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让能、余习广：上书毛泽东 保荐“责任田”始末

tuffy05

转自余习广的博客


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始末（1）
钱让能原稿 余习广修改


1962年，我曾上书毛泽东主席，保荐“责任田”。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关心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士，曾约我写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我想：如实地向上反映人民的心声，使下情上达，胸怀坦荡的向中央席直陈已见，这是一个良知者份内之事，无需特别张扬的。因此，对来自各方面的约请，大都为我婉言谢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研究，把我上书毛泽东《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以下简称“保荐书”），和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及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等场合的有关讲话，作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发展，以及走向“文革”思想脉落关键表现点之一。曾由此而“臭名远扬”的我，而今又扬“臭”名于海内外了。人们纷纷来函来电约我写稿，其中有书刊杂志的编者，也有新闻记者和影视的编导，还有一些史学界的朋友们，甚至还有不远千里上门来访的。

真实反映历史原貌，是鉴往知来的重要依据。我已年逾古稀了，与其让后人去“捉迷藏”，倒不如乘现在能看能写之时，将这段历史真情和内心世界挑明，以尽晚年之责。更重要的是，想借介绍“上书”前后的情况，为治国安民走向民主决策，对激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做一点有益的补充。那么，忆尽华年叙旧事，是唯一的决择了。

(一)

物换星移，往事如烟。

1933年1月，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现枞阳县）石头镇上的一个贫寒家庭。也许是受了“桐城派”文风和名士辈出的影响，家乡人总是对“书香门第，光宗耀祖”顶礼膜拜，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就被视为男孩子们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使命和责任。

小时候也有些顽皮和精明，父母亲总是宽爱多与责难。五岁那年，一次小镇上来了个算命先生，乡亲们口口相传说是灵验得很， 几位邻居和母亲相约，把先生请到家里。算到我的头上，大概算命先生想多赚几个赏钱，于是从相面到八字，硬是说我有青史留名的伴君之相，宜早发蒙。算命先生拿钱走了，父母亲却把不满五周岁的我早早地就送进了学堂。

1949年春家乡解放。父母亲总抱着那位算命先生扔下的幻想，而年轻人却巴不得立即投身于新中国令人热血沸腾的火热时代。我不顾家人的劝阻，追随于身穿解放服的工作组，当了一年基层干部。 1950年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8月，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9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过区共青团组织委员、书记，后任枞阳县党校教育股长、安庆地委文教部干事、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工作踏踏实实，为人正派忠直。同事称道，领导欣赏。当时自己还年轻，一门心思，要在这充满希望和激情的时代，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富足，舍己拼命地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大跃进，一场横祸降临中国大地！

庐山会议后，由于彭德怀的“万言书”，批评了几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激起毛泽东的冲天大怒，一场“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迅速席卷神州大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大灾难。由大跃进“八大金刚”之一的曾希圣主政的安徽省，更是陷入困境，“饿、逃、荒、病、死”笼罩江淮大地。“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

1960年8月，中共安庆地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并从地直机关抽调一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农村人民公社各级任职，同时下派的还有一大批医务工作者。

我当时在地委宣传部担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年纪轻，身体棒，革命的事业心强，具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便首先报名要求下放，并很快被宣传部和地委领导批准。这给家庭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给我妻子加重了负担，上要顾老，下要抚小，但她从理智上还是热情支持我这一行动。’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农村工作实际了，只能从报刊、文件上了解一些若明若暗的情况。因此，在听了地委负责人关于下放的动员报告之后，当时思想上产生了许多未解疑团：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不是已经过关了吗?西方一些政客，关于共产党无法解决这个东方大国的吃饭问题的预言，不是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我们击得粉碎了吗?怎么现在又要大办呢?是不是现在农村出了什么新问题？等等。带着这些疑团，我随地委办公室、地直机关共50多人一起来到太湖县徐桥公社。我被任命为徐桥公社副书记，兼龙王大队书记。随我下放这个大队的还有七人(其中两名医士)，一竿子到底住到生产队，按地委要求，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龙王大队部座落在大石岭，距县城60华里，与望江、宿松县毗邻。据老同志介绍，1930年，中共太湖临委曾组织和发动人民群众，在大石岭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有力配合了鄂、豫、皖根据地及潜山红军。尽管暴动最后失利，但影响深远，给这里的革命斗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人民当年的英勇壮举，令我肃然起敬。

初到此地，行李还没来得及打开，就是不断地接听电话会，地委开了县委开，公社传达管理区又开。我才来两天，就开了四次电话会，一次电话会都是两三个小时，内容都是一个：反右倾，反瞒产，要粮食。根本抽不开身到生产队。

大队部有一位老大娘烧饭。老大娘是小脚，一看就是善良慈祥的典型农村妇女。到大队部几天，因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我便非常同情地询问她何以为此伤心，她说：“家里没有人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去冬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最近生产队又要拆我的房子，我不晓得以后如何舞?”(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边安慰老人边叫醒了原大队的王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过去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感到疑惑：“大庄子的人到哪里?”王说：“大庄子跑的跑了，病的病死了，好多房子没人住。”这使我十分震惊!

我冷静思索以后对他说：“大村庄跑出去的人，总要叶落归根，拆房子容易，做房子难。要立即通知各生产队，小村庄的房子一律停止拆。这件事由你来办好吗?”王同意。我告诉他：“至于明天的电话会，你有功夫就接，没功夫就叫文书记录，我明天开始要下去看看。”做饭的老大娘慈母般地催我去休息：“东方放白了，快天亮了，钱书记，你去休息一会儿，饭做好了我会叫醒你的。”我非常感谢并对她寄予深切地同情。

第二天一早，我按小通讯员的指引走村串户进行调查，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察看了二十个村庄，十个大食堂，走访了一百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荒芜田地和收成无望的秋季作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壁中还隐约可见。

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的声音也听不到，但大多数农家都有头上扎根带子(为死者吊孝)，手上拄根拐棍，骨瘦如柴的病人。有些大的村庄，十室九空，室内蓬蒿过膝，潮湿阴暗霉臭气味混合的房内，不时传出病人的痛苦呻吟。但当我们看望他(她)们的时候(白天还要照着手电)，病人蜡黄的脸，只有一丝苦笑，哀求食堂给他(她)吃一餐饱饭。

食堂能提供给社员们什么呢?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尝试过了，每天只有八两，后来是六两原粮(稻谷)的标准，而且稻谷质量差，四分之一是稗籽！

我初来时，看到大石岭设的临时粮食收购站收的粮食，稗籽也很多，就问收购员：“这么多稗籽你们能收吗?”他们说：“各个收购点都是一样，不收就没有东西收了，有稗籽收还是幸事!”怪不得社员们的口粮都是如此!八两原粮只能勉强加工成四两米粉。也就是说，每餐只能有二两多点下肚。食堂没有蔬菜，有的食堂只好在河里拉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开始，我确实难以吞咽，但为了与社员同吃，只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硬咽，真是“一碗稀粥照人影，鼻风嘘气浪三条”。原来农民是这样的苦啊！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

有些社员看到我是安庆城里来的人，居然与其同食这样的所谓“菜稀粥”，都觉得很奇怪!一两天下来之后，有的社员偷偷地同我交谈说：“这点吃的，的确不能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或者搞点什么别的东西，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我说：“这怎么不可以?”他们说：“生产队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他们是奉上级之命，认为不这样做，食堂就难以巩固办好。”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不与社员同吃，是无法感受饥饿的难过。我当即表示：你们自己搞点副食充饥，应该允许。我立即通知各生产队，停止巡逻查伙。社员们都很高兴。当时我只考虑到：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就是按这样的低标准，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除工农一个生产队之外，各队的山芋很少，冬季社员吃粮已成最大问题。再不依靠群众渡过难关，势必重演去冬今春的饿、病、死的悲剧。

食堂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烧柴。因为要体现“一大二公”，这里所有食堂都很大。好几个村庄一个食堂，大的约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一百多人。因为烧柴紧缺，先是砍伐村庄周围的树木烧，而山上的树因58年大炼钢铁已被剃了光头；树砍光后，就烧拆屋的材料。尤其是下雨天，据社员反映最为难过，“小雨大干，大雨苦干，无雨拼命干”的口号，一直从59年反右倾延续至今年上半年。炊事人员为了把饭烧熟，雨天没有烧的，就只好调社员的家俱烧。我初到食堂吃饭，没有坐凳，队干部和社员看我是城里下乡的人，又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只好从老远借来几条板凳。但奇怪得很，板凳头子没有，我问是什么原因，社员说雨天锯掉当柴烧了。由此可见，烧柴紧张到什么程度！后来在反“五风”搞退赔时，社员排队登记，折屋的材料和家俱被调做柴火烧掉的，占有很大份量。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摆在了第一位，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没有柴那还了得!队里就抽调劳动力成立了一个班子搞柴。专业队人多势众，先是砍伐，后是平调，再后来就是硬抢。过去好多村庄夷为平地，与大办食堂关系很大。

时隔一年多，我故地重访，耳闻目睹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我正在开调查会座谈讨论‘责任田’问题，农民兄弟姐妹把我当作亲人，无话不谈，谈兴正浓时，一个小孩啼哭起来，孩子的妈妈为镇住孩子不哭，吓唬孩子说：“不要哭，再哭我就把你抱到食堂里去烧！”孩子果然不敢作声了。由此可见，食堂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比虎狼更为可怕的怪物了。

由于严重的“五风”，这里的生产力遭受了巨大甚至毁灭性的破坏。各队的生产工具，尤其大型农具几乎被破坏贻尽，耕牛奇缺。有的小队几乎没有一头牛。有几头牛的小队，那牛也是既瘦且弱，强劳力可以一挑担两头。还有的队，耕牛成了野牛，根本无人管，有的小牛长大了却不会耕地。

更重要的是，据下放干部和医务人员共同调查摸底，全大队1800余人中，80％以上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坠的占30％。消瘦浮肿病人占四分之一。起初，我曾参加过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大会，队队几乎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占极少数。开始还以为是成年人在回避什么，后来才真正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了。两位下放的医士如实告诉我，“过去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点食物都是让给自己的娃娃们吃了，所以儿童死的就少些。”

最使我无法忘怀的是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这里的“五风”结果，带来的逃荒、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悚目惊心，使人心酸欲泪。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有的人边喝糊边死，一天死最多的这个屋子就达八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吃了。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份简要统计：这个上屋，五八年底有62户，246人。到六二年初，就只有109人，28户，除了45人外逃的，因饿、病死了92人，死绝15户！其他人绝大多数都是有病在身！

上述数据，充分地表明了严重的“五风”给这个村庄带来的悲惨结局。

地委宣传部曾组织地直宣口负责人来慰问我们下放干部，看到这里的情形，心情无不沉痛。有些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如地区文教局局长徐云夫、卫生局局长司登高等都是悲愤交加，并直言不讳地讲：“这比敌人的‘三光政策’差不了多少。”

1930年我们党领导的大石岭暴动，曾在五显庙召开了二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望赤卫队。当时这个上屋参加的人很多。暴动失败，这里牺牲的人也不少。

有时，我沿着残阳如血的归途，总要不停地回首看着这个没有一点生机的村庄；或者伫立于大石岭，也总是要面对这个上屋沉思。往日已矣，来日可追。我暗下决心：将竭尽绵薄之力，一定给这里的事情办好，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当时，对徐桥农村的问题，我认为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现象，或者是个特殊典型罢了。龙王大队2400人，三年就饿死了500多，剩下的1800多人，有三分之二带病在身！

后来我们一了解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的情况，农村问题都很严重。这时，在思想上常常被许多疑问所困扰。

太湖县36万多人，死亡人口竟然高达5万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因断粮饥饿而死的！尤其是花亭水库移民惨案，更是惊心动魄！大跃进中，太湖县大搞水利建设，建起了大型水库花亭水库。但全库六七万移民，却因未能得到安置，生活无着落。移民经费本来就少的可怜，县、社还大量挪用。移民被就地安置，却一没房子二没钱粮，饿死的人有两三万。

随着农村问题逐步暴露，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政策，屡禁难止、破坏性最大的“共产风”虽然停止了，食堂也随之解散，人民公社的体制作了相应调整，由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生产队规模也相应划小；生产上由原来大兵团作战的“大呼隆”方式，改为小兵团“小呼隆”；由过去的长期疲劳仗，改为休养生息的方针；在生活上，相应地对农村增加了返销粮供应；对现有的消瘦浮肿病人和严重妇科疾病患者，改分散治疗为集中治疗，并加强营养，恢复体力等等。但是，农业生产并未走出困境，农村经济危机感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在严寒降临大地之时，我经常带着“农业生产如何走出困境”这一中心议题，与下放干部座谈，并走村串户向老农求教。也许是多年农村工作经验，在接触农民，听取意见时，我特别注意放下知识分子架子，抱着虚心好学态度，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由于三四个月的共同生活，许多农民都不把我当作外人，有话也愿意和我说。绝大多数人认为：“要走出死胡同，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大呼隆’生产不行，‘小呼隆’同样也不行。如能把田地包到户耕种，不要一两年，我们就能让田地结出丰硕果实。皇粮(征购粮)、小队机动粮、五保户供应粮，我们照交，一两不少。”有的农民拍胸说：“如上面不信，我们以全家性命担保。”

农民这些中肯朴素的良言，使我思潮起伏：无怪乎中国数千年来，农民们都是为了土地而流血流汗，为了土地而一次又一次地揭竿而起。我们党在推翻反动政权，依靠和发挥农民的力量上，显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其中重要一个就是解决有关农民最切身利益——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是叫他们做抽象的土地主人。而是要使他们成为具体的土地使用和支配主人。农业合作化高潮、人民公社运动中经历的曲折，就是挫伤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他们的反抗方式就是在土地上磨洋工，出勤不出力，由“大呼隆”又变成“小呼隆”。

如何走出困境?这一问题常常使我思绪万千而不能自拔。

(二)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意愿支配着人的行动。千百万农民的意愿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总会在与农民联系密切而有良知者的身上，找到表达途径。

1961年春，安徽省委为力挽危局，根据农民的意愿，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推行了被千百万农民拥护的“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和大队迅速地由点到面推开。广大农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们老早就想这么干，只是过去不允许，现在照这个办法搞下去，农村有希望，农业有希望，粮食有希望。”

“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预料。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几乎是在半饥饿的情况下，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气完成了这一过程，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比我们干部试点的生产队对问题的处理，都显得更为周到。

当时我们虽然都同农民一样感到高兴，但思想上难免还有疑虑，因为农村生产力破坏大严重了，农民遭受的挫折大大了，万一中央不同意“责任田”的办法，一翻烧饼，那就糟了。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最耽心这个办法“兔子尾巴长不了”。

三月中旬，我们接地、县转发省委的电话通知：“‘责任田办法’，曾希圣同志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通天了，可以推行。”这一下，我们才如释重负。大家都以十分愉快的心情召开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向农民传达这一喜讯。农民们吃了定心丸，一个个笑逐颜开。我当时在驻地韦屋生产队传达这个喜讯时，男女老少无不从心眼里感到高兴，欢声笑语，充满堂间。这是我到这里半年多来，第一次见到这样欢呼雀跃的场面。

春分刚过，农业生产就开始显露出生机。大人小孩在东方刚刚放白，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间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未教的牛，有人起早摸黑施教，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有人主动扛回，请铁、木匠维修；许多农民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有的农户为了筹足农用资金，将私藏多年的积蓄拿出；有些大姑娘还将陪嫁的家具变卖，用于备耕急用。小型水利，社员们自觉地主动兴修。

尤其令人兴奋的，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搞得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下放这里一开始，就宣传“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没有什么人回应。而“责任田”一推行，农民们都热情进发。七八个月、几十个人口渴心焦的宣传，抵不上“责任田”巨大的威力。农民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

出乎我们的预料，经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的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多的有2800多斤，一般的也有2000斤，少的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小杂粮户户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真是“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免悲。”农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压在我们心头长时间的农业危机感，也随之涣然冰释。
徐桥公社调整，由大变小，划为五个小公社，我被任命为姑塘公社书记。还不到半年时间，即1961年10
月，组织上调我到太湖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县委党校校长。离开姑塘前夕，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沿着田野的小道，闻着扑鼻的晚稻花香，辞别了一年多来朝夕与共的农民兄弟姐妹。走的当天，农民们纷纷前来送行，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情布满老茧的手，使我感受到全身心的温暖，并终身难以忘怀。

来到新的岗位，我依然经常深入农村，并切实感受到太湖县委为“天华尖事件”平反后，给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带来的思想大解放。
“天华尖事件”：1959年，地处山区的辛冲公社天华大队一部分社员，为了活下去，偷偷搞了“分田单干”。全大队16个生产队，有7个生产队自发推行“田间管理，包工到户”。这是“责任田”的雏形，当年实施，当年增产。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形式，当时却撞了一些“左爷”的神经。县领导发现后，如临大敌，拿着枪杆子，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威逼追查。深山里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见“人民勤务员”如此凶神恶煞，不知犯下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也就竹筒子倒豆，如实地将情况和盘托出。结果被领导们上纲上线，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管理区书记、大队书记被撤职，许多人被批斗，还有4人被捕入狱。

从此，这个山区的饿、病、逃、死、荒也就愈演愈烈。

“天华尖事件”平反昭雪，太湖广大农村施行的“责任田”步伐更快。农民们既热火朝天地抓紧当前生产，为明年更上一层楼作积极准备。

但好景不长。“七千人大会”上，中央负责人在安徽的大组会上，把“责任田”定性为“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之时，我正率领党校一班人举办党的基层干部轮训工作。每期轮训班除贯彻“七千人大会”有关精神之外，还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两本书。培训班上，学员们对“责任田”问题讨论最为热烈。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的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主观臆断。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

三月底，在贯彻安徽新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听取意见。

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非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

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广大农民免受折腾，为了安徽广大农村不再翻烧饼，我只有“上书”中央，如实地反映民意情，并直陈己见。但此事关系重大，唯一能拍板定案只有毛泽东主席。要上书，就直接写给毛泽东！

在思考确定“上书”的标题时，我想到了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新的安徽省委带着中央领导人的使命，要革掉“责任田”；广大农民要“保住责任田”。所以最后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主席有采纳的可能。

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好还是错，农民知道最清楚。土改的恩德，农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问题的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

但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联系自己多年参加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实践，认为1955年批“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化得太快了，工作很粗糙，遗留问题又多，还没来得及完善，在跑步完成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紧接着就一步跨入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变革一级高过一级，可生产力并未真正发展。结果就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强迫生产力迁就生产关系，这就等于强迫太阳跟着地球转一样荒谬。

按说，听主席的讲话，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倡导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要硬着头皮听下去。因此，对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即或我的见解有错误，他也会“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但我明白，忠言逆耳，毛没有到耳顺的境界，庐山会议彭老总的结局，不就证明了他的秉性吗？但畏难而退，又岂是志士的所为？

第二，当时,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人民情深意笃的。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道出人民心声的人，才是受人民欢迎的人；代表人民意愿的人，才能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集中人民正确要求的政策，才是最有威力、最能动员人民的政策。党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无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了群众路线的结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

也许是我长期以来和农民一往情深的缘故，我总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维护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为农民说些公道话。况且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鞭策着我不能不一吐为快。

我想：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各自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甚至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野国土，忠诚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时代，尚有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如果遇到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连对他们的反映、要求、建议等原材料进行一些加工整理都做不到，又怎能对得起衣食父母呢?我只要一丝不苟的如实禀报，他老人家肯定会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爱人民之所爱的。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城乡人民的粮食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有些地方粮食空前紧张。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老百姓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且食足有余。那么先把全国人民吃饭问题解决再说。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待以后去解决，因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是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主席也应该赞同的。

更何况1961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面请示，主席同意的。主席讲话从来是一言定乾坤，应该不会出尔反尔的。但他原来两次同意曾希圣的请示，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能和老百姓想到一起，主张实行“责任田”。为什么主席一人就要推翻合民意、得民心的好政策呢？权力的专制多么可怕啊，前有几千年中国专制王朝之鉴，后有斯大林专制之祸。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还要搞“一言堂”？

而且，社会发展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搞斯大林式的统治，搞一个模式呢？此外，这几年出现的全局性问题，风源来自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和他好大喜功、决不服输的性格。彭德怀的上书又有什么错呢？竟把彭老总整得九死一生，真令人心寒!

其实，有错就改，善莫大焉！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造成了那么大的灾难，瞎子都能看得清楚，为什么还要死抱着坚持不放？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老百姓的生死，难道真的就比不上领袖的尊严、权力的诱惑、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么？毛泽东和中央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总根子是在极权政治体制带来的权力独断，及为此而来的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和政治上的高压恐怖……

对此，我的心中是有看法、有情绪的。
由此，五月下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小电厂一到晚上11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终于一气呵成初稿。在审校文字和推敲内容的过程中，我自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感到这次“犯颜直谏”，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常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从过去不顾生产力发展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的高度去阐明问题的。弄不好，就有“犯上作乱”之嫌，等于是自己把“老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

在上书中，我还多处引证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中的话，其中非常明显地是抨击了“一大二公”、“超越阶段”、“穷过渡”的设置蓝图。当时我想：不引经据典，没有依据，不能以理服人；而引证弄不好，也就会授人以柄，落得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罪名。

因此几天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脑子里同样拂不去的，是时常浮现出来的农村“死亡枕于墙壁”的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在耳边回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哲言，使我不再犹豫。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决不是一句只为装点门面的名言，即或是为此“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甚至更多，也应忘却自我的生死荣辱。有风险的话，就要敢说；有风险的事，就要敢做，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应有品格。古往今来，“没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党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初稿经过修改过后，我即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请他复写一式三份。并交待他一要保密，二要文字工整。登和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政治可靠，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此事交给他办，我非常放心。他为了保密，同样是白天坚持工作，晚上挑灯夜战。

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以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给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去省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1962年7月初，我正在县委党校忙于干部训练工作，忽接谷志瑞书记电话，要我陪同一个人下乡调查。经了解来人是□□部的，名叫蔡声宁，祖籍太湖，他持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说是回乡探亲。我当即意识地感到，蔡来到太湖，名义是探亲，实则受中央办公厅派遣，目的是调查“责任田”之实，冲我来的。

我当面对谷说：“他可能是调查‘责任田’的，我不便陪。”谷坚持说：“人家是□□部的，你理应陪同。”谷志瑞了解农村知道民意，他是积极主张搞“责任田”的。由于他是县的主要负责人，加上中央和省委对“责任田”已经定性，他只能含而不露。这点我非常清楚。

于是我陪蔡声宁，到我原来下放的徐桥一些社队，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白天陪他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夜晚他就同我谈，每天晚上都彻夜长谈。内容除了“责任田”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也无所不及。我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又争得面红耳赤。他阅历甚广，知识面很宽，理论水平很高，具有一定的政治修养，善于言谈；特别是他的英文水平，在我所见到的人中，堪称第一流。他在同农民交谈、我交谈中，都以英文速记。

我了解农村，他了解时事，我们相谈互补性很强，都觉相见恨晚。初来时他不赞成“责任田”的做法。他说：“曾希圣同志说，是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是为了刺激一下农村，给农业打上一支强心针。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决不能说这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更不能从理论上去否定原来的思想。像南斯拉夫铁托(当时我们已定其为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叛徒)都不敢否定列宁的农业集体化，即或是赫鲁晓夫也不敢”。

一接触，我们就交上火了，而且火药味很浓。我坚持：“‘责任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能将其说成是某一个人的主张，应该说成是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置95％以上的人民意愿于不顾，偏要一个模式，一个设计蓝图，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持的态度。”

他讲他的，我说我的。经过相互激烈的争论，不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了解，而且在调查中逐渐形成共识。特别是通过徐桥集市贸易的考察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他发现这里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后，震动很大。他对我说：“这里的许多商品，北方的城镇是看不见的，回京后我一定向中央反映，建议有关部门来这里考察。”

当他听说市场上卖柴禾的农民，常将红芋裹在柴捆里充柴卖时，他非常惊奇和欣赏。他说：“这证明了搞‘责任田’，农民手里粮食多了，红芋的价格比柴禾还便宜；其他地方比如北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

他很风趣的笑笑对我说：“大概是农民想让街上的市民也尝尝‘责任田’的滋味吧!”

调查结束以后，县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与他进行了座谈。征求他的调查看法和意见。他谈了三点：

1．大部分群众拥护“责任田”，不是如省委讲的那样。他举出一个生动的事例：他离开老家，婶娘送他出村，他已经走了几条田埂，婶娘又叫住他，用拐棍戳戳田埂说：“这个东西(指‘责任田’)不能改哟；

2．施行“责任田”以来，农业确实大增产；

3．“责任田”办法确实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至于“责任田”是不是方向性的问题，要留待下一步解决。

最后，谷志瑞等通报了全县农村新气象，农民新动态，并请他代为向上反映。

蔡在八月初旬来信说：“在返京途中，已将调查报告写好，于七月三十一日抵京当天即将报告呈上。”

他的太湖之行调查报告，我一直未见到过。但根据他的求实精神，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与这里的人民形成共识，立场已站到广大农民一边。后来，他亦因此而遭受劫难，就是明证。

(三)

1962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讲阶级斗争，大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他和不同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8月6日，毛泽东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三十，安徽更多。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

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上讲话，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八月二日，我的“保荐书”，已被毛泽东主席于批示，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全国一阵风，各地自下而上普遍推行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被一刀砍，体现“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中国大陆的农民兄弟，不得不仍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忍饥挨饿，受苦受难！一大批曾经为“包产到户”而努力过的干部受到冲击、批判、查处、撤职、法办，我自然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重点！

九月底，县委叫我领队出席安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议尚未结束，就通知我立即回太湖；安徽省委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

在政治风向一边倒的情况下，省委工作组只能奉命行事，即或他们中有正义感的，也回天乏术。因此，他们的结论，只能在调查之前研究议定。负责人一到大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在组织上没有错，但在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他从公文皮包里掏了一大堆文件给我，并交待要认真阅读，然后再向他谈感受。

文件很多，其中主要有：八届十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还有一些批“单干风”以及批“黑暗风”的一些内部材料等。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组织上服从，认识上保留可以吗?”他改变笑容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毛主席批示的，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

他们的调查很快作出结论。可以想象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复杂社会中自己所需求的材料，那是易如反掌的。抛弃实事求是的精髓，一切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

到这时，我才真正领会到了古人所讲“予言圣，乌何以分雌雄?”的道理来。调查工作组为了向上交差，采取各种办法扭转人们的思想弯子。一方面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所谓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呜锣开道。接着又召开了扩干大会，扭转广大干部的思想弯子。会上也是着重批判“责任田”，且不点名批判了“单干风”的思潮代表。

许多知心要好的，偷偷来看望我，有的怕我受不了，担心我出事，有的动员规劝我写检讨。也还有个别的人，要我坚持原来的观点等。

由于我在“上书”时精神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面前，倒显得很平静。令我担心的，倒是这件事给太湖人民带来的不幸。正如我在“保荐书”最后道明的：“我所反映的这里的迅速变化，只能是与前几年比较而言，真正据一般要求所想象，这里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艰巨工作的。当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任务(指征购)这是可以的。”

我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阅历太浅，也很天真，于是在一个夜晚，我大胆向省委调查组负责人谈了我的思想。岂料，他听后如坐针毡，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

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

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继而他又好像关心地问我：“此事你家里人知道吗?”我说：“我的妻子略有所察，但不知底里。”他笑道：“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在我们即将离开太湖之前，希望能见到你的服从组织的具体行动来。”

我回到家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朋友李俊详谈了我的苦恼心情。李俊时任县监委书记，50年代我们在安庆地委一个大院里工作，彼此了解。他比我早来到太湖，曾到我们下放的那个大石管理区工作。

1960年11月下旬，他考虑我下放三个多月来生活无人照料，身体逐渐消瘦。便乘湖里打鱼之机，搞了一条十八斤重的胖头鱼，派人送到我的驻地韦屋，让我好好补补身子。韦屋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见到这个多年未曾见到过的宝贝，都劝我留下慢慢吃。我见到那么多骨瘦如柴人们的眼神，当即决定：放到大食堂大伙开荤。这一天晚上，除了每人分一碗米饭，还有一碗鱼糊汤。炊事人员在宰鱼时，除了把鱼胆摘除之外，连鱼鳞、鱼杂心一点一滴都放在大锅里炖了起来，韦屋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高兴。第二天早起，有几位老人一见到我就致谢意，说是“昨夜睡了一场好觉。”我说：“我身为这个大队书记，不能让你们吃饱饭，我很不安，要感谢还是感谢管理区的李俊书记。”

李俊对农村问题了解很深，他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经深思以后说：“庐山会议彭老总写信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母亲错怪了孩子，叫你认错，你能不为母亲的健康着想，又怎能和她呕气呢?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必要。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负责人，他当时如获至宝。

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无穷无尽地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时至今日，我仍为自己当时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未能做到“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而内疚，并感到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层层传达，全国范围内开始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责任田”被当成“单干风”、“黑暗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遭到批判。安徽因为是“单干风”和“黑暗风”源，“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的的典型，更是在劫难逃！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被改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撤职调离，以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首的省委领导班子，首要任务就是纠正“责任田”。

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以上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华东局，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的，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安徽是钦定的典型，又是“单干风”、“黑暗风”的“重点灾区”，“纠正”运动的声势真是令人胆战心惊。而此前安徽全省90%以上的社队都实行了”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的“责任田”，“纠正”运动自然遭到农民或明或暗的抵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就更刺激了各级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责任田”的坚决态度和手段。

接着，全省范围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并且一浪高过一浪，实行过“责任田”的各地各级干部，纷纷受到组织处分。作为顶风而上，竟然胆敢触怒天威的我，可想而知，日子就很不好过了。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之外，从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调来改造安徽省委的新任省委副书记李丰平、书记出书记刘季平，在一次又一次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他们 都要将我为反面教员，上来就公开点名批判一番，然后大讲毛主席的批示和思想。省党校、省干校紧急举办轮训班，将各县有关负责人和全省公社书记招到合肥办班学习。每期轮训班上，都要以我的“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各级干部要“坚决反对‘单干风’、‘黑暗风’和‘责任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紧跟“伟大领袖”的决心、步伐，省委的“纠正”运动力度步步加强，我们这些现成的靶子就更加频繁地遭到批斗。各地、市、县领导人也都起而效尤。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一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被批判风刮得得昏头转向，真是陀螺也似转，风车一般旋，脚下无根，心中无主，身如飘絮，随风而使。空间物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失重”，这种政治的失重，使整个江淮大地，都处于倾斜状态。

在我之外，宿县符离集区委当年也曾给中央写过一封上书，对改正“责任田”的做法提出异议，要求中央体谅民意，允许农村继续实行“责任田”。宿县符离集区委负责人为此也受到严厉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原符离集区委书记经常被一同押上批斗台，共同体验“革命造反派”拳脚交加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的“教育”。常常是一起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但相视一瞥中，难友间互相的关怀情谊，令人心动！

在高压的氛围中，我不得不向我的妻子道出真情，并安排了我可能遭遇到停职、被捕直至杀头的不幸后事。她既为自己丈夫的义举而自豪，同时又为不能为我解忧而痛心。这时，我也别有一番酸楚在心：自认为做了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行使了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却要为自己安排后事！是何世道，又天理何在！

也许是真理和谬误只差一步，真理被推向极端，也会走向反面。1962年下半年到1963年上半年，太湖县无论是行政机关的，还是业务部门的，到合肥开会也好，学习也好，可能由于省委的领导对太湖的钱让能反复批判，也可能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不知怎么就使得太湖人极其厌烦和反感起来。

特别是在各种批判和大会中，有的领导不时还要问一问：“太湖谁来了?”“钱让能近况如何?”站起答话的太湖人，会后总要幽默地说：“他不是已经‘臭’名远扬，身败名裂了吗，还问他干吗?”更有那不怕邪的一些人小声叽咕：“不，不是‘臭’名远扬，而是名扬四海；不是身败名裂，而是越批越香。”参加会议的太湖同志回来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时还不太相信。
1962年冬，我被贬到社队一段时间。1963年上半年，由于地县负责人的暗中保护，我又被调回原单位。出席省委宣传部在芜湖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无论是休会，还是在就餐时闲谈，许多人都主动向我亲切致意，还有很多人到我房间来谈心。

给我影响较深的，是一位当涂县委宣传部长。那天他来到我房间，问：“太湖县宣传部王启瑞同志现在搞什么?”我说：“他搞理论教员，还好。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说：“我们原来都在一个部队，从南京一块转业到安徽来的。”并轻声对我说：“一封书信，如临大敌，兴师动众讨伐，未免小题大作，以后还有谁敢说话。”最后他和我紧握手，一再要我多加保重。

由于太湖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的关怀，安庆地委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暗中保护，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风浪洗礼，我安全的渡过了一道道难关。

1964年春，太湖县转发地委通知，调我离开太湖，去省里等待另行分配。在经安庆时，地委负责人亲切地告诉我：“你的工作可能留在省委”。我好生纳闷：“为什么要调我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他说：“那是过去的事，过去就过去了”。

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大自然有时截然相反，越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也可能正是浓烟积聚，骤起雷电之时。于是我说：“不，我要求不离开安庆。”他说：“你留在安庆，我们当然欢迎，但我们作不了主，你最好到省里去和他们讲。”

我带着好奇心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马上给我转省委办公厅。时任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副主任张秉纶接待我说：“你调来，是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的决定，是他直接提名的，具体就在政研室工作。”当时从内心讲，我真的不愿意，因为树大招风，太引人注目了。我推托说：“根据我家庭的实际，能否给我照顾留在安庆?”他说：“此事已定了，不要再讲了，在这里也很适合。”

我不能再讨价还价。时光易逝，暑往寒来。滚滚寒流，已不时向大地袭来。中央“四清”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安徽的小气候仍涌着一股暖流，但在强大的冷空气侵袭下，江淮之间也难免要遭冰霜雪压。

1965年初，我接到组织上调离政研室的通知。原准备给我调往芜湖或徽州，在征求我个人意见时，我坚持“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后经再次研究决定：同意回安庆。

安庆地委将我分配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顾名思义，不适合政研，只可搞科研。

我虽长期在农村工作，但对农业科学技术是一知半解。在农科所，我虚心向科研人员求教，开始懂得了“土壤学”，栽培、植保等农学知识。为了开门办科研，地委安排我到地委抓的重点——怀宁叶祠公社驻点一年。1966年春，到地委抓的又一个重点——桐城县徐河公社。在那里，我们吃住都在农民家里，虽是粗茶淡饭，但和纯朴善良的农民打交道，心情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欢快。

(四)

正当我率领一班农业科技人员在稻田里日夜奋战时，一柄无情剑从空而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当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地委行署大院里我的大宇报非常醒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已经给我带上，我的名字都用朱红笔打了X。我被押回家取行李，看到办公室、宿舍里门窗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

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想到我们一起辞别校门投身革命后，她一直不辞劳苦的支持我做好本职工作，而今我却以血泪做笔墨，祸及她和孩子，真让我五内俱焚。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吐，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和她说上几句话：“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但不论有任何惊涛骇浪，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我相信你”。

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都得要向提大红棍子的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贻尽。我想：司马迁身受腐刑，还能公开著述史记；哥白尼虽遭迫害，尚能自由地观察星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全面专政的我，剩下的却只有属于自己无法被剥夺的思考的权利。

当时我想：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迷信成份的，它无须向任何人顶礼膜拜……

当我有时被拉上街批斗或展览示众时，见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三忠于”、“四无限”标语，“忠字舞”、大像章遍及全城；“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的狂呼声如雷行长空。当时我想：封建王朝只有大臣上朝拜见皇帝时才有的最高礼仪，而今天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却人人皆搞，事事皆搞。为什么如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由专政队押到堤上干活。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约有六七百斤，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真是“来不见日头，去不见天。”精疲力竭到达住地之后，还要站立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接受“革命群众”和专政队的批斗，随时被拳打脚踢。我常乘专政队不在身边，独自向大江发问：你这不堪入目浑浊的水，何时能够澄清?你这滚滚无情的东流，有没有穷尽?

批斗高潮迭起，一些头头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心想：活着受辱，倒不如让灵魂脱离肉体，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但忽而又想：回首平生无憾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在这忠奸颠倒、功罪无常、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关头，我决不能也无权利随便毁灭自己。是非曲直，自有干秋判断。我暗下决心：“白眼观天下，丹心报人民，宁愿斗着死，不肯自毁身。”

安徽省、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肃清“三自一包”的流毒，又靠大批判开路，把我当作活靶子。一天，我正在江堤上运土，突然军代表和几个专政队及造反派的头头们，叫我立即回住地，挑着行李跟他们一道到原地区农业局机关。此时机关已是空空如也。由于打派战，人都跑光了。只有一个炊事员和会计，在为地区革委会组成的“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让能战斗队”搞后勤服务工作。

战斗队先用了十多天时间，精心编排批判“保荐书”的材料，并进行预演。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些人在干什么。有天夜里，我正在沉思，突然听到战斗队传来狂热地喊叫，其中有号啕大哭的，有狂笑的，有怒吼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慷慨陈词的，也有抑扬顿挫像是在朗诵的。总之就像是一台连环戏。

正式彩排那天，我被拉到会场，战斗队员鱼贯而入，一个一个地照本宣科，其中有好多东西都是“莫须有”的，我无申辩的权利，只好听他们讲。批斗一节，就追问我一节。我则从容不迫地一节一节予以驳斥，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常常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头头们只好与战斗队一起大呼口号，以“打倒声”来掩盖虚弱。无奈，他们只好专批“大毒草”——“保荐书”。

台上，戏剧色彩的东西台多了。有装凶神恶煞的，有演笑脸相迎的，有装狡诈的，也有阴险奸滑的，总之，唱红脸、黑脸、小白脸的样样都有。这使我想起寺庙里大雄宝殿上的塑像来，也许天上人间一个样，西天极乐世界也不过如此。经过一番排练修改，加工演习，在军代表和头头们的批准下，我被巡回游斗于各市、县、区、社、队。

“专批战斗队”首先出发太湖。当游斗到我曾下放的社队时，或许是由于我曾与广大农民群众有过一段“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经历，一些农民兄弟三更半夜来到我被关的地方，为我添衣加食，问长问短。连当地拿红棍子的专政队员也站在我一边，对我表示同情。几次批斗会，都出现了令主持人十分尴尬的场景：观众见到那些手摇小红书的专政队员，听到那些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声，没等批斗会结束，就愤然退出会场，结果留在台上的批斗队，比台下的人还要多。

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批斗时，沿途许多村庄的人都来默默为我送行。后来听说，还有些老太太为我祈祷，求神灵保佑。

在“保荐书”中例举的徐桥地区桥头大队(保荐书中误为桥西)批斗时，批斗会一结束，战斗队员们就忙吃忙喝去了，我一个人被留在小山丘上，也有了饥饿感。突然从村庄里走出30多男女老少，随身带着许多食物，有带五香蛋的，有带热米粑的，还有许多花生、芝麻糖之类，我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要一一付钱。农民怎么也不接钱。我只好说：“你们不收，我不吃了。”

有两位老人看我意已决，为让我乘早吃下好赶路，他们当面将钱收下，在我吃东西时，却偷偷地将钱塞进我的被包之中。人民的善良、勇敢、可亲、可敬！在我心底涌起无限感慨：人民，只有人民，心中自有公道良心!

1969年元月，安徽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为给会议增添光彩，体现会议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革委会又把我“请”到合肥。会上又专门针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除在大会专场批斗之外，每天还要到合肥市中心将我作最典型的活靶子批斗，一直批到月底。之后又将我搞回安庆，游斗于大别山区和沿江两岸。

不论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丘陵，也不论是在乡村公社，还是在城市厂矿，批斗中或批斗后，都有许多群众对我投以同情和怜惜的眼神。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许多农民兄弟和广大基层干部和我毫不相识，却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我送茶送饭，送热水泡脚(农民说：有钱多吃药，无钱多泡脚)。有的跑了许多路程，来到关押我的地点，或与我说上几句热情的话，或送上几包香烟，或送来一些我看不到的抄写的“最高指示”传单，以示关切和慰问。

1969年春节刚过，批斗队将我带到深山区的岳西县青天公社游斗。这天寒风刺骨，漫天大雪，巍巍群山被茫茫白雪覆盖。青天公社海拔约八百米以上，真是高处不胜寒。战斗队住在温暖的饭店里，我被关押在公社一间空房子里。由于衣服单薄，全身心都感到冰冷。

正在这时，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这个公社的原书记，现在靠边站。”接着他把手上一个火炉子递给我说：“你先暖暖身子。”没等我说话他就走了。少倾，又走来一位约五十多岁的农民，手拿一件黄大衣自我介绍：“我是当地老百姓，听说你为农民说话遭难，刚才见你来时身上穿的少，我特地把这件衣借给你暖和一下身子，你走时，就丢给这里老炊事员。”

吃中饭的时候，老炊事员端来了一大碗热乎乎饭菜，还有一小碗辣椒糊，并要我赶紧吃，说是马上要开会。看他们样子都是脚步匆匆，我才发现门外有专政队人看守。炊事员送来的这碗饭下尽是红烧猪肉，味道美极了。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真后悔当时没机会问清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下午的批判会，冷冷清清，战斗队怕大雪封山不能出去，无精打采地批了一会，就急于赶路。临行时，我将大衣还给老炊事员，并深表谢意。

“饱经三九寒彻骨，最知春日暖温心”。我虽遭长时间数百场的斗争批判，长时间的苦役劳动，长时间的牢笼囚禁，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但只要一想起人民和广大干部对我的暗中保护、关怀和爱戴，浑身上下就有了战胜邪恶的无比力量、勇气和信心。此前，我无愧于心，此后，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无论对我施行什么样的野蛮逼供，我绝不牵扯和出卖任何人，特别是给我提供“上书”原材料和暗中对我保护的那些人。为此，我把一切前因后果都全部承担了起来。我知道自己做不成什么英雄，但我决不会做帮凶，往自己知心同志颈上套绳索。每个人都有206块骨头，死了物质不灭，能量不灭；但活着却不相同，有的人骨头软绵绵的，有的人铁骨铮铮。我活着就得做硬骨头，做硬汉子。

几度寒暑，几度春秋，也许是老调重弹，年年如此的一本旧戏，大家都感到了厌烦；也许是领导和头头们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

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解放”。此后三年，将我安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但“责任田”仍然是个禁区，“保荐书”仍然作为严重政治问题，比万吨水压机还要重的无形力量，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春回大地，冰雪消融。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相继覆灭，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春风化雨，使山河润色。中央的拨乱反正，使大批冤假错安得以平反昭雪。

劫后余生，一息尚存的我，也油然而生地渴望分清是非，争一个清白。从1979年初，我开始或书面或口头的提出申诉，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领导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情，但由于我这一案件关系重大，涉及毛泽东和农村政策的根本，都感到无能为力，不便插手，少数领导怕沾边，怕担干系，再三推诿；甚至还不时遭到个别领导的冷遇和嘲笑。尽管如此，党的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使我充满信心。

1981年4月，我第十七次书面越级向省委申诉，省纪委派人找到了我，关切地对我说：“省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四个书记都作了批示，问题正在考虑之中”。当时我很感激，满以为多年蒙冤，昭雪已为时不远了。并决心以幸存之残躯在现任的工作岗位上甩掉包袱，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令人不解的是，一拖就是一年，我到合肥上访，找到了省委副书记王光宇。他对我的问题是非常了解的，他一面亲切安慰，一面叫我等待。回来又等了七个多月，没有听到消息。

1982年12月底，正当我准备带着第十九次书面申诉到京上访时，忽闻安徽省委已下文，为我彻底平反。1983年元月，看到文件后，我迅即将这一喜讯转告全家。压抑我们20年之久的心病，终于得到彻底根除，这时，我们一家才真正感受到“解放”的滋味。

随后，我又将这一信息函告因“保荐书”这事而株连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朋友们。原安庆地委书记，时在南昌(以后任江西省政府顾问)的许少林，原太湖县委书记(时任中组部办公厅主任)谷志瑞等，都迅即来函来电以示祝贺。尤其是少林，在除夕之夜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长信，他在信中严于律已地说：“过去在安庆我未能对你这样有胆有识的好同志进行有效地保护，常常感到不安和内疚……我为你20年之久蒙冤受屈得以平反和全家欢乐干杯。”其实，这位受人尊敬的领导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已作了他力所能及地工作了。为此，他还曾专门向省委作了书面检讨。应该内疚和不安的是我。

有人向我建议，要继续向中央申诉，我当即作复：“不必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成燎原之势，即将春色满园，这比什么都更为可贵。我又何必他求?”有两位知心老朋友，他们很了解我的心境，特地引了两句诗和填了一首词相赠，我只作了几个字的修改，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借作内心写照。现不妨摘抄如下：

两句诗：

美酒只应微醉止，

好花须待半开时。


《清平乐》（填词）

清泉涌溢
跌落千寻壁
啮石穿岩走缝隙
小涧纡回出入。
一朝奔赴江河，
汇溶海洋涛波。
回首山间岁月，
谁憾百折千磨。

惊心动魄已经过去，宝贵青春也在历史误会中耗尽，但我无怨无悔。历史证实：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必奖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补偿。经常想到这一点，心底也就自然宽容和坦荡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在此，谨向所有关怀我的朋友们顺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