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简论“文革”的三次变脸和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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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文革”的三次变脸和变质
——寄语《中国文革研究网》读者

武振荣

我上《中国文革研究网》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网上，我发表了自己在“文革”研究方面的一些见解，虽然这些见解并不适合此网站大多数读者的口味，但是，它作为“文革”研究中的一种并没有受到排挤，相反我的一些文章通过此网还传播到“地方文革研究网”。虽然在网友的评论中，有人把我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待，我也不甚难堪，无论怎么说，文章一旦发表，它就是“公器”了，所以，对它的评论就免不了人多口杂。

回想9年前，我写作的《六六运动论说》文稿在向境外邮寄过程中引来了便衣警察追查一事还心有余悸，所以，对比看现在，事情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转变啊！在“文革”40周年的那一年（2006年），“文革研究”出现了“半解禁”的现象，中国人搞“文革”，外国人“研究文革”的怪现象到底是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也多少争取到了“研究文革”的“权利”，尽管到今天此种权利都不完全，可总归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权利啊！

今年距 “文革”45年，《中国文革研究网》搞了“45周年纪念”活动，希望借此机会把“文革研究”推进一步。既然是这样，我就这方面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许可以活跃一下“研究文革”的风气呢？

在没有涉及到正题之前，我先说一下自己和“文革”的关系有助于对正题的论证。“文革”发生的那一年，我刚刚初中毕业，没有等来高中的考试，却等来了震撼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虽然年少（16周岁），却和成年人一样地被卷入了运动，以至于它塑造了而后的我。如果说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少年人的变化肯定要比成人要大得多的话，那么，在一个的的确确“触动”了每一个人“灵魂”的那一场大运动中，少年人的变化就无疑的更激烈了。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我们那一代青少年人虽然和成人一样的经历了“文革”的三个不同阶段，但是，青春期的骚动和政治形势的大动荡交织在一起，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变化和成年人的感受是绝对不同的。人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确是一个实事，若不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怎么可以在“内心深处”认定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老一代革命家”“不革命”、“反革命”，而政治上乳臭未干的自己反倒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派”呢？这样的变化已经大大地逾出了专制的绝对空间，使我们民主的心和肺美美地吸到了口自由的空气。

也就说，“文革”的三个阶段的变化，我都经历过，所以有一种“内心的收获”，只是和成年人比较起来，每一个已经有的收获却在一个生理上并不保守的年龄段里就轻而易举地“放弃”了。于是，来源于外的东西，很快地句被心灵组织成为自己的东西了，其变化之妙，连我们自己甚至也感觉不到啊！和毛、林、周这三个大人物比较起来，我们在“文革”中的真正要求并不是他们“给予”的，因此，我们跟着他们走的“文革实事”不只能解释他们的“伟大”和我们的“无知”，有着许多我们中国人已有知识所论证不了的内容，难怪一位美国已故的“资深文革”专家说：“文化大革命要世世代代的研究下去”。

文革的三个阶段是我1974年在写作《绝妙的戏》的书稿时所建立的一个观点，在《六六运动论说》中，我又提出了明确的时间划分：
第一阶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
第二阶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
第三阶段：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产生之日）至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

仅仅就时间看，第三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是重合的，所以，在一般场合下，二和三是被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对于所有不是“研究文革”的人来说，根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更分不清是什么东西和因素被“混合”了；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它却是研究的起点，因之，所有的可以称之为“文革研究”的作品都是要最终做出毛泽东个人的运动如何同人们运动“混合”的结论，或者认为“混合”是毛的因素所致，或者认为是人民的因素消化了毛的因素，反正“酒是混在一起了”——是一种谁都否认不了的实事。就此而言，“研究文革的人”就好像一个品酒师，可以把混合了红酒和白酒分别开来一样，以精确地告诉人们各个酒在混合物中之数量和质量。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说，第一阶段的“文革”运动是“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继续，是一种纯粹的、地道的共产党政治运动，目的是“整人”（中共中央文件语）。第二个阶段上的运动由于毛泽东施加的“个人压力”改变了“性质”，又改变了“方向”，成为一个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人民群众运动”。理论上一个高高在上的毛泽东“领导了七亿人的运动”——这话无论如何都好说，也说得通，可是呢？你进一步的追问：他靠什么？使用的是什么组织渠道？其渠道内的系统又是怎么运作的？如此等等问题都出来了。如果你回答说：“他就凭语录！”（那时叫“毛主席语录”，它是一种很精致的小本子）我说：“这的确是实事……”，可是，“语录”领导“七亿”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你见到过几例？如果你说：“仅此一例”，那么，我说：“今天的胡锦涛想不想用他的‘语录’领导中国人呢？”如果你回答：“想。”那么我说：“为什么就不成呢？”可见，一个人现代人（“不是神”）撇掉了政治组织的系统，单凭‘语录’领导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现象”啊！是一个需要理论解释的东西啊，而不是事情的本身。换言之，它里面有一种东西需要“研究”啊。

就人性恶的一方面看，谁不想用一句话领导别人、统治国家呢？既然谁都想，可是在中国——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只有毛一个人做到了，其中不是有奥秘吗？如果毛泽东真是神，那么，事情也好办，人类宗教为我们备了多份案，我们可以寻找参照系，用宗教方式解读它，只是呢？在“文革”中，毛泽东不但不信神，而且是“破神”的“领袖”，所以，对于这样的现象所包含的政治奥秘需要一种政治的解读。

论述至此，我的研究涉及到最关键的问题了，即毛泽东在“文革”的第二个阶段中所使用的方法是让共产党“各省委呜呼哀哉”，让各省的那些自治的乌合之众的组织“自己领导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十六条》语）！现在该明白了吧？一群人，一种社会，若是处在“自治”的状态，“自己领导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本身就不需要“外在”的领导了，所以，它之图像上如果套了个“外在的领导者”，那么，也是“空”的啊！在这里，我作为“文革”的参与者告诉大家，“文革”中一句很流行的话是“毛主席被人架空了”，原来当真如此！不过我要补充的是：他不光是被“反对”他的人“架空”了，而且“忠于”他的人也“架空”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在45年后，“文革”中被“架空”了的毛泽东现在依然被一部分要“架空”呢？好像他本身就该生活在云雾里。

第一个阶段的“文革”被毛泽东个人给“破坏”了。按理，这的确是共产党中央《决议》后来所说的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只是，此一种“破坏”造成了人民社会的巨大解放性价值这一点，《决议》给“否定”了。无可否认的实事是，在1966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机，党的一贯的、传统的政治运动在被毛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时，就没有能力出具“无产阶级”的运动了。与之对应的是，毛出具了它，就是现在大家都说的那个“文革”。就共产党的纪律而言，毛“破坏”了党对人民群众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统治模式，是“错误”的；可就政治的、社会的状况而言，此一“破坏”是“解放”的、自由的、民主的，却是“党”这个小集体利益不可能“包裹”的。

无论怎么说，毛泽东个人“文革”的正确性是从对此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的共产党政治运动的“否定”和“批判”中生产出来的，因此，这不但是17年一来共产党受到的最大批判，而且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共产党统的62年时间里受到的最大批判和最厉害的冲击。共产党也会把事情搞砸——这是“文革”中浮现出来的一种政治实事啊！全国所有在职、在位的共产党书记们（舍毛和军队师以下党组书记外）都“落水”了，难道是一种意外？不是，这是一场针对共产党发动的“伟大革命”，别说45年前，它是正义的（那时的共产党当权派腐化程度比今天的要小一倍），就是在今天，它也同样亦是正义的。当“专制政治”存在于中国时，这一伟大革命过程就不会终结。质言之，第二阶段上的“文革”是对共产党“整体”、“集体”的批判，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那种批判，可惜这一批判的伟大价值今天反被人弄成为“负面价值了”。

第二阶段的“文革”是毛泽东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如邓小平所说的是有“错误”可究，可是，它却有一个最伟大的价值，那就是对共产党政府及组织“造反有理”。朋友们，你在研究毛的“文革”时整理不出这个价值你就昏了头。

客观地讲，对共产党“造反有理”的价值在初始阶段的确是毛“个人的发明”，但是，毛在把它向人民推广时，就产生了一个附加的价值，如果这个不归毛“消费”仅仅归“文革”中不当权的普通人消费的价值可以用“民主”——这个词点出其眉目，那么，从辛亥革命之后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主之出现就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了。诸位，它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不一样，不是从一个“理论”的渠道出来的东西，而是从“实践”-——亿万普通人“实践”——产生出来的东西啊！

关于第三个阶段上的人民运动，因为受篇幅的限制，我不想多说，它是一个消费着“造反有理”的运动，所以，性质是民主。正因为是民主的，所以，在“造反”的初始阶段上一个“一元”的“整体”的“人民”才立马给一分为二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人大分派现象，一个家里出现两派，出现了“派性斗争”，至于说，夫妻因派性离异，父子因派性失和的事情，那真是屡见不鲜啊！如果你认为这个现象是毛泽东有意设计的，那么，我收回我的学说（“六六学说”）和我的观点。可是呢？谁都知道，毛泽东没有设计它，只是他承认了它，并且对之惊讶。实事上“人民”之中的任何一方也没有“设计”它，它是民主——这个东西的必然产物。正如我前天在给《多维博客》一个批评我的文章的网友回帖中所说的那样：“在专制主义条件下，‘人民’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民主条件下，它却分了两块或三块？”至于在这一篇文章中，若是有人问我：“‘民主’中的‘人民’为什么分派？”我回答：“没有原因！”我只知道，如果某一个国家的“人民”是铁板一块，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专制的、独裁的；相反，如果某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开地、大大方方地分成了多个政治派别，那么，这个国家此时此刻一定是民主的。如果它今天“分”了，今天就是民主的；明天又“合”了，专制就复辟了。

最先，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在“普及”到“人民群众”中时，不会“变质”，依然是他自己的，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被“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落实”后，变化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派性”时，毛就不答应了，于是他在1969年4月1日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使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共产党又给“复辟”了，于是产生于“人民群众”运动中的所有事情，他也就容不得了，造反派组织被取缔了，造反头目许多人进了监狱，中国出现了“军人政权”。于是，第三个运动随着毛对共产党组织和秩序的回归也就这样地被“消解”了。

许许多多的人在理解“文革”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认为毛泽东向人民出示了一个A,这个A，在人民中间的形成图式可以表示如下：AAAAAAAAAAAAAAAAAA……，其实呢？根本就不是这样，毛泽东所发出的一个A,在人民中间真正的分布的图式是：ABCDYFGHJKLZXCVBNM……；。在前一个图式中，人被简化为“物”或者一个数学的（·）点，而在我的学说中，“文革”时的中国人即使再差劲，也是“人”，而不是“物”或（·）啊。其实，“文革”的毛泽东想要的也是第一个图式，当他从个人光辉的“顶峰”跌了下来时，才看清楚了已经出现的第二个图式，所以，他发怒了，挥笔一摸，说：“统统不要！”朋友们，你们都不想一想，毛泽东是何等精明的人啊，他如果真正地要保他的“文革”，会“解放”“文革中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吗？

千万别忘记，邓小平是毛泽东“亲手”“解放”的啊！我发现《中国文革研究网》上有许多人想恢复原汁原味的毛泽东思想，可是，这个毛最后把“文革”中捧他为“神”的“人民群众”摔掉，把已经被打倒了的“落水狗”们又给“解放”了，难道不是实事吗？“文革”中，毛泽东立起了一个价值，但是，后来又撤掉了——这才是“文革的重大真相之一”啊！

邓小平——虽然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可是我以为他不仅仅是纯粹的“个人”，他是“文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标签。毛泽东放弃造反派，而要邓小平——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组织过程之一部分啊！因此，我和别人不一样，很早就在邓小平“反对文革”的行为发现了他用另一种方法继承毛的事业的本质。可见，用“毛泽东”名义做出来的“文革”，其实是很复杂的，一部分是毛“说”出来的，见诸于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毛泽东言论，一部分是毛泽东“做”出的，只是“行”，没有“言”。人们用“言行一致”的模式解读毛的文化大革命，不失败才怪呢？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至今的一个观点是：无论是谁，在他当权的时候公开同情人民，支持人民运动，他就伟大；相反，在摔开人民并且消解了人民运动时，就不伟大。

我直率地说：1966年的毛泽东有过一段“伟大”时刻（甚至“非常伟大”），但是这个时刻向闪电一样地就过去了，而后就进入了被人怨恨的时期，最终在一片诅咒声中死去。

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是：要保住毛个人的“文革”价值，就必须建立一个被它更大的中国人民的“文革”大“收藏夹”，在后者没有建立时，前者同已经去世的毛泽东个人阴魂一样，是孤魂野鬼。

2011年6月6日 于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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