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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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上）


　　采写：卜伟华、徐绥之 编辑：卜伟华、米鹤都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３月出版）
《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编者的话
·米鹤都·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于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于后者，他们的绝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也在被集体失忆。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南北，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可读性和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难于做到不带情感色彩的超脱，从而也就难于完全客观。这个命题是研究者们难以逾越的，还有待于历史的沉淀和升华。淀下去浓烈的情感，才能升起来超脱的理性。“历史从来不应当是由当代人撰写的，他们的义务仅仅是留下真实的素材和感受。”
　　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是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
　　另外，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仅仅是民间的、业余的工作，所能征集到的口述史难能面面俱到。在实际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有着重要经历的当事人、有过重大过错的当事人以及受过严酷迫害的当事人，由于移居国外、由于身处官场、由于“宣传有纪律”、由于缺乏当众忏悔的勇气、由于恐遭非议、由于不愿再揭开伤疤、由于保护隐私等等，尽管原因不一，结果是相当多的重要当事人并不愿参与口述历史的征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我们也借此呼吁更多的重要历史素材的承载者加入到《口述历史》的行列中，丛书同时依据前述标准，向社会广泛征集这代人各方面传奇人物有价值的口述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本从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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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大华　男，上海崇明人，１９４８年出生于苏北。１９５８年随父母到北京。文革前为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１９６７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参予发起组织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曾任清华附中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６９年１月到延安地区插队。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３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六团当兵。复员后在沈阳化工部橡胶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　家庭和少年时代
　　我老家在上海崇明县。爷爷是贫农，解放后在村里当过贫协主席。我父亲原名卜文达，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华翔。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阳历是７月１日，跟中国共产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父亲十几岁到上海当学徒工，后听说新四军在苏北盐城成立了抗大五分校，他就与人相约前往，参加了新四军。先上抗大，后在解放区做公安工作，当过公安局长，又当过海防团长。
　　解放以后，父亲进入南京高级步兵学校上学。他在校时是优秀学员，我见过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奖给他的一支钢笔，上面刻有“优秀学员华翔”几个字。毕业后他留校做教员。１９５８年，国防部五院组建，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搞导弹方面的尖端科研。父亲就调到了北京，我们那时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是保密的，单位对外称为００３８部队。１９６５年，五院改组为七机部，父亲在七机部一院一部，当政治部主任，就算集体转业了。
　　我母亲叫李新亚，参加革命也很早，一直在新四军的总部，开始是做妇救会、群众工作，然后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协理员。１９５３年复员，到南京白下区委工作，以后就一直当小学的校长。
　　我出生在苏北的如皋，１９５２年随父亲搬到南京。我小时候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生活比较单纯。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干部子弟的感觉，那时候是部队子弟小学，大家都一样。
　　小时候，父母亲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教我要为人正直，实事求是。
　　我１０岁左右来到北京，上的是东高地小学，有很多工人家庭的同学。同学之间没有什么界限，甚至生活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上小学时，不太努力，但学习成绩很好，属于那种老师不太好管，总有自己的主意的人。虽然从入队的第一天就是小队长，到我摘下红领巾时还是小队长。
　　我从小学就爱看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书很多，什么《三国》、《水浒》、《西游记》，《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因为上课看课外书，书几次都被没收了。记得有一次，我看了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就和同学说，朱德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有个老师，真当回事来找我谈，说你不能瞎说。我说，这是真的。这件事印象很深。
　　１９６１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初中我们班５０来个人，干部子弟也就五、六个。全班有１８个人在小学时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学生总体水平很高。清华附中有个优点，它对学生要求不是特别严，作业负担不是很重。我们住校，全天在学校里，所以经常有时间到圆明园去玩，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我初中三年，大致是一个从不很努力，到开始努力学习的过程。
　　我初二时比较闹，一年受了两个警告处分。清华附中有几个不能违反的“天条”，一是不许打架，二是不许顶撞老师。我犯了第二个“天条”。在外语课上，老师错怪了一个同学，我打抱不平，结果越说越激烈，最后账算到了我头上，受了个警告处分。学校还有一个规定，旷课１０堂，要给个警告处分。另外还有个规定，迟到４次算一次旷课。因为是住校，尤其是早自习、晚自习，作息时间把握不严。有时候到清华去，回来时自习已经开始了，结果就给记上了，我还不知道。到期末，我们班有十几个人受了处分，都是迟到多次累计的，能把人气死。
　　初三大点了，很努力，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北京市教育局执行金质奖章、银质奖章、优良奖状的制度，我初三得到了北京市的优良奖状。这一年我考上了本校的高中，感觉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困难时期刚过，学校也变得很活跃。
　　新来的同学在一些方面很强，有些可以说是站在教材之上学习的，邝桃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初中时就把高中的数学学完了，开始读大学的数学。我感到非常震撼。邝桃生知识面很广，不过有时候不够严谨，我们俩辩论的次数特别多。到冷泉农场下乡劳动时，我们俩能够从晚上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候睡一个钟头就起床。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辩论题目。涉及哲学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审美的阶级性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啊，还有历史方面的“李秀成自述”等等。几乎我们碰到的各种问题都会引发辩论。高中时期，是青年人的思想、心智比较开放的时候，对很多新知识都感到好奇，每次辩论，都会促使你更关心某一方面的知识。
　　从１９６４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开始有政治活动了。我是１９６４年入团的，觉得很光荣。那时候，学校开始对干部子弟有一些特殊的教育，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成立了射击队、报务队、６０炮队等一系列的民兵性质的队伍，进行军事训练，还准备参加大比武呢。我因为视力不好，所以就到了工程兵队。二是搞了一些特殊的学习。有时候礼拜六下午自习课的时候，学校把干部子弟集中在一起学习。１９６５年，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这好像是在高一的下学期。这种学习不多，还传达过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我觉得教育意义还挺大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因为毛主席谈了一些学习，谈了一些人生，说不要读死书，上课不愿意听可以打瞌睡。听了这些东西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１９６５年，我们附中设了预科。从高二开始，从原来的六个班里选出两个预科班。预科班开宗明义，就是以上清华大学为目标。搞预科就是为了与大学建立更加密切的衔接。预科班的学习打破了原来教材的范围。数理化全部用自编教材，而且打乱程序，高二时学物理，高三学化学、立体几何。高二数学一直讲到高等数学知识。语文课强调“一篇文章定胜负”，只考作文，写得好就通过，语文基础知识基本都不考。如果你认为你能把命题文章写好，语文课也可以不听。数理化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原来清华的教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学习方法，对我们的思想活跃有很大的好处。
　　那时候发表了“九评”，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了。我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当学校的团干部、班干部，也是一种锻炼，也是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途径。而这个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去接触它。也就是说，班干部、团干部，重新打乱，让更多的人担任班干部、团干部，得到锻炼。
　　因为高三的学生要准备高考，主要精力放在准备高考上。学校就拿我们预６５１班作改选干部的试点，拿出了一份名单，交给我们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是毕业留校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当时任清华附中分团委副书记，跟我们比较谈得来。这时候，我、骆小海、邝桃生几个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说，希望这次改选幅度大一点，过去经常当团支部书记的，这次最好不当。过去没有当过班干部的，这次最好多选一点。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就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学校是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学生干部是培养接班人的途径。应该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这个途径，接受这个培养。我们班为此事讨论了很多次，在板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最后，我们说服了班上的大多数人。我们班为什么后来那么团结？就是因为思想活跃。
　　我们提出骆小海当班长，还提出班委会可以精简，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一个管生活，一个管学习。再有一个体育委员，一个文艺委员。五个人，很精干。被选的几个人特别激动，非常愿意把事情办好。
　　团支部的改选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们班团员很多，一个班４８个人，有４０个团员。原来准备选我当团支部书记。后来学校让我到工程兵队去当队长，说你当了学校的干部，就不要再兼班里的干部了。这是学校对我们的反制，他们不想都按我们的意图去做。于是在确定团干部的时候，他们来了这么一招。最后，我们推选另一个同学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个人考虑和恩怨在里面。那时候的讨论，没有以势压人，也没有多少阶级斗争的内容。有的人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的人刚入团不久，这回当了干部都非常高兴，干劲很大，效果很好。这件事是个前兆，学校领导不高兴，对我们的班主任也不满意，认为她太软，整个改选过程被学生牵着鼻子走。但也没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不好，只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和他们原来的想法不一致。
　　不久，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１〕，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讲的是要破除框框，破除迷信。小海以后在他的《心路历程》中说，所谓造反，就是不要做精神奴隶，就是不要被传统的东西束缚。小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认为很好。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我们有点狂，开始有意见。
　　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前后，我们组织了班里十多个同学到潭柘寺去玩。自己带上挂面，背上两个铝锅。坐火车到房山，然后就走路，玩得很高兴。那时候，脑子里开始有了阶级斗争的弦，经常谈到阶级斗争了。有天晚上，住在戒台寺的大庙里，我们谈起最近中央出了很大的事情，听说了罗瑞卿被揪出来的事。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辈子不会很平淡了。
　　◇　红卫兵出世
　　我们跟学校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号。校长做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我们对这个报告有意见，希望找校长或分团委书记谈谈。后来我们又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了学校的问题。
　　附中的分团委书记顾函芬在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非常不高兴。她说：学校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行了，你们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１９５７年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我们也很抵触，于是矛盾就加深了。晚自习的时候，学校对全校广播讲话时，点了我们班。说有的班，对学校工作指指点点，这不好，这很危险。如果附中的领导一开始不是用压服的态度，可能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结果，这天下了晚自习后，很多同学都跑到我们班来看我们的小字报，了解情况。因为我们几个在工程兵队、射击队和学生会里担任职务，和外班接触比较多，在全校的影响也比较大。这时，高三的王铭、张晓宾开始介入了，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王铭原来是四中的，他讲了四中在１９６５年四清中的学潮，涉及到教育路线和阶级斗争问题。清华附中之后的事情也开始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
　　到了５月下旬，我们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尖锐了。学校开始搜集我们的材料，把我和骆小海、邝桃生的学籍卡片拿到校长那里，准备要整我们了。我们为了给学校提意见，也开始搜集学校在运动中一些做法的材料。５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校长还去我家了，也就是告状。我爸爸对吴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５月１８号，我弟弟卜伟华说他们要给学校写大字报。我还到他们班，劝了他们半天，不然的话，他们就第一个把大字报写出来了。我说，不要写，写了我们就被动了。不写，我们还可以继续提意见。王铭、张晓宾５月２０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２〕，但这件事没有和我们商量，是以后告诉我们的。
　　那时候，我们经常是晚自习完了才去圆明园聊天。学校就采取了一些行动，加强校卫队，晚上９点学生一律回宿舍，到时候就锁门。我们谈完回来，学校大门紧闭，敲门也不开，我们只能从旁边的拉圾道钻进去。结果发现有人把很重的暖气片放在垃圾道的上边，弄不好就会掉下来砸着人。
　　矛盾逐渐激化，我们越来越明显地被当成另类处理，干脆不妨就自当那个另类。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一些共同行动了，我就建议，高二、高三几个班的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有更大的力量。那时批“三家村”，几个人一起写文章，就署一个共同的名字。我看到张承志他们写小字报时用了“红卫兵”这个名字〔３〕，我觉得还不错，于是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骆小海说，曾经使用过“红卫士”的名称〔４〕，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人都不认可。也可能有的班、有什么人用过，但我们肯定没有统一使用过这个名称。因为使用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提议的嘛！
　　５月２９日，我们高二、高三几个班的同学在圆明园聚会的时候，确定了要共同行动和采用统一名称的原则，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这一天就算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开会的大概有十来个人吧，除了陶正，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后来有人问我，那时候是不是上面有人给你们一些具体的指示或暗示之类的东西。这个绝对没有。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严谨的组织，只是为了搞一些统一行动而采用的名称。而且对到底要搞多长时间，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已经入了“另册”的，在学校里已经没法活动了，很多同学对我们也是侧目而视。我们就经常下了晚自习后到圆明园去，搞到很晚才回来。学校里有一部分人支持我们，但大部分人还是愿意跟着校领导走。本来以为，我们会受很长时间的打击，前途未卜。没想到转机来得挺快。
　　◇　对抗校领导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写大字报的形式被肯定了。学校专门把五楼大教室开辟出来让大家写大字报。我们红卫兵的第一篇大字报〔５〕就贴出来了，就是要表一个态。谁同意都可以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是第一个签名的，最后签了一百多个名字。
　　伴随这个大字报，出现了一大堆反对我们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等等。学校的力量大，我们的力量小。我们就一天提一个问题，一天贴一张大字报。从６月３号开始，外校的一些学生听说了红卫兵的事情就开始来我们学校来看大字报。我们的第一篇大字报一直保持在那里，一看就很明显，红卫兵是少数，那么多都是骂我们的大字报。外校一些同学看到清华附中在围攻红卫兵，他们也来贴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署名就用不同学校的红卫兵。
　　６月８号那天，外校来的人特别多，有百十号人，都是骑自行车来的。学校一看受不了了，就强调纪律，把学校大门锁了，不让他们进来。附中的同学，在操场集合，学校领导讲话说，我们的党支部是革命的！我们呢，就走出校门，向各个学校来的同学介绍情况。我们在外面讲，里面就群情激昂，后来外面也群情激昂了。那天还特别热，外校的同学在校门外呆了１０个小时，最后学校还是让外校的同学进来了，在学校里转了一圈。
　　就在那天，我们送外校的同学走。在圆明园的时候，突然听说学校里来了工作组了，就赶快赶回来。
　　当年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后来在一篇文章讲了工作组进校的缘由。６月８日中午，胡克实紧急给他打电话说，清华附中一些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受到压制，他们处境困难，要刘晋马上派人组建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支持革命，支持红卫兵。我估计这可能是根据之前红卫兵几次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做出的决定。
　　工作组进校后，旗帜鲜明，马上就表态：支持红卫兵。６月９号，我和骆小海在教学楼争论了好长时间：学校领导是资产阶级黑线，应该怎么定义我们和校领导之间的斗争？是不是敌我矛盾？最后认为是敌我矛盾，但根据表现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我们发了最后一篇批校领导的大字报。之前，我们只是说学校领导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大字报，说学校贯彻执行了清华党委、北京市委的东西，而清华党委和北京市委都是黑线。然后还有毛主席的那句话：整个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所以，我们和你们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把校领导划到了资产阶级那一边。
　　◇　《三论革命造反精神》
　　工作组进校后，我们很高兴，开始时和工作组的关系很好，亲密无间。工作组跟我们协商了一下，哪些人参加革委会，很快就成立了一个革委会。
　　当时他们提出可以有一些不是红卫兵的人参加。我说，看群众推选吧，能推得出来就参加，推不出来就不参加。工作组可能是想推马云香出来，马云香是学生党员，实际上也是红卫兵，但不是核心人物，关键是她自己也不愿意出来。
　　我们和工作组在许多问题上是一致的。首先是在批斗学校领导的问题上，坚决不能武斗。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工作组没有任何矛盾。所有批斗校领导的场合，只要有我们参加，都严禁武斗。我记得第一次批校长万邦儒的时候，好多同学都上去打，我就坚决地给拦住了。
　　另外，我认为批校领导也应该实事求是。红卫兵第一张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题目是《揭穿一个大阴谋》，批判校领导贯彻高教部的“四一七”文件，要把文革的批判引导和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正好这时报纸上也在批判彭真要把文化革命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我们找了华北局、北京新市委等，都没有说这个文件是毛主席批准的。于是我们就判断这个文件肯定未经毛主席批准，是个“反动的”文件。特别是５月份学校还把这样的文件拿出来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个大阴谋。这是我们当时批判的重点。开始批万邦儒的会是由我来主持，但后来我就不主持了，因为有点变味了。会上提出好多非常荒唐的问题。例如有老师揭发：校领导积极准备复辟，曾经派总务科长到延庆去视察地形，学校民兵有枪，他们准备枪支，准备搞反共基地。这些事情学生哪知道啊，不过我一听就知道是没影儿的事，但你主持会，还不好反驳他。
　　工作组进校后不久，几次问我：“你们红卫兵到底有多少人？”我们给不出名单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我就说：过些时候，让各班核心组统计一下吧。这样一来工作组就不高兴了，认为我有意隐瞒。还有，在工作组第一次写的汇报材料中，就流露出对红卫兵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其实工作组来了以后，红卫兵就没有再单独活动。而各班的一些活动，你又不知道谁是红卫兵。他就说红卫兵的一些活动背着工作组。还有一次，工作组曾经要求我们红卫兵去支持石油附中的红卫兵。但我们有点怀疑，就到石油附中调查一下。一了解，挺复杂。我们认为这不能干。后来工作组带了一些人去，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参加。这件事刘晋在文章里没有提到，其实这在我们和工作组的矛盾中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６月２３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的社论，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团结大多数。我们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６月２４日，红卫兵针锋相对地贴出批判这个社论的大字报，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那几天，我们对运动怎么搞，也有些不满情绪。有一天我在二楼，随手翻着报纸，一下翻到了６月９号《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我发现其中有毛主席关于“造反”的一段文字，我就到图书馆去查，后来在《新华月报》上找到出处，是毛主席１９３９年在延安纪念斯大林诞辰６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的。
　　“造反”这个词，使人有震撼的感觉。一般人看来，造反还是一个很负面的词。而在我们这些人中间，造反这个词已经是正面的了。那天我说，我们谈造反精神，该怎么写还怎么写，但是先不用这段语录。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实际上是抒发一种情绪，表达一种政治思想，是要打破原来框框的思想束缚，并没有针对工作组的意思。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工作组的脸色非常难看，认为是针对他们，或者是针对《中国青年报》的。我向他们解释，造反是要造旧世界的反。后来有两个人把这张大字报转贴到清华去了，这一下不得了了，大学生们一下子都跑附中来了，铺天盖地冲着红卫兵来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当时我们对工作组说，这种情况你们再不管，我们要反击了。工作组也不说话，他们是乐观其成。
　　等他们闹得差不多了，我们把第二篇《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拿出来了。第二篇就把毛主席那段造反有理的语录引在上面了。刘晋当时就楞了：“毛主席这么说过？”我们就解释，毛主席确实这么说过。我还告诉他们这段话出自哪里。工作组也跑到图书馆去查。第二天见面，他们一句话都不说。这第二篇也贴到清华去了，清华的大学生们一下子也全懵了。等于是７月４号，我们揭出了一个谜底，说明了我们说的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儿。
　　◇　工作组抓坏人
　　但工作组不高兴，他们写了两篇反映我们情况的东西。一个是《文革简讯》第四期，一个是《文革简讯》第十期。其中提到，对红卫兵这样的组织将来要采取融化、融合的办法。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工作组来了以后，红卫兵就不发展了，因为再发展没有意义。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面对学校领导的压力。现在红卫兵成了左派了，要发展，人人都可以参加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原来是无意识的，没有发展组织，到工作组撤出后，我们就是有意识的不发展组织。那时候我们很想把整个学校团结起来。
　　刘晋对我说，你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些人，很能干，但有缺点。缺点就是不听话。
　　清华附中工作组写的《文革简讯》，我们通过其它学校的同学知道了。有的学校工作组禁止学生成立红卫兵，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学生们就说，那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什么可以呢？工作组回答，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非法组织，我们有文件的。四十七中的学生就来向我们反映了这件事。邝桃生把这些事都记下来了，后来邝桃生的小本子丢了。被人捡到交给工作组了，工作组就对邝桃生不满。
　　还有就是对红卫兵主要的负责人王铭不满。王铭的父亲曾是罗瑞卿的秘书。所以要整红卫兵，王铭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如果动了王铭，就动了你的筋。这一招是胡克实出的。胡克实认识王铭的父亲，跟他们家也很熟。胡克实告诉刘晋，应该点出他们红卫兵里有坏人，坏人就是王铭，他父亲就是罗瑞卿的秘书，就是一个黑帮嘛。刘晋觉得这事不好办，一直没有点名，但他也明显地疏远了王铭。
　　清华附中革委会，王铭是主任，我和张晓宾是副主任，骆小海、邝桃生等委员也都是红卫兵的。７月１５号，工作组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突然成立了临时分团委。宣布分团委的书记和一个副书记都是工作组成员，另一个副书记是张晓宾。分团委有九个学生委员，其中红卫兵只有张晓宾和高洪旭两个人。他们说，今天开完会以后，各班马上讨论，成立团支部，选举团支部领导。在开完大会后，我们就布置各班回去改选团支部，结果，各班的团支部书记都由红卫兵担任了。我也被选为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刘晋专门跑来跟我解释了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工作有些侧重，你呢，主要负责革委会的工作，晓宾呢，将来让他负责团的工作。其实我也不用安抚。我说，我现在是团支部书记，我听从分团委的领导。
　　第二天，工作组又宣布，清华附中去２００人到河北沙城参加军训。并通知我：大华，部队出一个连长，学生出一个副连长，你去当副连长。其实我们已经通知下面了，红卫兵能不去的就不去，因为感觉快要跟工作组摊牌了。我不愿意去，就说让高洪旭去。工作组也同意了。但晚上又把我找去谈话，说大华，你还得去。我们还得出一个副指导员，你当副指导员。反正是死活要让我去，我只好去军训了。
　　过了两天，工作组通知，工作组和革委会的人要在一起好好谈一谈。我说，好吧。这次谈话是在７月１８号的晚上。与工作组对话，我们也做了一点准备。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这时候的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刘晋做海淀分团的副团长了。工作组是有备而来，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呀。既然说开了，我们就每一个问题谈了我们的观点。我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红卫兵组织要消融，红卫兵组织里有坏人。我希望工作组能够指出来，红卫兵里的坏人是谁。
　　当时王铭也在场，但他一声不吭。后来刘晋出去了，实际是去给胡克实打电话。那天晚上红卫兵和工作组交换意见的会，是根据胡克实指示开的，而且说要在会上点出红卫兵里的坏人。刘晋在电话里对胡克实说，我们正在开会呢，我们要不要点名？胡克实说，点，一定要点。这些事刘晋在文章里没写，这是他后来在批判胡克实的会上说的。
　　刘晋打电话回来继续和我们谈，指责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另搞一套。我们说，你们写的文革简讯中是怎么说的，能不能也给我们看看？谈了一会儿，刘晋又出去打电话了，胡克实都肯定地要他把红卫兵里的坏人点出来。这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张路宁他们来了，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新情况，说团中央好像受到中央的批评了，胡启立现在很孤立。我们认为和工作组的矛盾发展下去肯定关系要破裂，但破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最后就僵持在那儿，我们要求工作组把红卫兵里的坏人点出来。刘晋最后还是决定不点名。因为点了他就没有办法下台了，就可能和红卫兵彻底分裂了，这个学校的工作就不好做了。刘晋说，这次交换意见就到这里，工作组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是欢迎你们提出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７月２７号下午，小海跑到我们军训的地方说，现在学校变化大了，听说工作组有问题，要撤销了。我问，和工作组翻脸了没有？小海说，还没有。
　　小海从沙城回去后，第二天就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的会，在那个会上，小海和邝桃生把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交给了江青，请她转给毛主席。
　　７月３０号，部队通知，所有的学生今天一律回校。
　　◇　“我热烈地支持你们”
　　回学校我很高兴，我带队还没到学校呢，邝桃生就找到我说，团中央召集一个座谈会，咱们俩去参加。于是我们就急匆匆赶到团中央去开会。
　　到了那里，人还没到齐呢。一会儿，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进来了。胡耀邦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卜大华。我反问了一声：“您是谁啊？”他说：“我是胡耀邦啊。他是胡克实。”。胡克实说：“卜大华，我知道你。”
　　胡耀邦主持座谈会，他说，今天开个会。过去，我们派工作组下去，跟大家有些意见不一致，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几个学校的代表都发了言。我还没谈呢。又进来两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团中央的几个书记全站起来了，我们也都站起来。张春桥转了一圈，最后坐在我旁边。发言的人继续讲。张春桥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他说，我知道。张春桥是什么人，中央文革是干什么的，我们那时都不知道。但看起来，他们比团中央的几个书记还牛。
　　后来我发言。我说，团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一开始支持红卫兵，我们也很感激，我们全力配合工作组的工作。但是后来工作组做的一些事情，使我们很不满意。例如第四期和第十期的文革简讯。这些都是别的学校同学反映给我们的，我们认为团中央应该检查一下这个事情。胡耀邦一边听一边还做记录。
　　８月１号那天，我们搞了一个横渡昆明湖的活动，全校９００多人一起从龙王庙游到排云殿，大约有六七百米。那次是武装泅渡，都穿着衣服下水。当时水上红旗招展，我是最后一批下水的。我想做点好事，用一条船把剩在这边的鞋都运到对岸。但鞋子太多，一运到那边，谁都找不到鞋子了。真是办了一件特愚蠢的事。不过总算没出什么大事，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中学生恐怕是没人敢组织这种活动了。
　　第二天，８月２号，就传出了关于毛主席给我们写信的事儿。那天中央文革打电话来，让我和王铭去钓鱼台找王任重。那次见过张春桥以后，知道有个中央文革小组，但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也不知道王任重是何许人也。
　　那天下午，我和王铭到钓鱼台以后，王任重自我介绍：我最近到中央来工作，我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派我联系你们四个学校，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向我反映。我派秘书跟你们联系。王任重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讲话很干脆。
　　王任重说，主席给你们写信了，这是文件，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这封信，是矿院附中的杨冀平〔６〕传出来的。杨冀平在学校宣读了这封信，马上就传开了。有人从石油附中抄回来这封信给我看，我当时就相信它是真的，认为别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不过，我还是感到很震撼。毛主席一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后面又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那时候就有一种想法：一定要把这个学校搞得让大家都满意。
　　我们没有对王任重表示已经知道了这封信。我看到文件上面印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之二。看完文件，就完全肯定了毛主席来信的真实性。
　　我说，我把它带回去行不行？王任重说，主席给你们写信，就等着寄给你们呗。我说，我抄下来行不行？他说，最好别抄。这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到旁边的房间去打了个电话。我说，昨天主席那封信的抄件还在吗？你念，如果有错的地方，我告诉你。当时是王玉平在那里，就把我们得到的抄件念了一遍。我看了一遍，可能有一个字的错误，基本上是准确的。
　　回校的路上，我和王铭商量，第一，中央文革小组主动和我们联系，多了一条途径。这是个好事。第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出现，本来和上面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自发的。今后做什么还是应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不能依靠这个，就是不能每天打一个电话，问上边我们该怎么做。当时就定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给大家传达了一下，说，这封信我们看到了，是中央文件，但信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在信没收到之前，我们一律不对外宣传这封信。凡是中央没有说的，没有正式公开的，我们都不要去引用它。直到９月份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的时候，也没有把这封信加在里面。在写其它文章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一次提到毛主席的这封信。我们那时有一种近乎顽固的纪律性，这在其它很多方面都有表现。
　　８月４号，总理带人到清华大学，一个是看大字报，一个是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那天，总理带了很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来清华，都坐在前边。因为我要发言，也坐在前边。我周边坐的是刘宁一、廖承志等。刘宁一还问我，你知道我女儿吗？她叫刘菊芬。我说，知道，我们很熟悉。
　　大会一开始是辩论大学的问题。后来就轮到我们讲话了。我和小海、邝桃生，我们三个上台发言。我们念了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还讲了红卫兵的过程，讲了跟学校领导、跟工作组的斗争。然后是总理讲话。
　　总理讲话中肯定了我们红卫兵，他说：“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
　　然后总理就讲清华的问题。那天，总理好像特别急躁。总理可能知道这是主席的意思，要为蒯大富平反。但一般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个情况，还对蒯大富有着较深的成见。我们是置身事外的，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总理那天的讲话，比较凝重。
　　◇　《紧急呼吁书》
　　到８月５、６号，我们学校还没有什么事情。但有些同学出去，听到一些事情。就是工作组撤出以后，很多学校发生打人的情况，特别是打老师、打学校领导，有的地方还打工作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我记得，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那天，我们还考虑是不是在学校开个会。后来，徐浩渊到我们那儿，讲了很多别的学校打人的情况，可能也讲到了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的事。我认为她讲的情况很重要，打人的事情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一些没有高中生的中学。我们学校还有个革委会，红卫兵，工作组撤了以后，还有一个临时的权力中心。很多学校突然就变成权力真空了，每个人都可以去支使别人，为所欲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徐浩渊说，四、六、八中，还有北大附中，今天晚上要在天桥剧场搞一个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幅对联的辩论会。这个事情不能这样下去，我们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当时，我力主要痛下决心，以我们的名义出面，发表一个东西，明确制止打人现象。
　　徐浩渊开始是和我两个人谈，后来我找小海，又找晓宾，大概没几个人。这个事还是谈得很顺。大家同意写，这边就叫小海赶快写，那边找人打印。写的时候，觉得两个学校力量还是小了一点儿，决定再拉一个学校。我知道北航附中红卫兵里有一部分人，也是讲究策略的，他们内部当时就有鹰派、鸽派之分，起主要作用的岳小东、陈复晓等人都是鸽派。当时可能是让晓宾给他们打的电话。打电话后，北航附中的就同意了。这样我们就用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个学校红卫兵的名义，写了《紧急呼吁书》〔７〕。
　　文章打印出来以后，我们就坐车到天桥去了。徐浩渊也是神通广大，她告诉我，可以进去几个人，可以有一个人上主席台。那天我们紧赶慢赶到了天桥剧场，本想参加辩论的，但还是晚了。进场以后，辩论已经过去了。结果整个辩论情况我们没掌握。然后，我就直奔主席台去了。主席台上的彭小蒙问我：你是谁呀？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她说，我知道。这样，我上了主席台，就散发我们写的这个东西。中央文革里，我认识两个人了，张春桥和王任重。我就给他们两人发了，接着又给主席台上每人都发了一份。
　　当时江青正在讲话。她说，你们不要上当，这是过去窦尔敦的东西。她讲完以后，下面情绪还很大。接着康生上去讲话，他上去就对我们这个呼吁书做了完全的肯定。他说：这个东西非常好，这是一个辩证法的东西，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东西，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可见当时中央文革这些人的心里都有数。就是工作组撤销以后，很多学校存在一个权力真空状态，确实出现了很多打老师、打同学、打工作组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呼吁书，他们都觉得非常及时。
　　康生讲完了，王任重说：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东西。我建议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念一念。
　　这时候，江青把我们叫到后面的化妆室谈话。有４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师院附中的汤二七，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们一进去，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什么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又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讲到这个地方时，我就想，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这时候，后面还有一个人，在那里记笔记。江青一回头看见他了，就问：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大人吧？那个人说，是，我是新的团市委的，我是支持革命小将的。江青大声说道：啊！？你是来当密探的！你就去告诉他们吧，就说我不怕他们！你去告诉那个胡耀邦，胡耀邦过去还是个红小鬼，现在我看像个胆小鬼！就是谎报军情！她的这一通话，我们也不是很了解背景，但江青发怒时非常厉害，那个人吓得直哆嗦，赶快出去了。然后江青再回过头来对我们讲：我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我说，我同意这样改。我不记得小蒙和汤当时有没有表态，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回来以后，我跟好几个人讲了。第一次见江青，我觉得主席的夫人应该是像慈母一样，感觉应该有更多的倾听，更多的关爱，循循善诱，这样一种形象。没想到是这样，声色俱厉的样子。这跟我想像中的主席夫人非常不一样。当然，她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对我们还是很好，很客气。她在对刘平平，对团市委的干部讲话时又是一种特别严厉的样子。那天回来我想的就是关于江青的事，对我们的呼吁书起了什么作用，反而没有想得很多。
　　我们印了有一二百份《紧急呼吁书》，都发光了。它后来被印发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很多领导干部都能看到它。后来我们在串连时，在外地也看到《紧急呼吁书》被翻印四处张贴。
　　◇　自己管理自己
　　１９６６年８月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组撤离学校，真正进入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时期。一开始，我们是完全没有准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开始很兴奋。
　　８月８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十六条”。我们非常仔细地听了，觉得非常及时。我们觉得，应该尽快有人来管，把运动纳入秩序。十六条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组成革命委员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学校像我们这么认真地按十六条办事。因为我们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必要。我们决定，我们的革委会也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来产生。
　　第二天，我们到图书馆里去查《巴黎公社史》等有关巴黎公社的书。图书馆里关于巴黎公社的书还不少。从中我们归纳了几条：分区选举；分区提出候选人；最后是剥夺极少数反对革命的人的选举权。既然有最后这样一条原则，那就会有人被剥夺权利。我们当时经过讨论，决定剥夺４个人的选举权，因为他们一直反对红卫兵。这一条应该说是不对的。选举的事情就交给了宋柏林，一是他办事很认真，另外他来得晚，跟学校里多数人不很熟，在选举中可以避免嫌疑。
　　第二天，我们就把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跟大家做了解释，然后各班回去酝酿候选人，准备全校选举。各班都非常认真，尤其是各班的红卫兵，提了好多意见，如初中应该有几个代表，高中应该有几个代表，老师应该有几个代表等等，提了好多方案。
　　我印象革委会一共是１３个人。教师有两个名额，一个是刘长生，一个是霍童先。全校一千一百多人参加选举。除了初中的代表和两个老师代表得票没超过一千，其他人都超过一千了。那天在教学楼前开大会，每个班都在会上介绍自己班的候选人的情况。我们这些候选人都坐在前排，那天的选举挺顺利。
　　第一届革委会有我、王铭、张晓宾、邝桃生、骆小海、韩军、杨盘、高洪旭、郝秀芳等，第二届换了好多，有刘沛、袁东平等，具体人记不太清楚了。委员选出来后，然后再分工。我的意见还是王铭当主任，虽然他有些事不好管了，但我的意见还是让他当。三个副主任，晓宾管组织，我管宣传，杨盘管后勤，宋柏林当政治指导员。
　　那几天，我们就想着尽快搞出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来，也希望北京市其他的学校也能尽快成立革委会，把运动纳入一个有秩序的范围内，不要出现权力真空的状况。我们成立革委会以后，写了个总结，交给王任重了。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十六条刚刚出来几天，你们就已经有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他写了一个按语，我看到了这个按语。按语说：主席、总理、文革小组各同志，清华附中自己筹备，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经验很好，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推广。王任重在希望学校尽快恢复秩序这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特别是看到我们的紧急呼吁书，还有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赞赏。
　　那时候，四十七中有个红卫兵被几个小流氓拿刀扎伤了。北京中学生在新市委支持下筹备开一个斗争会。在人大附中筹备了有五六天，我们学校骆小海、邝桃生参加了这个筹备会。在筹备大会的时候，就曾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要严惩小流氓，应该把这个当作主题，我们认为，这个事件是偶然的，但在文革中发生这种事又是必然的。为什么是必然的呢？就是原来执行的政策存在问题，于是就想把它引向政治方面。
　　８月１３号北京市召开了大会，主持大会的都是学生，但是筹备工作新市委都参加了。那天，我们学校上主席台三个人，除了骆小海、邝桃生，还有我一个。我准备了一个发言。
　　那天开会，刚把小流氓押进来，突然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一个学生，拿着个皮带，从挺远的地方跑过去，全场的人都看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啪啪啪地打了起来，大家看着看着，忽然都鼓起掌来。这使其他人受到鼓舞，呼拉拉从观众席上跳下来一大堆人。我说，不得了，这事要管。我先冲下去了，对维持秩序的几个人喊了声：跟我走！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原来我也没有参加筹备会，但是我看到这个事，觉得不能不管。我和那些要打人的人几乎同时冲到，我一把拉住一个，“不许打！”我非常严厉地制止他们，那几个跟着我下来的人开始不太敢管，看到我很坚决，也就很坚决地制止他们打人。把别人都挡住了。当时要不及时拦住，真会把人打死了。这第二轮的打人虽然拦住了，但还是打到了，因为我也挨了打，一开始有人就打到我身上了。后来我就赶快让警察把他们拉出去了。
　　大会最后是李富春代表中央讲话。他说，团中央过去执行了一套资产阶级的路线，长期以来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在这么一个会上突然宣布这么一个决定，使整个会场感到惊讶。但还是很高兴，因为北京市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出的，大家对团中央还是有气。
　　那天回去的时候下了大暴雨。我们淋了雨还是感到很兴奋。但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就是打人。
　　８月１６号下午，我们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团中央，要炮打“三胡”〔８〕。那天去团中央之前，高６５３班的胡德华找我谈了一次话，介绍了他父亲胡耀邦的情况，他是怎么参加革命的，以及在文革前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时也是倍受打击，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便血、尿结石，说有时候上厕所，疼得躺在地上打滚。文化革命前不久才回到北京。他原原本本跟我讲了以后，我也觉得直接管我们的是胡克实，这事不应该再跟胡耀邦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所有批判团中央的文件里，都把胡耀邦的名字去掉了。
　　当天下午，从团中央的造反派那里就只把胡克实“借”回来了。
　　第二天，我们在清华礼堂批斗胡克实。那天主要是刘晋发言。刘晋说：我揭发胡克实是怎么镇压红卫兵的，我们工作组跟红卫兵之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胡克实一手指示操办的。比如那天晚上，我们跟革委会交换意见，胡克实同志三次打电话，强调要我点出来，王铭是坏人。但是我没有点。批斗会中间，台下几次有人喊，让胡克实跪下！胡克实就真跪下了。我在台上，就把他拉起来。我叫他站起来，他腰伤了站不起来，直哆嗦，我就把他拉起来。有那么两三次，我都把他拉起来了。
　　会后我们跟胡克实聊了半天。我们问胡克实，处理我们学校的问题，都是谁的意见。他说，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都是中央的意见。每天晚上我们都向中央汇报。开完批斗胡克实的大会后，工作组这一篇就翻过去了。实际上，我们跟工作组所有的矛盾，都掌握在内部，没有完全公开化，始终没有变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事情说来也很有意思，文化革命以后，王铭成了胡克实的女婿。
　　注释：
　　１．１９６５年下半年，《光明日报》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清华附中预６５１班的讨论很激烈。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８日，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骂造反的异端分子：‘你们疯了！’”
　　２．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清华附中预６４２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其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讨论）。在当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５月１７日《解放军报》发表‘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按语后，清华附中有相当多的同学认清了学校的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错误，纷纷要求党支部开展‘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讨论。然而清华附中的党支部躲躲闪闪，一直不公开表示态度。他们一方面不准对学校工作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说话，另一方面，四处宣传，歪曲或夸大学生提意见中的某些错误，企图制造舆论，压制和打击学生的正确批评，情节较为恶劣。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两年、三年以上，而且大多数人是清华附中团委会、学生会、班级团支部及其他学校工作的学生干部。我们对于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了解得比较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党支部提出批评，均未得到党支部郑重的答复。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向敬爱的党中央反映清华附中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错误言行。我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３．张承志，清华附中高６４２班学生，他在《红卫兵时代》（日文版，日本岩波新书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９－４０页）一书中写道：“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
　　４．骆小海在《宋柏林日记》一书序言中说：“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红卫士’被采纳，并改为‘红卫兵’了。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
　　５．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字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
　　６．杨勇上将之子。
　　７．《紧急呼吁书》全文如下：
　　红卫兵紧急呼吁书
　　最近，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事件。一小撮混蛋和一伙不听毛主席话的糊涂虫披着红卫兵，红旗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公然违犯无产阶级专政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到处殴打一些人，打伤了许多好人和工农革干子弟，捣毁机关学校，进行流氓活动，有人竟敢乘机肆意毁坏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发泄自己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进行反革命政治活动！这一切，都严重地破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着革命左派的威信，破坏着党的威信，破坏着毛主席的威信。
　　我们感到十分的痛心和最大的愤慨，我们强烈地反对这些流氓行为！我们要正告那些混蛋：党中央和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交给了我们自己闹革命、自己领导自己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十分信任我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希望。但是你们滥用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肆意玩弄这个历史使命，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辜负党的希望，把伟大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庸俗下流的歧途，你们对得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吗？你们对得起看着北京的全中国人民吗？我们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你们也喊“造反”，但是无产阶级造反同流氓造反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再一次严正声明：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胆敢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真正的革命左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坚决地造修正主义的反，我们造反，毫无私心杂念，绝无争权夺利，从不脱离毛泽东思想，从不脱离党的政策，是革命的高水平的造反。而你们除了不分好坏地乱打一顿，就是耍流氓，实在低级，这叫什么左派？你们是假左派，伪红卫兵，伪红旗！
　　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
　　（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我们认为，有一些同志出于一时义愤，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党和毛主席亲手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自己闯出新道路的伟大历史使命，忘记了党的政策，乱搞一通或者为坏人利用。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能够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认真地学习党的政策。同志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工农革于子弟，决不能去损害党的生命。我们只能最主动、最积极、最勇敢、最坚定地捍卫党的生命。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最好地、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自己闹革命的光荣、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依靠革命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师生，一斗、二批、三改。把我们的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学校。让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放心吧！！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
　　８．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位书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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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红卫兵——卜大华口述（中）
　　采写：卜伟华、徐绥之  编辑：卜伟华、米鹤都

　　◇　在天安门上
　　“八一八”的事，是新市委发的通知，几天前就定了的，要每个学校去一个人，到北大附中筹备召开北京市百万群众庆祝文化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学校是袁东平去参加筹备会，去多少人，在什么位置等等都是他一手操办。前一天晚上派车，半夜一点多钟出发。
　　当天夜里两点钟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参加游行的，一部分是上观礼台的。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走不动了，人们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了。警卫就把他劝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商量一件事。他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跟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每个学校上去多少名额。我们两个学校人数是最多的，每个学校４０人。其他学校，有３０个的，２０个的，１０个的。就分了这么几批学校。然后他说，几点几点你们集合，但要求上天安门的人政治上一定要可靠，所有人家里不许有任何问题。
　　我们这边挑了２６个人，留１４个名额给在广场上的人。我叫高洪旭下去告诉晓宾，让他来，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让他们组织１４个人赶快过来。过了一会儿，高洪旭回来说，出不去，不让出去。因为来不及了，然后我们就上天安门了。
　　在天安门上，总理告诉我们，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后来，我站在距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还是那条，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其实没有那回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还是与我想象的不一样，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我们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去了，就是骆小海、韩军、宋柏林。主席问他们，你们是谁呀？他们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主席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他们问主席，听说你给我们写信了，我们没有收到呀？主席说，那还没有寄呢。他们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万寿也有疆嘛。
　　“八一八”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回去以后都很高兴，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８月份，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中央确确实实是支持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不敢说，我已经团结了大多数人，但我可以说，我确确实实是想团结大多数人的。
　　回学校以后，又是一次大的联欢。我们把白天上天安门的情况都讲了。周春晓的发言，显得特别激动，那天她照相时就站在主席的旁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
　　◇　“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出了《向旧世界宣战》的“破四旧”宣言，说实话，我很不感冒。对红卫兵到社会上去造反，我非常不赞成。什么改名字啊，剪喇叭裤啊，砸尖皮鞋啊，我都不赞成。我觉得这个界限不好掌握。从那以后，出了很多非常荒唐的东西，比如要求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还有要求汽车靠左边行走，左派嘛。出了一大堆这类东西。
　　我们不希望中学生到社会上去，很容易被人家利用，很容易出现政策偏差。界限不好掌握，很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给毁掉。
　　“八一八”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还是卫戍区白政委，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你们来两个人。我当时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任冉齐，一个是叶侨生。这是大约８月２０号左右，在“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之前，活动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一共二十几个人，有几辆摩托车，有一辆吉普车，有人给他们开车。听说有人要去抄几个民主党派的人家，他们就去保护。有一次拦住了，有两次抄家的人没来。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回来了。后来我问过任冉齐，他说，记得有那么回事，但具体干了些什么事，他也记不清了。
　　与此前后，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引起很多猜测。大字报开始涉及这些内容了，开始是影射刘、邓等人，到８月２２、２３号就有直接点名的大字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还有点周恩来的名的。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有人转抄出来了。８月２４日那天达到顶峰，有张“炮轰……”的大字报，没点名，但明显是炮轰毛的。
　　８月２４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工字厅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９］。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也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对这种严重的情况怎么办？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把这类的大字报都撕掉，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最后决定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后来据说有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园，这事我不清楚，因为在清华开会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是中学生。１２所中学的人是什么人调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到清华大学的？这些我全然不知。据说那天晚上又打了好多人，让黑帮搬砖，我是看了刘冰（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文章才知道的。刘冰文章里说，半夜，清华附中的人跑到九公寓来，抓他们。我想附中要有人参加，也应当是由清华大学的人带着去的。
　　“八二四”事件以后被说成有几个意义，一个是镇压了一些反刘少奇的人，其实那天不是这个意思，是希望内外有别，保守党的秘密。说的最多的是，这个事件是支持刘少奇的人策划的保刘少奇的行动。这个后来也变成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个罪名。王力、戚本禹到清华附中说，刘少奇镇压你们红卫兵，你们还去给他撕大字报。
　　那天打了很多人，包括万邦儒、韩家鳌都挨打了，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我觉得清华的大学生在执行政策方面比我们差得远。
　　“八二四”事件使我感觉到，这种冲突在从下往上蔓延。在这事的前两天，我就跟王任重的秘书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央能出一个东西，来规范红卫兵的行动，因为很多学校还没有革委会，长期无人管理，非常容易出事。出身好的可以打出身不好的；学生可以打教师；一般群众可以打干部，大家都有打人的理由。他也说，你们的想法很好。
　　◇　《十点估计》
　　８月２５号，在崇文区发生了李文波持刀砍红卫兵的事，这件事情一传出来，就出现了北京最厉害的打人高潮。这都是由于学生到社会上去造反引起来的。你不到社会上去，不去抄家，也没有这么多事情。
　　８月２６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头一天晚上我睡得晚，所以第二天起得也晚。起床以后感觉学校人很少，比平常人少多了。我一到操场，发现有几个人在旗杆底下拔草，后面有一堆人围着打。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校卫队，他们在挡着，但是挡不住。我过去把那些打人的人都喝住，那时候我管打人的事情时都是非常严厉的。我把这几个被打的人带到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里，让校卫队的人看住。那天学校里学生出奇的少。我就问怎么回事？有人说，今天早晨有人传出这么个事儿，说崇文区有人杀红卫兵。熊刚在平常指挥上操的二楼平台上，发表了一通演说，说阶级敌人杀我们红卫兵了，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这一下，很多班都出现了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情。还有很多班出现了到清华大学去抄家，这些都是平常我们学校没有的事儿，以前都是不允许的。
　　我去了好几个班，有高６３１班，高６４１班，高６４３班，还有初中的几个班，哪个班打人，我就把哪个班喝住。从楼上到楼下，可能到了七八个班，都有打人的现象。那天革委会的委员们也不知都干什么去了，都不在，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一个人上下跑，也管不过来。于是，我决定让这些被打的人都回家了。
　　后来，孔祥瑛来找我。她以前是我的语文老师，是钱伟长的老婆。她说，大华，有这么个事情，钱伟长参加几个项目，都是国防尖端项目，现在他们随便到我们那里抄家，很多保密材料可能会丢失，这对国家不利，你看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个通告，就这样写：清华大学大右派钱伟长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全权负责，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抄家。就是说，他们家的事我们管了。我记得是让徐桂荣去办的这件事。我还跟孔祥瑛去了他们家。那天正好初６５３班的人在抄他们家。钱伟长穿了个短裤站在家门口，书都搬得一地，抄这些书也没用啊，反正乱哄哄的就在那儿呆着。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他们说，我们要抄家。我说，他们家有很多都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抄家，你们赶快走吧。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孔祥瑛跟我们关系很好。
　　我回到学校时，看到有些抄家的回来，搬了一大堆东西来。我问，谁让你们去抄家的？他们说，是熊刚让他们去的。抄家是乱抄一气，什么都抄，甚至把清华大学邢家锂爱人的骨灰盒都抄来了。还有赵访熊教授的一个一万块钱的存单。我说，这些东西都应该还给人家。我特别生气地找到熊刚，他是宣传组的，归我管。我质问他，为什么让人去抄家？他说，他们都杀红卫兵了等等，我当时就宣布让他停职了。
　　晚上，红卫兵的很多领导，革委会委员都回来了。晓宾和小海是到王任重那儿去了，我问小海怎么回事，小海说是王任重叫他们去谈谈最近的情况。他们去谈了很多情况和我们感到担心的事情。王任重说，你们最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他提出北京新市委刚上任，但很多地方都在攻击新市委，清华也在批判李雪峰，希望我们支持一下新市委。他们在王任重那儿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说，正好，今天学校出了那么多的事儿。打人、抄家都出来了。咱们赶快要搞个东西，而且要搞得严厉一点，作为政策性的东西，不管是对我们学校，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必要的。
　　当天晚上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时候，确确实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大概分了三四个人写这个东西，每个部分写完后，由我归纳了，有些部分我重写了一下。那天晚上搞到非常晚，可能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
　　我们写了这么几条，第一条，讲主流，其实就跟十六条一样。第二条，谨防把红卫兵打成反革命，也是跟十六条一样，十六条讲的是谨防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第三条，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把文斗、武斗的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次讲的，要比《紧急呼吁书》中讲得多了。首先从理论上讲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不是说文化革命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所以武斗是完全不应该的。其次讲我们有强大的思想优势，就是政治优势，完全可以从政治上，把走资派、把敌人批倒批臭。不应该去打人，而且是坚决不能去打人，加了几个排比，文斗怎么样，武斗怎么样，就是在文斗、武斗问题上提的比以前多了重了，而且提了这么一条，就是把随便打人，提到军阀、法西斯作风这样的高度了。第四条，分清敌我，主要讲的是对学校的领导干部，不能一概以黑帮论处，这也是讲的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很多地方把学校领导都当成黑帮，都要打倒。这就叫没有分清敌我。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三类干部、四类干部分不清，一不小心，就变成敌人了。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慎重，搞不清楚的时候，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要轻易把他们当成敌人。第五条，讲左派内部的团结，我们针对当时很多学校都有两个红卫兵、三个红卫兵组织这种现象，我们提出，大家都是左派，就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应当防止突出个人，加强集体观念。第六条，团结大多数，这一条讲不光红卫兵要革命，学校大量的群众也要参加革命，要允许其他的群众革命。第七条，关于联系群众，我们在这里说，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把本校、本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本校、本班的大多数群众团结好，红卫兵主要是在本校、本班活动，各单位之间的革命串连是必要的，但不要把这个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不要寄希望靠别人的支援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主要靠自己单位的群众，而且强调了一条，就是不要到社会上去。第八条是关于破四旧，形式上破四旧是容易的，从思想上、灵魂上破四旧才是难的。这主要是指形式上破四旧的偏差，随便剪人家的衣服呀，随便把东西砸毁了，随便改名字，这些东西不对。第九条，关于新市委，这是王任重要求讲的一条。第十条，红卫兵对十六条的态度，就是把十六条看成当前党的政策，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而且把它当作是真红卫兵还是伪红卫兵的分水岭。就是把执行政策，提到非常高的高度来讲这个问题。
　　当天晚上把这篇文章搞完了，第二天，就组织所有的红卫兵学习讨论这个十点估计，当时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学校，拍了一张张晓宾领着学习的照片，登在８月３０日报纸的头版。
　　我又对这篇稿子做最后的修改，并把文章题目定为：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我觉得叫呼吁书、十点意见什么的太多了，就仿照主席说过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采用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样的题目。后来，骆小海说我定的题目是“文不对题”，我说要是变成十点意见，就会立即被淹没在无数个意见中了。
　　第二天定稿后，两三个人打字，用四、五台油印机印了几千份。那天，晓宾通过他母亲，从铁道兵借了２７辆大卡车，当天晚上，我们组织全校同学，能去的都去，到全北京市去宣传《十点估计》，这是我们最大的一次行动。头一天，我们学校出现了打人的现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第二天，我们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行动。
　　那天晚上，我直接去了东安市场，门口有两个站岗的，不让我进去。我说，我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他们听说是清华附中的，还比较尊重，就让我进去了。里面第一个摊位正在审一个私营房产主，让他跪在那儿。那些红卫兵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派出所提供的名单。我就把跪在地上的人叫了起来。另外给了他们几份《十点估计》，说，你们可以看看这个。
　　回来路过帅府园中学，还有灯光，我就进去了。看见好多人都在教室里坐着，我就问怎么会事？一个小孩说，我们犯错误了，我欺负我们班女同学了。红卫兵要批判我们。还有的说是因为家里的什么事儿。有一二十人被圈在里面。我说，你们搬个凳子到操场来。我就跟他们讲，现在文化革命形势大好，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这场运动，你们都还年轻，还小，不管你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今后，都应该端正态度，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然后，我就把《十点估计》发给他们几份。并对他们说，大家今天晚上就回家！他们开始有点不相信，我又说了一遍。那帮小孩高兴得直喊“红卫兵万岁”。我对他们红卫兵的头儿说，这些孩子都还很小，他们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把他们都圈着？然后，我也发给他们几份《十点估计》。
　　◇　关于几起自杀事件
　　８月份，清华附中发生了了几起自杀的事件。关于这几件事情，王友琴［１０］在《清华附中模式》这篇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她的描述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在这里，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介绍一下。
　　８月８日那天晚上，高６５２班有人来找我说，杨爱伦失踪了。原因大概是下午有人给她贴大字报，后来她就走了。开始大家都没太当回事，以为她回家了。晚上，五道口派出所来电话，当时是袁东平接的。派出所说，她被火车撞了，现在在北医三院。袁东平马上就去了。文革开始后，医院基本上都有规定，凡是自杀的，如果没有证明，一律不管。袁东平到医院就对杨爱伦说，你不要悲观，你还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会有人对你怎么样的。杨爱伦自己也哭了。
　　我第二天早上也去了。去了以后，杨爱伦还挺紧张，我就把杨爱伦的姐姐叫出来，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现在稳定了，昨天袁东平来过了。我让她告诉杨爱伦，不会有人把她打成反动学生的，她不在这个范围内，让她好好养伤。我还专门找医生说，她是女孩子，她脸上划破了，手轧坏两个指头。脸上的伤离发际比较近，说把她这个伤口尽量往后靠，这样以后留长头发，就可以把这个伤口挡住了，就不破相了。她的手的问题也不大。她姐姐就去把这些告诉杨爱伦，然后她出来说，杨爱伦特别高兴，说她特别感谢你们，说她特别支持革委会。但是她也说了，她反对邝桃生。后来我问过邝桃生，邝桃生说他不记得说过杨爱伦什么话，他说他没有注意过她。
　　王友琴的文章中说，有一个革委会委员主持批斗了杨爱伦，这根本不可能。文革说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们相互之间贴大字报的很多，有时用的语言也非常严厉，比如说“资产阶级臭小姐”什么的，贴大字报的有的是红卫兵，有的不是红卫兵，都不代表什么组织。杨爱伦可能和他们班核心组的关系有点紧张，但从革委会来说，像她这样的学生，绝对不会去斗她的。８月９号，我跟高６５２班的人也讲了，以后处理这类问题，一定要更谨慎一些，不要去吵架。我当时的感觉，我们在学校是代表全体同学的，任何一个同学受伤了，我都有责任。
　　８月２７日晚，我们上街宣传《十点估计》后回到学校，就听说了刘树华自杀的事。我问是怎么回事？刘长生老师说，可能是有学生打他了。我问是什么人打的，他也不太清楚。我们在接管学校权力的时候，很严格地遵循这么一条，就是学生和老师是分开的。包括选进革委会的老师，他们只管老师的事儿。而老师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参加。那几个学校领导，我觉得在工作组的时候，该批判的都批判过了，该斗的也都斗过了，揭发批判的材料早都超过他们实际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是一条，等待运动后期处理。
　　刘树华原来是分团委副书记，可能因为生活问题被人告了，所以学校领导停止了他的工作，让他进行劳动、反省。从文革前那个学期开始，他就已经不在学校教课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产生分歧后，有人问刘树华的态度，他还是坚决站在学校领导一边的。我听说，他后来被打，可能也和这个有关。一些学生觉得是受了他的影响，成了保学校领导的保皇派，心里有气就打了他。
　　从红卫兵的领导、主要的红卫兵成员，没有打刘树华的行为，也没有组织同学去批斗老师。但是，当时我们对学校的控制是有限的。那时候，打人被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候把它讲得很严重，但是打人的人，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认为打人是什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几次呼吁不要打人，但总的来说，我们对打人这个事情，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得了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当时整个政治形势给一部分人的压力特别大，有一些老师、一些校领导，被同学打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作为革委会来说，应该负责，我们都有责任。但我们不是有组织的，把发生这些事情说成是有组织的，是没有道理的。王友琴在她的文章里说，８月２６日晚上，由我组织了一个大会，在那个会上，突然把刘树华给揪出来，进行批斗。这完全是杜撰。据刘长生说，是有人打了刘树华。但绝对不是像王友琴说的，是在我主持的大会上被打的。
　　我们学校的老师成分很复杂，像我们预科班，我们的数理化老师全是没摘帽的右派。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著名大右派的老婆，大右派的妹妹，而这些老师都没有挨斗，为什么要把刘树华这样一个各方面并不突出，犯的错误也不那么严重的人拉出来批斗呢？王友琴还说，因为我们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荷尔蒙很旺盛！这说明她已经找不到什么有根据的东西了，而在为自己的杜撰找理由，把荷尔蒙都拿出来了。
　　我们学校还有一件事，就是高二的一个女生，叫郭兰惠。大约在８月２０号左右，她母亲打来电话，说郭兰惠喝了来苏水，在医院躺着呢，你们赶快来救救她吧！我就把她们班核心组的周春晓叫来，我问她，你们班有个叫郭兰惠的吗？她说，有啊。我说，你们班有没有斗郭兰惠？她说，没有啊，郭兰惠是高三留级下来的，她跟我们班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基本上不跟人来往。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给她写过大字报，但从他们班核心组来说，没有想过要整郭兰惠。我说，现在她出事了，喝来苏水了，要赶快处理这件事。我怕她一个女生处理不了这件事，我又把我们班的申克美和王慧成找来，我专门对申克美讲，这件事挺重要的，希望你很好地把这件事完成，就一条，尽全力，把人抢救过来。什么原因，以后再说。
　　三个人上午就出去了，到东郊那边。他们赶到医院，由于来苏水腐蚀性很强，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医生已经把她气管切开了。中午回来，申克美跟我说，我已经把你交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到医院就跟她妈说，你别着急，我们去跟医院谈。又跟医院说，这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她。医院说，我们已经在尽力抢救她。然后他们问她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妈说，那天一回家，就看见她躺在那儿了。周春晓说，她在学校没有出现什么反常的情况，会不会在外面有什么流氓啊什么的？申克美说，她妈过来就把郭兰惠身上的被单揭开了，说，你看，她现在还没有发育呢，乳房还很小呢，她不会有什么流氓活动的。申克美是个男生，他说：我当时不好意思，不敢看，但是我还是跟她妈说，我们就是了解一下，看看可能还有什么其它原因没有。
　　王友琴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这件事是我亲自处理的，参加处理的有三个人：申克美、周春晓、王慧成。他们怎么处理的，回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不知道王友琴是怎么了解的这件事？她问过我们这些参与处理的哪个当事人了？如果没有的话，她文章里写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
　　王友琴文章里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到贵阳打了多少人。这些事情在此之前我闻所未闻。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主张红卫兵到外面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研究历史关键是证据，如果听风就是雨，什么材料都敢用，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研究历史，结果肯定是南辕北辙的。
　　我们学校在后来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还死了一位赵晓东老师。他是体育老师，上课很认真，对谁都挺严厉，很尽职。在文革初期，他没有做什么事。结果就因为他的儿子参加了红卫兵，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一帮人专门去斗他、打他，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从教学楼上跳下来，脑浆迸裂而死。王友琴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件事，但因为此事牵连不到红卫兵，恰恰相反涉及到反红卫兵的一派人，于是她就语焉不详了。
　　◇　关于血统论
　　关于“对联”在清华附中的影响，应该说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对这个对联持不同意见。我就反对这个对联。所以８月６号那天在辩论会上，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我们要说话，首先就是不许打人，要约束红卫兵的行动。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批判这个对联，也不会因为这个对联的问题一下子把很多人都得罪了。但我们觉得应该转移对这个对联的兴趣，应当更多地提到政策，团结更多的人。对联这个事情，后来被极大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对联应当说是长期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路线后，必然出现的一种情况。如果不出现对联，也会出现别的东西，来高度概括对阶级路线的看法。另外，这个东西一出现，就处于一种被上面批判的地位，江青、陈伯达等都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对联。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情绪的发泄也就罢了，如果你还要提高到理论上，每天都在强调，我认为只能起坏作用，不能起好作用。所以在辩论对联的这个会上，我们提出这是个真假红卫兵的问题，要把那些随便打人，随便抄家，随便去剪人家裤子的人，作为假红卫兵、伪红卫兵、伪红旗，清理出去。
　　有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是熊刚起草的。他写的这个东西，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它。他跑到清华礼堂去宣讲，讲讲也就罢了，他还让人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还散发了。那时候我就暴跳如雷，问熊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搞出这么个东西来！他说，我用的是齐向东的名字。我说，那也不行！他是一种宣泄，在阶级路线问题上一种情绪的宣泄。
　　王友琴在谈到清华附中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是她想当然了。她的文章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我们班和其他班的红卫兵中都有一些非“红五类”子女存在。我们有一个《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因为来我们学校的人很多，经常要回答有关红卫兵组织的各种问题，我们觉得有些政策问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口径，于是就搞了这么一个问答，里面明确讲到，红卫兵不唯成分论。里面还提到，红卫兵暂时起到共青团的作用。
　　王友琴还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和“黑五类”这种新概念新名词。这个发明权绝对不在我们这里。到底是谁发明的，我也不知道。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们把学校改名叫红卫兵战校，当时是我提议的。这确实是头脑发热。之后，很多学校写信来要求作为我们的分校。在许多要求做我们分校的来信中，我们选择了一家，就是曲阜师范学院。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在那里，他们就领着我去看了孔府、孔庙、孔林。正好孔府马上就要关门了，正在拿三合板作防护板，要把孔子像保护起来。我当时很同意对这些古迹进行保护。后来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曲阜造反的消息时，我是哑然失笑。他们到底是左派，我们到底是右派。我们在那里是完全支持对古迹进行保护的政策，他们去了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曲阜人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同意进行保护的，那是他们当地引以为豪的东西。初期大规模的破四旧也没有破坏这些古迹，只是到了后来，谭厚兰他们去了才真正对这些古迹进行了破坏。
　　１９６６年的８月份是跌宕起伏，几乎每天都很紧张，都发生很多事情。我的想法还是这样：每个学校，包括每个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搞好你自己学校的事情。对外面的事情，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参加。对当时八中红卫兵取消民主党派这个事儿我们也很不以为然。他们刚搞完这个事儿，我们的《十点估计》就出来了。这是党经过很长时间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政策，怎么能那么随便就取消了呢？我们对这种想法不可理解，觉得就像提出红灯行、绿灯停一样非常可笑。
　　◇　南下武汉
　　９月初，王任重向我建议，你们可以到湖北去看看。你们都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去看看有好处，给他们提提意见。
　　我们大约在８、９号去的武汉，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接待我们的是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叫单一介。他来了以后很客气，说，任重同志经常提到你们，你们文化革命搞得好，下午就安排你们和湖北的左派朋友见一见。下午我们见了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王三宝在武汉很有名，是当时武汉中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他所在的武昌实验中学，文化革命中改名叫武汉红旗中学。见面也就是随便讲了几句客套话，没有什么具体的活动。
　　第二天我们到了武汉大学，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大学，在东湖旁的珞珈山上。我们看了很多大字报，其中就有宋彬彬她们写的公开信。那几天，我们还去了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测绘学院、华东农学院。我记得在几个会上，我还讲了话。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介绍红卫兵成立的情况，二是讲在运动中要注意政策。
　　９月１４日，湖北省领导人在洪山宾馆和北京来串连的学生见面。首先是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讲话。张体学很动情，他说，他实在不理解，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会被炮轰？他讲他个人的革命史。他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跟着母亲要饭，走遍了湖北所有的地方，实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参加了革命。他还讲了湖北省委的情况，说湖北省委解放以后始终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的，毛主席每年都到湖北来，都要亲自做很多具体指示。
　　张体学在讲话中说，他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控诉从北京来炮轰湖北省委的“南下一小撮”。张体学情绪非常激动。他说，我代表湖北几千万人民，我控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炮打我们，你们不是在给我们抹黑，你们是在往毛主席脸上抹黑！
　　张体学讲话时，周围站了些维持秩序的水果湖中学的学生。去开会的学生全国各地的都有，但以北京的为主，很多人持炮轰省委的态度。开始我们就是想听听。后来，双方发生了争执，我和骆小海就上去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和小海先分了一下工，小海先讲湖北省委的成绩。
　　骆小海刚讲到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张体学立刻站起来，特别激动，一边搂着小海，一边搂着我，说道：“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
　　小海讲完以后，我就讲，即便革命的省委也应该欢迎群众炮轰司令部，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样炮火的洗礼可以变得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变得更好，不革命的那部分就会被打掉。我讲的这些他们并不反感，北京来的学生也不反感。觉得我们讲得还比较好。
　　我们认为湖北的情况有些不好，对立情绪非常大，有可能发展到武斗。我和骆小海当天就向张体学告别乘火车赶回北京。当晚我们到王任重那儿去汇报情况。我说，湖北的情况，我们觉得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怕他们否定省委成绩，怕他们否定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必害怕，让他们说呗。我建议任重同志应该做做张体学同志的工作。王任重说，你说得很对，那天开完会他们已经打电话来了，我已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
　　我们对王任重讲，可能会出现武斗的情况，希望中央文革注意这种动向。那时候，我们觉得到一个地方，提意见可以，炮轰可以，但不要搞过激的行动。有的人一到那儿就静坐，就是骂，也没有什么根据，上来就要把人打倒。我们觉得这种行为就应该规范。湖北省委就把我们的《十点估计》印成大大的字，贴在省委门口。一边是十六条，一边是《十点估计》。
　　第二天，我们就从钓鱼台直接再去湖北，希望把这事再跟张体学沟通一下。到了湖北以后，我们写了一个《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访汉声明》。其中说道：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像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　两面角色
　　１０月的一天，清华大学的贺鹏飞到中南海去汇报，打电话叫我们参加。大概王任重已经出了状况，陈伯达要了解他和我们的联系问题。我从广州回来后就没有和王任重联系过。王任重和清华大学的联系还比较多，他的女儿也在清华，但她和贺鹏飞他们的筹委会不是一派的，意见也不一致。我们从来没有和他的女儿接触过。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依附于任何人。
　　会上，我大致说了一下情况，例如在８月１３号的大会上见到了王任重，关于我们学校革委会选举情况的材料，《十点估计》，还有一个关于红卫兵发展的几点设想，准备搞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以及去湖北的情况，这么几件事。
　　陈伯达听了摇了摇头。我问他，这几件事你们是不是知道？因为与陈伯达沟通不是很容易，还要通过王力的翻译。陈伯达说，我们不知道。后来我回忆，我亲眼看到过王任重写的批语，将我们的几个材料转给毛、林、周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传阅。都是作为文革简讯这类文件发的，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也是我们和中央文革产生裂痕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份，我们曾经接待了一次由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美术家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原想来参观故宫，结果故宫被封了，什么都没看到。他们说，那我们见见红卫兵行不行？对外文委心里没谱，他们一个副主任打电话问我，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接待吗？我说，试试呗！那天我们去了七八个人，在北京饭店，谈得还挺热烈。像红卫兵都是什么人组成的、红卫兵是怎么回事，反正讲得也挺可笑，但是气氛很好。
　　陪同接待的对外文委的同志非常高兴。他们说，你们接待得非常好。
　　“十一”时来了很多外国代表团，左派、右派来了很多人，都要见红卫兵，见红卫兵就成为了“十一”期间的一个活动。对外文委觉得我们第一次接待搞得不错，后来就将很多代表团派给我们。
　　我记得接待的外国代表团有墨西哥的代表团，古巴共产党第三书记率领的代表团，奥地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澳大利亚的，还有日本妇女代表团，日本记者代表团。接待日本记者代表团前，对外文委打电话来说，他们可都是日本主要大报的记者，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提问都是最刁的。结果他们来了以后，问了好多问题。反复问，刘少奇怎么样，邓小平怎么样？那时候我们也不便直接说，就说，这些事都是党内的事情。有的记者问，某某人现在看不到了，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凡是你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凡是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你们也不会看到的。
　　当时是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学校的人不多，谁回来就把谁拉来参加接待。当时有两方面的接待任务，一个是接待外宾，还有一个是接待外地来北京串连的学生。从那时，我们就扮演两面角色。对着外国人，我们是左派；而面对国内的时候，我们开始成了右派。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已经在打鼓了。
　　中央文革的很多东西使我们开始产生不满了。一个是王任重这个事情，另一个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有意思，第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反对过的东西，一个过去时态的东西。什么自上而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里说的，说得很尖锐。但在我们来说，跟工作组的所有矛盾，我们就是通过一次批判胡克实的大会就解决了。就是这么多事，并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如果再把它拿回来批一遍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的想法。第二，有人拿这个东西反而打在我们头上，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们是反对工作组而得到主席支持的，我们怎么反倒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就是６月份半个月，７、８、９三个月。９月我开始出去串连，１０月回到北京，１０月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那时起，我完全失去了目标，开始转向了。１０月间，我们一半是左派，一半是右派。对外，我们在维护整个文革的形象，又碰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新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和文化革命非常合拍，有时候是心心相印。但是从这以后呢，我们觉得越来越不合拍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手足无措。
　　还有，中央当时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传出来毛主席的讲话：北京太文明了，匆匆忙忙的发紧急呼吁书，匆匆忙忙的开十万人大会，匆匆忙忙的改组团中央。这对我们参与的这几个活动，特别是对我们的紧急呼吁书和《十点估计》都予以了否定。其实，９月５号，《人民日报》发了个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专门提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说明我们所做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当时就应当很快制止武斗这样的事情。
　　现在新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极力反对的事情，反而说到我们头上来了，你们镇压学生，你们打人，这一连串的东西出现，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
　　◇　形势逆转
　　之后，我们第二次去串连，从山东到上海，再到江西。一路上，所有地方的省、地、县三级领导，统统被炮轰，无一例外，无一幸免，所有的负责干部都要被批斗。
　　那时候我还写日记。我曾写道：我感觉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看不清方向。这日记本后来据说被　“井冈山”的人弄去了，因为他们在一篇大字报中批判我，“在串连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庐山下来以后，原计划是到井冈山，我觉得心情很不好，执意要回北京。结果是任冉齐和我一块儿回了北京。
　　回来已经大不一样了，学校里已经出现新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久，“井冈山”也成立了，他们和清华井冈山的大学生挂得很紧。他们采取了行动，把革委会抄了，把当时革委会的印章拿去烧毁了。
　　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放了刘少奇一马，说他检讨得好。这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坚持的一些东西还是对的。没有把文革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看成是一种思想教育，只是在少数领域，就是主席讲的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少数几个上层建筑领域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没有觉得整个党内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包括对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也认为这是一种带戏噱成份的、为了引起注意或敲响警钟而使用的夸张语言，并不是党内真的就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中学的红卫兵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所有的领域，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领域，发动全面的进攻。１０月份是大学的造反派最活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的这些工作组，全是各部委派的。他们通过批判工作组，就把他们的触须、他们的矛头伸向了所有的部委。一下子就变成了全面开花。这时期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目不暇接：这边地质部出事了；那边闹到国防科委。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过分的地方，都把一些过去没有提出过的事情公开出来。
　　这个时候，我对这个运动再往下搞什么？依靠什么人来搞？已经开始产生疑问了。
　　特别是对中央文革。我们在两重意义上与他们渐行渐远。第一是过去他们有一个联络员——王任重，和我们联络，包括我们的事情也向他汇报。王任重突然被说成是他个人跟我们联系的，中央文革不知道，于是这种联系中断了。第二个是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想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每一次讲话，我们不再是感到很兴奋，而是觉得他们很多话讲得太轻率了，有些是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就造成我们在思想上跟中央文革有距离感了，对文化革命出现的各种现象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对“斗、批、改”，我们认为文化革命就是“斗、批、改”三个阶段，而我们已经到了改的阶段了。然而突然发现，人家连第一个“斗”的阶段还没过去呢！不断地要揪出新人，而且每次都是拼命去把人揪出来。起码你得去找出人家干了什么坏事才行，不是为了揪而揪，这算什么？我们很反感。
　　有些人，说这种反感是保爹保妈造成的，这有点太简单化了。从保爹保妈的角度来讲，我就不应该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造反，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文化革命也受到一些冲击。原来我觉得这种冲击是应当的，是教育等领域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受的事情。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到底谁怎么样，最后总会弄清楚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揪的方式，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互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了。文化革命开始变味了。
　　◇　“联动”的诞生
　　每当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抢档案啊、武斗啊，中央文革总是表示一种支持的态度，说什么“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每次都得到夸奖。而且这个时候，大学生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后，就显示出一种互相联合的趋势，先后成立了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行动已不再是某一个学校的单一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也失去了我们说话的权利，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表达我们的意愿。所以这时有人提议，中学红卫兵联合起来搞个组织，我们认为可以一试。通过这个办法，我至少可以发言，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愿。
　　其实在此之前，天气还比较热的时候，北大附中就联络了一些学校，想成立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十几个人去北京展览馆参加了那个会。不过我发言表示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组织，认为一个学校里存在两三个组织的情况下，你是收一家还是都收？不收的话，就会引起矛盾，收这个，不收那个，都不好办。当时我的想法还是，左派应该团结。那时，大学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除了中学的老红卫兵中的各个派别以外，造反派红卫兵还很少见。我觉得我说服了他们。后来有些人因此还对彭小蒙有意见，说，原来我们是要开成立大会的，怎么让清华附中的一搅和，就变成筹备大会了？实际上筹备大会后来也没有了。
　　１２月５日成立“联动”的时候，我在外面串连还没回北京。回北京后碰上了北大附中的宫小吉，我们聊了几句。他那时候正在起草“联动”的宣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但我们不是很积极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宣言搞出来以后，我到北大附中参加了一次会。内容是筹备一个大会，第一是联动向社会正式亮相，第二是想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要使我们和其他的组织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准备了几个发言。我是肯定跑不了的，而且我也是有些话想说。对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东西做一个总结，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文革初期过分强调阶级路线、阶级队伍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合时宜，而且造成了学生中间的分裂，我本人觉得也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打人，虽然我们没有去鼓吹对联，但是我们确实过分地强调了阶级路线等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大会就叫“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准备有我们学校的发言，还有北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的发言。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会前，我还得到一个信息，说戚本禹去了北大附中，与周春英等几个人有一次谈话，其中专门谈到我们１２月２６号准备召开大会，想请中央文革的同志参加。戚本禹说，好嘛，我们争取去。看来上面也认可这件事，因此我们就更加认真地去做准备。
　　这时，有的学校红卫兵到西直门城楼贴出大标语，说“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打乱了我们的步骤，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某种认可，而会前自己就去讲什么“逼上梁山”，我们自己的行动就有矛盾了。
　　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我从不同意到同意，主要是想取得说话的权利。因为我们不认可文革当时搞的那些东西，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也应该有发言权。
　　当时我们学校红卫兵内部，就是否参加“联动”这个事儿，开了好几次会讨论。高一的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参加。这跟我以前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别的学校有好多红卫兵打人、抄家，我们参加的话，就和他们一样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在，我觉得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来表达我们的意愿。会上，还是像我这种意见的人多，但是在领导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比较坚决地持参加“联动”的态度。其实，选择不参加是一种更明智、更实际、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１２月２６日开会那天，一进门，“红后代”的传单就给我了。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弄出来。他们听了也不吭气。
　　我们在后台，准备着依次发言。有两个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好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大会由周春英主持，按程序进行。我们问那两个联络员，中央文革谁来出席这个会？什么时候来？他们说，快来了。他们也确实去打了几次电话。现在我们知道了，那天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吃寿筵了。但问题是：他们是先决定要来，因为临时通知去毛泽东处吃饭而没来？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来？他们不来，我们没法开会。可是等了半天，不能再等了，所以就开始开会。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那个会没有请外面的人参加，没有邀请什么“三司”等造反派参加。整个大会也就少数几个组织者知道要干什么，大多数人是到这里宣泄来了。本来我们期待在这个会后，跟中央文革他们有一次对话。结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来。我发言后，中央文革的人还没有来。最后，苏振生、马小军他们几个不干了，就冲上台去了。我说，我也不管了，讲就讲吧。他们一念那十几口号，全场就沸腾了。
　　最后他们上台喊的口号，是这些人形成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说，整个“联动”，它的宗旨，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什么“血统论”。“联动”这样一个汇集了几万人的组织，公开打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号，全国也就只此一家。于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就把“联动”打成了反动组织。
　　“联动”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提出了与当局不同的政治主张，要求按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主张来搞运动，全国不能再乱下去了，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这是一个总的基调。也就是现在人讲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不同之处。按老红卫兵的说法，就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且干部的大多数是跟着毛主席的，是革命的。而造反派呢，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进行这个革命，就要把这部分人全部革除掉，把这个政权的绝大部分要加以改变。
　　“联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
　　◇　冲公安部
　　１２月２６号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中央文革对“联动”采取了非常手段，通过国家机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摧毁。１２月被称为“１２月黑风”，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１２月１７号，因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什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是，北航“红旗”把人扭送到公安部，而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原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抓，去扭送，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公安部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到了就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吵，就找公安部的领导。
　　后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选几个代表来谈。我们推选了９个人，有我、张晓宾、邝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１１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他们退出去两个人，９个人对９个人，谈了一晚上。
　　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从原则上他讲不通啊。有违法行为的，你们可以抓人，但一个群众组织扭送一个人来你收下，这就不对了。我们这次去跟公安部的谈判，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理、有据。毛泽东以前的讲话，专门讲过不能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我们就是用毛泽东以前的有关讲话来反对这件事，并把它提到很高的政治高度来讲。讲原则嘛！我觉得那天公安部和我们谈判的几个人，很尴尬，很难受。谈判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但后来被抓的陈公坊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事大家都很愤怒。
　　１２月，许多学校都出现了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对以前的老红卫兵进行批判。老红卫兵以前有压制学生的情况，造成了学生的分裂和对立，后来出现的这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联动”的事情还没开始，矛盾就已经很激化了，不仅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事情，而且有国家机器介入了。
　　我们学校也出事了。我弟弟卜伟华他们班几个人到清华去贴“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结果清华大学井冈山的造反派把我们的办公室给抄了。他们还把以前学校封存的那些档案，两个柜子都扛走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们要东西。我说，你们干嘛？打家劫舍啊？他们几个人去贴大标语，你们抄我们革委会干什么？当时他们已经看过了里面的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说，那你们拿回去吧。我说，我才不拿回去呢，你们怎么拿走的怎么给送回来！
　　１２月２５号，清华井冈山出动了５０００人的队伍，在北京市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时报纸上都还没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他们执意要把这个事情公开推到社会上去。１２月２７号，北大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也是打倒刘邓。他们都在竞相表演，都想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
　　１２月２６号，“联动”开了大会，标志着在政治上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了。当时只有我们采取了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但没有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反而是更远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过１８岁左右，我们与中央文革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鸿沟。１９６７年的元旦社论虽然又提到“最开始的红卫兵”如何如何，使我们感觉到中央可能还没有把我们遗忘，我们可能还会有说话的机会。
　　没几天，王力、戚本禹突然不期而至来到清华附中。来了以后，先到井冈山那边，然后又说要看看我们，来到我们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戚本禹说，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战斗的友谊，现在呢，我们希望还能够保持下去，希望你们还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
　　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些“井冈山”和其他组织的人。有一个人说，请问戚本禹同志，什么是革命群众？戚本禹说，你就是革命群众。那个人继续说，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不算革命群众？我说，没有那么回事。我们红卫兵写了《紧急呼吁书》，我们是反对打人的。戚本禹说，你们反对打人，为什么还要绞死蒯大富？有人插话说，王任重是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受王任重操纵。我说，王力同志在这儿，他很清楚，我们和王任重有过什么接触，我们都向他们做过汇报。王力保持沉默。
　　王力、戚本禹走了以后，我们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井冈山”把王力和戚本禹的讲话整理出来，贴在教学楼门厅里。并且还贴了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好！好！好！”我们红卫兵就针锋相对地贴了一个“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糟！糟！糟！”另外还贴了一条：“王力、戚本禹，像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之后，许多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先后被砸、人员被抓。有一天，有两个人来找我，筹备召开炮轰公安部的大会。１月１０号，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牒”：限公安部于４８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牒不是我弄的。
　　１２号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未完待续）
　　注释：
　　９．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时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
　　１０．美国学者，发表了多篇关于文革和红卫兵暴力研究的文章。

tuffy05

哪位可以找到“下”？先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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锒铛入狱

    联动１２月２６号大会后很兴奋，第二天，我对我们班的几个参加了大会的人
说，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再下面，我们就等着看吧！好戏会层
出不穷的。那时候，骆小海因为肝炎住院了，有几个人去看他，就把当时这种非常
激烈的情绪传播给他。他一怒之下，就写了一篇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

    这个东西拿回来以后，就被我扣住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写，不能拿出来，
拿出来是授人以柄。说说还可以，但不要用文字的东西。不管是谁，把这个东西拿
出去，只能一个结果，就是被抓起来。所以我把它扣住了。但是王力、戚本禹来了
以后，邝桃生再也忍不住了，慷慨赴死啊！他自己决定把它抄出去，他用“延征”
的名义把《致中央文革》贴出去了。

    《致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判江青，批判中央文革。它一出来，就像一颗重
磅炸弹，迅速传播，造成很大影响。那时候的形势，非常的沉重。造反派在学校里
写了很多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延征！”邝桃生只能隐姓埋名，再也不能
在任何场合出现了。

    在这之后，北京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砸联动”事件。

    第一拨砸的是京工附中，造反派骗他们红卫兵，说要到学校开大会，让他们必
须到会，结果到会以后，由公安局配合，把他们几个人扭在大卡车上进行游街。

    砸石油附中那次，石油附中的红卫兵在地下室里，造反派就往地下室里灌水，
把那帮人弄得浑身都冻僵了。

    那时候，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非常迟钝，不知道自己也已经很危险了。因为觉得
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做什么应该受到镇压或惩罚的事情。

    １月２５日早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他们来了上百人，有清华大
学“井冈山”的，有我们学校“井冈山”的，１０１中的，可能还有京工附中的。
他们点名要抓我，明显是寡不敌众，他们在宿舍楼里打呀、砸呀，闹了好长时间。
我也幼稚，其实当时要跑也就跑了。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去和他们
讲清楚“联动”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可以讲清楚。我自信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们不就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去！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晚，他们把我送到了公安部。我原来不相信公安部会收我，结果公安部是照
单收人，说这个单子上有你的名字。他们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然后
来了一辆车，把我送到半步桥监狱去了，还给我戴上了手铐。到半步桥后，让我把
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还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求立刻把我释放！要求中
央领导立刻接见我！他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见替你反映。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都没人理你，我在里面大声地喊叫，也没用。当时，除了
按“联动”名单抓的一百多人外，４月５号还抓了一大批人，都关在炮局〔１１〕
。半步桥这边也就几十个人。我旁边的屋子里关着农大附中的郝晓平，还有矿院附
中的苏振生。我们这两个房间中原来有一个小洞，后来掏成了一个挺大的洞。我们
每天可以在这里谈话、聊天。正好他们那几个学校的情况我原来都不太知道，这样
我们就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聊天。就把过去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意见
以及怎么到团中央闹的等等，都讲了。

    我在里面被关了８８天，那时候真没有一点害怕。第一是没有觉得有罪，第二
我觉得还有机会。预审科一共问了我三次，但没有一次问关于我犯了什么罪的事儿
。比如问我，你们学校都收到了些什么反动信件了？还问我，你们“联动”有一次
在长城开会怎么回事？我说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次这样的会。我参加的会就是１２月
２６号的会和１月１０号的会。我就是反对你们随便抓人，你们确实是随便抓人，
我就是被你们随便抓来的。他们还问了很多无关痛痒的事儿。我说，这些问题你们
不应该把我放在这儿来问呀！他们说，是呀，说句老实话，你们的事儿，我们也管
不了。

    “二月逆流”的时候，开始感到紧张了。原来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中间有一
次把北航的苏小前和孙茜玲拉出去斗争。回来以后，听说有“二月逆流”这么回事
，几个老帅、几个副总理闹起来了，结果，全社会现在都在批判他们，叫“二月逆
流”。

    我在里面的消息来源是这样的。一是通过李井泉的儿子、清华大学的李黎风，
他不知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监狱里让他给被关押在里面的
人理发，因此，我们都可以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很多事情。二是通过放风，监狱是
一个五角形的楼，有一个挺大的空间，都到这里放风。在去放风的路上，可以看见
许多人。三是我们这两间屋子因为有个谈话的通道，三四个人可以聊天，所以不算
很寂寞。

    ２月份的时候，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是“联动”的宣言，直接攻击毛泽东
的。社会上批判“联动”都以这个为根据。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后来出来看到
这个东西，所谓００３号文件。这个东西，虽然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明
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事后想一想，“联动”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在那样一种状态下，其实社会上上
下下多有不满，很多人对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都感到愤怒，但只有“联动”这样一
个组织，公开地发出了这么一个信号，也引起了更多的人思索。这就是所谓的“十
二月黑风”。“二月逆流”时，很重要的一条，也是为“联动”鸣冤，说“十几岁
的孩子，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目标不光是他们，主要还是想要抓他们背后的人。

    我们在里面的伙食很差，生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造
反派接管了公安局，他们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管理监狱。吃得很差，主要是
些烂白菜，有时候加几个完全没有肉的丸子，一顿两个窝头，上午下午完全一样。
到春节的时候有些变化，那时候军管了，吃的菜里面有时候能见到肉了，一礼拜有
这么一两次。在里边洗过一次澡。洗澡是一次大串连，在一个大池子里洗，见了不
少人。问了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审问，审些什么东西。

◇　释放联动

    ４月２２号那天，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晚上都已经躺下了。突然开始点名叫
人，出来站在操场上，一看一大片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以为要拉出去斗争呢。
那太好了，拉出去斗才好呢！在里面最希望发生的事儿就把我拉出去斗，我看你们
能斗出个什么名堂来！军管会的人讲话，以前都叫“被拘留人员”，那天一开始就
称呼“同志们”。他说，今天晚上，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在人大会堂，马上就坐
车去。于是，我们乘坐三辆大轿车，前面还有警车开道。那天，警察都点头哈腰的
，态度变好了。

    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
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
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

    江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
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
牛皖平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啊，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
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

    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他说，
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
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教而诛嘛！回到北京
，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
公室，给他们车子。

    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
，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两个女孩，一个蓝
小兵，一个骆小锋，又点了一个董良翮。那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
，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当时我就有话说，我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过去，但
是那天哭得没法讲话。我写了一个条儿，说，希望总理有时间再接见我们一次。总
理念了这个条子，而且说，我们准备找一个时间，把你们和你们的家长都请来，我
们再谈一次。

    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我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
抢嘛！他嘟嘟囔囔讲了一通。康生讲了什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
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
。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什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然后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主席叫放，我们的意见也是马上就放，你们还需要回
去拿东西吗？是不是明天早上再回去？很多人大声喊道：现在就回家！什么东西都
不要了。后来听说有人还是回去拿了一点东西。我是再也没回去。

    那天我没回家，晚上没公共汽车了。我跟着李元到邝桃生家去了。邝桃生没有
被抓，但遑遑不可终日，一直提心吊胆。“联动”这事儿不完，他的事儿也完不了
。我们到他家后，他妈妈马上给我们炖了一只鸡。第二天，我回了家，很快就又回
学校了。因为我想见大家。这件事完了，大家总算都可以放心了。

    我被放出来以后，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约了我一次。我为什么见他呢，就是听
说他和彭德怀谈过话后，幡然醒悟。他支持“联动”了，反中央文革了，所以我也
愿意见他。他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两件事儿，一是他参加过很多中央文革的会
议，对中央文革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与我们和王任重那种关系完全不同。他对
其他几个大学的红卫兵领袖，对“天派”，对北大，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
意思是他只要有所动作，就能把他们平了。二是他认为中央文革这些人是在利用学
生。朱成昭说，你们反中央文革实在是精神可嘉。他和中央文革打交道多了，慢慢
觉得中央文革是在利用他，利用学生，利用造反派，打击“联动”。而他也不甘心
完全被人利用，所以很快就出现他反中央文革的事儿。

    在和朱成昭谈完话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和大学生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大学生
是在非常自觉地参加政治活动，而我们那时候则是非常自发的活动。我们参加运动
，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而大学生就不一样了。

◇　“大联合”

    我被抓起来以后，原红卫兵的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红卫兵革命委
员会”，简称“红革会”，说是要和我们划清界限。其实，这也是一部分人在寻求
一种生存的方式。没办法，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被抓起来，你干了些什么事儿，
别人未必都知道。他们可能觉得，如果都背着这个包袱，大家都永世不得抬头。那
么，只有把你们抛弃，我们重来。对这种事儿，我觉得很理解。

    “红革会”的头儿是张明。他对我说，你回来了，还是你来管事儿吧。我说，
还是你管事儿吧，我还得休息几天。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一份材料，是江青在军委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触蛰说赵太后的故事。实际上这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你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你们是真心爱护的。我们正是爱护你们，所以对你们
更严格。

    因为４月２２号那天总理说，准备再接见我们一次，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地等
着接见的消息。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也没消息。然后，我们就去云南了，转了有一
个多月，是旅游性质。回来再重新审视，文革的事情还没有完。那时候中学的造反
派已经开始分“四三派”、“四四派”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拉起很多人的队伍了
，但我们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梳理。

    这年“五一”的时候，戚本禹在天安门上还专门问了一下我们学校的程金香，
卜大华他们放出去以后你们怎么样了？程金香说，我们“井冈山兵团”分裂了。戚
本禹说，我们原来以为把他们放出去，你们能更团结，没想到你们倒分裂了。

    到了１９６７年１２月份，我才有了一次被接见的会，说是总理要接见。我说
，总理接见，那我得去。我到卫戍区报到，然后去了人大会堂。到那里一看，是戚
本禹和谢富治两人主持的一个会，我一下就泄了气了。那次会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
。戚本禹说，今天找大家来，讨论一件事儿。主席最近提出，是不是将共青团和红
卫兵合并？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挨个儿介绍参加会议的人，谢富治是谁也不认识
，戚本禹还都认识。我发言时，戚本禹介绍，他是老红卫兵。我说，我不是老红卫
兵，我就是红卫兵。我同意红卫兵和共青团合并，因为红卫兵谁都可以成立。

    １９６７年底前后，北京各中学差不多都已经“大联合”了，只有我们学校还
没有联合。我们学校当时主要有三派，有“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和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我们在很多地方是一致的，我们在关于“大联
合”的谈判中提出三派在革委会中人员比例为６：４：４。“井冈山”不干，认为
“思想兵”和红卫兵加起来人太多了，他们提出６：４：３，红卫兵减少一个人。
我们想，我们两家加起来有７个人还是多数，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吧。其实我们对
这个革委会的兴趣并不太大，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从来都比他们表现得更自信
。

    最后就按６：４：３达成了关于联合的协议。我们出三个人，出谁？出两个高
中一年级的和我。红卫兵的意见，不要说出三个人，我们就是只出一个人也要出卜
大华。“井冈山”提出，你们出谁也不能出卜大华，他要当了革委会委员，就等于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议换一个人，但是大家都不同意。我又提出，在“井冈山
”的群众没有谅解之前，我可以不去。就是说，我这个名额可以空着。最后我说服
大家，同意把我“挂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我们学校来，祝贺“大联
合”。他说，清华附中终于实现了“大联合”，在这个“大联合”的过程中，红卫
兵，特别是卜大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讲完话以后，还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见我，说，你做得很对，就是因为你这样
做，“大联合”才能成功。当时外面围满了人，有些“井冈山”的人喊：他是反中
央文革的！他昨天还讲反对戚本禹的话。李钟奇是一概不听，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我说服红卫兵，那就不用联合了，可能一直就那么拖下去了。所以
李钟奇毫不吝惜地把他的溢美赞扬之词都给了红卫兵。他讲完以后，引起“井冈山
”非常大的愤怒，当天晚上，教学楼门厅里贴满了大字报，说卜大华怎么反戚本禹
。仅过了几天，就传出了戚本禹垮台的消息。有的红卫兵就在他们那些大字报上批
上“打倒戚本禹！”“打倒戚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李钟奇当时丝毫不理睬
他们讲的那些反戚本禹的事情。李钟奇是卫戍区的，他肯定早就知道戚本禹被抓起
来的事了。

◇　经历武斗

    从把“联动”打成反动组织以后，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结束了。后面所有
的事儿，不过是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而做的努力。

    在这个时候，偶然发现了我们学校“井冈山”的头儿——刘刚写的两篇大字报
的底稿，一篇是批周恩来的，一篇是批康生的。估计是她准备写大字报，后来因为
形势变了就没有写成。你们不是天天都在骂我们反中央文革，骂我们是反革命嘛？
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反革命？我们找到军训团，军训
团看了后说，这个东西挺恶毒的。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派人到北京
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都去问过，这个东西怎么办？人家不管，
都说我们向上面反映，但都没有结果。我们就干脆给她发了个通缉令，就是要搞臭
她的名声。把她的大字报底稿上的内容抄在上面，说她恶毒攻击总理，攻击康生，
就是反革命。我们把通缉令在北京市内一些繁华地段张贴了。

    当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睡觉，被军训团叫到办公室去。我一到那儿，很多人
坐在那里等着开会呢。北京市卫戍区军训指挥部一个负责人，拿起电话说，现在召
开电话会议。他说，现在发现社会上有这么一个通缉令，里面登了两篇东西，用非
常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央首长。这个东西看见以后都要立刻销毁。他向北京市所有的
军训团通报了一遍。通知完了，他对我说，这个东西谁写的？我说，是我们写的。
他说，你要把怎么写这个东西的前前后后经过都写出来。中央首长现在还没有睡觉
，等着听汇报呢。我当天夜里就写了报告，说明发现这个东西后，先后向军训团、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都反映过，他们都说这个东西很恶毒，
但是都没有说要采取什么行动，在这情况下我们就写了这个通缉令。你们要把这个
报告送江青，那就送吧。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１９６８年的“五·二九”，我们听说，给主席写信，他不一定能收到，但是
如果发电报，他肯定能够看到，因为电报是必须要送到的。我们就到电报大楼发了
一个电报，就是想让他注意到，他曾经写过信的那个红卫兵组织，它还活着。我们
还到中南海西门，给毛主席送了一个红卫兵袖章，用镜框装着。完事后，我们就回
学校去了。后面的几个人，在路上突然碰到刘刚了。这几个人一下子就把刘刚围住
了。其实，我们原来发通缉令，主要想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制，结果还真抓住她了
。他们找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来，还多了一个心眼，这是申克美干的事儿。他想：
把她抓到学校去也不是好办法，我们没地方关她呀，还有对军训团也不好交代。那
时候，清华大学的两派，“井冈山”和“四一四”正在武斗。刘刚不是和蒯大富的
关系很好吗，他们直接就把刘刚送到蒯大富的对立面“四一四”那儿去了。

    我一听说这件事，气坏了。我们跟清华大学想撇清还撇不清呢，我们的事情我
们自己解决嘛，你们把她送到那儿，不是给人口实吗？当天晚上我们正在商量怎么
应对这件事情，“井冈山”的人就突然就向我们进攻了，手里拿着长矛等武器。武
斗爆发了，“井冈山”占了教学楼，我们占了宿舍楼。那时候军训团还在，不断地
在两边进行调停。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但是如果没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话，他们不一定打
得过我们。食堂在靠近教学楼的地方，我们几次去打饭，他们都从教学楼上向我们
扔石头，所以我们处境很不利。

    而且第二天，清华大学又发生大规模武斗，打死了人，武斗全面升级，从那以
后就开枪了。眼看着就要波及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再呆在学校肯定没什么好下场。
于是我们就撤走了。

    说起武斗，我们学校在这之前还有个“三·二三”武斗。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２日，“井冈山”的人贴出了许多骂红卫兵的大字报，还在
红卫兵办公室的门上用墨涂满了标语。我们非常气愤，准备向他们讨一个说法。第
二天中午，在食堂门口，我们把干这事的仲维光截住了。仲维光是我们班的，他在
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截住他以后，就让他为我们擦门去。说话间他们那边一个
高一的学生先动了手，结果就打成了一团。

    那次，他们那几个人全挨打了。最后，军训团出来了，问怎么回事。我把事情
经过说了一遍。结果，他们因为理亏，只好吃了一次哑巴亏。这是文化革命期间，
我唯一的一次，在能够预测到打人的后果而没有加以制止的事。这件事超过了我们
忍耐的限度。但在那以后，他们就开始准备对我们进行报复，还从清华弄来了很多
长矛。所以刘刚被我们抓了之后，他们已经箭在弦上了。

    我们撤出之后大约有一个月，一天，我被“井冈山”绑架了。被抓的那几天，
我每天都被蒙着眼睛，关在清华哪个楼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打我，审问我，也不
清楚。后来军训团组织两边进行谈判，几经周折达成协议，７月３号，双方同时放
人，“四一四”也放了刘刚。之后，我就到外地转了一圈。

◇　沉重的包袱

    １９６８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有五个上山下
乡了。

    我去的是延安地区。延安这个地方，在我们眼里还是圣地。因为红卫兵去延安
的人比较多，我也算是带队的。一个军宣队的，一个工宣队的，还有一个是我。我
们三个带队的，那一批带了好几百人。

    到延安以后，我跟那两个带队的商量了一下，把原来的安排打乱了。我说，下
乡是一件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跟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下乡是大家要
在一块儿共同生活，所以除了男女平衡以外，最重要的是大家自愿结合，于是就重
新进行了组合。后来我们去的人都还比较团结，干得都不错，和这次按自愿原则组
合重新分配有很大关系。工宣队也比较满意，认为处理得很好。

    我是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齐家坪大队插队。我们村的知青相当不错。我们这批人
所在的几个村儿，在后来评先进的时候都被评为先进集体。北京青年一来一大片，
每个村子都有，哪个村儿的知识青年怎么样，老乡也都在口传，对我们那几个村的
知识青年的评价相当高。

    不久，农村搞整党，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党员，但我们都成为了整党领导小组的
成员，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帮农民办。我们还帮他们办学习班，帮他们学文化。我
们在农村还办了一个油印的刊物，《红卫兵通讯》。

    到了农村以后，我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包袱放不下来，“联动”这个
问题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在农村整党时，第一批就要发展我入党，结果报上去以后
，没批。没批的原因无非是“联动”问题，有些事情讲不清楚。老乡跟我都很好，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问我，你在学校把谁得罪了？

    后来通过父亲的老战友，我到部队当了兵。在连队也是干得不错，搞了一个连
队图书馆，办了一个夜校。连队很多战士的文化程度挺低的，我编了一套课本。其
中选用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一节，一边讲地理、
一边讲文化，学习识字。我还写了个小话剧，并参加演出。我的表现应该还是比较
突出的。这个部队文革初期时在越南修路，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
像我这样的就应该提干部，结果到学校去调查，学校讲了我一大堆东西。那个时候
正在反“五一六”，结果还把我当成了“五一六”的嫌疑，不要说提干，入党也入
不了。

    我在部队呆了两年就复员了。但到哪里，这个东西你都躲不掉，只要江青他们
没倒台，就会一直存在着，都还会在你的档案里放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公
安部于１９７９年正式为我开具了关于联动问题的平反证明，这个事情才算有了个
结果。

注释：

１１．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

（全文完）

http://www.cnd.org/CR/ZK11/cr643.gb.htm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