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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17 21: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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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卫兵经历（7）
卜大华
形势逆转
之后，我们第二次去串连。我们学校的几个人，还有张晓宾联系的清华大学的刘泽彭和刘菊芬。这次是从山东到上海，再到江西。一路上，所有地方的省、地、县每一级领导，统统被炮轰，无一例外，无一幸免，所有的负责干部都要被批斗。
那时候我还写日记。我曾写道：我感觉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看不清方向。这日记本后来据说被 “井冈山”的人弄去了，因为他们在一篇大字报中说我，“在串连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庐山下来以后，原计划是到井冈山，但我觉得心情很不好，执意要回北京。结果是任冉齐和我一块儿回了北京。
回来就不一样了，学校里已经出现新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久，“井冈山”[1]也成立了，他们和清华井冈山的大学生挂得很紧。他们采取了行动，把革委会抄了，把当时革委会的印章拿去烧毁了。
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放了刘少奇一马，说他检讨得好。这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坚持的一些东西还是对的。没有把文革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看成是一种思想教育，是在少数领域，就是主席讲的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少数几个上层建筑领域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还没有觉得整个党内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包括对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也认为这是一种带戏噱成份的、一种夸大了的，为了引起同志们注意、为了敲响警钟而使用的语言。并不是说党内真的就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中学的红卫兵退居到次要的地位，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所有的领域，所有他们能够得到的领域，发动全面的进攻。10月份是大学的造反派最活跃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的这些工作组，全是各部委派的。他们通过批判工作组，就把他们的触须、他们的矛头伸向了所有的部委。一下子就变成了全面开花。10月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目不暇接：这边地质部出事了，要揪邹家尤[2]；那边北航要揪赵如璋[3]，闹到国防科委。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有很多过分的地方，都把一些过去没有提出过的事情公开出来。
这个时候，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这个运动再往下搞什么？依靠什么人来搞？对我来说，已经开始产生疑问了。
特别是对中央文革。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与他们渐行渐远。第一是过去他有一个联络员——王任重，和我们联络，包括我们的事情也向他汇报。王任重突然被说成是他自己要跟我们联系的，中央文革不知道，于是这种联系中断了。第二个是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想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每一次讲话，我们不再是感到很兴奋，而是觉得他们很多话讲得太轻率了，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青年人都不应该那么讲。包括讲“文攻武卫”，都是使武斗骤然升级的原因。
在“联动”成立之前，一系列的事情就造成我们在思想上跟中央文革有距离感了。对文化革命出现的各种现象越来越不能理解。例如，对“斗、批、改”，我们认为文化革命就是“斗、批、改”三个阶段，而我们已经到了改的阶段了。突然发现，人家连第一个“斗”的阶段还没过去呢！不断地要揪出新人，而且每次都是拼命去把人揪出来，揪走资派也不应该是这么个揪法。起码你得去找出人家干了什么坏事才行，不是为了揪而揪，这算个什么揪法？我们对这种做法很反感。
有些人，包括一些研究文化革命的人，说这种反感是保爹保妈，这岂不是太简单化了吗？要从保爹保妈的角度来讲，我就不应该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造反，我母亲就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文化革命也受到一些冲击。原来我还觉得这种冲击是应当的，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受的事情。没有觉得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到底谁怎么样，最后总会弄清楚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揪的方式，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互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文化革命开始变味了。
“联动”的诞生
每当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抢档案啊、武斗啊，中央文革总是表示一种支持的态度，说什么“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好”，每次都得到夸奖。而且这个时候，大学生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后，就显示出一种互相联合的趋势，先后成立了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行动已不再是某一个学校的单一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也失去了我们说话的权利，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表达我们的意愿。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提议，中学红卫兵联合起来，我们也搞个联合的组织。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试试的办法。通过这个办法，我至少可以发言，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愿。
其实在此之前，有一次，北大附中联络了一些学校，想成立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时间在9月份，或10月初，应该在天还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去北京展览馆参加了那个大会。我发言表示不同意成立这样的组织。我觉得我说服了他们。后来有些人因此还对彭小蒙有意见，说，原来我们是要开成立大会的，怎么让清华附中的一搅和，就变成筹备大会了？实际上筹备大会后来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认为，在一个学校里存在两个或三个组织的情况下，你们是收一家还是都收？不收的话，就会引起矛盾，收这个，不收那个，都不好办。当时我的想法还是，左派应该团结。那时，大学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除了中学的老红卫兵中的各个派别以外，造反派红卫兵还很少见。
12月5日成立“联动”的时候，我在外面串连还没回北京。之前，我碰到一次宫小吉[4]。那是在林业学院，听说李洪山[5]要发表什么讲话，我们就去了。在那里碰上了宫小吉，我们聊了几句。他那时候正在搞“联动”的宣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但我们不是很积极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在宣言搞出来以后，我到北大附中去参加了一次会。内容是准备搞一个大会，一是向社会正式亮相，第二个是想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要使我们和其他的组织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当时准备了几个发言。我是肯定跑不了的，而且我也是有些话想说。对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所经受的这些东西作一个总结，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文革初期过分强调阶级路线、阶级队伍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合时宜，而且造成了学生中间的分裂，我本人也觉得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虽然我们并不同意打人，虽然我们没有去鼓吹对联，但是我们确实过分地强调了阶级路线等等，所以我们的大会就叫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准备有我们学校的发言，还有北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的发言。我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会前还得到一个信息，说戚本禹去了北大附中一趟，跟周春英[6]他们几个人有一次谈话，他们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了，我也看到了。其中专门谈到我们12月26号准备召开的大会，想请中央文革的同志参加。戚本禹说，好嘛，我们争取去。看来上面也认可这件事，因此我们就更加认真地去做准备。
这时，有的学校红卫兵到西直门贴大标语，说“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7]这个打乱了我们的步骤，我觉得这个不对。筹备这个会，我们一是要对前一阶段作个总结，二是我们要取得平等说话的权利，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中央文革对我们的某种认可。而在这之前，我们自己去讲什么“逼上梁山”，我们自己的行动就有矛盾了。
对“联动”这样的组织，我从不同意到同意，主要是想取得说话的权利。因为我们不认可文革当时搞的那些东西，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也应该有发言权。
当时我们学校红卫兵内部，就是否参加“联动”这个事儿，开了好几次会讨论。高一的有一大部分人不同意参加。这跟我以前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的行为负责，别的学校有好多红卫兵打人、抄家，我们参加的话，就和他们一样了，是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在，我觉得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来表达我们的意愿。会上，还是像我这种意见的人多，但是在领导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比较坚决地持参加“联动”的态度。其实，选择不参加的是一种更明智、更实际、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
12月26日开会那天，一进门，“红后代”[8]的这个传单就给我了。我看了以后对他们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要弄出来。他们听了也不吭气。
我们在后台，准备着依次发言。有两个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当兵的，好像是《解放军报》还是哪儿的记者。大会由周春英主持，按程序进行。我们问那两个联络员，中央文革的人什么时候来？谁来？他们说，快来了。他们也确实去打了几次电话。现在我们知道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1966年12月26日那一天他们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吃饭了[9]。但问题是：他们是先决定要来，临时因为去毛泽东处吃饭而没来？还是根本就没打算来呢？冷场了，他们不来，我们没法开会了。后来等了半天，不能再等了，所以就开始开会。他们说，他们马上就来。然后就开始发言。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有人说我是第一个发言，不对，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那次一直到我快要发言了，我还在问他们，我说，他们来不来？再不来，我们的会就要开完了。等我发言完，就彻底冷场了，他们还不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发言后，中央文革的人还没有来，我也没话可讲了。最后，苏振生、马小军[10]他们几个就不干了，就冲上台去了。我说，我也不管了，讲就讲吧。他们一念那十几口号[11]，全场就沸腾了。
有几个事情要明确，第一，那个会完全是个“联动”的会，没有外面的人参加，没有邀请什么“三司”等造反派参加。整个大会也就少数几个组织者知道要干什么，大多数人是到这里宣泄来了。我们还准备在这个会之后，跟中央文革他们有一次谈话。结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来。
那两个电影准备得也恰如其分。一个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除了陈伯达和康生，当时已经选为政治局常委以外，中央文革的人，像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等等都没有参加，都没有上天安门。电影上只有老帅们、老干部们的镜头，还有就是红卫兵自己。
那次会安排的内容，特别是最后他们上台喊的口号，是这些人形成的精神寄托。也就是说，整个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联动”，它的宗旨，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什么“血统论”。“联动”的这个事情应该非常认真地研究一下，作为一个汇集了几万人的，以一个组织的名义，公开打出了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全国也就只此一家。于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就把“联动”打成了反动组织。[12]
“联动”虽然成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提出了与当局不同的政治主张，要求按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主张来搞运动，全国不能再乱下去了，干部大部分是好的，这是一个总的基调。也就是现在人讲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不同之处。按老红卫兵的说法，就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而且干部的大多数是跟着毛主席的，是革命的。而造反派呢，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经产生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进行这个革命，就要把这部分人全部革除掉，把这个政权的绝大部分要加以改变。
“联动”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打倒中央文革。当时的界限划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以上，没有把任何人捎进去，主席、林彪、总理都没有。
冲公安部
12月26号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中央文革对“联动”也是采取了非常手段，通过国家机器，对这个组织进行了摧毁。
“一冲”公安部，我去了。那是12月17号。那次是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两个人被北航“红旗”的人抓走，扭送到公安部。具体什么情节，怎么送去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一条就是，北航“红旗”把人扭到公安部了，公安部就收下了。我觉得，这件事在原则上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他犯了法，需要抓他，应该由公安部门去抓。如果由北航“红旗”去扭送，去抓，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群众组织，每个组织扭送一个人，你是不是都收？所以当天北航附中的岳小东来找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没有二话，我们立刻就去了。上午抓的人，下午就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有一群人大附中的人在公安部的接待室跟他们吵，还没进去。我们来了以后，就跟他们说，都不要吵，我们就找他们公安部的领导。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了，说，你们不要都来，你们选几个代表。我记得我们推选了9个人，有我、张晓宾、邝桃生、宋柏林、岳小东、人大附中的杨小平等人。就到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一看，他们有11 个人。我说，不对，我们是对等谈话，我们几个人，你们也应该是几个人，你们多了两个人。结果是9个人对9个人，谈了一晚上。
当时公安部的人真是理屈词穷。他从原则上讲不通啊。有违法行为的，你们可以抓人，但一个群众组织扭送一个人来你收下，这就不对了。当时外面红卫兵也没多少人，就看见几个人在传达室那里跟他们吵。我们这次去，就是所谓“一冲公安部”，我们是非常有理、有据。毛泽东以前的讲话，专门讲过不能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我们就是用毛泽东以前的有关讲话来反对这件事，并把它提到很高的政治高度来讲。讲原则嘛！我觉得那天公安部和我们谈判的几个人，很尴尬，很难受。
谈判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但后来被抓的人（陈公坊，外号“大M”）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事大家都很愤怒。“联动”的事情还没开始，矛盾就激化了一步，不仅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事情，而且有国家机器介入了。
在12月份，许多学校都出现了造反派的红卫兵，他们对以前的老红卫兵进行批判。以前的老红卫兵有压制学生的情况，造成了学生的分裂和对立，后来出现的这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不过，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情况。
回到学校，没想到学校也出事了。他们几个人到清华去贴“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13]，结果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把我们的办公室给抄了。他们还把以前学校封存的那些档案，我们都没看过的，两个柜子都扛走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们要东西。我说，你们干嘛？打家劫舍啊？他们几个人去贴大标语，你们抄我们革委会干什么？当时他们已经看过了里面的东西，觉得没什么用，就说，那你们拿回去吧。我说，我才不拿回去呢，你们怎么拿走的怎么给送回来！
12月25号，清华井冈山出动了5000人的队伍，在北京市贴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他们是执意要把这个事情公开推到社会上去，当时报纸上都还没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
12月26号，是我们“联动”开了大会。从此，我们在政治上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了。
12月27号，北大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也是打倒刘邓。他们都在竞相表演，都想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造反派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如鱼得水，就是因为中央文革始终在支持着他们。
只有我们采取了背道而驰的做法，不但没有与中央文革靠得更近，反而是更远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过18岁左右，我们与中央文革之间划了一道很深的鸿沟。1967年的元旦社论虽然又提到“最开始的十几个学生”，[14]使我们感觉到中央可能还没有把我们遗忘，我们可能还会有说话的机会。
没几天，王力、戚本禹突然不期而至。来了以后，先到井冈山那边，然后又说要看看我们，来到我们宿舍楼一楼的一个房间。戚本禹说，我们过去有过一段战斗的友谊，现在呢，我们希望还能够保持下去，希望你们还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
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些“井冈山”和其他组织的人。有一个人说，请问戚本禹同志，什么是革命群众？戚本禹说，你就是革命群众。那个人继续说，那他们为什么说我们不算革命群众？我说，没有那么回事。我们红卫兵写了《紧急呼吁书》，我们是反对打人的。戚本禹说，你们反对打人，为什么还要绞死蒯大富？有人插话说，王任重是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受王任重操纵。我说，王力同志在这儿，他很清楚，我们和王任重有过什么接触，我们都向他们做过汇报。王力保持沉默。
王力、戚本禹走了以后，我们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井冈山”把王力和戚本禹的讲话整理出来，贴在教学楼门厅里。并且还贴了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好！好！好！”我们红卫兵就针锋相对地贴了一个“王力、戚本禹一月六日讲话糟！糟！糟！”另外还贴了一条：“王力、戚本禹，像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在许多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先后被砸，人员被抓的情况下，有一天，有两个人来找我，筹备炮轰公安部的大会。我们在文革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公开提反对哪一个领导人，只在这一次提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1月10号，我们在展览馆开了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的大会。大会就一条，按照中央历来的政策，不得镇压群众，不得私设公堂，不得私自抓人。尤其是不能允许群众组织乱抓人。我为大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把这几条都列上了。有些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搞了一个“最后通谍”：限公安部于48小时以内，把非法抓的红卫兵都放出来。这个通谍不是我弄的。
12号晚上，我们都去公安部看了。去的人特别多，整个长安街上都是人，中央文革也动员了很多人去保卫公安部。
锒铛入狱
联动12月26号大会后很兴奋，第二天，我对我们班的几个参加了大会的人说，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再下面，我们就等着看吧！好戏会层出不穷的。那时候，骆小海因为肝炎住院了，有几个人去看他，就把当时这种非常兴奋的情绪传播给他。他一怒之下，就写了一篇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
但这个东西拿回来以后，就被我扣住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写，不能拿出来，拿出来是授人以柄。说也行，谈也行，但不要用文字的东西。不管是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只能一个结果，就是被抓起来。所以我把它扣住了。但是王力、戚本禹来了以后，邝桃生再也忍受不了了，慷慨赴死啊！他自己决定把它抄出去，他给起了个笔名，用“延征”的名义把《致中央文革》[15]贴出去了。
《致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江青，批中央文革。它一出来，就像一颗重磅炸弹，迅速传播，造成很大影响。那时候的形势，非常的沉重。造反派在学校里写了很多大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延征！”邝桃生只能隐姓埋名，再也不能在任何场合出现了。
在这之后，北京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砸联动”事件[16]。
第一拨抓的是京工附中，造反派骗他们红卫兵，说要到学校开大会，让他们必须到会，结果到会以后，由公安局配合，把他们几个人扭在大卡车上进行游街。
砸石油附中那次。石油附中的红卫兵在地下室里，造反派就往地下室里灌水，把那帮人弄得浑身都冻僵了。
那时候，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非常迟钝，不知道自己也已经很危险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做什么坏事，自认为在学校没有做什么应该受到镇压或惩罚的事情。
1月25日早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了。
他们来点着名的要抓我。明显的是寡不敌众，他们来了上百人。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有我们学校“井冈山”的，一0一中的，可能还有京工附中的。他们在宿舍楼里打呀、砸呀，闹了好长时间。我想，你们不就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去！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候，我也幼稚，其实当时说跑也就跑了。就是后来到清华以后，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人来抢我，那个时候也完全可以跑掉。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义务去和他们讲清楚“联动”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可以讲清楚。我自信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天正好阿尔巴尼亚的卡博来清华参观，我当时被他们带到强斋，张新月[17]等人冲过来，拉着我说，走！我说，没事，我跟他们讲理去！我如果走了的话，又要跟清华大学的打起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送到了公安部。我原来不相信公安部会收我，结果公安部是照单收人，说这个单子上有你的名字。他们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我拒绝签字。晚上给我端来了饭，我咣当一下把它摔在地上。在公安部等了一会儿，然后来了一辆车，把我拉到半步桥[18]去了。还给我戴上了手铐。到半步桥后，让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还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求立刻把我释放！要求中央领导立刻接见我！他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见给你反映。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都没人理你，我在里面大声地喊叫，也没用。再过了几天，把我和别人关在一块儿。我那个屋子里有4个人，有一个是反林彪的，好像是机械学院还是农机学院的大学生，有两个崇文区的，其中一个是117中的，这两个都不是“联动”案的。这两个中学生经常欺负那个大学生，但他们还比较听我的话。
我被抓进去的时候，除了按“联动”名单抓的一百多人外，在4月5号还抓了一大批人，都关在炮局[19]。半步桥这边也就几十个人。
我旁边的屋子里关着农大附中的郝晓平，还有矿院附中的苏振生。我们这两个房间中原来有一个小洞，后来掏成了一个挺大的洞。我们每天可以在这里谈话、聊天。正好他们那几个学校的情况我原来都不太知道，这样我们就有很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聊天。就把过去学校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意见以及怎么到团中央闹的，等等，都讲了。
我在里面被关了88天，那时候真没有一点害怕。第一是没有觉得有罪，第二我觉得还有机会，你们只要给我机会。预审科中间问了我三次，但没有一次问关于我犯了什么罪的事儿。比如问我，你们学校都收到了些什么反动信件了？还问我，你们“联动”有一次在长城开会怎么回事？我说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次这样的会。我参加的会就是12月26号的会和1月10号的会。我就是反对你们随便抓人，你们确实是随便抓人，我就是被你们随便抓来的。他们还问了很多别的事儿。我说，这些问题你们不应该把我放在这儿来问呀！他们说，是呀，说句老实话，你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了。
“二月逆流”的时候，开始感到紧张了。原来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中间有一次把北航的苏小前和孙茜玲[20]拉出去斗争。回来以后，听说有“二月逆流”这么回事，几个老帅、几个副总理闹起来了，结果，全社会现在都在批判他们，叫“二月逆流”。
我在里面的消息来源是这样的。一是通过清华大学的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他不知因为什么被关进来了。这个人非常好打交道，监狱里让他给被关押在里面的人理发，因此，我们都可以通过和他聊天了解到很多事情。二是通过放风，监狱是一个五角形的楼，有一个挺大的空间，都到这里放风。在去放风的路上，可以看见许多人。三是我们这两间屋子因为有个谈话的通道，三四个人可以聊天，所以不算很寂寞。
2月份的时候，听说抄到一个绝密文件，是“联动”的宣言，是直接攻击毛泽东的。我们认为那肯定是假的，后来出来看到这个东西，所谓003号文件，社会上批判“联动”都以这个为根据。这个东西，虽然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事后想一想，“联动”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联动”就是在那样一种状态下，其时，上下多有不满，很多人对他们的倒行逆施都感到愤怒，但只有“联动”，这样一个汇聚了几万人的组织，公开地发出了这么一个信号。其实，发出这个信号以后，就引起了更多的人思索。这就是所谓的“十二月黑风”。 “二月逆流”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联动”鸣冤，说“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是反革命呢？”[21]目标不光是他们，主要还是想要抓他们背后的人。
我们在里面的伙食很差，生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政法公社”接管了公安局，他们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管理监狱。吃得很差，尽吃些烂白菜，有时候加几个完全没有肉的丸子，就吃两个窝头，上午下午完全一样。到春节的时候有些变化，那时候军管了，吃的菜里面有时候能见到肉了，一礼拜有这么一两次。在里边洗过一次澡。洗澡是一次大串连，在一个大池子里洗，见了不少人。问了一下大家都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审问，审些什么东西。
[1] 指清华附中在1966年10月以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
[2] 邹家尤（1918－1995），湖北应山人。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
[3] 赵如璋，当时任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
[4] 宫小吉，北大附中学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的起草者。
[5]李洪山，北京林学院学生。1966年11月30日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12月18日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后被捕入狱，遭到残酷迫害。
[6] 周春英，女，北大附中高一二班学生，“红旗”战斗小组负责人之一。12月26日“联动”大会的主持人。
[7] 指1966年12月5日，“联动”成立时，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邹建平等人爬上西直门城楼贴的大标语。
[8] 12月26日“联动”大会上，北京石油附中、矿院附中等校红卫兵以“红后代”的名义，呼喊了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
[9] 1966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家中吃饭，毛泽东对他的这些亲信们讲了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饭后，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谈话至深夜。
[10] 苏振生，北京矿业学院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矿院附中红卫兵成员。后被捕入狱，遭受迫害。
马小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石油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后被捕入狱，遭受迫害。
[11]他们呼喊的口号有：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全国的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内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部干部子弟！坚决打倒镇压中学生的刽子手——第三司令部！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12] 《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中说：“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
[13] 1966年12月17日晚，清华附中初634班红卫兵李建中、赵小津、李衍陵、吴辉、江远、吴辉、卜伟华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贴了“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大标语。
[14]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
[15] 《致中央文革》中写道：“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一条写到十六条上的规定，单是擅自动用公安机器镇压批评，践踏十六条的做法，就是十分错误的。镇压批评，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风。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谁批评他就逮捕谁，迫害谁。中央文革小组比我们熟悉党史，当时谁批评，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就给谁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并加以逮捕，甚至枪毙。他们叫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有缺点，就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你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说得对，你们就必须改正。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们也应该以此加勉，引以为戒，而不是如江青同志说的‘不要理他’。我们晓得被中央文革小组批驳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这一句谬言是从江青同志所说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15]这一句话翻造的。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狭隘，我们加一条‘感情容易冲动，爱感情代替政策，说话不负责任’”。
参见卜伟华：《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第80辑。
[16] 据当时一些小报记载，1967年1月中下旬发生多起所谓“砸联动”事件。“砸联动”的时间和学校分别为：1月16日，一0一中；1月17日，京工附中；1月18日，人大附中；1月20日，师大一附中；1月23日，十一学校；1月25日上午，清华附中，下午，八一学校。
[17] 张新月，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红卫兵成员。
[18] 半步桥，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清朝末年即设有京师模范监狱，解放后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监狱。
[19] 炮局，指位于北京东城区炮局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此处从清朝末年起就建有监狱。
[20] 苏小前，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其父苏静（1910-1997）, 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市）县人。当时任总参军务部部长，铁道部军管会主任。孙茜玲，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其父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当时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21]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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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17 21:1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