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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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
——读《良知的拷问》兼谈文革回忆录的写作
阎长贵

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
——孙怒涛


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
——但燊


从《良知的拷问》这一书名谈起

十几年来，文革回忆录我读过不少，至少也数以十计了吧，但把回忆录的名字定为《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我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惊人又醒人的书名。“良知”似乎比较生僻，但“良心”人人都知道。良知和良心是相通的，简单和通俗地说，良知就是良心。明代有个名讳王守仁、字讳王阳明（1472—1529）的思想家，他就是以良知为中心和主题创立了震惊和影响中外的心学。其体系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也就是说，良知具有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所谓“良知的拷问”，也可以说是“良心的拷问”。《拷问》的作者孙怒涛先生和王阳明先生是乡党（他们都是浙江余姚人），他说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学说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参见《拷问》第347 页注1）。孙怒涛先生和王阳明先生一样都以良知、良心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准绳。有人把良知比作罗盘、矩尺、量器，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之所以从《拷问》书名谈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最近看到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先生也郑重地谈到良知。他今年7 月16 日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做了《坚守良知》的演讲。他说：在人的一生中比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赢得尊重，而赢得尊重的关键，在于坚守良知。良知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坚守良知，是学校对你们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对你们的热切期盼。”（参见2013 年7 月17 日《京华时报》报道）陈校长讲得何等好啊！怎样坚守良知？20 世纪60 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孙怒涛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今年出版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 年2 月出版）就是他坚守良知的真诚和忠实的记录。要了解良知，他这本书是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并且二者结合得很好的教材，即“知行合一”的教材。为此，我热烈地向清华的同志和朋友，——同时，也向全国的广大读者推荐孙怒涛先生的《拷问》这本书。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上）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是中国的修史传统。所谓“秉笔直书”，就写回忆录，特别是文革回忆录来讲，其内涵最重要的我看有两点：一曰不为尊者讳，一曰不为自己隐。这两点，我认为孙怒涛先生的《拷问》做到了，或者说，基本做到了。这是《拷问》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或特色。《拷问》这个特点或特色，我没读全书，只读到其中的一些章节就感觉到了。我本不认识孙怒涛先生，他虽然是清华大学拥有7000 多人的“四一四派”的第二把手，但我没有和他接触过，也不知道他，——其原因大概也因为当时在我脑海里只有蒯大富及其“团派”（井冈山兵团）了，这对当时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本人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来说，恐怕是普遍现象。但在今年的四五月份，我接触到《拷问》一书的一些章节，我对《拷问》及其作者立马产生了好感，很想读到《拷问》全书，对孙怒涛先生非常敬佩。我忘记从哪里得到他的邮 箱，就在5 月24 日给他发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孙怒涛先生：看到你的邮箱，冒昧地给你写信。你大作《良知的拷问》没有读到。看了《华夏文摘·增刊》选载的两篇，深（感）你的回忆感人、动人，关键是真实，说真心话，把自己摆进去，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自己隐。马克思说： 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这条原则你做到了，做得好！可敬可佩！28日陶老（按：陶世龙——笔者）召集一个聚会，听说你到，能见到你，很高兴！

“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自己隐”，这是我读到《拷问》的一些章节的评价， 现在可以说，这也是我对《拷问》全书的评价。

就在28 日的那个聚会上，孙怒涛先生签名赠送了他的《拷问》，其后我就开始认真地阅读他这本难得又十分想读的书。6 月1 日又收到了他的回信。全文如下：

阎长贵老师：您好！
首先我要向您表示歉意的是，我在北京待了10 天，前天刚回杭。在京期间没有上网。这两天一直在紧急处理邮箱中的近200 封邮件。您24 日的邮件我刚看到。未能及时回复，敬请见谅。
在28 日的聚会上，能见到您和陶（世龙）、姚（监复）、杜（钧福）等多位老师，我深感荣幸。聆听您的宏论，深受启发，深感受益。我的拙作虽然写得不
怎么样，但是正如您所希望的，我尽力把真实的历史留给文革研究的专家学者，留给后人后世。我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也尽量做得更严格些。我非常想听到您对
此书的批评意见。

“我对本派和本人的评判也尽量做得更严格些”，我很欣赏和称赞他这个态度。鲁迅先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进而解剖自己，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西藏版第365 页）我认为，孙怒涛先生接近或基本达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境界——若说得留有余地一点，也可以说，孙怒涛先生很自觉地以鲁迅先生所说这种境界要求自己。我说他的回忆录“不为自己隐”， 也正是指他这种态度和精神。

所谓《拷问》的特点或特色是比较出来的。《拷问》这本书还有一个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不同的地方，就是孙怒涛先生在回忆录正文之前，还收录了十几个人（都是和他一样经历过清华文革整个过程的同学、校友）缘他的回忆录而写的文章（其篇幅几乎和他的回忆录相当）。这一方面扩展和增加了他这本书的内容， 有互相印证和补充作用，其中还有不少关于他这本书的评论，也对人很有启发。一个人的回忆录在熟人当中能不能经得起检验和评论，我认为这是衡量其回忆录好坏和成功与否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标尺。孙怒涛先生说他的书其目的之一就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看的”，我认为，写回忆录的人懂得和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对《拷问》的评论，我首先举孙怒涛先生的校友陆小宝先生的文章为例来谈。陆小宝先生说：

在我看到的众多文革亲历者的文章中，其对文革的态度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谴责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或抱怨自己得到不公正待遇的，这种态度居多，也还算正常吧。有些人是掩饰，掩饰自己在文革中做过的错事和坏事。他们的文章中， 从来只说别人怎么整他，却避而不谈他怎么去整别人。有的人呢，是自赞自夸。他们念念不忘自己当过什么头头，有什么惊人行动，或者得到过最高领袖的什么什么话的评价。还有些人呢，是自诩正确，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一派是错的。当然，也看到有人在忏悔的，但这是极少数。
孙怒涛同上面所说的几种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我们看到，在追述事实的同时，书中有大量篇幅的分析和议论。而在这些分析和议论中，且不说没有掩饰，没有自夸，没有自诩正确，就是忏悔，也只占很小的部分。他花了大量功夫，用来检讨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他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放在道德良知的案板上，非常认真而且严格地尽心解剖、分析、审查，并且重新作出评价。他审视自己的行为，真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毫不留情。比如， 一事当头，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过什么个人名誉利害方面的考虑，导致什么决策错误和后果，通通和盘道出。对自己这样做，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相对来说，这还不算最难的。那么，什么是最难的呢？那就是：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
他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指他的史料多么丰富，多么炫人耳目，也不算指他的分析多么精当，认识多么正确，而是指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人格和良心。（参见） 《拷问》第217 页）

我们再看看孙耘先生对《拷问》的评论。孙耘先生说：

《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题目开宗明义，顿时让我眼前一亮。近年许多文革当事人都在写回忆录，但这样立题的不多，在外面清华还是头一位。他娓娓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在诸多问题上探查自己的动机和效果，真诚地“认真道歉”。同时谈及对文革新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开启了清华人反思文革的一条新路。我作为同辈人，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 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参见《拷问》第119 页）

我非常赞同陆小宝先生和孙耘先生对《拷问》精当和精辟的评论。我认为陆小宝先生对《拷问》的评论以及他对其他许多文革回忆录和文章的评论，都是很客观的，很公允的。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下）

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隐，这确实是《拷问》的特色，最大特色，我相信凡是读过《拷问》书的人，对此是会取得共识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孙怒涛先生自己在《拷问》中究竟是怎样做的？
毋庸讳言，“为尊者讳”，是文革研究、文革文章（包括文革回忆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根本问题是大局，是政治环境。应该说，民间研究已经有不少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突破了这点。我认为， 在这方面，孙怒涛先生也是一个杰出代表。我们看看他对文革总的看法。他对这个问题的精辟论述很多。我们只举他的一段话。他说：

我认为，文革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引下，错误的判断政治形势，采用错误的方针政策发动的一场错误的大革命；文革发动者的目的和动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发动、领导了文革，他对文革错误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文革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最根本的起因，是一党极权造成的。

只要尊重事实的话，我相信都会承认孙怒涛先生对文革这种看法很深刻、很到位。当然在民间已有不少人这样指出了。可以说，这一点他和很多人的看法是相同的。而讲到“不为尊者讳”，我觉得他对1968 年7 月28 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领袖谈话的解读有独到的视角和独到的见地，他讲毛泽东“对工人的态度”， 表现了他极大的政治理论勇气，非常值得人们敬佩和思考。他说： 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 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 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

当我听到他对蒯大富的全力支持，看到他对蒯大富落难时的流泪，觉察到他对蒯大富的一腔柔情的同时，我也痛感到了他对工人的薄情、寡情和无情，他的冷血和铁石心肠！要知道，这些工人都是受他之命而受伤、而流血、而丧命的！…… 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那几百名伤员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有些正在手术台上与死神搏斗。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在召见的时候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

孙怒涛在列出死亡的五名工人的名字、单位和死因后，万分愤慨地说： 为什么召见时毛泽东对蒯大富、对414、对工人的态度迥然不同？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白：那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蒯大富是他疼爱的亲孙子；414 是招他嫌的野孩子；而工人，只不过是充当他'炮灰’的家丁而已。（参见《拷问》第635 页）

孙怒涛先生不为毛泽东讳，也不为刘少奇讳，他严厉批判刘少奇“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的错误。他说：当刘少奇的治国方略被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他的地盘（如彭真把持的北京市） 被攻占，他就毫不犹豫地派出工作组，把那么多青年学生打成反革命，把烧向他的妖火引向基层。（参见《拷问》第696 页）

关于“不为自己隐”，这是许多回忆文革的书和文章，往往最欠缺的。在这方面，孙怒涛先生做出了令人学习的榜样。我们看看他的主张。——申明一点， 我本想用叙述的语言，但我想不出比他说得更好的话，还是让我们引述他的几段话，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吧。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狂热地参加了文革”，并“成为一派头头”，积极地进行派性斗争等等。他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中两派争论激辩的那些所谓对立的政治观点，其实大前提都是错误的，不值得再提的。最值得记忆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那一刻，最痛彻心腑的是丧尽天良的那一瞬。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文革中，几乎每个人都犯过或大或小的过错，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的是极少数人。罪与错的最后分野不只是在法理上，更是在人性上，在良知上：你有没有为了表示“革命的义愤”而拿着皮鞭毒打老师、同学和干部？你有没有为了自保而诬陷他人？ 你有没有挺着尖尖的斜口长矛刺向对手的要害？你有没有举着带有瞄准器的步枪射出罪恶的子弹？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是突破了道德的最底线，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即使你逃过了恢恢天网苟延残喘着，你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永不安宁！

良知完全泯灭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得不承认，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中，或多或少，良知都蒙尘了。

我的良知也有蒙尘的时候。

在文革期间，我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犯过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一些错误，于我来说确实是无法避免的。譬如，批判刘少奇、批斗王光美、批判走资派，等等，当时的觉悟就这么一点，认识不到这是错的。还有出于派性利益那种上纲上线、攻击谩骂、说谎隐瞒等等，当然都是错误，也是有悖于良知的。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为了入党，为了今后前途的私利，明知不应该做，最后还是做了深感羞愧的错事。那一刻，我的良知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做过错事以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往的错误，不断地在反省追悔。虽然我做得很初步，认识得也很肤浅，但是我是真诚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我只是想在我离世之前拂尘涤污，质本洁来还洁去。告知后人们，良心账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有时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参见《拷问》第702—703 页）

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孙怒涛先生说：我与班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应该写点什么样的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议论过后，他们叫我执笔起草。我欣然受命。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大字报写了点什么内容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阶级路线方面的表现，我在大字报上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说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级职员的上海漂亮小姐来清华上学的时候，穿着布拉吉， 拉着手风琴，抱着洋娃娃，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里指的是我班一位女同学。
虽然没点名，但是我班上海来的女同学就她一人。我把这事描写得绘声绘色。现在想来，这篇大字报当时对这位女同学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压力和很大的精神伤害。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觉愧疚。在毕业以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这件让我脸红的事情。（参见《拷问》第381—382 页）

——成立414 总部造成兵团分裂，是自己应负责任的最大错误。孙怒涛先生说，我一直认为我一生中做出的这个最重大的政治决断是基本正确的，认为“井冈山兵团”分裂的主要责任在团派。在我撰写这本回忆录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反复地重新审视我自己：在这件大事上，我做得对不对？应该怎么做才对？我应负多大的责任？要否定一件自认为在个人历史上最重大最无私最勇敢也基本正确的政治决断，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艰难的。痛苦在于要承认错误，要自我否定一直引以为自豪的这段历史。而这一错误，我是要负第一位责任的。因为我作为主外的“414 串联会”主要负责人；因为我提议并说服“414 串联会”勤务组实施了最激进的分裂方案。看过初稿的许多老四朋友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这虽然是我个人的认识，但是必定会影响或伤害很多老四朋友的感情。我在此先道一声歉意！（参见《拷问》第685—691 页）

前面我们说到陆小宝先生称赞孙怒涛先生“……不顾情面，不怕得罪人，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并认为这是“最难的”。他所举的例子就有孙怒涛先生主动承担“分裂”责任这一条。他说：

“他（指孙怒涛）反思、追悔四一四的分裂行为， 这样，肯定会引起一些本来一直相信他、拥护他的四一四基本群众的反对，可能从此失去民望。他明知后果，还是凭借良心说出自己的观点。这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参见《拷问》第217 页）

——为了入党亏了心。孙怒涛先生说，在1973 年，江青等人发动了“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我所在的教研组把史老师作为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史老师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教师的帮助和关照一直是很热心的。我与他搞一个课题，对他的认真负责和业务能力都非常佩服。要是我没有功利私心的话，在这样的运动中，虽然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为史老师辩护，起码我可以做到不说话、少说话、或者只说一些不痛不痒应付场面的话。但是，我明明知道教研组批判史老师是不对的，我为了在运动中好好表现自己，为了能够入党，我在教研组的会议上也跟着领导的调子积极发言，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听党的号召，还是听从真实的内心？在为了入党这一动机下，我最后选择的是听党的号召。这一次， 我的表现让党组织比较满意。我通过了组织对我的考验。1974 年10 月6 日，我终于入了党，成了一名新党员。虽然我如愿入了党，我心里一直觉得有愧。后来， 文革被否定了，诸如“反击右倾回潮”这样的运动，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我的内心更多了一份羞愧和内疚感。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史老师，心里愧得慌。这是一件亏了心的事，羞愧的事。每当我回忆往事，总是内疚自责，终生于心难安！ （参见《拷问》第660—663 页）

实例很多，无法尽举。孙怒涛先生就是这样拿在文革中所经历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拷问自己。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回忆录赢得人们的信任，赢得人们的欢迎，因而不仅使人们增加知识，也使人们受到教育。

细按《拷问》的“卷首语”，孙怒涛先生在其中写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庄严的承诺。他说：

首先，这是为我自己写的。回忆往事反思文革，是闲来随意想想还是落笔写成文字，认真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在清华二十年间尤其是文革初期的人生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写作的过程，是我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也是对自己灵魂的再一次拯赎。

其次，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他们知道我当年的言行，但是不一定了解我的内心。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认真的交代。

最后，如果公开出版，是写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看的。我留下了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头头既非清纯可爱亦非妖魔可憎的一个实例、一个标本。我的书，对于后人后世研究文革，探究文革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可能是一块碎片、一粒微尘。（参见《拷问》第345 页）

又说：

写回忆文章，最难的是真实。如果失实，这样的回忆录比废纸更误人。文革中，我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有的事情想起来还挺恶心。早已知道错了， 常扪心自问，暗自追悔一下，也就过去了。真要写出来，白纸黑字，朋友尽知， 头上曾经的光环和虚名因此而自毁。我写作的过程中，内心一直有这样的犹豫和矛盾。

还有，有些内心的真实想法，要是写出来，会不会因言伤友？会不会以言获罪？这也是我深有顾虑的。

要么不写，要写，就写真实的我，写我的真实：我所经历事件的真实，以及我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的真实。或许，这个在我笔下平常、平凡、平庸的我就是真实的本色的我。（参见《拷问》第346 页）

孙怒涛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王阳明
先生心学所主张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他是诚心诚意和认认真真地做到了。
历史上有一种人被称作“言语的巨人，行为的矮子”。孙怒涛先生不是这种人，
他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的人。若问应该如何写回忆录？那就让我们认真看看并努力实践孙怒涛先生在《拷问》“卷首语”中所做的承诺吧！

孙怒涛先生由近及远，对拷问良知的拷问做的两条深刻睿智的结论，也很值得我们人人深思。他说：

拷问良知，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做的功课。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
拷问良知，更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做的功课。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政党。（参见《拷问》第703 页）

把自己摆进去是写作文革回忆录的重要要求

《拷问》，即孙怒涛先生的文革回忆录，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民积极参加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每一个参加文革的人，谁能白玉无瑕？孙怒涛先生说：“我认为，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良知蒙尘的时候。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方法，认真地扪心自问想一想，反思一下，拷问一下，可能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参见《拷问》第703 页）我诚心诚意地认为孙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我认为，其一，这不是说，在文革中犯错误，人人性质相同，个个大小和程度相等。“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个结论一点不错。但仅仅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需要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当然，这社会基础也是毛泽东及其同志运用毛泽东思想（换个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也可以）长期造成的。用一句实质性的话说，这社会基础就是体制和制度问题（这点，邓小平在1980 年8 月18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有所说明）。其二，这不是人人都要追求责任的问题，这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
的问题。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应该想想：经历过文革这么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你究竟学到了什么？换句话说，用今天的思想，或人们的常识，思考一下，在文革中你哪件事情做对了？哪件事情做错了？这都是为什么？应该汲取什么经验教训？无疑，这都是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和需要想一想的。黑瞎子掰棒子式的生活方式对成长不利。“难得糊涂”一语，多年来十分流行，作为人生哲学也恐不足取，还是让我们把经历过和做过的事情弄个明白吧，——我看这也是我们写文革回忆录的目的。

为什么写回忆录——写文革的回忆录要把自己摆进去？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那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多人都知道。若掩饰和掩盖，许能瞒过和蒙过一些人，但瞒不过和蒙不过所有的人。文革是人人都参加的运动，“你拿着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行的。对这点我有切身体会。

去年六七月，我在《炎黄春秋》上相继发表两篇关于陶铸的文章。第一篇文章《陶铸是谁打倒的》，第二篇文章《我参与了打倒陶铸》。待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打来的。他是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同年级同学，当时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是系团总支书记，我们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一接通电话，他开口就说：“长贵啊，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二篇关于陶铸的文章讲了你在打倒陶铸中的错误，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很不满意，认为你光讲别人，然而你自己呢？在第二篇文章你又讲了自己，这就对了……”魏英敏，我这个老同学向来以心直口快著称，人称“魏大炮”（大胆敢言、无畏无惧）。顺便说一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魏基本”。在文革中毛泽东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也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我是贫农出身，入党早，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好，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认为， 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谦虚点说，'基本上’
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魏基本”。魏英敏就是这样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这个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也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应该说，我自1998 年以来，即退休以后，从事文革的回忆和研究，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但我读到孙怒涛先生的《拷问》，觉得和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方面，我一定认真向孙怒涛先生学习。

读《拷问》，思《拷问》，我最深刻和最大的体会，就是孙怒涛的校友，也是“四一四”派的一位名叫但燊的先生所说的几句话：“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参见唐金鹤《倒下的英才》利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版，第303 页）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倡导“信史立国”、“信史立民”。在致力于信史方面，我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愿与广大史学界同仁以及
文革历史的回忆者和研究者共勉！

最后，我还是以孙怒涛先生《拷问》扉页上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文革是一个大劫难，陷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革是一场大地震，撼动了国本也震醒了中国心
文革是一次大暴露，凸显一党极权体制严重弊端
文革是一座大炼狱，拷问着每个人的道德和良知


附记：我对《良知的拷问》说了一些赞扬的话，并不是认为它已经十全十美，它也有缺点和不足，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关于它（以及所收录的孙怒涛十几位校友的文章）的缺点和不足，我专门写了一个材料给孙怒涛先生，现附在这里， 供读者参考。


附：《良知的拷问》中一些技术性问题
页28，最后一段，“八月八日，以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宗旨的……”。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1966 年10 月《红旗》13 期社论正式提出来的。
页53，倒数第2 段，“早在1965 年，在韶山滴水洞，老人家用了38 天的时间……”。毛泽东回韶山住滴水洞不是1965 年，是1966 年，不是住了38 天，是“十几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 册第71 页）。
页67，第2 段，“七月底，江青在一处讲话中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搞成因果关系不准确，恐怕也不能这样说。
页73，倒数第2 段，倒数第3 行，“文学宓、李康都较早往生”。“往生”？ 页85，第1 段，“1962 年……鼓吹'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口号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提出的。
页110，倒数第3 行，“跳进黄河也讲不清”。“讲”应为“洗”。
页125，倒数第2 段，第6 行，“既使对'反动学生’还坚持……”。“既” 应为“即”。
页130，第3 段第3 行“……革命的权力”。“力”应为“利”。
页181，第2 段，第3—4 行，“不能把文革中的一切错误都推在他的头上，例如说他发动了文革中的'全面内战’。”这句话不能说不对，但“全面内战”确实是毛泽东号召的。关锋生前说：1966 年12 月26 日，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家宴上，举杯祝酒时说：“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 年1 月10 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 年3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 本,第84 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 年12 月27 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 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
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7—8 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
页202，倒数第2 段第2 行“不禁……而且”，“禁”应为“仅”。
页214，第1 段第9 行“……互相倾扎”，“扎”应为“轧”。
页232，倒数第1 段第2—3 行，“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 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此论不确。不能说戚本禹1963 年写李秀成是“影射”瞿秋白。文革研究专家余汝信在《和戚本禹面对面》中谈到这个问题：余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 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页233，倒数第1 段第10—12 行，“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 不知这样评价《史记》和司马迁妥当不妥当？
页272，第6 段第1 行，“蒯大富就象……”。“象”现在应为“像”。
页278，第2 段“有暇可击”。“暇”应为“瑕”。（又见403 页）
页298，第1 段第4 行，“犹为荒唐处……”。“犹”应为“尤”。
页298，倒数第2 行，“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农改为中农。”这个论断的根据？毛仿佛没有回避过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
页299，倒数第1 段第1 行，“欲盖弥脏”。“脏”应为“彰”。
页300，第3 段第5—6 行，“我心理难过极了”。“理”应为“里”。
页309，倒数第3 段第3—5 行，“地院的头头朱成昭……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朱成昭没和彭德怀长谈过，经过长谈认为彭德怀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是他手下人做的——当然向他报告了。
页310，第4 行，“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关锋是全军文革的副组长，还不是第一副组长，他怎么主持全军文革？
页413，注1 慰红卫兵。“慰”？
页438，倒数第3 段“循规滔距”。“滔距”应为“蹈矩”。
页501，第4 段，“文革前，陶铸……中宣部长。”文革前，陶铸不是中宣部长。
页508，注1“林杰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页523，倒数第2 段“扬弃”。“扬弃”是个好词，意为“有扬有弃”，不应当“抛弃”用。
页537，倒数第2 段倒数第1 行，“即使天桥的庙会，也没这样的闹猛。” “闹猛”？
页539，第十三节第2 段，“……《红旗》杂志12 期社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样叙述不确。请参看《问史求信集》中《“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页579，倒数第4 段，“2 月中，戚本禹倒台。”戚本禹是1968 年1 月12 日晚上被抓的。
页602，“瞿秋白……1935 年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井冈山。”不是留在井冈山，是留在中央苏区。
页649，倒数第5 段，“我救灾座位上……”。“救灾”是“就在”吧。

原载 记忆REMEMBRANCE 2013 年12 月31 日 第1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