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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2011年6月30日
总第七十二期
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蓦然回首】
王行国 牛棚生涯
李颐扬 四中工作组批判“九人反党小集团”始末
铭 心 从“批毒”到“散毒”——我的文革遭遇与汪含英老师之死
秦 晓 四中与乌托邦
段若石 迷乱的年代——一个四中“逍遥派”的文革杂忆
启 之 春色谁为主，南北东西路——四中琐记
【昨日心迹】
王行国 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摘选）
【争鸣】
王行国 商榷与补正——关于刘东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
【编读往来】
1、文靖为《“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一文的失误致歉
2、蒋健谈《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一文中的两个错误
3、赵之洪关于《记忆》5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的几点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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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本文作者王行国先生，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6年于北京四中提前毕业，留校任团委书记。1958年中共中央发动以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巩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被要求“向党交心”的作者，成为未戴“帽子”的打压对象，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12月回到北京四中做教育工作。1964年，学校开展四清运动，被下放校办工厂劳动。1966年文革中，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等罪名，遭受批斗殴打六十余次。运动初期被关进“牛鬼蛇神劳改队”；运动中期清队被“隔离审查”。
牛棚生涯
王行国
一、“八四武斗”
从1966年6月2日这天开始，北京四中校园里一下子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焰铺天盖地而来。
6月4日工作组进校。随之，掀起在群众中互相揭发的一场大混战，群众斗群众全面开花。抛档案，无限上纲，是这场混战中的两大“亮色”。
这时处在纷乱时期，原有的学校领导机构及其机能，全都解体，礼崩乐坏。取代他们的是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及遍地生长的各种组织。
这时的学校也可以说无人做主，无政府主义泛滥，武斗成风，乱抓、乱打、乱来。只要是红五类，谁都可以坐地称王，权力无边。
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就是学生斗老师。其实并不尽然。亲历其境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背地操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推波助澜，挨整的人不会被搞得那样“深刻”和广泛。
有些人见机而投，有些人为求保身，不惜抛出亲朋好友，不惜无限上纲，以至造谣诬蔑。不顾天良丧尽，不顾真理泯灭——这是文化大革命盛行的东风。谁大字报贴得最多，谁揭发的人最多，谁上纲最高，谁就最革命，谁就最突出。
《四中的四家店》大字报，直指学校排前4位的当权派——校长、书记杨滨，副书记刘铁岭，支部委员、副校长俞汝霖，支部委员、副教导主任屈大同。大字报署名作者是四中当权派中的“老五”——支部委员、副教导主任。
《四中的十六个大坏蛋》大字报，则是“老五”又联合了人事干部、政工干部4人抛出的“牛鬼蛇神”名单和“罪行”。其中有为人所知的过去戴过帽子的“右派”，更有许多人所不知的惊人“猎物”——搞学生工作的王行国、教政治的史会仁、教历史的徐健竹、教语文的黄庆发……都榜上有名。
大字报的轰动效应是必然的。由于大字报作者的“权威性”，使得前后所抛出的20人名单，成了群众运动指向的靶子。
上揪下连，以这批大字报为序曲，无论运动初期的劳改队，后来清队的牛棚，都少不了这些人现身其中。
革命烈火烧灼着每个人的神经，以致不是少年也疯狂，理化教研组的大男大女6人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求把“牛鬼蛇神”揪斗游街，“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
1966年8月4日，是四中历史上的灾难日，这天发生了空前绝后的一场大规模的游斗——学生斗老师的恶剧，后人称之为“八四武斗”。其实这不是双方的“斗”，而是单方的“打”。全校有20多名教师被游校、挨打。这个人数占了当时教师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随后被关进了劳改队。我在其中。（上图：作者重返当年“八四武斗”的“主战场”——四中操场。）
从此打人之风更加风起云涌。
二、革命的热浪激发了人类的野蛮天性
“牛鬼蛇神”的日子是非人的。在四中这个“西纠”的基地、“联动”的摇篮里，对“牛鬼蛇神”的“专政水平”更是高人一筹。
对监管的“牛鬼蛇神”，红卫兵有权力随时拷打。他们把劳改队当成是一种新颖的娱乐城，一天好几遍地跑到这里“游戏”。而玩的花样各不相同：用弹簧鞭把满屋子的人逐个抽打一遍，只是其中最普及的一种。捅房檐下的马蜂窝，蛰屋子里的“牛鬼蛇神”则玩出了新鲜。……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行为上的野蛮，既是这场“革命”的“果实”，又是这场“革命”的悲剧。
革命的热浪激发了人类的野蛮天性，文革为它提供了充分发挥的机遇。
一天，令我在院子干活，过来几个学生命令我说“我是大坏蛋，大王八蛋”，用以取乐；不说，便连遭毒打，先是用手，以后用皮带，再用树枝，最后找来木杠，再后来让跪下挨打。他们还边打边责问“服管不服”？说“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一天，两个红卫兵说是干革命需要“借”我的自行车。拿走以后便踪影不见。当时我家中仅有的两人都正赶上患病，其中一人刚出院，便又有一人住了院，我正需要用车。过了些日子我找到他们家里索车。他们恼怒地追问，是谁告诉我他们家地址的，王修言还是丛俭滋（都是他们年级的老师）？
次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一起到学校找我算账，开口便骂：“他妈的什么老婆孩子，狗崽子死了活该！”当我要找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不许，说：“你没这个权利，革委会是保护我们的。”然后，三人把我逼进礼堂后面背人的夹道里，一齐动手打起了我。一个按头，一个搂腰，一个抄脚，把我撩倒在地上一通乱打。卡脖子，打脑袋，撅手指头，最后还是外地串联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给调解才停下来，还得逼令我唱嚎歌请罪。我混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我的嘴被打破了，衣服被撕碎了，身上的伤痛一星期也没好。
这种土匪抢劫行为为什么能在光天化日的校园里横行霸道，还不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野蛮施暴的机会，这又何尝不是文革的一种“果实”！
革委会真的支持这三个红卫兵，管劳改队的委员××质问我，不愿借车给他们“是不是还想‘回去’”（指回劳改队）。
后来，借车的学生又把车转借别人，以后又辗转了几处，最后总算把车找了回来，已经破烂不堪了。
在一次去打饭的时候，跟上来一个学生，用弹簧鞭不断地抽我的头，还让我把头低了又低，骂我的脖子长得太硬，扬言要把我的脑袋揪下来。越是走到人多的地方他越是打得欢，越是周围有人称赞他的时候，越是打得狠。
比起那些惨死于野蛮毒手的人来说，这些折磨微不足道。
四中劳改队的房间一度改成“模范监狱”，在监狱里曾经活活打死2人。我们没看见，但是为了用以警示“牛鬼蛇神“，让我们逐个对此事表态——肯定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当时作为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对此暴行内心一片恐惧，精神十分紧张，唯恐也遭此厄运；但又只能努力伪装和掩盖真实的心态，把内心的反感变成口头的拥护，心里明明白白这是法西斯血腥，却口头只能声声说是革命行动。
所谓的分别表态，其实说出来的都是一个声音，一种语言——“坚决拥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别无二致。这些被吓破了胆的可怜的“牛鬼蛇神”，在被失去人格的同时，也已被失去个人的语言。这是人间的悲剧，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情，令后人只能为之垂泪。。
三、嚎丧歌——对人精神的酷刑
逼令唱《牛鬼蛇神嚎丧歌》，是劳改队里最屈辱的制裁形式。歌词都是自侮的内容，逼令像天天读一样地天天嚎。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早、中、晚三次，跪在校园里显眼的迎门影壁前请罪嚎歌；一日三餐要嚎歌，不嚎不得食；作息之间要嚎歌，而每次又都要嚎几遍。
嚎有合嚎、独嚎之分，有人不时地会被拉出单练。
嚎歌有体形姿式要求，或跪，或弯。弯腰又有“典型”式样，弯腰非超过90度不可。嚎歌一次，总是令人腰酸腿疼，气喘吁吁，心悸不止。
嚎歌又有自嚎和展示表演之别，后者是供参观拍照之用。
嚎歌令人心碎，令人涕泪泣血。日复一日嚎涕不止。总之，要把你侮辱到极致，使你人格的尊严丧失殆尽，只留下撕心裂肺的痛苦。
这种“红色荒谬”，是对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
它剥夺人的尊严，荼毒人的灵魂，让人自虐、自污，让人自惭形秽，让人自甘羞辱，让人精神自焚，让人灵魂自缢，为的是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须改造的人。
我年轻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残暴中痛苦地熬煎。
这个时期，在我留有的文字记录里，最多的是革命导师的经典语录和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以从中寻求精神上的支撑——麻痹，去努力“树立斗争就是幸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现实的痛楚和精神上的“幸福”，撞击着我这个“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青年。我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信念鼓励自己。更确切地说，糊弄自己。然而，革命的列车将开向何方，我却茫然。
四、满天血雨遍地腥风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建立了红色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当年的食堂伙食管理员周春芳当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则是一个过去管总务的副校长。周春芳小人得志，凡事左三分。掌控学校的军宣队当众宣布，有了他们执政，保证四中不会变修。
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是革委会的第一场重头戏。
运动“深入发展”，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也深化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运动初期打人还是乱打的话，后来建立了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还是离不开打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批斗——挨打了。
清队，就是有组织地往死里整人。
我上学时的班主任刘承秀老师——一位性格刚烈的老太太，不忍屈辱偷生，在礼堂（左图）后的夹道，刎颈殉节。
令人愤然的是，周春芳连死人也不放过，立即在她殉难地旁边的礼堂里，召开群众批判大会，狠批刘承秀“死不改悔”。
另一对殉难者——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两口子静静地卧在香山的一片树林深处，告别了这个鬼蜮横行的世界。
外语老师刘约华，自杀未遂……
在四中古老的校园里，演绎着一出出惨剧。
在清队中，“新账老账一齐算”，把我“揪出来”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这个一直高举红旗跑步前进的青年人，哪里有什么老账？更何况那些当年被戴了“帽子”的人都安然无恙。问题在于我欠下了“新账”。
文革初期我遭受冲击，后来“新四中公社”一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了我。而后，我便投身运动：编辑文革小报，连续在教师中印发；搞干部问题调查，要求解放干部。
派性斗争贯彻文革始终，许多事物的成败发展，取决于派别力量的消长。
“新四中公社”的势头，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便被压了下去。借清队之机揪出王行国，是整“新四中公社”一派“包庇坏人”、“包庇走资派”所必须的。我之所以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审查我的专案组也是重点专案组，皆缘于此。
清队揪斗有组织、有步骤地紧张进行着。一派肃杀气氛笼罩校园，笼罩在人们心头。原来的当权派检查是清队的序曲。实际上是要为清队引路。当权派×××在检查阶级路线“包庇坏人”问题中，就抛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教师。
不久，我便被揪了出来。这是继文革初期冲击监禁之后的“二进宫”。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运动初期被原来的当权派在全校点为“坏蛋”，而后被红卫兵“群众专政”监禁到“牛棚”；运动中期被原来的当权派在全校点为“坏人”，而后被“红色权力机关”“隔离审查”的厄运。
五、“群众专政”的牢房生涯
这次监禁比之不久前的上一次，“监禁水平”更为“高级”。
监禁我的地方区别于其他人的集体大房间，我被特殊地囚在一个单间牢房里。家属要经过批准才得以探视。探视要经过搜身检查，谈话限时，且有人从旁监视。一次，我爱人探视被周春芳拦阻，她愤然抗议：监狱里还许探监！
监禁的日子里主要被逼令干两件事：检查交待“罪行”和接受批斗——挨打。
每天的批斗像表演节目一样，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像这样的批斗——挨打，在运动期间我经历了六十多次。
一个革命性强的教师领导的班，在触及“牛鬼蛇神”的皮肉时也最深刻——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他们还以“喷气式”的姿式，押着我在校园到处转了一遍，以向别人显示他们的战斗精神。
头上的血边走边流，我的鲜血滴遍了四中校园。
我所住的房间是一个“裸屋”，除了一副光板床和写检查用的笔之外，一无所有。屋里不能有硬东西，更不能有指甲刀、水果刀等物品，怕被关者自杀；屋里的吊灯被拴到绝对够不到的高高的顶棚上，让你寻死不能。
门口则值班人员手持器械全天候把守，即使打饭、上厕所也尾随不懈。
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特权待遇”。
每天等待我的是，像一条被锁链锁着的狗一样，被牵出去批斗：按课表排列，轮番到各班教室“接受教育”——连篇累牍的谎言和谩骂，连续不断的“触及皮肉”。对我的残酷整治，还有震慑别人的作用。40年后，当年另一个被“揪出来”的难友周继尧对我说，当年周春芳曾警告他：你要不老实，监禁王行国的屋子就是给你留的。
我被置于全封闭状态。我的牢房处在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夹道里，门窗的玻璃上都糊满了纸。整天不仅不会有人来说个话，就是连窗外的人影也见不到一个。不许阅读书报，不能听广播（更没有电视），连放风都没有，与周围世界是绝缘的——无异于信息窒息的刑讯。
日出日落，日复一日，困顿、屈辱的日子哪里是尽头？而明天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语言停顿，思维凝滞，我想了很多很多，却又不知道想了什么……
六、批斗社会化
文革中盛行抄家之风。抄家多是“破四旧”，冲着财富和宝贝而去。我此时虽已参加工作10年有余，可是月工资仅有43元，家徒四壁，连糊口尚且紧缺，更无一点值钱的东西。可是我也经历了抄家之灾，这是另有目的。
文革实行的是先定罪后“取证”的整人方式，他们为抓不到我的“罪证”而恼怒，抄家搜查文字材料便成了他们希求的稻草。
要说这些人也真不容易，他们查遍了我家里几样不称职的家具，劳而无获。于是，他们便拆顶棚，挖地砖，上天入地地找寻；拆镜框，卸床板，挖空心思地勘察。结果还只能是是失望而归。
率领抄家的专案组的邵立功不死心，“誓与王行国战斗到底”。于是，他们不辞劳苦跑到我爱人的学校去搜查王行国“转移”的材料。我爱人远在房山工作，学校所在极为偏僻，坐火车在良乡下车后要再步行2小时（当时没有公交车）。他们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来到这里，再次失望而归。
为了把我“批倒批臭”，他们在我家住地的院门口贴上了“反革命分子王行国罪行”的大字报，并把我拉到街道上批斗。专案组的×××主持批斗，他不知怎样才能把我说得最坏，竟冒出了个“王行国比蒋介石还坏”的笑料。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终没令“革命派”失望——王行国臭名远扬，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连四五岁的小儿子走在街上，也会有小石子扔过来打“小反革命”。
一天，有个我爱人的学生从外地来我家看老师，是清早到的，当天晚上住在我家。午夜 12点，街道上盯着的人闯了进来，对来客一通审问，批判他和反革命划不清界限，还非说他是头天晚上来的，不老实。直到该学生把当天到达的火车票拿出来证明才算罢休。
我爱人在远郊区房山的乡下工作，平日回不来家，家里又别无他人，小儿子只能送幼儿园，可是当人家一知道是“反革命家属”，便不收留了。如此进了三家幼儿园，又被轰出三次，最后竟是无处安置。此时真像是走到绝路……
天不灭人。这时我幸运地遇上了好人。一个过去的学生杨家振把孩子接了去，由他父母给照料。
在当时的环境状况下，对你不落井下石就是好人。平时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把你视若路人，不敢直面，谁也不敢沾你，谁也不愿理你。杨家振工人出身，当过兵，到过越南打仗，腰杆硬。患难见真情，天底下不乏好人！
七、从“狠狠打击”到《勒令》释放
一天，出现了一件奇事。从关闭的门缝里捅进来一张报纸，是北京四中革委会主办的“机关报”——《新四中红卫兵》，上面刊登的是批斗我这个“阶级敌人”的报道。后来，又有类似的东西偷偷地传给我。
这位胆大妄为的“通敌”者，点燃了我生的希望。我将这些来自特殊渠道的材料，保存至今。小报里通篇的谩骂和上纲，是打击迫害我的历史证据——
百倍精神提高警惕 狠狠打击敌人
——我校革命师生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批斗漏网大右派王行国……
[本报讯] 在我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革命师生22日又一次举行对敌斗争大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武器,狠狠批斗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漏网大右派王行国、曹会澄及其后台——走资派杨滨……
（王曹之流）这些家伙，1957年就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论……恶毒攻击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一小撮走资派包庇下，他们却逍遥法外，甚至窃取了一些重要职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走资派同他们自己一起揪了出来，打破了他们变天的梦想，他们怎能不时刻妄图翻案呢？早在去年二月逆流时起，王行国和曹会澄就配合着谭震林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粉墨登场了。……他们乔装打扮，把自己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搞起“控诉”来了。……王行国为了翻案更是不遗余力。他蒙骗群众，反对解放军，甚至与走资派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革命群众用大量事实揭发了杨滨包庇王行国，王拼命为杨滨翻案的罪恶活动。王行国不辞辛劳地搞了十四校的调查，得出了所谓“中学没有一小撮”的反动谬论。他千方百计为杨滨开脱罪责，认为杨是二类干部，企图把他塞进革命的三结合。（《新四中红卫兵》1968年6月24日，第35期）
《他们还要作最后挣扎》
辛思忠
在前一阶段斗争中，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专了政的阶级敌人，并没有甘心。敌人用变换了的斗争形式，采用不同的手法，顽强地向我们进行斗争，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否定革命群众给他们定的性质，作的结论。……
拒不认罪，顽抗到底。这就是拒不认识自己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走资派杨滨和漏网右派王行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他们……公开对抗革委会和革命群众对他们的结论。
我们必须发动群众继续对那些牛鬼蛇神进行批判、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新四中红卫兵》1968年7月15日，第39期）
把我关在“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牢狱中，不管是群众批斗的狂轰滥炸，还是专案组千辛万苦的内查外调，重点的、放大的审查，都不能造出我的历史的“肮脏”和犯下的“大量罪行”，只好无可奈何地放我出狱。1968年9月3日发布“解除隔离反省”（出狱监管）的《勒令》——
王行国在1957年向我们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极其恶毒地攻击、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以后长时期地又进行了大量的翻案活动，尤其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混入群众组织，借批资为名大搞翻案活动，死保走资派，恶毒攻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网罗校内外牛鬼蛇神，四方串连，到处“忆诉”，猖狂已极，对党和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在伟大的清理阶段队伍的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仍然非常顽固，非常嚣张，对抗运动，拒不低头认罪。
决定对王行国解除。……希望你能通过这次对你的释放，更进一步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彻底低头认罪。回家的时候不许乱说乱动，要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居民的监督和批判。
我们以最明确的语言告诉你……如果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现在躺下装死，以图在适当时期反扑过来，我们一定与广大群众在一起，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压得你永世不得翻身，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你以前的肮脏的历史中，已经对人民犯下了那么大罪行，今后何去何从三思而择。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群众专政万岁！
在31岁这个人生最好的年华，我能庆幸的仅仅是能够活着回家。
八、覆巢
当时我家三口人，文革发动时，孩子3岁，妻子在房山乡下教书，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星期日就得返校。孩子跟我在城里，上幼儿园。
我工作十多年，工资只有43元，妻子还要低一个等级。我们双方从小没爹没娘，没有老人资助，夫妻两地生活，带着一个孩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得寅吃卯粮——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到头，月中向邻居拆借，下月发薪再还人家。
我被圏进牛棚（后期恩准晚上可以回家）。一次孩子生病，只好放在家里,白天请同院邻居照看一下，每天晚上回去带。孩子咳嗽、发烧。却不准我请假。孩子每天一到天黑就喊“爸爸还不回来！”孩子坐胎的时候，正值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出生后体弱多病，1岁里3次重病住院，其中一次性命难保。从3岁开始就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幼儿园轰了出来；换一个幼儿园，没过几天，又被赶出；再找第三处，命运依然。世界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无辜儿童！
天无情，人有义。我从前的学生杨家振把孩子接了去，由他当工人的父母照料。儿子长大一点，走在街上，便会有小石子掷过来打“小反革命”。孩子此生唯一的一顶由表哥处“继承”来的帽子，被邻居的男孩抢了去，我们哪敢去要，从此，儿子不管多寒冷的冬天，再没有戴过帽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到六七岁的时候，便承担起看家做饭的责任。有一次蒸米饭，待打开锅盖准备吃饭时，锅里却是空的——忘了下米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妻子兴冲冲长途奔波回到家里。万万没有想到，打开家门眼前一片狼藉。桌子上有我留的字条，告诉她我被隔离审查。妻子奔到四中找我，周春芳不让见。妻子质问：“监狱还可以探监！”周春芳组织一屋子人对她围攻，让她交出王行国的反动日记。她对这些人说，王行国是从小在四中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四中领导、老师都知道，他是反革命跑不了，他不是反革命谁也冤枉不了！
四中革委会、专案组深入打击阶级敌人的斗争取得辉煌成果。他们抄我的家，把我拉到我所在的街道上批斗，把“反革命分子王行国罪行”的大字报贴到我的家门口，使我“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的家时刻处于被严密监视之中。
一次周末，我妻子因为我被监禁，就带着幼小的孩子住到亲戚家去，这位亲戚所在的部队机关，在与四中联系后，半夜12点多把妻子和孩子押送到我们管界的福绥境派出所。
我属牛，过去我的身体也真像牛一样健壮。21岁，我被下放南郊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的疯狂年月，每天顶星星戴月亮下地干活，不论劳动强度多大，我都没感到劳累。有点疲乏，睡上一觉，便都恢复过来了。劳改的人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动分项计分评比是重要手段。我是这批人中最年轻的，仗着年轻力壮，每次劳动评比，我总是第一名。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击垮了我健壮的身体，击毁了我上进的精神支柱，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信仰上的垮塌，政治上的高压，前途上的无望：我的痛苦、冤屈，向谁诉说？我刚刚进入30岁的年华，明天会是什么样，一生又会是什么样？苍天不答，大地不应，四顾茫茫，找不到一点慰藉，找不到一点依托。
在那非人的日日月月，我没想倒下去，却也坚强不起来。常常神情恍惚。一次，在房顶安装电路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摔了下来，腰硌在一个小圆凳上，登时动弹不得，吴济民等人赶快把我送进医院。尔后尿出来的就不是尿液，而全是鲜血（不是尿液里有红血球指标的“血尿”），每次撒尿都疼痛不堪。最后尿血虽然止住了，但从此，我的身体垮了下来。
一开始是发烧。常常是38℃以上，头晕，乏力，浑身疲倦，有时甚至达到39℃多。曾3次住院，医生都找不出病因所在。看中医吃了几百付中药。刚刚退烧，下肢浮肿接踵而来，小腿肿胀得鼓鼓的，亮亮的，一按一个深坑，看着都可怕。走起路来像腿上绑了沙袋一样。中西医不知看了多少地方，又是吃了几百付中药，不见好转。
此后，病一个接着一个，肝脾肿大、血液病、高血压、房颤……
更可怕的是精神创伤——文革给我留下了恐惧和抑郁。我这个曾经是专门与人打交道的政工干部，现在却怕见人，特别是怕见生人，怕有矛盾，凡事有一种回避心理，在家里凡有与外界打交道的事，都让家人去接应。
有人敲门，有人吵嚷，就会感到精神紧张。经常做噩梦。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惶惶然，眼前闪现着恐怖场面，惊悸不安……
九、没有结论的“结论”
1969年4月16日，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又过了10年，学校党支部给我平反，而后又有了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
什么叫没有结论的“结论”？就是：在档案里并没有什么结论性的文字（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应本人要求，单位给我开具一纸“结论”材料权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
王行国同志在1958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1958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
中共北京四中支部（盖章） 1979年3月20日
此前，在1978年12月28日的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宣读了这样一份材料：在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中，在四中教工159人之中，有45人受到冲击和审查，18人进了劳改队，16人被抄家，25人遭殴打，4人被迫害致死。很多人有肉体摧残，人身侮辱，精神打击的经历。
十、文革余音：希望在人间
1999年新年，我收到了一件特别的年礼——一封令人动情的来信。
王老师，您好!
首先祝您新年好!
寄上1997年四中校庆时您与我们67届初二(四)班同学合影。您还是当年的样子，而我们则已经从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中年汉子。然而，看到这些照片，又使人想到3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
这几年我一直在打听您的地址，想给您写信，但真正提笔，又觉得很沉重，因为我要为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过错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
您一定不会忘记文革之初，1966年8月初的一天。那天在四中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武斗，很多老师，包括校长杨滨被押着“游街”，继而被打。我也卷入了那次活动。
记得那天我正与同学在操场边闲聊，忽然见有不少学生押着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校长和老师们沿着操场跑道“游街示众”。
有人说其中有您，我只见到被押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不知是哪位。
一会儿，这支队伍走到我们跟前，不少学生跑过去喊口号，打人。我也跟着过去，随着打了几下。
回忆起来，我当时很紧张，心里很乱。我因为出身不够“革命”，不能加入红卫兵，又有人说我是您的“红人”，因而怕别人说我没有“阶级感情”，可是打人又不是我的性格所能做的。当时我是比较文静的学生。我的这一行为显然是为表白自己，做给人看的，甚至我都不知道拳头落在谁身上。……
三十二年过去了，我每想到这一幕就感到悔恨和自疚，我应当向老师们道歉。……我一直在寻找您的下落，希望向您致歉。请您接受我发自内心的道歉和忏悔。
近十年我在做文革的研究。我深深感到，文革所以造成那样巨大的灾难，有领袖们的错误和责任（这是主要的），也有民众的错误。“老三届”应当为自己在“红卫兵”时代的错误而忏悔。现在大家做得很不够，而我要从自己做起。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学生 y××
1998.12.31
文革过去以后，不时地总会听到一些当年受迫害者的回忆。即使当年害人者也这样装扮自己。然而，绝少听到忏悔的声音，更少见到道歉的行为。当年的残暴固然是社会的悲剧，今天的隐匿何尝不是民族的悲哀。
因此，这是一封足可“载入史册”的信件。
从y××（他并非是当年的施暴者）的来信，使我看到了一代人的良知未灭。
我为此而激动不已。
我写过一本书《吟啸行》，记述我的经历，其中当然有我文革挨整的经历。
2008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位四中老师在电话里说了一件事：一个叫Z××的四中学生看到了这本书，很有感触。书中写到的一些坏事，虽然没有点名，却也看出是当年的他自己干的。他表示，感谢王老师笔下留情。他要向王老师道歉。
听后我为之一动，随后也就忘记了。
Z××是高干子弟，事隔几十年，当年他这个初中一年级的毛孩子，现在已是50多岁的公司大老总，能这样说说也就不错了。
2009年4月中我回到北京。没想到，他5月初便携夫人，带重礼，赴远道，专程登门道歉。
Z××在饭前举起酒杯，以当年施暴者身份，郑重其事地致辞道歉。
高干子弟是文革的火车头，作为高干子弟成堆的四中，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四中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四中革命小将的英姿飒爽，多少精彩纷呈的镜头还历历在目，惟独不见有人反思和检讨。
人性的回归，道德的重建，文明的复元，社会的进步是未来的希望。
Z××带给我的正是这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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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本文作者李颐扬先生，196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四中任语文教师。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九人反党小集团”的“黑笔杆子”。1968年调出四中，先后在北京第113中学、北京外事服务学校、西城师范学校、西城实验学校担任副校长、校长。
四中工作组批判“九人反党小集团”始末
李颐扬
文化大革命使各中学党委受到严重冲击，四中领导干部也都“靠边站”了。面对中学的“无政府状态”，新改组的北京市委遵照刘少奇等在京领导人的指示，派出工作组到各校“控制局面”，领导文革。1966年6月4日由团中央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来到四中。工作组负责人杜维忠（后来刘连如到任任组长，杜维忠和黄恩博任副组长），6月6日在大操场召开的校会上给学生讲话，后来又召开全体教师会，要求大家深入揭批，不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审查教职工队伍”。他说，不但要揭黑线、揭黑帮，还要揭黑点、黑影；有事实当然要揭，怀疑的也可以揭！
这以后，四中的校园里出现了新一轮的大撕杀：除了继续批判所谓“走资派”之外，又开始了对教职员工的大揭发、大批判：《点鬼录》、《××黑史录》、《大投机家章启明》（章启明是语文组优秀教师——作者注）……大字报铺天盖地，短短十几天，四中90％的教职工被点名揭批，不少人的名字上画了红叉，混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们十几名青年教师经议论认为：揭发的事情大多是虚假的，是无限上纲上线的；运动把矛头对准广大教职工，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当然也是错误的），于是由顾德希和我起草了两张大字报：《维护运动健康发展》、《告全体教职员工书》，贴了出去。我还写信给市委，反映四中运动情况，并怀疑派来的工作组的团中央里也有对抗正确路线（其实哪有？都是一个“路线”！）的“黑线”。后来这封信又由新市委转到团中央工作人员组成的四中工作组的手中。揭发问题的信到了被揭发领导的手中，揭发人还能有好下场吗？
6月下旬的某一天，三名教师贴出一组大字报，仅报头就占一整开纸：《揭破一个阴谋小集团》，点名批判了“阴谋小集团”的九个人：阴、顾、李、王、田，三刘加一韩。阴亚东是首领，大红伞；顾德希，狗头军师；李颐扬，黑笔杆子；王思敏，外语组教师；田佣，数学组教师；刘润清，数学组教师；刘岚云、刘永章，语文组教师；韩博文，外语组教师。大字报说我们是“阴谋小集团”、“反党小集团”。然后分别对每个人的家庭出身予以披露，抛档案，乱分析；对每个人反动言行予以揭露、批判，有的还定了性，如刘润清居然就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这张大字报列举了我“污蔑伟大领袖”的罪行，大约是把“玩笑”当成了“正经”了吧。
一次语文组老师聊天，一个人说：非洲人热爱毛主席，把自己孩子的姓改成了“毛”。我说：我有个笔名，叫“毛亚扬”。大家愿听其详。我解释道：毛泽东的“毛”，阴亚东的“亚”，李颐扬的“扬”。大家听了哈哈一笑。但这次揭发出了这个笔名的新含义就是“毛泽东亚于李颐扬”。“狂妄之极，反动至极呀！”
这种对领袖的蔑视还有一个佐证。一次语文组有人讲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毛主席坐车外出，天上胡宗南的飞机追逐轰炸，车停下来，毛主席被警卫员推倒，警卫员趴在毛主席身上，警卫员被打死了，毛主席安然无恙……我说了一句：“毛主席命大啊！”大家哈哈一笑，这事就过去了，但这回揭发的时候说是“污蔑毛主席”。
过去只听说过封建统治者爱搞“文字狱”。清朝一个人作诗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杀！因为你污蔑清人“没文化”。文化革命中“文字狱”发展到了极致。某中学一位积极分子、教师，带头喊口号，把“打倒”和”“保卫”喊颠倒了，痛苦几日，终于跳楼自杀了结了。
话说回来。一天几个革命小将闯进语文教研室，送给我一个长40公分的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混蛋李颐扬”。绿纸、黑字，姓名处赫然地打着大红叉。他们命令我到学校就要自己戴上它，到食堂吃饭也要戴上这块牌子。那时候，教师小食堂关闭了，师生都在大食堂吃饭，好几百人。我为免受其辱，就饿了两顿饭。后来，不怕沾包的勇敢的好心朋友还帮我打过两次饭呢！
在以后挨批判的日子里，黄恩博副组长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李颐扬走得比较远喽！”这句带有保定（？）味儿的方言，成了回忆中的笑谈。在批判一个人的时候，往往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后来有的战斗队就叫“揭老底战斗队”），实际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往死里整。李颐扬是怎样“走”过来的呢？1958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就认为农民生活苦（“不苦农民吃榆树皮面？”），认为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克拉玛依油田建设，苏联是给了设备，可是也拿走油产量的一半呀！”），用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衡量，这不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不利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毒草吗？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大学生下乡劳动，他说“农民吃不饱”，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天灾人祸”，说“天灾”行，说“人祸”，不是找死？这就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呀！1963年到四中工作后，又污蔑伟大领袖，现在又反对工作组，这就是反党、反革命啊！所以说“李颐扬走得比较远喽！”从“右”，“右倾”，一直滑向“反革命”。
在以后的几十天里，工作组组织了大小批判会17次，批判次数以语文组为最多（有案可查的：7月5日，7月9日等等），最大规模的是六七十名教师参加的批判会。阴亚东、王思敏多次自问，问人：怎么革命，革命，最后成了反革命了呢？顾德希想不通：写了个《维护运动健康发展》怎么就反党了呢？黄恩博的回答是：你说要维护运动健康发展，就是说运动发展不健康，被工作组搞乱了。言外之逻辑就是：你反工作组啊——反工作组就是反党。通过不断批判，分清责任，自我检讨，顾德希和我自知“顽固不化”“罪责难逃”，我们说：“看来咱们得劳改去了！”我还开玩笑和阴亚东说：“劳改咱们可得一块去呀！”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说不知文革怎么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会上北京市委宣布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刘少奇派工作组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8月中旬四中工作组撤出四中，不久在四中召开了全体教师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从“右派”一下变成了“左派”，阶梯教室里有一条标语吓了我一跳：“跟着阴顾李闹革命”，我说：“还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吧。”小心“捧杀”！
45年前的往事为何要重提？“立此存照”又有什么用？
第一、为了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人和挨整都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人们“都要用无辜的手，去杀死无辜的人”，甚至成为“蒙面角斗士”，“双方都乱拿着短剑寻找敌人，无论进攻和防御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死亡，盲目的胜利。”（艾青）人们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神化个人，个人崇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二、说实话挨打，自古而然。但我们还是要说实话，不说假话。或说部分的实话，不说假话。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回忆过去，我们更加企盼一个民主的和谐的社会的建立，更加向往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生活。
可能有的师生关心这九位老师现在的命运。除了刘岚云老师病逝之外，另外八个人都如文革中的批判词那样：实现了“想捞个一官半职”的“狼子野心”：四个人当过校长、副校长，四个人被评为特级或高级教师。现都退休了，正安度晚年。
201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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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从“批毒”到“散毒”
——我的文革遭遇与汪含英老师之死
铭 心
文革十年，汪含英是北京四中教职工中的自杀第一人。
文革之初，由于“名为‘批毒’，实为‘散毒’”的罪名，使我这个学生和汪含英老师曾经共同陷于风暴的漩涡。
45年过去了，历历往事，依然在眼前时时浮现，并引发心中阵阵悸痛。
文革前，汪老师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那里也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不断交流中，我和汪老师逐渐熟悉起来，以致后来每有我所偏好的期刊送到阅览室，她都会单独地留出来让我先睹为快，然后再上架。应该说，汪含英是我的任课老师之外，在四中认识并熟识的第一位老师。
自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后，文艺界并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日趋紧张。这突出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从上世纪30年代到当代的不少作品及作者被陆续批判。直到一年后随着对《海瑞罢官》的围剿，大批判的狂潮席卷各报刊几近50%的版面。这是我身处阅览室直接感受到的时代主旋律。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学生似乎都无法安然世外而无动于衷，四中校园里的政治空气格外浓烈，四中的学生也好像尤其敏感。我在浏览文艺期刊中闻到火药味，也想抓住战机，点一把火。于是，我向汪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利用阅览室的资料，试着给报刊写点批判文章，请她允许将概不外借的期刊让我借出来用一用。正在我忐忑于能否破这个例时，汪老师竟爽快地应承了。我起初以为她的态度可能是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使我更相信她同样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热心地为学生参与大批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大约从1966年3月开始，汪老师陆续借给我文学期刊合订本几十册，大多以小说、诗歌为主，内容庞杂，课余时间有限，我感到无从下手。而此时继《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之后，对电影的批判声势正猛，我又向汪老师借了一批《电影文学》，想从这儿另辟蹊径。汪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说可以为我引荐她认识的某报编辑，稿子让此人指点指点，如果对路子就可能发表出来。后来，从那位编辑处得知张天民编剧，张伐、张良和赵联主演的影片《路考》，在电影局审查时有不同意见，有可能被列入公开批判的名单，如果从批这部影片入手，把握比较大一些。我赶忙从《电影文学》中找出《路考》的文学剧本，粗粗看过两遍后，以当时的大批判套路写了一篇稿。如今反思，通篇不外乎“歪曲工人阶级形象”、“否定党的领导”等政治概念的堆砌。此文经编辑大幅删节后见报。没想到汪老师最先看到了那天的报纸，课间特地跑到教室告诉我。看得出来，汪老师此刻的心情，完全是一个老师付与学生的心血终于有所回报后的兴奋与欣慰。
批《路考》后，我继续埋头于期刊中搜寻“毒草”以期再战。直到1966年6月，开始停课闹革命，我借来的期刊在班里一些同学中传阅，成了写、看大字报之余的消遣。有同学悄悄地让我赶快收起来，免得“招事”或传丢了。事后想来，这无疑是有识之士的忠告。但我却全然没有理会，任由期刊辗转传阅，由此埋下祸根。到了7月底，好像是以选举市里中学生文革代表的程序为由头，继而引出其他问题，我和班里几位核心骨干的观点相左，发生激烈争论，谁也不服谁。最终对方罗列足以制服我的“刚性”材料，几顶“帽子”扣上，我顿无还口之力。指控中最要紧的“罪状”之一，就是“散布毒草杂志，毒害同学，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红八月”初，惩罚升级，家被抄，继而皮带、棍棒持续袭来，我陷于围攻之中。皮肉之苦我尚能忍住，唯一让我无法释怀并成锥心之痛的，是这样一个场面——8月4日早晨，在几位手持皮带者的虎视耽耽之下，我与汪老师四目相对的凝固瞬间……
那天，几个同学押解着我，到图书馆归还《电影文学》合订本。汪老师在喝令中战战兢兢地走出图书馆，当看到满脸伤痕的我时，她愣住了，似乎要说什么。我把合订本交给她，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嗫嚅道：“没弄丢就好……还了就好……没想到，真没想到……”有人断喝：“没想到什么？他散毒，你是后台，回头找你一齐算账！”只见汪老师应声一哆嗦，险些瘫坐下去。
若干天后传来消息，汪含英老师和老伴双双自尽于香山……
关于汪含英老师的死因，有人说是四中某关键人物向学生抛出她的档案材料，欲以其“历史问题”治罪；有人说是由于她和老伴被遣送回乡后，走投无路……时至今日，善良的人们无法指望谁能给出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对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不断的回顾、反思中，我从自己的遭遇与汪老师命运的纠结中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大批判，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招致同样是以文革名义袭来的劈头盖脸的棍棒，声称要“一齐算账”。如此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根本无法跳出去的“怪圈”，怎能不让汪老师晕头转向，终于陷入彻底的绝望？
汪老师之死像梦魇压在我心头几十年，每当接触到“文革反思”之类的话题，当年向汪老师借阅期刊，发表文稿，直到归还期刊的一幕幕，如电影般清晰地呈现出来。我确信汪老师始终是真诚的，这真诚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尽管这场运动是怎么回事她全然不知；二是作为老师，鼓励学生“要求进步”、“积极上进”，是她心目中的天职，是天经地义的为师之道，尽管她从中得不到丝毫实际的利益。
建国后以整肃知识分子为主旨的政治运动，除令一部分人噤若寒蝉，退避三舍外，教师队伍中绝大部分老知识分子决心跟党走，而且真诚、自觉地落实到教书育人的行动中。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最终将他们的真诚击得粉碎。汪老师最后脱口而出的“没想到……”，道出她内心的惊惧和痛苦。“名为鼓励、支持学生‘批毒’，实则教唆、怂恿学生‘散毒’”，只要强势者如此定调，舆情群起附和，当事人纵有百口而难辨一端，轻则“动机与效果统一论”逼其认罪；重则拳脚相加至其死地。始自“批毒”，终至“散毒”，汪老师到底逃不出文革的荒谬悖论为她设置的陷阱。推而论之，岂止是普通教师汪含英，处于政治运动狂潮漩涡中的芸芸众生，谁又能逃出注定的命运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张天民。因为早已得知他是师出同门（四中）的学长，说话自然更随意一些。我们谈到由他编剧，曾惊动高层并引发“政治地震”的影片《创业》，又谈到我也曾参与批判《路考》的往事并向他道歉。张学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叹曰：“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他向我问起四中的文革及一些老先生的境况。当我如实告之他也很熟识的汪含英老师的遭遇时，他先是惊愕，愣了好一会儿，百感交集地摇了摇头：“唉！真是没想到……”
20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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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四中与乌托邦
秦 晓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哪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打倒了，批判对象中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傅洋、傅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傅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宣，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站在金水桥前面维持秩序。头一天晚上都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中待命，第二天一早就站到金水桥前面去了。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准备。后来，有些还不是首领的人也上去了，队伍里好像很多人都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有上去，我们就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照了像。我们在旁边，总理在中间。金水桥那么长的一溜，总理就一段、一段地跟我们照相。后来，我是跑到新华社要的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呢。
“八•三一”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刚走下天安门，有一个外地学生拦主席座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任，威胁了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个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是从八一学校来四中的。以前上课经常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老师说，你讲的什么呀？我都听不懂，把老师倒给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成“英雄”了。
我是“九•一五”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上的天安门。我记得上天安门的时候，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去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毛主席走过来的时候，举着手看着我们。当时，我们离得很近，见到主席很激动，欢呼声很大，但秩序还好。不过，我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们。面对这么疯狂的场面，我觉得他也担忧了。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这个感觉。
第二件事就是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头，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俩的长谈主要是主席讲，刘听。主席讲的时候还打手势，像是个认真的谈话，超出了在这种场合上谈话的时间。而且，回想起来很奇怪，主席怎么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还谈那么长时间的话？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西纠”的成立有这么个背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就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写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红卫兵一下子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当时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去搞“破四旧”，而是希望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成立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经关闭了。成立宣言上把西城几乎所有的中学名字都写上了。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也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所以经常是一帮子人，一窝蜂似的到我们家去。我妈妈是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住下两个“连”的人，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10个《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写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了，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就负责组织人员去行动。记得“西纠”在地质部跟地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长时间，使地质部免于受到冲击，也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像西方一位哲人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了某种权威。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送啊？于是反映给我们。“西纠”就发了第一号《通令》，说《毛选》可以卖。那时，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抄家的方式我们是不主张的，所以，专门发了道《通令》去规范。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一些红卫兵就把他们都给赶到北京火车站了。而原籍所在地不接受，北京也不接受，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混乱一片。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的人跑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这事。
关于《通令》的内容，我们是一起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是比较重要的《通令》。当时，李三友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经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写得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写了两个。六中当时办了一个“红卫兵报”，我们就想收编它，谈的时候很难缠，不过报纸最后还是被我们收过来了，成为“西纠”的机关报了。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抄家、打人这类事情。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以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大会声讨。这个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地押到台前。会场气氛很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给人的直接信号就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候，街头上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他们还以为地盘是他的。以后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会议。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叶帅（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妈妈，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总理了。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这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的费用，都是由国务院给配的。
“西纠”也就存在三、两个月吧。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总理帮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串联去了。我们走了以后，“西纠”总部剩下几个留守的人，也不是正式委任的。陈伯达有次带人到“西纠”总部来了。听说陈伯达当时挨个问他们的父母都是谁，当时，有人属于比较冲的，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地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就呛起来了。陈伯达后来就提出来要看“西纠”用刑的地方，“西纠”哪有这种地方呀？六中打人的事，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所以，两边就呛得更厉害了。之后，他们就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是因为“西纠”的原因被抓，对“西纠”其他的人没有抓。我串联回来时，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一个总理在场的活动，开摩托车的人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一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要从政治上考虑，保护总理，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才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不是要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主张讲政策。面对红卫兵中出现的越来越不讲政策的现象，我们也感到担忧。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起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觉得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里，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因为，红卫兵纠察队毕竟是那四、五十个学校共同认同的组织。但是，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就硬是把我们给搞垮了。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的领导层集体辞职，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到大连，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还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几个人正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大事了，就从上海返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的。当然，也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人，而且，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那时对毛主席还是相信的、迷信的，不可能去挑战毛主席。但是，对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了，把江青弄出来，却不能接受。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是从内心有抵触的，可是，并不一定表现得那么自觉。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打击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了，也不只是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去煽风、点火，就是去了解情况、看一看。我第二次出去串联是和孔丹一起去的，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先去广州，一路我们了解到两件事：一件事是，广州八一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当时干部子弟被冷落了、被打压了，所以他们变得很消极，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还有一件事是，像四川、湖南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人组织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和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管会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有目的地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情，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会的事，都记录在案了。“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是很严重的。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间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了局面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劲夫没地方呆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议。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也没做出什么决议来，大家都是在谈情况。但是，这就跟一般的会不一样了，成了秘密会议、黑会。我觉得，当时可能是中央文革想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保张劲夫很难了，可又要把控制权给保住，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这些人。随后，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来做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在和中央文革的斗争中也是能拿一块是一块。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还有国家那些大的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啦，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没有被抓，只是隔离审查。这事出来后，从我爸爸到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怨恨过总理。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是抄家，然后是扫地出门。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地串联呢，是家里几个孩子和一帮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家。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我爸妈一间。我妈妈是睡在柜子上的，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的时候，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也不是要看我们家怎么样，只是表示她应该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还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出来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总理也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时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就站起来了。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也是心知肚明。
从质疑到抗争
1966年底的时候，我就在想，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在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这么个观点：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后来，我就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是，开小会的时候，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的时候，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变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注：《联动宣言》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那年，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会。当时，老红卫兵已经被排挤了，但还没有完全死掉，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也是折腾。那次会上，我上台讲了话，是我、王向荣、戴晓明三个人上去讲的，我提到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底下跟疯了一样，哗的一片掌声，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个时候，老红卫兵中间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对毛那个时候依靠江青在那里折腾，把社会搞得那么乱，整了那么多人，肯定是不理解。其实心里很明白，但对毛还有幻想，也是自己骗自己吧。
1967年上半年，孔丹被放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很理性地去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去了。我们认为中国这事是让中央文革搞坏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那么深，也没想直接去质疑毛。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起名《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去调查。第一篇社论是孔丹主笔的，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很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现在不知道哪里还能找到。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文革中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都没有反省，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那天，正好是学校副校长在广播室播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孔丹主讲，刚开始讲，就被他们掐断了。其实，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管会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是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反江青的，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抓孔丹的时候挺戏剧性的。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跟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他长得瘦瘦的，像个螳螂样。他进来一看，本来奔着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这里，一下紧张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那个院子是个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人听到有人正在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赶紧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然后，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管会决定对我拘留，还搜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的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要经受铁窗烈火、带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升。我以为会把我往囚车上一押，我那感觉就出来了。结果出门一看：没车？我还想，怎么没车呀？结果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了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白显英雄气概了。
李三友被关进来，他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我一听就知道三友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宣。我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没过两天，我们就把口风串好了。孔丹有经验，我们心里也没觉得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认为我们是正义的，所以也不怕他们。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开始互相串供。关我的那个屋子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后，用手指了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把那个纸条拿出来看。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面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事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没有这些事。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的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的时候一个人给你的，你就抄下来了，那个人你也不认识，那诗也看不懂。反正，我们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承认。就这样大概关了有二个多月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可是，还是不允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我们也没理睬他们，后来就自己去内蒙插队了。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学校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是当工人，这跟我们都没啥关系，也不让我们走。据说，第二批当工人的，工厂在青海西宁、乐都这些很偏僻的地方。就这样，我们也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了，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到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思就是：你们几个甭想走，得整你们。
1968年10月，到内蒙插队的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老乡怎么热情，草原怎么美丽，怎么浪漫。我们在北京已经被整得乱七八糟了，而且，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可我有个习惯，从小不吃羊肉。因为小时候，我哥哥弄了个烧饼夹羊肉给我吃，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一次，包的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的，被我吃出来了，于是，我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做饺子，都是做两种肉馅的。可是要去内蒙，我知道非要吃羊肉了，这关如果过不去，在内蒙怎么生存啊？于是，我一咬牙，离开北京之前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去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下去两盘，感觉还可以，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对离开北京没有太复杂的思想斗争，也没什么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起来的嘛，而且解放以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就去呗。我们也没犹豫，扛起背包就走了。我们坐火车、坐卡车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内蒙阿巴嘎旗。到那里后，觉得挺好，有解脱的感觉。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人都是四中的，彼此都熟悉，经历也差不多，而且还都是世交。另外，还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她们是一拨。我们到内蒙阿巴嘎旗，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分配我们。于是，我们就在旗里呆了一个多月，住到大车店里，是男女混住的那种。有时早晨起来，见一个老太太睡在我旁边！挺不适应。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去，帮知青办刻蜡版、帮他们干活、跟他们聊天。知青办的人都觉得很少见到我们这样的，说文化有文化，说思想有思想，而且我和三友还都是学生党员。后来，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发表那个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地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于是就把我们分配下去了。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于边境的二线。
此文由作者的朋友推荐。后编入北岛主编之《暴风雨的记忆》一书。本刊所发是编入该书前的原稿。
【蓦然回首】
迷乱的年代
——一个四中“逍遥派”的文革杂忆
段若石
本人是四中67届初二毕业生，曾亲身经历了文革期间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从1966年6月1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到1969年1月中我们离校赴陕西延长县插队这段历史并不长，但是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要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也可说是亘古未有。如果用最简洁的话总结就是：疯狂、迷乱、变态。它给人的肉体和精神上带来最极致的摧残，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扭曲人性和颠倒黑白方面远远超过了独裁专制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其综合性的伤害指数是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无法达到的。
说实话，现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我作为一名亲历者，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而是置身局外的一名“逍遥派分子”，这种人虽然不在多数，但毕竟是自成“一派”，所以研究和观察文革史，不能忽略这些“无所作为”的人。他们虽然相对超脱，似乎对如火如荼的运动很少过问，但是这些人有其自己的思想活动，甚至是价值取向，他们可以说是一批单纯、迷茫、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同那些狂热整人和遭遇迫害的人相比，我们这些人既没有作恶也没有受到过多的伤害，面对各种恶行和不公，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就像是海边的沙子，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中随波逐流。
作为一名典型的“逍遥派分子”，我希望借此机会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和想法告诉大家。这些事情有些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甚至是无聊，但它们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诸多事变中的一些小插曲，即使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但读来还是颇有意思的。我根据自己的记忆所记录的事情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连贯，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片段只能是对于那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补充和丰富。
其实我成为一名“逍遥派”是没有什么原因的，也许是和小时的家教有关。记得从小学时起，父亲就不断地给我灌输“当一名科学家”的思想，不知他是为了我的名利，还是为了更理想化的目标——为祖国做贡献，反正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为了什么，好像只是一种直觉而已。此外为了励志，还总讲些拿破仑怎样与士兵一起吃黑面包，达尔文怎么吃虫子，甚至毛泽东如何故意去山上淋大雨（也不知他从何处听来的）。他似乎只知道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于是这些观念逐渐在我脑子里扎根，成为日后指导我行为的方针。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他的设想在发展。我从小学里的拔尖生，顺利考入四中，这似乎更加坚定了父亲乃至我的信念，脑子里除了学习知识，树立理想，策划玩耍之外，好像从没有想过别的东西。记得我那时在班里是有名的淘气鬼，学习成绩排名中偏下，但恶作剧却接连不断，以至于老师几次将我调换座位，试图让优秀的班干部“管住”我，但他们不是被我争取过来一起恶作剧，就是被我气得哭鼻子，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怎么会把一个大小伙子气哭。这种不安分还反映在学习上，虽然成绩一般般，却经常给老师教学提意见，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的确是令老师头疼的人物。
这种状况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打乱了。1966年文革一来，学校顿时乱了套。开始几天还能凑合上课，随着运动深入，大字报、揭批反动老师，导致6月13日宣布正式停课闹革命。此时大多数老师受到冲击，人人自危。学生们则成帮结伙成立各种组织，除了一些“正规军”外，还有许多起哄架秧子的，比如二、三个人也打出什么“独立大队”，“穷哥们战斗队”，“找挨骂战斗队”之类怪异的旗号，生怕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似乎有一种唯“天下大乱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劲头。学生和老师，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随意挑起斗争和批判，完全无需事实和证据。很明显，许多人出于求生本能，只好是“先下手为强”，像疯狗一样乱咬一气，因为这样才更安全。学校里，尤其是教研组那个院子里，墙上和窗户上贴满了大字报，树上是各种标语。教室里整天空空荡荡，没人去上课。越是资格老的教师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他们的历史中，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出一些“问题”，然后无限放大歪曲，最后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比如强调学习成绩、偶尔对某事的消极评论、甚至玩笑话和个人的家庭生活都能够成为“罪过”，加以批判。我的班主任王行国老师当时是中年教师，是50年代四中留校的优秀生，曾参加过一些运动。他一生教授政治思想课，虽说没有那么“左”，但都是教给学生要有政治觉悟，有理想，有道德，居然也成了反动教师，挨斗和被强迫劳动改造，受尽屈辱和折磨。我班另一位老师唐琳，由于年轻，资历短，又是来自部队，所以受到的冲击小一些，好像有几个学生写大字报攻击她“白专道路”，弄得她也整天灰溜溜，战战兢兢的。
8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带头成立红卫兵后，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我班同学中也自动分出了几类人，出身革命干部（按现在标准应该是局级以上）家庭和革命军人家庭的自然而然成为红卫兵，那些出身工农（其实四中非常之少）家庭的虽然也入了红卫兵，但似乎低他们一等。剩下的约占总数二分之一多些，都是一般国家干部，小职员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这些人中有些人的狂热不亚于那些干部子弟，竭尽全力争取加入红卫兵，好像比入党还要光荣，有些小混混为了搞到那么一个红袖标，不惜做个“冒牌货”，在那里招摇，如不能如愿，则积极跟在那些人后跑龙套。还有少数几个出身不好的，比如“小业主”，“历史有污点的人”（比如家长当过右派或是受过劳动改造），他们或是被斗争，或是被遣返回原籍，驱逐出北京。
我作为不爱学习的分子，一旦停课，顿觉一身轻松，无拘无束。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对于那些“揭发材料”毫无兴趣。偶尔溜上几眼，也觉得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于是整天在校园子里转悠。四中的校园子很大，树木又多，有些地方十分荒凉，这倒成了我的乐园。我平时酷爱玩弹弓子，经常和班上几个好友切磋制作工艺和射击技巧。还从街道上捡回胶泥，自己动手制作弹丸，那浑圆标准的泥丸，能保证在击中目标前绝不会偏离弹道，我虽然做不到“百步穿杨”，最后还是练就十有八九能够在30米开外击中一个电灯泡的本事，也不知有多少可爱美丽的小鸟成为我的“弹下鬼”，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造孽啊！
进入7月，随着酷暑来临，校内斗争也日益白热化。学生们已不满足于大字报声讨和揭发，有人开始采取暴力斗争的形式。那些老年和中年教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被斗争，就更不用说那几位校领导了，他们往往会成为斗争任何人的斗争会的“陪斗”。有时还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荒谬事，比如当大家围住某位“反动分子”高呼口号，奋力批判时，参加者中忽然会有人发声喊：“把×××也揪出来！”于是某人便会莫名其妙地被几个煽动起来的人扭住，推上台去，被按在那里批斗，露出一脸的惊恐和不解。此时完全不需要解释原因和陈述“反动事实”，随便扣上一个帽子便可以，从来没有任何人去质疑它的真假。人们的良知和判断能力似乎已完全被狂热的信念所麻木，会真心实意地去相信这就是个坏蛋，毫无保留地去斗争这个平日无冤无仇的同事或朋友。分析这其中的原因，这种挑拨的人也许是与被斗的人有昔日过节，不能排除“公报私仇”的嫌疑，也许是想用“先发制人”的方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保护自己。总之他们的目的都完全没有正义性可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神奇之处，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性中“恶”的一面。各种斗争会在校级、年级和班级全面展开，有时几个学生一合计就可以把某某斗争一气。在学校有组织的斗争会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校务主任屈大同的斗争会。记得那天上台陪斗的还有几位校领导，其中只有屈大同在做完“自我批判”后，和台下的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屈大同！”那副超脱的样子好像是在斗争别人！这也许是自保的本能？这让我想到一些人在受到红卫兵暴打时，他们会高呼“毛主席万岁”，以为可以自保，而且越是被打得狠，呼声越高，那些鞭子木棍就像是鼓槌，而他们的肉体就像是鼓面。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施暴者纯粹是受伟大领袖的指使来动手，而伟大领袖却还要受到“山呼万岁”的待遇！是这些人有自虐倾向吗？还是这种政治运动已使他们的人格发生了可怕的扭曲？
斗争老师的高潮发生在8月4日。那天上午有大约二十几位校长老师被学生们押到操场上，沿着400米跑道游走示众。为首的是校长杨滨，后面跟随的是刘铁岭、屈大同和一些老教师，其中还有我班班主任王行国老师。他们的衣服被墨汁涂得脏乱不堪，脸上身上露出被打的伤痕，身上挂着自己名字的招牌，上面打了红×，手里拿着土簸箕或者破锣，一路敲打，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有的人头上还被罩上铁丝字纸篓，极尽羞辱之能事。一路游斗，受到学生们的围攻和踢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跟着人群，没有动手和呼口号，不知此时的顽皮和荒唐念头为何消失了！作为年轻幼稚的学生，我内心只是感到别扭和奇怪，学生们为何会对这些备受尊敬的老师如此仇恨，如此下狠手？被斗争的大部分人都低垂眼皮，作俯首贴耳状，以免遭更大暴力摧残，只有为首的校长杨滨，始终昂着头，眼中透露出不屈的神色，平日那股校长的威严劲丝毫不减。杨滨在中学校长中算是级别高者，她从北京女一中校长位置调来坐镇四中，当时位居西城区教育局副局长。平日在校内可以说一不二，颐指气使，周围人皆对她有几分惧色。此时老太受此凌辱，岂有忍受之理！所以她的不服导致她比别人多吃些拳脚。将近中午时分，他们被学生们押到其它地方，继续谈挨斗的感受和做自我批判。
教师们是“反动权威”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荒谬的是，学生中居然也有“反动分子”，他们也照样难逃受折磨的厄运。记得初一年级有一位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学生叫赵之洪，他平日行动要靠双拐。他也是我在小学的同学，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不知是身残激发了他身上无限的潜能，还是自幼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他在小学时居然办过个人书法和画展，他临摹的徐悲鸿的奔马图简直可以乱真，此外听说还精通金石篆刻。虽然残疾，却是班上的中队长。也许是成绩优异，四中破例招他入学。这种每天架双拐上学的学生在四中历史上也许是特例了。可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儒雅，充满才华的年轻人，竟然被一些学生揪出来斗争。每次看到他艰难地支撑着身体接受那些丧失人性的学生们的围攻和侮辱，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忿恨和绝望。赵之洪那淌着冷汗的灰白色的瘦削面孔，那坚毅不屈的目光，那被墨汁和各种污渍搞的不堪入目的白衬衫，都像刻在石头上的纹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这些以折磨人取乐，尤其是折磨朝夕相处的同学的人，他们的良知到底何在？我怀疑这类人的大脑结构或者组成的成分也许与众不同？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仇恨原因的情况下会产生如此残暴的举动？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参加施虐，而且有些人手中还会有人命。但是在这个法制和公平欠缺的社会里，他们非常幸运地免去被追究，也许这些罪孽会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们的灵魂，伴随其余生。
其实这些斗争都是为更大的政治斗争做铺垫。8月5日，毛见时机成熟，写出文章“炮打司令部”，剑指他的老战友，国家最高领导人刘少奇。紧随其后，其他高级领导人犹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中箭落马，被指“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们的子女，那些“天然”的红卫兵和革命中坚们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从斗争别人变成被斗争对象！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奇力量！平日身穿军装，佩戴红袖标在校园里神气活现的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彭真的两个儿子，顷刻间变得灰溜溜，走起路来都尽量靠边，回避别人的目光。可是薄一波的三个少爷和彭真的二少，也许是因为比别人更加傲慢，不得人心，居然也成了学生们斗争的对象。清楚地记得在学校大操场主席台上，看到薄一波的儿子们和其他陪斗的高干子弟，被学生们扭住胳臂，把头压到接近地面，还要强行抓住头发，迫使他们扬头，那个难度可真够大的。虽然批判之声四起，但薄的儿子们还是目露不屈，扭动身子，与压迫他们的人抗争！倒是那些中级领导人的子女幸免于难，这完全要看他们的爹妈是否能保住“老子英雄”的地位，否则连个混蛋都不如。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北京市的红卫兵，公开给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撑腰，这使全国从此陷入一种红色恐怖之中。国家机器中除了军队，这些狂热的乌合之众可以对任何机构和人发号施令，干涉任何人正常的生活，其荒谬程度超过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分子。可是毛还嫌不够，为了火上浇油，他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居然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219页）对此公安部长谢富治心领神会，24日要求派出所警察为红卫兵提供“黑五类分子”情况。一场更大的浩劫——抄家和破四旧降临了。
红卫兵们为了行动方便，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以至于“联动”。四中是“西纠”老巢，因为那里干部子弟最多。亲眼见每天早晨大约8点多，“西纠”红卫兵在孔丹和孔栋（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的指挥下，在教研室院子里集合，许多人手中提着带铁扣的腰带、木棍、皮鞭、绳索之类，其中还不乏一些从女校网罗的女生，一脸亢奋，杀气腾腾，声势唬人。每次大约上百人，集合完毕，一声唿哨，冲出校门，扑向那些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为了拘押那些从社会上抓来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分子们，四中的红卫兵特地将学校教职工食堂作为他们的刑讯室。教职工食堂在教研室院子南侧，有一狭窄小巷连接，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里面受刑者的嚎叫声。有好几次，我早晨到校后，经过那里时，都看到红卫兵用破席子裹着死尸，从小夹道里抬出来，席子外面露出死人青紫色的赤脚，让人目瞪口呆。出于好奇，再加上顽皮，为了一探究竟，我索性和一个要好的同学悄悄爬上职工食堂的房顶，从开着的天窗往下窥探。从这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红卫兵是如何折磨人的场面。
水泥地上躺着几个不知从哪里抓来的男女，其中有看似70多岁的老人，衣衫褴褛，奄奄一息。不时有红卫兵从旁边屋子里出来，对他们狠狠抽上几皮带，踢上几脚。那些人早已被折磨得接近昏厥，对暴力殴打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两个年轻女红卫兵也许见此状觉得不够过瘾，一人居然提一壶开水，准备往他们身上浇，但不知为何另一位女兵把她拦住，用一把食堂炒菜用铁勺狠命敲打一个女人的大腿，那个女人顿时发出撕心裂肺般嚎叫，看来那玩意比鞭子棍子好使多了。见达到目的了，她们二人才洋洋得意地离去。为了测验一下那些躺在角落里的人是否还有生气，我用弹弓向一个人的小腿射出一发泥丸，可以听见它撞击皮肉的声音，但是那个人却丝毫没有反应，看来是早已咽气了。这些就是中国历史上公元1966年9月红色恐怖期间发生的事情。据官方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仅在北京，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四十多天里，共有33695户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85000多个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驱赶出北京（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4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是什么力量助长了中国人之间如此的仇恨？
我所目睹的破四旧只是发生在学校里。忘记是哪天，在初中教室的大院子里，人们开始把图书馆里的图书搬出来，堆在院子里，狂烧一气，眼见那些包装精致的，泛着古旧黄色的，厚厚的书被焚烧，心中觉得实在是可惜啊！据说四中的藏书数量在北京中学里还是名列前茅的。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站在图书馆二楼，从敞开的窗口中，潇洒地将一张张木纹唱片甩出窗外，可以看到那些宝贵的唱片落地变成碎片四处飞溅，楼上的人脸上露出一种病态的得意过瘾之色。我的心里则充满了无限的惋惜，因为我酷爱音乐，我知道那里面有许多名曲，代表着人类艺术的结晶。
抄家和破四旧之后，“联动”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转入地下。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政治运动中一切都不可预料，今天的“座上宾”会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命运多舛，事实证明还是我这种“逍遥派”比较安全。之后学校的运动转为一个比较平稳期，毛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国家长期如此乱下去，达到清理“走资派”和异见者的目的就可以收场了。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紧随其后发生了派性斗争和武斗升级。学生们不甘寂寞，打起了派仗。和社会上一样，四中也分成了“四三”、“四四”派，什么“新四中公社”等等。我实在是看不出这些人的观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不外乎就是看谁的口号更左。我对他们这些行为实在不感兴趣，说实话，直至目前我仍然对在四中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四三”、“四四”派的观点没有了解。那时，我的日子更加“逍遥”，除了偶尔去学校看看，用弹弓子打鸟，几乎不去学校。每天去游泳，闲时则自学英语，当时的学习材料只有英文的毛的“老三篇”。记得我当年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用华丽的手写体一气默写下来，就连父亲单位里的资深老翻译都吃惊不小。后来这点英文底子还帮助我1973年在插队中参加“张铁生高考”时勇拔头筹，把个内蒙师范的招考老师镇住了。
其实说到“逍遥”，四中也不乏这类人，有些人是冷眼旁观，有些是加紧修炼。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追击一只受伤小鸟，来到学校果园之中，突然在葡萄架下偶遇一年长些的同学。他一脸惊慌之色，双目放出狡黠光芒，见我只独身一人，便镇静下来，引我到葡萄架下，告诉我哪种是新疆马奶葡萄，哪种是无核葡萄。我一尝果然极其美味，他洋洋得意地说，其实学校种了这些葡萄根本没人管理，人们也不知道它们的美味，与其让它们浪费，还不如让他来收获才合情合理。这类人也是“逍遥”的一种。
为了让红卫兵更听话，毛下令于1967年1月开始对学生实行军训，3月学校复课闹革命，此后“逍遥”的日子基本结束，每天去学校接受战士“杨排长”的训练，不外乎是些走队列，学习毛的语录，极其无聊。入秋以后，有人在大操场西北角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发现了水银，于是四中又兴起了一股“淘宝风”。四中地处北京“西什库”，清朝期间是皇家收藏西洋人送的礼品的地方，这水银恐怕就是其中一部分。当时学生们十分无知，全然不知液态水银剧毒，进入人体会致命。出于好奇，他们在防空洞的黄土壁上用小刀挖掘，潮湿的土块中常常流出一些小水银珠，他们再将这些水银珠收集到小瓶中观赏，十分稀罕。我这个“逍遥派”也当仁不让，加入了淘宝队伍，常常冒着冬天的雪，在那些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土壁上乐此不疲。
进入1968年后，记得在深秋季节曾参加了一次“大串联”。和几个同学乘火车去汉口，路上行车三天，车里塞满了人，行李架上是最舒适的地方，最惨的是座位下。由于根本无法移动，我们只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厕所也挤满人），新陈代谢几乎停止，一路站到汉口。回想起来真是佩服自己的生存能力！
这种“逍遥派”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69年1月，我们被整批地发配去陕西延长县与贫下中农结合。至于后来插队的日子，那些奇遇和黑色幽默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2011年4月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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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春色谁为主，南北东西路
——四中琐记
启 之
一
我很少参加四中的校友聚会，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可能是它的浮嚣张扬让我畏缩，可能是它的攀龙附凤让我反感，也可能是它的豪华校园、男女合校让我疏离……
2009年春节前夕，西西友谊酒店举办了一次四中校友会，我冒昧与会，完全是出于私心——我想在与朋友合办的电子刊物《记忆》上，推出一期“四中文革专辑”，这是一个联系师友的好机会。
这种聚会永远是乱哄哄的，灯红酒绿之间是应答的笑脸和酬酢的客套，平心静气和低声细语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你必须大声嚷嚷才能交谈。似乎一定要为这乱哄哄增加成色，四中合唱团闪亮登场，一曲“红歌”悠然响起，加入这觥筹交错之中——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
……
在合唱团一遍又一遍自作多情的咏唱之中，我观察着周围，歌声似乎没有唤起任何反应，其唯一的效果就是引发了更大声的嚷嚷，更豪迈的说笑。这所精英学校的精英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麻木不仁，让我想起了公园、空场、街道上自唱自跳的男女，手风琴、胡琴和录放机倾泄出来的任何曲调，无论是周璇、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还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红色歌曲，都不妨碍他们引吭高歌或翩翩起舞。
在这歌声中，我找到了刘铁岭。当年英姿勃发的帅哥，如今已是白发皤然的老翁。我伏在他的耳边大声问：“您听了这歌有什么感想？”或许是没听清，或许是不好回答，他给了我的一个温馨而含糊的笑。
然而，历史既不温馨，更不含糊，此时此刻，它狡黠地眨着眼，带着嘲讽的笑，向四中师生抛出这样一个因果链——如果“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如果人们“心中的太阳永不落”，那么，我们即使不去早请示、晚汇报，也应该为“两个凡是”效忠。如果毛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那么，这里所有的人的命运都将改写。
伦敦大学的Chris Berry教授说过：“不管文革时期的文化遭到怎样的嘲笑，在塑造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方面，仍旧发挥着作用。”这话没有说错。
歌罢，我问一位合唱团的女团员：“你们为什么选了这首歌？”
“为了满足大家的怀旧感。” 女团员如是说。
二
我考进四中，很有点盲打瞎撞。我的小学在海淀的铁五小，班主任陈永荣老师劝我报清华附或101，理由是这两所学校都属海淀区，考本区容易。我没听陈老师的话，报了西城区的北京四中。
但是，光荣感很快就被自卑感压倒——第一节课选班干部，班主任王行国对讲台下面的47个学生发号施令：
“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的，起立。”
呼啦，47人中站起来一半。
“在小学当过班主席的，起立。”
呼拉，又站起了一半。
“在小学当过中队长的，起立。”
呼拉，我前后左右的全站了起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王老师如果再问下去，“在小学当过小队长的起立。”将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丢人现眼。
阿弥陀佛，王老师问到中队长就打住了——班里的干部资源极大丰富，他要做的只是从高个子里挑姚明，用不着从矬子里拔将军。
我郁郁寡欢，在班里抬不起头来。然而，一个月之后，刘顺福让我恢复了自信——刘矮胖，貌丑，声音尖细还带口音，每当唐老师让他念英文的时候，他那怪声怪调都会让全班笑翻。同学们嫌他土。他确实很土，衣服是中式的蓝褂子，鞋子是手工做的老头鞋，从不穿袜子。就这样的土包子，在小学居然又是班主席，又是大队长！
我的自卑感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倏乎而逝。
那是怎样的流金岁月啊，我每天坐21路，换13路，到平安里下车，骄傲地从女六中门口经过，从后门进入四中，绕过教学楼，进入教学小院，初一四的教室就在院南侧的平房之中。一天的生活开始了。英语老师唐琳线条分明的脸庞，清彻的目光，发元音时露出整齐的白牙；语文老师齐大群感情充沛的讲解，跳动的头发，潇洒倜傥的版书；数学老师刘润清的红鼻头，历史老师朱鉴民探照灯般的目光，还有那面颊黑红，身材干瘦的迟文德，给我们上体育时“立正，向右看齐”的尖而高的嗓音……啊，这一切，如今想来竟像一曲牧歌，让人感慨而陶然。
我是个中等生，即使是常受齐大群表扬的作文，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学校组织参观军博，要求写观后感。班长刘学煌拔了头筹——在这篇作文里，他用了42个成语！
学习上的挫败增加了我打篮球的兴致。在小学，我是垒球队的主力，到了四中，我迷上了篮球。这显然与四中众多的篮球场的教唆有关。除了教学小院，大操场上还分两排站着八个篮球场，第三四个场地平，篮筐好，是大家争夺的对象。第二节课结束后是做眼睛保健操的时间，唐琳老师站在讲台前带领大家做操，每当她闭一下眼睛，篮球就向后门移动一步，直到滚到我的脚下——坐在后门附近的人必须充当抢占篮球场的先锋。课间铃声一响，我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抱着篮球冲出后门，向最佳场地狂奔。一旦好场子被人家占了，就赶紧去抢次场子，如果抢不到，沮丧之情就足以将后两节课置若罔闻。
篮球令我痴迷，放学后我常常打到看不清篮筐，才再度奔向食堂，就用那淡黄色薄纸印的加餐票买上四个无眼小窝头，来安抚刚刚吃完晚饭的肚子。凡有赛事，必鹄立观战。顾德希漂亮的托球入框令人神旺，傅洋准确的定点投篮让人叫绝，吴济民双手一横一竖示意暂停，韩茂富嘴里的哨子一声长鸣，比赛重新开始……“融融兮师生，浩浩兮前程，朝夕相处共奔竞，熙然会群英，爱如家庭亲，校誉日以升。”这是四中老校歌的歌词。彼时之情状，庶几近之。
打球之外，我还迷上了下棋。我的棋友就是我爷爷和奶奶。他们住在砖塔胡同，据说，元代的北京总共有29条胡同，只有砖塔胡同保存至今。在这条北京最古老的胡同里，我为车马炮消磨了无数的时光——爷爷奶奶喜欢下棋，我的加盟使他们增加了不少乐趣。起初是我分别跟他们厮杀，后来他们两个一起对付我。再后来，前院小名“大石头”的崔连生——比我大一岁的太平桥中学的学生——成了我的对手。我常常边吃边下，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以至误了回家的末班车。
三
从1964年9月考入四中，到1968年9月去内蒙插队，我在这所学校呆了整整四年。正经上学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还包括两三次下乡下厂劳动。最后一次是在1966年的4月间，我们去塔院公社劳动，大约看见人家入团，于心不甘，于是，我假模假式地跟团支书管宁谈心，他则真心实意地鼓励我交入团申请。
我交了申请，很自觉地从外到里都开始装。外面的装，是卖块儿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内里装，是写雷锋式的日记，说自己在跳进猪圈之前发生了哪些思想斗争，猪粪怎么臭，但是劳动怎么光荣，个人主义多么肮脏，共产主义多么伟大。总之，为了让组织知道我多么要求进步，就得挖空心思给自己扣帽子，然后，再用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一通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日记终于起了作用。劳动结束的那天，大家排队听王老师训话，训着训着，他突然说起了我。说我怎么要求进步，怎么自觉地改造思想，怎么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开始念我的日记。
我突然浑身燥热，衣服像长了刺，我听不清他念的语句，但是每一句都让我更加难受。我祈祷他赶紧念完，可王老师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长篇大论。他每念几句，就要停下来引经据典。我像根木桩子一样站在队列里，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也不敢动。心想，同学们一定在骂我，骂我耽误了吃饭，骂我装孙子……
从塔院回来，初中举行篮球赛，初二四与初二二对垒，正当刘源源（刘源是他后改的）一个漂亮的三步上栏时，我上去想给他来个盖帽，一群鸟儿飞过，几泡鸟粪从空而降，刘源源手中的球刚刚抛出，就接到了一泡鸟粪。而我的头上脸上也受到鸟粪的袭击。谁也没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没几天，《五一六通知》下来了。学校乱了。据管宁说，团支部给我写了鉴定，报到了校团委，团委批了，报到团中央，可团中央瘫痪了。于是，直到我离开四中，团也没入上。唉，孙子白装了，日记白写了，王老师白念了，我的罪也白受了。
此后的两年半，我成了逍遥派。我没入团，纯洁了团组织。
课不上了，干吗？只能在学校里瞎转悠。革命了，每天都有新鲜事：有人贴了唐琳的大字报，说她是小业主出身，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张家口外语学院淘汰出来。于是，这位二十五六岁的知识女性出现在教学小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叽上衣，拿着一把大条帚扫地。脸色苍白，面无表情。我站在不远的墙角，想看，又怕被她看见。而她两眼钉着扫把和地面。机械地移动着手脚，一下一下地扫着，我感觉她一下子变老了，变得陌生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副校长刘铁岭，一群外校的红卫兵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地喝令牛鬼蛇神们唱“嚎歌”，鬼神们群龙无首，面面相觑。眼看着小将们要发威打人了，刘铁岭站了出来，领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随着一声洪亮的“预备——起”。鬼神们齐声唱了起来。刚开始，我被那些红卫兵迷住了，尤其是那几个面若桃花的女生，她们头上的军帽不是像戴在头顶上，而是扣着后脑勺上，帽檐高高地立着，斜指苍穹。帽子前面露出几缕撩人的流海，帽子后面伸出两枚“小刷子”，一身洗白的黄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有一位把裤腿卷到小腿，似乎要让人们知道她没穿袜子。等到刘铁岭出来领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刘的表情让我又好奇又困惑——他是那么认真，那么坦然自若。好像他正在从事着一件光荣的工作，他唱的不是咒骂自己的歌曲，而是在唱《社会主义好》或者《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三十年后，一位老导演跟我谈起当年的唱嚎歌。当时，北影的牛鬼蛇神没人会唱，北影“四大帅”之一崔巍挺身而出，一句一句地教大家。不但教得有耐心，而且唱得有激情。谢铁骊在传记中评说：崔巍的性格真有特点，就是当了牛鬼蛇神也逞强好胜。我由此想起了刘铁岭。但是，我们的老校长似乎并不是争强好胜，他的挺身而出和引吭高歌，有赎罪，有自虐，也有排难解困，可能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东西。
参观老师们唱嚎歌，很震撼，很滑稽，也很别扭，但绝不乏味。令人乏味的是收听校领导们的坦白交待——按照校方的安排，各班搬着椅子，在教学小院的空场上一排排地坐着，听他们给自己扣帽子，给自己“掌嘴”。听着听着，想起我的学雷锋日记，浑身又是一阵不自在。但是，这不自在很快被人们对刘铁岭的揭发所转移——刘有一个个人奋斗的计划：二十岁当上校领导，三十岁当上区领导，四十岁当上市领导，五十岁进中央。他的雄心壮志，让我暗暗惊服。
四
革命赋予了操场新的功能，除了游斗牛鬼蛇神之外，它还成了展示车技的竞技场。一群小帅哥，身着黄军衣，腰扎武装带，足蹬白回力，胯下一辆锰钢车，在跑道上风驰电掣地疯骑，骑着骑着，突然双手往前一推车把，身体从车上飞跃而下，没人骑的车子还在急驰，跳下车的人，在后面猛追，追上车后，双手抓住车把，轻跃健腿，飞身上车，双脚找到车蹬子，再一通疯骑……
一年前，最早在这操场上玩这种把戏的，是彭真的小儿子傅亮。一个俊朗少年，虽比我低一年级，但已经身高一米八，还有一位跟他高矮差不多的同伴，当初，两人轮番飞上飞下。“五一六通知”一下来，这两位立马不见了踪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你塌了，他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四中操场上的车技表演换了新人。飞车之外，又有了倒骑车的——一位白白胖胖的大个子，戴副白眼镜，穿件大窟窿小眼的白背心，扣着一顶破帽子，面朝车座，坐在车把上，歪歪扭扭地倒着骑过了半个操场。
说到骑车，不得不说说当年的永久十三型锰钢车。四十年前，自行车堪称大件，有一辆自行车的年轻人，其自豪感丝毫不亚于当今拥有一辆小汽车。而如果拥有一辆锰钢车，那牛B劲就仿佛当代人有了一辆奥迪、奔驰或宝马。锰钢车跟一般自行车的区别一眼就能看出来，一般的车的车后架跟车身一个色，都是黑的，造型粗笨。锰钢车的车架子是电镀的，设计精巧。一般的车，无论男女，车支子都是一个黑乎乎的铁支子，车子一走，那支子就在车轮后头吱呀吱呀地哼哼。而锰钢车是电镀的单支架，轻便灵巧，骑起来绝无声息。更撩人耳目的是它的车铃，只消按一下，就会发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铃声。
当时，骑锰钢车的，大都是红卫兵。他们的时髦做法是把车座拔得老高，以显得他们行高于众。那时北京的街上，时常可见三五成群的“锰钢族”，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班上的同学无形中分成了三类，部长之后、将军之子、大使之嗣以及革军、革干、工人之嫡脉属“红五类”。如我一般职员家庭出身的，属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所说的“麻五类”。“黑五类”似乎也有，但人数寥寥，且没有揪出来示众，所以谁也不知道。这大约应该归功于我们班红卫兵的德政——他们似乎信守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同班同学采取不打、不骂、不理的“三不”政策。尽管如此，你仍旧会从空气里感受到他们的特权和高高在上——走廊里本来不准骑车，可是他们来往飞车，和他们迎面相遇，他们好像没看见你，而把目光投向你肩膀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当不了红卫兵，但这并不妨碍我跟着同学去北大、清华抄大字报。不妨碍我被派往别的中学送喜报，也不妨碍我参加新四中公社举办的批斗大会。甚至，我还跟着班上的红卫兵参加了一次抄家。
那家住在护国寺，据说是资本家。是派出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同学的举报，抄家是校文革会指派的，还是班上的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我统统不知道。我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那是一个不大，且不很规整的院子。被抄的一家住的是东房，房主是一个高而胖的老头，红卫兵喝令他在院子当中跪下，他不想跪，头上马上就挨了几皮带，老头疼得咧嘴，一手护着脑袋，一手扶着地，笨拙地跪下。一个瘦小的妇人，大概是他老婆，顺从地跪在他旁边。我跟着小将们进了屋，颇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屋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陈设，所有的家具都很普通，窗下是桌子，桌边是缝纫机，一张双人床，床架子是铜的，床边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红漆柜子。工人出身王×，鼻翼一鼓一鼓的，果断地打开了衣柜，衣柜里面分上下两层，王×从上层开抄，颇有经验地把杂物扔到床上地上，柜子后面出现了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有手表，有首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细软了。然后，他又转到下层，当那里的杂物扔光之后，柜壁处摞了几个纸包，打开，一叠叠捆得整齐的崭新的人民币。大家欢呼起来。王×拿起一叠钱，高声宣布：看，资本家剥削的证据！
东房抄完了，转战北房。这是一间不大，堆满了杂物的凉房，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藏着几十箱子肥皂——大概这位资本家以前是做肥皂的。
抄家是中午吃完饭进行的，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三点钟，人们用平板车满载着“胜利果实”，拉回学校。四中操场的东侧有一间堆放体育器材的大房子，那是抄家物资的集散地，四中红卫兵总部掌管着这间房子的钥匙。
五
就在我抄别人家的时候，别人抄了我爷爷奶奶的家。
那是男三中干的。事情是前院的老吴家引起的，老吴家是地主，怕被抄，让他家的长子，一位41中的高二学生将家中细软转移到亲戚家去。不想弄巧成拙，招来了男三中的红卫兵。在他们到这个院子抄家之前，丰盛派出所又给他们提供了情况：这个院子里谁是资本家，谁是地主，谁是旧军官，谁是小业主。拿着这个“黑名单“，小将们来了个“聚而歼之”：老吴家被抄被打，不在话下；老崔家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爷爷奶奶叨陪末座，跪地陪斗。家，当然也被抄了，不过小将们斩获不多，上天入地翻了半天，只找出几枚“袁大头”、一付麻将牌、两个网球拍。他们来晚了一步——我爷爷奶奶未雨绸缪，一个礼拜之前，就把家中的古书、细软，烧的烧，毁的毁，扔的扔。数年后，我奶奶跟我说，唉，知道你爱读书，当初藏起来就好了。你爷爷胆小，几天晚上不睡，生生地用手把那些古书一页页一张张地撕，撕了好几天。都撕成指甲盖大的碎片，混在煤灰里倒了。
那可都是明代的木版书呀！
后来，我还是从老人处继承了几本线装书——增像绘画镜花缘，增批绘图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都是我奶奶爱看的书，她把它们藏到了破花盆底下，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妹妹住在爷爷奶奶家，她刚上小学五年级。抄家之后，她就像受了黥刑，天天背着“狗崽子”的罪名上学下学，走过我爷爷奶奶扫的街道。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
抄家的第三天，我和我爸爸去看爷爷奶奶，我说了一句话：“没想到，红卫兵的烈火烧到了咱们家！”我爸爸压低声音申斥我：“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说实话，我们全家都应该感谢男三中的小将们，感谢他们没把我爷爷奶奶打死。我们还应该感谢丰盛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他们采纳了苏家屯拒绝接收的意见，没把我爷爷奶奶押回原籍。
那时候，打死人在北京是家常便饭，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三中的校长沙坪，女十一中的体育教师哈庆慈老师，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至9月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卫兵小将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而赶回老家者则达十万之众。
四中没有打死本校的师生，但是打死了从校外抓来的人。我的四中同窗，北大教授印红标撰文：“在1966年8-9月红卫兵暴力盛行时期，有一些校外的市民被押到四中，遭受校内外红卫兵的殴打，有人因此死亡。关于被殴打折磨致死的人数说法不一。据刘东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有好几人死在关押之处。其他一些校友听说被打死一人或者三人。文革暴力是四中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印红标《北京四中文革初是否有学生被打死》，载《记忆》第52期）
在驱赶四类分子方面，四中也有贡献：“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1966年8月23日率先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8月24日，四中文革会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一位90后的四中校友在写下上述文字之后，不乏揶揄地问道：“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水流云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载《记忆》第52期）
在这个饱含反讽的问题后面，隐藏着这样悲惨的事实：文革中，四中有四位教师自杀，其中有一对教师夫妇——数学老师苏亭午和地理老师汪含英。因苏做过前政府的“国大代表”。文革伊始，即遭批斗，夫妻双双被剃了阴阳头。他在棉花胡同的家被抄后，又遭封门。这对老夫妻只好栖身于四中的一间小平房，在这里，他们遭到了红卫兵没完没了的侮辱、批斗和打骂。两位六十开外的老人，逃到东北投奔其子。哪知道他们的儿子也成了牛鬼蛇神。二人返回北京，到香山仰药而死。
苏老师的学生、四中校友、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告诉我，苏亭午与刘景昆、张子谔并称“数理化三老”，在业界声望卓著。他每次讲课，教育局都来录音。文革后，四中给刘景昆、张子谔塑像立碑，苏亭午却无人提及——在主流的辞典里，自杀是对党对政权对人民的消极对抗。
四十年后，这段历史在主流那里彻底消失了。曾几何时，红色恐怖笼罩的西城化为这样的美文：“况乃躬逢盛世，露凝河晏，百年积秽，一朝涤洗。仁披九州，德风八极。运鲁班之斤，建万人欢聚会堂；尽百工之力，兴千秋高歌殿宇。揽五云乎春明，迓万宝于首邑。雨晹应期，民丰物殖；苍龙夭矫，凌乎太虚。”
上述文字取自《西城赋》。2007年12月2日有司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以此赋为中心的“书法、美术、摄影展”。校友徐金波告诉我，此赋作者是原高三学长王彬，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评论家、散文家、城市文化史学者。我由此知道了又一名四中出来的成功人士。
一提起成功，就不能不想到失败——我们班的刘顺福是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因为他老爸当过国军连长，先是家被抄，随后被赶回原籍，而在没赶走之前，他在垃圾站捡破烂。这是我知道的他在人间的最后信息。此后几十年，初二四班的同学见面多矣，大家交流着各种信息：谁拿了博士，谁在国外定居，谁混上了司局级，谁发了财，谁停妻另娶……却没有一人提起刘顺福，一个曾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班主席，曾在四中的课堂上惹人发笑，最后因“狗崽子”被逐出北京的同窗。好像他不曾与我们同学，好像他与四中无关。
1957年，北大划了700多名右派（《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有两个数字，一为715，一为716），20多年后改正。北大对当年的受害者、死难者没一句检讨没一句安慰，甚至连“中国圣女”林昭的铜像都不敢收。当年物理系的学生，被划为“极右”的谭天荣痛斥北大没有母仪。呜呼，天下没有母仪的母校，又何止一个北大！
六
我爱我的爷爷奶奶，可是我不敢去看他们。有几次，去爷爷奶奶家，刚一进胡同口，就看见胡同尽头的拐角处，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妇人在扫街，她身上围着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围裙告诉我，这个老妇人就是我奶奶。一个骑车的年轻人从她身边经过，朝她吐了口唾沫，还骂了一句什么。我不敢看奶奶，赶紧进了院子。
《西城赋》颂扬西城的胡同：“百花深处杏花天，其称大雅；砖塔胡同幽思邈，几近八百年矣。”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砖塔胡同的灰墙上，出现了一行一点也不雅的文字：“臭地主，×你妈；老子令你滚回家！”——本来派出所是打算把我爷爷奶奶遣返回老家的，可是东北老家的大队支书坚决拒绝接收，派出所只好作罢。十年后，在房管所退还爷爷为自己房子交的房租的那一天，爷爷告诉我，老家的那位大队支书，曾经托人给他捎话，让他安心在北京住着，那边有他顶着。这位支书的胆魄让我惊异，爷爷解释说，这位支书在土改时，是屯子里的贫协主席，苏家屯土改前，就是他跑到沈阳，告诉在银行做事的爷爷，赶紧逃走——别的屯子乱抄乱打，死了人。这位贫协主席为什么如此丧失阶级立场呢？因为他还保留着记忆，他知道，从沈阳通往苏家屯的电线杆是我爷爷立的，通往各家的电线是我爷爷拉的，屯里的压水井是我爷爷出钱打的，通往沈阳的路是我爷爷修的，毁于战火的族谱，是我爷爷挨家挨户的探访，一字一句补修的。
像我爷爷这样的人，按传统的说法，叫积德行善。按延安的说法，叫开明士绅。按新时期的说法，叫活雷锋、慈善家。而按毛时代的说法，叫“黑五类”。1948年，我爷爷奶奶抛家舍业，避难首善之区，其心情大约也只有龙应台笔下的那些逃台者可比。建国十七年，他们苟全性命于盛世。但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革命来了，年逾六旬的他们只能下跪、扫街、挖沟、脱坯，修防空洞。
“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食其力为本根，以协同尚义为荣卫。所贡献于群众者不啬，斯群众之报施我者必丰。藉势倚权，常与祸构，不可为也。”这是北京四中第一任校长王道元的“训诫”。这个训诫里有我爷爷奶奶，也有毛泽东与红卫兵。不过，事情并非像他说的那样。藉势倚权，到今天也没有什么祸。不啬于贡献于群众的，得到的报施就是抄家挨打。
老吴家更惨，全家被赶回了原籍，其父回乡后，没几天就被折磨致死。老崔家复巢无完卵。前院后院一片萧杀，没人再跟我下棋。
“红八月”之后，那些以残杀弱者为英雄的时代骄子，多遭灭顶之灾——其老爹老妈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红五类”变成了“黑九类”。曾几何时，他们挥舞的得心应手的“血统论”大棒变成了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在了他们的头上。《中学文革报》风行海内，《出身论》仿佛阳光、雨露、方向盘。如果说，废除高考给予我的是心理的轻松，那么，这篇文章给予我的则是醍醐灌顶的愉悦。如果说，我为自己是四中人感到光荣，那么，这光荣只是来自此报的主办者是我的校友。
“出身论”深得人心，“血统论”丧魂落魄。西纠解体，联动受到重创，“老兵”中的强硬派发出誓言：二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天下。四中的教学小院贴出这样的诗作：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
如今再看送果人，手铐脚镣把牢坐。
要学越王十年训，卧薪尝胆灭吴国。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礼堂里传出一阵阵歌声，老兵们要用歌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达忠心和不满。在文革中最活跃、最狂妄、又最富才华的高一学生刘辉宣担任合唱队的指挥，那歌词通俗上口，至今还有几句在我心中萦绕——
红卫哪战士响个当当，
手中有笔又有枪。
钢枪铁笔保哪个？
艰苦奋斗为哪桩？
不为名来不为利，
不保爹来不保娘。
跟着中央军委走，
老子的后台硬梆梆。
刘站在台前，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歌声在四中校园里荡漾。
孤独与自卑笼罩着我，我放弃了免费大串联，躲进了鲁迅的书里。
七
鲁迅的书不好懂，但是耐读。我尤其喜欢读它的注释。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艺术体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叫来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洗手间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所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两地书》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50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分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四中高三的老大哥、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我的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学校也还是去的，只是蜻蜓点水——操场上空荡荡的，既没有英俊少年玩飞车，也不再游斗牛鬼蛇神。革命似乎连篮球都革了。教室里一付破败模样：一辆破自行车立在讲台上，黑板上写着“新四中公社万岁”。几个同学坐在课桌上，足蹬椅背，天南海北地神聊。有人在走廊里喊了一声，一辆瓦蓝的26女车从门口掠过。
从聊天的同学那里知道，四中出了两派，一派是四三派，一派是四四派。我对哪一派都没兴趣，但从感情上倾向于“四三派”。因为它批对联，反联动。这一派的组织叫“新四中公社”，我们班不少人都参加了。在同学的撺掇下，我也成了“四三派”，得到了一个很像样的“新四中公社”的袖章，而到了这时候，红卫兵的袖章也大大贬值，一枚像章就能换了一个。
四十年后，这个袖章派上了大用场——2010年5月，严正学为林昭、张志新塑像，林像的底座是一个高一米八的长方形铁架。严想用树脂将小红书、红卫兵袖章和毛像章固定在铁架子的底部，隐喻正是这些东西杀害了林昭。为了省钱，他来找我，我把这些东西给他找齐了送去，他看见那个袖章不胜欣喜。问我怎么舍得。我说，让它发挥发挥余热吧。
“新四中公社”出了一份小报，看了北岛的《城门开》，才知道这小报上的雄文大都出自高三的张祥平之手。而这位当年鼓吹“英雄的革命造反”的笔杆子，后来成了孔孟的信徒。九十年代中，他写了《美好的中国人》一书。《华声月报》的老总，我的同窗范东生将其选摘入刊。张祥平对“中华文化造福世界”的沉溺和推崇，遭到了我和旅丹（麦）博士周一云的痛击。在我们看来，他跟鼓吹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梁启超，奢谈东方文化雄霸世界的季羡林一路货色，都属于脑子进水的主儿。
然而，1995年夏，当我跟范东生拜访这位孔孟之徒时，同情、敬佩之心却不期而至——一室两间的房子，灰暗而逼仄，几件破旧的家具，在衰朽之中展示着主人的困苦。尤其是这位老兄的床，让你不能不想起“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曹雪芹， 想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它居然是一个架在砖头上的几块木板。好在这位学长还有农业大学的薪俸，不至于“举家食粥”。
十四年后，一位90后的四中毕业生给《记忆》写来一篇文章，文末历数四中出的人才——那些达官贵人们。我告诉他，当官可能是个人的成功，但一定不是教育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因此，我宁愿把张祥平列入四中的才俊之中。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面对盛世的喧嚣，物欲的腾飞，张先生平和淡定，叩学问道。他算不算中国的脊梁暂且不论，至少其埋头苦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为我的榜样。
八
大约是1967年的春天，上边给四中派来了军训团。一个姓杨的排长整天领着我们在操场上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这要是让北影人知道，一定会大吃一惊——名导演凌子风给牛鬼蛇神们整队时，吓死了也不敢喊“向右转”。要转到右边去，就得向左向左再向左。四中的教育，看来确实优胜，居然没有一个学生听到“向右转”就会想到转向了封资修。
当然，优胜还不止于这一点，2010年6月，《记忆》第47期刊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发表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文章，记述1966年8月5日她们的校长卞仲耘之死。之后，不止一位女附中的老三届给我写信，称赞四中的学生懂政策，有理性，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四中人没像她们那样把校长打死。
“新四中公社”的创始人王祖谔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四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才华出众且绝大多数颇具‘绅士’风度。在那个‘横扫一切’、‘彻底砸烂’的疯狂时期，四中的领导和一些教师，尽管也受到过冲击和斗争，但没有被过分地虐待；学生队伍，尽管被意识形态严重撕裂，但从未发生过群体间的武斗；较之大多被严重损毁的学校而言，四中校舍，包括楼前的果树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那时的我们，包括老红卫兵在内，在进行激烈、亢奋的斗争时，显然都没有忘记‘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一点看似淡而无奇，但我认为，它恰恰展现了四中学生群体的良好素养，展现了学校育人的成功。”（《在阶级斗争最狂热时期，我们曾奋力追求平等》，载《记忆》第52期）我对王祖谔当年的壮举充满敬意，但是，对这番评论不敢恭维。不必说那些死于四中老兵手中的外校人，不必说那位打掉牟志京的门牙的好汉，更不必说8•4大游斗，以及游斗后逼着那些老师为红卫兵歌功颂德。仅就上述说法而言，就是四中教育的一大失败——四中人对十七年的教育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反省。
话扯远了，再说军训。军训带来了“复课闹革命”。“复课”是哄人的——没有老师教，复什么课？而“闹革命”倒是真格的。用当年的团支书，后来的史学博士管宁的话说：“就是跟着最高指示走。批了这个批那个，反正‘闹’就是‘革命’。”（《复课•批黑教材•“反动权威”吴晗》，载《记忆》第52期）如此一来，我去学校的兴趣锐减，整天看书又有点烦，幸好我家离玉渊潭不远，到那里的八一湖游泳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那时的玉渊潭空阔寂寥，游人不多，死人常见。水闸前漂浮物中的溺死者，南岸石阶旁泡得发白的尸首，北岸树林里破席子掩盖的遗体，我见到过不少。有一次，我跟弟弟夜游玉渊潭，在岸边的树林里，一连踩了两具尸体。吓得我们跑出了老远，才停下。
比死人更可怕的是活人。那是9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游累了，穿上衣裤回家。走过树林的当儿，突然冲过来五个女红卫兵，她们上身是旧军装，下面是或黄或蓝的裤子，头梳刷子，足蹬凉鞋，袖子挽得老高；三位跨在锰钢车上，两位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钢丝锁，把我围在垓心。
我本能地把鸭蹼放到身后——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我的动作惹来了一阵讥笑：“瞧给他吓的！”“嘿，姐们儿不要你的鸭蹼，就想跟你借点钱。”
“我……我没钱。”
“粮票也行。”
“我也没粮票。”
“姐们儿不要你的，是跟你借！”
“借？……我没有。”
跨在车梁上的高个子说：“真他妈的抠门，你有鸭蹼，肯定有钱。”
拿钢丝锁的问：“你是不是铁道部的？”
“是。”
“走，上你们家玩玩。”
要是让这帮人知道我们家，那还得了！我站着不动，紧张地想着对策：把她们带到23栋去，我小学同学家？不行，还是到40几栋好，那里地形复杂，乘她们不注意，逃走……
大概她们也觉得到我家有点冒险，又回到我身上打主意：
“嘿，你的裤兜里装的什么？”
我把两个裤兜都翻给她们看。左兜里有把钥匙，右兜里有半张小报。一个女生把小报拿过去：“新四中？你是男四的？”
“哼。”
“你认识刘辉宣吗？”
“认识，他是老兵合唱团的指挥。”
这领头的女煞星突然改了主意：“算了，咱们走吧。”
说完，一挥手，那三人骑上车，没车的两位跳上车后座，扬长而去。
直到这五位女劫匪消失在小树林的尽头，我才松一口气。但是，我还不敢掉以轻心，一路上，东张西望，唯恐带上尾巴。
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突然对我高抬玉手？是威震北京的刘辉宣起了作用,还是四处歌唱的老兵合唱团起了作用？无论是什么，反正都属于四中。没想到，四中还有救人于危难的功效。
据说，江泽民1995年视察四中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到这里来，真是三生有幸。”四中凭什么让人“如雷贯耳”呢？首先是它的升学率。百年四中，除了日本占领的沦陷期和废除高考的文革时代，其升学率始终居高不下：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国内重点不在话下。近年来，就读香港，负箧欧美，已成新潮。其次，四中的“如雷贯耳”还因为它出了很多名人，从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到封疆大吏薄熙来；从光大集团董事长孔丹到社科院院士张晓山；从作家部长王蒙到“心灵鸡汤”的烹饪者于丹……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这是四中教育的成功。然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唱，在无意之中披露了月亮的另一面。
2010-10写就，2011-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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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摘选）
王行国
作 者 前 言
1.我为什么写日记？
文革中全社会掀起“红海洋”浪潮，家家都挂毛主席像，还有一轮红日在大海波涛上冉冉升起的大幅墙画。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唯独我家没挂。一个邻居好心地替我们做了画，劝我挂上，我谢绝了。
无论群众怎样地轮番批斗，无论专案组如何蛮横施压，我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不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
清队期间，校副书记刘铁岭在检查中承认包庇“坏人”王行国。我知道这是为揪出我做铺垫，是学校当局的既定方针。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愤懑，去找主持会议的革委会副主任康辑元质问：“凭什么说我是坏人？”老滑头把问题推了出去，让我去问刘铁岭。我问刘：是你把我留校的，是你领导我的工作的，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凭什么说我是坏人？
一次，在专案组集体审我的会上，我不承认专案组强加给我的罪名，据理争辩，以至对方理亏词穷，只得仗势咆哮：“是我们审你还是你审我们？！”
我崇敬刘承秀老师壮烈殉节抗暴；我卑视乞怜“给我留条狗命就行”的屈膝，我卑视“带着感情唱”牛鬼蛇神嚎丧歌的奴颜。
因此，四中革委会机关报《新四中红卫兵》说我，“拒不认罪，顽抗到底。”
这就是我的性格。写日记是性格使然。
写日记是我对压迫的反抗，是我对现实的困惑，是我对未来还抱有希望。
劳改队没有自由，但是人心是锁不住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却触及不了灵魂。在强权和野蛮面前，我是个弱者，让低头我就不能昂首，让自侮就得骂自己；但在记录历史上我不弱，我要把文革罪行记录下来——哪怕只是星星点点，留给自己，留给社会。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还有过这样黑暗荒谬的岁月，还有过这样丑陋的历史。一位友人在见到我写的记忆时，不无调侃地说它是“变天账”。说来也有道理，文革的天必须变，它的账必须算。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这是革命烈士陈然的一首狱中诗。在把这些日记托友人藏之山窝的时候，我曾步其韵反其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只能低下高贵的头，
却无时不在企求自由。
毒刑拷打难以忍受，
总有一天我要开口。
2.日记是怎样写出来的？
日记是利用监管的空子写的。
文革初期乱抓乱打，行动野蛮却管理“粗放”。看管的是值班学生，每周轮换，在整治人的方法上各立各的规矩，各有各的邪招，互不衔接。他们的水平只停留在打骂和折腾“牛鬼蛇神”上，他们的精神头用在胡闹取乐上。“牛鬼蛇神”只是供发泄野蛮欲的“大玩具”。对“牛鬼蛇神”是群体性的集中看管，没有专案组一类的盯人审查。
“牛鬼蛇神”每天的学习主要做两件事：学毛著，写检查或学毛著心得，此外就是，不时在屋子里挨打和被拉出去挨打——接受批斗，后来增加了半天劳动。至于毛著是怎么学的，检查是怎么写的——以至于是不是真的在写检查，就没人管了。日记就是在“学习”的掩盖下写的。虽然总是提心吊胆，但一直没被发觉。
然而，仅此而已。后来二进宫——清队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时，便再也没有写日记的机会了。
清队是由富有整人经验的干部和教师组织领导的，清队给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和向上爬的机会和道路。伙食管理员出身的周春芳，登上“红色政权”革委会主任宝座之后，小人得志，大打出手。他们不遗余力地一批、二批、三批揪出学校教师，关进“学习班”。校园里一片杀气。
这时对“牛鬼蛇神”的监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严格、精细。
作为重点揪斗对象，我受到特殊待遇——囚在单间牢房，全天候有人专职在身边监守，家属探监要经过搜身检查，哪能有偷写日记的机会。虽然后面还有许多“精彩”内容，60多次批斗，被喷气式滴血满校园……却一个字没有留下。
3.日记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因为多年挨整，我较早地预感到形势的危急，对过去保存的许多文字材料做了处理，我曾经在南郊农场负责管理全西城区和部分北京市的“右派”，积累保存了大量反右运动和“右派”改造的细致和生动的材料；我积累有大量学生工作和学生思想心理的材料，这些有价值材料都被我付之一炬。回想起来十分心痛。
但是，我保留了文革牛棚日记，我深知它的不可取代的社会价值。
保存必得转移。
转移日记就是转移风险，谁不知道，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
但是，有人毫不犹豫地收存了我的牛棚日记。其人是红五类，现役军官，他把我的日记收存在大山窝里的老家中。我的日记进了红色保险箱。
顾准说过：“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我不敢与顾准先生比肩，但是下面所记确是被作为“阶级敌人”在“群众专政”的“牛棚”中冒险偷录的史实。当时，一旦被发现，其灾祸不可想象。因此，笔者不能纵笔直书。因此，今天必须以特殊的视角来重读。不管怎么看，它都是历史的、不掺一滴水分的“原装货”，是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常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2011年3月5日
1966.8.4 星期四
早上广播通知，9点工作组向全校作检查，之前学毛著。
8点半多，广播了×××在校外“以革委和党员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宣布开斗争大会。
外面喊声很大，在开大会的教研组小院已聚集了许多人，都在齐声呐喊。搭起来的高台子被围得紧紧的，上面有了不少人，只见台上有标语牌“打倒杨滨”在晃动。我感到不只是斗争×××。
不久，一群人揪着屈大同过来了，头上被戴着用铁丝纸篓编的高帽子，跟着的人一边打他，一边把他揪上了台。
我心情感到有些紧张，但还没想到会揪我。
随后，一个叫×××的学生和几个人从我身边经过，突然像是发现了我，一声“你也去”，便连推带打地把我往台上送。一路上经过层层人群，吃了几下拳头，都还不重。到台前才看见上面已经跪了一些人，有的头上戴着高帽子，背上插着牌子。人群把我按到台上靠边跪了下来，头被按得低了又低，因为靠台子边，就不断地吃来自台下的拳头，还有人死劲掐我胳膊（后来发现破了），有人抓了一把泥抹在我头上。
台上有人招呼“不要打”，后来才打得少了点。
不断有人被揪上来。
后来有人讲话，以后让“牛鬼蛇神”自己“报名”，只学校当权派杨、刘、俞、屈说过之后便没再报下去。
又过了些时候，宣布“牛鬼蛇神游街”。被揪出来的人被拥着排队沿400米的操场跑道转圈，在人群的“夹道”中，在拳打和脚踢的推动下蠕动。一些学生以打人的狠毒程度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水平。我前面的黄庆发，被令边走边敲一面破鼓，一根胶皮管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有人扯着。后来姜春荣被推到了我前头，让他打镲，几次催她使劲。她没有“帽子”，披头散发。
路上常有泥坑，有人沾了泥水往“牛鬼蛇神”身上撩，有人拔了青草带泥往身上摔，有人用湿泥、石子打，有人拿木棍打，各种“武器”都被派上了用场。
后一段路上，有人塞给我个破锣，让用手打，后来又有人塞来个破扫帚打。
因是只许低着头，所以前后周围的情况都看不见。然而却令人强烈感觉到，这种火爆的场面焕发起人群空前的“革命热情”。
从操场回来之后，这些被游街人都被圈进原教导处屋子，先头进来的人已勒令跪在那里，后来的人也纷纷被按下。屋子前后包围着学生在呼喊。
过了些时候，让站了起来。暑热天气屋子闷得很，被塞进来的人都在浑身出汗，直往地下滴答。
这时看到我前面的石磊光着一只脚，史会仁也是。
突然，孟吉平晕倒在地上，过了不久又爬了起来。后来让屈、孟都坐下了。方护士被找了进来。张陞的右眼睛青肿得很厉害。
后来拖进来个学生。他大喊大叫，听说叫××。×××狠命地打他，不让他分辩，说他是反革命，冒充工人出身。
后来让都坐了下来，看管的人说现在出不去，先在这呆着。
以后宣布：打你们应该，保护是为了让你们好好交待。说有的学校往身上浇开水，对你们这还是客气的。
下面让大家发表“感想”，人人都得讲，并进行录音。计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黄庆发、张陞、王钊、史会仁、王修言、廖锡瑞、孟吉平、王行国；以下是三个学生：任正吉、韩保安、栗钧；也有没让发言的。以上总计教师19人。最后让大家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也录上音。
让发言的内容一般是：这是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完全拥护，今后要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师生监督下，老老实实改造。最后是高呼毛主席万岁！
后来在全校播放录音。
以后反复广播了红卫兵革委会的通告：支持革命群众今天的革命行动。
5点多钟，有人把这些人召到小饭厅“学习”，让每个人谈今天的想法，然后写成书面的。
石磊、姜春荣一直在哭。
为“保护”这些人，不致“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出事，要这些人集中住在学校。这是我没想到的。晚饭也是在这里吃的，出进都有人“保护”。还不错，晚上睡觉有人给送来毯子。
前此一二天出现有高一一班“革命学生”的大字报，理化教研组“革命教师”6人署名的大字报，要求搞“牛鬼蛇神游校”，说“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
1966.8.5 星期五
早晨醒来以后,扫过地,别人陆续来了,杨滨第一个。
一天都是让自己读毛著。革委会来人提出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合考虑自己问题的性质。有人写，有人读，各不相同。
上午10点钟，突然外面传来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下意识地感到将是又一场风暴。我系上鞋带，把身上的钥匙摘下来放进书包里。
不一会儿革委会的××进来说，外面同学要求给里面人挂牌子。第一个被叫出去的是杨滨，回来时已是瘫在两个架着她的人身上了。以后专设了个老师看着她，单独关在里屋。下面顺序叫出的是刘、俞、屈、徐、王钊、黄、廖，之后便终止了。
我心跳了。我禁不住哭了，说不上是怎么个心情。
1966.8.6 星期六
从今天开始，这些人被监督劳动，在学校工厂干活。
监管的人很“严格”，不断地喊“快点”，“不许偷懒”。外面看热闹的极多，各个窗口坐满了人，多有品评，间以骂声。
劳动之后，每人要在本上记录产量数字，接着不吃饭学毛著。
后来的监管人高二五班，非比平常，吃饭、睡觉，一切都在屋子里看着（以前只在门外胡同口把着），出入都手持木棒尾随。
中午睡不着觉。
1966.8.11 星期四
革委会宣布：一些人由于“民愤极大”，剥夺选举权。其中有我。共12名教师：杨、刘、屈、俞、黄、廖、徐、王（钊）、张、史、曹、王（行国）。
又宣布，赵、石、王（修言）解放。（孟吉平已不见在。）
又宣布，底下不得交谈个人问题，不得同路回家。
我认为剥夺我的选举权是没根据的，是不对的，我不同意。但我又能怎么样。
没写完，学校的集中学习就解散了。路上，脚步沉了又沉。7点多钟，太阳已经下去了。
一路上想……
1966．8．12 星期五
广播剥夺掉14人的选举权（前者再加周春芳、王希哲）。随后，让唱《牛鬼蛇神嚎丧歌》：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认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认罪。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我只能哭歌。
看管人骂，“哭是装蒜”。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一些人被点名“独唱”。
心乱得很。也许我只有作一个懦弱者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倒下去？我想，首先还要和当前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谈谈。
我要替自己作些解释，我之“罪”和我的态度都不足以到此程度。
路上，心在翻腾。
少了一个选举权，多了一支哭歌，不过如此而已，还不是最后的结论。就是成了“牛鬼蛇神”，也不倒下去。不，应该说相信党和群众会得出正确结论。
白天有人给屋里人照相。
夜里有人沿街叫骂“王行国王八蛋”。
1966.8.15 星期一
开始了又一周的监督劳改和管制生活。
上周令做的事情有：写被打后的想法，小结对自己问题的认识；通读《毛选》一卷、语录、毛泽东诗词。
晚上出来的时候，秋雨淋淋，雨中的校园透出清新，也许是最后几瞥了。
考虑并着手准备一些以后的事情，几架子书籍资料，无所留恋，清出几本。一箱子“历史”材料，抽几份也就足矣。
每日得嚎歌三五次，非如此不得食。劳动之间亦要加此一曲，给围观的人作表演。一批红领巾被带到车间“参观牛鬼蛇神”。
1966.8.18 星期四
上午,全校大部分人都去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百万人游行大会. 令“牛鬼蛇神”在操场拔草，10点多回屋。×××给开了电灯。我想到这是一种关照，并联想到一些人还是比较稳重的。
不久，提前结束了“学习”，却拥进来一批人，其中有校外的，要求唱三遍嚎歌，供展览。来人中发笑声不止，并进行拍照。这时我才知道刚才开灯的用处。不知照了几张，只见最后是对着×××的“特写”镜头。
总结今天的教训，的的确确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就可以坚持。
下午劳动中监管学生带着原在校办厂工作的张陞到我面前来，说我的劳动方法不对，让张陞加以分析。我表示不同意，并说明我原本在校办工厂就是指导这项操作的，实践这样干活快，质量较好，废品较少，工具较省。不料，待劳动结束时，这个监管竟宣布王行国“违反操作规程”，罚加半小时劳动。随后带着几个人一起过来，大加训斥：“你过去还不是牛鬼蛇神哪！”“你过去还不认为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最后的结论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1966.8.19 星期五
让听广播:昨天，清晨5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就来到天安门，并到广场上的群众中去，身穿军装，和群众在一起6个多小时。林彪副统帅和毛主席肩并肩在一起，并在大会上讲话：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举。
红卫兵作大会的标兵和站在观礼台上，红卫兵给毛主席系上红臂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群众一道庆祝文化大革命，迎接新的高潮。
一场大雨下了一夜一天，之后，便觉秋凉了。今天上下午都穿了长衣服。夏天过去了。
宣布史、廖解放，下午仍劳动。这样的共6人。集中监督劳动的10人（杨、刘、屈、俞、徐、黄、王钊、张、周、王行国）。
1966.8.20 星期六
早晨有几个红卫兵站在门口，给每个人抽了几皮带。
×××、×××几个人进来看了一阵，把人拉出去照相，嚎歌。
人围得多了。后面几乎全是初二四的。
昨天晚饭后不少人都对我与监管学生的争执发表议论，略有几种：
一种是，要“老老实实”。黄说，这样自己吃亏。徐说，他说什么你听着，别说就完了。张说，你吃这个亏不止一次了，要不你早该解放了，你有什么？
一种是，要从“政治着眼”。×说，这不是讨论技术的时候。
一种是，认为学生作得对。刘说，这样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对革命负责任。
今天，嚎歌规定排队进行，前排是挂牌的跪着，中排低头弯腰，后排站着。
晚上下工后由杨滨谈陪斗张文松的感想。之后，革委会人提出，在新革委会选出之后，要对“牛鬼蛇神”展开斗争，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
1966.8.22 星期一
记得烈士诗抄中有这样一句话：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饴。
目前处境是够苦的了，必须要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这个力量只能来源于这里。心志既坚定，就能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任何不利处境。
今天一天有不少新鲜事：
一路上见到许多张贴的传单，多是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要求改变红绿灯，要电气车挂主席像，不许收房租，取消定息，改校名，改街名……
学校扣着三个据说是冒充红卫兵的“骗子”。一个个连遭几次好打，鬼哭狼嚎。之后，令其爬行。个个蓬头垢面。把男的弄个“鬼剃头”，女的则披头散发，被揪去一些头发。有人威胁要用刀子切其手指，有人说要用棍子把其打瘫。
这周高三一班值班，对我们一些人的监督又有突变：
1.打得多。随处打，随时打，监管人×××等手执皮带和弹簧鞭，不间断地在人的周围转，声称“我认识你们，这家伙可不认识你们”，“在我们学校对你们宽大多了”……
挨到我身上的有：转圈对每个人打了一遍，嚎歌头低得不够挨打，看书头低得不够挨打，嚎歌报“衔”不全重打，最多的还是在单独出去打水、送饭盆的时候连遭毒打。在院子里打人的人遇到别人夸他的时候更来精神，对每人就更重地打几下。
2.勒令人人剃光头。先给刘铁岭、张陞剃了个阴阳头，然后令他们向大家发表“感想”。有人看着理发，把人剃成“花头”。收费从贵，每人2角（原价1角）。我、刘、黄三人全收1元。
3.嚎歌另加每人“独唱”，唱前每人要报“衔”，令我报的是：“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人人要弯腰低头，否则打。
4.待遇从苛。劳动不许带水，休息时间不许休息，得嚎歌，吃不完的饭不许送回，限制抽烟，收去了火柴，抽烟时不许同时读书报。
5.要求从严。一句话不许说，读书写字要直腰挺胸端坐。问话必须齐声回答，有未应声的连打，上厕所有人围打。
我从星期六开始，再吃不下定量的饭，所有人的饭也是越剩越多。头，一天晕晕乎乎，时时作疼，周身如在云雾中，读书纯属装门面。
1966.8.23 星期二
原来“学习”的屋子用来囚禁从外面抓来的一些人，叫“模范监狱”。我们这些人先转到音乐教室囚禁，又转到工厂的仓库。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革命小将，称改变旧商号、旧街名称的行动“好得很”。革委会组织讨论，让就此写思想汇报。
有人到工厂找钉子木头做枷锁。
中午减少菜量，晚上没给菜，吃的咸菜。
晚上，组织对一天劳动的批评自我批评。
1966.8.24 星期三
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路上看到两个合作商店被封闭了。
各校许多“流氓”集中在我校看管，今天打死了一个，监管人组织我们讨论，让发表感想。让人们说，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
洗碗回来，被三个学生截住，让我嚎歌作乐。
让我到另屋取壶，正赶上死人，没让进，等待时有人用皮条不断抽打头脸。
今天嚎歌都是拉到院子里，让一个个跪着“独唱”。
午饭的油饼换成窝头，监管人不让给应得数量的汤，就的是咸菜。
晚上谈完感想后，令韩、任2人跪着互相抽打嘴巴。
现在，被监督劳改的人分作以下几种情况：
1.半天劳动：张育达、郭玉如
2.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
3.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督：张陞、王行国、周春芳。
4.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管、挂牌：杨、刘、屈、俞、徐、王钊、黄。
被监督劳动的学生有：任正吉、曹群和、康铁铸、苏秉初、韩宝安、赵恩平。
1966.8.25 星期四
到处是一片紧张气氛。晚上回家一路上无数小孩拦截不点灯的自行车，白天在房管所看到排大队的人群在交房产。
校内广播了高一一班要求老师下到班级（接受批判）的大字报。
四中散发了管制和遣返“四类分子”回乡的通令。
红卫兵成立了×××等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
下午出去拉料，到沙河中越公社，有人押送，一路不得抬头。回来照旧躬身嚎歌。感到疲累。三次被批评头低得不够，东张西望。
晚上刘铁岭和张陞被叫了出去。听到有“老实点”的挨训声音。以后宣布，刘、张、王行国“劳动偷懒耍滑，不老实”。
同时宣布，黄庆发表现较好，要大家学他。以后指挥生产的事由他管，不许刘铁岭再管。
×××夹起了尾巴，他说“只要给我留条狗命就行”，整天把身体躬得像个虾米，差一点就可以折叠起来。这就是老实？！
我不是他那样的人，学不来。
这周高三一值班。管理本无一定之规，谁人都可加码，增添“节目”，加上以后就“定型”了。这周加上的是拉到大饭厅前院子里嚎歌，晚上加了“学习”，上午减了休息，吃饭时间与一般人区别开，任何时候都要低头。
“牛鬼蛇神”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1966.8.27 星期六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迅猛异常“向前发展”。
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发出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解散各组织。
“革命敌人进行阶级报复”，发生几起拒绝红卫兵检查，向红卫兵“行凶”事件。晚上组织讨论，要大家认识“敌人的报复是阶级仇恨的集中表现”，在监督劳动中要对人民群众驯服老实。
学生清理了学校图书馆，烧了“坏书”，并提出各人回去清理自己的图书。校内红卫兵向黑六类出身的学生提出“革命的考验”，要求他们带领红卫兵检查他们的“老巢”。“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蛋”。
上午，在院子里挑玛钢件时，有几个学生嚷着：“那里没人看，快去打！”先让曹家骏嚎歌，曹报名时说是扫地出门的富农。学生不依，有人打他，说他是地主。
以后让我嚎歌，报名。我说是“牛鬼蛇神”，学生不依，非让说是“混蛋大王八蛋”。我不说，几个人就打起来，先头用手打，以后拿树枝和皮条，最后拿木杠子打。监督人说我不老实，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让我放老实点，让我跪下来。直到后来又来了一个监管学生才让打的人停下手。
不久，革委会的马凯来了，问那个刚才打我的学生：“你们是红卫兵吗？”他们说不是，马说“不是红卫兵不许随便打人”，说他们“趁火打劫”。
刚才挨打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反正是难免的，这时倒不免有点眼泪盈眶了。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心里却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1966.8.29 星期一
革委会的××要求各人回去对家中作清理。星期日清理了书籍等,拉出三十多本今天带到学校上交销毁。
今天上午,有一系列重要的广播。其中有清华附中对目前运动提出的意见。本校革委会对抄家进行总结，红卫兵总部提出对抄家的要求。
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强调贯彻政策，非“黑五类”不查抄。之后放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眼睛不免湿润了，泪水滴了下来。
这周开始的第一天，比之上周有所不同：几乎没有打骂，上午和下午都有了休息时间，可以抽烟。我想这不单是由于监管人员换班（本周是高三四值班，有郭学孟、秘增凯、梁珪宣等）的关系，也是政策水平提高的一个表现。
生活得稳定一些，精神也好一些。
1966.8.30 星期三
俞汝霖把一些古书交了,让大伙去搬,有三四千本。
一天有两批外地来的红卫兵“参观”，都让作了嚎歌“表演”。
1966.8.31 星期四
广播“破四旧”，破旧字号；破流氓；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抄黑五类分子的家。
还有改革一些旧风俗，如土葬、服装、发式。
1966.9.5 星期一
这周换初一三班值班,对整治“牛鬼蛇神”的恶作剧，进行了新的“编导”，一下子又加了好多“规矩”：
1.监管的人人手携带一件“武器”，随时随心所欲对每人加以殴打。其中有人举着一件名为“专政鞭”的武器，要求每人应答，答不响亮的要受打骂。
2.弯腰规定一定深度，双手下垂规定姿势，并立有“样板”，必须仿照。
3.走路不仅也要这样弯腰，而且要喊号。
4.出门就得排队，即使到邻室亦然。
5.上午休息时和下午上工前都加了一次嚎歌，加上例行的早、午、晚各一次，每天共得嚎五六次之多，每嚎又必是三遍。
6.抽烟时眼神不得落在书本上，看书时必须要有一定姿势，书不得垫着写字，否则就是对毛著的污辱。
这些“革命小将”折腾“牛鬼蛇神”腻烦了，便相互吵嚷追打取乐，拿斧子砍，摆弄工厂的磅秤玩。
1966.9.7 星期三
三岁的孩子放在家里,白天请同院邻居照看一下，每天晚上回去带（妻子在房山的农村教书，平日回不来——注）。整天弄得很脏不必说，这几天又咳嗽、发烧，已经病了。有什么办法，不准请假。听说孩子每天一到天黑就叫个不停，喊“爸爸还不回来”。
可怜的孩子！
1966.9.8 星期四
革委会的××说,同学提出,有些人对人民犯了罪还拿着高薪,很不应该。要求每个人对薪金提出申请。
写了报告，自己不属高薪，申请保持原薪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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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商榷与补正
——关于刘东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
王行国
刘东是北京四中66级高三（5）班的学生，是活跃在文革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四中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够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写出四中文革的历史。他下大工夫撰写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以下简称刘文，载《记忆》2010年6月30日总5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以批判的态度记录以往，反省自己，刘文不仅是重要的史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请看下面的文字——
批斗大会那惨不忍睹的一幕使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极大的动摇。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当天的日记里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大会开得是成功的，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威风”，还是否站得住脚？
“8.19”批斗会的影响是恶劣的。它本身就有着号召和引导作用，给以后大大小小的批斗做了一次很恶劣的示范表演。它开了批斗会武斗的先河。批斗者可以任意打人，以各种非人道的方式摧残人的身体，甚至以此为乐。这次大会也为随意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颠倒黑白的批判带了一个坏头。
现在，我们反思文革，我在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问一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当时连做人的良知都近乎消失了？！
四中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四”武斗，我在现场的感觉是：全身冰冷，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我却不敢对别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把这种念头看作是自己革命造反精神不强的表现。我查阅了当天写的日记，在事后召开的被游街、遭打骂的人的座谈会上，我竟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应该把群众的打骂当成清醒自己头脑的镇定剂，低头认罪，彻底投降，别走绝路，重新做人！”现在再看这段文字，显得是那样冷酷，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之心。政治斗争把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变得冷血，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我们正在狂热地追求着的目标，包括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疑惑，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中。不讲政治上的是与非，但我相信善恶有报，古今中外，一切虐待狂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些，我已经没有了当初“造反”时那种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劲头了。
每当回顾这段经历，我常常为由于自己的软弱、自私、幼稚给那些“牛鬼蛇神”同志们造成的不幸感到愧疚和难过。
当年文革的疯狂，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虽然不时还能听到当年受难者微弱的呻吟，但绝少看到当年参与造难者的忏悔。某些毕业于四中，现居高位的整人英雄，最忌讳的就是回首文革，最反感的就是受难者“还记得那些事”。在此语境下，年近花甲的刘东对自己当年思想行为的剖析和反省，更显得难能可贵。
刘东在文革中“曾当过四中的劳改队长——主宰‘牛鬼蛇神’命运的头儿”。刘文大部分写的是这方面内容。由于时间的久远，人的记忆难免有缺失和舛误。而所处地位与视角的不同，也会在认识上造成差异。
我在四中土生土长30年，了解的人和事多一点。我是劳改队里的“老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身为“牛鬼蛇神“也偷偷记下了当年的一些琐事。在这里我愿对刘文中的个别措辞提出商榷，并根据当年的日记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以澄清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值得商榷的语言表述
1、刘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负责的这些‘牛鬼蛇神’，其成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校原来的当权派；一类是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工；第三类是少数有‘现行问题’的学生。”在某些人前面加上“有各种问题”这类的定语，是文革期间常见的表述。人们因为常见而习焉不察。
那么，是什么人，以什么标准把人们划分为有无历史问题的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在划分，他们奉行的标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念。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们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或改正。换言之，他们都是没有历史问题的人。显而易见，“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职工”的说法是文革的说法，其后面潜藏着文革的思维方式。或许，这只是作者的一时疏忽，忘记把这句话放在引号里。
2、刘文还有一句，为了“对这些人进行人身保护，……所以，从劳改队成立的第一天，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一些民愤不大、问题较轻的人（主要是教师）解放出来……”
与上同理，这里的“民愤”、“问题”云云，同样是文革特有的表述。事实上，文革中所谓的“民愤”、“问题”也者，往往是极权体制置人于死地的借口，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佩英、王申酉、钟海源、李九莲……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被枪杀前公布的“罪状”中，哪一个不是“民愤”极大？讽刺的是，“四人帮”一旦被打倒，那些负罪在身者，无论“民愤”大小，“问题”轻重，一下子就都成了无辜受害者。
二、关于劳改队性质的补正
刘文贯以一条“红线”——劳改队对“牛鬼蛇神”始终进行保护。请看下面的表述——
“把他们集中起来，既便于群众随时批判，又有利于这些人的安全。于是，‘牛鬼蛇神’们从此开始了一段监狱般的生活。四中劳改队，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文革委员会的头头们有一个主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对这些人进行人身保护，……所以，从劳改队成立的第一天，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二是找来一批低年级的红卫兵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的人进入。这表面看起来是监禁，但实际的作用却是把这些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免得再遭起哄的人打骂。”
如果说，“八四武斗”之后，作为“最稳妥的办法”，把被卷进来的“这么一大群人……暂且把他们集中起来”，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话，那么以后的劳改队性质则完全改变了，刘文回避了这一根本问题，强调“监狱般”的劳改队，是为了对“牛鬼蛇神”进行保护。从而使人感到，好像四中劳改队格外恩典，成了“红色恐怖”大海中的安全岛，无边苦海中的诺亚方舟。以至那些被劳改的人“把我（刘东）当成了他们的保护神”。
如果说，建立劳改队是为了“利于这些人的安全”，那么，后来把“八四武斗”没有被卷进去的人（如周春芳、王希哲、曹家骏等）也抓进劳改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这些人在劳改队外面不安全吗？
还有，“八四武斗”被卷进去的人之中，随即有些人便被放了出去，到8月11日，抓而被放出去的便有姜春荣、赵如云、石磊、王修言、孟吉平等人；8月19日，又释放了史会仁、廖锡瑞。难道这些“已被危险包围，人身安全已没有保障”的人放出去以后就没有了危险？
显而易见，劳改队不是什么为保护人而设置的，而是“牛鬼蛇神集中营”。你是“牛鬼蛇神”，即使“八四武斗”没被卷进去，也要把你抓进劳改队；你不是“牛鬼蛇神”，即使因“八四武斗”卷进去，也会把你放出来。
实际上，劳改队的建立，正如刘文前面所说：“既然要‘整’他们，当然有必要先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过一种不同于普通革命群众的日子，于是，各个单位就先后出现了劳改队，出现了安置劳改队的场所。这曾是文革特有的一景——遍布全国的‘牛鬼蛇神集中营’”。
不难看出，这其间存在一个给“牛鬼蛇神”定性问题。对全校师生员工给予“牛鬼蛇神”定性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便掌握在组织和管理劳改队的人的手里，“全在我们的一张嘴”。对于这个关系到多少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攸关的问题，在刘文中被掩盖了。
我当年记录在日记中的以下材料说明，组织和管理劳改队的人，不仅对“牛鬼蛇神”作了定性，而且作了分类定性。
1966.8.24 星期三
被监督劳改的人分作以下几种情况：
1.半天劳动：张育达、郭玉如
2.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
3.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督：张陞、周春芳、王行国。
4.半天劳动，剥夺选举权，集中监管、挂牌：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
被监督劳动的学生有：……
（注：上述“剥夺选举权”，是剥夺公民权力的选举权。）
劳改队的存在，它的成员的筛选（前后陆续加进来和解放了许多人）确定，无异于是向全校师生宣布，这些人是当政的权力机构审定的重点批斗对象，引导群众性的整人活动。同时，红卫兵革委会又派出一批批整人的“专业人员”值班，全天候地集中地折磨圈在劳改队的这些人。
刘文忽略了红卫兵革委会这项“重大业绩”。
不知为什么，刘文要说成“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值班）的只是“低年级的”？按说，是刘东负责安排值班人员的，怎么能“忘记”高三一、高三四等高年级，也都值过班？
刘文说，值班的“实际的作用是把这些人与外界隔离开来，免得再遭起哄的人打骂”。
实际上，在劳改队里，恰恰是这些值班的人在折磨“牛鬼蛇神”。他们堂堂地“代表革委会”，即“代表全校革命师生”，对监管的“牛鬼蛇神”，可以随时拷打，可以实施各种暴虐，并规则化。他们把劳改队当成是滥施淫威的权力指向，甚或是一种新颖的娱乐城，“游戏”其中。而玩的花样各不相同：用弹簧鞭把满屋子的人逐个抽打一遍的日常功课，只是其中最普及的一种；捅房檐下的马蜂窝，蛰屋子里的“牛鬼蛇神”，则玩出了新鲜……融权力暴虐和胡作非为于一体。
仅举下面一天的日记，可见一斑：
1966.8.22 星期一
这周高三一班值班，对我们一些人的监督又有突变：
1.打得多。随处打，随时打，监管人×××等手执皮带和弹簧鞭，不间断地在人的周围转，声称“我认识你们，这家伙可不认识你们”，“在我们学校对你们宽大多了”……
挨到我身上的有：转圈对每个人打了一遍，嚎歌头低得不够挨打，看书头低得不够挨打，嚎歌报“衔”不全重打，最多的还是在单独出去打水、送饭盆的时候连遭毒打。在院子里打人的人遇到别人夸他的时候更来精神，对每人就更重地打几下。
2.勒令人人剃光头。（此处从略，详见日记另文。）
3.嚎歌另加每人“独唱”，唱前每人要报“衔”，令我报的是：“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人人要弯腰低头，否则打。
4.待遇从苛。劳动不许带水，休息时间不许休息，得嚎歌，吃不完的饭不许送回，限制抽烟，收去了火柴，抽烟时不许同时读书报。
5.要求从严。一句话不许说，读书写字要直腰挺胸端坐。问话必须齐声回答，有未应声的连打。上厕所有人围打。
我从星期六开始，再吃不下定量的饭，所有人的饭也是越剩越多。头，一天晕晕呼呼，时时作疼，周身如在云雾中，读书纯属装门面。
这使人不禁想问一句，是谁让这些被“保护”起来的“牛鬼蛇神”惨遭折磨？是谁给了这些红卫兵对“牛鬼蛇神”人身进行专职施暴的权力和机会？
刘文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加大了对他们的保护力度。以杨滨为例，……我私下再三劝告她，千万别做傻事，别走自绝的路。……每天天黑学校人少了的时候，我就把她从劳改队接出来，亲自送到公共汽车站，看到她上了车，我再返回。第二天早晨，又按约定的时间，到车站把她接回学校。就这样，一天不拉地坚持着。”
杨滨，四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三八式老干部，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的夫人。北京四大名校长之一，其级别高于教育局长。
作者对杨滨的关照确是情深意重。
问题是，劳改队里不止有一个苦难的杨滨。在当年管劳改队的刘东身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并写进了《吟啸行》的书里：
一天，两个“红卫兵”说是干革命需要“借”我的自行车。拿走以后便踪影不见。
当时我家中仅有的两人都正赶上患病，其中一人刚出院，便又有一人住了院，我正需要用车。
过了些日子我找到他们家里索车。他们恼怒地追问，是谁告诉我他们家地址的，王修言还是丛俭滋（都是他们年级的老师）。
次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一起来到学校找我算账，开口便骂：“他妈的什么老婆孩子，狗崽子死了活该！”当我说理不通，要找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不许，说：“你没这个权利，革委会是保护我们的。”说时，3人把我逼进礼堂后面背人的夹道里，一齐动手打起了我。一个按头，一个搂腰，一个抄脚，把我撩倒在地上一通乱打。卡脖子，打脑袋，撅手指头，我混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我的嘴被打破了，衣服被撕碎了，身上的伤痛一星期也没好。最后是外地串联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给调解才停下来，还得逼令我唱嚎歌请罪。
这种土匪抢劫行为为什么能在光天化日的校园里横行霸道，还不是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他们的野蛮行径，又何尝不是文革的一种“果实”。
我满肚子冤屈想找个讲理的地方诉说，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找到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真的支持了这3个流氓“红卫兵”，管劳改队的委员刘东，对我的遭遇毫无同情，反而认为这些人做的很正当，并威胁我说，不愿借车给他们“是不是还想‘回去’”（指回劳改队——当时我已被释放）。
突然，我有一种被轰坍了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
这种打击比刚才挨打更加沉重，令人心碎。
刘东的形象在我头脑里顿时失去光泽，掉进污泥浊水之中。
这就是刘东对“牛鬼蛇神”的又一种“保护”。
刘文说：“我们当时连做人的良知都近乎消失了。”刘东对杨滨在极端恶劣环境下，不消失做人的良知；若能把做人的良知再用到王行国这样的普通教师身上一点点，岂不功德圆满了？
与之相似的还有一件事恰成类比。
一天，我被令在院子干活时，过来几个学生打我取乐，先是用手，以后用皮带，再用树枝，最后找来木杠，再后来让跪下挨打。他们还边打边责问“服管不服”？说“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后来，刚巧革委会委员马凯路过，见状，过来赶走了行凶的人，并斥责他们“趁火打劫”。
对此我在当日（1966.8.27.星期六）的日记中记载：“刚才挨打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反正是难免的，这时倒不免有点眼泪盈眶了。身上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心里却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两次同样遭受群殴，一次找到革委会，受难者受到革委会委员斥责；一次革委会委员见状主动过来解围，斥责造难者。
刘文有一句名言：事情“究竟怎么办，可大可小，全在我们一张嘴，一双手”。
是的，“牛鬼蛇神”的日子，全在他们“一张嘴，一双手”。
三、几个史实的辨正
刘文说：“即使是我们采取了尽可能的保护措施，但大的形势是‘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所以，在我管理下的这些人，那段日子仍充满苦难。男性，一律剃了光头——需要说明的是，光头不是红卫兵剃的，而是他们自知难逃厄运，自己去理发馆剃的。”
我相信，刘东绝对没有下令给“牛鬼蛇神”剃光头，光头也不是红卫兵剃的（是剃头匠剃的），但是，也没必要为了推卸责任，把这些“牛鬼蛇神”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自己去理发馆剃光头，而且有的不是光头，而是阴阳头、花头。
下面一段原始记录中有关于给“牛鬼蛇神”剃光头的情况，可见实情。
1966.8.22 星期一 （文中其他内容略）
（监管的人）2.勒令人人（到学校理发室）剃光头。先给刘铁岭、张陞剃了个阴阳头，然后令他们向大家发表“感想”。有人专门看着理发，让把别人剃成“花头”。收费从贵，每人2角（原价1角）。我、刘、黄3人全收1元。
刘文说，“当时，学校的当权派一个不漏地被师生员工揪出来示众，并隔离审查，不准回家”。
不是的。副校长康辑元不仅未受冲击，而且后来还当了红色政权革委会副主任。
刘文说：“我负责的这些‘牛鬼蛇神’，其成员……人数最多时达二十多个，解散前减少至五、六个人。“
不是的。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等人,都是“坚持到底”的。刘东后来外出串联，不管劳改队了，是否对后来的情况不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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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文靖为《“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一文的失误致歉：
何兆武先生口述、我执笔的《历史所老人》一文在《上海书评》上发表时，只有侯外庐、谢国桢、顾颉刚三部分。今年5月底以《“四大金刚”的不同命运》为题在贵刊转载的是原稿中的一部分，由于我的一时疏忽，不小心把整篇文章的底稿发了过去，包括“四大金刚”这一部分，其中有些内容尚未将何老的修订加上，本不宜发表，由于我在电脑上操作有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愧疚。另外，文章里有一段话：
所里其他同事上班不是很严格，只有我和李学勤几乎天天上班，天天见面。……那时候，李学勤是批判组组长，他把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都看了，掌握材料非常详尽，然后作为罪状拿去批斗。可是江青倒台后，他第一个站出来贴大字报，而且他不说自己拥护过江青，而是骂历史所的领导为什么反江青一点都不着力等等，那姿态，好像他是一贯反江青的。
红字部分其实是指另一位组长，但我在串读文章时理解有误，以为此“组长”就是彼“组长”，造成了张冠李戴。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抱歉，特此向何兆武先生郑重道歉，向李学勤先生郑重道歉，也向贵刊及广大读者郑重道歉。如有读者通过网络传播这篇文章，烦请订正，或将此声明一并附上，不要以讹传讹。致谢再三。
2、蒋健谈《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一文中的两个错误：
（1）“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罗瑞卿就回军队了，谢富治当年就接任公安部长了。
（2）“中组部长安子文找1958年被批判的谭政大将谈话”：谭政大将1958年没有被批判，他当时是批判人的。1958年被批判的大将另有其人——粟裕。
3、赵之洪关于《记忆》总5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的几点补正：
《记忆》总第52期所发《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一文，其中几个人名有误。一是“四清”前四中的书记兼校长名为解才民，不是“谢三林”；二是文革前四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名为余汝霖，不是“于如林”；三是文革前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名为孙国梁，不是“孙国栋”。
该文谈到在文革中北京四中自杀的教职员工，似遗漏了一位刘庆丰。他是总务处的职员，男。在1970年初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说因被审查“历史问题”而在北京朝阳区东坝坠坝而亡，殁年50岁左右。经警方验证为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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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3 15: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