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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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杜钧福

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揭发出一桩代号为“西公”的中央交办专案。该专案于当年6至7月即“五十天”时期实施，由于7月中旬末毛泽东回到北京引起的反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流产。由于该案始终未进入组织处理阶段，也因为当时的高度保密，此事一直未为学术界所知。

“西公”，是西北公学的简称。西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专门收容被审查人员的“学校”。“西公”专案的目的是在1966年国庆节前紧急处理一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人，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正如红军长征之前处理一批敌军俘虏和阶级敌人，也如战争之前先清理内部。

“西公”专案的处理有五类：逮捕法办、劳改、“西公”、回乡生产、本单位监督劳动。其中“西公”又称集训，17级以上的（可能包括17级）送五台山，17级以下送上饶。去的地方，看样子类似西北公学，肯定失去自由，在批判这件事情时，大家称为集中营。上饶那个地方原来确实曾有过一个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场所，非常有名，有一个电影就叫《上饶集中营》，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西公”一词既为该专案名称，又为其中的第三种处理办法。作为处理办法，其性质似在劳改和回乡生产之间。

这一专案是用“单线联系”方式进行领导的，每一单位只有两三人承办并知道此事。下达时间大约是1966年6月份。从这个月的下旬起，各单位根据上级指示，对前一阶段积极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反击”。专案的进行，就与批判这些准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这些人的揭发批判，当然还有内查外调，形成了“反党分子”名单，然后从中精选出“西公”处理名单，也许是第一批名单。但是，这件事正在进行的时候，7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受压制的群众乘机翻案，各级党组织受到冲击，原有部署被打乱，“西公”专案搁浅。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期，即1966年底，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群众知道了“反党分子”名单和第一批“西公”名单。在“西公”名单上，有前一阶段“造反”积极的人，也有并未“造反”而历史可能“有问题”者。知道了这一“阴谋”后，群情激愤，造反派空前壮大，保守派顷刻垮台。

这件事来自各单位当时的揭发，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普遍相信确有其事。这是合乎当时文革领导者办事逻辑的。从5月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即研究如何清除北京市内不可靠的分子，以放心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先将已掌控的阶级敌人迁出北京，如“胡风分子”、美学家吕荧，右派分子葛佩琦等，就是那时候被押送走的。第二步就是采用“西公”专案清除单位内不可靠的人。这时恰巧有些本来不属于这类人员的群众起来“造反”，自己跳了出来，正好归入这一类。至于第三步，就是凭借红卫兵的力量，将社会上的异己人员赶出北京。这一步也许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深合原定的战略目标。


原载 《记忆》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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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公”专案的新佐证

杜钧福

    我在2009年的《记忆》23期发表《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一文，揭露1966年6-7月文革初期“中央交办”的代号为“西公”的案子，内容是在1966年国庆以前处理一批政治上不可靠人员，集中到山西江西两地。在很多单位，名单已经拟定，后因为群众造反未能施行，并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予以批判。
    这一案件在当时有很多人知道，也了解发生在其他一些单位，但是迄今为止，除去我的文章，我未见任何关于此事的报道，因而我的文章就成了关于此事的孤证。如果无人继续探索，就成为历史悬案。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gongrenzidi（意思为“工人子弟”）的博客。作者是原五机部618厂的职工，撰写了两个系列的博文，分别记述该厂四清和文革的过程。其中《工厂文革》系列的第一篇是《黑名单》。文章开头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队搞了一个名单，内定要把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弄出北京市送到山西去改造，在批判工作队资反路线的时候群众组织的某些人知道了此事，就开始追这个名单，也就成为有关追黑名单的事件。1967年1月3日造反派组织几百人到五机部造反要这个名单，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工作队副队长李效康、闫广发，厂党委书记巫忠、厂长方敏，他们不按照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精神办事，怕字当头，在造反派的压力下，公然签字允许公布黑名单，这是非产错误的，实质是对抗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后来这个名单未公布。
    这里揭发的事情和我所说的“西公”案相合，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在工作组时期拟将一批人送往山西。作者对此事也是否定的，称为“黑名单”，当然这名单也是极端秘密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所揭发的“西公”案件的一个佐证。
    作为当事人，我可以证明确有其事。当时我们单位共打了93名“反党分子”，有一、二、三类之分。我属于二类。这个黑名单就是“西公”的候补名单，据说一类的就是首批处理人员。我们当时也有是否公布名单之争。最后公布了部分名单，但是一类的，即将被处理的人是谁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案件虽然后来未被执行，但其恶性是空前的。在正式国家职工中采取极端秘密的方式调查、处理、逮捕、流放一批人，这在以前的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均未采取。

附：《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原载《记忆》2009年23期）

    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揭发出一桩代号为“西公”的中央交办专案。该专案于当年6至7月即“五十天”时期实施，由于7月中旬末毛泽东回到北京引起的反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流产。由于该案始终未进入组织处理阶段，也因为当时的高度保密，此事一直未为学术界所知。
    “西公”，是西北公学的简称。西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专门收容被审查人员的“学校”。“西公”专案的目的是在1966年国庆节前紧急处理一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人，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正如红军长征之前处理一批敌军俘虏和阶级敌人，也如战争之前先清理内部。
    “西公”专案的处理有五类：逮捕法办、劳改、“西公”、回乡生产、本单位监督劳动。其中“西公”又称集训，17级以上的（可能包括17级）送五台山，17级以下送上饶。去的地方，看样子类似西北公学，肯定失去自由，在批判这件事情时，大家称为集中营。上饶那个地方原来确实曾有过一个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场所，非常有名，有一个电影就叫《上饶集中营》，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西公”一词既为该专案名称，又为其中的第三种处理办法。作为处理办法，其性质似在劳改和回乡生产之间。
    这一专案是用“单线联系”方式进行领导的，每一单位只有两三人承办并知道此事。下达时间大约是1966年6月份。从这个月的下旬起，各单位根据上级指示，对前一阶段积极贴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反击”。专案的进行，就与批判这些准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这些人的揭发批判，当然还有内查外调，形成了“反党分子”名单，然后从中精选出“西公”处理名单，也许是第一批名单。但是，这件事正在进行的时候，7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受压制的群众乘机翻案，各级党组织受到冲击，原有部署被打乱，“西公”专案搁浅。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期，即1966年底，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群众知道了“反党分子”名单和第一批“西公”名单。在“西公”名单上，有前一阶段“造反”积极的人，也有并未“造反”而历史可能“有问题”者。知道了这一“阴谋”后，群情激愤，造反派空前壮大，保守派顷刻垮台。
    这件事来自各单位当时的揭发，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普遍相信确有其事。这是合乎当时文革领导者办事逻辑的。从5月底“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即研究如何清除北京市内不可靠的分子，以放心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先将已掌控的阶级敌人迁出北京，如“胡风分子”、美学家吕荧，右派分子葛佩琦等，就是那时候被押送走的。第二步就是采用“西公”专案清除单位内不可靠的人。这时恰巧有些本来不属于这类人员的群众起来“造反”，自己跳了出来，正好归入这一类。至于第三步，就是凭借红卫兵的力量，将社会上的异己人员赶出北京。这一步也许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但深合原定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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