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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四一四思潮必胜?—试析周泉缨先生的与时俱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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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 11:55: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一四思潮必胜?——试析周泉缨先生的与时俱进思想

刘自立

一、周与毛的某种"因缘"

周泉缨先生是文革名人,清华四一四的干将,四一四思潮的炮制者——除此之外,他在文革后时期,在今天,又持如何一种政治和宗教思想呢?其身份定位、其ID又是什么?想来,读者也许不知。我们姑且可以说,现在的周先生,是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论和"先进人民"之观点的拥护者,是一个至今并不改悔的毛派兼邓派,并且自认为是一个埋没的天才。

读者一定认为笔者的思维可能混乱了——不,鄙人思维一点没有混乱。

这个判断,是我们见到周先生本人,听他侃侃而谈;又拜读他出版的近著《文化大革命是历史誓试错》以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得出,究竟要给周先生如何一个政治人格的分析呢?

这个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周先生作为文革"建策者"的所谓"功勋"地位,是他本人十分得意和看重的自我认定。这个定位甚至有些可笑之处——他以为,他和毛泽东有些缘分,因为他一直以来修持佛教——他说,"…….我与毛的重大因缘得以兑现"(是指,他企图阻止他认为的毛会真的错乱到"抓军内一小撮",自毁政权,云云)——《四一四思潮必胜》,正是这种因缘在实现之前灵感大爆发,四一四宏文得以炮制成功(见上书,下同)。

这是周先生告诉我们的、在政治以上层面,已经发生和行将发生(过去未来进行时)的文革事件、四一四思潮出世事件之"宗教原因"。

在其书主题目下面的副标题写道——

"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批评我的回应"——这个毛氏情结之重、之谬、之滑稽,无人可出其右。

第二个原因是,他发现了毛、周之间巨大的政治分歧——他把周,定位为一种健康力量,把四人帮,定位为不健康力量;而他与众不同之处是,他说,毛,在逻辑上是站在他们四一四之周恩来立场上的。

三,什么是周恩来立场?一句话,就是肯"十七年"——而他认为正确的毛思想与之并不矛盾。

四,他认为,毛的思想,如果不是在周全缨思想的影响下,很可能变得一塌糊涂。毛,甚至受到四一四思潮之启迪,发生了制止抓军那一小撮和以后一系列极左政策出台。他率先批判陈伯达,坐牢一年,被毛过问,释放——陈伯达,几年后,在林彪事件中完蛋。

五,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四一四思潮必胜"的说法,在周看来,完全应验了。邓,打到毛派四人帮,实现了周全缨的梦想,也完成了邓式毛派的各种政治夙愿,一直到三个代表之伟大和和谐发展观的伟大。周认为,所有他文革预言且为之奋斗的目的,几乎完全实现。他说,中国之"和谐模式"是强过俄国、拉美和东南亚各国民主制式的、更加高级的发展模型——这个模型最早的思维设计,来自周全缨本人。

加上周先生结合佛教于其思维体系之内——他说,他的几乎是伟大的"统一论",已经几乎完全超过任何三权分立和普世价值观念,达致了后四一四思潮的完美性和完备性——而周全缨,几乎是从毛到邓,到某某某某的先知先觉,不管你是不是同意;大隐隐于世,只是你们的不知不晓!

这个周先生,并不是一般认为那样,是文革时代出道,现在垂垂老矣之没落户的飘零老人,而是依旧思维新颖,苟日新、日日新之革命和改革思想先驱。大家不知道他的思想,只有留下遗憾——这个遗憾,和毛,当年并没有完全听其周言,观其周行,都有很大干系——你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前团派的、四一四的,怎能不来听我周某人一席天人之言呢?憾事啊,憾事!

二、试错、证伪难道就是屠戮

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和周先生确实完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最大不一样,就是我们认为,周"建策"(他本人用语)于毛,却枉道从势而非枉势从道,他不知道,在所谓几乎毫无价值的派系观点之外,尚有一种人类杀戮罪应该清算。我们超越所有团派和四一四派之烂泥,指出:不允许任何人,借着周氏所谓"试错"和"证伪"、其实就是暴力正当性原则,为滥杀无辜,祸国殃民找根据。正好是在周氏本书中,他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杀戮事实。这个事实是,在毛的赫然纵容下,企图掌握清华大学统治地位的工人、解放军被屠杀致死者,约七百多人。(见其书)周两、三次提到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但是,他就像讲述江湖武林的小说,在自觉不自觉地为毛开脱罪责。

王友琴记述了六百余文革受难者——这个清华武斗,仅仅此一个地点,就有七百人死亡。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追究团派红卫兵小将。

一次开会,他已经离席,却又返回,特地为了说出这句话。(见本书)

至于那七百个冤死鬼,毛,蒯,周(泉缨),都当成一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谈的素材。

那么,周,要谈些什么呢?

他所言要害是,我们要阻止毛提议蒯大富当清华校长。我们要用武斗阻止之——包括以后出现、由四一四组织的抬尸大游行,在北京城内。

毛说,在团派和四一四武斗的时候,要"四不"——"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最最重要一条是,"不管"(毛1968年7.28讲话/见其书)——这让人想起他著名的"要武"!。

周在叙述中津津乐道,他们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演出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什么"东北解放军让开大道两厢",什么"固守待援",什么"蒯大富给他的战士出了一个主意:'五只步枪同时瞄准一个目标射击……"——我们说,这简直就是毛思想杀人游戏的响应者的冷血今唱。

为了道个大概,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何以周叙述得热血沸腾的那些事情,和那些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

清华中团派受到中央文革支持是尽人皆知的。团派蒯大富是毛打倒刘少奇的干将,也没有人不知道。这样,支持蒯,就是支持中央文革,支持毛——相反,不支持蒯,就发生文革既得利益不被毛收获,被其他人摘桃的可能性。这样,毛其实是希望武斗胜利于团派。

二,可是,周泉缨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大打出手的结果是,毛发话,要"九四比例"——团派九,四一四派四,成立清华校领导。

三,这个可能最后也被毛排除。经过一个毛故意留下的时间空缺,事情发展到团派和四一四都不可能掌权的态势——周氏说,至少,我们以死相拼,排除了蒯大富当任清华校长的可能。

四,在此期间,毛和周(恩来)都批评了周(泉缨)。说他的话不对,文章错误。但是,要给他"言论自由","江青同志不是讲过吗,小将犯错误不要抓"。周恩来说。(见其书)——这个赤裸裸的挺周(泉缨),说明,周泉缨思想,本来就是体制内思维,既是毛思维之附庸,也是周思维之附庸。我们看见,周泉缨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毛们政治游戏和斗争哲学秘诀的门外汉。周泉缨哪里知道,他捍卫的"十七年"和毛要打倒的"十七年",对于毛而言,是一种共党同一律——这个同一律的不排他性质就是,你说"十七年"好,就是罪行;我可以说;你说"十七年"不好,也是罪行,我,只有我,可以说他不好——这个基本的辩证法,变戏法,周全缨,不知道。他还说,佛教因因相报,缘缘生息,是因为他和毛属于同一性。他不懂得毛,自以为懂得。

其实比起邓来,周泉缨不懂毛;因为毛、邓一家之道理,是可以此一时、彼一时的。

五,周的唯一"正确"之倾向性是,他估计到刘邓的"十七年",或者毛的体制内思维,最终会大获全胜——这一点,比起我们当时的四三派中学生还是要高明的——我们不相信四四派会大获全胜。但是,四四派,就是被官方容纳——和四一四半被容纳,不太一样。(所谓四三,四四各派,是文革时期,北京中学生分成的两大派系。大致观点,四四,是四一四思想,四三,是蒯大富、团派思想。也有中间派。这个课题,留待我们今后再议。)

毛落败于邓,落败于周。

这是一种说法。

邓和周,不是一派。邓,是毛派;无论瑞金时期、还是基辛格访问时期;邓攻击周。

这又是一种说法。

毛,是迫于周的压力,在得知自己生病后,让周组阁。等等。

但是,无论毛是不是有病,他"健全"的思考,是让体制内压倒他自己创造的"体制外"——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毛的体制外文革,只是香肠的很短一节,体制内,才是更长,更久远——清理阶级队伍,恢复老干部地位,派驻工宣队、军宣队,抓革命促生产、上山下乡,干部子弟自动上梯队(陈云主义),等等,全部是体制内。
……
总之,邓的方式,在毛死掉以后得以实现——虽然,无人知道这个改革开放,毛不死,会不会施行——陈伯达们得势,会不会施行。

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周泉缨思想的全部现实意义,就是他绝对拥护邓式政治,说他是"大和谐"之拥趸和六四学生的反对派,不为过——

"应该说,'六四模式'向往的现代社会理想,与'和谐'模式向往的现代社会理想是相同的,即都是西方社会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但是,'六四模式'对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侧重于从西方社会民主制度的形式出发去理解西方社会。而'和谐模式'对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理解是全面正确的"。(见其书)

是的,周氏这样解读了"和谐派"和"六四派"的分歧。这个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世人皆知,是不是和谐派要来一个正确理解瑞典社会模式呢?(这又让人想起近来的谢韬主义;他也赞扬瑞典模式,呵呵:一个赞扬邓推翻毛暴政,却"尊敬"六四邓暴政的伪君子主义。)抑或,要"正确理解",前提就是——开坦克上街!——请问,这个和谐,是哪家和谐呢?这个瑞典,是哪家瑞典呢!

那些死于街头的群众和学生,在周全缨看来,是"不正确"的了?

这让我们又想起他对武斗津津乐道的那些主义和观点——都是一些连杀人越货,侵犯人权这样最最简单的道义申诉都不见踪影的主义和观点,还谈什么瑞典、不瑞典!

而这,正是周氏思维的非人性、非人道毛主义侵害之结果。周氏身份认定,就是一个不直接上街屠戮的毛主义遗老。难道不是如此吗!

他的理论根据就是,他文革时期炮制四一四思潮,如果可以提早移动时空,他的四一四思潮就是直接对邓式统治的"建策"和拥趸。

于是,起码,四一四思潮有几个内涵——

一个,是挺刘、邓,挺周。

二个,是挺现实的邓方式,把他和三代表和和谐,统一到他的"统一论"上,就万事大吉了。

三个,他们和邓的亲缘关系,可以追溯到四一四中和万润南先生反其道而行之之人。沈如槐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力行者,是董事长一类人物——可见,四一四之不同寻常!

三 "十七年",成为毛的首鼠两端

回到正题。什么是 "四一四思潮"?概括讲,就是否定对于十七年的否定。用文件的话说,就是大的阶级关系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工农兵当家作主,不要来进行"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也不应该搞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四一四思潮必胜》)

就像我们说过的,这个思维的总代表是周,或许是邓。当年清华井冈山的蒯氏报纸,是这样定义四一四的产生及其观点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群众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宣告成立。二十四日在王力、关锋的指使下,唐伟伙同已经垮台的原保守派八九红卫兵与兵团总部公开决裂(八九,八九——这个保卫刘邓的刘氏红卫兵之名称还是多少有些无独有偶的。笔者注),坚决反对和破坏我兵团总部举行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打倒刘少奇的大示威、大行动,宣扬宁可当右派,也不当阿斗。

"六七年初,配合二月逆流,在谭震林授意下,唐伟又拼凑'三纵队'(四一四前身)……

"四月十日,这批人趁井冈山人和全国三十万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大特务、大扒手王光美之际,流到颐和园,与王关戚林密使张**密谋分裂井冈山的罪恶勾当。过了四天,救灾这个清华历史上罪恶的日子——4月14日,在王关戚一手导演下,唐伟、沈如槐之流演出了分裂井冈山的丑剧"。(见1968年5月10《井冈山》/即"清华井冈山"小报)

有关与此,周泉缨在他的书里,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他特别指出,"清华小社会,在文革前,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大社会的一部分,与全国所有的大单位一样……顶层是党委为代表的'当权派'阶层;接下来是坚决支持党委领导的'先进人民阶层',他们就是师生员工中的党员、辅导员(请注意!笔者)或学生干部等;再接下来是一般的师生员工,这就是所谓的'普通人民'阶层;最后的层次就是被管制的为数很少的右派或其他阶级敌人的层次(请注意,周氏此著出版年月,不是1960年代,而是2006年——他还是这样称谓"阶级敌人"的!笔者注)。

"从文革的表现看问题,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无疑代表清华'普通人民'阶层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见其书)

读者看到,周氏是如何把中国人民在2006年带回到文革的"阶级分析"当中,且和当下之"先进性"挂钩的。如果用文革语言,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笑,孰不可笑也!

在另一个方面,刘少奇是应该打倒的——四一四在这一点上和团派一致。

这就出现了逻辑上最大的混乱。

既然整个十七年是正统,是健康,是正确,打倒刘,干甚!

沈如槐先生对此有过一段妙论——

"毛发动文革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现在看来,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并行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受这个悖论的影响。414派强调:文化大给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必须实现和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坏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极左。团派强调:毛主席文革理论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而且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你反对这个原则,你就是反对文革,你就是极右。"(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

我们说,毛的所有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

阶级,被毛取消了他的政治经济内涵。不存在一个阶级,或者另一个。

二,推翻与否,也不存在。只是毛在玩猫捉老鼠的政变游戏假公济私,打倒政敌。

三,刘被整死后,一切还原;回到体制内。

四,在文革中,就已经还原——还原为他的极权主义统治——落后和倒退于历史传统意义上的、马科斯.韦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实行了几千年的中国官僚主义统治。

五,毛的专政,开始朝向勾结尼克松主义演变,预备实行"毛氏开放"——起码雏形已见——并非邓,是专利享有者和唯一享有者。

六,这个开放的奴役制度,只是毛阴魂不散之一种——相构于他的闭关锁国——并非毛不知道,有另一种救党之道。

七,毛、周神交于邓;完成了这个制度;迄今,无人可以动摇;也就是新一种东、西结构的文明"不"冲突论。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周全缨,倒是多少有一点先见之明。
此为一。

二是,四一四和所有造反派一样很左,很恶。他们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他们照样迫害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忍受毛的左右翘板,学生之间大动干戈,死了很多人。他们用武力维护的,是毛忽、左忽右的,对人民的忽悠和作弄。他们玩弄所谓战争时期的人海战术,把千百万学生,大学生和中学生从头到脚全部用毛思想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干甚,就是打倒刘——这个简单不过的权术恶搞,被周氏加上各种主义和派系语言加以解释,以至于在三四十岁的读者已经无人再懂。他们四十年中毒的过程几乎无药物可解,中毒至深——以致年过六旬之周先生对此还在津津乐道。

他的乐道,从他完成《必胜》一文开始,直到和我们谈话,都是那种舍我其谁,我是天才,那种荒诞派语气;他把自己看成文革"英雄"而毫无知耻感——被毛受奸、戕害国人之罪恶感。他们枉顾清华园里因为文革受难的千百教授和学生,好像他们这些街头的痞子和皇道克里古拉,正在进行着一种试错的壮举(接下来我们会借读周先生的"证伪""试错"论。)一切,和经历过纳粹而深刻反思的那个民族,是何等不同!

我们说过,毛的把戏只要思想稍稍拐弯,就可以一纸戳破!

毛的游戏无规则主义,就是在"十七年"上做文章。他一开始要反修,是因为他发现跟从赫鲁晓夫,听凭纳吉,是不行的。这是他第一次反目。从支持波兰人到反对匈牙利人。

他开始的反右,是要打倒那些跟随他在战争时期的左派;因为,他发现他们要来轮流坐庄,就把他们打成为右派。

文革时期,同样的引蛇出洞,政治效应截然相反——他支持最大的、57年意义上的"右派"聂元梓——成为清华蒯大富等人效法的榜样。57年反右主义的万马齐喑,变成66年的大民主轰天巨响,其典型之作就是《炮打司令部》。

刘少奇不懂了,毛就自以为得计起来,刘,被他恶搞致死。

那么,毛是不是真的要取缔刘式政权模式呢?

是,也不是。

这就是说,毛的无规则操作本身,就是一种规则。简单而言,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无天之中,却是又有"法",又有"天"——就是毛之法,毛之天。对于"十七年"评价如此,对于中国各阶级分析如此,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极权主义,如此。也就是说,毛要用巴黎公社的无政府精神为手段,打乱天下秩序,动用他十七年成功驯兽的武器,来一个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之共同使用。即便在天下最为动乱的1966年夏天和秋天,中国大地上,呈现的照样是极端统一和极端专制的文化死亡气氛——只有周先生这样通体被毛的血液狗血淋头,从身体到心灵都已经被毒化之辈,才会看不出毛的妖术真谛,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根本没有什么革命原则可言。

这样一来,如果团派等派别出来和毛较真何谓真无政府主义,毛就要惩治你破坏政权,毁我长城——如果你不反对刘少奇,毛就会治你于死地,说你是反革命黑帮,刘邓修正主义。刘本人,就处在这样一种两难地位——不派工作组,毛会说你违逆中央;你派出之,毛说你镇压群众。

周泉缨观点和毛的巨大落差就是,他把宝,押在毛的一种手段,一种妖术,一种观念之上,他死活坚持,毛是政权的正统秩序维护者,十七年成绩和阶级关系的维护者和其实是反对文革极左派者。这个说法,指出了文革毛思想一半内容,一半"真理"——这个真理,确实也是毛的一个部分。

毛,在阅读了四一四思潮以后,当然暗自窃笑。但是,他给出了一条界限,就是认为,周全缨是可以容忍、不可以杀死的——而遇罗克和林昭,则要枪毙——周恩来也说,周氏是红卫兵小将,可以犯错误;他当然不会对林昭事件这样说。

界限和底线,十分清楚。周氏,根本就是在毛划定的圈子里蹦跳——他们说过,罗德岛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唱歌跳舞吧!(大意)

如果说,我们(笔者当年是北京中学四三派)都是这样跟随毛的阴阳之道闻毛起舞的,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四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闻毛起舞,就变得匪夷所思,荒谬透顶。(此类观点还有,就是毛是反对官僚的独裁者;有进步意义;可以让人乘机造反…..我们说,毛的极端极权主义,反掉了马科斯.韦伯论及的,中国儒家参政形成的官僚集团对抗宠幸和世袭阶层那个进步意义说——这个进步意义说,在千年历史中逐渐式微,到了毛文革,彻底完蛋——这个毛反官僚,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比封建或者后封建帝王的儒家统治,还要倒退百倍。)

然而,有一点,周氏压宝算是押对了。这个宝,就是,毛的体制内本性,要大过他的体制外本性。不管周恩来1966年8月跑到清华如何大讲言论结社自由;不管毛如何、如何支持团派,说老蒯们是革命小将;也不管毛怎样要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里填充四一四和团派……毛发现,他十七年经营的政权,还是一个周恩来系统有效操控的国家机器。他在请出邓方面朝三暮四是为证,但是,他毕竟还是把政治天平倾向了周恩来。

这一点,是四一四思潮全部内涵"最为可贵之处?!""必胜"之处——它是不是已经胜利了呢?在打倒四人帮这个层面,是这样;周先生炮轰陈伯达的先见之明,多少有一点被他言中。但是,刘邓集团的否定文革,在周氏看来,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高——我们却说,这个否定,无论怎样估计都是很低级的总结——因为,他们的文革否定其实只是采纳了毛主义注重体制内统治的所有方针政策和镇压方式。刘邓派出工作组(也是毛同意的),就是官方镇压的序演——和六四派出坦克车没有逻辑矛盾。

我们补充说明,在毛的革命方略里,他懂得更多镇压之道和欺罔之道,不会愚蠢到让正规军开到北京街头去炮打学生和娃娃。这一点,我们对毛信心充分。

毛死掉以后,事情朝着周氏预言的那样发展。

周氏尽然可以和邓一样,以他们共同的方式解释和否定文革。只是,周氏和邓氏不同之处是,

周要为毛的文革做大辩护——邓,根本没有兴趣。

周泉缨的理论是,只有邓的全部方略才是引导中国走向"必胜"的一种武器。他不知道,如果毛和陈伯达搞定政权,也会出现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毛接见了尼克松,已经说明一切——也就是说,陈伯达、江青之流未必在夺取政权以后不搞改革开放——江青已经把美国交响乐团请到北京;她已经接见了美国记者;诸如此类。说四一四和邓才是中国的所谓希望,只是在历史的偶然性上做出来的文章。这里还有更加深刻的国际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尼克松伸过来的手……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只是从现实层面看,周全缨的预言和压宝没有错,广泛意义上的四一四思潮,胜了。但是,中国人难道不知道四一四——刘邓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普世方式吗?在这个观念年威胁到周氏论述的时候,他就滑到对抗自由民主的文革顽固派立场上;就是我们在他的此著中

看到的:拥毛,拥邓,拥三代表,拥和谐论。(均见其书)

于是,这个不简单的周先生,就这样完成了他的"与时俱进"!

四、证伪"反例"的一向缺失

周泉缨先生的"试错"和"证伪"理论,成为他辩护于毛带来的、似是而非的假冒伪劣理论。这个理论,除去周氏完全不了解正宗证伪理论的哲学变异外,什么也无法说明。
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文革的屠戮和牺牲,是一种试验——是取得政治新价值和新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所谓"证伪"和"试错",成为文革史无前例而且不可避免的一种壮举。

这个看法,我们全部要推翻之。

从哲学和逻辑学的层面讲,卡尔.波普和库恩之间,早在上个世纪初叶,就专门就此课题展开了辩论。库恩反驳波普的意思是,老范式涵盖的事物并不包括突变以后的新事物之发现、之解释。老范式可以,几乎可以无穷解释一切事物。如,牛顿的物理学解释,迄今,还是不可为相对论取代。相对论相对于牛顿,只是一种相对小范围,小角度的解释;固然,它也是正确的。

普朗克的说法是,"新的科学认识经常不是以使反对者信服的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反对者的逐渐消失获得承认"。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反对者无法完全驳倒老的科学认识;二,它的反驳,不经意老科学的过问;三,新科学"一夜突变"(库恩语),成为另外一种角度的观察和解释——却并非和老范式冲突。等等。

移动到社会科学——虽然,在绝对的意义上,无社会科学可言——然而,民主自由这个西方的老范式,从来不可被证实和证伪,因为,它的定义是承载性的融合和宽容,不是绝对真理的坚持。换句话说,与其说民主是一个真理,不如说,民主是一个真理讨论的平台,它本身无法被证实和证伪。我们在早先的文章里(《民主的证伪问题》)里,一度对这个课题做过一番解释——也被周先生注意到——只是,我们之间没有具体交换看法。

在那篇文章里我们说——

"我们引用施太格缪勒,这位维也纳学派后期学者的书中语。他引用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说,'因为如果人们宣布反例为证伪事例,并要求摒弃被证伪的东西,那么一切时代的理论就都受到了驳斥并且必须被摒弃;因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没有反例的理论。'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民主。如果人们试图证明民主和证伪民主,在抽象逻辑判断上都是可以轻易成立的。因为,如果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且包涵全称判断的意思——因为他本身,就是内涵普世这个全称谓主词的。那么,人们否定和肯定之,全都有理。换言之,在民主这个'白天鹅群众'中找出一只或者一些'黑天鹅',当然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民主始作俑者之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对民主本身有过强烈的批评和抨击。近现代哲学家和政客们,在举凡议论民主的时候,至少,也是限制其无穷正确性的。

那么,何以人类在轻易证伪民主以后,不但不会抛弃之,反而愈益形成民主大潮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民主涵项,比起专制和极权涵项来,有天地之别;乌托邦主义者们,法西斯和毛主义思维,之所以否定民主,证伪之,诋毁之,是因为据说,他们制造了超越民主的,更加新式的理想或者空想,如人种至上,共产主义。他们用这个空洞逻辑全称,代替民主此有限度全称,给出一个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否定限制词,从而偷换他们渺小的毛氏政治思维'大限'词。这样一来,整个20世纪,国人在这个民主比毛氏思维要小,要错的伪证(而非证伪)中,度过了他们缺乏逻辑思维的'新社会'。现在看来,这个愚蠢的反民主,在证伪民主方面,是不能成立和极其荒谬的。"


现在,我们强调两点。一是,逻辑学判断的现代性原则之一,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逻辑涵项并不包含真理句式,而只是一种语言规则。也就是说,任何判断句,不构成绝对正确性和不正确性——无内容指涉的真理内涵。

二,凡是强调人类句式本身就是真理的,成为反逻辑主义偏见。他说,"任何一个追求事务本质的人,都是在追逐一个幻影。"(维特根斯坦 《笔记本》)。

而布拉德雷则说,"一个国家的观念,其内容果然不及一个公民的观念来得丰富吗?"(布拉德雷 《逻辑原理》)

他们虽然在逻辑是不是指涉内容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是,他们都知道,考证和言说一种全称判断,是一直以来历史虚妄和真理本体论说的老谬误——和民主老范式,从来项背。因为,所有全称判断,哪怕得到卡尔纳普式的转换,也是几乎无能为力的、相对真理解释和真理近似值解释。毛的极端主义,与此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在这个逻辑和哲学常识的制约下,哲学家认同民主价值观的内涵,几乎不是解释或者证明民主的正确与否,而是让民主展开的平台,保证最大限度的反真理说和反哲学王主义,也就是保证言路和思想自由。这个内容,在很多自由主义哲学家那里被屡屡提及。

这些有点晦涩的陈述和周先生的"试错"和"证伪"发生那些关系呢?我们在此就可以一一道来。

首先,文革之毛主义,从来无知于逻辑学指涉、无关乎真理说,这个哲学现代性的提出。毛主席从来没有这个哲学素养,也未读过波普和卡尔纳普,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他要求中国逻辑学大学者金岳霖解放后做检讨,可以看出,他要施行和绝对真理论完全相同的新柏拉图主义。他的新主义之内涵,就是排斥任何民主讨论的平台,以他的话为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云云。这个强制的逻辑反涉,成为毛主义违反任何逻辑思考的例证。

再次,是他的行为哲学和认知哲学——即其"实践论";也就是其认知哲学和本体哲学的媾和论。他的《实践论》的要害,就是"成功论"等于"真理论"。
这个真理论,又被他的"相对真理"虚恍一枪成为绝对真理,最高峰和个人迷信。当维特根斯坦在为"事物本质"做大扫除,以开拓人类更多发现的时候,毛在做什么?在以他的"不须放屁",来取代整个哲学史。

三是,从科学证伪方面论证,无论是库恩的老范式——革命一夜论,还是波普的证伪"黑天鹅"论,其前提,都是排除绝对全称判断的真理论。这个看法和毛主义哲学完全相反。毛的文革发动,在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堕落到哲学王主义的古老"范式"当中,几乎完全不理会任何现代性讨论。他的全称判断俯拾皆是——
毛泽东思想,人民,无产阶级,文革,共产主义,一大堆,积重难返。加上他的"不服从者不管饭"主义,和逻辑学证伪讨论,丝毫没有关系。这种思想国有化和思想毛主义化的反逻辑过程,只是他的痞子思维之拙劣的表演——甚至连格物、圆融之道,都搭不上边。

所有这些,何以被周泉缨生硬地解释为波普主义呢?

难道周氏连波普反对极权主义这个历史和哲学常识,也不知道吗?

最后,证伪和试错的最为重要的内涵是,按照库恩的说法,世界上没有可以被证伪的任何先例,所以,证伪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波普的说法,新的证明,本身应该是一种创造和创新;在此前提下发现或者证明/证伪陈旧的和错误的判断(证明有"黑天鹅"——但是,早先"'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所有"即全称判断,是不合逻辑前提的——就像说,"无与伦比的东西是存在的,上帝无与伦比,上帝就存在"这个著名的逻辑式错误一样,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与伦比"。等等。)

所以,在科学的领域中有无创造和创新,在范式的意义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经验都有他的免疫力);在社科的领域里,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民主,不是新异和创造,只是在古代和现代自由的衍变中才发生他的"延异"(德理达语)——我们借用这个新名词用以说明:文革,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创新——文革,更无任何可能证伪民主或者证实毛。

如果说民主是和耶稣一样古老的范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思考之,不是要重新考证其被证明和证伪的可能性,而是考虑其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在思维和政治层面,都没有、也不可能试图打开任何新的哲学和思想内涵,他只是一种败坏人类思维的、机械、僵硬、愚蠢和疯癫的反逻辑式本体主义表演,是人格倒退和生理反射转向"动物庄园"化过程的"证实"。

五、周氏证伪理论的虚妄

那么,周泉缨如何具体解释他的"试错"和"证伪"理论,且给出何种范例呢?说来十分可笑。我们只好将其理论简单陈述如下——择其要点而论——

比如说,他认为在57年和58年之间,就存在一个我们看来,既不是库恩、也非波普意义上的证明论——这个"理论"说,因为57年反右被证伪,所以,"意气风发的"(毛语)人民开始了毛主义大跃进的又一轮试验——随之,大跃进又被证伪了;文革呢?是"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无产阶级能够统一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在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里,都逐一被证伪,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最后才在江泽民主席划时代地顿悟和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惊雷中,历史地消亡。所以,文革是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理论最后和最重要的环节"。

他还说,"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读者可以看到,周氏观点的"与时俱进"特征。可惜,这个特征被他完全自恋式地陶醉着。三个代表的提法坊间多有置评,是不是周氏所谓,是证伪文革的一种根据呢?换言之,取消这个周氏概念鸡肋,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中共宪法中规定的无产阶级领导性质根本未作修宪;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历史,中国从来没有否定;江,也从来没有证伪毛的伟大地位。那么,周氏的逻辑是不是说得通呢?

在另外一种认知中,如今还有谁知道或者可以有效解释什么是宪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先进人民呢?凡是研究过共党国家意识形态辞藻的人,都会对周氏至今陷在这些陈腐糗烂的毛氏辞藻中大为吃惊——因为,周氏毕竟被排列在"文革异端思潮"之人众里。什么是这些宪法和辞藻的典型含义呢?就是辩证法的游戏说。许多极权主义研究专家屡屡抨击了这些人民辞藻。总之,这些在周氏脑袋里未澄清的观念,在那些东、西方专家手中,已经成千上百次论而击之——那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语)那些人民就是独裁者的代名词;那些革命就是屠杀;那些上层建筑,就是毛的如厕。

故此,我们认为,周氏的全部思维停留在毛文化和党文化的羁绊之中,四十年不改进、不长进。上述无产阶级啊、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些辞藻,根本无法解释毛主义和极权专政的实质;和我们引用的波普们讨论的话题,丝毫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里只是在诠释周氏发明的"另类证伪"和"试错"理论。何以这样说,前面已经道出一半,这里不妨再补充若干。

所谓反右,何以被"证伪"了呢?他的解读十分古怪。他说,"中国社会在其成功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结构'还没有被证伪之前,任何企图动摇它的统治地位的政治企图和社会实践,都无效和徒劳的。"

这段话,就是周氏思维的核心。这个核心的内涵,解释起来就是,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也许符合他的正统和学统,因为我们看不出周泉缨占有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任何资源。

用党文化可以解释反右吗?可以,也不可以;因为,党文化解释前提,是认同共党政权的政治裁判。比如,定你为右派分子——你在这个前提下,要求平反,但是,不认同你的反对者角色。

周氏的解释是,离开党的合法、合理性存在本身,当所谓的"证伪时刻"未到——要在人民进行大跃进失败后,方才证伪反右——你就要乖乖地去"意气风发";舍此,别无他途。依此类推,当文革未起,人们也无法证伪大跃进,因为其现实的合理和合法性的现实尚未被证伪;当江的三代表政权未起,文革本身,也无法证伪,也是因为时间未到——这可是智高绝顶的证伪之道了。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何以三代表之后,有何东西出现,会证伪三代表。以后的以后,证伪以后——请问,那么,现在呢?号称读过哲学的周先生不会不知,中国人、中国文化,很少有未来主义内涵,都是注重今天和此刻的。按照这个范式演绎,国人除去苟且当今,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动性可言了?——这连毛主席也不会同意。请问,毛主席闹革命的时辰,他是要认同蒋介石没有被证伪,还是认同蒋介石已经被证伪了呢?看来,毛在蒋介石还是合理的、现实的时候,就已经证伪之!那么,你现在如何这般解释当下政权之非被证伪的性质呢?这个"逻辑结构"究竟从何而来呢?

再是,我们已经说过,证伪的前提,针对的根本不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而是新奇事物,如,发现黑天鹅。毛的各种运动,是不是黑天鹅呢?根本不是。是一些连常识都要反对的反逻辑主义。再请问,当希特勒万人空巷进行火炬游行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被证伪、或者像周氏所言,尚在证伪前希特勒时期呢?

这个证伪说,枉顾人类基本道德和基本人权,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所有的杀戮,迫害和死亡,如果不到被证伪的时候,就几乎只有一种选项,狼狈为奸或者犬儒媾和了?

其实,周氏证伪说,在其文章里没有必要存在,他完全可以不引用这个玄瑟之词;因为这个证伪,不涉及我们援引上述正宗哲学史的讨论,不过是周氏思维缠绕和荒诞解说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排除了正宗证伪学说的所有内涵——玷污了这个尚有哲学趣味的概念。

周泉缨的理论,说白了就是,你对待当下的一切是要接受的,因为他没有被推翻——等推翻了,你就要等待他的被推翻者的再被推翻——这个逻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变形记。当他陈述历史的时候,所有出现的一切,是要为之辩护的。但是,这个不断出现的未来,却戛然而止于普鲁士绝对意识——三代表绝对意识——这一下,周氏的再下一个,完结了、没有了、不存在了。这是不是并不符合逻辑主义呢?逻辑的严谨和一以贯之之精神荡然无存也!

话说回来,我们主张的证伪讨论,其前提,就是对于民主范式的尊重和对于新兴观念的支持。周氏所言之毛革命、毛统治、毛运动的任何逻辑内涵和运动实质,非但不是什么老范式、新思维,而且是违反千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人类法则、人类习俗和人类传统的反思想、反文化、反逻辑主义。这个东西丝毫和科学,和试验,和试错搭不上关联。毛,是一个文革炮制者,对这个"者",什么证伪和试错都加不到他的头上。因为,逻辑学排除不确定的前提——当毛无法无天,胡言乱语的时候,确定一个公众讨论话题对于他的可能性,等于0——我们就像不好确定讨论上帝的前提一样,无法确定讨论魔鬼的前提——和上帝般的魔鬼与魔鬼般的上帝谈论逻辑、证伪和试错,是你本人的撒旦化,除此,什么也说明不了!

是的,世界上如果真的有毛氏"试错",他的前提,就是关押千百万伽利略,再烧毁千万本书籍。试问,没有试验性质的试错,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像说,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取缔反对派——试问,没有新嫁娘的婚姻是不是婚姻呢?

难道人们可以在这样的恶搞面前,正襟危坐,无动于衷吗!

科学试验的前提,就是没有前提,一切,是在正负、上下、左右的摆动和生死之中。毛是一个经验论者,他的一切做为,都有既定方针——马克思,秦始皇,没有任何科学异端的征召,出现在他的身上。文革,是国人思维,在毛的一个人思维笼罩下的"试错"——世界上有没有只允许一个人思维,不许可亿万人大脑正常转动的正当试验呢?

五、文革就是六四乎?

周氏思维很奇特,但是,也有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其党文化语言和风格,一直以来,就是国人(群众和一部分学者、党员、高级干部和半高级者)思维的批判武器——这个武器,现在改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否定毛、肯定党,等等论调。依然和四十年代胡适之鼓吹自由主义石沉大海一样,相比之,当今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话题,远远没有上述党文化讨论来得吸引大众和知识界。一篇谢韬主义文章,激起千层波澜,是为证。

武器,是不是应该批判呢?批判文革,有一种类似二律悖反模式:你不深入文革语言,不了解文革语言,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一四,什么四三、四四,你就不懂得分析这些主张的背景;但是,如果你陷在这些烂泥观念里无法超脱,你也跑不出庐山迷雾,变成了山中老虎那种咆哮,很地域、很狭隘。批判的武器之批判,就是抛弃毛主义零碎,修造自由民主空间及其话语体系于中国。这是文革分析的法器和利剑,舍此,徒讲文革对错,是一种幻化的梦魇。

周氏,跑出了庐山迷雾乎?没有。

上面讲到,他像一切口号主义者一样,对于原教旨语义不学不术,却非得要硬性使用之不可。这个态度,和千千万国人文革行为一样,不要说马列一本不读,毛著,又读过几篇?也是根本、基本不读。这样,从想当然出发,周氏所谓"证伪"和"试错",就失去了学术讨论的意义。他把黑格尔绝对意识的历史观念论,拉来冒充卡尔.波普和卡尔纳普,于是出现牛头马嘴的概念荒诞和逻辑毁灭。这个哲学史的周氏学习,看来和文革时期不读书之毛主义者,可以归为同类。

这个不学习主义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在此简单揭示的周氏文革和现实论之一些观点。

一, 文革必然论。文革必然论的论点是,毛是发动这个史无前例之文革的"伟大试错者";试错,就是尝试前人之未所为——一切未所为者,无论造成多大伤害,他还是历史功臣,无可指摘。毛,正因如此,无可指摘。
二, 文革就是六四预演——六四就是第二次文革。所以,六四被镇压,是一种好处——他推动了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出现,苏东波解体,甚至冷站格局结束。所以,邓虽为镇压者,却几乎和毛一样,是伟大试错功臣。
三, 文革和六四(镇压)造就了周氏不同于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观的特殊正确论——三个代表和和谐论——是所谓阶级等同主义的阶级和谐论;不同于马克思和毛的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暴力论;也不同于欧美的阶级分野——变成了各阶级利益分享、政治地位平等的阶级治衡、等同主义。
四, 为了达到这个阶级和解,对于类似文革反对的贪官污吏和党内走资派,如何运用斗争之的手段,就是最好使用毛主席"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文革方式;"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最好"七、八年来一次",运动!
五, 此外,还有他的关注宇宙和以及人类秩序的"统一论",佛教媾和毛主义论;"先进人民"论——就是他的、"前清华党委和辅导员先进论"和迄今为止的三代表论里那些"人民"之先进说,云云。

于是,一个周氏杂碎汤应运而生。可惜,这个混合物的逻辑混乱和缺乏常识,实在是过于明显,不好为之辩护。

一个整体关注在于,周氏逻辑的黑格尔性质非常明显——一如我们前此说到的——他的看法是,循此伟大和谐和三代表论,使得中国之救党、救国主义开始发效,起变化,朝向好的方向。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阶级调和正在转换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开始了对于他们不同于普世价值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调,似曾相识。

把中共"特殊论"定为基调者,很容易就为民主"证伪"。他们的方法论十分简单。先制造一个乌托邦空想,完美无暇,完备无错误——然后,算出人类意志和选择中数量/矢量之于民主范畴内的缺如,然后说,民主,是一种阙如。那么,什么是超民主,不缺如呢?他们就不知所云了——这些缺如论者历史完美主义,其实,在希特勒和毛氏那里经常出没,列宁更是极尽嘲笑资产阶级民主之能事。那么,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们认为,把民主和完美、完备、数量/矢量俱全的统计主义合并在一起,制造卢梭所谓普遍意志的总体论和分体论,首先,就是为专制正确性,打开缺口。

再是,民主派政治领袖和学者,从来并不讳言民主是一种缺陷,一种不完美,一种、甚至罪恶——邱吉尔说过,民主不那么好,但是专制更怀(大意)——这个意思就是,在思维前提中首先确立正确、完备和善(相对于恶),这个方式,其实是中国儒家式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不是民主的思维的方式——民主,就是宽容——宽容,就是容纳不正确、不完美、不善……

最后,民主发展前后,适应了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之人性"原罪说",和民主的宽容,是一币两面——如果你们认为民主就是要追求完备,你们不是成为比康斯坦丁大帝还要残暴和无知的什么主义者吗?——毛,就是一个比基督教皇帝残暴无道的那个者。
在此大前提的规定下,毛的文革,首先认定了人类可以、必须或者有望被他改造成为完备之人,新人,雷锋——这些人的内涵,就是由民主缺陷之反对者内涵苟且组合而成的——他们起身杀戮所有不正确的刘少奇和人民。这个主义,是不是人类政治牛顿、人类政治爱因斯坦的互相证伪和试错?完全不是!因为证伪和试错之显例,就是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学说包容和学说范式中,互相兼顾和互相批评——那是一种新、老范式的逻辑分野,而非一个推翻一个。爱因斯坦,迄今也无法解释低速时空间的物理现象,而是依然遵循牛顿法则给予解释的。

周氏读过"现实就是合理"论,但是,他不知道,黑格尔本身,就是正负演绎之合题的主张者;他的辩证法,就是一个吃掉一个——而德理达等人的现代性批判,正好是要解构"合题"——现实,本身就是为了不现实而存在的;永久的现实之合理,正好就是黑格尔的反题——一切历史的意志论,正在不断地开辟现实合理性错动的可能性。这一点,完全批判了周氏曲解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说。希特勒和文革是现实的,但是,我们说,他,不合理!这不是理论,是常识,是生活问题。

难道黑格尔说过,文革开动,就产生不批判之合理性吗?

辨正逻辑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统一,难道不正好说明——一切现实的,就是不合理的吗?

我们说,毛的作为,正是在集纳古今中外一切专制极权的罪孽之渊薮,而无丝毫牛顿主义或者爱因斯坦主义,于其身。只是他的邪恶,完全超过历代帝王于古往今来——一言蔽之,他本人,企图超越完备和正确,以达到基督和神的位置——这个东西,甚至不是N个康斯坦丁大帝们的奢望。在此毛主义的什么也没有试错,什么也没有证伪的文革里,人们内部涌动的、不是爱因斯坦对于牛顿时空定理的怀疑,而是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疯了?病了?蠢了?他们难道可以这样蠢乎其颠地杀戮同胞和兄弟姐妹,而一个周氏,居然还跑出来说,哈哈,这就是毛主席在证伪呢——这个世界,难道容忍居然有这样"证伪"的哲学家和屠夫吗?

周氏论点是,文革被后文革证伪了。现在,和谐了,阶级调和了。试问,一个占据国家财富百分之九十的两、三千宠幸阶层之人,代表了周氏和解论的全部证明吗?

一个年群体事件(官方语言)七、八万次的中国,真是和谐、又是瑞典模式之仿效者吗?
周氏"证伪"之例,就是歌颂伟大的邓时代,三表时代和和谐时代吗?

难道周氏不去看看国人究竟怎样嘲笑你心目中的"正确"吗?

现在,你面对那些在朝,在府的贪官,是不是要来一个"打倒走资派"呢?

谁给你发动打倒的权利呢?

你起死回生于毛吗?

你究竟是和谐论者,还是打倒走资派论者呢?

走资派,毛是不是要真打倒呢?

张春桥之类,是不是走资派呢?

陈良宇是不是呢?

你是"和谐"他们,还是"打倒"他们呢?

整个一团烂泥!

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反对周氏的文革=六四说。文革约等于之,或许,我们是同意的。道理太简单了。文革,是毛的革命为私;六四,是民主或者半民主抗争,不是御用运动——虽然,国人由于文革和极权洗脑,幼稚病尚未除毕,遂产生各种我们所谓类似水浒的招安和反招安主义之分野;赵本人的体制两重性等等,正好是六四半民主和半水浒的效应说,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个课题,在去年争执"人民文革论"的时候,多有论及。这里浅尝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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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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