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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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歲月裏的理性選擇--訪王紹光教授談他的文革經歷和文革研究

http://www.chineseupress.com/pro ... ue_2009_history.pdf

編 王教授，請談談你在文革時候的經歷。

王 1966年，文革爆發，我十二歲。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
時，我還在武漢市三元里小學五年級畢業班。當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我
已進入武漢市實驗學校讀初一。這使我有機會親身投入轟轟烈烈的文化
大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
說？我們不幹，誰幹？」在這種豪氣沖天的口號激勵下，我打起背包，
與幾個小夥伴到首都北京串聯。在北京期間，我們沒去頤和園等名勝景
點遊玩，而是認認真真地花了不少時間在街頭抄大字報，「取」革命之
「經」。
從北京返回武漢已是秋天，學校裏成立很多組織。我申請參加「紅衛
兵」，但也許是因為成份不夠「過硬」，沒被批准。正好「毛澤東思想紅
衛兵武漢地區總站」招兵買馬，我就入了他們的伙。同時，還跑到武漢
二中參加了一個名為「國際紅衛兵」的組織。但那時畢竟只是個初一的
小男生，沒人把我當回事。
為了過「革命」的癮，我和幾個小夥伴回到三元里小學，弄到油印機、
鋼板、蠟紙和紙張；然後又到已被「砸爛」的市委大樓佔了一間辦公室。
於是我們自己的「武漢市毛澤東思想小八路」誕生了，隔幾天我們就刻
印一批傳單。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在鬧市區向人群撒出傳單那種感覺。看
到人們紛紛搶那從天而落、五顏六色的傳單時，我著實過了把電影中那
種革命工作者的癮。
不過好景不長，家長們很快發現了我們早出晚歸的秘密，加上他們此時
自身難保，於是我們被趕回了家。

編 對此後武漢地區的文革，你有什麼見聞？

王 此後兩年中，武漢文革高潮迭起，「二八聲明」、百萬雄師、1967年6、
7月的大規模武鬥、「七二零事件」、大聯合、三結合、鋼新之爭、成立
各級革委會、1968年夏天的搶槍和武鬥……。這一切令我這個十三、四
歲的少年眼花繚亂。我既是這些事件的觀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
者。
1973–1976年，武漢文革派系鬥爭的戰火重燃。那時，我已成年，在近郊
堤角中學任教。每天下班之後，我都會騎著自行車趕赴大字報集中的水
塔、民生路、武勝路、航空路等地，打聽最新進展。這幾年留下的日記
和與友人的通信，日後也成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編 那麼你為何會走上研究文革的學術道路？

王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同月，鄧小平決
定恢復高考。這樣，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為「七七級」的
一員。北大畢業後，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
1985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下一步就是寫博士論文了。寫什麼
呢？出國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為主攻方向，但在美國待了幾年
後，卻覺得用學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國政治更有意思。於是，我馬上想到
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以毛澤東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學中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偉人史觀」的
表現。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
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
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麼會投身文革？群眾為什麼會分化成水火不容
的派系？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麼特點？這些便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編 你是用什麼方法來研究群眾的行為呢？

王 我決定以一個城市作為分析單位。這個城市當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漢。
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於1986年返回武漢。在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
書館我足足蹲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圖書館休息，我就在附近
轉轉，思考問題。圖書館沒有文革小報目錄，館員們每天上午捧出一大
摞小報，他們拿出什麼，我就看什麼。館裏規定不許複印，找到有用的
資料，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在筆記本上。
之後，我將重點放到了人物專訪上。幾個月裏，共採訪八十多人，包括
武漢文革時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人物專訪讓我了解到不少文
字資料所無法提供的內情。
最後，論文寫成。我要達到的目的有二：一是系統地論證我對文革的解
釋；二是替武漢寫一部地方文革史。

編 你的論文提出了什麼新的學術見解？

王 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
的。這個解釋基於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
幾乎是可以預測的。我當然並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
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分不開。用韋伯（Max Weber）的說法，
毛澤東屬於那種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
問題在於，韋伯也好，其他學者也好，當談到超凡領袖現象時，他們似
乎都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必然會喪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參與者並
不是這樣。如果他們真是完全喪失了自我，只會盲目地按「最高指示」
行事，文革進程決不會亂到連「偉大領袖」也難以駕馭的地步。我自己
的觀察以及對幾十人的訪談都證明，文革參與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
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理性。
文革這個個案說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
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
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
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
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
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
「毛主席語錄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
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在個
人崇拜的大環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除了論證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以外，我還試圖解開一個理論上的疑團。
熟悉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朋友們
都知道，理性的人並不一定會因為具有共同利益而參加集體行動，他們
更可能採取「搭便車」（free-riding）策略。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說文革參
與者真是理性的話，就必須解釋文革中的種種集體行動為什麼會發生。
通過對比各種「理性選擇」理論和深入分析文革這個實例，我發現狹義
的理性選擇理論難以解釋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只有將理性的假設條件有
限度地放寬，才能比較好地解釋群眾為什麼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捲
入派性鬥爭、在什麼條件下訴諸武力、何時退出運動。\n
編 謝謝王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相信學界對「文革研究」這個課題，還會
陸續有新的發現。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本文改編自王紹光著：《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2009）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