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亦虹：“八五事件”答疑及《“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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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事件”答疑及《“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冯敬兰·亦虹

◇　冯敬兰：“八五事件”答疑

    （作者系北师大女附中学生，也是“八五事件”调查人之一）

问：当年学生批斗老师是普遍现象吗？

答：大约是我读初中二年级开始，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凸显出来，工人、贫下中
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最好的出身，即文革中的“红五类”；地主
、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出身，通称为“黑五类”。文革又加上
了“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和后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我所就读的中学而言，如果老师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譬如北京市特级
教师），有重大历史问题（当过右派什么的），一定会被归为另类，即在批判校领
导时“陪斗”。对于一般老师，譬如班主任，遭到班里学生批斗的并不多。我所在
的班就从来没有斗争过教我们的各位任课老师。

问：当年普通学生对这桩暴行（“８－５事件”）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答：对于大多数学生，恐惧应该是第一反应，但认为是斗“黑帮”的革命行动，也
大有人在。特别是出身好的同学。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
说，看到校领导被游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
了，我可远远做不到。狂热、冷漠的反应也有，不然不会造成校长死亡。

问：当年打死校长的真正凶手同学们都清楚吗？能说出名字来吗？如果不能说，请
问他们事后有无忏悔的表现？

答：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具体
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殴打是暴行，折磨同样显示出
人性的黑暗。譬如一个学生没有打老师，但是她让一位副校长下跪，举双手做投降
状，然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给他拍照。一位校领导谢顶，有人把浸过墨汁的纸糊在
他的头顶。让女老师把大花盆搬上楼梯再搬下来。还有，按卞校长的头让她喝涮墩
布的脏水。胡校长一直反抗，不承认自己是黑帮，马上就被学生兜头泼一瓶墨汁，
她的裙子被撕裂到胯部。这些对老师的侮辱和折磨，同样是令人发指的恶行。

    卞校长作为一把手，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又遭人诬陷，已是在劫难逃
。工作组进校５０天，曾组织过一次全校的批斗会，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
我捅一下，当场不支，发生呕吐。

    顺便说一下工作组是怎么回事？工作组是文革初期取代党委领导的临时权力机
构，旨在维持学校正常秩序，把运动纳入有序轨道。师大女附中是团中央派出第一
个工作组的中学，直接接受邓小平的指导。他们的思路与反右派运动相同的是，在
学生中抓右派（反对基层党组织、反对单位领导）分子，不同的是，在领导中分一
二三四类区别对待。

    工作组跟着刘邓犯了“路线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受到毛泽东痛斥，悉数
撤出大中学校。毛主席号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８－５事件就是在这
个背景下发生的，是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群体事件”。卞校长不断被学生推搡、
殴打、做力所不及的劳动、晕倒后不能及时送医、太阳下被暴晒两三个小时、送往
医院不能立即施以抢救，每个环节都对她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

    你说，谁是凶手？

问：您觉得学生打死的老师的悲剧根源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也很复杂，根源很多，有政党的、领袖的、政治的、社会的等
等，直接的根源和当时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很大关系，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让人的情
感粗糙冷硬。有的依仗出身好变得狂妄、冷酷，有的因为出身坏而变得胆小、软弱
，就给了暴行蔓延的机会。

问：道歉公开后，是否感到压力？考虑到宋彬彬的身份和过往，她面临的各方压力
是否更大？

答：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道歉是心灵的洗
涤。我本人文革中不是红卫兵，自己也被伤害，但我作为当时的在校生，校长之死
很快被我们抛在脑后，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所以我也表示道歉。那张向校长塑像鞠
躬致歉的照片有我。

    宋彬彬面临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是与２００７年实验中学校庆时评她为荣誉校
友后，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指控和声讨相比，要好多了。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
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
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
学者，是有担当的。

问：你和校友们从事“８·５”事件调查有些年头了，选择这个时间点出来道歉，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答：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１月８日，
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８－５
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８－５事件的调查，和大家今
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马上
就可以做啊！当晚，王本忠老校长也应约而至，当场策划，确定时间。随后由刘进
等校友电话邀请了二十六七位老师。本以为能来七八位就不错了，没想到基本到会
了，最年长者８９岁。我们还和８－５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能来的都来了，不能
与会的也说明了原因。除了刘进宋彬彬率先道歉，三位与会同学也即席发言，对自
己曾经伤害过老师同学而深感歉意。胡志涛校长的女儿也是女附中学生，她做了非
常好的发言，她说，８－５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
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作为一个历史事
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
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反思
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她还说，母亲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
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问：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是不是也意在澄清关于二人在八五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流
言？

答：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人比
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了什
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事件
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质
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问：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应该也是你的校友，你想对她们说些什么？

答：当然，希望她们能够直面自己，公开站出来道歉。毕竟，当时她们是孩子，是
未成年人，有种种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你们？心肠的冷硬
、感情的粗糙、人性的不友善、心理的不正常……总是有种种的个人原因，让你成
了“那一个”。

问：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推动了南非种族屠杀的“和解与真相”事业。与你们个人
发起的文革道歉相比，你觉得国家层面的推动是否效果更大？

答：期待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道歉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要走很长的路。
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的，直到
６０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杀过人？
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也担
当起追问和推动国家、政党、民族反思的责任。

问：作为过来人，你怎么评价文革？你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掀起的怀恋文革的思潮？

答：文革是浩劫，是国家的灾难。无论对国家、政党、人民，无论对政治、法制、
经济，最重要的破坏是对教育和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后来又缺乏认真反思，遗忘和
无知，也是怀恋文革的原因之一吧。

◇　亦虹：冯敬兰《“八五事件”答疑》读后

    《“八五事件”答疑》是宋彬彬“团队”主要成员之一冯敬兰的文章。本文仅
就冯敬兰在《“八五事件”答疑》中的部分陈述，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冯敬兰：……在我们组织的道歉会上，一位当年高中的学姐就说，看到校领导被游
街，觉得就是革命行动。干嘛要阻拦？我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我可远远做不到
。

亦虹：原女附中学生陶洛诵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２００
７年证词》说：“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８月５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
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
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２０１０年，原女附中学生张敏在《卞仲耘
之死案钩沉与省思》中这样写道：“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
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
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
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
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看到宋彬彬去劝她们了”这句话，与张敏和陶洛诵的见证是矛盾的。这位高
中的学姐会被邀请参加这个道歉会，在思想上，显然是与宋彬彬、叶维丽、刘进和
冯敬兰保持一致的，属于冯敬兰后面提到的“我们团队”。与宋彬彬、叶维丽、冯
敬兰思想不一致的人，根本就不会接到邀请。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和孩子就
没有被邀请。这样一个小圈子的自说自话缺乏信用。

冯敬兰：游斗校领导是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不是一场凶杀案，不涉及谁是凶手的
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强调，校长是被殴打折磨致死的。

亦虹：“游斗校领导”至“殴打折磨致死”，竟然可以用“群众运动”轻描淡写地
一笔带过。按照这个逻辑，纳粹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卢旺达
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也不过是群众运动而已。

冯敬兰：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

亦虹：集体道歉不是遮羞布。正面反应不是开释凶手和领导者策划者。这个“团队
”有没有意识到，这次道歉的负面反应也很强烈？

冯敬兰：这次主流反应很正面，连著名学者徐友渔也发表文章，为以往文章中采信
不实传闻做论据，向宋彬彬公开道歉，其实几年前徐先生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做过道
歉了。他让我看到中国老三届一代学者，是有担当的。

亦虹：徐友渔道歉是很好的事情。不过，他是为听信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宋彬彬
打死六、七或者八、九个人道歉。他的道歉与卞仲耘受难这件事情没有直接关系。

冯敬兰：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和道歉。澄清是不能缺少的。譬如说宋彬彬组织杀
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譬如说她领导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不搞清事实，让她为
了什么道歉呢？法庭上还允许被告自辩呢，宋彬彬对自己没有组织、参与任何暴力
事件做出澄清，特别是当着熟悉她的老师同学，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亦虹：宋彬彬就“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澄清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道
歉信里，宋彬彬说自己在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上的责任，不过是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
报，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
保护好”校领导“。她讲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母校”坚守原则
证明了我的清白“，讲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
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她说：”我想借此机
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
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宋彬彬说的”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
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
听起来相当奇怪。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两次”阻止“成功，正说明宋彬彬
和刘进是当时学校的领导者。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
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
了“，那么，那些抡着”铜头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行凶者呢？他
们也散了吗？如果行凶者都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
特意留在那里等着行凶者回来继续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再说，宋彬彬和刘
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既然有心”保护“校长，怎么”自己也走了“呢
？

    １９６６年８月，宋彬彬和刘进都是１９岁，都是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
主任。因为正主任在８月之前已经离开女附中，所以，宋彬彬和刘进位于当时学校
的权力中心，并且有他们的办公室。８月４日对同学，８月５日对学校校长和教导
主任的斗争会，是他们组织和领导的。对于卞仲耘的遇难，他们负有直接的组织责
任和领导责任。

冯敬兰：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宋彬彬对事实的澄清并不是对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的
质疑或否定。对以前揭露文革暴行的人，我们给予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亦虹：王友琴就是”揭露文革暴行的人“。以叶维丽刘进冯敬兰为主的宋彬彬”团
队“不但没有”给予“王友琴”极大的尊重和肯定“，反而通过《记忆》杂志，通
过出版《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书，对王友琴极尽攻击之能事。冯敬兰在《”八
五事件“答疑》中说这句话，不是太虚伪了吗？

冯敬兰：最近，我听一个德国学者说，对二战的反思，在德国也不是战后立即兴起
的，直到６０年代末，年青一代开始了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你是纳粹吗？你是否
杀过人？逐渐才推动了全社会的反思，推动了政党和国家的反思。

亦虹：德国年青一代对父辈的质疑和追问的基础，是纳粹的罪行被彻底否定，被一
一清算。没有对纳粹犯罪事实真相的揭露，没有整个德国社会对纳粹的彻底否定，
德国年青一代如何质疑如何追问？

冯敬兰：我们没有特别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是偶然到来的。１月８
日，刘进等几位校友去看望金元老师，她与我们年龄相差不多，情同姐妹，在对８
－５事件调查中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在金元老师家，说到８－５事件的调查，和大
家今后的打算，特别表达了和老师们相聚的愿望。金元老师立即表示，还等什么？
马上就可以做啊！

亦虹：这个事情的策划者，是叶维丽。这个机会也不是偶然到来的。是陈小鲁的道
歉引起的正面反应，使叶维丽看到这是一个机会。陈小鲁的道歉之所以被社会接受
，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陈小鲁的诚意。然而，宋彬彬文过饰非、篡改事实的道歉，
不但不能洗白自己，反而让很多人重新审视文革这场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彬
彬的道歉，有其正面意义。不过，这种正面意义是策划者和实施者不会希望也未曾
料到的。

□　原载《共识网》

http://www.cnd.org/CR/ZK14/cr765.gb.htm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