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美：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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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
——兼评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之误

李英美

本人业余时间研究文革，不久前，看到清华校园网上重温胡耀邦总书记和罗征启先生支持孙毓星（后改名孙耘）读研究生一事，感人肺腑。同时又在《记忆》第86期上看到原清华大学学生唐伟的文章《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孙怒涛〈良知的拷问〉读后》，令人倒胃。两相对比，真是天壤之别。在此，本人就清华精神之典范与文革史实之真伪直抒己见。

清华精神之典范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为所欲为，极左霸道。蒯大富等把私下议论林彪、江青并对林彪、江青表示不满的原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蒯大富手下的专案组组组长孙毓星等人，竟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误把罗征启弟弟罗征敷带走，押解途中，罗征敷不幸意外窒息死亡。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毓星和王庆章、张建国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罪责。
文革結束后，特别是到了1980年，罗征启和孙毓星都处在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正行进在通往中央的坦途上。正如万润南先生文章所言：“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長。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紀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韓英的团中央书记。”
而此时的孙毓星第二次坐牢后刚刚“取保候审”。 孙毓星在狱中自强不息，恶补文化课，试图通过报考研究生重新体现自身价值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孙毓星和原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后改名井然）同于1980年报考哈工大研究生。孙毓星考试名列榜首，井岗山考试成绩也很好，虽然负责招生的科研处等主管部门很想招收，但两人政治审查都通不过。孙毓星和井岗山寻找渠道，据理力争，终于达成结论，哈工大向清华和北航做进一步调查。
孙毓星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清华党委副书记罗征启手里，罗征启如果完全不管孙毓星的事，只要不踩孙毓星一脚就算是大恩大德。然而超出世人想象的是，罗征启竟然给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和省委负责同志写信，替孙毓星说好话。罗征启在信中说：

……1968年3月27日 凌晨，我越狱逃跑。孙作为“专案组”组长，参与过追捕我的行动，并于4月初的一次抄家行动中，将我的弟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厂工人）绑架殴打窒息致死。实际上，当时直接参加这类行动的（包括绑架和刑讯逼供）是校内一些工人和另外几个学生。但孙毓星（即孙耘）作为“组长”，在我弟弟死亡以后，就和王庆章、张建国两个同学一起，承担了这起人命案的责任，而且孙毓星被作为“首犯”。十二年来，孙两次入狱，多次被隔离审查，长期被定为敌我矛盾问题，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我认为，他是承担了较多的责任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许多青年人犯了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的错误，有主观上的原因，但主要的不应由他们自己来承担。第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十二年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和判处十二年徒刑差不多。粉碎“四人帮”快四年了，应该尽早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第三，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是认账的。在海拉尔市解决了孙毓星的问题以后，他曾给我来过信，并借出差来京之便，到学校找我面谈过，我以为态度是诚恳的。同时，这个青年人也表现出过人的才能，他考入清华时，成绩就不错，这次在狱中复习了功课，能考出较好成绩，是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党组织考虑我的意见，重新研究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
罗征启
一九八0年八月廿六日

由于罗征启的态度，清华领导决定对孙毓星放行，而北航党委仍坚持反对哈工大招收井岗山。哈工大的领导无法决定，找到当时在京开人大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杨也无法决断，经人指点找到负责落实政策的中纪委二办，由主持中纪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汇报给胡耀邦。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赞賞，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罗征启、胡耀邦不仅对孙毓星和井岗山表示宽容和恩慈，他们对蒯大富也同样表示宽容和恩慈。蒯大富在文革中造成恶果，也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获刑17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就说：“从前，我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捧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整得这么狠。”胡耀邦本身就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也存在争议。但在处理孙毓星和井岗山读研究生问题上，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罗征启的风范，胡耀邦的批示，表现出高尚的情怀。留下动人的世间佳话。
罗征启对孙毓星等青年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恩慈，而罗征启对于强势人物又如何呢？据万润南先生的文章介绍：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恢复高考后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額，是教育部的公派名额，已按规定走完报名、政审、考外语等步骤，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序得到。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給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陈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当时位高权重。如何处理与陈云的关系对于罗征启政治前途至关重要。罗征启不以私利为计，而是秉公办事，立于正道。后来，罗征启被外放深圳，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長。 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中，罗征启要求邓小平結束垂簾听政，让十三屆中央委員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時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罗征启主张通过法制之路解决矛盾，竭尽全力避免开枪流血惨案发生。结果，罗征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要求离开特区。后来，罗征启对蒯大富说：“你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罗征启还戏言：“再搞文化大革命和蒯大富一起造反，就是要彻底砸烂旧清华！”
罗征启的感人故事完全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或写成一篇震撼国人心灵的报告文学。万润南先生评价罗征启是“夭折的接班人”。我认为罗征启当接班人虽未成功，却丰富了“清华精神”，也可以说丰富了“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万润南总结的“推恩报怨与人善”和“仗义直斥（强权）”。罗征启先生对社会弱势和强势持截然不同态度，是清华精神之典范，其境界大度、永为师表。

文革史实之真伪

我们不能做到像罗征启那么高尚，但在研究文革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该客观理性。唐伟文章《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信息量很大，对周恩来，对八月红色恐怖有新的内容，不无启示。但唐伟文章里关于文革史实的叙述大多是随口而出，似是而非。稍做核查就会发现破绽百出，谬误太多。现以唐伟文章为例，谈谈有关史实真伪的问题。本人查阅相关史料，并以不同方式向当事人咨询求证。事实胜于雄辩，可以一目了然。
1、唐伟在文章中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回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笔者指出事实真相：陈再道不是跟随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周恩来是1967年7月22日下午从武汉飞回北京的。在首都南苑机场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和群众欢迎。大约20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周恩来又率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领导和群众热烈欢迎。周恩来与王力拥抱。
1967年7月24日凌晨，陈再道和钟汉华、傅传作、刘丰、牛怀龙等十二位军队同志应中央之召抵京，住在京西宾馆。196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职务。陈再道在中央军委主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批判，作了检查，后来等待安排。直至1972年7月31日复出，参加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之后被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关锋没有主持全军文革的资格，只是成员之一。唐伟讲文革凭印象和传闻，唐伟还根本没垮进文革史研究之门。
2、唐伟在文章中说：“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笔者指出，1967年8月25日，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李英美指出：又过近五个月，到1968年1月14日，不仅有政治原因，还有别的因素，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3、唐伟在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
笔者反问唐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哪里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
笔者查证：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
4、唐伟在文章中说：“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笔者向蒯大富咨询，蒯大富专门针对唐伟文章中有关问题写了文字材料，蒯大富说明：“大学期间父亲根本没到北京看过我。怎么可能向同学介绍我父亲是村里老乡呢？作家马镇写的《蒯大富演义》编造这么个故事，后来他专门写信向我表示道歉。保定要宝忠写《蒯大富传》以讹传讹，又把这个故事用上。作为我同学的唐伟也明白，如果真有此事，工作组整我时早就揭出来大批特批了。唐伟故意引用，心理阴暗。”
笔者奇怪，唐伟与蒯大富交往四十多年，眼下同在深圳，为什么不打电话核实一下？是何用心？
5、唐伟在文章中说：“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气。”
蒯大富说明：“唐伟又胡编了。实际情况是，在我绝食期间，1966年7月6号，早饭前，工作组派人来问：‘蒯大富，能不能走？’我说：‘还能走吧。’然后就到了强斋工作组的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个人和我说话。他说：‘请坐，我叫马力，力量的力，我听说你绝食了？’我说：‘是的，他们违犯党纪国法，扣押我的信件，不让我向党中央汇报。’马力说：‘谁不让你汇报了，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们都已经转了。’我说：‘那他们没有告诉我啊。’他又问：‘谁让你绝食的？’我说：‘我自己绝食的。’当时，马力担任北京新市委的副书记，他根本没提到江青二字。见面后我停止绝食。”
6、唐伟在文章中说：“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结果。”唐伟在文章中还说：“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淸华‘三总部合并’前夕。”
蒯大富说明：“清华群众组织在群众运动中产生并重组。1966年9月23日，我和鲍长康、彭伟民作为召集人，号召成立‘井冈山红卫兵’。我是清华井冈山一把手。鲍长康是二把手、彭伟民是三把手，他们都是元老级的，非常坚定的‘井冈山人’。后来清华‘三总部合并’，我有独断专行的错误，没能与唐伟等同学很好团结，教训惨痛。但清华‘井冈山’的领导权本来就在我手里，怎么叫篡夺？
至于‘首都三司’的领导权从来不是我掌控的，‘首都三司’的领导权一直由地质学院朱成昭等人掌控，更谈不上什么我蒯大富篡夺。”
笔者查证，宋永毅曾采访过朱成昭，他的采访回忆发表时，朱成昭已经去世。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回忆：“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
在三司成立大会前一天（9月5日）召开的各成员组织负责人（都是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上，因“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安排，蒯大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朱成昭在会上说，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形势很严重，反工作队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还站不住脚，至今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借三司成立之机，表明我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由此决策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以什么身份来完成这一圣命？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给他一个“三司负责人”的身份……
7、唐伟在文章中说：“1966年10月6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
蒯大富说明：“1966年10月6号大会，是北航和三司共同筹备的。北航韩爱晶和地质学院周永章坐在主席台。大会最后一个议程，就是带领全场十万人宣誓，稿子是韩爱晶准备好的，韩爱晶把稿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蒯大富，你来念吧。’
韩爱晶说明：“大会具体议程中央文革根本不知道，会前，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能不能来参加也不知道，请柬是我通过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转呈的，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及谢富治、肖华和杨成武等领导全都出席大会。大会由北航学生张庆海主持，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宣誓，会前准备好的誓词在我手上，我觉得井岗山代表北航红旗发言已经很成功，我再领誓，北航占得太多不好。蒯大富坐在我旁边。我一想，周总理虽然在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但他好像还是挺臭的，成立个‘井冈山’还不到一百人。让他上去，批反动路线意义更大。我就把稿子递给蒯大富。我说：‘誓词你来念吧！’蒯大富接过稿子就上前去了。”
笔者评议：相隔一个月，两个极有影响的大会，分别由朱成昭，韩爱晶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足见蒯大富当时的个人影响。
8、唐伟在文章中说：“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劣行径中央文革却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淸华文革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
蒯大富说明：“我有独断专行的错误，但清华井冈山成立以及总部成员名单与戚本禹无关，我也没有与戚本禹共谋。唐伟的猜想并不符合事实。”
9、唐伟在文章中说：“‘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渉，老蒯也发现‘大方向错了’。‘反唐’嘎然而止。”
笔者查证：1967年2月5日，江青秘书阎长贵给清华大学井冈山总部来电话说：“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
阎长贵1967年1月9日开始给江青做秘书，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关心帮助唐伟，批评蒯大富。而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的。 此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唐伟猜想戚本禹与蒯大富共谋清华井冈山总部成员名单是无中生有。
10、唐伟在文章中说：“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了50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
蒯大富说明：“唐伟又信口开河了。《蒯大富大字报选编》是师大女附中老红卫兵负责人梁二同汇编印制的，梁二同是空军参谋长梁璞的女儿，一共印有二千册。江青没有对我批评过这件事，倒是关锋批评过。唐伟写文章讲述文化革命，对当时发生的事他根本不做核实，捕风捉影随口就来。”
11、唐伟在文章中说：“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揭露这件事。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
蒯大富说明：“1967年7月28日，清华井冈山的人去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我已经承担法律责任。唐伟可以去看我的判决书。现在唐伟在文章中又冒出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的故事。请问：我从1970年10月失去人生自由，抓五一六，清三种人，检察院起诉。对我审查有若干遍，即便清华无人揭露这件事，徐向前秘书及部下也不揭露吗？最后法院能不追究吗？”
12、唐伟在文章中说：“1967年5月30日凊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淸华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蒯大富说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内容与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亳无关系。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时，谈到清华联合问题。
毛泽东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泽东问：‘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泽东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笔者指出：唐伟讲文革是不用考证各种史料的。毛泽东召见谈话在多年前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以及2011年出版的许爱晶编著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都有相同的记述。
13、唐伟在文章中说：“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
蒯大富说明：“请唐伟拿出证据，蒯大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说的？又是谁去执行的？”
14、唐伟在文章中说：“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谀事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衅。”
蒯大富说明：“周恩来总理是我的恩人，我在文化革命中对周恩来总理的话有不听的时候，也有觉得周恩来总理和稀泥，不够劲的看法，但根本谈不上什么恨得牙痒。”
15、唐伟在文章中说：“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了陕北：‘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中髙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顿 。”
蒯大富说明：“我从没想过要和刘刚分开，分手是刘刚提出来的，我不同意，时间也不是武斗刚开始的4月份，而是1968年8月初，清华武斗已经结束，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已掌管清华。到1968年底真的分手，刘刚和同学一起去山西插队。我毕业分配去了宁夏铝厂。离别时，刘刚还抄录宋代柳永《雨霖铃》的词给我做纪念：‘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
唐伟文章评清华文革和校训，信口编一些故事攻击他人，硬伤太多。恰恰反映唐伟内心的阴暗。”
16、唐伟在文章中说：“明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三司联络站’。……‘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
笔者查证：“事实恰恰相反，‘北航红旗’是批判工作组的，‘北航红旗’仅仅为了要见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澄清问题，在赵如璋办公的国防科委门外附近坚持了28昼夜。直到毛泽东表态问题才解决。‘北航红旗’是主动参加筹备‘二司’，不是留在了‘二司’。这是他们的自主权。如此简单的史实唐伟都说不清楚，后来‘天派’、‘地派’的由来更不是唐伟说得清楚的。
早在1966年底，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列举北京左派组织时，就把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并提，有时还把北航红旗列在前面，致使北航红旗声名大振。下面仅以上海一月夺权为证。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向全国宣布夺权是以两个历史性文件为标志。一个是1967年1月4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上海七个组织和外地四个组织发出。其中北京有两个组织参加：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第二个是1967年1月9日的《紧急通告》，由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出。其中北京有三个组织参加：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7、唐伟在文章中说：“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
韩爱晶说明：“实际情况与唐伟写的完全相反。1966年年底，在周恩来、江青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例会上，一件事一件事地议，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四川有活动，应弄回北京。当场议定派红卫兵把彭德怀弄回来。会后由戚本禹落实。上述情况是我出狱谋生期间先后见到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听他们说的。
另据曾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在《记忆》87期文中说：‘……首先是我奉戚本禹之命（当时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戚本禹的命令，觉得他再狂——戚本禹在文革中确实很张扬——也不敢下这样的命令，我诚心诚意地觉得这是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去找朱成昭，朱派人去成都做这件事情……’
1966年底，一次开会，戚本禹对北航红旗二把手井井岗山（现在名叫井然）说把彭德怀弄回来批判，井岗山回校给我说了。当时学生大多到外地串联去了，北京形势又特别乱，彭德怀是距文化革命七年前就被打倒的‘死老虎’，与当时现实斗争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也没顾上安排这件事。戚本禹又给我打电话，很不高兴，批评说：‘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把彭德怀搞回来？’我和井岗山商量找人去四川。正巧有两个红旗战士从成都串联回来，找我们想谈谈那里的情况。我和井岗山当即要他们返回成都，落实中央文革布置的任务，把彭德怀抓回来。我们并不知道地院王大宾等人早在成都办这件事。我都没来得及问问派去的学生姓名和班号。直到若干年后，我恢复自由，到北京又打听他们是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年战友间的信任和理想的纯粹，但同时也可以看出，20岁出头的青年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并无多少认知，只有热情，甚至热血。
对江青也要实事求是，江青对我无任何指示，江青也没有挑起武斗。我们派去的学生，打回电话说抓到彭德怀了，正准备往北京带，地院‘东方红’战士开卡车来把彭德怀抢走了。我立即向中央文革汇报，上面让共同把彭德怀带回北京。彭德怀就被带回北京了，开始关在地质学院，后来又被带走，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关管，彭德怀从未在北航关押过一天。根本谈不上关在北航地下室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18日，彭德怀回北京这七个月，我从未见过彭德怀，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去见他。”
18、唐伟在文章中说：“还亲自动手搧彭德怀元帅耳光。”
韩爱晶说明：“唐伟说我还亲自动手搧彭德怀元帅耳光。唐伟此话属实，这是我的罪过。文革中，我只见过彭德怀一次，时间在1967年7月19日下午。‘搧彭德怀元帅耳光’即发生在此次见面。我说明一下此事的原委：1967年7月7日，毛泽东主席指示要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以及杨成武、傅崇碧等先后召集会议，布置大批判，不仅要批判刘少奇，还要批判彭德怀、彭真、罗瑞卿等。于是，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各军兵种及一些大学批斗，安排有几十场批斗会。当时戚本禹布置我，让彭德怀写几句话，要他向毛主席认罪。傅崇碧说北航大批判也要出经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还专门送来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据戚本禹前几年对我讲，拉彭德怀出来批斗都必须经过周恩来总理同意。
为完成戚本禹布置的任务，1967年7月19日下午，在北航开了一个小型批判对质会。卫戍区几个干部押着彭德怀，我们学生还请文革前北航党委书记参加，他原来是空军干部，1959年参加过军委批判彭德怀的会，让他质问彭德怀。会上大家向彭德怀批判质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我急于完成中央文革小组布置的任务，要彭德怀承认反对毛主席，向毛主席认罪。彭德怀不承认反毛主席，他说他还反刘少奇呢。对于这些涉及党内斗争的问题，我知道的很有限，但我当时认为，彭德怀说毛主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对毛主席讲：‘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彭德怀还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我要彭德怀向毛主席认罪，他不认，我火了，说：‘你骂毛主席还不认罪！’我打了他一个耳光。别的同学也有动手的。当场，北京卫戍区负责押送彭德怀的几个干部就把彭德怀带走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学生的行为和责任争议太大，这里不作说明，反正法律责任已都由我承担了。后来我被以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判处15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笔者认为，关于彭德怀挨整是一个重大政治课题，情况相当复杂，本人打算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彭德怀挨整和文革时刘少奇等人挨整还不能等同，彭德怀是1959年被定为反党分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七个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挨整，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有严重责任，而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最为恶劣。审理林彪、江青两案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德怀，被斗的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在批斗时，有个灵魂丑恶、公报私仇的将军跳出来对彭德怀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着就朝彭德怀左右开弓，狠命打了几个耳光，接着又猛踢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时，彭德怀才想起来了，他怒吼道：‘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身为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不但不依法追究这位公报私仇的将军法律责任，直到审判过去二十多年了，2005年才写文章披露这件事，文章仍然隐瞒公报私仇的将军姓名。而今天的网络时代早已无法隐瞒，公报私仇的就是文革时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
而网上另一段文字介绍说：“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同一次会上，还有一个人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第一个人是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将军！第二个人是姓王的中将！”
彭德怀长期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那情况就更为复杂更为严重。
19、唐伟在文章中说：“韩爱晶的好友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
韩爱晶说明：“1959年彭德怀被定为反党分子，当时我13岁。学校党团组织及政治课都说彭德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1964年我18岁，到北京读书，大家都写信给母校报喜，说国庆节见到了毛主席。我决心献身共产主义，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干嘛要给中学老师写信对反党分子彭德怀表示敬意呢？我的哪位好友？四十多年还不忘造谣且落井下石！要真有此信，彭德怀平反前我多次挨整还不早告到专案组去了。”
笔者查证：1966年7月，工作组整韩爱晶时涉及过韩爱晶议论元帅的问题，但那不是彭德怀，而是陈毅元帅。工作组把韩爱晶划为四类，在黑材料里说韩爱晶对周围的人讲，陈毅性格豪爽，想给陈毅写信，要转学去外语学院读书。另外，揭发韩爱晶说过，不能要求陈毅像我们一样称呼毛主席，他可以叫“老毛”。
20、唐伟在文章中说：“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说韩爱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韩爱晶说明：“毛泽东主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但我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谈话与我斗彭德怀毫无关系。”
笔者认为，批斗彭德怀出问题是韩爱晶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指示造成的，已经承担责任。但这一件事并不能代表韩爱晶在文化革命中整体表现。更何况，北京航空学院师生员工们素质很高，从1966年6月开始，北航学生只停课一年。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委会宣告成立，韩爱晶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其后，十七级以上干部大多都结合在院系两级革委会工作。1967年7月1日，北航革委会宣布《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决议》。早在1967年初，北航就开始为海军生产装备并保质交货。同时进行无人驾驶飞机发动机研制工作，后来取得成功。社会上那么乱，北航的校舍及科研设施完好无缺。毛泽东对北航情况满意，因此表扬。
21、唐伟在文章中说：“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1968年5月30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淸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沈如槐拒绝的故事。……韩爱晶在说谎。”
韩爱晶说明：“唐伟真是好笑，我干嘛要说这个谎？我对清华文革态度是一贯的，早在蒯大富打托打唐时我就表示过异议，1967年四月，听说清华有分裂的危险，我们北航主要头头五六个人一起赶到清华。在校园里看到与蒯大富意见不同的学生在游行，我听他们说要蒯大富做检查，我很感动，当场我还鼓掌了。我们到井冈山总部，蒯大富和十几个头头正在开会。我发表意见说：‘让批评意见充分表达，主动做检查。无论如何不能把群众打成逆流，不能分裂。’蒯大富等头头很客气。清华筹备成立革委会时，我劝蒯大富团结414，要让步，让414当副主任，把清华革委会成立起来。
后来，为了陈楚三的事，我急得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老蒯啊，冲着陈楚三的身世，不要整他了！何必呢？’ 蒯大富听不进去。清华武斗升级，1968年5月是我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提出由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和大学红卫兵组成调解组，有北京市革委会议记录在，我本人参与调解活动，去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证据会越来越多。”
22、唐伟在文章中说：“‘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淸华附中和北大附中、101中学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笔者就此向卜大华先生请教。兹将卜大华先生的回答摘录如下：

李英美：你好！
……你所说的那个所谓“西纠”和联动的成立理由的奇怪的逻辑，恕我孤陋寡闻，至今闻所未闻。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下旬，大致在同年12月初解散，而联动于同年12月5日才发表《成立宣言》，12月26日召开名为《破私立公》的第一次大会，两者在时间上几乎没有交集。两者成立时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所以此二者之间很难存在你所提到的那些矛盾。顺便问一下，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登在《记忆》的哪一期？从此议题来看，文章是那种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所作，
……
卜大华
2012.9.29

唐伟的文章，正如卜大华评价的，是那种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所作。社会上搞伪科学的冒牌专家大多采用这种方法亮相，云山雾罩、玄之又玄。贩卖这种货色的人，有时还得到媒体吹捧，有时还能赢得满堂彩，但他们推销的赝品经不得鉴别，尤其经不住时间考验。正如一位清华校友切中要害的批评：“唐伟图得嘴头痛快，丢弃了‘厚德载物’的校训。”笔者跟在唐伟后头核实纠正，既是针对唐伟这篇文章，也是针对史学界的歪风。

也说清华校训

唐伟在文章中谈清华校训。首先说的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自然说到王国维先生。笔者对王国维先生做学问的精神与实践是非常钦佩的，但从政治上讲，王国维乃满清遗老，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1924年，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艰难困辱。王国维在1927年 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不一，但有一条可以肯定，王国维先生是抱着对大清王朝和溥仪皇帝尽忠至死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去的。这恰恰是笔者不赞成的，也恰恰说明王国维先生难有超脱时代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是清华学子应引以为训的。
唐伟文章中说：“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学生。”
笔者认为，唐伟的说法极端片面。1919年1月18日，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唐伟赶时髦，极力否定热血青年关心民族命运的历史价值，企图否定“五.四运动”，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这种历史观是极端片面的，错误的。
唐伟在文章中还说：“总结凊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
请问唐伟，难道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校长、教师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吗？那么校园里的学生还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唐伟在文章中说：“辛亥革命、四九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
笔者认为，社会发展不可能有一条现成的光明大道笔直通往未来，更不可能有个魔法让人民转眼间生活在文明富强的乐园里。而辛亥革命、四九年建国，恰恰是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了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至于后来出现的曲折和失败，正是我们要探究的历史课题。我们就是要总结教训，寻求尽可能理想而又现实的新路。唐伟企图否定辛亥革命和四九年建国的伟大历史意义，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嘲笑。
唐伟在文章中还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笔者认为，唐伟的这段议论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极为混乱，唐伟把涉及毛泽东、邓小平和陈云的历史地位与功罪是非的重大课题做如此片面的综述是不准确的，也是不严肃的。这段议论所表达的因果关系也是逻辑不通的。什么“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简直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唐伟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
笔者认为，即便用“外儒内法”来概括中华民国以前若干朝代的帝王统治术也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存在极大争议的。唐伟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更是离谱。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说毛泽东的治国之术是“外儒内法”呢？在社会学和史学领域，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不管它成败是非如何，都必须用更新的理论去观察分析。唐伟用一个格格不入的“外儒内法”来概括，根本不准确。
唐伟在文章中说：“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笔者反问，当时的中南海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唐伟说中南海是痞子总店，那么下面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是什么分店？广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是什么？唐伟辱骂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唐伟辱骂的是全中国广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唐伟用这样一种语言来叙述历史，能说是严肃的负责任的吗？
唐伟在文章中说：“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
笔者认为，唐伟可以对历史人物的错误进行批判，但要有事实根据。请问唐伟，说谢静宜是后宫嫔妃，有什么证据？唐伟对毛泽东和谢静宜进行人身攻击，在法律上、在道德上是负责任的吗？谢静宜健在北京，如果谢静宜起诉唐伟诬陷罪，唐伟会如何？
唐伟在文章中说：“……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
笔者认为，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 。如此重大的决定，按理讲应该召开中央委员会至少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时也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少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原来正在掌权的官员为什么要交权？夺权者又凭什么来夺权掌权？这样夺权后果是什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有何反应和呼应？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的是非如何评价？我认为对此进行研讨是必要的。
但不能简单地说毛泽东号召全国大联合夺权目的就是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
唐伟在文章中说：“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
笔者反问，钱学森和李四光是不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们关爱备至。毛泽东在自己生日小宴上特别请钱学森坐在自己一桌，怎么能笼统地说毛泽东对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呢？而钱学森在晚年仍然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丢。钱学森也应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权利。对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认真总结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
唐伟在文章中说：“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髙一着化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笔者反问，唐伟说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周恩来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
唐伟在文章中称胡锦涛为“涛哥”，还说：“……毎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他们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
笔者认为：唐伟运用这样的语言，极端不严肃不严谨，好像在写小品，又像是写脱口秀台词。唐伟的文章采用的是“添加剂文风”，“垃圾文风”，它的欺骗性、危害性极大。可以断言：不抛弃这种文风，不可能有严肃的史学。
唐伟文章起于孙怒涛出的一本书《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孙怒涛在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的二把手。孙怒涛的书，未必是传世精典，拷问也未必处处恰当。当今中国，私欲横流，弱肉强食，竟然还有人傻乎乎拷问自己的良知？竟然还有人严于责己而不是漫骂他人。正如一位清华校友所言：“人们的反思始于微观、始于自身者少而又少，孙怒涛的‘拷问’就弥足珍贵了，在我们周围恐怕是第一位，至少对清华学子们有一定示范作用。”唐伟口头上主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竟然连孙怒涛或其他人写书的见解都必须与他保持一致，才不失望，如此霸道，还谈得上什么独立精神，还有什么自由思想！
唐伟谈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冬，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先生到清华演讲，梁启超以《君子》为题，引述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周诒春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
唐伟在文章中自己承认：“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这句话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唐伟对清华校训的理解程度。
笔者也涉足过易学。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天日不分，有解天即太阳，而太阳光芒普照，恩惠无边，这就是天道。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承载万物，包容无穷，这就是地道。清华学子如果真的以天道和地道自勉，虽不能像太阳那样光芒普照，也可以在社会上奉献温暖，善待他人。虽不能如大地承载万物，也可以在社会上对持不同意见者有包容之心。梁启超、周诒春之校训岂会不讲人道！笔者认为，真正弄明白天道和地道也就明白了最高的人道。唐伟恰恰不明校训真谛，不明先哲用心。
研究文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评判是非，但绝不能凭个人好恶选择道听途说的传闻，更不能编造历史。对失败的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这不仅是史学界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王国维先生之见对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极有指导价值。尤其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研究历史，就要学习实践王国维的治学精神，下功夫去做核实考证工作。唐伟不止一次在文章中对韩爱晶进行人生攻击。唐伟说：“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唐伟说在饭局上，别人吃饭时，韩爱晶却拿着本子忙着做笔记。
笔者认为，韩爱晶作为一个文革参与者，现在转变角色做一个文革研究者。见到当年参加文革的朋友，韩爱晶无心吃饭，抓住机会去搞清几十年前的一些历史细节。韩爱晶这样做有什么可指责漫骂的呢？你唐伟在文章中不也说“…做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吗？”
文革史实，浩瀚如海；周易之理，博大精深。本文崇尚的，罗征启身体力行的，胡耀邦赞赏的，清华校训宏扬的是同一个精神，那就是推动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精神。奉献温暖，包容善待他人。本人诚心希望能和研究文革的朋友们一起，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耐得寂寞，老老实实调查考证，老老实实做学问。

2012年10月16日


转自《记忆》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