全班同学的心留下了永远的痛！

二、批黑线，书记挺身当黑靶

那是“饥饿”的1961年，一天中午他排在我前面在大食堂打饭，当他打完正要走时，发现自己碗里的两个窝头好象比别人的大了点，立刻又把碗退到窗口，指着窝头对厨师悄声说：“请给我换两个小点的”。——这个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人，就是我们学校党支部书记赵维德。
运动一开始，赵维德在全校第一个被打倒！这次复课闹革命，批判他的罪行已从当初“镇压群众运动” 、“阻挠批判三家村四家店”转移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来。他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主要有两点：一是包庇重用家庭出身不好、业务好的老师；二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
1962年，我的二嫂李之明唐山四中高中毕业，品学兼优，只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被大学录取，赵维德坚持将她留校当了老师，这是一条罪状（详见《老照片》48期）；1965年，我校接受几名重点大学下放的老师，都是业务尖子，但大都有所谓政治问题、出身不好的“污点”。为发挥他们的长处，赵维德把他们全部安排在重点教学岗位，这又是一条罪状。
至于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高三（一）班的张志浩和高二（二）班的我就是两个典型。
我和张志浩从初中就在唐山四中同年级就读，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好朋友。记得1963年我俩双双考入母校高中时，赵维德曾单独找我们几个学生谈话：“这两年咱们学校升学率下降，我心里很难过。（19）60年前后高考我校很多学生都能上全国重点大学，其中三名考上了清华，你们要努力向他们看齐，为母校争光呀！”书记这些话我们铭记在心，从上高中起我和志浩学习上就鼓足劲头，除平时认真听讲外，星期日就跑到唐山图书馆自学。一次，我俩看到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写的《中学生怎样学好数学》小册子，介绍他1924年当学生时为夯实基础曾做过一万道微积分题，就相约展开竞赛，每人也要做一万道数理化题，看谁先完成。1966年5月，高三学生开始填报高考志愿，张志浩第一志愿就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可惜随着文化大革命烈火迅猛燃起，过了不到一个月——6月18日高考制度宣告取消，我们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碎。
由于赵维德在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文革开始后，很多人都自觉站在“保皇”立场上：张志浩顶着压力第一个贴出“誓死捍卫党支部”的大字报，当时虽遭到几百张大字报围攻漫骂，也没有屈服；而我也是利用自己是班长的影响，在批判会上明确表态支持这张大字报。
这次复课闹革命控诉17年封资修教育路线，我和志浩成为逃不脱的重要“武器”。我记得每次批判会，校革委都指定志浩和我重点发言，校革委领导亲自审定我们的发言稿。开始，我们的批判稿几次被退回，说太软、空洞，联系实际、上纲上线不够。校革委会给我们分别定了调调：志浩出身工人家庭，控诉中要强调“忘了本”“辜负了希望”；而我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发言要注意联系父母关于“成名成家”思想的灌输。并向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切中赵维德在四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揭露出他具体的反动言行。
令人想不到的是，正当全校师生对赵维德口诛笔伐，争相向他身上吐口水、泼污水的时候，他却心里想着别人，努力为别人解脱罪行。一次批斗会，赵维德和副校长周静、语文组长卢怀俊同时押上台。当控诉周静、卢怀俊在教学工作中搞分数挂帅、重用出身不好的学生时，赵维德却把头一抬，主动把责任揽过来：“他俩都是党外人士，责任在党支部，主要责任在我。”一句话，招致批斗锋芒又转向他，以至赵维德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两人架着才能走路。更惨痛的是，赵维德被看管起来后，家里几次被抄，一家老小被洗劫得几乎锅碗瓢盆都没剩下。这位忠诚党的教育工作的好干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解放后调离了四中，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1976年7月28日，赵维德书记、周静校长都在唐山大地震中震亡。

三．搞清队，大批老师入另册

“一次，一个同学下学后碰到一位老大娘，背着一袋粮食，停在路边走不动了。这时他想学雷锋帮她扛，但又怕她出身不好，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这时首先要提高警惕，弄清她出身，如果错帮了地主婆，这可不是好心办坏事，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是我上中学时一位政治老师讲“阶级教育课”联系的一个具体事例，讲课人姓赵。
文革开始后，这位姓赵的老师与语文组和体育组两位姓吴的老师仗着“根红苗正”，率先扯起了造反大旗。校革委会成立后，这“二吴一赵”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成员。那时，我经常看到他们三人戴着红袖章，洋洋得意地排成一队在校园里转悠，那神态俨然告诉大家，校园里到处都有阶级敌人在活动，他们三位就是专抓这些坏蛋的“纠察队”。
复课闹革命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深挖隐藏在四中的阶级敌人，这“二吴一赵”把持下的革委会对广大师生任意怀疑，弄得人人自危。特别是一些从旧社会过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更是成为清查对象。在深挖最激烈的时候，很多老师早晨上班，往往提前和家人交待好，不知道晚上能否还回来。钱永彪，是我的几何老师，解放初曾在唐山一中任教，也是我二哥的老师。钱永彪老师北京四中毕业，教学一丝不苟，板书极其漂亮。据说解放前当过记者，曾随国民党军队采访过台儿庄大捷。一天在我们班参加政治学习，他坐在我旁边正发言，忽然校专案组来人对他说“有请.”，我见钱老师的脸立刻变白，两腿开始打颤。很长时间回来后，钱老师一边收拾自己的学习材料，一边不住地向同学们一一鞠躬：“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本人有罪！本人有罪！”钱老师关进黑帮劳改队后，在我们班接受了几次批斗，以后就没了音信。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一次我和二哥在街上和他不期而遇，当时他六十四五岁，神态迟钝、步履蹒跚，由家人搀着。钱老师见到我俩很高兴，像见到久别的孩子一样，握着我俩的手问寒问暖，久久不愿意松开。而我却心怀愧疚，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钱老师，您还好吧？”
还有一位刘泽发老师，他教体育，文革前一两年才调到我们学校来。由于他长得人高体壮，性情温和，学生们背地都习惯叫他“大发”。他调来时同学们都已听过内部传达，这个老师是摘帽右派，上他的课要提高警惕、注意他的言行。但时间一长，我体会到这个大发老师除教学认真外，和谁都不乱说一句“框”外话。但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不知谁告发大发“又有新动向”，吓得大发惊慌失措，在操场上当着学生的面号啕大哭。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全校约有四分之一的老师因各种问题被揪了出来。学校原先几个大的教研室都被“黑帮劳改队”占用，仅原英语教研室百十平米的屋子，就打了十几个黑帮的地铺。关进劳改队的人每天除了写检查、接受批斗，就是从事重体力劳动。我上下学时，经常见到这些黑帮老师在看守的监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一二一，我是反革命，我是大特务”的口号，唱着《牛鬼蛇神》歌，在学校门口向毛主席巨像早请示、晚汇报。
其中两位老师，由于忍受不了专案组胡编乱造、无限上纲的污蔑，导致在清队过程中自杀身亡。
李树德。在我印象里是个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老师，文革开始时已接近六十岁，因他教的是初中语文，我们接触不多。记得（19）66年底学校里各派红卫兵忙着参加校外的武斗，学校里反倒清静起来，这时几位老教师因无事可做，经常聚在医务室旁边一间小屋里闲聊，有时我们几个学生也好奇地去旁听。李树德老师是这里的常客，但他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地听别人讲，很少插话。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清队时突然被揪出来，说是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地主分子”，但还没来得及组织批斗，就传来李树德在北京景山公园上吊身亡的消息。
赵昭彦。是1965年由南开大学下放到我们学校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代数。赵老师是四川内江人，五岁半上学，不到十六岁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据说是当年“南开三大神童”之一，同学们一直对他十分敬重。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学校突然出现赵昭彦大字报，说他曾阴谋刺杀伟大领袖毛主席！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赵老师出奇的冷漠，一句也没有申辩。大字报出现没几天——1968年7月31日，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去看庆“八一”建军节电影时，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沿着学校甬路默默走出校门，边走食指上还晃荡着一串钥匙。待我们看完电影回来后，忽然传来赵老师的噩耗——他在影院附近的老火车站旁卧轨自杀了！几天后他父亲和弟弟从老家赶到学校时，校方给出的答复是“畏罪自杀”。当赵老师弟弟对此表白看法时，校方却认为是“替罪犯喊冤叫屈”，当场组织了一场批斗会——我至今记得他们父子手捧赵老师骨灰盒站在教室中央接受批斗的惨痛场面。事搁多年后，冤案终于弄清：原来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时，赵昭彦正在该校上学，见到很多师生夹道欢迎，说了句：“这么乱，要是有坏人刺杀毛主席也太容易了。”结果清理阶级队伍“翻腾”成他要刺杀毛主席。

四．定下乡，你别无选择

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8月初，当我的同学李国刚绘声绘色将“清华大学7月27日发生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多名首都工宣队员”的小道消息告诉我时，特别强调了毛主席连夜召见学生五大领袖说的这句话。我听后十分惊诧，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红卫兵是运动宠儿，蒯大富是红卫兵偶像，怎么会轮到他们犯错误呢？可是不久，这条小道消息得到证实：报纸发表了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8月下旬我们学校就和全国各地学校一样进驻了工宣队。
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学校斗批改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向知识分子如何改造世界观、知识青年如何与工农相结合的讨论上来。一天政治学习，一篇报纸通讯引起同学们的普遍关注：北京长辛店中学高一学生蔡立坚，1966年11月徒步长征串联经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主动留下来自愿当了农民。读完这篇通讯，我冥冥感到好象和自己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同学们已在考虑毕业去向问题了。
不久，我校军宣队和工宣队联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明确66、67两届毕业生开始分配，并传达了国家关于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文件。从全国讲，学生分配是“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具体到我们学校，只有两个面向：一是进工厂，二是下农村。这两个面向分配条件表面上看近乎一样，军训团长、工宣队领导作报告也反复强调：“留下来的（指进工厂）同学是骨干，下去的（指插队）是强有力的。”但眼前的现实是：留城名额少，插队名额多；谁都愿意进工厂，不愿意下乡。这成了学校分配难题。
为了显示公平，学校把分配名额分到各个班级，然后各班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决定每个学生的去向。自报公议，就是你自己填报志愿，然后全班同学根据你的填报进行评议，最后举手表决你的去向。
虽然当时同学们都想留城，但谁都不好明说，怎么办呢？当时正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年代，面对毕业分配也不免沾上“大树特树”的色彩。自报公议会上，同学们发言前首先要面对毛主席像表忠心： “敬爱的毛主席，我愿意响应您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然后再“巧妙地”强调客观原因、提出去不了的理由。记得当年我在班上当着全体同学面表完忠心后，就开始表白自己如何身体不好（高一曾因黄疸性肝炎休学一年）、家里四口人（父亲已去“五七”干校、妹妹准备下乡）如果我再走老母无人照顾。全班同学或许是被我的“实际困难”所打动；或许是又
考虑到文革前我在班里一直担任班长或学习委员，威信较高；再加上文革中我长期“逍遥”，两派同学都对我没有太大怨恨，最后表决时竟一致同意我进工厂。
公议结果令我十分高兴，真有过了一道“鬼门关”的感觉！然而，几天后公布的分配名单却让我傻了眼：刘光生——下乡！我再看其他人，进工厂的几乎全是校革委会成员或红旗兵团骨干。更让我生气的是，校革委会副主任、红旗兵团司令L的“下乡决心书”就贴在分配名单旁边，他在决心书上假惺惺表示坚决下乡，“请党第一个召唤我的名字——L！”而分配名单里进工厂的第一个就是他。原来，校革委早已把每个学生的去向内定好，自报公议只是虚晃一招而已。我作为前党支部培养的白专典型，已指定必须上山下乡！
分配名单出来后，学生立刻产生两极分化：进工厂的喜形于色，天天到学校转悠；该下乡的抱怨无门，从此躲在家里。学校为了完成下乡指标，开始组织“动员队”逐个到该下乡学生家里做工作。
为了敲山镇虎，有的学校开始对曾参加过矿派组织的骨干学生，采取到其家门口贴大字报——勒令下乡的强硬措施。我的初中同学、唐山二中高三（丙）班学生孙一文文革中是反军派——二中反复辟组织有名的“黑刀笔”。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到唐山活动时，读了他在《二中反复辟》红卫兵小报上写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文，当即定性“这是一篇反动文章”，使孙一文残遭批斗。这次下乡，孙一文是板上钉钉。此时我们几个同学相聚，孙一文谈起自己曾是重点大学苗子，现在落到这般地步，后悔当初不该上高中：“咱们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在错误思想支配下，上了错误的学校。”没几天他就被“勒令”下乡，孙一文后来向我调侃当时的狼狈像：“我是屁滚尿流，当垃圾扫到农村去的。”1977年恢复高考，孙一文以唐山市文科状元身份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唐山劳动日报》社工作，可惜1988年因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在张志浩住家永安里附近，此时还出现学校组织乐队到下乡学生家门口吹吹打打、又扭又唱的事情，弄的张志浩整天倒插着家门不敢出来。此次分配，张志浩虽然没下乡，但结果也比下乡好不到哪儿去——分到靠近海边的大清河盐场，几十里地荒芜人烟，是个耗子都不光顾的苦地方。张志浩走出校门后工作几经波折，1978年他以优异成绩（语文、政治两科唐山市第一）考入华北煤炭医学院，现为北戴河中国煤炭工人疗养院副院长。
从9月下旬起，我在家里就三天两头接待“下乡动员队”。每次来都是二三十个人，家门口、院子里自行车摆得满满的。让我生气的是，这些“动员队”成员都是清一色留城学生，下乡的一个没有。开始我和他们吵吵嚷嚷，心想：“你们怎么不下乡，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象啊！”后来，工宣队张师傅到我家现身说法，他是开滦老工人，两个孩子都已先后报名下乡，使我受到触动。这时我心里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从小党的话听惯了，骤然打起折扣来还挺不适应。在我徘徊的那些天，看到谁家有报名下乡的，学校到家门口强行奏乐庆贺；谁家有该下乡死硬不走的，学校街道到家门口贴勒令通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滋味。思衬再三，11月中旬我终于主动办了户口迁移手续。
12月21日晚，我的同班好友、已分配去工厂的焦今医得知我决定下乡后，特意来家看我，并送我一个红塑料皮笔记本，上面还提了一句充满诗意的话：“昨天，我们是四年的同窗；今天，奔向不同的战场；让我们用对党的满腔热忱，去点燃青春的闪光！”完饭后，当我俩正沿着复兴路边走边聊，路旁市广播站大喇叭里忽然传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最新指示，随之还播报了一条重要通讯：《我们也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导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听完广播，我心里突然感到特别充实、特别冲动，开始庆幸自己选择下乡这一步——我终于没落伍，终于又跟上了时代洪流！一个多月后，1969年1月8日——当我和全市几千名学生一起，坐着满载欢送下乡青年的卡车，缓缓驶过当时唐山市的主要街道——新华路时，心里已经有了一种打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想法。这时挂在路边的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根据毛主席最新指示谱写的“语录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