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荣：文革中清华大学里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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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清华大学里的武斗

南溪一中  王小荣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刘少奇就派了一个工作组（由王光美率队）到清华大学进行调查，“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清华大学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在“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下”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起来造反，“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权”，批判了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坏家伙的反革命罪行”。同时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这些造反的大学生渗透到全国各地后，有些学生是受到地方上的造反组织欢迎，但有些大学生受到抵制，吃了一些“煽风点火”的苦头。地方上对这批学生统称为“北京来的革命小将”或“北京来的学生”，到宜宾、泸州等地“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就有孟昭东、韩某某等人，孟昭东在泸州被当地造反组织抓了关起来，是王茂聚从北京多次打电话来才放的。
最初时，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井岗山兵团”的造反组织。后来，因政治观点不同或因个人的领导地位、权力大小不同甚至因同学间的亲疏关系和其它偶然因素而分成了两派，于1967年4月14日分裂为两派，并打起了“内战”。一派是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的“井岗山兵团总部”（三号头头是陈育延，有时写成陈玉言）、，当时俗称“团派”，另一派是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沈玉槐）为首的“井岗山兵团4•14总部”，当时俗称“4•14”派。两派一开始的争斗还算文明的，只限于“笔墨上的口诛笔伐”，经过一年的文字斗争，实在是不能“解恨”，终于在1968年4月23日开始真刀真枪的干了起来。这一干就是三个月，直到7月27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俗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园。整个武斗，死亡13人、600多人受伤，给30余人造成终身残疾。
按迟群（当时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在“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真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经验介绍”中说的，“清华大学理科工大学，他们一搞起武斗来就远远超过其它学校和其它一些单位”，事实上确实如此。在武斗中，他们制造了枪炮、把拖拉机改造成坦克、制造手榴弹、长枪短枪等，把教学楼的墙面打穿改成工事，教学仪器、教学设备当武器或作工事，还制造土火箭。“在试验土火箭时，不小心搞到校外农田里，把一个正在劳动的社员给砸伤了”。
在武斗中，两派都说这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都把对方“往死里打”，都有死伤。有一个“团派”的高手，勇猛异常，是一个搞击剑的，他一个人就连续作战击伤对方十余人，但因争斗中不小心脚下打滑摔倒，立刻被对方十余支长矛刺中，立时身亡。“团派”也打死了“4•14”一名叫孙小栋的学生。当然，在“百日武斗”中也有被冷枪打死的局外人，具当年亲历者回忆，如有一名女学生在校内独自行走时，先被造反派从工事里打枪“警告”，“她是很小心地走一步看一步”最后还是被“击毙”，当其它同学起来扶起她时，她只说了“好疼啊”三个字就死去了。
两方也相互抓对方的人。把人抓去后就是搞审讯，翻老底，深挖深查“黑线”，希望“搞出大个事件”，这就搞了“逼、供、信”，非让被抓者按他们规定的套路去讲、去“放毒”。迟群说，“校办的工厂里就有一个坏家伙，他专会搞这一套，会搞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一套折磨人的办法”。
两派武斗时，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用高音喇叭向对方喊话、宣传，“对着吵”，搞得“附近居民无法休息”。双方都在“宣传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以自己为核心，树立各自“山头”的威信，而且都把手伸到全国，搞串联。“还有的人要当什么‘领袖’，搞什么以他这个组织为首，以他这个组织为核心”，“就是不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中心”。还宣传说“七•三”（《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七•二四”布告“不适合清华，没有普遍意义”。
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参与搞武斗的只有几百人，而当时“最旺盛”时“团派”宣称自己组织上万人、“4•14”宣称自己的有几千人之众（当时全清华共有一万四千多人同学有许多学生、教师“逃避现实”回家了）。各派中一些“机密”事如参加北航“开黑会”、组建各种“动态组”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的就只有极少数知道。其中有一个“动态组”就是“专门搞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并在“王、关、戚的操纵下到全国去揪‘军内一小撮’”，专门“搞军队，把军队的一些机密、绝密搞了不少，而且还扩散到社会上”。这些都是“极少数干的”，而组织内部不是关键人物和一般成员“不晓得”。
由于清华园里造反组织武斗影响太大，毛主席号召工人阶级进驻清华园。7月26日，首先由北京新华印刷厂的“革命职工”一天之内就串连了61个工厂三万多产业工人（包括各厂的军代表），组成“解放军、工人阶级宣传毛泽东思想队”俗称“工宣队”于27日上午11时“有组织、有秩序”地开进清华园。
如果说27日之前是清华园中两派互斗，那7月27日就是清华园中两“共同对抗工人宣传队”了。
工宣队一进清华园，即受到清华园中两派的抵制，不让进其校门。工宣队指挥部找“团派”和“4•14”的头头来谈，要求双方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搞“革命联合”，都遭到两派拒绝。“团派”还在工事周围设立“电网”、“铁丝网”，并注明“此处有电”（先并没真正通电，后来蒯大富下命令开了电闸，当真通电了），不让工人进。到后来还向工人扔砖头、扔石块，最后就用长矛，冲出来把工宣队的一些军代表、工人“抢”到屋里去打，有些军代表的领章、帽微也被揪了去。同时还广播，说工人都是受蒙蔽的，“你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你们上当了”，甚至还讲“你们都是一些牛鬼蛇神，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而工人只是“只拿着两件东西：一是毛主席的像，一是毛主席语录”。后来向工人开枪、甚至往人群中扔手榴弹。有一些工人进到屋子里后就把的榴弹扔到工人进的屋子里去。工人死了伤多人。死了的工人“手中还紧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受伤的工人“流着血向学生宣传毛泽东思想、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有一个女工人来得急，“把自己的孩子锁在了屋子里”，但她还说，“不在这里落实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回去”。当时连续下了2天的大雨，工人都没有撤。
在“驻清华在学工人、解放军认真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经验介绍”会上，“团派”三号头头陈玉言说，27日上午他们包围了“4•14”，修筑了工事，被包围的“4•14”呼救，“团派”就劝降。当时，“团派”处于优势当权，搞独立王国。工宣队来了，我们不让他们进，反对，并在“坏人”操纵下，向工宣队开枪（实际是蒯大富下命令开枪的）。李钟奇（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来了，我们就把他的皮包抢了，把他的司机给扣下。工宣队不怕枪弹，不怕牺牲，我们就用武力想把他们打走。而工人则是“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当时学生已经打死了2名工人（用长矛刺死了北京第一食品厂的36岁工人韩现忠、开枪打死了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4•14”的头头沈玉槐说，我们正被围，工人来时我们没有打，但“工人来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我们不干。工宣队要我们交武器，我们就胡搅蛮缠，大吵大闹，不让工人进楼”。后来交了一些武器，“我又布置把武器弹药藏起来，藏在天花板和地板下”。
7月28日凌晨，“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文革的首长召见了工宣队代表，批评了清华园的造反派组织。8月5日，“毛主席给清华工人宣传队八个团赠送贵重礼品—芒果”，8月15日“毛主席又亲自接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进驻清华的工人宣传队的代表，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这给了工宣队“支持和力量”。工人表示决心说“毛主席给我们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工人宣传队“虽然牺牲了几个人，受了一些伤”，但还是把清华园里的武斗制止了。
在工宣队进驻清华后，清华的造反派就给他们停水停电，制造生活上的困难，还“鼓动学生离校”，让工宣队没有宣传的对象。后来，“经过大量的工作，把原来一些不愿意参加武斗回到家的学生动员了回来”。再后来造反派就给工人出了“很多难题”，其中重要的就是工宣队与清华造反派之间的“辩论”。说“你们工人领导不了大学，你们最多可以领导中学、领导小学”。而工人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大学也必须是在我们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什么是最大的领导？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是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你们会讲这国话，会讲那国话，就是不讲毛泽东思想的话”。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又提出“你们不在厂里抓革命、促生产，到这里来干什么？呆的时间长了，国家不就吃亏了吗？你们不能跟我们比呀，我们是吃饱了饭就是闹革命。”工人就回答说，“在工厂里是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我们来制止你们武斗，也是抓革命、促教育。我们生产的一些仪器、教学设备，你们搞武斗，都给破坏了，今天来制止你们武斗，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后来又有造反派说，“你们应当支持我们，不能来挖我们的墙角。”工人就讲，“挖什么墙角，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过，你这个山头主义的墙角，我们是挖定了，而且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
后来就是“联合”的问题了。在两派谈判联合时，对联合后的权力分配、核心成员比例及相互放武斗时抓的人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谈判中，两派都准备了“两套班子”，一个班子谈判，另一个班子的人马“叭在桌子上休息、睡觉，轮流来”，搞疲劳战术。谈判时，双方都各自抓住对方的一个“王牌”问题，希望在联合后的领导核心中多占席位，要求工宣队支持。如“团派”就抓住“4•14”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头头李康，要通过李康在“4•14”中进行“深挖”，而“4•14”就抓住7月27日工人进驻清华时“团派”开枪打死工人宣队工人的事进行“谈判”。谈判时为了选一条语录双方就争了半天：“团派”不承认“4•14”是革命组织，就不同意选“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一条语录。谈了两天两夜，最后，两派的头头陈玉言（陈育延）、沈玉槐（沈如槐）都结合到校革委会并担任委员。
“大联合”后，对有关人员的处理问题。按迟群在汇报中说的“边缘人物”有三种，一是“有政治历史问题但还不是反革命，二是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三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武斗中打死打伤工人的人，特别怕抓人。有一个打过老工人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班学习时，这个学生一看见被他打过的老工人就跑。老工人对他说，“你跑什么，要抓你还不容易，账记在大叛徒刘少奇身上，你中毒太深了，好好在学习班里学习”。有一个打人严重的学生，背着行李找到工宣队问怎么处理。“该毕业还是让他毕业”，该学生走时还送红宝书给他。有的工宣队工人还“与打人的学生结成一对红、一串红”的帮助关系。有一个头头叫陈述芳的，是一名预备党员。这个人是“搞动态”的，“搞了不少不该搞的材料”。但“当她触及灵魂地斗私批修，作了检查”后也相信她，“大胆发挥她的作用”，她是“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助教王芹珠，她的父亲是一个地委干部，运动中被揪了出来以后，因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就“背叛革命自杀”了，王芹珠的情绪很消沉，后进了宣队办的学习班，改好了。她在“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真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经验介绍”会上说，“宣传队专门给我们办了学习班，让我们划清界限，反复给我们交代了政策，从思想上认识到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道路，是否划清界限自己是可以选择的。叛徒是工人阶级的大敌，也是我的大敌，揪出他们完全是大快人心的事”。王芹珠最后成了一个“很好的积极份子”，还被群众选为学习班的班长。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她在那个时代的感受如何，我们无法可知，但从迟群在“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认真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经验介绍”会上所宣讲的内容，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来体会，对这些“可以教育的子女”当时的哪种茫然与无奈的心情可以感知一二。迟群说，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这个人一开始一直是住在屋子里不出门，有时出门也要带着一个口罩。对这个人，工人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要大胆地给她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宣传队找她谈了二十多次话，特别是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布了刘贼的罪行以后，工人同志就找刘涛一起批判刘贼的罪行。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之下，两天之内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贼罪行的大字报。这个人最后表示的态度也很好，说‘我要坚决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锻炼、改造自己，首先要到农村去锻炼，去插队，当一辈子农民。我要好好改造自己，要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刘少奇被打倒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有其特殊的功能，但也有与之“争功”的地方造反派。据刘结挺、张西挺的得力干将、参谋、各路人马的“总联络员”丁祖涵在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上揭发刘、张罪行的发言中说，张西挺他们就想把打倒刘少奇的功劳归他们，他们自吹是打倒刘少奇、李井泉的“盖世英雄”。说“清华大学在写打倒刘少奇的小册子时，写到六二年就断了，是我们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冒着危险给清华送去的，他们才接上”。
不管如何，清华园里的“百日武斗”结束了，武斗的双方在权力达到均衡或说比较均衡的分配后，实行了大联合。原来的权力体系被打破了，造反组织有关头头都被结合到了新的“校革命委员会”，而更多的参与者，那些“革命群众”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了。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