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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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于：左岸

旷新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0年了。对于我们这些天真的年代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逝去，从此走上求知和人生道路的人来说，尤其感觉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正如已经常识化了，并且众口一词的说法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却是极为复杂的，决不可简化，决不可仅仅以“灾难”二字将它抽象掉。

西方经常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称作极权主义。同时，许多人怀着一种强烈的憎恨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然而，中国与苏联以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发生了造斯大林主义反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包含了毛泽东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异化的强烈的焦虑和深刻的忧思。

几年前，我在与一位河南的朋友讨论毛泽东的时候提出“文革是中国的宗教改革”。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认同，并且他以文革时期工厂里所发生的许多具体变化印证了我的看法。不久前，我看到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在一篇文章里，也把中国的文革和与欧洲的宗教改革联系起来看。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看法不同于通常教科书上单纯地把宗教改革阐释为现代“进步”的历史观点。他突出了负面的后果：宗教改革引起了血腥的宗教战争。这一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文革也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派性斗争甚至血腥的武斗。毛泽东自己指出，文革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我们一直把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看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是欧洲现代文明的曙光，是欧洲现代思想解放的起点。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使信仰从官方教会的控制回到个人内心。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教会垄断了知识生产和政治权力，尤其重要的是，教士控制了信仰和知识的生产和流通，甚至连皇帝也可能是文盲。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德国在欧洲列强中最晚才获得统一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对于现代文明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印刷术的发明却是发生在德国的符腾堡。正是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深刻的知识、文化、思想、政治以及经济后果。印刷与现代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和蒸汽机一样对现代世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我们知道，麦克卢汉甚至有“印刷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说法。印刷带来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知识的解放和扩张，使知识从教会的控制和垄断中解放出来，同时发生大规模扩散，最终导致知识和思想从古典的统一转变为现代的“失控”。印刷术对于知识的解放，它就像现代大工业对于中世纪手工业的解放一样。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现代知识大量生产，从而使得现代思想有力地冲破封建的禁锢。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圣经》只有手抄本，手抄本成本非常高昂，因此，导致它的稀少，为官方教会和教士绝对垄断。于是，对《圣经》的解释权力也就都控制在教会和教士的手中。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地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导致了书籍的普及，它使得《圣经》的大量印刷和普及成为可能，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就像溃堤的洪水一样泛滥，而《圣经》的解释权力也就溢出了教会的控制范围。印刷术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都可以拥有《圣经》。实际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教会再也不能控制和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力和权威。印刷术将上帝和信仰以及知识从官方教会的控制和垄断中解放了出来。

那位河南朋友欣然同意我的看法，他对中国的文革和欧洲的宗教改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有着强烈的体会。他说，在文革以前，文件都是通过干部传达的，解释的权力都是控制在干部的手中。毛主席说什么，党中央说什么，都得听干部的传达。干部具有无上的权力，就是神和权威的化身。但是，文革到来以后，每个人都知道毛主席说了什么，党中央说了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引用毛主席语录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陈毅受到红卫兵斗争的时候，便背诵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在文革时期，根据纪登奎的说法，毛泽东选拨干部的时候，就是看他有没有挨过群众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接受群众批斗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在与群众从精神到肉体的接触中，“干部”以及“权力”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而干部也因此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毛泽东实际上是在用一种非人道的方式达到一种人本主义的目的。正如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民，现在也许不会那么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除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决心，还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方面是原来的权力体制不断异化，一方面是新生力量尤其是年轻的知识人的大规模成长。解放以后，教育普及，知识扩散，到了1960年代初，甚至在农村里面“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也已经很普遍了。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知识开始大规模扩散。尤其是在文革前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印刷毛泽东的著作，使毛泽东思想由一种干部所掌握的秘密武器成为普通人都能接触和掌握的“常规武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知识爆炸”的结果。在文化和思想后果上，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和今天网络的BBS有某种类似之处。由于大学扩招所引起的知识扩散和网络这种新的技术的出现，今天同样产生了无法预知的新的思想文化后果。

不管人们对林彪如何评价，他不可抹杀的功劳就是编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使人民群众直接拥有了思想的武器，掌握了与一级级专制官僚斗争的思想武器，使人民群众因此能够和他们讲道理，论是非。因为每一个普通人的手中都有了《毛主席语录》，因此老百姓第一次把真理直接拿到了自己的手中，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政治的解放。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革了文化的命。埃拉斯慕斯也这样评价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迹。”然而，葛兰西评论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曾理解，一场伟大的精神、道德的革新运动，既要被广泛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像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自然会采取粗俗的、以至迷信的形式。”每一场解放既是一次“解放”，同时也是一场“亵渎”。就像鲁迅所说的，革命既有污血，也有婴儿。无论我们如何将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为“愚民政策”和“封建主义复辟”，也不管文化大革命怎样产生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可是，它的结果是一次有力的“祛魅”，使我们不可逆转地从宗教狂热和信仰的年代彻底回到世俗化和日常生活。文化大革命最终使所有的神圣都走下了神坛，使所有的权威都必须接受审判和质疑，由此造成了思想的大解放，造成了对于“个人崇拜”持久的免疫力。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都是“人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