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七二○”事件的预演——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全力对付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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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事件的预演
——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全力对付北京”
启之

《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1967年2月16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的代表时，周恩来发过一番感慨：“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内蒙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2月16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1967年4月）“红八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1967年4月13日）下达后，内蒙古军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北京，有时候，解放军比红卫兵更难对付。
从4月中到6月中的两个月时间里，内蒙古军区和保守派进行了以“全力对付北京”为宗旨的大规模的反抗。（见《彻底清算黄王刘张反党集团策划的我军历史上未有的一系列反党罪行》，1967年 9月23日《红色战士》）攻打师院、围攻滕海清、静坐中南海、火烧党委大楼、大闹人民大会堂、困守工会大楼等事件此伏彼起。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几千名内蒙军区的军人在政协礼堂冲上主席台，痛殴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等人。
4月14日“红八条”传到呼市，“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与中央血战到底”、“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立即出现在青城的大街小巷。（秦学《黄王刘张反党集团是革命人民的死敌》，1967年8月11日《红色战士》）下午4时，“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保守组织的骨干在工人文化馆召开“誓师大会”。会议声明：即使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干到底。会议决定：1、决不解散。2、赴京告状。3、就地示威。当晚，二百余人拦车赴京。“半路铁道部来电命令列车工作人员动员他们下车，由于值班工作人员是‘红铁战士’，根本没有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1967年7月20日《农民运动》）
第一批告状的人在北京东大桥接待站建立起上访告状指挥部，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指挥部”。在呼市方面则“发生严重拦车事件，四十四次列车误了三个半小时。”拦车是为了上访。此后，内蒙古赴京告状的人们蜂拥而至。工、农、学生、军人，各行各业；误点、殴斗、拦车，无日无之。内蒙古形势严峻
4月18日上午，华北地区晴空万里。呼市、包头、临河、赤峰、海拉尔等城市上空出现了军用飞机，飞机过处，雪花一般的传单纷纷扬扬，徐徐飘落。这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致内蒙古各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的信。信中说：“1、‘红八条’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2、不要受坏人挑动和蒙蔽。3、不准继续赴京，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出处同上，4月18日）保守派对此嗤之以鼻，不但拦车赴京的人有增无已，而且在北京越闹越凶。他们到华北局索要纸张、笔墨、宣传材料和汽油；不给，就大骂“饭桶”、“官老爷”；华北局办公厅副主任赵璀卿成了他们的人质，从华北局押到中南海，又从中南海解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出处同上，4月21日）
4月21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五百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恩来不接见，我们不离开。”与这些人同时出现的是三条大标语：“毛主席啊，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民想念您！”“强烈要求重审内蒙问题！”“强烈要求周总理接见，反映内蒙情况！”一张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锦明六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在标语的一侧。（出处同上）静坐持续了六天六夜，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还是头一次。”（《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谈话》，4月27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4月27日，静坐以中央让步而告终。“两面派”周恩来、应打倒的康生、说话难懂的陈伯达和很快就成了“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了他们。
接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内蒙保守派三千多人，呼三司几十人参加接见。还有为了维持秩序的北京“红代会”数千人。大会先由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军区主要领导——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做检讨，刘华香在检讨中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今后一定“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刘华香检讨》，4月27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随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宣讲“红八条”，劝保守派听话。会场上的反应异常热烈——在周恩来不足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达五十余次。“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请听我讲”，有几次周恩来一连喊十个“同志们”，会场仍骚乱不已。康生怒斥：“不要捣乱！”“不愿听的滚出去！”（《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谈话》，4月27日）自文革以来，中央开这种会还是头一次，但是，它远不是最后一次。
滕海清是4月18日抵达呼市的，如果知道来内蒙古的下场，这位中将司令员是绝不敢踏上这块土地的。在他来之前，内蒙古已经成了一个点燃的弹药库。“红八条”还未正式传达，造反派就被打伤了十几人。呼市街头还布满了保守派杜撰出来的周恩来“三点指示”、“四点指示”。广播车告诉人民：周总理发出指示——“八条是假的，已夺权的单位保持不动，个别错了的要纠正。”“对群众组织不能解散、不能取缔，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红八条”下达后，上万名保守派举行昼夜游行，军区战士数千人戴着“红色工人”、“红色战士”、“无产者”的袖章，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滕海清、吴涛从军区赶出去”的口号，大搞武装游行。军人们说到做到，偌大一个内蒙古军区，竟没有滕代司令员、吴涛政委的立足之处。他们不得不在新城宾馆下榻。4月19日晚11时，几十辆满载“无产者”、“红卫军”的汽车包围了新城宾馆，北京军区驻宾馆的战士被打，人们高喊着“找滕海清、高锦明算账”的口号冲进宾馆，内蒙党委办公厅秘书张鲁被当作高锦明的秘书饱尝老拳，滕海清在造反派的保护下从后门逃出，逃到由北京部队接管的呼铁局。
第二天，又有六、七百人冲进宾馆搜寻滕、吴、高。风闻高锦明躲进了呼市公安局，这些人马上将公安局包围起来。有人提着手枪寻找高锦明，幸亏高不在这里，否则此后的“挖肃”运动就会减少很多有声有色的故事。
第三天，围攻者转向省公安厅，又包围了呼铁局，如果不是北京军管部队的拼死保护，这两位汉、蒙将军今后的亲密合作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天后，滕海清在军区做报告时，遭到军人的围攻、辱骂，滕的高血压复发，住进了253医院。
这期间呼市街上，反中央的大字报更上一层楼，很多大字报众口一辞：“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公安厅贴出了《十三个想不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财贸“北斗星”质问中央《十五个为什么？》（同上），军区“人民子弟兵”的疑问更多，他们要求中央回答《二十一个为什么？》（同上），“红铁战士”提醒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想一想，为什么《八条》下达后，广大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痛哭流涕，而被红卫兵查抄的地、富、反、坏、右全家吃饺子？”（同上）中山东路的墙上贴出《给滕代司令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责问滕海清：“你是呼三司的司令员，还是内蒙军区的司令员？”（同上）造反派毕竟眼光远大，这一片嘈杂叫嚣并不妨碍他们胸怀全局——“呼三司”、“818”、“火车头”等十七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乌达矿区局势的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千里之外的同派组织（同上）。
大字报贴得再多也只是宣传。打、砸、抢才是理论联系实际。4月中下旬，武斗之风迅速蔓延。百什户的农民乘六辆汽车进城，专程袭击土默特小学，因小学生前一天向他们扔草棍而大打出手（小学生向他们扔草杆，意在“说他们捞稻草”。出处同上）。首都红代会赴呼宣传队在军区北大门外遭到三百余人的围攻，司机被打昏，数十人受伤（同上）……无政府主义泛滥，工交瘫痪，纲纪废弛。烟厂锅炉房工人因派性斗气，擅离职守，致使锅炉烧坏（同上）。“军区大院乱得像市场一样”（周恩来语，《1967年5月19日周总理和肖华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平民百姓出入如履闹市。军官、战士赴京离呼，持枪游行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军区政委吴涛在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披露了当时内蒙部队的“盛况”：“4951部队，中央决定下达之后，一个武装连上街游行，对抗中央，这是我军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事件。总政检查组检查他们的工作，他们竟敢撕毁检查组的材料、摔缸子。在紧要关头，军区调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拒绝执行，按兵不动。他们的政委在北京，我们叫他回来，他不回来。看，他们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军纪国法，问题是多么严重啊！4931部队有一半的人出来，散兵游勇，上街游行，背叛中央。4754部队某连有些战士，跑到北京组织地下连队，一个副排长任连长，一个卫生员任指导员，下设勤务组、宣传组、工厂组、农村组，组织得很严密。好像现在是天下大乱，到了‘司令赛牛毛’的时候了，拉出一股部队，他就是司令。工兵部原副主任×××把几个工兵部队脱离建制的战士，组织起来编成几个支队。警卫营警卫军区大院，‘八条’下来对抗中央，对保守组织开的是绿灯，军区大院随便出入，成了‘东安市场’。他们的部队风气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一个连有时集中过七十多个女的，站岗还有女的陪同。”“通讯营某连，他们本来在巴盟执行架线任务，可是，‘5•10事件’发生后，他们擅自离开战斗岗位，返回呼市。七班长带领七班到工会大楼，保守组织顽固地死守工会大楼反抗中央时，我们有些领导人号召给予‘布施’，捐款献粮票支持。呼和浩特军分区，从蔬菜公司借了二十多床盖冬菜的大棉被，说是给支左部队用，结果送到工会大楼给保守组织。”（《吴涛政委在军区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7月6日《红色战士》）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4月20日军区发布两条命令：一、禁止上街游行，控制车辆，如有违反，按破坏军纪论处。二、干部要旗帜鲜明，不得接见保守组织代表，不准向他们招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4月28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六点指示，正告内蒙古军区必须坚决贯彻“红八条”，“对抗中央是绝对不允许的”，“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也是完全错误的。”（《总政治部关于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指示》，4月28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尽管如此，武斗仍在不断升级。从4月下旬到6月中，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双方越战越勇，其中不乏军人。
4月22日上午，军区造反派与地方保守派在军区南门发生冲突，打伤两人，毁车一辆。下午3时许，两派又在第二毛纺厂门前武斗。6时许，保守派群众分乘90余辆汽车开到师院北门，高喊反八条的口号，里面的造反派照相，外面的人遂往里冲并大扔砖头、石块，里面的人受伤者数十，但仍坚守大门。外面的人索性将院墙推倒，三百多军人和工人蜂拥而入，在砖头、木棒的攻击下，守门的学生星散逃逸，受伤者无数。晚9时，又有百余军人手持皮带闯进师院，见人便打，直至凌晨方去。（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四•二二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4月25日中午，几千名保守派乘百辆汽车到农牧学院门口示威，下午2时许，五百多军人，四千多工人以砖头、皮带、树枝为武器攻入大门，打伤58人，重伤13人。3时许，这些人又高喊着“打倒大学生”、“还我战友”、“工农兵万岁”等口号，由军人开路，攻入学院。闻讯赶来的造反派奋力抵抗。北京、上海、哈尔滨赴呼的造反者亦投入战斗。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向全市造反派发出命令：“全市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坚决自卫反击。”（同上）一时间，高等学府成了血战的沙场，双方一直打到天黑才鸣金收兵。
有趣的是，尽管交手时双方都力图重创对方，可事后都竭力扩大对方的战果，宣传自己如何无辜受难，如何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在这方面内蒙古军区表现得格外出色。据军区统计，“东纵”的汽车压死了解放军6人，用刀子杀死了3人，送医院抢救的伤员87人。25日晚，张德贵亲自赶到253医院，指示医方：“能收的都收，都免费。”然后，他泪眼婆娑地与87名伤员一一握手，并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参观。（同上）“包头、集宁、伊巴两盟成批来人，26日那天院内就来了四千多人。”（同上）可是，据军区总医院医务处的布×、刘××揭露：“当时来一个收一个，两口子打架打坏了，也说是三司打的，来了也收。当时收的人，多是游行过度疲劳，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来了后以‘脑震荡’收下了。”（同上）外二科医生幕××补充说：“当时不管有伤没伤的都用车推或担架抬进来，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也收。”（同上）门诊部护士夏××告诉人们：“来门诊的本来都可以走，可为了造声势非得要车子推，再不就是抬，到了病房，伤员能从车上跳下来。为了扩大事实，小伤口贴上一块很大的纱布，有的头上还给缠上很多纱布，不想住院，还动员人家住院。”（同上）
倒戈的军官坦白：死人的事与“东纵”无关。4931部队的战士张之樑就是军区制造的“死者”之一。张之樑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4月25日这天‘东纵’正开斗争王铎的大会……到了农牧学院，我也往里冲，就在这个时候，我背后有人隔着我的头拿皮带打农牧学院的学生，误打在我的脑门子上了，当时，我只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抽了我一脑门，很疼，但不知已出血了。等他们往外拉我，我一回头，他们发现我脑袋上流血了，就大喊起来：三司打解放军啦！给武斗火上浇油。我想起军区招待所布置的两个绝食参观现场，认为必要时伪装一下也可以打击敌人，所以我就在保守派大喊大叫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他们就用雨衣蒙上我的头，把我送到253医院。当时流传说三司打死了6个解放军，我大概就算其中一个吧。住院后，先给我送到了处治室，我以为给我包扎，谁知道是先给我照相，后来才送到外科病房4号5床，还不给我包扎，又给我拍照，我心想，幸亏我是装死，要是真的遇到致命伤，还不耽误死了……住院后还造假病例，我明明是只擦破点皮，流些血，可他们却在我的病例上写到：中性脑震荡，小腹被踢伤，下肢被打伤……他们还平白无故的给我输液，我直害怕给我输坏了。还给我吃半流质，我这么个大小伙子，每天吃半流质受得了吗？幸好护士看我饿的够呛，就给我打双份饭……我们一病房共七个人，没人来看的时候，我们说说笑笑，玩军棋、打扑克，一个个生龙活虎。参观的一来，我们马上鸦雀无声，一个个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装病……过了几天，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躺在床上装模做样的生活了，听说当时去北京的人很多，听说我的那件带血迹的血衣也送到了北京，我就从253医院逃出来，扒车上京告状去了。”（4931部队战士张之樑《反党集团蒙蔽和毒害战士的罪责难逃》，载1967年6月24日《红色战士》）
进入5月份，两派武斗推向高潮。5月10日晨，保守派砸了外贸局土产公司，抢走了两汽车锹把。下午两点，在赛马场开会。此会的目的是全市总动员，抓高锦明、砸红旗总部、占领党委大楼。会后，几千名保守派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先砸财经学校，再冲党委大楼。一楼很快被占领，但通往二楼的三个楼梯都被造反派用木板钉死，易守难攻。攻方成立敢死队，以大锤、铁镐为武器，猛砸木板，不成；又以毛主席语录牌为掩护，用铁钩、绳索拽开木板。守方见状，砖石齐下，攻方改为水攻，又不成，旋即放火烧楼。同时，架起长梯向守方的背后二楼阳台发起强攻。攻方火攻了四次都被扑灭，阳台战斗亦失利。无奈，只得把矛头转向食堂——米、面、油、糖、肉被抢劫一空。医务室亦被扫荡，药品、器械席卷而去。同时断电断水、抢砸汽车……呼三司、“8•18”、“火车头”等造反派赶来增援，在党委大院内外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央得讯，驰电慰问造反派，指令北京军区派兵救援。造反派和解放军并肩战斗，经过一夜激战，攻方终于败北、总指挥曹文生、副总指挥张三林等头目被捕。党委大楼一片狼藉，机要文件，档案全部被抢走，墙上还留着保守派的恨恨之言：“滕海清从内蒙滚出去”，“油炸高锦明”，“打倒红八条”！此役双方伤者无数。（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五•一○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5月13日，河西公司“8•18”向保守组织“红联”索要被抢走的广播器材，“红联”正在开会，认为“8•18”故意捣乱会场，即调集数百之众将“8•18”代表扣押。“8•18”余众急忙后撤，“红联”穷追不舍，各路造反派飞车增援。双方激战经时。军代表和警卫连面对如此“盛况”无计可施，只能在抢救伤员上贡献绵薄。事后，“红联”成员逃遁外埠，长期不归。据“8•18”单方统计，此役伤130余人。其中重伤30，急救8人，生命垂危者2人。（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五•一三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根据当时内蒙古的各类小报公布的数字，自4月13日至5月13日的一个月内，呼市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十万人次，出动汽车七百余辆，参加武斗三万余人。有三千多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造反派方面上街游行的不多，出动车辆也大大少于保守派，因为他们正忙于落实“红八条”——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王铎、刘景平、周吉、沈新发、张鹏图、赵会山等人身上，大开特开批斗大会。但其“被迫反击”、“英勇自卫”的人数也并不少于挑起武斗的保守派。
在这一个月中，因武斗致伤者一千三百余人，重伤三百人，致死者十余人，如师院学生：欧阳儒忱、许克灯、罗德营、王林洪、林振山等。（内蒙党委红旗联合总部代表在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学习大会上的发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斗争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内蒙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编印《文革资料》11，1967年9月）华建工人：姚绍宝；解放军战士：绍德胜等。比起这些亡逝者来，韩桐（1967年2月5日在“呼三司”围攻内蒙军区时被军区干部柳青开枪打死的内蒙师范学院学生）要幸运得多，至少人们知道他是谁打死的，至少，他的家乡托克托县还有一块立了十年的墓碑，还曾经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在内蒙古的文革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直接性暴力潮和两次因无政府主义泛滥而造成的局面失控。第一次暴力潮和第一次失控发生在1967年2至6月间，即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前后这段时间里。和其它省、区同步，内蒙古的这种局面是由全面夺权和军队支左引起的，是新的意义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构成的两大势力集团冲突的产物。4月13日“红八条”下达后，直接性暴力行为和局面失控是相关的。“红八条”对保守派和内蒙军区不留余地的绝决态度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第一，当时唯一运转的、最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机构——内蒙古军区陷入了混乱和瘫痪之中。军区领导人黄、王、刘、张在向干部、战士们传达“红八条”时个个老泪纵横，将士们哭成一团。他们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军区领导人对“红八条”的看法极其一致。黄厚的反应是：“不合乎实际，多数思想不通”。“我也糊里糊涂的，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见《披着羊皮的一只饿狼——黄×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王良太的反应是：“八条是要修改的，现在要顶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见《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刘昌的反应是：“真是难受死了，还不如把我撤掉呢！”见《蛇一样的恶人——刘×反党活动大事记》，载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张德贵的反应是：“同志们想不通是对的，如果想通了就坏了。想不通是有阶级感情。”“有些问题我也理解不了，解释不了”。“三司大方向始终正确？我闹不清楚，让历史作证吧。”见《道貌岸然的魔鬼——张××反党活动大事记》，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而那些在左倾路线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指战员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能“镇压反革命”？4月13日后，滕海清、吴涛自顾不暇，内蒙军区的其他领导几乎对一切都撒手不管。经验告诉他们“越管越犯错误”。非但不管，他们还或明或暗地鼓励、纵容战士们对抗中央、鼓动、赞赏保守派四处闹事。至于区党委方面，王铎、王逸伦垮台之后，高锦明等“反乌英雄”成了保守派砸烂的对象，保命不迭，哪里还顾得上管事。这样一来，内蒙古在4至6月间就出现了“权力真空”。第二，中央八条强令解散的“无产者”、“工农兵”等保守派面临沦为社会贱民的前景，不得不铤而走险，与命运、与对手做殊死斗。他们挑起武斗的目的和军区领导的做法是一致的——压中央、改八条、重做结论、重分权力。因此，在军区和保守派看来，局势越乱、武斗越凶，对他们越有利，越有可能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上来。
造成直接性暴力潮的另一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和军区领导层打击吴涛的理由一样，随着乌兰夫的倒台，蒙族在内蒙各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大多数蒙族干部，尤其是旗、县、公社、大小队的基层干部都被打成乌兰夫黑帮。抄家、批斗、拷打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1967年2月以后，随着政府控制力的削弱，对蒙族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一些蒙汉族杂居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民族迫害事件。如“呼市郊区桃花公社的59户蒙民中就有25户被抄家、批斗，十几个蒙民平白无故遭到毒打，其中有9人被打成重伤。”（呼和浩特郊区桃花公社采访记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族问题的暴力行为与派性武斗有很大不同——与后来的“挖肃”运动一样，蒙族处在挨打的地位。他们既无权“文攻”更不能“武卫”，其唯一的自卫方式就是自杀。这就使此间的暴力潮具有了民族迫害的性质，带上了更悲惨的色彩。
内蒙古的局势引起了北京的极大关注。5月10日保守派火烧党委大楼，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等候内蒙的消息，一直坐到天明。（《周总理和肖华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德贵说得不错，“事情闹大了，总有人管。”（《道貌岸然的魔鬼——张××反党活动大事记》，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在北京上访、呼市武斗的两面夹击下，中央再也坐不住了。
5月16日上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三方面给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开个会，劝他们回去照八条办事。当天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叶群等16位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两千七百余名赴京战士。（《1967年5月16日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记录》，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接见之前，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召集军区各方面的领导开会，研究了对付中央接见的三个方案：如果是多方面接见，就呼口号，退出会场。如果单方面接见，就向中央施加压力。如果主席接见就控诉呼三司。王良太另外还有三条指示：1、如有首都院校的人在场，就退出接见。2、如果吴涛参加接见，就把他撵出去。3、向中央递材料，说明真相。（《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参见《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因为这次接见是单方面的，所以军区方面按第二方案进行。
周恩来一出场，会场上一片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在台上解释八条决定，台下则以“打倒高锦明”“打倒吴涛”等口号回答。第一夫人先用好话哄：“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继而来硬的：“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无奈下面的人软硬不吃，会场更加混乱，情绪更加“沸腾”。聂荣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抬出林副统帅的金科玉律吓唬人：“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可是这些无法无天的内蒙军人不但不理解的不执行，就连理解的也不执行了——不管台上如何强调内蒙古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如何解释毛主席工作多么繁忙，台下的两千多条喉咙仍一个声音地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恩来苦口婆心：“你们没有责任，是无罪的。”江青好言相劝：“你们没有责任，中央不责怪你们。”叶群随声附和：“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可惜，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怒的海洋之中。终此会，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第二夫人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1967年5月16日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记录》）这次大会，除了得到了一大堆告呼三司、告高锦明、告吴涛的状子之外，中央什么也没有得到。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本报编辑部《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
5月19日凌晨，周恩来、萧华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区警卫营，委婉地告诉他们，要准备集中整训。会议指定73名代表参加。结果挤进去100多人，周恩来嘱咐他们要听中央的话，服从滕、吴领导。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不少与会者摩拳擦掌要抓吴涛。
两天后的5月21日晚上，周恩来、康生、徐向前、萧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等人召见军区领导和内蒙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滕海清、吴涛、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10人。这次召见一是重申中央八条不能改变，中央坚决支持滕、吴和造反派。二是命令军区的七个领导一齐说话，第二天就把赴京人员带回。“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三是命令军区宣布几条命令，把部队管起来，保证滕、吴的正常工作，四是正告军区某些领导，军区大批人来京闹事。在5月16日大会上高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这不是大多数的问题，而是有个别坏人在背后挑动。
早在3月份接见内蒙四方代表时，周恩来就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这个总理说话也不算数了。”（《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军区负责人的谈话纪要》，3月18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1967年4月）上述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调拨专列运送内蒙军人回呼和浩特的计划落空。会后第二天，二十余名赴京军人乘卡车冲进北京京西宾馆抓捕吴涛。幸亏吴涛不在，躲过一劫。（《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的大事记》，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第三天（5月24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开会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千余军人在会场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号，数百人冲上主席台，抢麦克风，向中央提出以修改八条决定为主要内容的五条要求，并强令吴涛签字。吴不签，战士们拳脚交加将他们的中将政委打翻在地，痛殴半小时之久。总政办公厅主任路扬和几十名警卫、工作人员也被打。会场成了战场，军人成了暴徒。酣战将歇之际，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王良太回到住处后洋洋自得，并喝了茅台酒。” （石宝良〔内字143部队战士〕《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揭黄、王策划的“五•二四”反革命事件》，1967年9月15日《红色战士》。又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的大事记》，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书写内蒙古的历史——5月25日，上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垂询了内蒙古的事态。同时，经毛泽东和军委批准，内蒙古军区滕海清代司令员、吴涛政委发布五条命令，要点是：外出串联人员必须于5月底之前返回，过期不归者，以自由离队处理。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不开展“四大”，不许有战斗组织，不许游行、集会。教育批评不满中央八条者，对抗者给予纪律处分。反对打、砸、抢、抓。支持呼三司等左派组织。同日，中央全部收回发给军人的返程车票。
5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李可 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35页。据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考证并向笔者指出，“当时调入呼市的是65军第578团，69军83团、84团、82团一个营及铁道兵52团，共同组成呼市‘前指’”。谨此致谢。）
同日晚，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传达了军委的上述决定，表扬他们听话，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立新功。
十五天后（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将中央对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及其部属的处理公之于众。至此，“全力对付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
乘着北京的东风，呼市造反派在北京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助下，于5月底攻克保守派在呼市的最后堡垒——内蒙古工会大楼。一度拥有百万之众的保守派终于土崩瓦解。头头被捕，群众分化。经过一阵倒戈、揭发、相互攻诘、幡然悔悟的整顿之后，这些为心中的“红太阳”英勇奋斗的人们，有的失去了政治热情，有的找到了新的契机，有的怀抱着满腔悲愤，伺机东山再起。
4月13日“红八条”下达后，内蒙保守派和军区的大规模反抗使中央得到了“教训”，在5月7日中央做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中央对军队采取了较温和的态度。肯定了他们在支左、支农方面的成绩，强调了革命组织要同成都部队加强团结，并且增加了一条，专讲拥军爱民。对保守组织也不再简单地解散，而是做了一定分析。（黄厚对《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做过这样的评价：“成都决定客观，接受了内蒙的教训。”见“本报编辑部”《反党集团的大头目 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指挥——反党集团大头目黄×反党罪行》，1967年9月28日《红色战士》）同时，还强调了一切群众组织都不许武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决定中，中央没有把军区排除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之外，但是，这种所谓的“教训”既没有使四川，也没有使全国的局面得到真正的改观，内蒙古则走向了更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