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三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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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赵元三

　　1966年11月底，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事实与真相如何?
　　笔者是事件亲历者，事后又做了核实、研究，现忆述于下。
　　
　　1.上海红卫兵：要批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
　　
　　(1)《红卫战报》：“《解放日报》是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在上海市各界革命造反派和北京来沪各路红卫兵声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上海的红卫兵也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也要揭露、批判市委的资反路线。在上海各路红卫兵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该组织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几乎囊括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等上海各著名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主要负责人有复旦大学的学生马立新，还有劳元一等。其他红卫兵造反组织还有同济大学的“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等)，交通大学的“反到底”(负责人严步东等)，以及中学系统的“中学红代会”、“中串会”等。
　　“红革会”和上海红卫兵总司令部合办了一张报纸叫《红卫战报》，对开一大张。办报人都是各高校大学生中的笔杆子。其中有一个人叫吴鸿业，复旦大学新闻系高年级学生，曾来解放日报社实习过。《红卫战报》1966年11月下旬一期即第九期刊登了一篇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篇文章。另外，《红卫战报》认为，《解放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已变成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2)“红革会”：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
　　照中央精神，各地的红卫兵报纸，由各地方的新闻、出版、教育部门负责免费印刷。《红卫战报》是由解放日报社代印的。发行，原来由“红革会”自己负责。
　　“红革会”于11月27日，向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九期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A、因为这一期《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B、市委应该端正态度，自我消毒，改正错误；C、《解放日报》已成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也应该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D、造反报由《解放日报》附送，已有先例——此前，“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要求把他们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市委欣然同意，并于11月25日照办不误。
　　就在这时，《红卫战报》第九期60余万份已经印好，“红革会”提出照先例将这期报纸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局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件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
　　“红革会”要求遭拒绝，愤愤不平。他们再找市委领导联系，已联系不上了。找解放日报社党委，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日常工作。王树人为人温和，言语不多，说是书记联系不上，他自己没肩胛答应附送。他既不敢说市委不同意，也不敢说报社党委不同意，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红革会”眼看着已印好的60多万份第九期《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
　　(3)市委坚拒附送，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
　　1966年11月29日黄昏，我刚在报社食堂吃过晚饭，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大礼堂、总编室门口走动的也有七八个，总共不过二十几个红卫兵。仔细看他们的袖章，大多为“红革会”的，部分为“红总司”的，少数为北京来的。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有两个红卫兵不断走到别的办公室，用电话将谈判情况向“红革会”：总部汇报。
　　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红卫兵反复强调：今天，他们是奉“红革会”总部之命，来落实《红卫战报》随当天《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事。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谈判一直持续到半夜子时，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
　　零点敲过，二十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他们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的忍耐已经到限了；我们将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解放日报社党委代表们听了红卫兵最后一句话，感到压力了。因为《解放日报》的印报车间主体就在底层，若30日印好的《解放日报》当天发送不出去，就要出大事情了。上海《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或发行过。如果有一天人为地中止出版或发行，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由谁来负呢?
　　报社党委谈判代表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秘密联系。马达感到事态严重了，在秘密地点又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叫秘书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做了请示。一个月后就被毛泽东、周恩来赶下台去的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坚决地执行了陶铸指示。
　　30日凌晨一时，陶铸的指示，陈、曹的意旨，通过马达传达到报社党委谈判代表耳中。党委坚决地回绝了红卫兵的要求，谈判到此宣告结束。报社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将要发生大地震的味道。
　　30日凌晨一时半，一队红卫兵，约五十余人，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274号报社大门进入。进入报社后，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封锁起来。这样，即将开机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就不能装上邮车，也不能运送到市内、市外去了。
　　30日清晨四时许，我感到今夜不能睡觉了。我到食堂去买了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碟酱菜。囫囵吞下后，即跑到274号大门外去。见大门东首发报间有一辆绿色邮车，在等待后知道无法装成捆报纸了，即无奈地开走了。五分钟之后，又开来另一辆邮车，同样被红卫兵告知：今天有特殊情况，不能发报，又无奈地开走了。
　　30日清晨六时报社周围出现一些察看情况的稀疏的人群。有些像公安文保便装人员，也有一些别着“工人赤卫队”、“工人造反队”袖章的人。这些人都在四外逡巡，察看动静。
　　30日清晨八时，进入报社的一批红卫兵，约有20余人，他们用过早餐后，接替了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分批用过早点后，陆续到报社编辑部、工管部大楼走廊去看大字报，有些人还把其中一些抄下来。
　　(4)“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我们要保卫党报”
　　30日上午九时，报社日班职工600多人上班到齐，纷纷相告昨夜今晨报社内发生的事变。有的惊讶，有的默然，有的气愤，有的深思，有更多的人拿起电话，把消息传给社外的亲朋好友，或有关方面。还有社内的红卫兵也不断同总部、外界联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事变很快就传遍了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各群众组织。报社周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和群众组织都把触角伸到汉口路274号的围墙内外来了。
　　最令人注目的是号称有80万队员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在解放日报社周围出现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我们上面介绍过，是市委一、二把手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工人群众组织。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保卫上海市委。当时被称为“保皇派”。在不久后发生的“康平路事件”中就有最突出的亮相。
　　从11月30日起至12月2日，报社四周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报社周围建筑物上装了十几个高音喇叭，日夜轮番广播宣传他们的观点，或高呼口号，或向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进行喊话、策反、劝降。大喊大叫“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党报!”的口号。寓意是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否则我们要攻进去把你们赶出来!后来就干脆直喊：“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不要影响党报编报、印刷、发行!”有的还喊：“你们必须尽快从里面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报社内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骨干人物，多次乘社内红卫兵不备，向社外的工人赤卫队打手势示意，甚至喊话，要他们攻进报社来。12月1日下午一时，汉口路286号报社侧门曾一度被冲破，涌进数十名赤卫队员。
　　
　　2.红卫兵争取内外援军
　　
　　陆续进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红革会”红卫兵，总共只有一二百名，“工总司”进来的工人造反队员只有一二十名。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与危险：外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赤卫队员包围，他们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内有跟解放日报社党委跑的一批骨干人员，他们坚决反对红卫兵进入报社，不断给红卫兵出难题，设障碍，甚至利用报社内工人对付红卫兵，特别是想开门迎接赤卫队员入内把红卫兵强行逐出报社。一场攻守之战、流血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红卫兵亟须内外两重力量支援，才能坚守下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
　　(1)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试图同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30日上午，“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召集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了局势，做出了支持红卫兵的决议。我是“中心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红卫兵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是错误的，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以上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在报社内部用大字报公布，又排成铅字、手工印成小传单数百份，向报社内外群众中散发，立即受到红卫兵的热烈欢迎。
　　(2)解放日报社冒出“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
　　解放日报社党委背后有陈、曹的支持，陈、曹之背后还有陶铸的支持。他们支使一些紧跟党委的骨干分子，以编辑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以工厂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二者分别与“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解放日报工人革命造反大队”相对抗。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将红卫兵从报社内部驱逐出去。
　　报社的“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以“报社革命职工”名义发出一个“最最紧急呼吁”，要求红卫兵三条：“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立即撤出报社；二、《红卫战报》发行办法再继续协商；三、在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前，《解放日报》可以迟几天发行。”红卫兵对此不予理睬。
　　(3)“工总司”和红卫兵增援“红革会”
　　从11月30日早晨八时起，不断有小股“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但数量不多。当获悉赤卫队总部准备发起内外结合的总攻时，“工总司”和“红革会”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总司”调来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约有五六百人，冲破赤卫队的薄弱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这就使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务。再加大楼被封锁进出，蔬菜运不进，所以，除保证每人每天三顿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咸鱼唱主角了。
　　增援部队进来后，和报社内先进来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一起，成立守卫报社的指挥机构，叫“火线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指示，不仅对报社外面围攻的工人赤卫队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而且对报社内部企图阻止、破坏防卫的行为，派人严密监视，一经发现，严肃处理。早在前两天，已有三个紧跟党委的人物被他们盯上了。一个是夜班编辑部的支部书记丁××，红卫兵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几个小时。文艺部编辑王××，对报社外面围攻的人群说：“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我欢迎你们上来!”红卫兵指出他挑动外面群众进来“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半天加一个晚上。还有一个编辑史×，拿了手提喇叭到党委办公室窗口向围攻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说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在夜里开会对他批判。
　　(4)激烈的攻守之战
　　“《解放日报》事件”历时八天九夜。从外到里、从里至外，从形式到内容，可归结为四个字：攻守之战。
　　外面的赤卫队和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274号和286号两座连体大楼，把占据大楼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赶出去，恢复《解放日报》的发行。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是指挥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守住大楼队，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直至市委答应要求为止。
　　外面想从哪些途径攻进来呢?一是门，二是窗，三是顶。里面则针锋相对，守门、守窗、守顶。门有五个：274号门，286号门，发报间的门，发报间门与274号门之间有一个供大卡车进出的弄堂门，还有286号的后门。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当日就都防守起来了。但防守不严。12月1日中午一点钟左右，286号门一度被冲开，人群直往里涌，朝楼梯上冲。好不容易才重新封堵起来，并把冲进来的人劝说或推了出去。2日，又发生赤卫队用卡车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冲击274号门的激烈的攻防之战。工人造反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反击进攻者，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加固门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加固门防。有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另外，还预防万一人群冲进来，开启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窗的攻守战，主要在二层和三层窗口展开。工人赤卫队多次用长梯架到报社汉口路朝南房间的窗口，试图破窗而入。有两次，红卫兵把长梯推翻，使长梯带人倒向马路南侧去了。工人赤卫队用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等。而楼内红卫兵的武器则是工人撬滚筒纸(新闻纸)用的带小弯的铁棒，还有一些钢筋、铁条，再就是各办公室都有的扫帚了。新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几个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有些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说这里必须日夜设观察哨，观察大楼四周、马路动静，特别是要注意从其他民房向报社大楼发起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西、北两面都是同民房相连的。
　　攻守之战，每天都有发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十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使人心烦意乱。“红革会”和工人造反队几次在半夜里冲出大楼，偷拆、强拆高音喇叭。如交电公司的喇叭被拆走了十多个。
　　八天九夜的攻守之战有没有伤亡?亡，绝对没有。伤，有的。但没有见过现场统计。解放日报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团”的传单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群众被他们击破头，打伤了鼻子、眼睛，有的被打得昏迷过去。前来拉救受伤者的救护车日有数起。”
　　大楼里增员到1000余人后，办公室已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大楼四外的马路上围观群众已达日均三四万人。
　　上海市民的舆论已达到沸点了。上海的第一号报纸——市委机关报，居然四、五天见不着面了，这是17年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新闻!党报怎么样了?上海市党委怎么样了?
　　
　　3.韩哲一、李干城到报社劝和
　　
　　(1)“火线指挥部”坚持要市委出面谈判
　　从11月29日夜开始，三天三夜过去了，红卫兵不仅没见到任何市委负责人，甚至连报社党委负责人马达的面也没有见到。“火线指挥部”认为，报社党委已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了，必须由《解放日报》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来代表到报社谈判。
　　直等到12月2日晚，中共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到报社。他们的车子在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马路上停下，由保卫人员护卫下，穿过人山人海，走到汉口路286号后门。后门也是封死的，但在门的中部挖了一个洞，足可供一个人进出。韩哲一等一行人就是从这个门洞中进入解放日报社的。
　　(2)韩、李以劝为守，不答应红卫兵要求
　　韩哲一等一行到报社来，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劝说。“谈判”者，双方都准备好、带来条件。火线指挥部一方的主要条件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解放日报》附送第九期《红卫战报》。但韩哲一等一行恰恰没有带来同意这个条件的市委意旨。韩等三人对“火线指挥部”的条件既不敢否定，也不敢答应，只是劝说你们先撤离《解放日报》再继续谈。韩哲一谈了一天一夜，说身体不适，先行退去。李干城与蒋文焕又续谈了一天，也无果而离去。总的来说，还是和平谈判，文明谈判。当时的谈判都做了录音。
　　
　　4.中央文革的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到北京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的关注。这些渠道中，非官方的北京来沪红卫兵，《解放军报》来沪记者等，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渠道上报的情况，同市委上报中央的情况，立场、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红卫战报》批评市委的资反路线、批评解放日报社执行了市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卫兵要求《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要求；而市委拒绝红卫兵要求，怂恿赤卫队围攻红卫兵，是推行资反路线，势必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六天对事态的观察，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上海“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通过《红卫战报》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革命的、正确的；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是合理的；“《解放日报》事件”是因市委拒绝红卫兵合理要求而引起的；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指示：申明以上意见，并责成上海市委，端正态度，不要同红卫兵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对立，要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动员包围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自然也会撤离。
　　当晚，上海市委研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认为应当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停止执行陶铸以前的指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即派出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宋季文，赶到解放日报社，同“火线指挥部”进行谈判。这是一次真正的谈判。“红革会”以《三项决议》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要求。“工总司”则以《四项要求》的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宋季文分别、联名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并写上“同意”。这就算答应了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的“革命要求”，“《解放日报》事件”终于走上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项决议”包括：“《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包括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社论底稿和其他材料、指示等等”’。“四项要求”第二项：“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做公开检查。”
　　
　　5.外兵撤离
　　
　　1966年12月7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八天的《解放日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也随报附送到读者手中。
　　9日清晨，进驻解放日报社内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包括“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撤离解放日报社。


炎黄春秋 2011年4期

tuffy05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王树人•解芳雯•

　　《炎黄春秋》今年第４期刊登了赵元三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一文。这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身份出现，给人印象讲的都是真的，似乎“红革会”要求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合理的”，而《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硬是不同意，是有意制造麻烦，因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因“中央文革”的干预，并责成上海市委要“端正态度”，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才使事件得到解决。好像这一事件不是造反派而是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挑起的。

　　关于赵文中的思想观点，我先不做评论。评论一件事的是非，首先要弄清事实，观点可以不同，事实只有一个。我是“《解放日报》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是谈判的当事人，也就是赵文中所说的“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赵文所讲的情况与我的亲身经历大不相同，因此想借《炎黄春秋》一角澄清一些事实，让读者明白事情的真相。

　　关于事件的缘起和矛盾的焦点。赵文说：红革会要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因为《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文章，要消毒。而且认为此前“已有先例”。说“红总司”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市委就曾同意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赵文说：“拒绝的理由是：夹在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同意《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以上许多话，赵文中都打了引号，似乎有人当场这样说过。但我作为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第一，我从没听说过《解放日报》曾和哪个报纸夹在一起发行过；第二，谈判时也没有听到谁说过赵文“引用”的那些话。最近我因家事到了上海，顺便询问当时也参加谈判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副处长主持工作），他说没有这回事。为了慎重起见，他还向处里的同志核实，都说没有。不知赵文讲的这段情节从何而来？

　　赵文又说：“红革会遭拒绝后，愤愤不平。再找市委联系不上，找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工作”，“他自己没有答应附送……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赵文又说：“‘红革会’眼看６０万份《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零点敲过，２０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烈起来……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３０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事情经过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红革会”来人要求将《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我和接待室的负责人张伏年同志与他们开始谈判。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解放后早在５０年代中央就决定“邮发合一”，报刊的发行工作由邮局管，解放日报只管编报，没有发行权。你们要批判《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我们欢迎；《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我们也没有意见，怎么发行都可以，但发行归邮局管，关于发行问题，你们要去找邮局商量。（作者按：这次看了赵元三的文章，我才感到，当时我这样说实在是多余的。因为赵文说得很清楚，早在１１月２７日“红革会”就已向邮局报刊发行处提出了，说明“红革会”早已知道发行是邮局管，但为什么却要来找不管发行的《解放日报》呢，实际上是有意来“找茬的”。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说了这么一大段傻话。）这样我们又把当时正在报社的邮局发行处蒋处长请过来一起谈。蒋处长对同时发行也没有说不可以，但关键在一个“夹”字。如果同时发行，就是同时投送，正像解放、文汇、人民等报纸谁订了都可以一起送一样，邮发人员的工作量差不多。但如果要“夹”在一起发行，几十万份报纸，要一份份打开来，再一份份把另一张报纸“夹”进去，需要有很多人力和时间，而这时已是深夜，人也找不到，要“夹”在一起发行，确实难以办到。但“红革会”的代表就是不答应。而且说，如果不同意，３０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道理。因此我对他们说：“夹在一起发，邮局确有困难，你们说如果不‘夹’在一起发，《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这就不对了。这不是像姓张和姓李的吵架，却关了我姓王的门吗？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红革会”的代表对于我们的话听不进，并开始堵住出报口，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老实说，赵文虽然自认为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情况。举个例子。赵文说：“……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第一，“红革会”代表这是第一次到解放日报来谈判，不是什么“继续”。第二，谈判地点也不在汉口路２７４号大楼三楼会议室，而是在汉口路３０９号底层接待室，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第三，至于谈判代表，报社一方就是我和张伏年同志，加上邮局发行处蒋处长，根本没有什么“文革筹”负责人，也没有什么“几位支部书记”；“红革会”代表也只有几个人，有时也有其他红卫兵进来，听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什么“２０余位红卫兵代表”。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２９日晚，赵元三根本没有到过谈判现场“旁听”，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谈判的、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因此，他前面所讲的所谓“已有前例”以及“拒绝的理由”云云，完全是臆造之词或者是道听途说。有不少同志总误以为矛盾的焦点是报社、市委不同意“同时发行”，其实焦点是个“夹”字。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实在难以办到。而不“夹”在一起，同时发送，一样可以达到批判《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而取得一致，非要“夹”在一起发行呢？前面我说是“找茬的”，其实不仅如此。这里我引用文革中解放日报造反派二把手虞伯贤写的《求索——我在“文革”中的造反史》书中的颇有意思的一段话：

　　红卫兵组织的报纸，批判省市委党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出奇的是，《红卫战报》来人交涉，要求把这期报纸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声称便于消毒。现在回头想想，这样的要求不仅天真也十分荒唐，几乎是无理取闹。你要揭要批，就揭就批吧，干吗要夹在一起同时发行呢？但在当时，却是一大‘革命要求’，而且正打在‘走资派的要害上’。在‘文革’中，制造迫使‘走资派’陷于被动的若干所谓‘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一个过程或称之为模式：一开头都被人们习惯地看做是‘无理取闹’，而一旦发生对立，逐步激化，两者矛盾也做了性质的转化。本来的‘无理取闹’就转化为对红卫兵小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进而就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反路线一边的问题；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边；最后，这是站在革命还是反革命一边。这是一个陷阱，而走资派又偏偏（按：不是偏偏，是不得不）一步一步陷入这个陷阱。

　　在文革中，像这样无理变成有理，有理变成无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事情真是比比皆是。因此，当我看到赵文中说什么要求是“合理”的、是“革命要求”、大方向是“正确的”，还有什么“一队红卫兵排着整齐的行列进入报社”等等，真有点不寒而栗。（这里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引用虞书中的文字，不是说他讲的都是对的，他讲的有些也与事实不符）

　　“《解放日报》事件”是不是也是一个预设下的陷阱呢？回答是肯定的。按理，这是个实际的困难，为什么却不能得到红卫兵的理解取得一致呢？因为不符合“陷阱”设计者的要求。再退一步说，就是红卫兵一定要夹在一起发行，与邮局发生矛盾，那也应该去找邮局理论，去包围邮局，去关邮局的门，但为什么他们不去找邮局，却偏偏要找没有发行权的《解放日报》，关《解放日报》的门呢？因为这恰恰是设计者所要求的。因为抓住邮局，动摇不了市委，只有抓住《解放日报》，才能抓住市委。据说，聂元梓１１月份来上海，就是奉命带着这样的意图来的。“《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不久，上海各造反派就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几万人大会，从此上海市委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解放日报》事件不是孤立的。这正是他们为打倒上海市委，使张春桥、姚文元能够登上上海市委一、二把手宝座所做的一个铺垫；而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就是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开始的。因此，实际上这也是文革中为全国全面夺权所做的一次舆论准备，“《解放日报》事件”不过是他们棋局上的一枚棋子。正如《党史》二卷所述：“上海一月夺权的先例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上海的大政大权随即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现在，“《解放日报》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三四十年了。三四十年后，作为对“《解放日报》事件”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的赵元三，为什么现在要重提“《解放日报》事件”呢？是不是想以“《解放日报》事件”的见证人和造反派的发言人的身份来揭发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呢？我们读了全文以后，发现他并没有揭发出什么秘密。再说，文革以后，党中央已经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已经作出结论，对所谓资反路线等等也作了诠释，对各地党委班子在他们恢复了组织生活后，也作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对“《解放日报》事件”作出正确的评判。但奇怪的是，赵元三还是以过去的眼光，以文革的那一套逻辑来叙述“《解放日报》事件”。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赵元三

我有《对质疑的质疑》一稿,可提供。。赵元三zhaoyuansan@163.com

赵元三

对质疑的质疑

飓风是怎样形成的?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的质疑

    1966年12月上旬,马立新被中央召到北京。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他说: 《红卫战报》,每期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称赞你们办得好。
                       ——据2011.8.22马立新给赵元三的电话

赵 元 三

   “在中国，历史是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全面真实地描绘出历史画卷，可以支撑起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推动中国完成百年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民主宪政的伟大事业。”(《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年来,坚持不断地发表中国当代史包括文革史的作品。在其精神感召下,鄙人写了一篇《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该刊2011年4月号上。全稿2.4万字,该刊囿于篇幅,只刊用了8千字。实际上,只是个摘要版本。
拙文刊出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电话、电邮,认为基本符合史实,是填补上海文革史空白的佳文。其中包括当时事件的的主要当事人——红卫兵红革会上海大专院校兼复旦大学主要负责人马立新先生。
编辑部也收到解放日报几个人的“带有气势汹汹味道”的质疑。我当即复信编辑部,说有不同声音、有争鸣是好事,请尽可能把不同声音、争鸣登出来。
   8月上旬,我终于读到8月号该刊刊在争鸣栏内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作者王树人、解芳雯。前为真名，后为假名。半真半假,有何隐情？是何遗风?

   战战竞竞捧读这则近4千字的作文之后,总的感觉,一是以小事实遮掩、取代大事实,而且所举小事实也不真实——是杜撰的,或扭曲的。二是迴避事件的本质与要害。三是企图封别人嘴巴,如说人家回忆文革经历就是“揭秘密”,就是想做“造反派代言人”,云云。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有争鸣是好事,对于弄请“解放日报事件”真相不无裨益。
   
   我被迫对王文的质疑作反质疑于下。

一、先质疑王文讲的几个小事实:
1、解放日报事件前，解放日报和邮局到底有没有同时附送过其他红卫兵报纸？
   首先指出一点“同时附送”就是“同时发行”。红卫兵所说的“夹带”也就是同时附送或同时发行。王文硬把“夹带“说成是一份一份地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里。这完全是歪曲或曰强词夺理。红卫兵是三岁小儿乎?
   拙文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曾附送过一家红卫兵报纸。我这样写,是据当时的历史事实与有关文献。王文则说,据他问过邮局一个人,该人说没有附送过。
   马立新打电话给我说:事件前,解放日报与邮局确实附送过红卫兵报,而且不止一家。除拙文所写的红总司一家外,还有一家,这就是上三司赵全国办的红卫兵报。
   马立新说,其实,解放日报前后共附送过三种红卫兵报:A、总部设在陕西南路团市委即马勒别墅内的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司")办的红卫兵报;B、上三司革命造反派报；C、由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前二种,是市委、解放日报、邮局自愿附送,《红卫战报》是第三家,则属事件后,被迫附送。
   马立新电话上对我说:红卫战报早在第七期就点名批罗思鼎,暗批张春桥。我们要附送,与曹荻秋签过协议。据此协议,我们先去找市邮局,报刊发行处副处长蒋某要我们找解放日报。王树人说我们不去找邮局而去找解放日报,是找错了门,完全是扯淡。
   因此,我有确凿依据地指出,王文硬说事件前没送过其他红卫兵报,这才真属于王文所说的“道听途说”,或“杜撰”。

2、谈判场所到底在哪里?
   事件发生前的谈判场所是在汉口路309号底层,那里原是读者接待室,文革开始后即变成报社党委应付红卫兵的第一线、主战场。
   事件发生后,还有一系列谈判，则转移到到汉口路274号去了。这后来的谈判,包括了同市委负责人韩哲一、蒋文焕的谈判。韩、蒋是从汉口路286号后门中间开的小洞爬进爬出解放日报的。286号与274号三楼破墙连通为一体。还包括了与市委王一平、李干城的谈判。
   王文以事件前的谈判场所否定事件进行中谈判场所。这是故意扭曲事实,混淆视听。
   我八天九夜都在两所大楼里活动、吃饭、睡觉。我负有使命。我是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的成员,需要每日每时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如参与报社造反派发表支持红卫兵的声明会议。我们有近百名造反派,有近百名造反派的支持者,每日每时汇总情况。王文说我不了解情况,属信口而言也。

二、到底是谁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
   王文说,解放日报事件中,红卫兵是来“找茬的”,是由红卫兵“挑起”的。这是个涉及事件大背景的大事实、特大大事实。
   在这个大事实、特大事实背后,还有一个天大的事实:是谁号召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来“找茬”并“挑起”事端的？
    王文始终避而不谈这个大事实。然而,这正是“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部问题的要害之一。
    京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来,理论上是有所宗的,这就是中共中发布的红头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行动上是有所本的,这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和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和号召。
   文革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以上中央文件规定的,不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创造。
   马立新在电话里对我说: 1966年12月上旬,他奉中央召唤去北京。总理办公室对他说: 《红卫线报》每期送毛主席那里。主席称赞你们办得好。

   “解放日报事件”的要害之二,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解放日报党委,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树人、解芳雯认为:没有。其依据是,邓小平控制的中央,曾“对所谓资反路线等等也作了诠释”。
  这样的依据，一纸“诠释”,就能代替、抹煞当时的历史事实么？否!
  因为,1、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有大争论,并没有对文革做出结论。所以邓当时说,文革现在还不能做结论,等二十年后再做结论。现在已过去四十五年了,实际上还没有结论，还在民间继续大争论着。更不用说“盖棺论定”的结论了。
   关于文革的史，报、刊、网、书,一直处于封锁、控制状态。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历史,赵元三文以前,只见于王树人的顶头上司、上司的上司的书中简略提及过。这能做官史定论么?
   “诠释”中并没有诠释解放日报事件。中共党史二卷,我没读,据说也未提及解放日报事件。
2、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按照当时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规定做标准,经上海市级各系统造反派的认定,上海市委是执行了资反路线;中共解放日报党委是执行了资反路线。二者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存下来。当时连上海市委也不得不承认的。如在1966年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代表市委与红革会、工总司签定的《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中就有一条:“责成解放日报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市委的情况,拙文略而不说,单瞥一下王树人为委员的解放日报党委吧:
   文革开始后,解放日报党委不是按照中央文件查现任领导的问题,而是整群众:A、通过党委委员张治民,把报社“四清”时,四十余个所谓“有问题人”的排队名单通过报社内的青年人,用大字报贴出来,这不是打击一大片群众是什么?B.把理论部、资料室两位人员地主出身变成“地主分子”,批判后送回原籍。把郑拾风、沈光众、张乐平、林关金等一批知识分子点名批判,打入另册。C、把已调出报社的魏克明、王维又弄回报社,交群众批判,说他们就是走资派,目的是为现任党委成员作挡箭牌。报社党委以上种种动作,按当时中央文件,就是整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执行资反路线。
  试问当时的报社党委委员王树人先生：既然解放日报党委存在以上的问题,那末,当时红卫兵要批判你们,要把批你们的《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来“找茬”,来“挑起”事端,这是不是符合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件精神的?

三、野史多彩且扼杀不死
   我的回忆录,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党史、国史。我的回录是从我的经历、见闻、视觉写的,不是第三者的编纂。
   参与解放日报事件的群众,八天九夜,围如铁筒,人山人海。据非官方统计,至少有30万人。若每人写一篇回忆录,30万篇中,没有一篇是重复的。
   对于历史事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同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历史事件,还会有不同景观呢。“横看成岭侧成峰”么。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你有你的经历、视角,可写你的么。何必强行把别人的看法纳入你的看法中去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历史是最后的评判者。你的回忆录如果绝对正宗,毫无赝品、假货,可能还会上第廿八史呢。
   野史是最有生命力的,掩埋不了,扼杀不死。

四、  我写回忆文章,是为了抢救历史,真实记录历史,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为了揭什么“秘密”。也不是如王文所说,要做什么“造反派的代言人”。造反派加红卫兵全国数以亿计,我一个人即使想代言也代言不了。
再说,进入新世纪后，一个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介入中国的政治生态，这就是互联网。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恶法被取消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网络的作用。随着网民队伍的扩大和微博、手机作为信息工具的广泛应用，普通老百姓在网络上获得了真正的言论自由。老百姓不需要代言人，他们需要的是自己的发言权。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却至今没有兑现。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封锁、控制的言论自由，已经被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突破了。微博和手机为民众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广阔天地，它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开辟了民间和在朝的改革力量进行交流合作的渠道，使改革出现一线曙光

关于文革史的真相、关于文革评价的大讨论,也正在通过网络展开,这是王树人、解芳雯们不能阻止与垄断的。

   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代毛泽东、党中央受罪、被入另册四十五年的亿万红卫兵、造反派已能通过微博发点声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历史剜掩不灭,野史扼杀不死。历史真相是不能被掩埋抹掉的。
   
   撰此文时,正好读到北京某网上网民关于文革的讨论。顺手摘几则,以供王树人、解芳雯们参考。

  [以上正文3821字]
[附件:网友评文革2011.8.12网易微博]

现在评论文革的是与非，还太早了点。每个人信仰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不同，比如宗教信仰，有信基督教也有信伊斯兰教、佛教等等，还有信邪教的，共产党信马列，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对马列的背叛，使中国领导人很耽心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老路，同时耽心包产到户等做法对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倒退，走回头路，过分的忧虑、害怕，靠中央不行，就发动人民啦。
21分钟前 来自网易微博

请问博主贵庚？经历了多少风雨？对中国历史知道多少？中国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要经历什么?77年的状况是中国刚建国的状况吗？60年是什么状况？没有前栽树哪有“我爹是李钢”的豪言？文革是一个经历，错对历史公断。防修是毛泽东思想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灵魂。现在“少数人先富起来”后，人民富了么?

没有经历过 但感觉群众运动本身没有错
44分钟前 来自网易微博

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现在就好么；至少在文革的时候，贪官污吏少得多，或者是没有，而今天，却在很行霸道，无官无权无钱的人，却在任人宰割；对文革只能说是好的初衷，却没有把事情把好，至少说明了毛的伟大和高瞻远瞩。
今天 08:38 来自网易微博

文革的要害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今天 08:17 来自网易微博

毛主席留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要我们这些凡人等他过世50年到一百年才能看到，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逐渐看出他的伟大和远见，文革的初衷是好的，后来乱了，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没有资格评论他，那时候的干部想多吃点，都是偷偷的拿，而如今呢？他们想把公有财富拿回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
今天 07:57 来自网易微博

贪官污吏最怕文革，当官的，维护当官的文人最怕文革，文革的要害是百姓造当官的反，文革的要害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今天 05:45 来自网易微博

说得深刻，揭露得彻底，顶！！希望你的文章经常能上网站的标题栏。
今天 05:01 来自网易微博

既然文革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科技的巅峰时期为什么在文革时期！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超级计算机、结晶牛胰岛素、杂交水稻……为什么拿的出手的科技发明和创造都在文革时期，他们是喝西北风搞出来的？
今天 02:57 来自网易微博

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打的多么漂亮，现在能打个什么仗，连南沙、钓鱼岛都保卫不了。

如果继续文革到现在，经济照样好，这是大的环境和历史进程决定的，说不定比现在还好~ 文革让腐败延后了10几二十年，结果落到我们头上，碰上了鼎盛期~
今天 02:49 来自网易微博

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每种事物都有它的左中右。文革时期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贫富均衡，虽然比较贫困，但人们还是很快活的。追忆那个年代，值得称道。 过去的吃穿旦不保夕，今天的不安全感，社会的不稳定感，百姓的恐慌感旦不保夕！

不要因为什么什么就否定毛主席。 高铁追尾了，来个全盘否定，不坐了？ 抓到一个贪官，就能说全部都贪吗？ 文革不好的一点，就拿出来说，不能以偏概全。 起码文革的样板戏没有谁能超越了
昨天 23:38 来自网易微博

这就是一个号称文化学者的作家的观点，叫我们怎么理解“文化”？博主如果果真经历过文革，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就只是这些？难道就不思考的吗？ 文革中我们村子里100来人，有一个人因为老公在台湾而当特务批。可是90年代以来，村子里没有被偷被骗被抢的人几乎屈指可数。
昨天 23:27 来自网易微博

文革主要是防止党变坏，脱离群众，被人民抛弃。
昨天 20:37 来自网易微博

为什么不敢对改革三十多年做个评价？文革再不对。国风、民风、社会风气、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没丢
昨天 19:59 来自网易微博

文革就是一场斗争，而且是一场必然或者说必须的斗争！在斗争环境下，人民的生活受些影响也很正常，斗争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社会发展嘛！不要因为自己或前辈在文革时不得志就乱说，当然，说了也是白说！
昨天 19:28 来自网易微博

那时人的思想很淳朴，一心扑在工作上以及考虑着国家的前途命运。现在是虚的发达。拿来太多，缺少自己的品牌。环境破坏严重。。
昨天 17:19 来自网易微博

文革结束时中国已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现在的精英只会造谣说文革如何黑暗，文革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塌了吗，为何现在造的大桥一座座塌了。

吴祚来你亲历过“文革”还是道听途说的？若大一个安徽，都是专挑贫穷惨状还怕没有万里说的事？这些都是为了发起“小岗村”的17户农民联署签名“包干”的舆论准备！
昨天 16:46 来自网易微博

把一切乱象都归于文革 你可真是个人才啊 现在的乱象横生也是文革造成的吗 你太有才了 这也能想到 如果没有文革 你又会找什么借口去攻击毛主席

纯粹胡说八道,是否看到了,没良心和没好下场的是恨文革,恨毛的这群"人"!
昨天 16:09 来自网易微博

文革再来一次,贪腐卖国汗奸官僚集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文革不来,他们可以继续潇洒~文革可以发展成民意,来监督政府,这就是文革的历史正面意义..
昨天 15:24 来自网易微博

总而言之，假定文革是错了，但把错误全部归咎于一人，那是相当的大错特错的啊 就像一家长召集几个小朋友开会发糖吃，结果下面乱哄哄，家长打了几个几屁股，糖也全撒了，这局面怪一个人？！

文革是什么？吴祚来也讲不清。眼光缺乏大历史观，对文革当然看不清。自己看不清，还在那里骂人，只能说无知无畏了！

其实话说回来，文革并未影响到社会底层人员。老实人在那个时代并未吃亏。幸亏我这60后还知道一点实情，就实话实说。

这种历史观真的很浅薄！你举这种碎片化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素养啊素养！在冷气间鞭尸永远是最安全最轻松的事，这是吴常做的事情之一；汪精卫吴三桂日本侵华杀人无数都是可以原谅的，是需要国人提高素养去宽容的，惟独文革和毛共的历史不可原谅；中华文明永远是落后的，西来的永远是先进的，这是吴祚来坚持的历史观又一奇迹。吴祚来，你这个叛国者汉奸终于开始向你的海外前辈们学习了，终于开始拿文革说事儿了！文革是有错误，但你敢说自己就没有错吗？你引用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例子”是想表明什么呢？能不能不要再扮演深宫怨妇拿出点实际的东西呢？骂人谁不会？骂完之后呢？既然你是“学者”不会不知道吧？说白了，你就是个王八蛋，滚回去舔你的山姆大叔的大阳具去吧！
昨天 11:29 来自网易微博
            2011.8.18--25于上海
        （作者系解放日报资深记者、编辑、学者,著作廿余部。）


[正文加附件6294字]

tuffy05

感谢赵先生

赵元三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元 三
   
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1254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元 三
   
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1254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元 三
   
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1254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元 三
   
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1254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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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1254


      
假货广告:唯我独真
    ——质疑吉景峰
元 三
   
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坚决反对歪曲党史、丑化党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

1、吉景峰说, 唯有他的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回忆录才是正宗的,别人写的,乃至连主要当事人写的,都是“错误谬论”。这种说法是否经过ISO或PIC/S国际认证?若没有,凡是自己炮制的“正确真理”,百分之百是靠不住的假货，也很少有人听信并上当的。
    2、吉景峰说,唯有他对“解放日报事件”有发言权,其他人,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没有发言权”。这有何法律依据?提醒你,数十万亲历者都是有宪法规定的完全公民基本权利的,都是有发言权的。
    3、“解放日报事件”自始至终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与指导下发生、发展、终结的，对也罢,错也罢,责任在上面“领导者”。你现在气势汹汹地把矛头对着下面——红卫兵、造反派,是既找错了对象,又本末倒置了。
4、“解放日报事件”八天九夜,参加与围观的至少有数十万人,如果每人写一篇回忆录,没有一篇相同的。你怎么要求每个人的回忆录与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5、我的回忆录是从我的亲历、视角写的,怎么能同你吉景峰的一样呢?
6、更重要的是我的回忆录《亲历“解放日报事件”》（刊《炎黄春秋》2011年4月号)是客观纪录当时的历史事实,你的文章则是用你现在的观点评价历史，又加上你的许多假货私货（刊《炎黄子孙》内部资料,季刊,2012年第3期）。
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两回事。同一事实,在处境、立场不同人的大脑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这种例证中国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7、时间是历史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前一朝代的历史永远是被后一朝代的历史学家所审定。清代史到现在还没有定稿,还只是个《清史稿》——未定稿也。
    “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官方的权威的文革史,难处就在于此。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本领治文革史。我是一个新闻记者,只记下一些亲历的“解放日报事件”事实,就遭到吉景峰之类的人“严厉驳斥”。更可见治当代中国史之难了。
   难道你吉景峰就具备治文革史的本领与资格吗?我看，彼此彼此。何必要摆出文革史权威的架式来教训别人呢?
8、现有许多学者、史学家、民间人士正在研究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你作为党员,不应该也去研究研究么?
9、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愚以为,还是我写我的亲历记,你写你的亲历记,井水不犯河水为宜。你若再老盯着别人开车,亲密追尾,那会有危险的。
10、特别提醒吉景峰的,你的这篇不伦不类的奇文里,纂改历史,歪曲、丑化党史,竟达十余处之多。虽经涂脂抹粉再加辣椒粉,仍难掩其丑陋与腐气。即将被读者一一破解也。
11、敬告吉景峰之类的圣果失而复得的“江西子弟”们,不要得意忘形。圣果是人民的,不为个人专有。若你们故态复萌,继续视人民为无物,你们攫取的专利,将被人民永远地收回了。
12、同时敬告躲在吉景峰身后,密室策划,匿名发文,代为操刀者,止住尊步吧。否则,将会有人发大红请帖给你,写上你的大名,恭请你到前台来亮相、表演、唱头牌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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