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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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北京的驱逐行动

杜钧福

文革初期将成份不好或不可靠的人驱赶出北京及其它大城市的行动，其实起源于文革之前。1961年，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提出要将北京办成“玻璃板、水晶石”，对敌情了如指掌。有人认为这包含着将“阶级敌人”驱赶出北京的意思，还认为文革中的驱赶行为和彭真的话一脉相承。当然，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的彭真不可能参与文革初期的驱赶行动。这种貌似荒谬的事情似乎说明了一个道理：文革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长期“运动”的结果。
这种驱赶行动确实早就进行过，例如当时尚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戴开元、华新民《刘达与科大》，天益网，2008）如果科大一个学校就要清理一百余人，北京市所有单位要清理的人数就很惊人了。后来科大的刘达校长抵制了这一处理，但不会每一单位都有这样的领导。
这种驱赶行动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夏秀蓉老师，她的丈夫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山西劳改。到了1965年，根据一项中央文件，她作为右派家属，被迫携家迁往山西。（夏秀蓉《永不忘却的纪念》，2007）
这样的处理不仅在北京进行，重庆的吴宓在1964年10月24日日记中记载：“至2∶30至中文系全体教职在文娱室聚聆苏鸿昌副书记讲说目前阶级斗争加严，教职员之家属及亲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者，必须速即回乡，不能续留住学校内。此令立应遵行，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六册387页，转引自何蜀《吴宓与家务女工》，《往事》第62期，2007年9月11日）

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的处理

在文革开始之前，处理不可靠人员的行动实际上是从处理“犯错误”的高级干部开始的。
1964年以后加紧进行备战。1965年4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林蕴辉《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炎黄春秋》，1998年第三期）
在1959年反右倾中受处分的彭德怀在京郊赋闲几年。1965年 9月 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代表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同彭德怀谈话，告知中央决定派他去大三线任第三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接受。随后彭真向中央报告彭德怀的意向。 9月 21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短信，请求允许他到农村去。23日，毛泽东接见了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在他们劝说下，彭德怀接受了任命，于11月 28日启程去成都。（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另一主将黄克诚在这几年也是闭门家居。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泽东，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来看他，宣布派他到山西当副省长，要求尽快离开北京。黄克诚问，可以过了节走吗？答曰不行。这使黄“略感奇怪”。（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
1965年11月，中组部长安子文找1958年被批判的谭政大将谈话，传达中央的决定，任命他为福建省副省长，并要求他全家在年底前去福建到任。他说，此次是中央对你们工作调动做出的决定，“彭德怀到大西南三线担任副主任，黄克诚去山西省担任副省长。”明确将他和彭、黄放在一类。（乔希章《谭政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谭政在1959年并非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在1960-1961年因“不突出政治”受到批判，又被解除了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

杨国庆事件

1966年春，就在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准备之时，在北京这个要害之地，又发生了杨国庆事件。杨国庆是一位19岁的青年，顺义县人，当时住北京城内。他的父亲当过伪乡长，据说有人命，在1953年被判处死刑。他本人在1965年又卷入一桩“反革命集团案”。邓小平说他是个中学生，但实际上可能是个体力劳动者。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受过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很可能的。总之，他誓与当时社会为仇，于4月19日在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内持刀砍伤两位外国人：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特拉奥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的夫人。在作案前，他服了毒药，但后来被救治过来。
可能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公安部长罗瑞卿倒台之后“换班”，这一震动中外的大案直到局新领导上台才宣判。6月13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当场宣判杨国庆死刑，照例当场执行。次日报纸上登载了这一消息。
1966年6月20日，陈毅在越南驻华大使的招待会上说：“面对着這场大革命，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剝削阶级还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作着垂死的挣扎。不久以前，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分子杨国庆砍伤国际友人的案件，就是这种垂死挣扎的反映。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地强大和巩固，任何反革命分子胆敢進行阴谋破坏活动，一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反革命罪犯杨国庆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蓄意破坏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友谊的罪恶企图完全落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反动势力破坏不了的。”
将各种不可靠的人员大规模清出北京应是蓄谋已久的，但杨国庆事件的发生肯定加速了这一措施的实行。

首都工作组

1966年5月底，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首都工作组成立。其职责实际上是在备战的背景下清理内部。
说是备战，实际上在认识上已接近临战。当时我在北京郊区作为工作队员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春，工作队传达华北局指示，叫尽量多种成熟早的夏收作物如豌豆，仿佛等不到秋天就要打仗一样。我们当时殊为不解，不知道要和谁打仗，最近读沈志华主编之《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才知这个时期正是中苏转入政治、军事对抗的转折时期。1966年1月份，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构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这一事实结合苏联增兵中苏边境，使中国领导人明确做出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3月16日，周恩来在华北局天津会议上说，“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3月底，毛泽东接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时也谈到苏联可能进攻中国问题。
当时还在驻守北京附近部队内服役的年大六先生也说，“实际上首都工作组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准备打一场北京卫戍战役的指挥机构”，其办公室主任王尚荣是当时总参作战部长，副主任雷英夫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年大六《特别回眸之二：文革“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探秘》，大樗树下，2006）
知道了这样的局势，就可理解首都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了。“叶剑英亲自带领史进前等勘察北京地形，调派部队守卫，还部署将部分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安置。”（郝在今《史进前将军和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地》，2002年21期）

吕荧之死

据被打为胡风分子的作家牛汉回忆：“5月底，北京市委下达文件，要求三天内将社会上‘各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都集中看管起来，6月初，经公安部批准，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影响社会治安’为名，将吕荧‘收容并强制劳动’。”他先在良乡一个叫做北京市公安局268的地方囚禁，后来转到北京清河劳改农场（即茶淀农场），备受欺凌，1969年3月5日在冻饿中惨死于此。（王俊义、丁东编《口述历史》第三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79年公安部给吕荧平反昭雪的批示中，也承认公安部于1966年6月对吕的处理是错误的。
吕荧是一位美学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员。1955年批判胡风时，他公然在批判大会上为胡风辩护，于6月19日被隔离审查。一年后，“查明他没有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中央十人小组研究批准，解除审查。”继而在1957年1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说明他不是胡风分子，并发表他的学术研究文章《美是什么》。
见过吕荧的从维熙描述这位美学家在劳改农场的情况：“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唯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姜葆琛《冬天的回忆——记美学家吕荧之死》，《人民日报》，1983.05.27)
而胡风本人，在1966年的春节过后被勒令阖家迁往成都。在这之前，他在被关押10年之后，于1965年底被判刑14年并提前“释放”，刚回到北京的家。

对在押的敌对分子的处理

既然吕荧这样的经中央确定不属于胡风分子、在《人民日报》上恢复了名誉的美学家都被如此对待，落得如此下场，那些法定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押的犯人和劳改、劳教人员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右派分子葛佩琦当时在北京监狱服刑，因病住在监狱病房。“1966年6月‘文革’开始，清理政治环境，把‘地富反坏右’赶往外地的北京市当局，于8月6日夜晚，把葛佩琦等五百多名‘反革命’人犯锁进闷罐子火车，押送到大同以北、雁门关以外，山西省第四劳改支队管辖的大青窑煤矿。由于他每挪一步都要借助于双拐，在必须下窑的煤矿中等于是个废人，同时塞外气候寒冷，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的恢复，劳改支队的贾政委出于革命人道的考虑，派人把他送到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第一监狱。为此贾政委后来遭到批斗，被调离了劳改支队。”（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5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他被监禁在山西近十年，直到1976年初，他这个作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才被当作“国民党战犯”释放回京。
这批从北京监狱送往大青山煤矿的“罪犯”的命运都非常悲惨。原北大数力系助教任大熊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1960年因“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是这一批被送往山西大青山煤矿的。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案而被害。另一被判处15年徒刑的“反革命犯”莫兴龄医生于1969年4月4日死于煤矿狱中，离他刑期到期只差17天。告诉他家属的死亡原因是“自杀”。（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1966年9月份，大右派储安平失踪了。关于他的结局，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说他被红卫兵打死，有人说他蹈海而死，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当局对他的下落的追查不是出于关心他人身的安危，而是怕这位大知识分子搞破坏。其子嗣回忆：“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储望华《父亲，你在哪里？》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
由于上述事件涉及到吕荧、葛佩琦、储安平这些名人，才保持了一鳞半爪的记忆。至于更多的非名人的不幸者的悲惨遭遇，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相信是无辜的，正如上述几个名人一样。

清理无业人员：支边

无业即失业人员当时被称为“社会闲散人员”，为非单位人员。当代中国社会是个“单位”社会，政府在单位内有领导地开展政治运动、组织政治学习，依靠党、团员积极分子监控所有成员在24小时内的活动。但是对于非单位人员，政府则鞭长莫及。虽说有街道办事处管理，但那里都是些家庭妇女，难于贯彻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这些人未经政治运动的教育，单凭他们无业这一点就会对政府不满。像上文提到的杨国庆，可能就属于这一群体。后来首先和红卫兵作对的，也是这样一些人。文革初，在当局看来，他们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最好的办法是清理出北京，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但是这些人员大多是些没有前科的老百姓，没办法将他们直接送到监狱和劳改场所，况且那些地方也未必有足够的条件安置，所以采取“先礼后兵”、外松内紧的办法，动员他们去“支边”。
在文革前几年，每年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北京招工。当年北京市公安局即承办此事，在待业青年中宣传、鼓励到新疆支边。当时把新疆的条件吹得天花乱坠，说每年可回来探亲一次，在兵团一律按部队待遇，“冷发棉，热发单，不冷不热发衬衫。”当时的无业青年，不管有无前科，在北京均生活困难且遭受歧视，希望命运能有所改变，所以有很多人报名。当然这种动员也有半强迫性质。在这批青年中，部分是已被强迫劳动的。这是一种较劳动教养轻的处理方式，适用于微小的错误如小偷小摸之类，但材料也进人事档案。另有很多是毫无错误的。
1966年8月10日，第一列载有一千多支边人员的专列从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开出。车停河南新乡，有人下车购买西瓜，因为未携带刀具无法分食，要求买小贩的刀遭拒，由此引起口角，并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冲突。他们又从当地警察的口中得知，地方上早已对他们严阵以待，因为被告知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当即引起这批人员的强烈反应。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光荣支边人员，胸带大红花，敲锣打鼓送上车的，现在感到被欺骗，十分愤怒，致使冲突升级，发生斗殴。于是当局调来军队包围列车并架机枪相向，将全体人员驱上车，一路武装押送至新疆。此事定性为新乡反革命事件。抵新疆后，十余名带头闹事分子被逮捕判刑。
第一批人员因祸得福的是，原来拟将他们送南疆，现在看他们太不可靠，就将他们卸载安置于吐鲁番，离北京近了一些。后几批人员仍去南疆。
因为这批人原来就不被信任，又发生新乡事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处于最底层，受到种种歧视和迫害。原先许诺的待遇全不兑现，住在地上挖的地窝子里，不御风寒，被迫在地下挖煤或从事其它危险劳动，倍受艰辛苦难，一直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少数人在晚年才得以返回北京。（据当事人叙述）

“西公”专案

葛佩琦、储安平都是大右派。吕荧虽说什么也不是，但他公开为胡风分子辩护过。这都是明面上的阶级敌人，多数已关在大墙内，除非打仗，不怕他们造反。但是对于那些暗藏的“敌人”，特别是暗藏在单位内部的“敌人”，甚至于暗藏在要害部门的“敌人”，如何识别和清楚呢？这些人岂不是更危险吗？
根据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出来的材料，在1966年6至7月，在很多单位里，结合对群众造反运动的“反击”，传达和执行过一项代号“西公”的专案，旨在清理单位内职工中的不可靠分子，部分送往山西五台或江西上饶。这事十分诡密，只有很少数人知道，和上下级单线联系。（详见拙文《文革初期的“西公”专案》，《记忆》2009年13期）
如果毛泽东没有回北京转折运动方向，“西公”得以执行，其涉案人数极大，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

红卫兵的驱赶行动

1966年8月份，红卫兵运动兴起，在前期“破四旧”中，已有红卫兵自发将“四类分子”驱赶回乡。于是有关部门因势利导，策动成立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勒令“五类分子”加上资本家，“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张仲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的总结会上说:“去年六月首都工作组本来想把首都搞得安静一点，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有个问题，首都工作组将一些人清洗出去，特别是黑户口和机关一些过去有问题的人……”首都工作组的这个决定可能是该组5月26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周恩来在这里说要清洗的有两类人：一类是“过去有问题的人”，实际上是将迫害范围从已确定的敌对分子无限扩大，因为经历次驱逐，北京市内法定的五类分子已不多了；另一类是“黑户口”，在叶剑英1966年9月25日讲话中说的是“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指的就是独门独户的院，一般来说，都是中等以上人家，有一定社会背景。为什么要清洗这些遵纪守法的户？叶说得明白，就是因为“谁也没有进去过”，怕坏人在里面“捣鬼”，一句话，无法监视，所以早就统计好了，就等红卫兵动手。因此，尽管在“红八月”里，“西纠”的通令中针对的是“黑六类”及其家属，但实际指的就是上述两类人员。在王友琴辑录的这一时期的受难者中，哪一个是货真价实的“黑六类”？就是因有反抗行为而被打死的李文波夫妇，也不过是个“小业主”。

以上几方面问题，现有材料零散不全，真相仍待查清，但联系起来看，确系一个计划周全的“系统工程”。它在估计可能发生战争的前提下，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或初始阶段，将所有几类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社会上的敌我矛盾人员、在押罪犯或劳改分子、社会无业青年、单位内的异己分子、包括“资本家”在内的“黑六类”、无法监视的“黑户”——分别使用最恰当最稳妥的手段予以驱逐，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中除“西公”专案外，均顺利进行。红卫兵在这一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事前未估计到的。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支持，是否已包含特定的目的？


《记忆》总第七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