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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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1967年5月“革命委员会”成立流产记

唐少杰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了全国性的夺权斗争。根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各单位（或部门）和各地区按照“三结合”原则（即由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文革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1966年12月经过上述“司令部”授意、出自于打倒刘少奇等需要而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其出现的四个月里，因为在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论战，致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一文革著名的群众性组织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为“团派总部”和“414串联会”（又简称“团派”和“414”或“四一四派”或“四派”）。对于清华大学可能出现的“革命委员会”而言，“解放军代表”由于是上级指派而没有什么争议，“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由于上述分裂而无法达成两派群众的共识。而“革命委员会”问题直接关系到两派的权力地位、权力分配等，更主要的关系到两派权力的合法性即权威性与否的问题。十分有趣的是，刚刚产生不久的四派所投入的与团派斗争的“角斗场”就是这类问题。
1967年4月30日，井冈山兵团总部根据“新形势”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革筹小组”）由“革命群众代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以及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11人组成。兵团总部所说的“新形势”，名为文革进入建立文革权力机构的筹备和建立阶段，以及北京一些高校逐渐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等，实为针对“414串联会”的成立，兵团总部竭力加快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权威正规化的步伐，从而打击414。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庆祝观礼活动上，毛泽东、林彪等接见了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身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蒯大富还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座谈时，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何时成立？并答应派军代表来清华。蒯大富回清华后把上述消息传给大家，一时间兵团上下喜悦有加，出现了“毛主席关心咱井冈山人”，“毛主席给咱井冈山人撑腰，咱井冈山人为毛主席争气”等大标语。
5月2日，“革筹小组”开始与兵团总部一起具名行文，发出通知，于5月3日至7日集中召开全校批判大会，除了几个官样文章的内容之外，一个内容就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显然是针对414的。
对于11人组成的“革筹小组”，“414串联会”根本不予承认，指出其中的所谓“革命教职工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根本没有代表性，而“414代表”只有作为上述串联会核心组成员之一的孙怒涛一人。暂居兵团总部委员而实为414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贴出《孙怒涛严正声明》，道出了414的立场：“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414及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414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继孙怒涛“严正声明”之后，414一些战斗组也贴出了类似的声明。“从来急”在《关于所谓“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严正声明》中写道：“坚决不承认‘革筹’，它对我们来说，不起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作用”。这意味着公开蔑视和否定兵团总部的权威。
5月3日，“414串联会”召开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并在414小报上发表文章《彻底搞臭筹备小组》。414“东方红03支队”贴出大字报《把现临筹小组一棍子打死》，抨击兵团总部搞“三凑合”、“假批判”、“改良主义”。“筹备小组娘胎里的时候心眼就不正”，要把它“搞得臭臭的，而且要一棒子打死”。
5月5日，机械系成立了“革筹小组”，这是兵团总部的“革筹小组”的第一个系级分支机构。414手下的“东方红特别支队”发出“严正声明”：“所谓革筹小组是完全非法的！是破坏大联合的！是兵团总部某些人在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道路上跨出的新的一步！是分裂的产物！我们坚决不承认！”并限令蒯大富：“立即解散革筹小组；彻底改组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播台”……等六条。
兵团总部和“414串联会”在革委会组建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不仅双方的大字报、广播台等一时间唇枪舌剑，而且双方领导人的不妥协直接促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调解。5月12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亲自主持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负责人和“414串联会”负责人开会，听取清华文革有关情况汇报，并做出有关指示。这一长达7个多小时的会议对清华文革局势并没有什么改观。5月21日下午，谢富治亲临清华大学，召集兵团总部负责人和414代表，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商谈。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兵团总部蒯大富与“414串联会”孙怒涛签署了四项协议：

1、立即停止内战，不准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的看法须协商解决，尤其不准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2、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班、系大联合。
3、调整和扩大革委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和总部实现我校革命的三结合。
4、井冈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这一决议的“要害”在于第4条，即规定414必须执行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的决议，这无疑使在此之前为414所拒斥的“革筹小组”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并很有可能把414置于兵团总部及“革筹小组”的指使之下。
当日晚，兵团总部召开其各系、处分部的大会，传达了“四项协议”，兵团上下欢呼雀跃，各分部纷纷发表响应、支持“四项协议”的“严正声明”。
差不多与此同时，“414串联会”核心组等召开且会议，严厉地批评了孙怒涛的“妥协”、“软弱”，孙怒涛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丧失原则”，“对不起广大414战士”。414核心组部署抵制“四项协议”的行动。这一核心组的汲鹏等19人发表声明，反对“四项协议”。414广播台一直广播到深夜，大加抨击“四项协议”。次日，“414串联会”勤务站发表声明，评论“四项协议”，认为可“同意第2、3条协议”，“第4条议……严重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坚决反对”。414的核心队伍“东方红战团”发表声明说：“5•21的四项协议是414革命串联会勤务站部分同志违背414广大战士的意愿，没有坚持原则，擅自达成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战团坚决不予承认”。到此时为止，414的近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拒绝“四项协议”，声称“现革筹必须解散”。
尽管兵团总部为了加快成立“革委会”而同414代表坐到一起谈判并签署协议，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414的“合法性”，但是，“414串联会”可谓“变本加厉”，不仅不承认“四项协议”，而且公开地无视谢富治以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权威，这也就意味着清华文革两派的问题解决已不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力所能及的了。
5月23日凌晨，谢富治指示他的办公室人员分别打电话给孙怒涛和蒯大富，电话内容如下：“那天谢副总理与你们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的几条，谢副总理已经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同志。谢副总理说，你们坚决执行四项协议，这样作对你们有好处。”同日上午，蒯大富在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再次宣读了“四项协议”和扩大后的“革筹小组”名单（由原先的11人扩大到22人，增加了四派人员的人数）。
同日，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大会上，谢富治向邻座的蒯大富转告了他昨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时提到清华大学的情景。谢富治说：“昨天，我见到了主席，我将四项协议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表示赞成。我又向主席讲了清华问题解决三种途径：第一条蒋南翔回来；第二条井冈山总部和蒯大富下台，414上台。”毛泽东听后说：“这两条都不行”。谢富治对蒯大富说：“我又说了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毛泽东笑着对谢富治说：“你又和稀泥”。 蒯大富听了谢富治的这一“转告”后喜悦不已，回校后，他多次逐句逐字、绘声绘色地传达了谢富治的“转告”。
5月24日上午，兵团总部连忙召开大会，蒯大富再次讲述了昨日谢富治传达的话语情景，顿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兵团上上下下都认为毛泽东是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而批评414的，纷纷表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尽快尽早地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一传成讹，清华园内贴出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的大标语。一时间，昨日收到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今日传言的“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弄得414上上下下，满头雾水，大惑不解，不少战斗组纷纷改口拥护兵团总部及“四项协议”，一些群众还声明退出414，只有少数领导人坚持原来的立场。414代表前去找蒯大富对证，蒯大富说没有上述“最新最高指示”并且答应在有关会议上纠正一次，实际上却听之任之。经兵团总部的《井冈山》报报道蒯大富的“传达”，毛泽东的所谓上述指示流传更广。
无疑，谢富治的“转告”对兵团总部加紧成立“革命委员会”给予了很大的促动。5月24日晚，在兵团总部召开的整风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关于在5月30日以前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和紧急动员令，并宣布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名单。自此之后，兵团上上下下鼓足干劲，准备在5月30日之际建立清华大学文革的正式权力机构，即以兵团总部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兵团总部的此番热切愿望和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动员起来！……克服一切阻力，踢开一切绊脚石，拿出十二分干劲，下定二十四分决心，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兵团总部一位领导人还在5月27日的一个会议上说：“30日不成立革委会就不算真正的井冈山人。”
5月24日下午，“414串联会”在化学馆三楼召开大会，讨论上午蒯大富传达的谢富治的“转告”和所谓毛主席关于清华问题的“最新最高指示”，商量对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拿出关于毛主席“指示”的正式文件。次日，该串联会决定停止选举清华革命委员会成员，宣布414不参加任何有关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活动，他们准备以从兵团分裂出去另立“山头”的事实，来制止团记“革命委员会”的出世。414一位领导人还宣称，要与兵团总部血战到底，一年以后看眉目。对兵团总部的目前筹备活动，采取不理睬的方针，一年以后算账。在当日晚414下属的“东方红战团”举行的会议上，与会者们决定“阻止蒯大富成立革委会”，“只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有了法定权力，他就会下令解散414，群众也就顶不住了。”“无论如何，要在革委会之前另外搞一个总部，否则（414）队伍也拉不出来了。中央一承认，谁也不敢分裂了。”“我们要用分裂来阻止革委会的成立。我们要拉出一支队伍。中央看到分裂，也许不会承认在一派基础上的革委会，这是一线希望，要争取。”其领导人还说：“在东方红战团中挑出50个出身最好、没有任何问题的老造反派，这50个人不怕压，不怕中央打棍子，不怕牺牲，毫不动摇，死抱一团，长期对抗。中央打棍子，我们一起顶上去，要抓一起抓，要死一起死。”5月26日上午，“东方红战团”在圆明园遗址处开会，该战团的大部分成员参加，其领导人宣布了与兵团总部分裂的决定。针对有些成员担心中央批评闹分裂，该领导人说：“我们是蒯大富网中的鱼，现在网越收越紧，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有冒死一拼了！”会议决定分裂下去。同日下午，在清华主楼三区3楼召开“东方红战团”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分裂的宣言。27日晚，在同一地点召开了“东方红总部”成立大会，以示与兵团总部分庭抗礼，决不妥协。会上，依然有一些人不赞成决裂。这时，会议主持人传达了由一些相对中立或温和的群众组成的“三七战团”愿意加入从兵团分离出来的414队伍。会议遂决定成立一个正式总部。次日，先是在圆明园遗址处召开会议，讨论新总部成立宣言，后于清华校内新水楼320室开会讨论总部及有关文件，414核心组决定于5月29日晚22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
针对5月28日晚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414广播台在仅过了几个小时，于5月29日凌晨播出“414总部”成立的消息，并播发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兵团总部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从即日起，清华大学出现了两个正式对立的文革群众组织总部：井冈山兵团总部和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在同日于新水楼320室举行的414核心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周恩来可能来清华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一事，其主要领导人发言：“一切都搞好了，不能再变了！周总理来了，我们也得分裂，除了分裂没有出路！”多数与会者同意分裂。当日晚，“414总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声明就是否定有毛泽东曾批准过由谢富治主持达成的清华两派“四项协议”一事，为自己的分裂寻找理由。四派手下一些战斗组对于分裂有不满意见，而另一些战斗组声称，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兵团总部的革委会筹备活动正在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至少在5月30日之前，种种致辞、场景、程序和仪式等已按部就班。
5月29日19时许，蒯大富等一行数人前往人民大会堂，邀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次日举行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蒯大富等进入人民大会堂后得知周恩来正在进行有关接见、谈话，蒯大富写了一个便条，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有关人员转交周恩来，便条如下：

敬爱的总理，你好！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将于5月30日成立！
您在5月1日和5月23日曾两次答应我们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已经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万分高兴，急切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即将第三次参加我们学校的大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人掌权后的大会！
总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总理参加我们的大会将对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急切盼总理回音！！
我们很想与您交谈几分钟，我们在门外等着！
等！！一定要见！！！

蒯大富 5.29

此便条文中的着重线为蒯大富亲自所加，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两个重点：周总理将“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人掌权后的大会”和“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一会儿，向周恩来转交蒯大富便条的工作人员回来，交给蒯大富一张周恩来的回条，回条全文如下：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周恩来

周恩来的答复对于蒯大富以及整个团派不啻为晴天霹雳。显然，周恩来对于在清华文革造反派分裂的情况下成立革命委员会是非常不满的，也是十分鲜明地不同意由团派执掌清华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周恩来对清华文革的形势和动态了如指掌。周恩来拒绝参加“团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至少从形式上讲，算是断送了团派的最大美梦。今天看来，周恩来不参加上述大会，不是临时决定，而是事先就决定下来了。因为，当蒯大富等人赶紧寻找谢富治时，正在开会的谢富治抽出身来对蒯大富等人说：“我给总理打电话了，总理说坚决不参加这个大会，叫我也不要参加。总理说，让他们联合好了，我们才参加。既然总理不参加，我也不参加。我给你们写封信，就说总理没空，推迟成立，给你们一个台阶下好不好？”蒯大富一度执意要召开大会，坚持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谢富治让蒯大富自己考虑、决定。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考虑，蒯大富决定暂不举行成立大会。谢富治让蒯大富自己起草一封“推迟信”，蒯大富写完后，谢富治看后让工作人员抄写一遍，并签了名，以便蒯大富回清华有个“交待”。该信如下：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对你们学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谢富治
1967年5月30日

5月30日凌晨2时许，蒯大富等返回清华。蒯大富大哭一场，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又加盆冷水”。3时许，团派广播台广播了谢富治致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信”，以及推迟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通知”。
5月31日，团派成立了其核心组织“六二四战团”，以1966年6月24日蒯大富等人同工作组论战的日子来命名这支队伍，旨在专门与四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标志着团派与四派的对峙和冲突已经不可调和。
清华团记“革命委员会”的流产、夭折，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史上更是团派与四派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派从井冈山兵团分裂出去到另立“山头”并给予团记“革命委员会”美梦以致命的打击，前后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在这较短的时间里，四派崛起，成为敢于向团派问鼎清华大权并角逐清华文革天地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67年4月开始，团派与四派的对立直至1968年春夏的生死之战，给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烙上了浓重的群众冲突的“底色”，这种“底色”在许多方面遮掩或冲淡了1967年4月之前清华文革的种种矛盾及对抗。例如，1967年春夏开始的全国性的文革群众运动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大大超出了1967年年初及其之前的文革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主题。文革在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进入了它远远始料未及的群众运动的总体内讧直至全面内战的阶段。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分歧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和如何运作文革？具体地说，文革是所谓“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改朝换代”、“大翻个”，还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即“修修补补”？二是文革的主要矛盾是文革与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文革同时与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矛盾，即文革的敌人是一个“一小撮”（走资派）还是两个“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三是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至少是在教育领域，“十七年”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是“烂掉了”，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四是如何对待在文革伊始被暂时打倒或被“冷落”的清华中、基层干部？对他们是“上揪下扫，除恶务尽”，把文革当成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还是积极给他们“平反平黑”，“大胆解放，大胆使用，”最终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五是如何看待文革群众运动？包括文革在内的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可歌可泣的，还是具有先天缺陷和现实弊端的？等等。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就这些分歧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作为文革中激进的甚至极端的群众造反派（团派）与温和的、相对保守的群众造反派（四派）的两大代表，团派与四派的这种分歧和论战集中体现了全国不同地区和部门（或单位）的文革群众派别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具有了文革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实质上，概括上述分歧，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方面关系到文革是否是一场所谓涉及到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大革命”；第二个方面关系到所有与文革直接相关的人士的利益格局，特别是这种格局与文革前的利益格局的关联，换言之，文革是否为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和重演；第三个方面关系到文革开展并深入下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问题，即文革是否是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全局转换；第四个方面关系到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谁占主导地位和谁发挥主要影响，亦即关系到群众运动是否会重新转化为原有的广大干部所“主宰”的运动；第五个方面关系到文革群众运动的出路，亦即关系到群众运动的兴衰和成败与否。这些分歧和论战的深刻和重大实际上意味着文革的走向和命运。同样，这些分歧和论战所具有的破绽、荒唐也是由文革整个理论的荒谬和文革整个实践的异化所带来的，并且反映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衰败和破产。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分歧和争论都是与文革群众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际的切身利益及其格局密切相关的。这种分歧和论战体现在清华“革命委员会” 筹备的全部活动中，就直接成为利益之间的交锋和利益格局之间的混战。成立一个由什么样的人所代表或所主导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仅关系到文革某一特定群众组织的权威和力量，更加关系到不同群众的切身生活。同样基于文革群众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的权力争逐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妥协的可能和退却的余地。这两派都把文革群众斗争的“两个凡是”原则，即“凡是对立派群众所试图达到的，就一定要阻碍、破坏；凡是对立派群众所阻碍、破坏的，就一定要力争达到；”淋漓尽致地推向了极端。例如，清华文革两派各自内部的“鸽派”在革命委员会筹备问题上一度曾有的种种妥协尝试，无不为自己组织中“鹰派”的极端行径所否定、所推翻。
到了1967年底，四派的工作之重点已不仅仅是给清华广大原干部平反、平黑，而是竭力使他们加入清华文革的运转甚至决策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四派不断从广大原中层干部中“物色”年富力强并具有代表性的人员准备进入将要建立的清华文革领导班子，例如，在1968年初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中，四派总部建议：未来的清华革命委员会常委中，至少应该“结合”过去清华党委成员8－10人以上，并且最好是由原清华中层干部的代表人物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的职务。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团派与四派的关系已不同于半年多前两派分裂之际，双方由过去主要是认识分歧和观点论战转移到了实际的对抗和冲突。双方围绕着干部问题以及权力问题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期，四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革命小将不能执掌未来的革命委员会大权”。2月23日，四派总部在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交的简报中明确提出：由革命小将担任未来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言外之意，也是不会为四派所接受和所认可的。对于团派而言，四派所大力推荐和倚重的干部势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而，削弱四派力量的主要途径就在于加大打击清华原干部队伍的力度，反过来说，亦然。于是，团派1967年底掀起了新一轮整治和迫害清华原中、基层干部的高潮，而这次行动致使两派彻底走向武斗。
团派和四派主要围绕着如何对待干部问题的论战，到了1968年春季，已经不可能在思想上和字面上得以解决了，终于在同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进行了闻名遐迩的“百日大武斗”。其中，5月30日，为“纪念”一年前团记“革命委员会”的流产并向四派报仇雪恨，团派在清华东区学生宿舍、食堂和浴室聚集的地带，发动了清华文革史上最为惨烈的大武斗。 从凌晨三时开始（为“纪念”一年前同一时刻团派广播台播出了周恩来不能来清华参加革命委员会成立活动的消息，一说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次大武斗进行了近11个小时之久，动用了土坦克、土炮、炸药包、轻机枪、步枪、长矛、大刀、箭矢、弹弓车、燃烧瓶、硫酸瓶、石灰瓶等等，两派群众还进行了殊死的肉搏战，致使3人死亡，近300人负伤。 文革群众运动的“文攻”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武卫”（实为武斗）的下场，这也就从根本上敲响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丧钟！众所周知，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约有18人被打死，1100余人被打伤，30多人终身残疾，巨大的经济损失难以确切估计。
在“百日大武斗”进入白热化之际，团派报纸发表文章指出：“清华问题是北京高校中一个老大难问题。清华大学是北京高校中唯一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学，而目前仍在武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皆治蜀未治’。北京未乱，清华先乱，北京已治，清华未治。” 清华群众两派都在这一大武斗中意识到，包括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内的所有清华文革问题不可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所能够解决的，他们也就对北京市有关部门多次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或通知等不屑一顾。他们把解决清华问题的最后期望投入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直接干预。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余工人组成的、由他身边的警卫部队人员领导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开进清华，打破了清华群众两派左右清华文革局面的状况，给整个教育界派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的文革领导者，并且实际上结束了文革红卫兵运动，直至拉下了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帷幕，标志着文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在围绕着清华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进行斗争之际，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斗争之后所带来的1969年1月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已经不是由真正的清华人所领导和所组成的，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一半左右的成员都是由非清华的上述工宣队人员所构成，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个革命委员会都是清华大学的外来“主宰”之一。而清华文革两派群众自己也从文革的推行者变为文革所“再教育”、“再改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清华文革群众两派进行的权力争逐，与大多数的文革群众斗争相似，的确是自我异化的。


转自《记忆》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