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雨 张爱民 纪彭：“联动”,红卫兵中醒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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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 红卫兵中醒着的人

李卫雨 张爱民 纪彭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名词被人们所熟知。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学生贴的大字报就纷纷署上红卫兵。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是“红色贵族”。“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他们是最早得势的红卫兵，也是最早觉悟的红卫兵，还是最早完蛋的红卫兵。
　　这些干部子弟比起那些老百姓家的孩子还是要多点政治头脑。当“文化大革命”斗争不断升级，他们不久就看出“文革”是要打垮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打倒自己的父母，闹了半天自已点起的这把火是为了烧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发现再斗下去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只能组织起来自救，由于长期自命为“无产阶级接班人”他们用“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联动”的行为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被定为“反革命组织”，1967年，他们遭到中央文革的无情打击，整个组织被解散。

　　李卫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都是军队干部子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老红卫兵代表。上将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当年在首都师院附中念高一，她告诉记者，老红卫兵开始是很狂热的，心里只有毛主席。直到今天我要是听到谁说共产党不好就好像说我似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院附中（现在的首师大附中）高一的学生，那时16岁。“文革”开始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一下就起来了。当时，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人员相对比较整齐，学校在海淀这边，挨着军队大院，铁道兵、装甲兵、炮兵、总后、通讯兵、海军、空军都在一起，都离师院附中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的整体素质就比较高，教学质量也比较好。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发展特别快，干部子弟比例比较高，组织化很强。
　　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就控制学校，随即成立了保卫队，有什么紧急的情况、紧急的任务时，一说保卫队集合就能哗啦一下都动员起来。保卫队的成员以军队的干部子弟为主，这些孩子家里都是部队的，纪律性强，着装也比较整齐，一水儿的从家里拿的旧军装。

　　“八一八”，毛主席的接见是老红卫兵势力的顶峰

　　记得是8月17日晚上，学校通知我们第二天要开大会，当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活动，只是说叫保卫队去执行任务。学校派的大卡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中山公园，晚上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住下，当时的中山音乐堂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封闭的，是开放的，有顶棚但是没有墙壁，晚上我们就睡在舞台的木板地上，把原来的地毯卷起来当枕头，完全没有铺的盖的就那么睡了一夜。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冥冥中就觉得明天肯定有激动人心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人通知说，一会儿可以上天安门城楼上面，还有中央领导接见。大家激动地欢舞起来，我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职务是我们班的红卫兵组长，也不是什么领导，懵懵懂懂地听着叫我们集合，糊里糊涂地跟着大部队从西侧楼梯上了城楼。
　　一上城楼就发现我们师院附中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同学都混在了一起，各个学校的红卫兵都乱成一锅粥了，乱哄哄的没人维持秩序，海淀区好多学校的同学都互相认识，大家交叉到一起就说开了，叽叽喳喳的没完，每一个人都激动得不行，都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说是中央领导要来了，叫大家整好队伍，可是这乱局谁也收拾不好。就在这时候周总理过来了，他亲自给我们整队，总理也没个话筒，就那么大声的喊，“同学们，按学校排好队”，一遍一遍地喊。大家看总理在那里亲自指挥，也就都赶紧归队，心里都想着别叫总理累着了。观礼台上各个学校逐渐形成了方阵，围着观礼台的空间一圈，开始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一会儿，我们远远地看见一群人，从天安门城楼那边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毛主席，后面是林彪、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
　　毛主席一过来就往我们这边拐，第一个就接见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家兴奋极了，一下就沸腾了。其实，毛主席往我们这边走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排，可是主席越接近我们，我心里就越紧张，人家都是使劲往前凑，我却是有意往后让，我本想给主席让出地方，可旁边的人哗地往前拥。我旁边就是上将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她就比较胆大，一步就跨上来，挤到前面挽着主席的胳膊，拉着主席的手，所以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就是她紧挨着毛主席，我就在她后侧的旁边。周总理、林彪都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记者一阵照相，我们就一阵欢呼。照完相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去一个一个接见后面的红卫兵队伍，握手都握不过来了，改成招手，后来的秩序就越来越差，观礼台上又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我们是头一个被接见的学校，队伍比较整，服装也整齐，最后各大媒体都用的是我们的这张照片，《人民日报》也用的是毛主席和我们的合影。到中午左右就有大卡车把我们接回去了，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我们师院附中的同学，军队干部子弟比较多，从小受的就是正面教育、爱革命、爱党，对于毛主席更是无限崇拜。“八一八”这次接见红卫兵，实际上就是老红卫兵势力的高潮。虽说这时候老红卫兵是最辉煌的时候，可是实际上还是一个被利用的角色。小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也跟着父亲上过天安门，但是总觉得是沾了父母的光，这一回是凭自己上去的，我自己成了一个能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了，心里就特激动。现在回想毛主席为什么8次接见红卫兵？他就是叫这些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火传遍各地，要不然地方上怎么发动“文革”啊！
　　1966年10月之后，父亲被打到了。我自己脑子就懵了，父亲这么热爱党和毛主席，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成了被专政对象了？在此之后我们学校里的“四三派”、“四四派”就得了势，开始反攻我们老红卫兵，攻击我们，还打我们。当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学校也不上课，军训也结束了，我自己在家待着才开始思索。

　　我们参与抄家也遭遇被抄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好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安排，比如组织我们去抄家就是上面的安排。我就参与了一次抄家，那个地址是派出所提供的，来去都有卡车接送。没有组织安排，我们一群学生怎么知道谁家是反革命？谁家是走资派？谁是“地富反坏右”？所以都是有人指示我们。
　　记得是8月或9月的一天，上面说安排我们学校去这几家抄家，然后大卡车就来了，保卫队集合，抄家去！我们就一窝蜂上车去了。我糊里糊涂地被拉到一个地方就开始抄家。那一家人原先是国民党军官。现在就记得去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小胡同，好像是南城，有人指示我们就是这家！我们就冲进去了。
　　我和几个同学到了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个老相册，就开始翻看相册，看到相册里照片都是旧社会的，有国民党的军官照，还有穿长袍马褂的照片，一看这家人当初就是有钱人，照片很精美，我们几个特新鲜，都看出了神。在照片里这家人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个解放军，好像是南京一个空军部队，我们就义愤填膺，说这样的反动家庭还能当兵？这不是危险么？
　　我们去抄家的时候，家里只有老太太在，我们一组几个人就一直在看这些旧照片，从前没见过这些东西，赶紧看看新鲜，所以就看了好长时间。看着看着就有人叫我们走，所以也没有去抄什么东西。当然有的同学在抄，后来我还看见几个初中同学打了那个老太太。有人抄到了一些珠宝首饰什么的。走的时候，又有大卡车把我们接走。1983年前后，落实政策的时候要我协同调查“文革”的事情，在派出所我见到了那家人的二儿子。他告诉我，在我们走后，他母亲吃安眠药自杀了。
　　不过，我抄别人家，也免不了自己被抄家。1966年的国庆节父亲还上了天安门城楼，可刚过完国庆节就倒霉了，这时候总后的造反派就老来家里，把父亲拉去批斗。当时家里的公务员、秘书、司机、厨师都走了，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四个人在家，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经常是突然总后的造反派就来砸门，不赶紧开门，他们真能把门砸坏了。我弟弟那时上小学6年级，他就从楼上一步几个台阶地往下跳，给他们开门。门一开呼噜一堆人就冲进来，“李聚奎呢！跟我们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阵喧嚣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直到今天我都害怕听砸门的声音。

　　张爱民：我们抄了梁启超弟弟梁启勋的家

　　当年在石油附中念高二的张爱民对记者说，我们那会儿抄家抄的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家。他家就在6中的隔壁。6中的同学先抄过了叫我们再去抄。我们得了信息之后，学校十几个红卫兵骑车就去了。梁启勋家是一整座四合院，那家人可真是有钱人家，满屋子都是紫檀的家具。我们还讲政策，不打人，但是把东西抄了。当时公债券，就是国家债券，抄出来好多，一摞一摞地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被我们一把火都烧了。现在想想国家占大便宜了。他们家人都在院子里看着，一把火把人家的积蓄都烧了。还抄出来进口的金表一盒一盒的；现金，10元大钞（当时最大的面额）一摞一摞的；字画古董多得是。我们打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派车来，一共装了5大卡车。记得我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东西拉到雍和宫，当时雍和宫是一个抄家物品的集散地，现金一堆堆的，没人清点，金表2盒子数都不数，古玩字画、玉石、竹简好多，就放在那儿了。就在那几天里，我们骑车出去玩，玩了一天饿得够呛，就拿了一张10元大钞，买了点油饼、烧饼、还有香肠，一共没花10元，吃了一顿，算是贪污了。
　　“文革”时期，周恩来不是说“我们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现在想内债怎么没有啊？这不是就烧没了嘛！我觉得这种抄家的运动对那些旧时代的有权有势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大打击，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服共产党。

　　父母被打倒，激发了“联动”的思考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指使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为首的大学造反派组织，借用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在压制最早成立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同时，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胡乱揪斗主要领导干部，有恃无恐地炮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于“文革”运动方向的重大转变，不仅大部分党员干部不理解，广大青年学生也不理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中，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十分惊愕，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怎么突然变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主要领导干部怎么一夜间就被打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们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运动出现的新情况。
　　1966年11月5日，外出串联回京的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牛皖平等学生，联系自己所看到的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一一被揪斗和打倒的情况，开始怀疑这么搞运动是有问题的，并开始内部讨论和各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串联。
　　参与其中的张爱民对记者说，当时我们就是十几岁的中学生，思想上很天真幼稚，但又是很有思考很有水平的。开始我们在党的号召下一下子闹起来了，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到各地串联，逐渐认识到了一些问题，这时候文革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从上到下的各级党政领导了，这些领导都被打到了，其中不少都是老红卫兵的父母。我才忽然发现，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好多叔叔阿姨都被打倒了，后来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到了。那简直是不理解，老红卫兵的父母都是兢兢业业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好多疑问就开始在脑子里转，对中央文革开始不满。我们当时已经是对中央文革很有意见了，“联动”主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楼二层召开海淀区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的商议会。参加这次商议会的有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矿院附中、农大附中、北航附中、地质附中、钢院附中、北医附中、101中学、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等十多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和骨干20多人，商议会由北大附中《红旗》负责人牛皖平主持。大家共同商议今后的对策，最后委托北大附中《红旗》的宫小吉起草一个“联动”宣言，确定“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2月5日正式成立，打出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随意揪斗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旗帜，申明对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聂元梓之流造反派组织进行抵制。

　　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开大会

　　1966年12月16日，四四派的 “首都兵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上的发言重点是批判“鬼见愁”，批评“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江青公开发难，大骂“西纠”是“保守组织”，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必须坚决取缔，大骂干部子弟“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这时，牛皖平与参加“联动”的各校老红卫兵负责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召开一个大会，通过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学生所犯错误进行检查，向社会表示要继续“革命”，同时试探中央文革对“联动”的态度。经过商讨，决定选择毛主席生日的12月26日，在展览馆剧场召开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破私立公大会”就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问题的纠偏会，检讨我们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干了哪些过火的行为。在“文革”刚开始后几个月就看出自己的问题，看出自己过火的错误，开始要纠偏。当时，中央文革也表示支持我们这次“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江青也已经答应要来参加大会。
　　1966年12月26日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联动”大会，主要是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学生参加，也有少数城里中学的老红卫兵学生参加。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方的会标写着“首都中学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两侧悬挂着红卫兵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等内容的红色条幅。会场坐得满满的，过道和后面挤站着不少学生，大约有三千多人。大会开始前，与“联动”联系的所谓《红旗》杂志社“记者”在会场后台通过电话与中央文革联系后，向会议主持人表示中央文革将派人参加会议，他讲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到百万庄建工部北侧的进出口大楼，准备会见红卫兵，要求大会组织者维持好秩序，保证领导的安全。

　　“联动”喊出：“中央文革中某些人不要太狂！”

　　张爱民回忆，大会开始后，后台的石油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马晓军与石油学院的樊冀豫等议论，感到这样开会太压抑，几次表示想“冲场”，借大会冷场时机贺邯生、樊冀豫和我三个人突然冲到台上，齐声宣读一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
　　这些同学大声喊出“坚决拥护12月13日军委四位老帅的讲话！坚决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对三司一小撮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革命的革干、革军子女不是好惹的！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十来条口号，每喊一条口号时，全场都响起长时问的暴风雨般掌声。当时，我们起草这个传单的时候，本来说点江青的名字，直接说“江青你不要太狂了！” 后来考虑到不要太激烈，就没直接说她的名字。对江青一伙指责最严厉的是：“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发泄出老红卫兵对他们鼓惑造反派学生到处乱揪各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宣读完口号后，会场下有人喊没有听清楚，要求再念一遍。于是，马晓军等人又到前台宣读一遍，会场气氛更加热烈，以至站在二楼廊道上的一个学生竟然激动地掉下来。当时，师院附中搞保卫的也没有管住，还有人带着炮竹进来，一个二踢脚把毛主席像还蹦了一个洞。有人喊“别放炮啦！”可也管不住了。其实那天原本江青是要来的，她本来觉得“破私立公”是好事情啊，可是我们反对江青的口号喊出来了，她走到门口就有联络员向她报告，她一看这架势扭头就走，回了钓鱼台。
　　当天我们印刷了一大摞传单，这些传单一下子就被抢光了。这个传单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后来谁拿了这个传单，上面追查的厉害极了。如果是拿了的，马上就要逮捕起来。后来樊冀豫回忆说，没有一个人揭发是我起草的，询问的人都说，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的，是我们捡的。大家没有一个人叛变。
　　张爱民说自己参与了刻板和印刷，后来也没事。当时，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很多已经倒霉了，没有倒霉的也感觉出不对了，社会上的人也指责我们打砸抢，出了人命，我们自己的情绪很压抑，才有了这个“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就希望我们改正那些过火的东西，继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可是中央文革才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反对他们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一方面开始觉悟，开始反对他们，所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压下去。

　　谢富治发出“镇压令”

　　在1966年12月期间，除了“联动”对中央文革发出责难外，北京和外地都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被造反派指责为“十二月黑风”。“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北京林学院就贴出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的大字报；同时，上海市一些学生组织和群众贴出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历史问题的大字报。林彪、江青一伙对反对他们的学生既震惊又恼火，陈伯达在1967年1月21日对造反派学生讲话中无奈地表示：“现在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转向关锋、王力、戚本禹同志。”
　　1月22日，江青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煽动说：“‘联动’的问题，你们清楚。‘联动’天天在作战，要绞死蒯大富。那些想绞死你的人，也想绞死我。”其用心就是为镇压“联动”制造舆论。
　　为了镇压“联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造反派开会，指使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组织对“联动”全面“围剿”，按照所列名单，发起“斩首”行动，造反派和公安干警联合起来疯狂地围捕，抓了一大批“联动”骨干。

　　“联动”老巢八一学校最后失陷

　　据八一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王晓明回忆道：1967年1月25日一早，传来清华附中被抄的消息。我和李旦生等同学骑车前去了解情况。清华附中校园内到处是打碎的玻璃、乱飞的碎纸和汹汹的人声。宿舍楼被造反派团团包围着。不一会儿，曾风云一时的卜大华被推出来，塞进一辆吉普车押走了。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的心情都沉甸甸的，大家都有一种预感：八一学校被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回校后，我们关闭了学校的几个大门，分配值班人员，并在驻地安装了电铃，以备报警之用。然后我们又到中学楼，搬了些桌椅把楼道堵塞，作为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下午5点多钟，我们站在中学楼的屋顶平台上向西眺望，突然发现远处有一队人沿着田埂走来。近了，才发现他们都戴着红袖章，看不清上面的字样，总之是造反派。他们沿着学校围墙外排成一字长蛇阵，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着。我们马上意识到学校被包围了！我们再看苏州街方向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车队，车上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钢钎棍棒，一副武斗的架势。还有口号隐隐传来，似是“打倒刘邓、砸烂联动”之类。我们意识到力量相差太悬殊了，为了保全学校，我们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
　　包围学校的造反派一直没有动作，只是围而不攻（可能是顾虑“电网”或“军事专家暗中指挥”吧）。直到后半夜，他们才开始三三俩俩地翻墙进校。当时整个学校一片黑暗，地形又复杂，造反派们都是战战兢兢地向前摸。有调皮的学生在黑暗中突然喊一声：“联动”来了，那些黑影便齐刷刷地扑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造反派们也常常莫名其妙地遭到一顿砖瓦的袭击。后来造反派找到了学校电门总闸，高音喇叭便开始反复广播要同学们迅速自首的通令。
　　直至天亮时分，一个造反派指着房顶呼叫：“联动”在房上！“联动”在房上！就这样在校的同学被造反派发现了，一个一个被押送到学校教务处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被关在一间幼稚园的洗漱室里，又冻又饿，一些同学便坐在水泥地上睡着了。院外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上厕所也有士兵持枪监送，气氛相当恐怖。下午4时，院内出现了几十个造反派，学生们被摆布成一个半圆形。然后警员进屋来，一次提出十人左右，站在那“半圆形”的缺口处，依次报自己的姓名。报一个，警员厉声问：是不是“联动”？造反派们便齐声高喊：“打倒刘邓，砸烂联动！联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随后上来两个警员，对认为是“联动”的同学，一人扭住一条胳膊，推到停在不远处的卡车后面，用脚一踢，手一操，就被扔上了车。遇到这种场合，我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觎、噤若寒蝉，听说有的同学被吓得尿了裤子。然而也有胆大的，夏家海同学就是一个。他没容警员发问，就自己大声喊道：“我是‘联动’！”警员要扭他，他甩着胳膊，大步流星朝卡车走，还说：我自己会走，用不着推。
　　抄八一学校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以抄砸八一学校为名，行打击老一辈革命家之实。当时正是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八一学校被抄砸，可以说是给那些“老家伙”们一点点颜色！

　　我们被关进了 “红卫兵”监狱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以群众“扭送”方式，陆续将一批“联动”学生关到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刚开始镇压“联动”时，所抓的“联动”成员一个人关在一间房内，后来人抓的多了，就3、4个学生关在一间屋内。被关进监狱的“联动”学生，遭受两方面问题的“审讯”。一个是抓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问题，一个是抓打砸抢的刑事问题。在追查反对中央文革的活动时，除了让他们交代反对中央文革的“罪状”外，多次“提审”的内容却始终一样，让他们交代“后台”。
　　由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监狱的“审讯员”们不厌其烦地诱供说：“有人己经揭发了，‘联动’的后台是刘、邓，你怎么还不交代？”“贺龙就是你们的后台，交代他是如何指挥你们的！”有的“审讯员”还威胁道：“不交代后台就影响你的父母！”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识破他们的伎俩，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没有后台，后台就是自己！”反复提审后得不到中央文革想要的材料，“审讯员”们又发出恐吓：“你们要做好被群众批斗的准备。”“联动”成员表示：不怕与造反派辩论，还想经风雨，见世面。
　　“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也不过问政治了。”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他们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他们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一天。果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些曾经的“联动”分子，在蛰伏十年之后，再次华丽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当中有许多今天的风云人物。
　　当红卫兵运动像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后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


文史参考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