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我亲历的四中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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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四中文革

刘东

一、提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北京四中上高中，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与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发表几乎同时，在北京四中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北京女一中高三（1）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共同提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倡议。倡议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肯定，作出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决定，新闻媒体大肆渲染，一时间，女一中和男四中成了大众瞩目的焦点，此事对四中的影响并不亚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可以说，这个倡议才是四中文革的起点。我本人就是高三（5）班的学生，了解这件事的一些内情，故可以对这件事做一些回顾与反思。
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和决定6月6日见报，距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只有 5天。学校的正常秩序已被打乱，学校的党政领导已经靠边站，而文化大革命派出的工作组尚未到位，面对蜂拥而至的表示支持的人群和单位，只好由学生中一批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高干子弟）负责接待。
那两天，四中校园可谓门庭若市，一群又一群的祝贺人群捧着鲜红的贺信，敲锣打鼓地来到四中。四中校长室前面的台阶成了临时的接待站。人们高喊着“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决支持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等口号，把大红贺信交给接待的四中学生。致贺的单位排成了队，一队刚走，另一队马上接上来。围观的四中师生，看热闹的校外群众挤满了学校的四合院，校长室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贺信，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络绎不绝。那绝对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烈、激动的场面。
次日，在四中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庆祝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与决定发表的全校师生大会。我代表高三（5）班学生在大会上发了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并在当晚的新闻中播放了庆祝会实况。又过一天，全国唯一的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把女一中高三（1）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代表请去发表了颇为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们高三（5）班推选王倩倩同学为代表去电视台，讲话稿是我们班几个文笔较好的同学在播出的前一天连夜加班写出来的，通篇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声讨和推翻这一制度的决心。但到了电视播出时，我们发现，原稿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几句空洞的口号。事后，我们问起王倩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动，这已完全不是我们高三（5）班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了。王倩倩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在播出前，电视台的编导对讲话稿提出了种种要求和限制，规定必须按照他们要求的口径去讲。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在媒体上发表言论仅仅是借助讲话人的嘴，表达的却是上层领导者的意思。
后来，全国有名的各大报刊纷纷来人到我们班约稿。我们几个撰稿人为此很伤脑筋，因为不同的报刊有不同的角度，不能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而是首先要符合媒体的需要，要根据他们规定的口径去写，发表出来的文字大都已面目全非。记得当时《解放军报》邀我们班写稿，因为要赶在风头上见报，为赶时间，报社编辑特地把我们班几个倡议的主要参与者和笔杆子请到报社，让我们边议边写，当时就要拿出稿子。这真让我们几个人费了一番脑筋，熬了足有半天时间，总算交了差。第三天，《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署名为“北京四中一群学生”的文章，依然是被改得面目全非。
倡议事件与刚兴起的文革群众运动互相呼应，足足热闹了一个多星期才逐渐平息。
这件轰动全国向教育制度开刀的事件发生在女一中和男四中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北京市颇有名气的重点高中，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子女，有不少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有很多是掌握着很高权力的领导干部。因此，从家长那里有条件了解国家领导层的一些政策动向。倡议的提出者就是在洞悉了中央有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动向之后，才动手起草倡议的。
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学生（并不只是我们班）受当时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制度政治气氛的感染，本来就有了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酝酿，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迟迟没有动手，后来知道女一中的学生先动手，而且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发出，为了不错过这个表现的机会，急急忙忙写出了附议稿。据当时参与写稿的人事后透露，他们是对照着女一中的倡议稿下笔的，力争从气势上、言辞上都要压过女一中的稿子。回头看去，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确实有着革命的热情和所谓的造反精神，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很大程度上，倡议的提出只是看准风向，投机取巧的一场闹剧而已。当政者正是利用学生的单纯与热情，开始了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否定。没有两个学校的倡议，高考制度也一样会被废除，不过是要另找一个借口罢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文革的爆发源于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十七年国家走过的道路的错误判断，这种错误判断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不仅给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定了性，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而且明确点明了今后教育工作的方向，那就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个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党内外公布，为后来的造“十七年教育路线”的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要“革命”总要迈出第一步，总要有个突破口。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整个教育制度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自然是首当其冲。废除高考制度已是早晚的事，由处在高考前夕的高三学生提出倡议，不过是为废除高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借口而已。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着一腔革命热情，有早已被鼓动起来的跃跃欲试的革命造反劲头，加上深陷在个人迷信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再加上一点急于表现自己的私心杂念，做出“废除高考制度”倡议的“惊人之举”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公平地说，在我们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举动的意义、作用及其影响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是那场“大革命”的需要让我们在那一时刻昙花一现。
高考制度的废除，以及后来对教育制度的一系列毁灭性破坏，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后果早已有目共睹。当事过十多年，高考制度在邓小平的倡导下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这些早在十三年前就应该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才以而立之年捧起了大学的课本。在那一时刻，我们真是感慨万千，既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道路重新被开通感到庆幸，又为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幼稚、无知的举动而深深地忏悔。

二、上有“三家村”下必有“四家店”——奇怪的推理
北京四中不仅是一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而且是一所有着几十年历史和优秀传统的老校。文革前的四中领导班子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洗礼，由一群老中青结合，有着丰富的治学经验的人组成的。第一把手、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杨滨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第二把手、副书记兼副校长刘铁岭是四中最早的学生党员之一，是一个与四中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有为的人。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些在教学上各有所长的干部。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四中在六十年代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中学毕业生，为高等学府和社会输送了大量可造之才。每年应届毕业生考入清华、北大的，四中都是人数最多的学校之一。就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四中刚刚进行了“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最后做出的结论是：北京四中领导班子没有四不清的问题，是个好的领导班子。
可是，在文革刚开始的日子里，和其他的学校一样，四中领导班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瘫痪了，而他们“牛鬼蛇神”的经历也从此开始。
在那场是非颠倒的政治运动中，人们信奉的逻辑是：凡是当权者，肯定就有问题，不是黑帮分子，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按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逻辑，在全国存在着一个与他对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集团。既然上有司令部，下边就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司令部；既然上有黑帮集团，下面就肯定会有黑人、黑组织、黑点、黑影。运动之火既然烧起来了，就先按你是有问题的人揭批你，至于你到底有多大问题，那是以后的事。
而在四中，这种逻辑推理更是别出心裁：北京有个“三家村”，那四中就一定有个“四家店”。北京市委已经“烂”了，与北京市委有着密切关系的北京四中就一定有“彭真黑线”上的黑帮分子。因为是原北京市委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给四中领导班子下的“没有问题”的结论，按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四中领导必然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运动一开始，四中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向以杨滨为首的四中领导班子发起了猛然的冲击。而且首先是从学校党支部开始的。
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见报之后，校园内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如挡不住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但多是“炮轰”“火烧”之类的，主要是指责校领导在运动到来之际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是运动初期社会各单位的普遍现象。学生对学校领导层的问题毕竟知之甚少，大字报也揭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学生的大字报却起到了造声势的作用，真正能把运动引向深入的还是学校的教职工，特别是党员教职工。当时，人们的逻辑推理是，党中央号召群众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而北京市委又确实揭露出了“黑帮集团”，那么，作为北京市委“四清”的试点单位，四中自然就有黑帮分子。用派往四中的工作组的话说，四中即使没有黑帮分子，也会有黑点、黑影、黑渣，都需要揭发出来批倒批臭。所以运动一开始，就首先是在认定四中有黑帮的前提下进行的。谁可能是黑帮分子呢？当然是学校的第一把手杨滨，因为“四清”时她就是工作组成员。
6月3日晚，在刘铁岭的主持下，学校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沿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思路，开始了对学校问题的揭发。当晚，杨滨外出开会，没在现场。这使党员们打消了顾虑，背对背地向自己的书记展开了猛烈的炮轰。问题一一指向了杨滨与北京市委的关系。戴着有色眼镜，一切本来很平常的现象都成了疑点，成了线索，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越说越像，越揭发线头越多，杨滨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基层的党和行政的领导者变成了“黑帮分子”的重大嫌疑对象。
四中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四个主要负责人，除杨滨和刘铁岭外，还有两位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他们都是党支部委员。党政合一，在一起研究工作的时间自然要多一些。这就为他们被指认为“四家店”具备了最好的条件。偏偏在6月3日晚上的党员大会结束后，其他党员都拖着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身体休息去了，他们四人却留在会议室内，继续商量了一阵子。这如果发生在平时，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但在运动方兴未艾的关口，就被认定为“四家店”的“黑会”，以此为起点，拉开了深挖猛批四中“四家店”黑组织的序幕。
到底四中有没有“四家店”这样一个“黑帮”组织？这四名校领导究竟是不是旧北京市委“黑帮集团”安插在四中的走卒？这样的问题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即使是在当时，如果没有文革运动，也肯定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在文革的发起阶段，整个运动已被运动的发起者定了调子，出于对领袖“英明、正确”的迷信，出于对这个并不存在的黑帮集团的义愤，也出于对在运动中自保的考虑，几乎是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认定这家“黑店”是存在的。所以，在挖这个“黑店”的战斗中，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扮演了斗士的角色，下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
从一开始，我就参加了四中专案组的工作，我负责的对象就是老校长杨滨，我们的第一个战役就是要挖出杨滨与她三位同事的黑组织关系。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个别审问，面对面，背靠背，弯腰低头，挂牌子，坐飞机，“革命小将”们把造反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希望能挖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小集团”，以显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可谓用心良苦，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原本就没有的东西即使一时被吹成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却终究是要破灭的。所谓的四中“四家店”在经过了沸沸扬扬的短暂热潮之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我相信，“四家店”的悲剧在当时不会是绝无仅有的。所有单位的当权派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种被怀疑、被审查、被批斗的时期。我在当时曾有过一种不敢对别人诉说的感觉：一时间，全国各地忽然涌出了数不清的黑帮集团、黑帮分子，整个国家由一片光明转瞬间成了一个黑窝。我们的国家十七年来到底在干什么？！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组建“黑社会”？！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到哪里去了？！这种念头使我心惊肉跳，于是连忙“斗私批修”，用“三忠于、四无限”鞭挞自己，及时制止住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命令自己的思想回归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

三、开武斗恶劣先例的8.19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
1966年8月19日晚上，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与北京新团市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其声势之大、批斗人员之多、影响之广，在文革的初始阶段是少见的。特别是这次大会是在“八一八”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的第二天举行的，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号召“要武嘛”的形象深入人心，对我们的大会起到了极大的刺激和引导作用。
四、六、八中和团市委为什么要共同发起这样一次大会呢？这起因于文革前夕三所中学的“四清”运动。
1964年底到1965年，四中、六中、八中先后在北京市委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通常说的“四清”运动。进驻北京四中的工作组是由市教委牵头，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为主要负责人，工作组成员由市教育局、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工作组对四中做出了“学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班子，四中没有四不清的问题”的结论。六中、八中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文革风暴到来，由于三所学校的“四清”运动是北京市委领导进行的，主要负责人张文松既是市委领导成员之一，又与彭真有着特殊的关系，（张文松与彭真夫人是同胞姐弟）所以，四清运动的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推翻。文革初期，是以批判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开始的。顺理成章，张文松以及参加过四、六、八中“四清”运动的干部自然也就成了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就是“8.19”批斗大会的历史背景。
大会由三所学校以及团市委、市教育局等有关单位分别指派人参加筹备。四中的代表是张小刚和我，八中的代表是陈晓鲁（陈毅之子），六中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派代表参加了筹划。筹备会确定了每校有一名代表发言，所有发起单位全体师生参加，除张文松外，凡是与三校“四清”有关的当权派和各校运动挖出的“牛鬼蛇神”一律陪斗。大会地点确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
8月19日晚上，批斗大会如期举行。中央文革中学组派代表和新团市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王庆汉、于崇浩出席大会，在主席台就座。整个大厅座无虚席，三所学校和团市委、市教育局干部把音乐堂挤得满满当当，还有26中、师大女附中、101中、师大二附中等校代表到场助威。大会未开始前，由三校的红卫兵把坐在囚车里的市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市教育局长李晨、原团市委书记汪家璆、市教育局原局长孙国梁、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温寒江、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押到会场，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每个人的身上。大厅里，口号震天动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这些人被押上舞台，每人背后站着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黑帮”们面对观众低头弯腰，做“喷气式”，几乎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这还不算完，观众席里，忽然传出整齐一致的呼喊：“跪下！跪下！”站在被批斗者背后的红卫兵的脚使劲向前面的人膝弯处踢去，只听“扑通、扑通”的声音震得舞台都有些颤动，台上忽拉拉跪下了一大片人。那个场面真可称得上惊心动魄。
大会由四中张小刚主持，每个学校的代表先后发言，我代表四中发言，其主要内容就是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四中是走资派当道，“牛鬼蛇神”横行，“四清”的结论是错误的，并引证了康生的批示：“四、六、八中问题的根子在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委！”然后做出结论：北京市委在四中搞黑“四清”的目的，就是要在四中复辟资本主义。同样搞过“四清”运动的顺义县李遂公社的代表也上台发了言。
大会进行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精心准备的发言起到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无人敢于制止，台下则齐声叫好。此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由于大会的组织者、主持者对这种明显违背政策的举动听之任之，甚至是鼓励怂恿，所以，红卫兵的武斗举动也逐步升级。有的红卫兵甚至手拿照相机，专拍被批斗者的各种狼狈姿态。他们示意台上的红卫兵把脚踩在被批斗者的身上，手持红卫兵的旗子，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拍照留念。美其名曰“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李晨的脑袋被打得头破血流，押送他的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就又押回前台跪下。杨滨事后告诉我，她心脏不好，虽然事先服了药，但还是被这场面吓得胆战心惊，加上年纪大了，到大会后半段，她已感到难以支持。押解她的红卫兵于心不忍，偷偷把挂在她胸前在大牌子拿下来，放在她身体的前面，让她把牌子权当一个拐杖拄在地上，以减轻她的重负。老校长向我叙述这一情节时，眼睛里泪光闪闪，对那个红卫兵充满了感激之情。而我当时却感到全身发冷，批斗大会那惨不忍睹的一幕使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极大的动摇。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大会开得是成功的，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威风”还是否站得住脚？
事隔三十多年后，有一次无意间在公交车上与原市教育局老局长李晨相遇，他也是四中“四清”时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我看到的李晨已是满头白发，从市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没能认出我，而我想起了对他的批判，想起了中山公园的批斗会，想起了他被打得鲜血直流的场面，实在无颜面对这些老干部，只能目送着他和老伴下车而去。
“8.19”批斗会的影响是恶劣的。首先，它是由新的团市委牵头发起，中央文革支持的大会，大会本身就有着号召和引导作用，给以后大大小小的批斗做了一次很恶劣的示范表演。其次，它开了批斗会武斗的先河。后来的批斗会，“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完全失去了约束力，批斗者可以任意打人，以各种非人道的方式摧残人的身体，甚至以此为乐。这使那些在文革中无端受屈的人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折磨。第三，这次大会也为随意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颠倒黑白的批判带了一个坏头。
这次大会是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计数的批斗会的一个缩影。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开这样的会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反思文革，当然不是想追究哪个具体人的责任。只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我在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问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当时连做人的良知都近乎消失了？！

四、我当过“牛鬼蛇神”劳改队的队长
如果我告诉熟悉我的人，我在文革中曾当过劳改队长——主宰“牛鬼蛇神”命运的头儿，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牛鬼蛇神”是唐朝杜牧在《李贺诗序》里比喻李贺的诗写得奇特而有浪漫气息使用的一个词。不知从何时起，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比喻形形色色坏人的专用名词。文革初期，《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黑色的大号铅字，个个显得狰狞恐怖。以后发展成为开批斗会时大家必高喊的一句革命口号。文革是以整人为特色的，文革这场大的政治运动包含了一个接一个的小运动，每一次小运动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这些运动挨整的人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列入“横扫”之列。既然要“整”他们，当然有必要先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过一种不同于普通革命群众的日子，于是，各个单位就先后出现了劳改队，出现了安置劳改队的场所。这曾是文革特有的一景——遍布全国的“牛鬼蛇神集中营”。我就曾任文革初期北京四中劳改队的管理者。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这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我这段特殊的经历。
老北京四中校园的西南角，曾有一座废弃不用的小食堂。小食堂后面是厨房，前面是饭厅，阴暗潮湿，窄小憋闷，文革开始时已荒废很久。从1966年8月4日到9月底，这里就成了关押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聚集地。我被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指定为劳改队的负责人之一。后来，我的另一位伙伴张小刚（后参军，在部队施工中死于事故）被调去四中红卫兵总部另有任用，实际上我成了唯一的负责人。
四中劳改队的建立缘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四中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四”武斗。当时，学校的当权派虽一个不漏地被师生员工揪出来示众，并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但还处于分散状态，被分别软禁在宿舍或办公室反省。像校长杨滨这个四中的一号人物是被关在教研室小院靠东头一间小屋内。公平地说，被选为文革领导者的学生们政策观念还是较强的。为了保护老校长的人身安全，防止她自杀，我们指派女教师两人一班，日夜看守，以免出现意外。但是到了8月4日，情况突变。一件临时发生的事让人猝不及防，被动做出了对“牛鬼蛇神”集中关押的决定。
1966年8月初，北京红卫兵已从校园杀向社会。北京城就像一个火药桶，而且到处布满了导火索，一点儿小火星都有可能酿成通天大火。8月4日这天是星期日，有几名四中学生在王府井附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被视为反动学生、已被同学批斗过的高一男生臂上竟然戴着红袖标冒充红卫兵“招摇撞骗”，这激起了这些学生的义愤，当场把他揪回了学校。一个“反动学生”竟公然以红卫兵自居，在当时无疑是“狗崽子要翻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被“造反有理”的口号搅动得近乎狂热的人们一致要求开大会批斗这个倒霉的学生。教研室小院里，群情激愤，势不可挡。新上任的文革委员会主任、我的同班同学孔丹（即后来的西城纠察队负责人之一）走上了讲台，首先领大家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我至今仍很佩服孔丹表现出来的这种政策眼光和气魄。
可惜，任何人也难以阻止悲剧的发生。有一部分学生已把杨滨拉出来，给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挂上事先就准备好的大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在四中那块有名的操场上游街示众。这一来，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锁反应，几名当权派一个接一个地被揪出来，不仅挂牌，而且还拿来了锣鼓，强迫这些人自己敲打着游行。被拉进游街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当权派，又拉进了部分教师，后来一些有问题的学生也被拉了进去，人数多达23人，形势已失去了控制。
我们文革会的几名工作人员见势不妙，不得不走向前去，一人一个地抓住（半是搀扶着）挨斗者，尽量预防出现大的伤害。这时操场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低年级学生，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名学生竟喊出：“活该！你们也有今天哪！”这样的话。少数人的拳脚像雨点般地落在被斗者的身上，也无可避免地落在我们这些搀扶者的身上，很快地，杨滨的花白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的血水夹着汗水裹着泪水洒落在古老的四中土地上。这场闹剧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才在胜利的欢笑中收场。
收了场还不算完，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那些血泪未干的游街者对着麦克风谈感想，感谢革命师生对自己的“教育”。全校师生现场收听。我在现场的感觉是：全身冰冷，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我却不敢对别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把这种念头看作是自己革命造反精神不强的表现。我查阅了当天写的日记，在事后召开的被游街、遭打骂的人的座谈会上，我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应该把群众的打骂当成清醒自己头脑的镇定剂，低头认罪，彻底投降，别走绝路，重新做人！”现在再看这段文字，显得是那样冷酷，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之心。政治斗争把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变得冷血，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想经历过这一幕的四中师生们，只要良知未泯，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面的。它是四中的耻辱。仅从这场武斗来看，这场纯粹是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毁灭文化的运动实在没有什么资格叫“文化大革命”，它没有文化，只有血腥和破坏，它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批斗、游街是暂时结束了，这么一大群人怎么办？总不能再让他们各回各家，因为他们已被危险包围，人身安全已没有保障。红了眼的“革命小将”们可以随时第二次、第三次游斗他们。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且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群众随时批判，又有利于这些人的安全。于是，“牛鬼蛇神”们从此开始了一段监狱般的生活。四中劳改队，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
说是劳改，其实开始时并没有劳动，而是集中在一起学习、写检查，互相揭发，随时接受群众的批判。文革委员会的头头们有一个主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对这些人进行人身保护，特别是不能出现大的伤亡事件，尤其不能出现自杀。这倒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所以，从劳改队成立的第一天，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武斗结束后，马上把一些民愤不大、问题较轻的人（主要是教师）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研组继续参加运动；二是找来一批低年级的红卫兵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的人进入。这表面看起来是监禁，但实际的作用却是把这些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免得再遭起哄的人打骂。
摊上这样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我虽然心里很不乐意，但却也深知身上的责任重大。尽管他们已是“牛鬼蛇神”，但哪一个出现伤亡，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也无法交待。所以，从接手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我睡在学校，日夜守护着自己的看守对象，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随着与他们的“亲密”接触，日久生情，人本性中同情弱者的本能逐渐占据了上风，我开始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加大了对他们的保护力度。以杨滨为例，她是“牛鬼蛇神”中年龄最大的，也是身体最差的。我经常担心她会撑不到运动后期。所以，我私下再三劝告她，千万别做傻事，别走自绝的路。老太太虽向我做了绝不自杀的保证，但我还是不放心，于是采取了一个笨办法：每天天黑学校人少了的时候，我就把她从劳改队接出来，亲自送到公共汽车站，看到她上了车，我再返回。第二天早晨，又按约定的时间，到车站把她接回学校。就这样，一天不拉地坚持着。有一天早晨，我因为什么事脱不开身，忘了去车站接人。老太太竟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不敢动身，直到她从外面打电话找到我，我才小跑着到车站，见到她急得满脸汗水，望眼欲穿，就差哭出来了。我问她为什么会急成这般模样？她说，怕迟到了革命小将对她采取“革命”措施。
可惜，我个人的保护作用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我无力阻止那日益汹涌、狂热的造反势头。随着红卫兵杀向社会，几乎每天都有被抓进来的新“牛鬼蛇神”，我不了解这些人的底细，也不知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而红卫兵小将们却已用手中的皮带说话。对抓到的人，一般的打骂已不解气，剃阴阳头，唱认罪歌，戴高帽，挂几十斤重的大铁牌，手足并用，棍棒齐飞，经常是，一个完整的人进去，出来时已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仅我个人亲眼目睹，死在四中小食堂里的人已有好几个。打人者，不仅有四中的学生，还有大批来自外校的红卫兵。他们把打人当成一种乐趣，根本不问青红皂白。
四中的“劳改队员”们自然跟着挨了不少拳脚。小食堂原来只是狭窄、阴暗，后来又加上阴森恐怖，墙上不知是谁用人血写上了“红色恐怖万岁！”那字血淋淋的，令人不寒而栗。每天晚间，从这里传出的是一阵阵鬼哭狼嚎般的叫声，这叫声在古老的校园中扩散，不要说是有问题的人，就是我们这些“革”别人“命”的人，也感到心惊胆战。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别的“牛鬼蛇神”我管不了，也管不着，但我管的这些人不能跟着这些人瞎掺合，出了问题算谁的？于是我向文革委提出，应内外有别，最好把学校管的这部分人找个地方另行看管。我的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四中劳改队移到校办工厂的仓库，并根据劳改队员自己的建议，每天半天学习，半天在工厂劳动。我的看管对象们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我负责的这些“牛鬼蛇神”，其成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校原来的当权派；一类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工；第三类是少数有“现行问题”的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二十多个，解散前减少至五、六个人。我采取的办法是过一段时间就解放一两个，反正红卫兵的注意力已不在这些人身上，用他们的话说，这些人已是“死老虎”。他们正急于到社会上大破“四旧”，抄家、烧书、改名、抓人。趁此机会，解放一个就减少一分责任、一分负担。我尽力使面前这群人过一种接近普通人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地找他们谈话，名为审问，实为聊天。我怕老校长经不起干活的劳累，于是找她频频谈话让她有较多的休息时间。这些曾教导过我，培养了我，给我灌输知识的老师、老领导们，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大串联开始后，全校师生几乎走了三分之二。他们很怕我也会跑出去，再三央求我千万别把他们扔下不管。惭愧的是，我后来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批判，还是离开北京“串联“去了。他们的预感真的成了现实，接管我的工作的红卫兵不像我这样心慈手软，换上了一套非常不近人情的管理模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即使是我们采取了尽可能的保护措施，但大的形势是“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所以，在我管理下的这些人，那段日子仍充满苦难。男性，一律剃了光头——需要说明的是，光头不是红卫兵剃的，而是他们自知难逃厄运，自己去理发馆剃的。红卫兵写了很多标有各种坏人名称的牌子，让他们自己去选戴。他们一人一个对号入座。他们成了“革命小将”随意欺侮的对象。有的向他们“借”手表，有的向他们“借”自行车。名曰“借”，实则是强取豪夺，只“借”不还。西城纠察队刚成立时，他们还要经常去给红卫兵打扫卫生，收拾屋子。不分年龄大小，不管身体好坏，每天都要光着头，戴着牌子，挥汗如雨，在钳工台上干着重体力的劳动。这还不算，每天出工前，下工后，还要列队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高声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心灵上的摧残大大超过体力上的劳累。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革命小将们的创造，让“牛鬼蛇神”们每天必须唱侮辱自己的歌曲。那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编词、谱曲的过程我不了解。“八四”武斗后的一天，我刚踏入小食堂的门口，就听见了里面传出的像狼嚎一样的“我是牛鬼蛇神”的歌声。进去以后，看到的是，学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一本正经地拿着一根小木棍，墙上挂着一张写有歌词的纸。下面“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随着指挥，老师唱一句，他们学一句。老师不时提醒着“学生”，要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吐字要清楚，音调要正确。我看着一张张学唱者的脸，那神情近乎麻木，居然还有人打着节拍，摇头晃脑，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态。仿佛那歌词不是在侮辱自己，而是在谩骂别人，而自己仅是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个欣赏者。周围站满了幸灾乐祸的人群。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悲哀。我当然不能上前阻止，只能作壁上观。
学得最快的是学校的第二把手——刘副校长。他平时就擅长歌唱，文革前，经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大家高歌一曲。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他自告奋勇为大家示范唱了一遍，那歌声抑扬顿挫，宏亮而有节奏感。我猜刘校长当时肯定是带着真诚的认罪心情去唱的。他承认自己对人民真的有罪，所以才可能唱得那么让人心动。成绩最不好，而且始终未达标的是老校长杨滨，她大概天生就五音不全，唱来唱去总跑调儿，不太像是唱歌，倒像是老和尚念经。我当时想，她是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老革命，真想象不出当年抗大校歌她是怎么唱的？
从这一天开始，唱《我是牛鬼蛇神》这首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名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命令唱这首歌，借此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举提出过异议，仿佛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事。至今，有时我一闭上眼，面前就浮现出他们学唱这首歌时的神态，耳边就会响起那像哭一样的歌声。我认为，历史应该记下这沉重的一幕。当抒发人们美好情感的音乐也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时，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的藏身之地吗？我不知中国的聂耳、外国的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们在天之灵在听到他们为其奋斗一生的音乐竟曾有过这种声音时，会作何感想？！
“牛鬼蛇神”们的厄运并未到此止步。就在我们迁至校办厂仓库不久，革命小将们又想出来了新花样。他们张贴大字报，提出要扣减“牛鬼蛇神”的工资，理由是决不允许他们再喝人民的血。这一倡议自然又获得了一片喝彩声。文革委命令校财务科，不能按原工资数额发放。至于每人实发多少，让我们看着办。说实在的，我很厌恶这种落井下石的举动：每个人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扣减工资的依据是什么？一个人有罪，总不能不给他的家属一口饭吃，共产党员的政策是这样的吗？我找搭档张小刚商量，一点儿不减当然不行，既然文革委授权给我们，那就来个明减暗不减。于是我们找当事人一一了解、商量，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个扣减工资数额的名单。原则是：“民愤”大的，家庭条件好的多减；“民愤”小的，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少减，甚至不减。我们俩心中有数。革命群众提出革命倡议不能硬顶，但具体如何操作，并没有人去认真核查。究竟怎么办，可大可小，全在我们一张嘴，一双手。于是，我们对财务科做出明确交待：扣除的钱要保管好，不能挪用，运动后期，再按有关正式文件处理。我们这一举动，获得了“牛鬼蛇神”们发自内心的感激。有人全家就指望着工资过日子，如果真把钱扣得所剩无几，那家属就只有扎起脖子上吊的份儿了。当然，没过多久，这些钱就如数退还给了它的主人。所以，可以说，这项“造反”倡议没有给看管对象造成太大的影响。
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卫兵破四旧的风潮很快波及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所在的街道，他们家属、子女所在的单位，纷纷向他们发出通告，勒令他们限期把家里的“四旧”交出，有的单位则迫不及待地抄了他们的家，弄得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暂时没有被抄的则整日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与其等着挨抄，不如主动请抄，而且最好是请本单位的红卫兵去抄。
那几天，我和张小刚忙得不可开交。“牛鬼蛇神”们排着队要求找我们谈话。一是请我们赶快派人去抄他们的家，把一切属于“四旧”的东西拿走；二是报告自己家中尚保存的金银珠宝，争取一个主动交待的名声。我们那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我们俩也是红卫兵，也大喊着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也肯定这样做是革命行动，但究竟什么算是“四旧”，根本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更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完全凭的是红卫兵的一张嘴。当时很多人的家就被不同单位的红卫兵多次抄过。
我的那些看管对象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四中红卫兵出了面，就可免遭更大的横祸。可是，我们作为四中的单位代表，作为这些有问题的人的临时领导，总要有个态度，怎么办才能两全齐美呢？我与张小刚颇费了一番脑子。最后，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即，第一，对“牛鬼蛇神”们讲明当前的形势，让他们有各种思想准备，对家中保存的明显属于四旧的东西，例如金银财宝，古玩古书、字画，带有黄色内容的图书、报刊、照片，要采取主动态度交出，交出时要尽量索要收条。第二，凡强烈要求四中出面去抄家的，让请求人教过的班上红卫兵派人去简单地抄一下，走走形式，然后贴出通告，表明此家已被抄过，破完了“四旧”。这当然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实际执行起来，效果并不理想，多数人并没有逃脱被洗劫的命运。我后来只能这样自我安慰：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不过有两个人破“四旧“的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这两个人都是学校的当权派。一位学校主要领导者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他在解放初期就曾领导学校学生与资本家父母做过斗争。虽经历次多次政治运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的老爹还是为自己留下了很丰厚的家底。这位校领导回家后反复给老父亲做工作，让他丢掉幻想，主动交出来。老父经不住这多重的压力，终于含泪把密藏的几个金元宝从马桶厢里取了出来。这位校领导原封不动地拿回学校，交到了我的手中。说真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金灿灿的元宝。但是，我却不敢替他负保存之责，也不敢把它交给四中的红卫兵总部。因为我知道，如果上交红卫兵，很有可能这东西就再也回不来了。那时，红卫兵抄家获得的金银珠宝真是数不胜数，就随便地扔在一间小屋内，连个简单的登记都没有，将来肯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如果经我手把如此贵重的财物丢失，我将无法交待，也无法面对我自己的良心。所以，我把金元宝又退还给了他，让他自己妥为保存，但如外人问起，可以说此事已向单位如实报告过。我不知后来这些金元宝是如何处理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有多高的觉悟，归根到底，我是怕承担不起责任。
第二个人也是一位副校长，他是一名老学究式的人物。平时就喜欢舞文弄墨，家中藏有大量古装书籍。我估计他会因此而遭殃，所以提前对他打了招呼，让他抓紧时间赶快处理。可是，藏书量太大，如何处理呢？总不能在自己家里一把火烧掉吧，再说我估计他也舍不得。那几天，老先生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找个喜好古籍的知音，白送给人家。我是个爱书之人，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前两天，图书馆烧所谓四旧书时，我还趁人不备，偷偷留下了一本。对烧书之举，打心眼儿里不赞成。所以，我是从内心里为他着急。后来，不知听谁说，全市的图书馆都在收集古籍。这启发了我：国家的图书馆总不至于烧书。只要能把书保存下来就好办了。于是，给老先生提了个建议，让他赶紧到附近图书馆联系一下。后来，他告诉我，他真的这样做了，所有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图书馆。家里除《毛泽东选集》外，什么其他的书都没有了。我为他高兴，也为那些书高兴。不管将来书落何处，总比化成纸浆、烧成纸灰好得多。一个终身与书为伴，视书为生命的人，最后竟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无片纸，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把一切“文化”都“革”光了。
到9月份，造反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教师们的处境也变得难以自保。“牛鬼蛇神”们自然更是危机四伏。我与张小刚除劳改队外，还奉命管理全校教职员工。我们两人商量，想个什么办法躲避一时。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从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周总理在讲话中号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本着这个精神，我们决定组织大家下乡劳动，到郊区农村去，暂时离开那些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任意胡为的“小将”们。
从9月18日到9月29日，我们组织全校教职员工，还有劳改队的全体人员到北京顺义县板桥公社西匠营大队劳动了十一天。“牛鬼蛇神”们在这里终于享受了几天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和我们大家一样干农活，一样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一起吃忆苦饭，一起唱革命歌曲，一起学《毛主席语录》。他们的脸上暂时露出了正常人的笑容。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在进村的第二天晚上，大队召开“四类分子”的训话会，劳改队也列席旁听了。训话会是在村里的小学教室开的。村里不通电，教室点起了一盏马灯，村里的“四类分子”坐在后排，我们的“牛鬼蛇神”们列队站在前面，讲台上坐着大队治保主任，警告台下的人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广大贫下中农就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马灯微弱的火苗跳动着，照着台下一张张木刻一样的脸，我从前面往后望去，在灯光的映衬下，“四类分子”的脸真有点像地狱里的小鬼，阴森可怕。这一幕至今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是的，这只是我的视觉印象。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又何曾被当成人看待呢？要不为什么叫他们“牛鬼蛇神”呢？
农村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的洪流已波及到此，但毕竟不同于城市。在城市饱受人身摧残的劳改队员们在这里得到了当地农民友好的接待和对他们人格的尊重。老校长杨滨告诉我，尽管房东早已知道她现在的身份，但当她抱着行李进入房东家时，房东老大娘笑着对她说的话却是：“快炕上坐，到这里就算到家了！”就这一句话，就让老校长热泪盈眶。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带领我们劳动的一位村干部在总结劳改队员的劳动表现时，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些‘牛鬼蛇神’同志们干起活来真是十个头儿的！（大概是干劲十足的意思）”把“牛鬼蛇神”称为“同志”，至少我是不敢的。
农民善良天性的自然流露对于我是很强烈的触动。尽管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们身上却始终保存着那种与人为善、善待他人的本性。即使明知面对的是一个“坏人”，却不忘他也是一个“人”，要把他当成一个与你我一样的人来对待。与我们这些有文化、有修养的城里人比起来，他们似乎更显得高大。尽管我们比他们有知识，有文明，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目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互相仇视甚至互相摧残的方向演变。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庭分裂，派性替代了友情、亲情，从迫害人、打击人那里获得成就感，这些表现在文革中真是屡见不鲜。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我们正在狂热地追求着的目标，包括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疑惑，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中。不讲政治上的是与非，但我相信善恶有报，古今中外，一切虐待狂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些，我已经没有了当初“造反”时那种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劲头了。
农村劳动结束了。我们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返回城里，北京越来越近，歌声却越来越低。四中在望了，劳动大军却一片寂静，因为他们知道，返回校园，等待他们的将是新的灾难。
回校后，文革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们这些红卫兵、文革委的人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由批判者变成了被批者，原来恨不得把我们捧上天的人，现在变了另一副脸色。我们想不通，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10月13日，我自动辞职，不告而别，到外地串联去了。从而，也结束了两个月之久的“劳改队长”生涯。
每当回顾这段经历，我常常为由于自己的软弱、自私、幼稚给那些“牛鬼蛇神”同志们造成的不幸感到愧疚和难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虽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他们都是好人。“牛鬼蛇神”的帽子戴在他们谁的头上也属错案。
教过我历史课的老师徐建竹先生曾是劳改队的成员。他的一位学生在听徐老师对他讲述了劳改队的经历后，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当时我对徐老师的保护，信中竟称赞我有“侠肝义胆”，这真使我羞愧万分。如果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冷酷无情、那样不择手段的话，那完全不是什么“侠肝义胆”，更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而是更多地从自身的得失考虑，顶多是秉性纯厚，天良未泯罢了。文化大革命使许多原本性格纯朴、正直忠厚的人扭曲了灵魂，变成了丢失了人的本性的人。这是最可怕的。我认为这也是文革这场浩劫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庆幸的是，自己还没有滑落到那个地步，头脑中还时有理性在闪光。这应该归功于文革前我从学校、家庭、社会接受的教育。从这一点上说，文革否定十七年的教育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
文革中的劳改队，是践踏人权、摧残生命的集中表现，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对法制的漠视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

《记忆》第五十二期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tuffy05

商榷与补正
——关于刘东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

王行国

刘东是北京四中66级高三（5）班的学生，是活跃在文革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四中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够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写出四中文革的历史。他下大工夫撰写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以下简称刘文，载《记忆》2010年6月30日总5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以批判的态度记录以往，反省自己，刘文不仅是重要的史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请看下面的文字——

批斗大会那惨不忍睹的一幕使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极大的动摇。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大会开得是成功的，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威风”，还是否站得住脚？
“8.19”批斗会的影响是恶劣的。它本身就有着号召和引导作用，给以后大大小小的批斗做了一次很恶劣的示范表演。它开了批斗会武斗的先河。批斗者可以任意打人，以各种非人道的方式摧残人的身体，甚至以此为乐。这次大会也为随意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颠倒黑白的批判带了一个坏头。
现在，我们反思文革，我在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问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当时连做人的良知都近乎消失了？！
四中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四”武斗，我在现场的感觉是：全身冰冷，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我却不敢对别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把这种念头看作是自己革命造反精神不强的表现。我查阅了当天写的日记，在事后召开的被游街、遭打骂的人的座谈会上，我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应该把群众的打骂当成清醒自己头脑的镇定剂，低头认罪，彻底投降，别走绝路，重新做人！”现在再看这段文字，显得是那样冷酷，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之心。政治斗争把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变得冷血，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我们正在狂热地追求着的目标，包括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疑惑，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中。不讲政治上的是与非，但我相信善恶有报，古今中外，一切虐待狂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些，我已经没有了当初“造反”时那种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劲头了。
每当回顾这段经历，我常常为由于自己的软弱、自私、幼稚给那些“牛鬼蛇神”同志们造成的不幸感到愧疚和难过。

当年文革的疯狂，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不时还能听到当年受难者微弱的呻吟，但绝少看到当年参与造难者的忏悔。某些毕业于四中，现居高位的整人英雄，最忌讳的就是回首文革，最反感的就是受难者“还记得那些事”。在此语境下，年近花甲的刘东对自己当年思想行为的剖析和反省，更显得难能可贵。
刘东在文革中“曾当过四中的劳改队长——主宰‘牛鬼蛇神’命运的头儿”。刘文大部分写的是这方面内容。由于时间的久远，人的记忆难免有缺失和舛误。而所处地位与视角的不同，也会在认识上造成差异。
我在四中土生土长30年，了解的人和事多一点。我是劳改队里的“老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身为“牛鬼蛇神“也偷偷记下了当年的一些琐事。在这里我愿对刘文中的个别措辞提出商榷，并根据当年的日记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以澄清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值得商榷的语言表述
1、刘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负责的这些‘牛鬼蛇神’，其成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校原来的当权派；一类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工；第三类是少数有‘现行问题’的学生。”在某些人前面加上“有各种问题”这类的定语，是文革期间常见的表述。人们因为常见而习焉不察。
那么，是什么人，以什么标准把人们划分为有无历史问题的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在划分，他们奉行的标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念。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们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或改正。换言之，他们都是没有历史问题的人。显而易见，“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工”的说法是文革的说法，其后面潜藏着文革的思维方式。或许，这只是作者的一时疏忽，忘记把这句话放在引号里。
2、刘文还有一句，为了“对这些人进行人身保护，……所以，从劳改队成立的第一天，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一些民愤不大、问题较轻的人（主要是教师）解放出来……”
与上同理，这里的“民愤”、“问题”云云，同样是文革特有的表述。事实上，文革中所谓的“民愤”、“问题”也者，往往是极权体制置人于死地的借口，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佩英、王申酉、钟海源、李九莲……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被枪杀前公布的“罪状”中，哪一个不是“民愤”极大？讽刺的是，“四人帮”一旦被打倒，那些负罪在身者，无论“民愤”大小，“问题”轻重，一下子就都成了无辜受害者。

二、关于劳改队性质的补正
刘文贯以一条“红线”——劳改队对“牛鬼蛇神”始终进行保护。请看下面的表述——
“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群众随时批判，又有利于这些人的安全。于是，‘牛鬼蛇神’们从此开始了一段监狱般的生活。四中劳改队，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文革委员会的头头们有一个主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对这些人进行人身保护，……所以，从劳改队成立的第一天，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二是找来一批低年级的红卫兵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的人进入。这表面看起来是监禁，但实际的作用却是把这些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免得再遭起哄的人打骂。”

如果说，“八四武斗”之后，作为“最稳妥的办法”，把被卷进来的“这么一大群人……暂且把他们集中起来”，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话，那么以后的劳改队性质则完全改变了，刘文回避了这一根本问题，强调“监狱般”的劳改队，是为了对“牛鬼蛇神”进行保护。从而使人感到，好像四中劳改队格外恩典，成了“红色恐怖”大海中的安全岛，无边苦海中的诺亚方舟。以至那些被劳改的人“把我（刘东）当成了他们的保护神”。
如果说，建立劳改队是为了“利于这些人的安全”，那么，后来把“八四武斗”没有被卷进去的人（如周春芳、王希哲、曹家骏等）也抓进劳改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这些人在劳改队外面不安全吗？
还有，“八四武斗”被卷进去的人之中，随即有些人便被放了出去，到8月11日，抓而被放出去的便有姜春荣、赵如云、石磊、王修言、孟吉平等人；8月19日，又释放了史会仁、廖锡瑞。难道这些“已被危险包围，人身安全已没有保障”的人放出去以后就没有了危险？
显而易见，劳改队不是什么为保护人而设置的，而是“牛鬼蛇神集中营”。你是“牛鬼蛇神”，即使“八四武斗”没被卷进去，也要把你抓进劳改队；你不是“牛鬼蛇神”，即使因“八四武斗”卷进去，也会把你放出来。
实际上，劳改队的建立，正如刘文前面所说：“既然要‘整’他们，当然有必要先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过一种不同于普通革命群众的日子，于是，各个单位就先后出现了劳改队，出现了安置劳改队的场所。这曾是文革特有的一景——遍布全国的‘牛鬼蛇神集中营’”。
不难看出，这其间存在一个给“牛鬼蛇神”定性问题。对全校师生员工给予“牛鬼蛇神”定性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便掌握在组织和管理劳改队的人的手里，“全在我们的一张嘴”。对于这个关系到多少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攸关的问题，在刘文中被掩盖了。
我当年记录在日记中的以下材料说明，组织和管理劳改队的人，不仅对“牛鬼蛇神”作了定性，而且作了分类定性。
1966.8.24 星期三
被监督劳改的人分作以下几种情况：
1.半天劳动：张育达、郭玉如
2.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
3.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督：张陞、周春芳、王行国。
4.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管、挂牌：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
被监督劳动的学生有：……
（注：上述“剥夺选举权”，是剥夺公民权力的选举权。）
劳改队的存在，它的成员的筛选（前后陆续加进来和解放了许多人）确定，无异于是向全校师生宣布，这些人是当政的权力机构审定的重点批斗对象，引导群众性的整人活动。同时，红卫兵革委会又派出一批批整人的“专业人员”值班，全天候地集中地折磨圈在劳改队的这些人。
刘文忽略了红卫兵革委会这项“重大业绩”。
不知为什么，刘文要说成“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值班）的只是“低年级的”？按说，是刘东负责安排值班人员的，怎么能“忘记”高三一、高三四等高年级，也都值过班？
刘文说，值班的“实际的作用是把这些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免得再遭起哄的人打骂”。
实际上，在劳改队里，恰恰是这些值班的人在折磨“牛鬼蛇神”。他们堂堂地“代表革委会”，即“代表全校革命师生”，对监管的“牛鬼蛇神”，可以随时拷打，可以实施各种暴虐，并规则化。他们把劳改队当成是滥施淫威的权力指向，甚或是一种新颖的娱乐城，“游戏”其中。而玩的花样各不相同：用弹簧鞭把满屋子的人逐个抽打一遍的日常功课，只是其中最普及的一种；捅房檐下的马蜂窝，蛰屋子里的“牛鬼蛇神”，则玩出了新鲜……融权力暴虐和胡作非为于一体。
仅举下面一天的日记，可见一斑：

1966.8.22 星期一
这周高三一班值班，对我们一些人的监督又有突变：
1.打得多。随处打，随时打，监管人×××等手执皮带和弹簧鞭，不间断地在人的周围转，声称“我认识你们，这家伙可不认识你们”，“在我们学校对你们宽大多了”……
挨到我身上的有：转圈对每个人打了一遍，嚎歌头低得不够挨打，看书头低得不够挨打，嚎歌报“衔”不全重打，最多的还是在单独出去打水、送饭盆的时候连遭毒打。在院子里打人的人遇到别人夸他的时候更来精神，对每人就更重地打几下。
2.勒令人人剃光头。（此处从略，详见日记另文。）
3.嚎歌另加每人“独唱”，唱前每人要报“衔”，令我报的是：“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人人要弯腰低头，否则打。
4.待遇从苛。劳动不许带水，休息时间不许休息，得嚎歌，吃不完的饭不许送回，限制抽烟，收去了火柴，抽烟时不许同时读书报。
5.要求从严。一句话不许说，读书写字要直腰挺胸端坐。问话必须齐声回答，有未应声的连打。上厕所有人围打。
我从星期六开始，再吃不下定量的饭，所有人的饭也是越剩越多。头，一天晕晕呼呼，时时作疼，周身如在云雾中，读书纯属装门面。
这使人不禁想问一句，是谁让这些被“保护”起来的“牛鬼蛇神”惨遭折磨？是谁给了这些红卫兵对“牛鬼蛇神”人身进行专职施暴的权力和机会？

刘文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加大了对他们的保护力度。以杨滨为例，……我私下再三劝告她，千万别做傻事，别走自绝的路。……每天天黑学校人少了的时候，我就把她从劳改队接出来，亲自送到公共汽车站，看到她上了车，我再返回。第二天早晨，又按约定的时间，到车站把她接回学校。就这样，一天不拉地坚持着。”
杨滨，四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三八式老干部，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北京四大名校长之一，其级别高于教育局长。
作者对杨滨的关照确是情深意重。
问题是，劳改队里不止有一个苦难的杨滨。在当年管劳改队的刘东身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并写进了《吟啸行》的书里：

一天，两个“红卫兵”说是干革命需要“借”我的自行车。拿走以后便踪影不见。
当时我家中仅有的两人都正赶上患病，其中一人刚出院，便又有一人住了院，我正需要用车。
过了些日子我找到他们家里索车。他们恼怒地追问，是谁告诉我他们家地址的，王修言还是丛俭滋（都是他们年级的老师）。
次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一起来到学校找我算账，开口便骂：“他妈的什么老婆孩子，狗崽子死了活该！”当我说理不通，要找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不许，说：“你没这个权利，革委会是保护我们的。”说时，3人把我逼进礼堂后面背人的夹道里，一齐动手打起了我。一个按头，一个搂腰，一个抄脚，把我撩倒在地上一通乱打。卡脖子，打脑袋，撅手指头，我混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我的嘴被打破了，衣服被撕碎了，身上的伤痛一星期也没好。最后是外地串联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给调解才停下来，还得逼令我唱嚎歌请罪。
这种土匪抢劫行为为什么能在光天化日的校园里横行霸道，还不是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他们的野蛮行径，又何尝不是文革的一种“果实”。
我满肚子冤屈想找个讲理的地方诉说，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找到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真的支持了这3个流氓“红卫兵”，管劳改队的委员刘东，对我的遭遇毫无同情，反而认为这些人做的很正当，并威胁我说，不愿借车给他们“是不是还想‘回去’”（指回劳改队——当时我已被释放）。
突然，我有一种被轰坍了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这种打击比刚才挨打更加沉重，令人心碎。
刘东的形象在我头脑里顿时失去光泽，掉进污泥浊水之中。

这就是刘东对“牛鬼蛇神”的又一种“保护”。
刘文说：“我们当时连做人的良知都近乎消失了。”刘东对杨滨在极端恶劣环境下，不消失做人的良知；若能把做人的良知再用到王行国这样的普通教师身上一点点，岂不功德圆满了？

与之相似的还有一件事恰成类比。
一天，我被令在院子干活时，过来几个学生打我取乐，先是用手，以后用皮带，再用树枝，最后找来木杠，再后来让跪下挨打。他们还边打边责问“服管不服”？说“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后来，刚巧革委会委员马凯路过，见状，过来赶走了行凶的人，并斥责他们“趁火打劫”。
对此我在当日（1966.8.27.星期六）的日记中记载：“刚才挨打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反正是难免的，这时倒不免有点眼泪盈眶了。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心里却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两次同样遭受群殴，一次找到革委会，受难者受到革委会委员斥责；一次革委会委员见状主动过来解围，斥责造难者。
刘文有一句名言：事情“究竟怎么办，可大可小，全在我们一张嘴，一双手”。
是的，“牛鬼蛇神”的日子，全在他们“一张嘴，一双手”。

三、几个史实的辨正
刘文说：“即使是我们采取了尽可能的保护措施，但大的形势是‘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所以，在我管理下的这些人，那段日子仍充满苦难。男性，一律剃了光头——需要说明的是，光头不是红卫兵剃的，而是他们自知难逃厄运，自己去理发馆剃的。”
我相信，刘东绝对没有下令给“牛鬼蛇神”剃光头，光头也不是红卫兵剃的（是剃头匠剃的），但是，也没必要为了推卸责任，把这些“牛鬼蛇神”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自己去理发馆剃光头，而且有的不是光头，而是阴阳头、花头。
下面一段原始记录中有关于给“牛鬼蛇神”剃光头的情况，可见实情。

1966.8.22 星期一 （文中其他内容略）
（监管的人）2.勒令人人（到学校理发室）剃光头。先给刘铁岭、张陞剃了个阴阳头，然后令他们向大家发表“感想”。有人专门看着理发，让把别人剃成“花头”。收费从贵，每人2角（原价1角）。我、刘、黄3人全收1元。

刘文说，“当时，学校的当权派一个不漏地被师生员工揪出来示众，并隔离审查，不准回家”。
不是的。副校长康辑元不仅未受冲击，而且后来还当了红色政权革委会副主任。

刘文说：“我负责的这些‘牛鬼蛇神’，其成员……人数最多时达二十多个，解散前减少至五、六个人。“
不是的。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等人,都是“坚持到底”的。刘东后来外出串联，不管劳改队了，是否对后来的情况不很了解？

《记忆》第七十二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