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兴县“8.3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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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兴县“8.31事件”

发布: 2011-7-31 10:23 | 作者: 谁主沉浮？ |


8.31恶性事件震惊全国，几年前本人多次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而陈国新先生为了解真相进行数次采访，本文所列材料来自陈先生2000年2——3月实地调查，因陈先生相关材料已被和谐掉，故引用部分不标明转载，望见谅。以下是2010年陈先生“大兴县大辛庄(ZT)”原文的一部分：

“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福兴、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简评一下：不错，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已经公布，即使公社一级没见到，组织者绝对是一清二楚的。但不知是陈先生还是叙事者的推论——从接受指示的地点推论是公安系统的后台，则太主观了：农场与公安有何关系？不会是幕后主谋施放的烟幕弹？我们接着看叙述：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简评一下：陈先生的“作为执政者来说”，怕有些阴险吧！“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充分证明：“中央文革小组”是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十六条的，在“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明确规定：“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幕后指使不但武斗了，而且还大规模杀人，这是在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搅乱“文化”大革命！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 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事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简评一下：几个判刑的，自杀了的、服刑后两三年死了的，都冤了，否则都“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为什么？幕后指使内心有愧呗！我们不妨接着看：

“…血统论主宰着一切！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简评一下：“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这句看，明明是阶级敌人蓄意挑拨！蓄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才干得出来的，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江青决不会用如此手段去破坏它，那么，到底是谁呢？接着看：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评论：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上访，是做对了，而且得到了正确的答案，这似乎与今天的上访结果相反吧！八十年代，对高福兴、胡德福减轻了个人责任，是情理之中的，从现在公开的《杨尚昆日记》中，我们终于知道这件事是“联动”干的，而反动“血统论”是“联动”是老红卫兵的一个组织，邓榕是“联动”一个重要领导成员，她的后台是谁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文化大革命前，此人主抓宣传口，在大跃进积极宣传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幕后多次承认他的错误，但暗里导演天安门事件；文化大革命后，急于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力推进私有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推行“特色”主义，把这些放到一起，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011年7月31日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