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北京男八中一段往事

tuffy05

美國 沈寧

前幾天﹐北京友人發來一份電郵﹐附件是陳小魯發表遲到的道歉。讀罷獨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間幾次與紅衛兵的奇怪遭遇﹐卻是哭笑不得。
我和陳小魯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學﹐文革發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層樓﹐斜對門。可我們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澤東的英明教導﹐隸屬兩個敵對階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陳小魯的父親是共產黨元帥陳毅﹐新四軍軍長﹐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高官陶希聖﹐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常委﹐蔣介石文膽。
因為家庭出身關係﹐我在學校十年一直努力裝孫子﹐整日默不作聲﹐低頭來往﹐只希望老師同學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同時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澤東欽點的四十三名國民黨大戰犯﹐這般家世怎麼也瞞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組一個體育大軍方陣﹐參加遊行。從九月一日開學﹐兩校男女生每天練隊﹐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專門選我生日那天﹐學校通知﹐我不能參加十一遊行。全校獨一份﹐再沒有腦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麼人家子弟了。
陳小魯那麼聰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發生之前﹐雖然每天上下課﹐我們在樓道裡抬頭不見低頭見﹐可只會相互點點頭﹐幾乎沒有說過幾句話。不過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從來沒有覺得他架子大。他那時候嘴脣下面留點小鬍子﹐每天騎個自行車﹐而且是輛很舊的破車。也從來沒見他穿過軍裝﹐永遠是一身灰藍色的普通制服﹐而且總把褲腳卷到腿肚子上﹐像個打魚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國遭了劫。學校中廳貼出大字報﹐宣言成立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副對聯﹐看得我心驚肉跳﹐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可是紅衛兵們暫時顧不得我﹐急著打倒當權派﹐校長溫寒江和書記華錦。溫校長剃了陰陽頭﹐每天在校園裡掃地。華錦書記受不了侮辱﹐在監禁室裡自殺了﹐說是把褲帶綁在門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學校雖然裝孫子﹐可心裡從來沒有尊敬過老師，特別痛恨學校領導﹐他們天天喊叫階級鬥爭，強迫學生吃憶苦飯﹐禁止我參加遊行﹐批判過多少好人﹐坑害過多少無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們自己也倒點霉﹐所以現在看到他們挨整﹐雖說不無同情﹐但也多少覺到高興﹐嚐嚐挨整的滋味﹐看你們今後還整人不。
我們班裡有好幾個木楈地各軍兵種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東﹐進東﹐小晉﹐皖平﹐冀才等等。同學樹東﹐因為家在西山軍區﹐太遠﹐平時住校。每週一和六﹐蘇製吉姆轎車開到校門口﹐勤務兵接送。當時吉姆車﹐只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才能坐﹐可知其父軍職有多高。這樣的同學﹐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紅衛兵。也許他們有更要緊的軍務在身﹐顧不得隱藏身邊的階級敵人狗崽子﹐我。整個文革期間﹐我在學校裡沒有挨過罵﹐沒有挨過打﹐甚至沒有遇見過紅衛兵讓我報出身。我也覺得奇怪﹐但說不出道理來。
要說紅衛兵多少顧及一點同學情誼吧﹐有一次他們率領全體學生﹐趕往府右街﹐衝進一個院門﹐揪住一個女人﹐掄著銅頭皮帶﹐拼命毒打。我見旁邊站個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學﹐抱著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後來知道﹐那個同學再也沒有來過學校﹐他的母親被活活打死了﹐只因為她解放前做過舞女。對那個慘劇﹐對那個同學和他的母親﹐我無限同情﹐一輩子也忘不了﹐更覺不能饒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紅衛兵們。
破四舊開始後﹐我們學校紅衛兵捉來宣武門的流氓集團紫錦隊﹐在中廳裡輪番毒打﹐說是練習如何打傷人內臟而外部不露痕跡。那天晚上﹐我從中廳走過﹐聽見一個紫錦躲在樓梯下面哼叫。他被打傷﹐無法動彈。我看了﹐實在不忍﹐便關了電燈﹐把他扶出中廳﹐然後拿自行車﹐推他離開學校。當時心裡恐懼得要命﹐兩腿發軟。一個反動派狗崽子﹐救護一個流氓﹐被紅衛兵抓到﹐兩個定要一塊打死。從此我就不敢到學校去﹐好在學校早已不再上課﹐沒人管。
兩個月後有一天﹐我悄悄到學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見陳小魯。他還是穿著灰藍布衣﹐褲腳卷得老高﹐臂上沒有紅箍。他說﹕好久不見。我答：我不常來學校。爸爸媽媽都有病，在家休養，要我照顧。他說﹕過一個禮拜，紅衛兵要在天安門集會﹐你也來參加。我說：我又不是紅衛兵，紅衛兵開會，我參加算怎麼回事？他說：那天會有很多外地來的紅衛兵，不懂規矩，出了事不好，我們北京的紅衛兵要負責維持秩序。我說：我算幹嘛的，去了找誰？沒人會理我。他說：就說是我請你來的﹐有人問﹐讓他們來找我。我是咱們學校革委會主任，我說了算。
既然人家這麼看得起我﹐話說到這份上，我如果堅持不去﹐就太不識相了。於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這個出身反革命大戰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門﹐站在金水橋前。身後的紅衛兵，看見毛主席登上城樓，胸膛鼓裂，淚流滿面，揮舞手裡的小紅書，喉嚨喊啞。我看著他們的模樣﹐覺得又好笑又可憐﹐但我什麼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毛主席﹐胸膛裡好像凍了一層冰﹐絲毫激動不起來。那個時刻讓我來天安門，佔去一個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該。
八一八之後﹐由陳小魯建議﹐成立起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男八中紅衛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長眼﹐北京那麼大的地盤﹐西糾偏偏到西四頒賞胡同的九三學社機關安營紮寨。我家住在頒賞胡同十三號外文出版局宿舍﹐剛巧跟九三學社斜對門﹐於是便成了西糾的鄰居。院門外面牆上﹐貼滿大字報﹐陶希聖和母親姓名都倒寫﹐打紅叉。我們家人走在衚衕裡﹐鄰居大人孩子指指點點的手指頭﹐能在我們脊背戳出洞。可也許八中紅衛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從來沒有來找過我家什麼麻煩。
西糾沒顧上抄我家﹐可不知那裡什麼野雞學校的紅衛兵卻突然打上門。我扶著腿殘的母親﹐躲出院子﹐隱身門洞﹐瑟瑟發抖。剛巧這時﹐一批西糾隊員騎車到九三學社門口。我們班樹東看見我﹐便問﹕你在這兒幹麼﹖我不敢隱瞞﹐答說紅衛兵正在抄我家。樹東一聽就火了﹕媽的﹐我們不抄﹐輪得到他們麼﹗嘴裡罵著﹐把車一摔﹐就往我家院裡走。西糾裡面我們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丟了車﹐衝進院去。我閉住眼﹐心想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們班那幾位公子爺﹐天不怕地不怕﹐發起脾氣來﹐真敢往人群裡扔手榴彈。
還算好﹐沒幾分鐘﹐剛纔凶神惡煞來抄我家的那些紅衛兵﹐垂頭喪氣走出院門﹐匆匆忙忙跑了。樹東他們隨後跟出來﹐對我說﹕別怕﹐以後再有人來抄你家﹐就過來找我們。我聽了﹐心裡很感動﹐連連點頭道謝﹐扶著母親回進院去。衚衕裡鄰居們圍著看見﹐都覺奇怪﹐怎麼紅衛兵西糾會保護國民黨反動派的狗崽子呢﹖他們以後再欺負我們家人﹐還得留個心眼才是吧。
後來雖然各處紅衛兵還是來抄了我家好幾次﹐我也從來沒敢真去找西糾求援。後來西糾離開了九三學社﹐樹東他們都當兵走了。後來我們又搬家到東單﹐再後來我到陝北插隊﹐離開北京。可樹東他們解救過我家一次﹐我終生不忘。到美國之後﹐我曾想方設法找到地址﹐給樹東寫過一封信致謝﹐也不知他收到沒有。
六六年底﹐紅衛兵們都到外地串聯去了﹐學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膽子﹐時不時到學校觀望一下。像我這樣的反動派家庭出身﹐參加不了紅衛兵﹐當然也沒有外出串聯的資格。有一天我去學校﹐碰見高二四班的紅衛兵頭目三猛和伯宏。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什麼出身﹐卻順嘴問﹕你怎麼還在學校﹐沒出去串聯﹖我無話可對﹐又不願自報家門﹐便反問﹕你們不是也還在學校﹖他們說﹕他們已經出去串聯過了﹐現在回來值班。然後又說﹕想出去玩玩嗎﹖他們手裡有大印﹐可以給我開介紹信。我說﹕出去玩﹐誰不想。
萬沒有想到﹐兩位紅衛兵頭頭二話不說﹐隨手就給我開了個路條﹕我校同學沈寧﹐非黑五類出身﹐請沿途紅衛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會。然後蓋上八中革委會大紅印章﹐交到我手裡。我看了﹐誠惶誠恐。我是非黑五類出身﹐我是黑五類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類﹐國民黨頂級戰犯。可我什麼話也沒說﹐帶了還讀小學的妹妹﹐趕緊上路串聯去了。
文革是中國空前(但願能夠)絕後的一大劫難﹐中國人民在文革中經受的苦難﹐怎麼都記錄不完。我家十年﹐歷盡磨難﹐四分五裂﹐母親被折磨致死。我對文革的憤恨﹐無以言述。但時隔近五十年﹐讀到陳小魯的道歉聲明﹐回想起來﹐我與學校紅衛兵的幾次直接遭遇﹐卻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於情於理﹐都難以成立。
我在學校沒有挨打挨鬥﹐已屬非常。居然還被陳小魯請去參加八一八天安門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可謂天方夜譚。人都說西糾是惡中最惡﹐可西糾確實趕走抄家紅衛兵﹐救過我家一命﹐實出意外。而且八中紅衛兵﹐竟然給我開路條﹐讓我享受一次只有紅衛兵們才能夠享受的串聯特權。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因為什麼﹖我至今說不清楚﹐只好把這幾件事記錄下來﹐也算一段歷史。


——發表於《隨筆》雜誌2013年第6期

yangharrylg

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



美国沈宁

发表于《随笔》杂志2013年第6期﹐题目改为北京男八中一段往事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钦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到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楈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 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 ﹐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 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 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 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 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份上， 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 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胡衕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胡衕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胡衕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 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么﹖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 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 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纔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胡衕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们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他们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 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 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 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5642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