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 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冲击“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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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冲击“走资派”

印红标

凤凰历史：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印红标：红卫兵中的第三个派别是造反派。我这里讲的“造反派”是文革中与老红卫保守派对立的红卫兵派别，是“造反派”一词的原意，不是泛指“造反的人们”，也不是文革后被打造成“作恶者”统称的概念。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冲击“走资派”。他们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他们高举“平反”的旗帜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源于工作组对他们的打压。

在大学，造反派的核心成员是与工作组有矛盾和冲突，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的学生。他们质疑工作组的政策，有的认为运动不够轰轰烈烈，比工作组的主张还要激烈，有的对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持不同看法，于是被工作组认定是对运动的干扰，遭到批判和打击。

工作组沿用传统的模式领导运动，主要是两个经验，一个是“反右派”斗争，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所谓“反右派”的模式就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坚持党组织和干部的领导，谁违抗党委、工作组，谁就是反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模式主要是整基层领导人和地主、富农等既有阶级敌人。文革偏偏要求矛头向上，指向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整群众、整学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要求为被工作组、党委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平反能赢得一般群众的拥护。例如：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挑战工作组权威，于是工作组搞“反蒯”运动，组织反蒯游行，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连同情蒯大富的人都被批评，这就太过了。工作组贯彻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批工作组，批工作组的上级党委，再往上追究就到了中央的决策者刘少奇。

在中学，多数老师是造反派。根据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在中学生里基本不定右派，主要整老师和校领导。在文化革命初期，刘少奇还针对这一传统政策，专门提出：反工作组的个别高中学生也可以定右派。由于对中学生一般不定右派，工作组跟中学生之间的冲突不大。工作组不整中学生整教师，鼓励给中学领导和老师贴大字报，组织老师集中学习，检讨自己，“上楼下楼、洗手洗脚”（社教运动作法）。因此，后来很多教师跟反对“血统论”的中学生造反派站在一起。

老红卫兵被逐出政治舞台时曾放话：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印红标：造反派思想另一个特点是反对“血统论”，这是中学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之间的主要冲突点。中学造反派主要是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压抑、排挤的学生。

老红卫兵认为文化革命要打击知识分子和经典的阶级敌人，所谓经典就是按照旧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还有属于剥削阶级的资本家。这些阶级是私有制的产物，而造反派要打击的领导干部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掌握整个社会资源而缺乏监督的走资派。

1966年秋冬之后，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逐渐压倒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占据了优势。红卫兵运动的内核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主要造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的反转变为主要造党政领导干部的反。毛泽东终于调动了一批为摆脱压抑和歧视，不顾一切地跟随他进行文革的群众。而在老红卫兵眼里，杂七杂八出身的造反派怎能配得上红卫兵的称号？1967年4月，老红卫兵被逐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给造反派撂下这样的话：“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等着瞧！

造反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谴责，与现今社会对所谓“红二代”接班的诟病，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造反派打着毛泽东文革的旗帜，现在人们的理念趋于多样，但问题依旧。

造反派来自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群体

凤凰历史：造反派有哪些政治和社会特征呢？

印红标：造反派主要来自政治和社会边缘群体，就是说，他们本人（大学生）或者家庭（中学生）不属于政权的核心成员，不是领导干部。他们本人政治上离政权比较远，比如他们不是重点的政治培养对象，工作组也不太信任他们，甚至排拒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庭属于政治的边缘群体，主要是旧中国的中上阶级，例如：知识分子、职员、小业主、小商人、中农等。

相对于领导干部子女，造反派可以被称作“平民子女派”。但是历史有其复杂性。文革开始时，新旧政权的更迭仅17年，相对于共产党新当权派子弟的“平民子弟”，却有不少是旧中国小资产者以上阶级的子女，比如教授、医生、工程师子女。

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中学，是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突激烈的地方，是分属于两类大院的子弟冲突的地方。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多来自党政军领导机关大院，与其对立的激进造反派，所谓四三派，则以科学院、研究院、高等院校大院子弟为多。这种冲突具有社会性，中学造反派从批判干部子弟的特权，比如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注意到领导干部的特权。因此，中学生的探索比较有社会性，但偏离文革的主题；而大学生造反派更符合中央的意图，按两个路线斗争的模式批刘少奇和其他干部，争论究竟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或者谁是否叛变过革命。

造反派在取得优势之后，内部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凸显。造反派内部有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中，激进派强调继续革命，温和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因此主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文革前17年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红线”为主。

激进造反派符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温和派则符合毛泽东的具体部署

凤凰历史：据您的研究，毛泽东对这两派红卫兵究竟持什么态度？

印红标：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哪一派，他总的原则是大联合。但对于清华的“四派”和“团派”（编者注：“四派”的全称是清华大学井冈兵团四一四总部，“团派”全称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说过他不同意“四派”观点，但是也没说支持“团派”，而且实际上打击“团派”的“黑手”正是他本人。

“四派”和“团派”是在工作组扶植的保守派垮台之后公开分裂的。在理论方面，激进的“团派”在辩论中强调反对“走资派”的必要性，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坚持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最具锋芒的核心，并在中共党内受到诸多质疑或抵制的内容，也是毛泽东最要坚持的内容。而温和的“四派”则是强调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条件性、保证性或策略性的内容（如无产阶级专政），与文革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有较多交集，是党内争议相对缓和的内容。例如：激进的“团派”强调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中国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生复辟的危险；温和的“四派”则强调文革毕竟是在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发生的，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变，所以大部分干部还是好的。

在文革运动的形势和具体部署方面，温和派的稳健、保守主张，诸如批评“极左”、反对冲击军队、要求团结多数干部等主张有利于稳住局面，比较符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1967年夏季以后由乱到治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虽然表示倾向“团派”，不赞同“四一四思潮必胜”，表现了毛泽东思想层面上的好恶；但是也没有严厉批评“四派”，还指示释放《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这应当是出自结束群众造反运动的考虑。

1968年7月2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领袖时，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楚。

凤凰历史：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左”一向是进步、革命的，而“右”是落后、反动的，但为什么被称为极左“新思潮”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却遭到批判？

印红标：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左是正面的，极“左”就是错误的了。因此，在极左的“左”字上加引号，表示是所谓的“左”，不是真正的左。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左和右的坐标与文革前的常态不同，出现了坐标转变，左右异位。

文革前的左派指依靠党组织、出身好、听本单位领导指挥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等。而到了文革，持这样态度的人因为不理解毛泽东冲击当权派、炮打司令部的意图，就成了右倾的保守派。而挑战领导权威的人在文革前是右派，1957年很多人因此被打成右派，甚至批评党支部书记就成了右派。但是时过境迁，到了文革，毛泽东号召群众冲击党政领导，揪出其中的走资派，于是被地方基层领导视为“右派”、“反革命”的很多人成了造反派，成了左派。所以左和右都是相对的，由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的斗争目标发生变化了，左和右的标准就不一样。左右的坐标的基准是毛泽东的意志，顺从毛泽东的是左派，违逆毛泽东的是右派。

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指那些提出比毛泽东的中央更左，从左的方面干扰毛泽东部署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其中“516兵团”在思想方面意义不大，而以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极左派要推翻“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

凤凰历史：极左“新思潮”的红卫兵对广大网友来说一直鲜有耳闻，您能否以代表人物，比如杨曦光为例，为网友们解释一下他与毛泽东在对文革的判断、对社会的分析上究竟有何不同呢？

印红标：第四种派别是极左派和极左思潮，是学生中的思潮，自称红卫兵，然而是否列入红卫兵思潮，尚可讨论，因为他们已经偏离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很远，并且影响十分有限。

杨曦光是个充满了矛盾色彩的奇人，高干子弟、抨击官僚体制、极左思潮，高中一年级学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杨曦光原名叫杨小凯，1966年是湖南长沙一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父亲是湖南省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家庭经历了种种政治风雨。他的哥哥和舅舅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的父亲在1959年因为批评大跃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1962年获平反。他的母亲对共产党内“左”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曦光的父母就被湖南省委抛出来，进行批判和斗争。

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杨曦光遭到保守派红卫兵的歧视，被工作组和党委打成反革命。他被高干子弟的圈子推出，进入了以批判领导干部、批判“血统论”为特征的造反派阵营，在1967年2月，还被押了一个多月。他是干部子弟里的异类。

概括地说，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接近形成或已经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他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人民大众与官僚特权阶层矛盾发展的产物，因而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即他所说的“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革命。

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里写道：“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编者注：即下文提到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

极左派说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变质”了。所以要发动社会革命，把“官僚特权阶层”打下去。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应当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主张：文化大革命应当“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

这跟毛泽东的看法差异很大。1965年毛泽东曾经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但是很快改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形成稳定的概念。在整个文化革命群众运动激烈的前三年，毛泽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中央领导人讲话都绝口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是回避这个提法。在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文稿中收录过包涵“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词的批示，但只是私下流传。不是正统的提法。任何正式场合都避免把走资派当作阶级和特权阶层批判。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即官方的解释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打垮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打倒“走资派”，而不是社会革命。

在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垂垂老矣，他的文革受到党内普遍质疑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正式发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那是1974年，群众运动造反结束多年，也是阐发“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概念的“极左派”被投入监狱多年之后。总之，毛泽东文革的目标不是推翻官僚统治，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以党内斗争为核心的政治革命。

极左派希望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式改革政治制度

印红标：极左派的第二个观点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式，提出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曾经给群众一个模糊的印象，似乎这次运动要向着巴黎公社的方向进行制度变革，给予人民群众更广泛的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利。

《人民日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对巴黎公社原则做了一个解释，称巴黎公社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领导人，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并说这是被马克思赞扬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的基本特征。人民日报没有明说的是：这几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实现的。更没有指出：巴黎公社不是一党制，而是多种政治派别共存竞争的体制。马克思没有提出一党制，一党制是从列宁才开始，先后由苏共和中共所坚持的。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而在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中，党委的权力势必被弱化。书记是一票，普通学生、教员、工人也是一票。“让群众解放自己”实际上意味着摆脱党委、工作组的掌控。所以“二月抗争”中，老帅质问道：“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不知道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这就点到了关键，因为共产党的领导，通常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由党的干部实施的，文革则鼓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掌握并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支配权，主宰社会的稳固的集团，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特殊利益。文革触及了这些利益，但没有将其革除。

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是不是有点政治改革的味道？但是当群众运动兴起，企图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和中央却不再提倡巴黎公社的原则了。毛泽东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变成了“三结合”协商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形象地说，群众从绝大多数变成了三分之一。再往后，随着党委的重建，连这三分之一也名存实亡了。这个演变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生的。

有些批评者认为，所谓“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不过是动员群众的口号，到群众顺着这个口号让毛泽东兑现的时候，他就改口了。但是1967年的杨曦光还是尊崇毛泽东的，他不是“无限崇拜”，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发挥毛泽东的思想中符合他们一派思想的部分，可以说是“取我所需”。他还为毛泽东的改口做解释：毛泽东看到人们仍然不成熟，所以暂时妥协，等下一步再说。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不是一次，还要进行多次。他为毛泽东所做的解释是不是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呢？恐怕不符合，否则怎么把他抓去坐大狱呢？杨曦光在这里无异于跟毛泽东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谁说过大民主允许将毛泽东指示当作探讨的议题，说三道四呢？

如果青年毛泽东生活在文革中恐怕会被抓进监狱

凤凰历史：现在也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对直接民主的试验，您怎么看？

印红标：现在有的左派就是这么理解毛泽东，他们的某些观点跟四十多年前被毛泽东批判的极左派相近，但是不符合毛泽东在世时的思想。现在的左派如果活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还坚持这些观点，十有八九会被抓进监狱，因为他竟敢私自诠释毛泽东思想，那是犯忌讳的。而且还可以说，如果马克思生活在文革中，多半会因为思想“反动”即不拘一格的批判精神和大胆议论而被管治，乃至拖进监狱，如果青年毛泽东生活在文革中，恐怕会因言论出格，更可能因造反性格和行动被抓进监狱。老年毛泽东本人有思想，于是别人通常就只有贯彻、执行的份了。

极左派是执着地追求巴黎公社民主的理想主义青年。杨曦光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政权与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并无共同之处，中国已经形成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新的特权阶级或者阶层。因此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层，重建巴黎公社那样的以民选为基础的政权。文革应当是制度的变化，目标是“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是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外另设目标，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岂能容忍。


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核心是党内斗争


印红标：极左派的第三个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目标和任务问题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军队。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指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态度比较温和，在极左派要进行彻底革命的时候到处保护老干部。他们把周恩来视为阻碍社会革命、政治机构革命性变革的“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杨曦光对周恩来的反对，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性分析为依据，与“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主要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攻击周恩来有所不同。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极左派以巴黎公社的标准衡量，持批评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改良主义的，群众代表、革命干部、军队负责人的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形式，而造反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基本都不占领导地位。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只有作为向巴黎公社式政权过渡的形式，才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实际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

极左派还反对军队。因为当时只剩下军队官僚还起作用。他们认为军队走资派与地方走资派利益一致，不可能自觉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所以赞赏各地造反派向军队夺枪的行动。

杨曦光和极左派鼓吹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招致镇压的事实，说明他们的主张违背了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不是反官僚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是反对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而是党内斗争。毛泽东对官僚现象有所不满意，有所批判，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制度的产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标不清，决心不大，给人虚晃一招即鸣金收兵的印象。

享有个人崇拜地位的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党内官僚的特权，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曾多次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厌恶，比如指责“城市老爷部”“帝王将相部”，但是我们又看到毛泽东本人就享受很多特权的事实。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印红标：毛泽东凭借个人崇拜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全党之上，掌握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命，驾驭整个官僚群体。居高临下俯视官僚群体的地位，使他有可能指出官僚中的阴暗面，而不致殃及自身，然而他没有根本改变官僚体制的决心和战略。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家集团演变成主宰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是规律性的现象，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朝鲜概莫能外。就这一点而言，极左思潮的论点是有洞察力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有没有可能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之后，建立没有官僚的社会？至今还有成功的案例。具体到文革时期的中国，极左派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剖析，揭示了现行制度的弊病。具有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而在实践层面，如果依照这一派的具体主张去做，则只会加剧动乱。这又是一个乌托邦的矛盾体。

凤凰历史：他们是很好的病理学家，但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印红标：可以这样说，你的这个比喻很到位。现在一些左派把文革理想化了，他们能够自主地言说而不必担心杀身之祸，这是在改革之后相对开放的中国才有可能的事情。设想在文革时期，左派观点也难避免遭到打压直至镇压。

凤凰历史：在老红卫兵、造反派和极左派心目中，毛泽东是什么样的形象？区别大不大？

印红标：各派青年都崇拜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不尽相同。

在老红卫兵心中，毛泽东是带领他们父母打天下、坐天下的伟大领袖，是他们的“主席”。当时，称毛泽东为“主席”而非“毛主席”，是某种政治地位的表现。中学生当中能够学着父辈的口气“主席”长，“主席”短的，唯有老红卫兵。父辈的革命业绩，是他们谋求政治社会优先权的依靠，即所谓“自来红”。他们期待在文革中跟随毛泽东，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路线冲击，打击阶级敌人，建功立业，却是误解了毛泽东的文革，反遭毛泽东打击。他们不能理解，革命怎么能革到“当然接班人”头上？事情一定坏在江青身上！

保守派心目中的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毛泽东已经是高居于党之上的主宰者了。保守派是党组织和当权派培养，并依靠党组织的群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恰恰是不按常规办事，绕开党的组织体系，自下而上从基层、从党外发动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揪出走资派。保守派对此始终难于理解。

造反派认为毛泽东始终是被压迫者的伟大领袖，不仅是旧社会被国民党压迫的人民的领袖，还是新社会被当权派压迫的人民的领袖和解放者。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协助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江青是最早批评“血统论”的高层领导人，这显然是遵循毛泽东的旨意。当时的一段流行语，反映了造反派的情感：“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然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是要把造反派纳入他的党内斗争轨道。打倒刘少奇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难以驾驭的造反派人物先后遭到清洗。很清楚，造反派在党内高层的支持者只有毛泽东和江青文革派，其他当权者基本视造反派为仇敌。一些造反派头头至今感恩毛泽东把他们从被当权派打压的苦海里解救出来，而不计较后来毛泽东放手当权派对他们的打击。

极左派是有思想自主性的学生，毛泽东在他们眼中是领袖，却不是神明，因而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阐发毛泽东的观点，实际上与毛泽东争夺文革的阐释权，遭致镇压。

正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的处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都说是跟毛泽东干革命，但是到了违背自己利益和思想的时候，就止步不前了。比如，老红卫兵在批斗学校领导、教师和教育路线时，“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待到文革冲击到老干部即他们的父辈亲朋时，就“抗争”了。造反派口口声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到了自己派别利益形成时，也对毛泽东指示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了。

凤凰历史：所以对参与文革的人来说，在满怀革命激情的口号背后，其实还是有政治利益的考量？

印红标：毛泽东是魅力型的领袖，能号召其他人跟着他走，但是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文革群众运动中，人们往往有小我、小算计。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顺耳的，会很积极；不顺耳的，也会跟着走，但是步子会慢一点；如果触犯了自身利益，就会变得不理解，执行得很不得力，甚至阳奉阴违了。对此，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那本书里有很深入的考察和论述。

如不彻底反思群众还会用文革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凤凰历史：您觉得反思文革现在还应该被当作敏感话题吗？

印红标：我一直觉得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必须深入研究，不论是否敏感。应当指出：文革史研究的敏感性已经下降了很多，越来越是历史的、学术的问题，其敏感性越来越淡了。现在有争议的是：有没有必要继续把文革列为敏感问题，限制研讨。

80年代中期收紧文革研究的政治考虑大概是：中共中央已经说文革是全局性的错误，大家不要揪着不放了，担心会影响党的威望和执政合法性，也担心影响党内外的团结，比如在这个问题上你整过我，那个问题上我整过你，清算起来纠缠不休，不利稳定和经济文化建设。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遮蔽、隔离了四分之一世纪，致使中青年一代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对文革议题失去了鉴别力和免疫力。含有文革错误因素的活动在某些方面开始重现。限制文革研究成了不利长治久安的因素。

中国需要文革史的再教育，应当促进大众了解历史事实，接受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在这方面，学术研究和教育界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凤凰历史：现在对文革的反思会有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印红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大发展，社会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趋势，应该用什么方式解决矛盾？是不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不教育群众，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还可能有人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民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而较少分享改革的红利，成为贫富分化的利益受损者。毛泽东在群众中进行相当深入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其影响直至今日。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群众冲击领导的模式，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已经说明这种方式不可行。文革群众运动冲击领导的结果是，旧的领导人被打倒了，新上来的很快就走老路，其作为往往不及老干部。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就引用列宁的话说：新贵还不如老贵。

文革新贵最突出的是政治腐化。规矩被打破以后，新贵为所欲为，打击不同意见的人，而新贵的子女可以一出高校校门便身居高位。最突出的例子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离开大学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是很不正常的。更不必说各位中后期秩序混乱，经济长期徘徊，民生困窘。

文革对领导者打击很大，但是被领导者也应该总结教训，不是说以任何方式反对官僚压迫都是有利民众的，可取的。事实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解决官僚压迫的出路。逐步争取用民主法治、舆论监督的方式监督官僚，比打倒官僚、游街、批斗等方式强得多。不能美化文化大革命，将民众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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