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清：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一四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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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
进行了十个多月之际，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发生
了分裂，５月底正式出现了两派：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
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看待和进行文革、如何看待
和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如何对待和评价文革中暂时被打倒或被冷落
的原各级领导干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论战，并且把这一论战发展
到次年４月到７月造成重大牺牲的"百日大武斗"。

"四一四思潮"集中体现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中。此文作者是四派
总部委员周泉缨（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学系６0级学生，２５岁）所著
，是周泉缨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寄给其在河南省郑州市"河造总"一派的"
战友"的长信，此信是对文革形势及诸多问题的综合性评论。同年６、
７月间，周泉缨在河南等地一个多月，与当地的群众组织"河造总"举行
大量座谈会，印发的传单《和河造总座谈纪要》就是《四一四思潮必胜
》一文的雏型。在写作之际，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原
中、基层干部多人的讨论、修改。此文先是作为四派"东方红战团"的内
部印发参考资料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３日开始在四派内部流传，后通过团
派发行全国的报刊《井冈山》８月２６日的专门"特刊"作为被批判的"反
面"文章而发表，在全国尤其在群众派别斗争的热点地区产生了相当大
的影响，成为全国性的四派思潮的代表作。

该文一开始就在当时大胆地提出：迫于文革形势，"我们要更加独立自
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仁不让地要去充当文革的主力军。该文并不
否定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但是恰恰在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的这一点上
，该文指出文革的独特性，进而否定了包括团派在内的造反派对于文革
的理解。在四派看来，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是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大革命，成为文革对象的走资派以及修正主义者"只是一小
撮"。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在政权机
器内未占统治地位，并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
义化的。"无论文革中阶级关系如何变化，"也决不能来个'大翻个儿'，
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
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
富反坏右"。文革中的阶级关系是基本不变的。因而"政权也是局部改变
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一句话，文革不是改朝换代。

《四一四思潮必胜》认为，与否认阶级斗争的右倾思想不同，文革的极
左思想由否认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而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把人民内
部少数教育的过程当成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大翻个儿过程，断言在文革
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从而从"左"的方面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因此
问题，所谓作为革命派的四派与他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团派分道扬镳。
这个问题也是文革几乎９５％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所谓两支造反派（即
四派和团派）分歧的焦点。

《四一四思潮必胜》指出，上述分歧是合乎规律的、非常原则的，并且
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因为全国各地群众两派的政治主张及政治思想都在
四派与团派的分歧中得到反映或体现。尽管两派在解决同党内走资派这
一文革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并在斗争中结成战友。"但是在夺权问题上
，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阵线问题上，两派
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致于发
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
，４１４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地上升。"这就造成了两派
对文革的任务、策略、目的等问题上的对立。文革在解决了走资派问题
之后，两派及其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派的分歧和斗争使文革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
方面，走资派问题被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超越，文革是由最初的
清洗走资派转向群众派别之间的内战；另一方面，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
等混入包括团派在内的造反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权力的再
分配要求得最为迫切，他们把自己一派当成造反派，把对立面打成保守
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
航船撞在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
往往操纵或利用团派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及其狂热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无论从文革群众斗争的历史来讲，还是后人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把握来
看，"四一四思潮"都可谓清华文革对整个文革的一份独特的思想"贡献"
。相比较于在整个文革中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或阶段性的具有代表意义
的十余种群众思潮，"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
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大有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因为
，在发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前后，其作者周泉缨多次在有关会
议上说："思潮就是路线！"，"思潮斗争就是司令部的斗争。"１

"四一四思潮"兴起的背景主要在于：面对1967年武汉"七·二Ｏ"事件带
来的震动和引起的局势变化；８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等人
垮台，戚本禹等人也相继失势；９月８日，"无产阶级司令部"借姚文元
《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把"五·一六"极端思潮的"罪状"正式公布出来
，并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这些都大大地激发了富有思考和疑
虑的四派群众去寻找文革运动之所以走入极"左"泥潭的线索或答案，去
试图挖出极"左"势力的后台老板。《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
缨，借团派报刊《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第５９、６０期上重
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
，于９月４日贴出题为《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
物——陶铸……》的大字报，而陶铸早于九个月前已被打倒；9月１７
日，为了明白无误，周泉缨又贴出大字报，题为《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１９６７年６月重版的一篇文章》，这
里已点名陈伯达是当今文革的"袁世凯"。这两篇大字报进一步发挥了《
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思想，抨击陈伯达把文革群众运动引向了歧途
。

前一大字报列举了文革中"袁世凯式的人物"的六大特征：一是千方百计
地"贬低毛主席、贬低林副主席，相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
……，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
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是抽象的、空虚的"；二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
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去，这
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耍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
是不怀疑自己、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三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
阶级司令部夺权"；四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
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
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以此实现其'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
台'的阴谋"；五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
极右的目的"；六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这类人
物的目的，不但企图垄断文革的大权以及一些主要报刊的权，"而且还
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
更有甚者，还要夺军权，"搞垮无产阶级的军队"，搞乱阶级阵线，去"迎
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２《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
者炮打陈伯达，同时也是对造反派思潮的有力抨击。必须指　出的是，
在这一点上，四派大大借助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７年夏末秋初
对文革极"左"狂澜的遏制所带来的东风，这也致使团派在论战之中一时
忙于招架。江青在周泉缨大字报贴出的次日就斥责周是"小丑"；陈伯达
说："周泉缨上纲那么高，说明他不简单"；谢富治明令：对周泉缨"要抓
起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３

团派对《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批判，连篇累牍，不胜其数。在团派前哨
广播台小报《专刊01》（1967年8月18日）上转载该文时所加的"编
者按"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文章对中央文革充满了满腹的牢骚与
强烈的不满，扬言要打光媚眉和软弱，实际上是反对中央文革，是号召
联动分子再度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扬言'困难的形势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
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独立于中央文革之外，独立于毛泽东思
想之外，而另发明一套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

《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及该文作者两篇大字报，加上团派刊物从反面的
批判而来的"推动"，使"四一四思潮"给文革全国性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派
别斗争之势增添了某种助燃剂，特别是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
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他直接点名批评"四一四思潮"为"右"
的异端思潮，这大大增加了"四一四思潮"在全国范围乃至整个文革的知
名度。在１９６７年夏末至１９６８年夏末期间，随着"四一四思潮"传
播的空间和时间的加大加长，也由于既来自造反派温和群众及保守派群
众的"消化"和应用，又来自造反派激进群众的注解和批判，"四一四思潮
"成为有四大内容的著名"右倾"思潮。下面将其主要内容逐一做出简要评
析。

ｌ、"阶级关系不变论"

文革正统理论把所谓走资派、修正主义者等列入"阶级敌人"，具体来说
，列入文革的主要对象。对此，"四一四思潮"并不直接否定，而是提出
了文革如文革前十七年一样的"阶级关系不变"、"阶级阵线不变"的论点
，换言之，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依然是文革的对象之一。尽
管四派没有摆脱"极端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巢臼，但是它大大冲淡了
文革正统理论矛头所指的对象，就有可能把文革当成完全如同文革前的
政治运动是大搞重点在党外的阶级斗争。"四一四思潮"此论多多少少有
维护四派之类的群众在文革前与其他不同群众斗争形成的既得利益之嫌
，更有把过去的政治运动及夸大化的阶级斗争加以固定之嫌。所以，四
派认为，那些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以及文革前政治上受打击或挫折的
人们，不能因为他们在文革的造反举动或激进表现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
改变自己的地位，这些人总是革命的对象。这一点，与文革时期的诸多
极"左"思潮认定文革已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完全不同，表
明文革群众思潮的多元性。

２、"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

对于四派许多人来说，文革初期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始终有这样一个现象为人们所不理解：为什么反
蒋（指蒋南翔，——注）反工作组的时期，造反派里有不少人出身不好
？每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拼命找各种解释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必
然性。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人们发现没有一种站得住的、令人信
服的解释能说明这一点。而所谓哪里压迫最重，那里反抗就最力的蒯氏
（指蒯大富，——注）理论显然是缺乏阶级分析的。于是人们不得不提
出这样一个疑问：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的标准？"４实际上，
在１９６７年初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最初数十天里，其内部的、后来成为
四派的有关群众就提出：造反派不是革命派，造反派不能独揽大权。"
四一四思潮"列举了包括团派在内的造反派的种种"过失"：团结不了广大
群众，背弃了昔日的政治盟友；背离文革的初衷；混淆了阶级关系和阶
级阵线，不分敌我，其内部人员成分复杂而严重不纯；对文革的目的心
怀不轨，投机取巧，妄图另起炉灶，兜售私货；大搞使社会制度及国家
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大翻个儿"行径；大造"十七年"的反，为自己鸣冤
叫屈，解决不了干部问题；削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冲击解放军；
等等，所以，包括革命小将在内的造反派是不可能掌好权、用好权的。
造反派中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混在革命队伍中
齐喊造反。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
乘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那些人一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５

对此，在"四一四思潮"看来，只有象四派这样的革命派，才能够坐江山
。届时，他们会对造反派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加整肃，"用铁的手腕打击
那些在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分子……"，以"无产阶级的
手腕捏碎"团派所代表的极"左"社会思潮。６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四派
提出的一个口号："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四派有关干
部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编者按中作了结论；"团派极左思潮终
将被冲垮，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必将在全国取得胜利。"
７

３、"文化大革命必须修整、巩固、妥协论"

"四一四思潮"认为，文革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之后，应进入"收"的阶段
，"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是周泉缨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旬
被团派一些群众扭送北京市公安局之前，在与四派一些人长时间的座谈
中提出的。四派这些人为了反击团派群众扭送周的做法，发表长达近百
张的大字报，题为《和周泉缨谈话纪要》。周泉缨含蓄地批评了文革已
到了"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工作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
被动时，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的局面。周泉缨多次举中
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及事例，反复说明，为避免"一个朝代要
垮台"，封建王朝及其统治者在其大业上所做的"修整、巩固、妥协"是必
要的，从而达到其王朝


４、"河归旧道十七年论"

清华文革两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的十七年历史。文革
的悖论之一在于部分地否定文革前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
政性质，至少是断定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着资产阶级专政，因而文革才显
得必要。否定十七年还是肯定十七年，这是团派与四派之关系的一个死
结，也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关系纠纷的一个顽症。"否定十
七年"一直贯穿于整个清华文革的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文革也是
文革与文革前十七年的一场较量。

在"四一四思潮"看来，团派一些人对"十七年"的态度和行径就是"砸！砸
！砸！大翻个派真是砸红了眼。他们真没有辜负自己的谎言——我们的
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归结为一句话：彻底砸烂"。９

从文革中"阶级关系不变论"出发，四派自然得出，十七年来的无产阶级
专政及其历史不容否定。大造十七年"反"的造反派极端思潮，实质上已
成为阶级敌人的思潮。四派尽管是文革造反派分化出的一支相对温和或
保守的派别，四一四思潮尽管是文革正统理论的一个异端性思潮，但是
，四派广大群众以及"四一四思潮"的鼓吹者和代表者们，都与文革前的
十七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割舍不断的利益关系，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
十七年的一定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都深受十七年党和国家的政治和教
育等等的种种影响。最主要的是，文革所形成的天下大乱的局面，生活
环境的混乱和工作条件的动荡，使他们对于文革的发展大为失望；而造
反派在夺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追权逐利的丑恶和腐化，更使他们们对文
革的不满有增无减；而上层领导机构的权力之争的残酷和文革新权贵的
走马灯式的更换，大大强化了他们对文革目标的怀疑。相比之下，他们
自然而然地回想起或者留恋于文革前那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
以不同的方式，力图使文革的进程多少切近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模式
。"无疑，四一四思潮代表了一种旧秩序的复辟，而这一思潮的产生，
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的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
讽刺。"10


"四一四思潮"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关注。周泉缨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
旬被团派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后，他承认："我抛出了《必胜》，其实
是不想让同学看的，而是想传到毛主席那儿，希望毛主席了解全国的四
一四思潮，并做出决定，支持四一四思潮"。１１周泉缨的期望半是实
现，半是落空。据悉，毛泽东看了刊登在《井冈山》报上的《四一四思
潮必胜》一文。在该文发表之前，如前所述，毛泽东不同意在清华大学
出现由一派群众掌权的局面，更不希望四派上台而把团派打下去的情形
发生，而是希望两派联合起来。但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夏末是无论
如何也不会同意或肯定"四一四思潮"的。显而易见， "四一四思潮"与当
时毛泽东的文革目的和文革策略以及文革指导思想是大有抵触的。毛泽
东在百日大武斗所促成的召见北京红卫兵领袖时，实际上以百日大武斗
的血的背景，给"四一四思潮"做出了令周泉缨们大失所望的"了解"。毛
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
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清华四一四说：
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
天下，不能坐天下"。鉴于当时周泉缨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毛泽东下
令放人："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
的理论家，写文章抓他干什么？"

这里，再次表现出文革中毛泽东本人矛盾心态和矛盾境况的是毛泽东本
人与四一四思潮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责"四一四思潮"，把它当成
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股"右"的思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百日大武斗等全
国著名的武斗事件所带来的文革形势在１９６８年最后五个月的变化，
使毛泽东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着手部署在全国范围或者是在清
华大学里批判"四一四思潮"。这说明了，毛泽东在口头上、在思想上反
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评甚至否定文革的倾向，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
斥责和批判作为文革初期正统主力军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动中或实践中
，毛泽东开始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令人颇为
惊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和主张。这是因为
，自百日大武斗之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发生转折。毛泽东已不想
再让由群众斗争为主的文革初期的混乱和动荡持续下去了。毛泽东在1
９６８年７月之后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本身就是对他的文革初期战略的
某种修正，并加速文革由其初期向其中期的转化。所以，毛泽东以及中
央文革小组对"四一四思潮"不了了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清华大学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文革给全国文革的影响，除了"百日
大武斗"这样一个"武卫"的典型之外，就是集中地代表了文革初期造反派
和保守派乃至造反派内部的两派——激进造反派与温和造反派的分歧、
论战的"产物"——"四一四思潮"——这样一个"文攻"的"结晶"。《四一
四思潮必胜》一文经团派小报转载公布于世后，在全国渐成气候。"四
一四思潮"给全国许多地区或单位的两派群众斗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给一些地区的保守派群众和造反派中的温和群众以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
适时的内心共鸣，并成为他们看待文革和运作文革的思想依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于文革期间出现的"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
切论"、"无政府主义思潮"、"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湖南'省无
联'思潮"、"武汉'北、决、扬'思潮"、"上海炮打张春桥思潮"、"李一哲
民主思潮"等等而言，尤其相比较于那些提出"阶级关系大变论"、"特权
阶层论"、"大翻个儿论"（即彻底砸烂国家机器论）等极端的造反派思潮
而言，"四一四思潮"提出"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
理论体系"，的确，它集中体现了文革中"河归旧道'十七年'"的倾向。１
２不仅如此，在文革结束之后，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
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全国都是
如此。正如团派早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间的一段评论今天读来令人拍
案叫绝："团——４１４的论战将进行十年（陈伯达语）是对这场斗争
的长期性，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的估计，是很深刻的。它将和以后三十
年或四十年刘少奇翻案的斗争汇在一起，因为这种思潮就是要否定文化
大革命。……。"１３在此意义上，"四一四思潮"是我们研究和考察文革
前十七年历史、文革十年历史和文革后至今的二十多年历史之间的互动
及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群众思潮的"活化石。"


注释：

１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井冈志》编：《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缨揪出
来示众——反革命分子周泉缨简介》第4页。

２上述引文出自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通讯社编：《大字报
选》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５日第０３４期。

３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井冈志》编：《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缨揪出
来示众——反革命分子周泉缨简介》第8页。

４《论造反派》，载上海市上海中学编《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５同上。

６《井冈山》１９６７年 ８月２６日专刊，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
编辑部。

７同上。
"中期复兴或朝代延长"。反面的事例也说明了这点，"秦始皇在封建制度
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修正、妥协，十年就垮了"。

８周泉缨所道出的"四一四思潮"此论，毫无疑问是含沙射影地批评毛泽
东及其所发动、领导的文革之状况。

８《和周泉缨谈话纪要》，转引自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
它的异端思潮》第373一389页，田园书屋，香港，1997。

９《四一四战报》创刊号，1968年1月５日，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
团四一四总部四一四报部编辑部。

１０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70页，
田园书屋，香港，1997年。

１１清华大学井冈山联合总部《井冈志》编：《把反革命分子周泉缨揪
出来示众——反革命分子周泉缨简介》第7页。　

１２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载《二十一世纪》，香港
，1966年8月号第36期。

１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报》1967年底翻印团派内部传阅
的《干部问题》一文。

fuqiangqiang

「十七年派」

在一部分造反派走上激進主義的時候，另一部分造反派則從穩健走向保守，成為「十七年派」，即「五七體制」的維護者。其典型代表就是1967年4月左右出現的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這是從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組織「井岡山 兵團」裡分化出來的組織。以1967年8月發表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和1968 年發布的〈和周泉纓談話紀要〉為標誌，形成了所謂「四一四思潮」。他們的理論基本出發點，是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革 命，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非常重要特點和基本事實」。這裡，存在著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一個新的理解與闡釋：如果 說激進派的重心始終在「繼續革命」；那麼，以「四一四」為代表的溫和造反派 就把重心放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這裡。由此而引發出三個重要觀點。

1. 建國「十七年時期」（1949-1966）「紅線為主」論與「階級關係不變」論。這顯然是造反派提出的「階級關係變動」論的一個反撥，強調「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根本上說當權的是無產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 位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占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我們軍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親自領導的，是 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偉大的軍隊」。因此，他們主張全面恢復「十七年體制」： 原來掌權的繼續掌權，原來受壓迫的還要繼續受壓迫。這就清楚表明，他們 要維護的是「十七年」的統治秩序和既得利益，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完善和強化的一黨專政的「五七體制」。所以我們將其命名為「十七年派」。

2.「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明確提出了「由誰坐天下」，即由誰掌握權力的問題。「四一四派」認為， 他們的成員大多數出身於勞動人民、革命幹部家庭，而且大多數是黨團員和 學生幹部，因此是天然的掌權者；而作為他們對立面的「井岡山兵團」的隊伍裡，有許多造反派是出身於地、富、反、壞、右，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家庭，因此，絕不能掌權。「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這樣 的「天生掌權」論，其實就是老紅衛兵的「高幹子弟要掌權」論這個邏輯的重演，實際上就是要恢復「十七年」的階級路線，恢復「五七體制」中「左、中、右」的劃分，恢復等級社會結構。

3.「用鐵的手腕維持秩序」論 「用鐵的手腕維持秩序」是「四一四派」的宣言：我們必須有革命的魄力和 「鐵的手腕」，「在奪取勝利之後」，「穩定混亂狀況」，要「用鐵的手腕打擊那些 在大革命中『露頭角』的壞分子」。這就明白宣布了：要恢復「十七年」的舊 秩序，就必須以血的鎮壓為基礎，實行鐵腕統治。可以說，呼喚以恢復「十七 年體制」為目的的鐵的手腕，以「穩定」一黨專政的統治秩序，這就是所謂「四 一四思潮」的實質。鄧小平在七十年代復出後所推行的「整頓」，在某種程度 上正是對這樣的呼喚的一個回應。在這個意義上，「四一四思潮」，又為鄧小 平這樣的鐵腕人物在文革中被打倒後重登中國政治舞台，作了思想和輿論準 備。有意思的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以後真正執掌了中國的大權，其所推行 的路線中，此種以革命的魄力和鐵的手腕來維護一黨專政的思路依然占據了 主導地位，而且這樣的統治思路也一直影響到鄧小平以後的執政者。當年「四 一四派」的一些骨幹和成員，以後成為鄧小平時代以及鄧小平時代之後的掌權 者，並不偶然。事實上，四一四思潮在中國，最後確實「勝利」了。當年這一 思潮的理論家揚言「四一四必勝」，並非虛言誑語。原因就在於，他們所代表 的「十七年」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始終占有主導地位。 但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在1967-1968年的中國具體的歷史情境下， 「四一四思潮」還是有它的合理方面，因而也擁有相當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兩 個方面：一是對中央文革小組（其後台是毛澤東）所推行的極「左」路線，以及 其所代表的文革新貴的批判；二是提出「修整，鞏固，妥協」的方針和「解放 大多數」的政策，提醒陷於狂熱中的文革造反者：「事情的過程必須是波浪形 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峯有谷〔......〕不能老向前進」，「突變和衝擊很必 要，但不能老突變，老衝擊」，這正是符合文革後期的人心民意的。正如東方紅戰團一戰士（周泉纓）：〈四•一四思潮必勝〉研究者所說，「無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種舊秩序的復辟思潮，而這一思潮的產 生，卻是以反復闢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直接後果。這真是莫大的 歷史諷刺」。應該說，「四一四派」批判「文革新貴」是抓住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要害 的。在以打倒老官僚為旗號的文革中，培養了一批新權貴，所謂「文革新 貴」，在中央的代表，自然是「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這一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我們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中， 有相當一部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特別是被吸收到革命委員會裡，掌握了權 力的造反派的領袖。他們中的某些人（當然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 成了文革新貴，或沾染了新貴的某些氣息，成了文革既得利益集團的組成部 分，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變化，是特別耐人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