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卜伟华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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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8）揭发刘少奇

　　象到新疆一样，清华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这类斗争，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使他们更加憎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远省份的左派受的压制比首都更加残酷和触目惊心。因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鉴于它的时间更长，所以什么运动都比首都和内地显著地落后。北京的学生比较活跃，经常是不守秩序的，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地区的群众运动由停滞的受压制的状况转变为轰轰烈烈，令人振奋。

　　他们每到一处，立刻号召造反，他们也得冒着第二次、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要被剥夺讲话的权利，组织的权利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总是要经历坚决对抗、争取群众支持、坚持斗争等几个阶段。

　　“从这一切中，”苏环良说，“我们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是权，没有政治权力，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有了权，就能坚持革命。看到那么多的地方，都由走资派掌权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极为愤慨，我们把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刘少奇身上！”

　　其他学生和苏环良一样，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关于国家事务如何管理，关于一个省、一个市、一所大学，它的现实的政治机构怎么样，是应该通过检验的，一场夺取权力的斗争是如何需要加以引导，他们所不用学的是如何准备自己去掌权。作为从北京来的斗士，他们总是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口号永远要比群众中的口号更为激进。当夺权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就想着去接管全国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开始以为，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那些特殊的组织和派系，革命就不能成功，只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该掌权。

　　但是1966年掌权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造反派学生和受他们激励而组织起来的群众，还在为争取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核心—的权利而战斗。在这个战役中，天安门广场10月6日的大会是个转折点。（译者按：此处大会地点有误，应为工人体育场的大会）这是个全国造反派的大会，他们一起来庆祝革命造反精神的胜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痛斥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他们来彻底抛掉党委和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的帽子。

　　蒯大富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这个事实使很多人改变了看法。在学校里，他自己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两个星期前才刚刚成立。这是由所谓第四类的“反革命核心”组成的，这些人，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因为他们被清华工作组搞得太臭了。现在这个组织成了全国造反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坚贞不屈，寸步不退，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威信极高，名声远播。

　　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给“反革命”平反，还是揭露工作组权力的根源……这些问题在8、9月份都已经提出来了，而10月6日的大会是这种斗争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造反派士气大振，继续发动攻势，保皇派组织开始溃退。到11月底，清华大学保皇派红卫兵部分人组织了个造反团，脱离了原来的组织，这引起了大量的个人反叛和成群结队的退出。

　　保皇派死硬分子害怕他们的路线的彻底崩溃，就改变策略，他们把一腔怒火从造反派身上转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身上，指责它执行了极左路线，形左实右的路线，是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陶铸发动进攻的政治基础。他是几个星期前刚从南方调到中央来的。陶铸的路线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中央文革的同志在内。“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保皇分子说，“踢开中央文革！我们不要保姆！”在右的方面，他们自身难保，突然又从左的方面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借口，一旦得逞，将扼杀整个造反运动。在清华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贺鹏飞和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在这些基层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央内部也在进行斗争—为刘少奇掌权而作垂死挣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激烈地反对这种“踢开论”，而团结造反派继续革命。在她的帮助下，清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联合，废除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合并为井冈山联合兵团，与此同时，保皇派的组织土崩瓦解了，清华红卫兵的残部公开烧毁了他们组织的印章，然后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新成立的兵团。这个大会是在11月19日召开的，这是清华造反派运动的高峰。所有这些政治上活跃的学生、教职工都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反对力量完全崩溃了。“保皇派被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垮了，权力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了。”苏环良说。

　　整个运动的矛头便直接指向刘少奇。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这位共和国的主席被学生们指名道姓地宣布为走资派，从此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国内外对刘少奇的正式称呼。

　　1966年清华发生的事件都是在全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参加了政治活动，后来又扩展到工厂、农村。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早期红卫兵和8月5日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

　　造反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向控制他们的人发起挑战，当权派很快就拼凑成名义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忠于自己的红卫兵（当然通常先有保皇派组织）。当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联络的必要，各群众组织先是派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和那些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串连，同时揭露那些当权派和运动领导人的问题。北京学生走出去，如我们看到的，去组织年轻的造反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跑到北京来，找他们所最崇拜的学生组织进行串连，来看北京的大学里那些充满了生气的大字报，把北京的斗争精神带回自己的组织里去。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要求到北京串连的人增加了好几倍，不只是为了串连，学习革命经验，而且为了亲眼看见毛主席。由于乘车不要钱，后来的三个月里，数百万的人涌进了北京。他们的住宿、吃饭和对他们的其他照顾，从财力物力上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压力。所有的大中学校都成了临时招待所，单清华一处，那时期就接待了4万多年轻的参观者。总的看来，这种惊人的旅行的政治意义在于鼓励造反，加强左派，暴露右派。但是仅仅一次上北京的旅行是不能够把问题搞清楚的，特别是自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分裂成至少三派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如已经知道的反对工作组的斗争—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重新进行战斗。

　　秋天，天气渐渐凉了，大量的外地串连学生也渐渐地少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所有的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免费运送那些串连学生回去。很多学生响应了这个号召，也有很多学生继续以步行串连，用长征来代替乘坐火车。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联络，联系群众，在路途艰难之中激发革命意志，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地。苏环良等沿着1935年红军长征路线相反的方向，从贵州遵义走到湖南的韶山，共约650公里。

　　高衡庆，清华化工系的学生，父亲早年是福建福州市的三轮车工人，和其他13个人一起从福州走到江西的井冈山，路程350公里。他们非常爱听老农们回忆内战时期的故事。那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当权派害怕出现造反，所以乐于看见他们这伙好斗的年轻人继续向穷乡僻壤跋涉行军，发给他们在路上每天8角钱的补助费。这些年轻人出去了，本地的形势自然会更加稳定。当然如果有一个学生走丢了，其他年轻人肯定会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还会动员留在家里的人造反。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敬如上宾，给他们住好的旅馆或招待所，给他们吃好的饭菜，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一派，也比用遣责和镇压的办法迫使他们造反强。但是，如果认为当权派学得快，那么年轻人学得更快，他们拒绝了所有这些糖衣炮弹，他们改变了继续长征的计划而决定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那时候清华的斗争性强的学生于1966年11月中旬大多数都回到自己的学校去了，去搞造反派的大联合和开展公开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由于清华长期以来就是走资派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堡垒，而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又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典型，它也就成了批判刘少奇和他的路线（他的路线曾破坏了这里的运动）的典型。实际上是采取了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对抗的形式。从王光美8月份离开清华园以来，受过她镇压的学生就要求她回来当面接受批判。11月中旬，联合兵团成立以后，恢复了精力，学生向中央和中央文革一再要求把她送回清华接受批判。蒯大富甚至戏剧性地组织群众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但是如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而没有同意。

　　1967年1月6日，在上海工人、学生、革命干部进行夺权的前夕，蒯大富和他的亲信们把王光美弄到手了。他们说服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向她询问了过去的事情，要求她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的新的革命热情，要她同父母划清界限。让她打电话给她妈妈说病得很厉害，要汽车来接她。这电话不仅把王光美，同时也把刘少奇也骗来了，他们被蒯大富抓住了。刘少奇被释放回城里去了，而王光美被留下并被带到一个群众大会上去接受批判。对于这样的既成事实，周恩来下了三条指示：（1）要讲道理，不许动手；（2）不要进行人身侮辱；（3）要给她适当的食物和住所，做完检查立刻把她送回中南海。

　　蒯大富只传达了第一、二两条，没有传达第三条。这个群众大会是失败的，学生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没有关于过去的路线、政策的事实来进行正确的揭发，只是少数人发言，而王光美一反驳，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这个大会以前，很多左派都外出了。王光美是很机敏的，接触到重要问题她就拒绝回答。她声称这违反保密原则。“因此我只能向毛主席、党中央谈，我不能泄露国家的机密。”她说。这样，她就挫败了她的对手。用事实和辩论打不倒她，最后蒯大富只得把她赶下台去。但是没有立刻送她回城里去，而是把她带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让他的副手对她进行威胁和严加盘问她的秘密。但这也完全没有用。这一切都直接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违反了毛泽东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预兆，予示着有朝一日，学生们肯定会去擢取权力的。

　　4月，批判刘少奇的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从全国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显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因此，当清华造反派再次提出要求当面批判王光美的反动路线时，得到了批准。4月7日，全国发行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的社论，题为《“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这篇文章点了王光美的名，详细地批判了她在清华的错误。4月10日，她被送回清华，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受批斗。有将近50万人参加，很多人从河北保定、天津等地赶来。这次准备得充分些，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一辆广播车在城里来回宣传这次批斗大会的消息，到处张贴着大会的海报。包括中学、工厂在内的约300个组织受到邀请，他们有的派代表来，有的干脆宣布放假关门，全体都上清华来。大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广播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千名清华的师生，夜以继日地总结刘少奇文化革命前后的材料，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材料都收集到了。经过详细审查、整理，然后公布出去。校园内，马路两侧到处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北京的草席都用来作大字报棚贴大字报了。还采用了评论、漫画、图片、诗词等形式，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

　　为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成立了特别的指挥部，下设几个组：大字报组、对外联络组、后勤组等等。

　　“我们看到王光美低着头站在台上听我们批判时，我们又回忆起去年夏天她是多么严厉地镇压我们，我们感到我们是真正站起来了。”苏环良说。


　　会上，让王光美高高地站在四把椅子搭成的台子上，以便让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见她。她头上滑稽地戴着宽边草帽，象英国贵族在游园会上戴的那种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串染成金黄色的乒乓球，她那丰满的身上穿着紧身旗袍，脚上穿着高跟鞋。她的这全套怪诞衣装，是模仿几年前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衣装。


　　“这样做不好，”苏环良说，“这违反了政策，这样的模仿是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这损害了批斗大会的思想上的严肃性。重要的不是去嘲笑她的资产阶级外表，而是揭露她的错误路线和工作方法。”

　　王光美后面还站着六个领导干部，他们都是清华历史上的反面角色：彭真，前北京市长；陆定一，前中宣部长；蒋南翔，前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薄一波，前国家经委主任；杨天放，前林业部长、清华工作组副组长；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他们六个人在会上都发了言，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揭发王光美。在他们之前是由曾经受过她—刘少奇的爱管闲事的夫人—的迫害的人的控诉。

　　会议开始是由两个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发言，其中一个人曾在残酷的镇压下被迫卧轨自杀，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面发言的是一个“靠边站”的干部，再后面是一个从桃园大队来的农民发言，这个正直的人被王光美撤掉了队长职务，换上了不称职的拍马屁的人。

　　这些王光美的受害者的控诉，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他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刘邓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个喉咙里发出的吼声，象汹涌的浪涛此起彼伏。

　　他们猛烈抨击这个戴着草帽和乒乓球项圈，外形丰满的王光美。看起来她站不了多长时间，但还是让她一直站着。大会继续进行着发言，……彭真、陆定一、叶林……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发言，他是在北京广播电台的代表西德尼．利登倍格，他带来了国际友人的祝贺和支持。

　　这次大示威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是蒯大富，这种权力使他成为清华井冈山联合兵团这个全国最有声望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这以前蒯大富的名字还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的话，这次大会也会促使他成为这样的名词。

　　群众直接批判王光美标志着北京批判走资派达到了高峰。与会者的团结、热情使所有的人增强了能力、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但是实际上，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出现了磨擦，这种磨擦又腐蚀着造反派的团结、意志和成就。尽管如此，在大学里他们还是巩固了他们所赢得的地位、威信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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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9）分裂
　　1966年11月，造反派、左派只是注意领导群众运动，而没有去争夺学校的领导权。当清华红卫兵瓦解，烧了自己的印章以后，统一在井冈山兵团里的左派得到了一切保障，他们的大字报再不会被人撕毁了，可以自由地放广播、印传单，广播室和麦克风都可以使用。这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党权，而是领导一般师生员工进行群众运动的权力。
　　上海“一月风暴”的兴起使全国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真正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各个学校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大城市都经常保持有联络站，他们对这个问题不但提的最响亮，而且还要付诸行动。井冈山兵团的人无论在哪儿，都受尊重甚至敬畏。后来全国都由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那些革命委员会里都有井冈山兵团代表的席位，当他们不在的时候，也留出他们的席位。清华井冈山曾在上海帮助夺权，是1月6日著名的震动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公告的起草者之一。山西省的刘格平在他的新的权力机构建立以后几个星期之内，便让一个清华井冈山的人进入了他的革命委员会。
　　回到清华园，他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当它暂时掌握了实际权力的时候，它也没有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大学管理机构。1月，井冈山从筹委会那里得到并烧毁了学校的公章，成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来实行领导。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它不可能是最终的权力机构，因为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只承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合法的，即要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老干部的代表。1967年初的清华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只有其中一项即井冈山兵团自己。在建立一个可行的革命委员会之前，必须要等大批还在长征和在外地联络站的学生回来。还要从在工作组时期全都“靠边站”了的干部中解放那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军队代表可以从曾来学校帮助搞教育革命的海军工作队里选。4月，这些条件都可以达到了，但就在这时候，井冈山兵团分裂了。
　　分裂是从关于老干部问题开始的—他们中哪些人可以信任，哪些人是革命的，哪些人可以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来帮助把清华从资产阶级的大学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大学。
　　一部分学生坚持这样的观点，清华是整个教育界最坏的典型，17年来一直处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所有的老干部都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找真正的革命派，就必须找那些1966年以前就被隔离、挨批判的人，也就是说在过去被当作右派、反革命而今天根据同样的理由被认为是革命的人那些人。这些学生从亲身经历过的50天白色恐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被称为革命的，实际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那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实际上是革命的。出于这样的见解，这部分学生摒弃所有过去的干部，他们向另外一些人伸出手去，那些过去历次运动中的批判对象。这种见解在教工造反派组织“红教联”的支持下得到了加强。“红教联”的领导人正是这样的过去有问题的、对现实不满、想完全否定旧清华的人。
　　另外一些学生认为，否定大多数老干部是极左的观点，是违背毛主席关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的政策的。他们不同意说清华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一无是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17年，也不同意说过去历次运动的批判对象真是什么受迫害的革命者。他们认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在工作组时期“靠边站”的干部，这一部分学生主张解放他们的大多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中共中央1967年3月1日的指示中说：
……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干部问题上出现这两种观点不是偶然的，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参加者的许多观点。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即以前的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是拒绝大多数干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另一部分学生，主要是过去的老“八九”保皇派，后来的清华红卫兵。他们主张解放大多数干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过去的“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了，一部分附合了蒯大富等极端分子的观点，另一部分加入了支持大多数干部的行列。
　　关于老干部的这些分歧，本身还不足以使兵团分裂，如果它的成员都是坚定地维护团结的话。但实际上，井冈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从来不承认老“八九派”是革命的，认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每当出现分歧，不容分说，他们就称老“八九派”是“保刘派”。此外，井冈山造反派还攻击“八八派”，因为“八八派”在为蒯大富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的斗争中不够卖力气，攻击他们是动摇派，还说他们不过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他们比“八九派”更坏！
　　这样的攻击赶走了“八八派”的同情者，他们有些人还留恋于蒯大富，但其他人都跑到过去的保皇派一边去反对蒯大富了。4月14日，这个斗争激化了。所有那些主张采取团结大多数老干部的政策的人集会，提出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的口号，在这个会上，他们制定了独立的政策，并要求兵团总部公开广播他们的观点，在首脑人物蒯大富控制下的兵团总部对他们说：“你们只是兵团的一部分，不能以少数人观点占用广播，不许你们发表独立的观点！”4月30日，蒯大富和他的拥护者想建立革命委员会，只结合他们信任的干部。这时整个问题出现了危机。反对派脱离兵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称为清华井冈山414兵团，简称为414，蒯大富这伙人保持了他原来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兵团，简称为团派。
　　对争执不休的这两派好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卷入了这场关于老干部问题的严肃斗争，”苏环良说，他是一个选择了团派的“八八派”。“414说如果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有我们所喜欢的干部，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月内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就死不瞑目。我们认为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提名，那旧清华肯定是要复辟了。当我们在我们自己人中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们也是如此，”金寅生说，他是个加入了414的“八八派”，“《红旗》杂志编辑部林杰支持我们，”他说：“我认为414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是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李康是我们信任的一个干部，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至少是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他在我们的会上说：‘受团派支持的干部都是坏的，都是一些仇恨17年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的残渣余孽，他们掌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然后他又明确地点出一个人，说：‘看，他就是一个坏人，一个散布一切坏思想的人。’——这样，他鼓动我们进行决战。”
　　如果说林杰、李康是支持414的，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和“红教联”却是支持团派的。戚本禹说：“你们‘团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要以你们为核心。”“红教联”的一个干部说：“你们是全国的一面红旗，看他们那边有多少‘八九派’！在文化革命的舞台上，有他们就没有你们，你们一定要斗争到底！”
　　井冈山兵团在组织上分裂以后，对立发展得更深入、更广泛了，然而，在最基层的一般群众中，他们永远是存在着团结的愿望的。双方的领导人激烈地互相谴责，每个领导集团的成员都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该掌权。
“我们是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铁杆造反派。”团派固执地咒骂414时这样喊着。“我们才是清华园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414骂团派时喊道。
　　后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双方立刻宣布对方是今天的国民党，他们坚信清华的斗争反映了党中央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在这种气氛中，每一个小小的争执都会被夸大为原则性的重要问题，都会被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他们甚至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实际上，你们这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靠语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武力，靠枪杆子！”说这种话的人中有些是恶意的挑拨者。这个分裂将近一年以后，团派与414之间发生了武斗。但在1967年4月，还没有人预料会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双方领导人都急于在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夺取和行使权力，只想从政治上揭露和击败对方。原则性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只要能胜利，怎么做都是正当的。双方都努力使对方在政治上犯错误，以便自己可以抓住不放，为此目的，都试图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的战斗队。他们都坚决否认自己所有的缺点错误，夸大和嘲笑对方的缺点错误。双方都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利的话的指示，就捧为至宝，吹上天去，不符合他们胃口的就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当毛泽东批判所有那些“以我为核心”和“唯我独革”的思想时，团派和414都拿这面镜子去质问对方，“你们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们自己是核心呢？”而从来不拿这面镜子去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要以为只能以我为核心？”
　　毛泽东说：“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双方马上都抓住这个思想，414说团派是极左派，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团派说414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们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而且是资产阶级——如此而已！从这里再进一步的话——可以相信，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就要把对方当作国民党的代表。由派性的发展，还使他们随便歪曲对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干部问题。当然414也不是要解放所有的老干部，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批判他们的错误，只有那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应该恢复工作。同样，团派也不是什么样的老干部都拒绝，他们也愿意团结那些最好的干部。但由于414强调解放，团派强调批判，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简单化，使解放和批判成为直接对立的了。
　　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干部，凡是团派提出来要结合进革委会的，414自然就要反对，凡是414提出的，团派自然就要反对。双方挑选干部，不是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他们的历史，而只是根据他们表示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如果你支持我，我就解放你，如果你支持另一派，我就批斗你。”两派都把取得干部的支持建立在非原则的基础上，如后面所提示的，各派都在吸收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的同时，都吸收了一些非常不可靠的人—阶级敌人、国民党旧军官、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革的那些领导人没有帮助学生去克服这种资产阶级派性，相反，如戚本禹这样一个当时的造反派英雄，是鼓励这种派性的。他告诉414：“你们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要坚持下去。”同时他又告诉团派：“你们是真正的革命派，你们应该成为清华权力机构的核心。”从上面来的鼓励使这种偏向发展得更深更尖锐了。
　　“我们发展了三种互相联系的错误观点，”苏环良说，“首先，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第二，错误地估计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我们骂他们是保皇派或极左派；第三，我们只喜欢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而讨厌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就是坏干部！
　　结果呢，双方都想压服对方，从政治上搞臭他，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话里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就根本不理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当我们是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时，我们会含着眼泪学习毛主席著作，珍视毛主席的每一句话。而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有了权就完全变了，我们立刻变得崇拜自己的权力，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只选择可以作为支持我们观点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可能揭露出我们观点的问题的部分，我们害怕别人夺走我们的权力，但我们没有认真地想想怎样用我们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
　　清华园分裂为两个组织以后，有许多政治内容非常类似的活动，他们也拒绝联合去搞，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成为斗争的先锋和坚持革命，但双方都不参预或攻击对方的活动。
　　“我们都搞哪些活动呢？第一，批判刘少奇的论修养，”苏环良说，“这是继4月份批判王光美之后的首要任务。以后许多学生外出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发起了一个批判清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完全可以由两个组织的群众共同搞的，但权在头头手里，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两个组织联合搞什么活动的。
　　“拿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说，两个组织分别开会，学习的内容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就是不坐在一块儿，两个组织同时都要开大会、游行，但我们不走同一条线路或者不同时出发和到达。有时候，我们甚至比赛，看谁首先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都好像在开玩笑，做了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每当发表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立刻贴大标语庆祝，如果对方首先在突出的位置写了很好看的标语，我们就用纸贴住他们的署名，然后再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还比赛看谁首先在广播里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像这就能证明谁是最忠诚的。哪一派要是最后播出那就是不太忠诚或者是完全不忠诚，于是我们就说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尽量把毛主席每条新的语录用来为我们组织服务，我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它能用来反对对方。
“甚至生理缺陷和个人的小毛病都可以拿来利用，如414的头头沈如槐有一只眼斜视，尽管他视力很好，两眼都是2．0，我们还是管他叫‘沈斜眼’、‘沈瞎子’。
　　“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标准，是在两个组织合作的基础上定的。
　　“那就是财务预算，象他们能在政治问题上势不两立一样，他们也能共同在收据上签字，这是国家银行在发放资金时所要求的。1966年6月以前，大学财务科管现金支付（要由校领导批准），工作组了，它的领导干部决定这类事情，工作组离开以后，筹委会接管了这项工作（那时候造反派就得不到买纸墨、扩音器的钱），当井冈山联合兵团取代了筹委会，真正在学校掌权的时候，团派头头掌握了财务收支，但联合兵团分裂后，财务科的干部职工也都分别加入两派，国家银行不敢造成偏向，便决定在发放资金前要双方签字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便没有一方挑起和坚持任何斗争，否则双方就都得不到国家银行提供的资金。两个组织每星期一次，在一起安排生活费和其他必须的开支。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他们还都是各行其是。
　　清华大学组织的分裂，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群众运动中类似的分裂大约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大学，也出现在工业、商业、政府机关。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是难于搞清楚的，但一般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群众运动的发展倾向于分裂和陷入争夺组织领导权的无原则斗争中。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无原则斗争显然是与隐蔽的种种资产阶级权力观相联系的。以造反派正当地反抗压迫开始而以争夺个人名利地位结束。从正直的革命者堕落为搞阴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反动意识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改头换面发挥影响，有些甚至可以左右整个运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种现象时说：“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竞争的力量总是表现为两派。起初，出现许多倾向相竞争，但不久以后，便分化组合，直到只剩下两派，第三种力量不能存在时为止。他们还要斗争，都成为独立的反对派，他们既分道扬镳，又互相牵制，非常类似于西方世界的如美国的“两党制”，当然可以确切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派别制”。第三种力量一再兴起，但总不能站住脚，不久便被这一派或那一派吃掉了。
　　这种群众运动的第三个特点似乎是：每一派都要向外寻求支援，同其他同一观点的组织合作。这就使运动复杂化了，在实践中，这种联合并不是任何政治上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北京的好斗的造反派中，王大宾领导的地质东方红比起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来说，与蒯大富的团派在思想体系上更为接近。然而，在某种程度是因为蒯大富的纲领的某些方面批评了王大宾，王大宾就与清华414结成联盟，从此和蒯大富的团派结下了不解之怨。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与韩爱晶的“红旗”形成了“天派”（因其主力是航空学院而得名）。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造反派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与王大宾联合形成“地派”（因其主力是地质学院而得名）。
　　渐渐地，北京地区所有的其他派别组织都结合在“天派”、“地派”中，激烈地互相攻击，虽然他们经常是与对立派的某一独立的组织的关系比与自己这派的许多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某些问题上的临时建立的同盟不但可以取代“天派”、“地派”持久的联合的结果，还可以完全掩盖原有的分歧。这根本不符合按“保”和“革”（保守和造反）——这原是学生、干部、工人争论中第一位的问题，而是为了暂时利益把一切搞成了一团乱麻。最后只剩下一个原则：“我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我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在经过激烈的十分艰苦的战斗之后，到处都结下了不解之怨。
　　“天派”、“地派”的核心都是地道的造反派，他们曾经努力反对工作组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自己又没完没了地互相战斗，直到毛泽东来干预，这个干预后面将要谈到。
　　那么西文报刊曾突出报导的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司令部是1966年夏天由保工作组的保皇派成立的—象刘涛、贺鹏飞那类的人；第二司令部是一些象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那样的人成立的，他们反对工作组但又不愿意为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平反，第三司令部是蒯大富这一类人，1966年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在秋天取得胜利后才成立的。
　　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967年2月成立，合并了所有三个司令部，实际上多数领导人都是第三司令部的，因为那时其他两个司令部已经没有多少人拥护了。
　　五个最有名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和聂元梓，都是重点大学、学院的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担任了红代会的最高职务，他们之中聂元梓是最早的造反派，他们以“天派”、“地派”的形式互相对立、斗争，贯穿了整个1967年，而尤以1968年最为厉害。这种斗争激发和助长着类似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广泛深入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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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10）关心国家大事
　　1967年，为清华学生所关心的革命大事不是在校内，而是在北京的大街上，在全国其他大城市，那些地方由北京串连学生发动的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最后往往形成武装冲突。
　　在首都发生的许多最重要的示威和行动中，以学生为主力的“揪刘”静坐、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在全国范围内“揪军内一小撮”运动，这三个事件使其他所有的行动都相形见绌。这三个事件是交织在一起并互相联系的。从7月18日到8月5日，在中南海中央机关门外发生的“揪刘”静坐，几乎与7月20日湖北武汉事件同时。武汉事件．触发了在全国攻击军队干部的运动，而当这个运动逐渐加强的时候，8月22日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英国代办处事件。
　　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于三个事件，这就是无视中央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无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而他看来是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批激进派学生除了得到一些年轻的工人、干部的群众组织的支持外，还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支持，受到了他们的教唆和煽动。他们的目的是削弱毛泽东周围的领导集团的权力，特别是周恩来的权力，破坏解放军的统一，为了从毛泽东那里夺取权力，却打着保卫毛主席和他的路线的幌子，但绝大多数人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更大的目标。
　　“揪刘”事件起初看来是很单纯的。7月10日，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兵团到中南海去进行抗议刘少奇的游行。在工作组时期，刘直接镇压了这个学院的全体学生，但最近他只向“新八一”交了自我批评。“老八一”决定要和刘少奇当面对质，便在中南海门外的街道上露营。刘少奇是被中央作为政治犯保护在中南海里的。开始只有另外四个组织参加了这一行动，他们人虽不多，但很喧闹，阻塞了街道的一侧。他们高呼着：“刘少奇滚出来！”
　　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毛泽东的卫队长汪东兴都曾明确指出对刘少奇的批判不能面对面，而只能用背对背的形式——即不用人身攻击，而是通过发言、集会、文章、广播、图片来进行批判，但关锋和戚本禹（王力当时外出到南方去了）看到这小小的示威是个机会，可以发起一个猛烈的攻势。他们授意给全国著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说，现在刘少奇不老实认错，还指责中央文革诬陷了他。他们极力主张要群众组织向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以迫使刘少奇老实就范。
　　这个号召完全是要让北京学生和他们在群众中的同盟者都到这条街上来了。清华团派和414互相竞争，看谁能出动更多的队伍，看谁能首先控制中南海西门附近的战略位置，看谁能设立最强有力的广播喇叭。由于414不象团派那样早就名声在外，他们就特别卖力，想通过这个行动来挣点儿好名声。他们从地质学院抄近路进城，领先于他们的对手。他们还运了一卡车木杆和苇席，占据了一块最有利的地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揪刘”指挥部，他们夜以继日地忙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团派自负于他们的全国性的大批判，在参加了第一天的游行和演说之后只在街上过了一夜就回到更舒适的清华园去了。团派的消极态度不合戚本禹的意，他7月26日打电话给蒯大富，告诉他“揪刘”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团派怎么能落后呢？随即蒯大富急忙组织了一批人回到城里，参加这个行动直到最后结束。
　　团派青年回到这个最奇特的地方，确实是北京和其他任何首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十万人长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周围的街道上露营，旗帜、横幅在头顶上飘扬，墙上、苇席上到处都贴着标语，上百个喇叭的吼声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由许多临时厨房发出的做饭的炊烟和香味。人们，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不顾早晨的凉气、中午的酷热，有时还要冒着大雨在那儿坐着，他们一个个皮肤晒得黝黑，身上又脏又累，但热情很高。他们每天都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刘少奇马上就要交给他们去彻底批判了。
这种喧闹造成红墙里边的国家领导人不能休息，后来和造反派组织商定每天上午保持安静，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群众当时同意了，过了一天那些喇叭就又都成天响起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厉害了。
　　中央负责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不同意将刘少奇交给群众，很明显，在那种形势下，发生什么情况很难控制。相反，他们号召广大群众都撤回去。但戚本禹一再煽动群众说：毛主席的战略不是要放弃这种权力，而是要彻底解决这件事，所以只要你们坚持到底，使这个运动在人数上、情绪上都达到最高点，“如果你们能动员更多的人，更深刻地批判刘少奇，你们就一定能胜利。”戚本禹说。
　　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日子，中南海周围街道上的群众认为肯定就在这一天了。各个组织决定在中南海西门前召开大会，但由于都想在这个刘少奇出来时的必经之处抓住他，“地派”组织开始袭击那些属于“地派”的组织，想把他们赶走，占据他们的地方。开始是一个反刘的统一行动，后来成了在大街上的无数争吵。
下午一点钟，西门大开，出来的不是刘少奇而是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他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要求大家都回去。最后，确信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了，一些组织马上就撤回了，另一些组织则开会研究，第二天也撤了。到6日下午，整个“揪刘”运动完全瓦解了。
　　绝大多数的参加者绝对不会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示威只是一个幌子，一小撮极左的造反派被动员来准备抓住并扣留周恩来，他可能会先出来。他们的推测是，如果这个示威的规模足够大，时间足够长，周恩来就必然要出来解决这件事，那时他们这些造反派就可以抓住他，在由此而产生的混乱中，中央的其他人，可能是陈伯达的交椅就可以向前挪动一位了。
　　正当其时，在南方发生了武汉事件，这给了好斗的造反派一个新的理由，来重新掀起一个全国性的斗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一个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且调动8201独立师去镇压那些要打倒他的学生和工人的左派组织，几百人被打伤，许多人被打死。谢富治、王力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来解决这里的问题，他们两人向陈再道指出，不顾一切地用军队来支持一派压一派是错误的。这个带着旧军阀习气的军区司令员拘押了这两个中央代表，并对他们加以审问。他们受到军队粗暴的对待，据说王力的腿被打坏了。周恩来不得不飞去解救他的代表。当他发现武汉机场已经被坦克和大批“百万雄师”的人包围着，他自己可能会遭绑架的时候，便改在由忠诚的空军掌握着的机场着陆。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终于使谢富治、王力得到释放，迫使陈再道屈服并到北京接受批判，可能还要受到处罚。
　　陈再道因为其镇压左派，公然藐视中央文革而成为声名狼藉的走资派。他一贯认为蒯大富这类的学生造反派是最坏的。而蒯大富在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谈过话以后，始终认为国家当前的危险来自于反动的军队指挥员的右翼矛头。早在1967年4月，王力就曾在对整个形势进行分析时说，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打倒，还会有带枪的刘、邓（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来接替他们。王力断言毛泽东和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受到的威胁来自多方面，首先是全国的保守势力和他们的组织，第二是山西军队支持的右翼倾向，第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员掌握了大军区，第四是台湾的反动派，他们的帝国主义支持者日本、美国和北部边境上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军队。如果不提高警惕和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有失败的危险，文化革命可能就要结束于反革命的凯旋仪式中。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作为第一步，王力建议这些享有盛名的造反派组织建立收集全国军队情况的记者网，很快，蒯大富就成立了团派控制的军队情报组。这个情报组直接向他汇报，他派人前往以下大军区：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和福州军区。
　　这些记者由团派掌握，不仅带着他们蒯司令的介绍信，还有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或者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介绍信。这些介绍信使这些活跃的学生能够随意进出各个军区司令部和收集全国军队的极端重要的情报，他们把这些重要情报摘要送给蒯大富，他把这些材料汇集在清华总部的一张大军事地图上。为了保证系统和全面，蒯大富搞了一个军事调查大纲，印了200份。这个大纲要求调查每个军区、军分区的领导人，包括后备部队和战斗部队的——他们的外貌、历史、政治态度和在文化革命中的经历，还要求记住每个军区的部队如何组织、调动、部署，它所控制的军事设施，有哪些桥梁、机场、铁道、公路为它服务。他们找到并成功地复制了至少四个大军区（广州、南京、沈阳、福州）的完整的部队干部名单。抄录了陆军、海军、空军的军事人员总数。蒯掌握的地图上很快就填满了军事资料的数据，这些材料到目前为止还是秘密的。
　　军事情报组和它的情报成果可以被看作是革命学生准备与毛泽东的任何不共戴天的敌人进行决一死战而作的认真的努力。如果为了保卫毛泽东，他们必须收集有关的秘密军事情报，如果为了保卫毛泽东，他们必须拿起枪秘密准备上山打游击，那都是可能的。为了保卫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准备付出任何牺牲，包括他们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些年轻的造反派未必认真考虑过，他们的这些行动在后来当解放军成为毛泽东从战略上结束派性斗争的主要柱石的时候，会被用来作为挑起反军乱军的工具。
　　陈再道的叛乱举动似乎给这样一种论点提供了材料，如果武汉的陈再道能够无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难道就不会有李再道、张再道也这么做？王力告诉他们说是有的。7月26日，为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而组织的盛大欢迎会上，王力向蒯大富谈到这些。
　　“你伤得厉害吗？”蒯大富问，他听说王力被打伤了腿。
　　“不，只是脚趾骨折了。”王力回答。
　　“真的有些解放军指挥员不听毛主席的话吗？”
　　“是的，”王力说。
　　“当前是要解决问题吗？”
　　“是的，”王力说，“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揪篡夺了军权的一小撮走资派。”
　　“那么，哪些人是最危险的呢：”蒯大富问。
　　王力点了南京军区的许世友、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为必须打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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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11)　“揪军内一小撮”
　　红极一时，名声很响的王力煽动蒯大富发动了反对解放军主要领导人的运动。蒯大富迅速付诸行动，他召集其他学校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阐明了这“揪”的任务。为了使兵团改为面向外部而进行了整顿，设立了一个以金川春为首并有10个副手支持的对外事务处。军事情报组的记者们已经在各省把他们的指挥部变为联络站（共计有47个），共配备了2000多个学生。这时候，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号召全国的革命派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团派已经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蒯大富在军事地图前，像一个总参谋部的将领似的，向全国各个角落发出一连串的电报和信件，点明目标，提出战略，推动落后，表彰先进。那时候，蒯大富的威信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话的份量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相当于那些中央委员。很多造反派都接受他的保护，只要蒯大富在任何地方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发起一个运动，就立即可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蒯大富授意搜查徐向前的家，他是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军委副主席，他的革命经历可以追溯到1935年他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徐的警卫员不让蒯氏铁杆儿们进入，他们就悄悄地翻墙进去，偷出了四个大的、三个小的保险柜，他们把所有这些都带回学校去研究。
　　中央得知此事，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去追回这些保险柜，他们命令蒯大富交回所有的东西并不许抄录复制。蒯大富却尽量拖延时间，他自己躲在兵团总部里拒绝出面，而让其他人去谈判，同时让人用最快的速度尽量多的进行抄录。在他们交出这些材料时，他们已经抄录了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名单、徐向前的战时日记等高度机密的材料。后来他们在传阅时，曾把这些材料传到全国很多地方，泄露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
　　蒯大富在各省的人马也迅速行动。就在蒯大富与王力谈话的第二天，7月27日，团派一个的头头彭伟民到了东北，去煽动攻击那里的军区司令部，攻击那些支持保守组织的部队。彭伟民在东北的同盟者在沈阳冲击了军区招待所，占领了大楼，把解放军赶出去，甚至把他们从窗户里扔出去。然后他们把门窗加固，并设置栅栏，他们自己住了进去。这导致了第二天和反对派学生的激烈战斗，在战斗中打死了四个中学生。当人民解放军赶来制止流血事件时，彭伟民指责他们支持了保守派。他们还把被打死的四个学生的尸体装进棺材，准备运到军区司令部去埋葬，以制造更大的事件。当这样做并没有能使军区首长出来时，彭伟民下令冲击司令部大楼。他亲自戴着钢盔，率领着十几辆满载着从各方面召来的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卡车冲锋。他们占领了大楼，并马上在房顶上升起了清华井冈山的旗帜。
　　在沈阳的这种极端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王、关、戚却赞扬这些年轻的造反派的斗争精神，说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不久，关锋就打电话给蒯大富，说他准备亲自去东北视察，想要清华井冈山派两名总部成员跟他去，谭勤伦和马小春被选中了。为了保证关锋在东北能受到热烈欢迎，蒯大富打电报叫那边扩大事态，并让金川春去现场准备，金川春是对外事务处的头头，一个能干的组织者，他很快就把战事扩大到许多地方，其中包括抚顺，在那里，他亲自乘一辆从解放军修理所弄来的坦克，率领造反派冲上大街，他们使用着从解放军那里抢来的机枪、坦克、火炮……不但双方许多人被打死，几百名无辜的旁观者也在战火中丧生，抚顺事件的严重伤亡是整个文化革命中所罕见的。
　　在金川春发动强大攻势的同时，蒯大富在北京召集东北造反派首脑会议，宣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都是贺龙的人，要求与会者赶快回去掌握枪杆子。回到吉林省省会长春的造反派用60毫米的加农炮瞄准了警备司令部要开火，当地人民解放军红九连派出它的战士，站在炮口前阻挡造反派开火，这感动了许多造反派群众，他们纷纷倒戈，并将对准解放军的大炮拖走了。
　　关锋的东北之行还未起程就被揭露为516阴谋家，他制造新的“辽沈战役”的计划破产了，那里的战火得到了控制。
　　在东南沿海，台湾海峡的对面，蒯氏联络站的头头造谣说韩先楚司令员是反对毛主席的，他们散发了一份题为《韩先楚是哪个司令部的人？》的传单，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看到这些传单时，他说：“不是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周恩来的评论是“这样的人绝不是革命的，肯定是反革命的！”
　　但是王力和戚本禹支持蒯大富，“如果韩先楚有错误你们可以炮轰他。”戚本禹说。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说：“你们要打倒韩先楚，我支持你们！”于是“打倒韩先楚”的口号通过广播传到了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听了之后，立刻为打倒了对他们最危险的解放军将领而欢呼。当然，大陆上的造反派听到自己话受到国民党的欢呼，他们进行再三考虑后，很多人便宣布不能再这样干了，显然正如总理所说，“反对韩先楚就是帮助蒋介石。”
　　蒯大富的代理人不仅在东北、福建发动了反军的重要战役，而且还将许世友指挥的南京军区作为反军运动的重点。南京军区有个叫杜方平的副司令员，很早就和王关戚有勾结，他领导了一个单方面的大规模夺权运动，然后又继续指挥打倒许世友的运动。杜方平的组织被称为“好派”，因为夺权后，他们的人都说形势“好得很”，被击败并被赶出城的反对派被称为“屁派”，因为这个组织的人讨厌那“好好好”的叫声，说“你们的喊声比一群狗放屁还臭！”
　　7月底，在王力说许世友必须被打倒之后，蒯大富曾亲自去南京与杜方平密谈。他派了几百个坚定的团派分子到那里去，他们号召“好派”学习北京群众包围中南海的精神。后来在蒯派铁杆的帮助下，“好派”头头发起了反对军区的运动，几十万人涌上街头，持续了几个星期，一些人竟然冲进了军区司令部大院，并盘踞在那里达一个月之久，他们还冲司令部大楼，打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年轻的造反派们在深入调查许世友的经历，发现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攻击的问题之后，便向部队挑衅，想待部队一还手，就可以指责南京军区镇压群众运动，但是许世友没有上他们的当。后来，冲突发生了，但不是在“好派”与部队之间，而是在“好派”与“屁派”之间发生的。杜方平指责说，“屁派”在农村准备反攻，在那里多数派成员早就被赶跑了，说“屁派”准备血洗南京。“好派”用机枪、手榴弹发起攻击，武斗持续了好几天。最后受到周恩来和江青的有力的干涉，他们反对打倒许世友，尖锐地批评了蒯大富，说他把矛头对准了解放军，造成了群众的伤亡。
　　蒯大富计划在8月底召开一个批判许世友的大会，但是在最后一刻又取消了这个大会。9月1日在南京的兵团联络站接到蒯的一份电报说：“许世友是好同志，我们的联络站应撤销，请广为宣传”。
　　蒯的“广为宣传”的要求毫无必要。甚至在联络站、军区司令部收到他们的抄件之前，电报员早就把这个消息传遍全城了。事情很清楚，毛泽东和中央是支持许世友的，于是很多人都改为支持许世友了，全城贴满了拥护许世友和党中央的大标语。
　　7、8月份，清华414和团派在“揪军内一小撮”运动中互相比赛，他们也派出了几百名活跃分子配备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络站，华东联络站的头头王永县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讲话和社论以后，我决定去南京揪许世友，”王永县说。“但是‘团派’已经捷足先登，在所有的地方写满了‘打倒陈再道！打倒许世友！’他们的小报上充满了攻击许世友的文章，每一封来自蒯大富的电报都会激起一次新的行动和大字报的高潮，加强对军区司令部的包围和占领。
　　“蒯的第一封电报说：‘王力说：至少有三个军区司令员是反对毛主席的：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这封半夜来的电报黎明时就已贴满全城。
　　“许世友的老婆田普到北京去呼吁支持她的丈夫，但王力不理睬她，说‘事情很清楚。’蒯大富的第二封电报说明了这个情况，从感情上和行动上又激起了一阵新的浪潮。
　　“我们414自己也想这么干，但‘团派’铁杆们攻击我们，说我们只是表面上反许，而心里实际上是要保他的。因此，我们不管到哪儿，人们都对我们很冷淡，‘好派’的人甚至还要抓我们，打我们，勒令我们承认我们的真实思想。我们拒绝回答，他们就用卡车把我们拉到农村，到很偏僻的地方才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放掉。
　　“最后我们决定，既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真是保许世友的，那么我们干脆就真的支持他，经过讨论，我们就站到许世友一边了。这样就和‘屁派’挂上了钩。当蒯大富9月1日‘保许’电报发来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已经站到正确的一边了。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真的是正确的，我们的所做所为只是出于派性，因为我们几乎不能在任何问题上同意‘团派’。”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武官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上午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如果说414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蒯大富和团派也干了一些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国际影响，但也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支持了“现代狂人”陈里宁。
　　陈里宁最初是由于受到清华的教工组织“红教联”的保护而引起公众的注意的，“红教联”到精神病院去解救他们的战友王铁成时，发现陈也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们声称他是因为持不同政见而受到迫害的。他是早期的反对刘少奇的人，在刘少奇当权时期受到了政治迫害。红教联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给他们“要从过去的反革命中找左派”的理论提供佐证。陈里宁比王铁成更适合这个理论。陈里宁出身地主，是湖南湘潭市的一名干部，几年前，他写了长篇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因而被撤职，禁闭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告诉“红教联”，陈里宁写过的确凿的攻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东西比反刘的东西更多。他们说，如果他是正常人可以出院的话，他将作为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反革命分子被起诉。但是孙金英（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现在是清华公认的最激进的教师）却以带人砸了公安局作为回答。在几百名井冈山兵团学生的支持下（这是在1967年1月，井冈山分裂之前），“红教联”冲进公安局，抓起电话，通过广播系统向北京市监狱里的囚犯号召他们造反。他们大肆搜查档案，拿走了关于陈里宁的全部材料。
　　后来，“红教联”拿着陈里宁的这些材料去找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这两个人给陈里宁翻了案，并且宣称他是革命英雄，“现代狂人”，批准这个教工组织对他和他的材料的解放。
　　按照王力的说法，陈里宁对刘少奇的批判详尽而严密，可以作为对革命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攻击毛泽东的部分则是由于他精神病发作的结果，因而王力给红教联开了一个绿灯，允许他们隐瞒陈里宁的有问题的东西。他们将陈里宁反刘少奇的材料编辑成《新狂人日记》，并以各种形式出版，包括连环画。以这些公布的材料为基础，天津的一些学生写了一个名为《现代狂人》的剧本，赢得了王力、戚本禹的称赞。1968年春天和夏天到处上演，先是在天津，然后在清华，以后就在北京、华北各地上演。北京电台的美国工作人员西德尼．里特伯格甚至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凑钱，请他们为外国人演了两场。
　　这个戏上演以后，陈里宁就作为一个政治预言家而出了名。他亲自到清华园来详细讲述他与刘少奇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集会上以反修战士的姿态进行讲演成为他的公开职业了。
　　在清华，为宣传陈里宁，蒯大富显得格外积极，他授以陈里宁“蒯派”的桂冠，说他是“十七年的蒯派”，“确切地说，蒯派就是受刘少奇压制的造反派。”蒯大富以他惯有的狂妄和挑衅性的口吻说。
　　但是其他人，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对陈里宁的事迹却是嗤之以鼻。他们知道陈里宁所攻击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而不仅仅是修正主义者刘少奇。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公布了一些陈里宁攻击毛泽东著作的材料。1968年2月，在王力被揭露为516阴谋家之后6个月，戚本禹也被证明同样是属于这个阴谋集团的。中共中央宣布，陈里宁是反革命分子，话剧《现代狂人》也是反革命的。
　　这个决定使蒯大富和团派处于尴尬境地。但问题也不算很大，因为，实际上戚本禹在1967年通过各种媒介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有所认识，并已疏远了“狂人”陈里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送到西山疗养院去休养了一段时间，最后把他分配到科学院一个较小的研究所里去工作。同时，那出话剧也已消声匿迹了。1968年2月21日，当中央宣布这个决定时，蒯大富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陈里宁的真实情况。蒯大富有意做出这种姿态，好像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完全是上当受了骗，他也是不了解内情的人。
　　在蒯大富疏远陈里宁的时候，他又对北京师范大学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动了攻击。他勾结了另一个坏人樊立跃，他是想从内部搞垮这个革命委员会。看起来，蒯大富和清华团派反对北师大革委会是因为它是地派的。蒯大富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联合行动，把北京各校所有的天派组织都召到北师大校园里去，要求推翻北师大革委会。那天共聚集了有一万多人，蒯大富乘一辆吉普车穿梭往来，直接指挥这次行动。
　　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的人认为这是全国性的企图打倒一切的极左运动的新动向，于是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由北京市公安局介入，逮捕了三个主要人物，其中包括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樊立跃，支持了北师大革委会。蒯大富因为这次事件中扮演了煽动者的角色而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在这样严厉的批评下，蒯大富最后在清华的群众大会上作了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他装出一副极度懊丧的神情，在离开讲台时，他眼里满含着热泪。几分钟以后，他满脸笑容地出现在后台。“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一个好演员。”他对团派总部委员崔兆喜说：“你不认为我是在演一场好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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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12）大联合

为了争夺在革命造反派中的名声和威望，团派和414的分裂继续维持而且扩大了。派性斗争的火焰不断燃烧，其燃料就是继续对学校干部的批判。

每周两派都要找一些干部拉出去开批判会。没有这样的批判会，头头们就无法使他们的人集中。这些批判会都有一些积极的结果，一些干部受到了教育，他们检讨自己过去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行为和阶级立场。但是对学生来说，这样的大会很少能够触及他们自己的灵魂。因为通常他们大多数人是带着很强的派性，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批判一个对立派别支持的干部，认为这样就可以从政治上打击对立派。两派都进行秘密调查，一旦发现有威力的材料，就悄悄地收集起来，保存在手里，直到适当的时机，突然公开揭露出来，那时就将使对方立即陷入极度的窘迫和混乱之中，那时就可以指责对方的头头是包庇反革命，而包庇反革命的人都当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那他们还不是罪该万死吗？

这种批判无助于犯了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也无助于年轻的造反派掌握真理。真正的动机不是毛泽东说的“治病救人”，而是搞垮对方，结果两派都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

他们都对被指责为“只批判对立派的干部”很敏感。各派偶尔也开会批判一个他们自己派的干部，开完会他们就会喊道：“谁说我们不检查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证明！”但是这样的自我批评很难掩饰绝大多数这些活动的派性特点。

下半年双方对这种混乱都有些厌倦了，开始发起一个改革旧清华的教育制度的运动。他们查看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材料，建议将这些经验运用于现代教育，他们认识到旧教育如何脱离了他们所来自的劳动人民和生产实践。土木工程系制定出计划，要在各个工作场所吸收工人参加设计。他们还派出调查组向他们系的毕业生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离开学校后在实际工作中干得怎么样，他们和他们的同事对教育改革有些什么想法。召收象“小铁托”那样的学生的整个招生制度，特别是规定对姑娘们要象对弱不禁风的小姐一样（过去曾有规定女生在建筑工地上不准搬55磅以上的东西）这些也都在调查之列。

但是只有少数学生参加了这个尝试，派头头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他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这一切工作都将白费，因为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离开这个去谈具体的改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保证大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我们手里），那时再来改革它。”他们说。

另外一些逃避政治的学生，乘混乱之际，缩到图书馆去看书，他们的理论是“技术至上”，这显示出在一向高喊反对脱离政治的学生中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倾向。有的学数学，有的学外语，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无聊的派性斗争。

1967年9月，反军浪潮减弱，外交部回到周恩来的控制之中，一个声势浩大的要求大联合、克服派性的运动在全国兴起。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到北京后，明确地阐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广大群众都厌恶派性斗争，拿着这个指示要求联合。在南京，全城贴满了关于联合的大字报，被赶出城的“屁派”被欢迎回来，所有的工厂、学校，纷纷集会消除派性，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类似的联合浪潮席卷了上海、杭州、广州和北京。

清华大学也不能不受这种浪潮的影响。派头头急忙开会研究，感到来自下面的压力很大。毛泽东曾亲自赞扬了上海一月风暴，现在他又号召大联合，如果一个组织不顺应这个潮流，怎么能维持住他的地位呢？

一连串的压力来自上面，中央文革召见清华学生领袖，告诉他们说，全国都在搞大联合，他们还能继续争吵到什么时候？如果你们不能共同决定采取什么联合形式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参加国庆节的庆祝会。

这以后，414总部决定同意联合，但是不知道如何着手。蒯大富从来不承认414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怎么能和它联合呢？团派领导人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承认414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建议两派进行对话和成立联合总部。

“由于蒯大富已经作出这样的建议，我们也必须抓紧。”414的王永县说：“当蒯大富首先提出协商时，我们敲锣打鼓地欢迎，赞赏他的积极性，我们在离毛主席塑像不远的动农馆进行了谈判，群众排列在马路两侧欢迎他们来。我们的谈判进行了两天，这期间人们一直在外面呼喊口号来激励我们。

“我们没怎么费力就一致同意成立联合总部。鉴于蒯大富是全国有名的学生领袖，已经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我们便宽宏大量地让他坐上第一把交椅。但我们坚持认为，既然团派占了第一把交椅，那么414就必须占据第二把交椅，或者就大家轮流坐庄。我们坚持要两个组织完全平等，这个新的联合总部叫清华井冈山兵团总勤务站。

“当外面的群众听到达成协议的消息，激动地在马路上举行了庆祝仪式，欢呼口号，翩然起舞。但当我们回到414总部时，414的铁杆们当然是吵翻了天。‘你们怎么能叫兵团总勤务站？好象我们414完全被取消了似的！这叫什么联合？！’他们坚决地说服了沈如槐：新的总部应该叫联合总部，而不能叫兵团总勤务站。于是我们下午又去找蒯大富，要求他在正式宣布和举行仪式前改变名称。这时人们已经从各处赶来参加我们的联合庆祝大会，两派的群众也已经集合在主楼前，焦急地等待着开会。

“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要求，蒯大富说，协议已经签了字，怎么能改呢？我们说：‘为什么只能用这个名字？为什么不能改一个更能显示出真正联合的名字呢？’就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使大会迟迟不能召开。许多群众跳上台，质问为什么还不开会。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了清华大联合的新闻，记者也从城里来了，有关的报道已经写好了，不仅是记者，还有摄影师也来了。最后蒯大富作了让步，他同意把我们新的总部叫作联合总部。于是大会开始。但是气氛不好，一派发言，另一派不鼓掌，一些原定发言的人拒绝发言，从大会拖延这么长时间，和这些敌对的表现中，群众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大会结束了，人们心中都有些酸溜溜的滋味。

“当然我们414是应该负责任的，是我们在最后还坚持要改名字，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但是要说我们有错误，那团派也不比我们好多少，他们喊的口号是：“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沈如槐撕毁了协议，因此沈如槐就是蒋介石！”

这样，9月21日的清华大联合开始发生了动摇。在一个不稳定的休战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吵和战斗。两派的普通群众共同参加了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全清华各个系都已实现了联合。全体群众都出去参加秋收劳动。联合办公室和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共同工作了一个月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没有双方的共同签字就不可能形成两派共同遵守的协议。领导委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四个人，两个团派的，两个414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没有这几个人的一致同意，就什么也办不成。最后在下面群众的压力下，选出了一个30个人的常委会，在它的领导下，各个班联合进行政治学习，讨论学校的改革。

就在这样一种表面平静的状态下，孕育着一触即发派性活动。一个不断引起磨擦的根源是414支持的干部谭浩强。谭是清华大学团委的干部，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编辑了刘少奇反对毛泽东言论一百例，这些选出来的语录显示出刘少奇说的和毛主席提倡的是针锋相对的。这个材料受到中央审查后得到了表扬，这使谭的名声很好。当干部隔离结束后，两派都想拉一些好的干部参加自己的活动，双方都想争取谭浩强，谭本人更喜欢414。他走出了这一步，团派就开始向他发起攻击。他们唯独对他特别注意，因为他作为一个公开的形象比其他人更重要。蒯大富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的立场，信的结尾说：“如果你象这样继续下去，终将成为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团派的攻击使谭浩强更需要414的大力支持，414不仅吸收他加入组织，还让他当了总部委员。9月联合总部成立之后，他们还想让他去联合总部。蒯大富代表团派说：“414推选谁都行，就是不能要谭浩强。”414回答说：“我们就是要推选谭浩强！”团派坚决不同意，双方争吵得很激烈，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的协议，要谭浩强先在群众大会上作检查，如果他的检查被群众所接受，那么谭浩强就可以参加联合总部。后来他在群众大会上作了不止一次的检查，都未能通过，他的问题一直没有正式解决。然而414每次都带他到联合总部来，而团派每次都斥责他没有权力到那里去。这个争执一直持续到联合总部散伙也没能够解决。

比关于谭浩强问题的争执更严重的是一伙团派铁杆儿的行动。他们完全非法地成立了一个“斗私批修联络站”，他们要斗蒯大富的私心，批414的修正主义。什么是蒯大富的私心呢？就是为了达成关于成立联合总部的协议所作的妥协！他们认为被推选为联合运动领袖的蒯大富已经丧失了原则。

蒯大富本人在国庆节后不久见到了戚本禹，戚本禹向他询问了清华大学联合的情况，他说：“这能是真正的联合吗？你们联合得怎么这么快？一百年前马克思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哪能那么容易！”毛泽东曾说，如果两个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那他们就应该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戚本禹对新的学生联合表示怀疑，他暗示清华联合的基础不是革命的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

蒯大富回到学校，在团派的激进分子中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多数人认为，他们现在这种形式的大联合是一个政治怪物，是为联合而联合。因此他们成立了“斗私批修联络站”，派性斗争一下子就公开化了。很快，联合办公室和联合工作委员会就垮台了。起初有一个联合资料室，大联合以后的一段时间双方都在一座楼里共同经管他们的资料和档案，有一个人主管这项工作。被选中担任这个工作的是414的人。团派的激进分子认为大联合是丧失原则的，还认为他们不能信任一个414的人来管资料。如果让414的人来管资料，那他肯定会妨碍团派的人查阅资料而让414的人无限制地使用资料，他们暗中准备着重新控制他们的资料和档案。

一天晚上，两个团派的年轻人来到资料保管员的办公室，请求借用一下他的电话，他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把接电话的那一端的听筒从电话机上拿了下来，所以他们每次拨到那个号码时，都是“占线”，就在他们等着线路接通的时候，这两个团派的人用谈话吸引住资料保管员，由于电话的另一端继续“占线”，谈话也就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样，资料保管员就被这种显然没什么害处的谈话吸引住了。另一些团派的人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带着钳子和改椎，他们撬开了资料室，毁掉了档案柜抽屉上的锁，把所有的文件装在20个书包里，全部带走了。他们还仔细地扫掉了脚印，把什么都按原样摆放整齐，使这房间看来没有受过什么洗劫。

过了几天，资料保管员发现资料丢失，其中包括属于414的资料。团派立刻用早就准备好的大字报表示对此“严重的盗窃事件”的愤慨。414总部开会，查清了他们自己人没有拿这些资料，立即怀疑是团派所为，马上提出了一个强烈抗议，他们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但团派以一篇更强硬的声明来回答他们，宣布这是犯罪行为。局外人都要求调查清楚，怀疑阶级敌人不是隐藏在414内部就是从校外来的。

这个诡计欺骗了许多普通群众，他们很乐意相信这是反革命用这样的办法来破坏大联合。但是那些资料并没有丢失，团派头头知道底细的。这是一个造成混乱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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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8）揭发刘少奇

　　象到新疆一样，清华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这类斗争，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使他们更加憎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远省份的左派受的压制比首都更加残酷和触目惊心。因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鉴于它的时间更长，所以什么运动都比首都和内地显著地落后。北京的学生比较活跃，经常是不守秩序的，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地区的群众运动由停滞的受压制的状况转变为轰轰烈烈，令人振奋。

　　他们每到一处，立刻号召造反，他们也得冒着第二次、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要被剥夺讲话的权利，组织的权利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总是要经历坚决对抗、争取群众支持、坚持斗争等几个阶段。

　　“从这一切中，”苏环良说，“我们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是权，没有政治权力，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有了权，就能坚持革命。看到那么多的地方，都由走资派掌权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极为愤慨，我们把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刘少奇身上！”

　　其他学生和苏环良一样，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关于国家事务如何管理，关于一个省、一个市、一所大学，它的现实的政治机构怎么样，是应该通过检验的，一场夺取权力的斗争是如何需要加以引导，他们所不用学的是如何准备自己去掌权。作为从北京来的斗士，他们总是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口号永远要比群众中的口号更为激进。当夺权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就想着去接管全国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开始以为，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那些特殊的组织和派系，革命就不能成功，只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该掌权。

　　但是1966年掌权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造反派学生和受他们激励而组织起来的群众，还在为争取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核心—的权利而战斗。在这个战役中，天安门广场10月6日的大会是个转折点。（译者按：此处大会地点有误，应为工人体育场的大会）这是个全国造反派的大会，他们一起来庆祝革命造反精神的胜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痛斥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他们来彻底抛掉党委和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的帽子。

　　蒯大富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这个事实使很多人改变了看法。在学校里，他自己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两个星期前才刚刚成立。这是由所谓第四类的“反革命核心”组成的，这些人，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因为他们被清华工作组搞得太臭了。现在这个组织成了全国造反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坚贞不屈，寸步不退，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威信极高，名声远播。

　　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给“反革命”平反，还是揭露工作组权力的根源……这些问题在8、9月份都已经提出来了，而10月6日的大会是这种斗争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造反派士气大振，继续发动攻势，保皇派组织开始溃退。到11月底，清华大学保皇派红卫兵部分人组织了个造反团，脱离了原来的组织，这引起了大量的个人反叛和成群结队的退出。

　　保皇派死硬分子害怕他们的路线的彻底崩溃，就改变策略，他们把一腔怒火从造反派身上转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身上，指责它执行了极左路线，形左实右的路线，是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陶铸发动进攻的政治基础。他是几个星期前刚从南方调到中央来的。陶铸的路线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中央文革的同志在内。“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保皇分子说，“踢开中央文革！我们不要保姆！”在右的方面，他们自身难保，突然又从左的方面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借口，一旦得逞，将扼杀整个造反运动。在清华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贺鹏飞和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在这些基层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央内部也在进行斗争—为刘少奇掌权而作垂死挣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激烈地反对这种“踢开论”，而团结造反派继续革命。在她的帮助下，清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联合，废除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合并为井冈山联合兵团，与此同时，保皇派的组织土崩瓦解了，清华红卫兵的残部公开烧毁了他们组织的印章，然后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新成立的兵团。这个大会是在11月19日召开的，这是清华造反派运动的高峰。所有这些政治上活跃的学生、教职工都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反对力量完全崩溃了。“保皇派被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垮了，权力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了。”苏环良说。

　　整个运动的矛头便直接指向刘少奇。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这位共和国的主席被学生们指名道姓地宣布为走资派，从此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国内外对刘少奇的正式称呼。

　　1966年清华发生的事件都是在全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参加了政治活动，后来又扩展到工厂、农村。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早期红卫兵和8月5日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

　　造反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向控制他们的人发起挑战，当权派很快就拼凑成名义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忠于自己的红卫兵（当然通常先有保皇派组织）。当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联络的必要，各群众组织先是派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和那些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串连，同时揭露那些当权派和运动领导人的问题。北京学生走出去，如我们看到的，去组织年轻的造反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跑到北京来，找他们所最崇拜的学生组织进行串连，来看北京的大学里那些充满了生气的大字报，把北京的斗争精神带回自己的组织里去。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要求到北京串连的人增加了好几倍，不只是为了串连，学习革命经验，而且为了亲眼看见毛主席。由于乘车不要钱，后来的三个月里，数百万的人涌进了北京。他们的住宿、吃饭和对他们的其他照顾，从财力物力上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压力。所有的大中学校都成了临时招待所，单清华一处，那时期就接待了4万多年轻的参观者。总的看来，这种惊人的旅行的政治意义在于鼓励造反，加强左派，暴露右派。但是仅仅一次上北京的旅行是不能够把问题搞清楚的，特别是自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分裂成至少三派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如已经知道的反对工作组的斗争—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重新进行战斗。

　　秋天，天气渐渐凉了，大量的外地串连学生也渐渐地少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所有的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免费运送那些串连学生回去。很多学生响应了这个号召，也有很多学生继续以步行串连，用长征来代替乘坐火车。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联络，联系群众，在路途艰难之中激发革命意志，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地。苏环良等沿着1935年红军长征路线相反的方向，从贵州遵义走到湖南的韶山，共约650公里。

　　高衡庆，清华化工系的学生，父亲早年是福建福州市的三轮车工人，和其他13个人一起从福州走到江西的井冈山，路程350公里。他们非常爱听老农们回忆内战时期的故事。那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当权派害怕出现造反，所以乐于看见他们这伙好斗的年轻人继续向穷乡僻壤跋涉行军，发给他们在路上每天8角钱的补助费。这些年轻人出去了，本地的形势自然会更加稳定。当然如果有一个学生走丢了，其他年轻人肯定会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还会动员留在家里的人造反。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敬如上宾，给他们住好的旅馆或招待所，给他们吃好的饭菜，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一派，也比用遣责和镇压的办法迫使他们造反强。但是，如果认为当权派学得快，那么年轻人学得更快，他们拒绝了所有这些糖衣炮弹，他们改变了继续长征的计划而决定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那时候清华的斗争性强的学生于1966年11月中旬大多数都回到自己的学校去了，去搞造反派的大联合和开展公开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由于清华长期以来就是走资派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堡垒，而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又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典型，它也就成了批判刘少奇和他的路线（他的路线曾破坏了这里的运动）的典型。实际上是采取了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对抗的形式。从王光美8月份离开清华园以来，受过她镇压的学生就要求她回来当面接受批判。11月中旬，联合兵团成立以后，恢复了精力，学生向中央和中央文革一再要求把她送回清华接受批判。蒯大富甚至戏剧性地组织群众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但是如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而没有同意。

　　1967年1月6日，在上海工人、学生、革命干部进行夺权的前夕，蒯大富和他的亲信们把王光美弄到手了。他们说服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向她询问了过去的事情，要求她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的新的革命热情，要她同父母划清界限。让她打电话给她妈妈说病得很厉害，要汽车来接她。这电话不仅把王光美，同时也把刘少奇也骗来了，他们被蒯大富抓住了。刘少奇被释放回城里去了，而王光美被留下并被带到一个群众大会上去接受批判。对于这样的既成事实，周恩来下了三条指示：（1）要讲道理，不许动手；（2）不要进行人身侮辱；（3）要给她适当的食物和住所，做完检查立刻把她送回中南海。

　　蒯大富只传达了第一、二两条，没有传达第三条。这个群众大会是失败的，学生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没有关于过去的路线、政策的事实来进行正确的揭发，只是少数人发言，而王光美一反驳，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这个大会以前，很多左派都外出了。王光美是很机敏的，接触到重要问题她就拒绝回答。她声称这违反保密原则。“因此我只能向毛主席、党中央谈，我不能泄露国家的机密。”她说。这样，她就挫败了她的对手。用事实和辩论打不倒她，最后蒯大富只得把她赶下台去。但是没有立刻送她回城里去，而是把她带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让他的副手对她进行威胁和严加盘问她的秘密。但这也完全没有用。这一切都直接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违反了毛泽东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预兆，予示着有朝一日，学生们肯定会去擢取权力的。

　　4月，批判刘少奇的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从全国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显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因此，当清华造反派再次提出要求当面批判王光美的反动路线时，得到了批准。4月7日，全国发行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的社论，题为《“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这篇文章点了王光美的名，详细地批判了她在清华的错误。4月10日，她被送回清华，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受批斗。有将近50万人参加，很多人从河北保定、天津等地赶来。这次准备得充分些，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一辆广播车在城里来回宣传这次批斗大会的消息，到处张贴着大会的海报。包括中学、工厂在内的约300个组织受到邀请，他们有的派代表来，有的干脆宣布放假关门，全体都上清华来。大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广播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千名清华的师生，夜以继日地总结刘少奇文化革命前后的材料，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材料都收集到了。经过详细审查、整理，然后公布出去。校园内，马路两侧到处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北京的草席都用来作大字报棚贴大字报了。还采用了评论、漫画、图片、诗词等形式，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

　　为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成立了特别的指挥部，下设几个组：大字报组、对外联络组、后勤组等等。

　　“我们看到王光美低着头站在台上听我们批判时，我们又回忆起去年夏天她是多么严厉地镇压我们，我们感到我们是真正站起来了。”苏环良说。

　　会上，让王光美高高地站在四把椅子搭成的台子上，以便让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见她。她头上滑稽地戴着宽边草帽，象英国贵族在游园会上戴的那种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串染成金黄色的乒乓球，她那丰满的身上穿着紧身旗袍，脚上穿着高跟鞋。她的这全套怪诞衣装，是模仿几年前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衣装。

　　“这样做不好，”苏环良说，“这违反了政策，这样的模仿是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这损害了批斗大会的思想上的严肃性。重要的不是去嘲笑她的资产阶级外表，而是揭露她的错误路线和工作方法。”

　　王光美后面还站着六个领导干部，他们都是清华历史上的反面角色：彭真，前北京市长；陆定一，前中宣部长；蒋南翔，前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薄一波，前国家经委主任；杨天放，前林业部长、清华工作组副组长；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他们六个人在会上都发了言，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揭发王光美。在他们之前是由曾经受过她—刘少奇的爱管闲事的夫人—的迫害的人的控诉。

　　会议开始是由两个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发言，其中一个人曾在残酷的镇压下被迫卧轨自杀，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面发言的是一个“靠边站”的干部，再后面是一个从桃园大队来的农民发言，这个正直的人被王光美撤掉了队长职务，换上了不称职的拍马屁的人。

　　这些王光美的受害者的控诉，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他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刘邓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个喉咙里发出的吼声，象汹涌的浪涛此起彼伏。

　　他们猛烈抨击这个戴着草帽和乒乓球项圈，外形丰满的王光美。看起来她站不了多长时间，但还是让她一直站着。大会继续进行着发言，……彭真、陆定一、叶林……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发言，他是在北京广播电台的代表西德尼．利登倍格，他带来了国际友人的祝贺和支持。

　　这次大示威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是蒯大富，这种权力使他成为清华井冈山联合兵团这个全国最有声望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这以前蒯大富的名字还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的话，这次大会也会促使他成为这样的名词。

　　群众直接批判王光美标志着北京批判走资派达到了高峰。与会者的团结、热情使所有的人增强了能力、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但是实际上，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出现了磨擦，这种磨擦又腐蚀着造反派的团结、意志和成就。尽管如此，在大学里他们还是巩固了他们所赢得的地位、威信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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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9）分裂

　　1966年11月，造反派、左派只是注意领导群众运动，而没有去争夺学校的领导权。当清华红卫兵瓦解，烧了自己的印章以后，统一在井冈山兵团里的左派得到了一切保障，他们的大字报再不会被人撕毁了，可以自由地放广播、印传单，广播室和麦克风都可以使用。这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党权，而是领导一般师生员工进行群众运动的权力。
　　上海“一月风暴”的兴起使全国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真正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各个学校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清华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大城市都经常保持有联络站，他们对这个问题不但提的最响亮，而且还要付诸行动。井冈山兵团的人无论在哪儿，都受尊重甚至敬畏。后来全国都由革命委员会掌权的时候，那些革命委员会里都有井冈山兵团代表的席位，当他们不在的时候，也留出他们的席位。清华井冈山曾在上海帮助夺权，是1月6日著名的震动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公告的起草者之一。山西省的刘格平在他的新的权力机构建立以后几个星期之内，便让一个清华井冈山的人进入了他的革命委员会。
　　回到清华园，他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当它暂时掌握了实际权力的时候，它也没有能建立一个正式的大学管理机构。1月，井冈山从筹委会那里得到并烧毁了学校的公章，成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来实行领导。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它不可能是最终的权力机构，因为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只承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合法的，即要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老干部的代表。1967年初的清华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只有其中一项即井冈山兵团自己。在建立一个可行的革命委员会之前，必须要等大批还在长征和在外地联络站的学生回来。还要从在工作组时期全都“靠边站”了的干部中解放那些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军队代表可以从曾来学校帮助搞教育革命的海军工作队里选。4月，这些条件都可以达到了，但就在这时候，井冈山兵团分裂了。
　　分裂是从关于老干部问题开始的—他们中哪些人可以信任，哪些人是革命的，哪些人可以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来帮助把清华从资产阶级的大学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大学。
　　一部分学生坚持这样的观点，清华是整个教育界最坏的典型，17年来一直处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所有的老干部都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找真正的革命派，就必须找那些1966年以前就被隔离、挨批判的人，也就是说在过去被当作右派、反革命而今天根据同样的理由被认为是革命的人那些人。这些学生从亲身经历过的50天白色恐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被称为革命的，实际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那时被打成反革命的实际上是革命的。出于这样的见解，这部分学生摒弃所有过去的干部，他们向另外一些人伸出手去，那些过去历次运动中的批判对象。这种见解在教工造反派组织“红教联”的支持下得到了加强。“红教联”的领导人正是这样的过去有问题的、对现实不满、想完全否定旧清华的人。
　　另外一些学生认为，否定大多数老干部是极左的观点，是违背毛主席关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的政策的。他们不同意说清华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一无是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17年，也不同意说过去历次运动的批判对象真是什么受迫害的革命者。他们认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正的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在工作组时期“靠边站”的干部，这一部分学生主张解放他们的大多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中共中央1967年3月1日的指示中说：
……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干部问题上出现这两种观点不是偶然的，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参加者的许多观点。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即以前的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是拒绝大多数干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另一部分学生，主要是过去的老“八九”保皇派，后来的清华红卫兵。他们主张解放大多数干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过去的“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了，一部分附合了蒯大富等极端分子的观点，另一部分加入了支持大多数干部的行列。
　　关于老干部的这些分歧，本身还不足以使兵团分裂，如果它的成员都是坚定地维护团结的话。但实际上，井冈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从来不承认老“八九派”是革命的，认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每当出现分歧，不容分说，他们就称老“八九派”是“保刘派”。此外，井冈山造反派还攻击“八八派”，因为“八八派”在为蒯大富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的斗争中不够卖力气，攻击他们是动摇派，还说他们不过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他们比“八九派”更坏！
　　这样的攻击赶走了“八八派”的同情者，他们有些人还留恋于蒯大富，但其他人都跑到过去的保皇派一边去反对蒯大富了。4月14日，这个斗争激化了。所有那些主张采取团结大多数老干部的政策的人集会，提出了“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的口号，在这个会上，他们制定了独立的政策，并要求兵团总部公开广播他们的观点，在首脑人物蒯大富控制下的兵团总部对他们说：“你们只是兵团的一部分，不能以少数人观点占用广播，不许你们发表独立的观点！”4月30日，蒯大富和他的拥护者想建立革命委员会，只结合他们信任的干部。这时整个问题出现了危机。反对派脱离兵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称为清华井冈山414兵团，简称为414，蒯大富这伙人保持了他原来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兵团，简称为团派。
　　对争执不休的这两派好斗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卷入了这场关于老干部问题的严肃斗争，”苏环良说，他是一个选择了团派的“八八派”。“414说如果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有我们所喜欢的干部，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月内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就死不瞑目。我们认为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提名，那旧清华肯定是要复辟了。当我们在我们自己人中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们也是如此，”金寅生说，他是个加入了414的“八八派”，“《红旗》杂志编辑部林杰支持我们，”他说：“我认为414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是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李康是我们信任的一个干部，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至少是犯了严重的走资派错误，他在我们的会上说：‘受团派支持的干部都是坏的，都是一些仇恨17年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的残渣余孽，他们掌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然后他又明确地点出一个人，说：‘看，他就是一个坏人，一个散布一切坏思想的人。’——这样，他鼓动我们进行决战。”
　　如果说林杰、李康是支持414的，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和“红教联”却是支持团派的。戚本禹说：“你们‘团派’是真正的革命派，要以你们为核心。”“红教联”的一个干部说：“你们是全国的一面红旗，看他们那边有多少‘八九派’！在文化革命的舞台上，有他们就没有你们，你们一定要斗争到底！”
　　井冈山兵团在组织上分裂以后，对立发展得更深入、更广泛了，然而，在最基层的一般群众中，他们永远是存在着团结的愿望的。双方的领导人激烈地互相谴责，每个领导集团的成员都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该掌权。
“我们是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硬邦邦的铁杆造反派。”团派固执地咒骂414时这样喊着。“我们才是清华园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414骂团派时喊道。
　　后来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指示：“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双方立刻宣布对方是今天的国民党，他们坚信清华的斗争反映了党中央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在这种气氛中，每一个小小的争执都会被夸大为原则性的重要问题，都会被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他们甚至接受了这样的意见：“实际上，你们这是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靠语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武力，靠枪杆子！”说这种话的人中有些是恶意的挑拨者。这个分裂将近一年以后，团派与414之间发生了武斗。但在1967年4月，还没有人预料会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双方领导人都急于在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夺取和行使权力，只想从政治上揭露和击败对方。原则性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认为只要能胜利，怎么做都是正当的。双方都努力使对方在政治上犯错误，以便自己可以抓住不放，为此目的，都试图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的战斗队。他们都坚决否认自己所有的缺点错误，夸大和嘲笑对方的缺点错误。双方都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他们有利的话的指示，就捧为至宝，吹上天去，不符合他们胃口的就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当毛泽东批判所有那些“以我为核心”和“唯我独革”的思想时，团派和414都拿这面镜子去质问对方，“你们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们自己是核心呢？”而从来不拿这面镜子去问问自己：“为什么我要以为只能以我为核心？”
　　毛泽东说：“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双方马上都抓住这个思想，414说团派是极左派，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团派说414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们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而且是资产阶级——如此而已！从这里再进一步的话——可以相信，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就要把对方当作国民党的代表。由派性的发展，还使他们随便歪曲对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干部问题。当然414也不是要解放所有的老干部，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批判他们的错误，只有那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应该恢复工作。同样，团派也不是什么样的老干部都拒绝，他们也愿意团结那些最好的干部。但由于414强调解放，团派强调批判，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和简单化，使解放和批判成为直接对立的了。
　　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干部，凡是团派提出来要结合进革委会的，414自然就要反对，凡是414提出的，团派自然就要反对。双方挑选干部，不是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他们的历史，而只是根据他们表示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如果你支持我，我就解放你，如果你支持另一派，我就批斗你。”两派都把取得干部的支持建立在非原则的基础上，如后面所提示的，各派都在吸收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的同时，都吸收了一些非常不可靠的人—阶级敌人、国民党旧军官、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中央文革的那些领导人没有帮助学生去克服这种资产阶级派性，相反，如戚本禹这样一个当时的造反派英雄，是鼓励这种派性的。他告诉414：“你们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要坚持下去。”同时他又告诉团派：“你们是真正的革命派，你们应该成为清华权力机构的核心。”从上面来的鼓励使这种偏向发展得更深更尖锐了。
　　“我们发展了三种互相联系的错误观点，”苏环良说，“首先，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第二，错误地估计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我们骂他们是保皇派或极左派；第三，我们只喜欢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而讨厌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干部，——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就是坏干部！
　　结果呢，双方都想压服对方，从政治上搞臭他，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话里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对我们不利的部分就根本不理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当我们是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时，我们会含着眼泪学习毛主席著作，珍视毛主席的每一句话。而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有了权就完全变了，我们立刻变得崇拜自己的权力，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只选择可以作为支持我们观点的东西，而不要那些可能揭露出我们观点的问题的部分，我们害怕别人夺走我们的权力，但我们没有认真地想想怎样用我们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
　　清华园分裂为两个组织以后，有许多政治内容非常类似的活动，他们也拒绝联合去搞，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成为斗争的先锋和坚持革命，但双方都不参预或攻击对方的活动。
　　“我们都搞哪些活动呢？第一，批判刘少奇的论修养，”苏环良说，“这是继4月份批判王光美之后的首要任务。以后许多学生外出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发起了一个批判清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完全可以由两个组织的群众共同搞的，但权在头头手里，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两个组织联合搞什么活动的。
　　“拿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说，两个组织分别开会，学习的内容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就是不坐在一块儿，两个组织同时都要开大会、游行，但我们不走同一条线路或者不同时出发和到达。有时候，我们甚至比赛，看谁首先在城里召集群众大会。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都好像在开玩笑，做了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每当发表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立刻贴大标语庆祝，如果对方首先在突出的位置写了很好看的标语，我们就用纸贴住他们的署名，然后再署上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还比赛看谁首先在广播里播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好像这就能证明谁是最忠诚的。哪一派要是最后播出那就是不太忠诚或者是完全不忠诚，于是我们就说对方是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尽量把毛主席每条新的语录用来为我们组织服务，我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它能用来反对对方。
“甚至生理缺陷和个人的小毛病都可以拿来利用，如414的头头沈如槐有一只眼斜视，尽管他视力很好，两眼都是2．0，我们还是管他叫‘沈斜眼’、‘沈瞎子’。
　　“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标准，是在两个组织合作的基础上定的。
　　“那就是财务预算，象他们能在政治问题上势不两立一样，他们也能共同在收据上签字，这是国家银行在发放资金时所要求的。1966年6月以前，大学财务科管现金支付（要由校领导批准），工作组了，它的领导干部决定这类事情，工作组离开以后，筹委会接管了这项工作（那时候造反派就得不到买纸墨、扩音器的钱），当井冈山联合兵团取代了筹委会，真正在学校掌权的时候，团派头头掌握了财务收支，但联合兵团分裂后，财务科的干部职工也都分别加入两派，国家银行不敢造成偏向，便决定在发放资金前要双方签字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便没有一方挑起和坚持任何斗争，否则双方就都得不到国家银行提供的资金。两个组织每星期一次，在一起安排生活费和其他必须的开支。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他们还都是各行其是。
　　清华大学组织的分裂，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群众运动中类似的分裂大约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大学，也出现在工业、商业、政府机关。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是难于搞清楚的，但一般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群众运动的发展倾向于分裂和陷入争夺组织领导权的无原则斗争中。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无原则斗争显然是与隐蔽的种种资产阶级权力观相联系的。以造反派正当地反抗压迫开始而以争夺个人名利地位结束。从正直的革命者堕落为搞阴谋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反动意识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改头换面发挥影响，有些甚至可以左右整个运动。毛泽东后来总结这种现象时说：“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竞争的力量总是表现为两派。起初，出现许多倾向相竞争，但不久以后，便分化组合，直到只剩下两派，第三种力量不能存在时为止。他们还要斗争，都成为独立的反对派，他们既分道扬镳，又互相牵制，非常类似于西方世界的如美国的“两党制”，当然可以确切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派别制”。第三种力量一再兴起，但总不能站住脚，不久便被这一派或那一派吃掉了。
　　这种群众运动的第三个特点似乎是：每一派都要向外寻求支援，同其他同一观点的组织合作。这就使运动复杂化了，在实践中，这种联合并不是任何政治上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北京的好斗的造反派中，王大宾领导的地质东方红比起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来说，与蒯大富的团派在思想体系上更为接近。然而，在某种程度是因为蒯大富的纲领的某些方面批评了王大宾，王大宾就与清华414结成联盟，从此和蒯大富的团派结下了不解之怨。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与韩爱晶的“红旗”形成了“天派”（因其主力是航空学院而得名）。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造反派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与王大宾联合形成“地派”（因其主力是地质学院而得名）。
　　渐渐地，北京地区所有的其他派别组织都结合在“天派”、“地派”中，激烈地互相攻击，虽然他们经常是与对立派的某一独立的组织的关系比与自己这派的许多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某些问题上的临时建立的同盟不但可以取代“天派”、“地派”持久的联合的结果，还可以完全掩盖原有的分歧。这根本不符合按“保”和“革”（保守和造反）——这原是学生、干部、工人争论中第一位的问题，而是为了暂时利益把一切搞成了一团乱麻。最后只剩下一个原则：“我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我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在经过激烈的十分艰苦的战斗之后，到处都结下了不解之怨。
　　“天派”、“地派”的核心都是地道的造反派，他们曾经努力反对工作组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自己又没完没了地互相战斗，直到毛泽东来干预，这个干预后面将要谈到。
　　那么西文报刊曾突出报导的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司令部是1966年夏天由保工作组的保皇派成立的—象刘涛、贺鹏飞那类的人；第二司令部是一些象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派”）那样的人成立的，他们反对工作组但又不愿意为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平反，第三司令部是蒯大富这一类人，1966年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在秋天取得胜利后才成立的。
　　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967年2月成立，合并了所有三个司令部，实际上多数领导人都是第三司令部的，因为那时其他两个司令部已经没有多少人拥护了。
　　五个最有名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和聂元梓，都是重点大学、学院的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担任了红代会的最高职务，他们之中聂元梓是最早的造反派，他们以“天派”、“地派”的形式互相对立、斗争，贯穿了整个1967年，而尤以1968年最为厉害。这种斗争激发和助长着类似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广泛深入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