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 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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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
——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董国强

约翰斯•霍普京斯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安舟（Joel Andreas）是当下十分活跃的美国“新左派”学人之一。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一书，是他集十数年之功的研究成果。

概要说来，《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试图通过对1949年以来清华大学校史的微观实证研究，探讨共和国时期中国社会“新阶级”和“技术官僚治国”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回应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

为了阐释所谓“新阶级”和“阶级权力”的广泛社会基础，作者借鉴了Bourdieu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大量运用了“社会资本”（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特定党派成员身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文化资本”（基于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资本”（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等概念，以及与这三大“资本”有着直接对应关系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概念。不过由于1950年代前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使得以“经济资本”为权力基础的“经济精英”不复存在，安舟在本书中集中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社会精英”与“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的复杂互动关系。其次，鉴于1949年以后中共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有效控制，以及“党员”身份认同对个人事业发展的特殊意义，安舟径直将Bourdieu的“社会资本”概念简化为“政治资本”，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精英”也特指那些出生于工农阶层、在解放后掌握各级政权的中共党员干部。同时，为了区别于旧时代的“政治精英”，安舟还经常采用“新精英”的概念来界定这个社会群体。

该书340多页的内容既包含较为详实的实证研究（主要见于十一章正文），又包含思辨色彩极强的理论申论（主要在“序言”、“介绍”和“结论”部分），就实证研究部分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为了更好地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作者特意选择了中国的清华大学作为实证考察对象。众所周知，因其特有的历史、地缘等诸多因素，清华大学确实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无论是19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鸣放～反右”运动，还是1960年代的“社教运动”、文革运动，还是1970年代前中期的“教育革命”运动，还是“后文革”时代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发生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故事都同时兼具普遍的共性特征和特殊的典型意义。其普遍的共性特征，主要源于它作为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的一个“单位”而存在的事实。其特殊的典型意义，则主要源于这个“单位”内部的成员构成主体是“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一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文化精英”，也包括一批又一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红色工程师”。因而，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这两个社会群体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这两个制度因素的四维互动，不但在论述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别开生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第二，作者对1949至1957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1952年前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和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有了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作者通过以蒋南翔为代表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和以钱伟长为代表的清华教授群体之间的争斗故事，辅之以一系列数据和图表资讯，系统分析了建国初期“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会构成、教育背景、生活情调、价值观念、教育理念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代人身上，只可能存在竞争、对立，而不可能实现融合。由此，一个长期以来人所共知的经验判断，被安舟转化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

第三，作者对1957至1966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转型、高校内部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和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红色工程师”的精神素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阅读该书有关章节，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清华校园中的许多实践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悖论。例如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共“政治精英”出于对旧“文化精英”的不信任，积极致力于培养自己的新“文化精英”——“红色工程师”。为了确保未来的“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忠诚，当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通过高校招生政策的倾斜，有意识地增加工农子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比重。这种努力被安舟赞誉为反对精英主义、实现教育权利平等的一个有益尝试。然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状况是，清华学生群体社会构成的显著变化，并没有消除“清华人”们对精英主义观念的认同。再例如，共产主义革命所标榜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彻底消除官僚权威、人身依附和社会等级现象，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些“革命化”的制度安排——如在高校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招生问题上强调工农子弟优先，在奖惩机制中引入“又红又专”概念等——不但没有消除上述不良现象，反而使这些现象在清华校园中得到逆向的强化。作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在所谓“又红又专”的评价体系中，“红”是压倒“专”的决定性因素。而所谓“红”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条件认同和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这种政治导向被贯彻到具体的奖惩制度中，一方面造就了“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依附意识，另一方面造就了蒋南翔们在清华的绝对权威。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蒋南翔们在清华校园中的绝对权威，不过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的一个缩影。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注定了“政治精英”在“文化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社会现实，实际上部分地解释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深层次社会动因。

第四，作者对1966～1968年间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初始动力和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概述与分析，是本书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在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一些模糊的乃至错误的看法，表明他对毛泽东个人、毛时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及其对社会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等因素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者在具体描述清华文革运动的史实时，通过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和口述史料，揭示了中学生群体（清华附中）与大学生群体（清华大学）在造反动机和派性认同等问题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作者注意到，在清华大学名噪一时的“团派”与“四派”的两派对垒中，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等因素与人们的派性认同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必然的联系。这个发现无疑促使我们对西方学界至今盛行的“社会冲突理论”做出反思。我们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大体相似的清华学生群体为什么会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到底是他们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不同态度决定他们的派性认同，还是他们的派性认同决定了他们对上述两者的不同态度？为什么这些本性善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们不能通过文明、理智的方式消除不同政见，而要最终诉诸武力手段，使得象征精神文明的大学校园变成为野蛮血腥的人肉屠场？不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给出怎样不同的答案，但其探求答案的过程无疑将大大丰富我们对文革期间群众派性斗争问题、乃至于整个文革问题的现有认知。

第五，作者对1968～1976年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工宣队”和“工农兵学员”的角色定位与实际作用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文革运动后期群众运动的认知。作者在大力赞赏“工宣队”主导下的“三结合”权力模式在制约“官僚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工宣队”领导人本身不受群众监督的悖论。他还指出，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清华文革后期的群众运动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不过是一种所谓的sycophantic rebellion——即当时主流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造反精神”和“反潮流”举动并不是民众真实意愿的自由表达，而是一般群众在政治高压的威慑下，为了取悦一些人而奉旨打倒另一些人。与此同时，在讨论“工农兵学员”作为一个新的“革命化”因素引入清华教育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忽略“工农兵学员”推荐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和腐败问题。

第六，作者对“后文革”时期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精英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描述，关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精英”/“经济资本”的重新崛起的描述，关于在中国现有社会政治体制下可能出现的三大精英/三大资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前景描述，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其最显著的例证是：伴随着老一代共产党“政治精英”（他们通常只占有“政治资本”）的相继凋谢，以“清华帮”为代表的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他们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中国政坛唱起了主角；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理工科高校创办科技产业的热潮，中国出现了一批科技精英出身的亿万富豪（他们同时占有“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清华同方”的老总们和业务主管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第三，伴随着“红色工程师”们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他们的子女们不但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开始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其他领域崭露头角（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占有了“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该书借清华个案的微观实证研究，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两个群体和“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两个制度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所涉及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所汇集的各种材料和相关信息也很丰富和扎实。

然而该书理论申论部分的粗略与浅陋，同样令笔者印象十分深刻。安舟在“序言”中曾经提到，他的论述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其一是他对中共高层政治的情况不太了解；其二是他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太了解。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个因素确实造成了他认识上的重大偏差。此外，安舟作为一个生长于战后美国的青年学者，其特有的成长环境和个人阅历，使他对“铁幕”另一边的政治状况和日常社会生活缺乏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因而，他的某些“新左派”特有的论述，常常给人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观感。

举要说来，从该书的标题和目录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是该书论述的一个重点。然而作者关于文革的起因和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探讨，却是该书最薄弱、最经不起推敲的部分。

例如按照安舟的解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和他1957年发动“鸣放”运动的动机一样，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同时隐含着在中国消灭阶级差别的目标。这种看法的形成，显然是因为安舟完全采信了毛泽东自己在事前与事后的一些说辞。笔者认为，要判断毛泽东这样一位韬晦极深的政治家的行为动机，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不但要参考他自己的说法，而且要参考其对立面和旁观者的说法。正是基于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1963～1965年“社教”运动前后中共高层内部关系的连贯考察，不少学者已经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真实意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详见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 volum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和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版等论著）。

笔者想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构想，所谓文革不过是1942年延安整风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个翻版。只是当毛的意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挫败以后，文革的基本性质才由一场党内斗争演变为一场群众运动。然而中央（其实背后是毛泽东）对各地“造反”、“夺权”活动和“大联合”进程的强有力干预，以及“大联合”后各级革委会中的权力格局，无疑都显示了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对精英主义政治的认同（详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China Quarterly , Autumn Issue, 2010）。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前提和精义之一是多党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公意的形成是多方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超凡魅力领袖的圣裁。然而文革期间伴随“大联合”而来的，是对文革初期自发的群众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党”特征）的彻底取缔。这无疑是毛泽东有意扼杀“大民主”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因此，安舟在书中将文革期间的政策反复与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加以简单类比，把毛泽东说成“放”的积极倡导者和“收”的被动接受者，是令那些熟悉中共高层政治的读者们无法接受的。即使在1957年的故事中，也是因为毛泽东在5月间秘密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信，才使得带有政治民主化尝试性质的“鸣放”运动瞬间转化为卑鄙阴险的“引蛇出洞”策略。由此可见，安舟的整个解释体系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在逻辑上自洽，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故意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其次，安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文革后期（1970～1976）的群众运动其实是一种sycophantic rebellion。在笔者看来，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主流传媒的大肆鼓噪而一度甚嚣尘上的“造反有理”、“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决心。但是“公安六条”和“夺权”前后主流媒体社论对“组织性”、“纪律性”的再三强调，实际上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造反者”的思想和言行。由此可见，在整个文革运动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听谁的话”、“造谁的反”的问题。只有合乎圣意的“造反”才是“有理”的。否则就不但“无理”，而且“有罪”！无论是文革初期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打压，还是文革后期对“造反派”头头的大规模清洗，都是非常有力的论据。其次，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由于文革群众运动参与者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很难用某一种解释来涵盖所有人的参与动机，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体制中人”（不含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下乡知青、下放工人、下放城镇居民、城乡流氓无产者等“非体制中人”类群）看似“积极参与”的表象背后，不是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心认同，而是人们对极权政治体制的极度恐惧（详见Dong Guoqiang：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Autumn Issue，2010）。在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表面看来人们似乎有着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但实际上不选择“参与”就意味着“反动”，就意味着沦为“政治贱民”。因此，安舟和其他一些“新左派”同仁对文革初期的民众政治参与作出很高的评价，至多是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一面。此外，安舟在书中提到的清华“团派”和“四派”成员在社会构成上的交叉性和重合性，也说明文革本质上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场上下互动的宗派主义战争。所谓“革命”不过是毛泽东及其御用理论家们构建出的一个神话。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安舟要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别出心裁地在理论体系构建和实际论证过程中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也不应该无视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正如安舟在“绪论”中所言，各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背弃，并非发生于19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而是肇始于各国共产党“新精英”们掌握权力之时。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尽管所谓“新精英”绝大部分来自“工农阶级”，但一旦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工农阶级”中的一员，而成为一个“新阶级”。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不因为他们是否与“旧精英”（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经济精英”）发生关系而改变。因此，安舟在理论申论部分大可不必纠缠于新、旧“精英”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对立的”还是“融合的”，而是应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希望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达成民主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二，用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原有的不平等，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

事实上，安舟的实证研究部分已经十分清楚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转自 《记忆》第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