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飞 略论“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与“桂林老多”之不同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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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这是个可说可不说的话题。不过它既然是发生在桂林的一个历史事实，道道也无妨。那就是：1974年因写大字报揭露广西文革罪恶，“四人帮”被打倒后，在全自治区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官方也称作“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和“七四专案”，在官方内部简称“张案”，故下文也简称“张案”）和“桂林老多”，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张案”这个组织，就是“桂林老多”的一部分；或者：1974年发生于桂林，影响波及全广西的批判桂林“八二0行动”和与韦国清的斗争，就是“桂林老多”与韦国清斗争的再起和继续？
对这件事到底应该怎样认知？很多人是弄不清的。而我本人，因与原“桂林老多”的成员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开博客后，也不想对此细作什么区别，所以在博文中，有把二者等同起来之误。现在觉得，说清楚是有必要的。
例如在晓明所著《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的第二十四回“批林批孔又批韦祖珍，桂林老多揭批八二0”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当年的“老多”人被镇压下去了，但一些活下来的“老多”人的心里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八·二O”的。乘此“批林批孔”之机，活了下来的“老多”骨干成员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龚志明、李新、陈体郁等一批人站出来，发扬“老多”人当年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八·二0公告》及其行动……

首先十分感谢晓明先生对我们当年揭发批判“八·二0行动”的肯定，也欣赏他著书立说揭露韦国清及广西文革罪恶的勇气，但他的上述记述，是不够准确的。
1974年桂林写大字报的成员，不完全是原“桂林老多”的成员；他们与“桂林老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在斗争的目的和性质上，也与“桂林老多”完全不同。

一、成员的不同

“张案”的成员，是由7种人组成：
1、原“桂林老多”的成员。如张雄飞、罗绍安、许瑞林、刘玉生、李新、陈体郁等便是。这部分人占多数。他们先是虽受“八二0行动”镇压，但误认为这个行动是执行《七三布告》，心想既然是中央支持的，就是想不通，也不敢反抗而任其批斗、关押，个个都作了检查“认错”。他们后来被陆续释放，回到社会后，才知道这个“八二0行动”,是个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法西斯暴行，同时也知晓了发生在全广西境内的无数惨案，这就让他们对“八二0行动”和广西的文革罪行，从忍气呑声到奋起揭露批判了。
2、原“桂林联指”的成员。如李和平、×××、×××(不便写出他们的姓名)等便是。他们原是“桂林联指”观点的，并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如李和平，是“桂林联指”最初的30几个组织成员当中的一个，所以后来是“桂林联指”总部的参谋。但他从来不参与“桂林联指”的各种违法行动，对于桂林的“八二0行动”及发生在全广西境内的滥杀无辜，他更是深痛恶绝，所以，1975年春节，他和他的朋友们，去桂钢找到了我，毅然参加了写大字报的活动，并成为最坚定的“张案”的主要成员。
3、没参加广西文革，从外省调回桂林工作的人。如哈康文便是。他原在湖南工作，七十年代才调回桂林钢厂当技术员。在了解了桂林及广西的文革惨案后，便于1974年春，与罗绍安、张雄飞三人商量，决定在桂林发起写大字报揭露桂林和广西的文革问题，在桂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就是他。
4、文革被杀害者的子女。如刘月婵、邓平波便是。刘月婵是临桂县法院院长刘锡成之女。在临桂县的杀人狂潮中，刘锡成夫妇双双被害。这还不够，该县的“联指”，又去东北把“武斗”之前，就回老家避难的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抓回来杀掉。邓平波的母亲罗玉珀是临桂县医院的副院长，父亲也是临桂县的中层干部，都被杀害了。所以，当1974年大字报上街后，他们就怀着父母被害，自己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成为孤儿的仇恨，参加了“张案”的活动。
5、既不是“广西422”，也不是“广西联指”，属于“中间派”组织的成员。如赖东荣便是。他原在平桂矿务局冶金机修厂当技术员，七十年代初期隨全厂迁调来桂林市。在平桂矿务局时，喊“打倒韦国清”他不举手，喊“打倒伍晋南”他也不举手，他组织了一个中间派组织“鲁迅兵团”，主张对立的“422”和“联指”搞大联合，不要搞武斗。当武斗暴发，机枪哒哒叫，手榴弹轰轰响的时候，他竟执着地冒着生命危险，跑去两派的据点中，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打，要联合。就是这样一个人，当1974年桂林大字报上街时，他逐渐看清了广西文革的问题，便坚决参加写大字报的活动，他既反对“八二0”，也反对韦国清，也是“张案”把观点坚持到底的主要成员。
6、“桂林老多”“桂林联指”都不参加的人。如黄锦祥便是。老黄原是桂林雁山植物研究所的技术员，他最关注的是搞水稻秧苗栽培的研究，用那时候的话来讲，他是个只关心业务，不关心政治的“白专”技术人员。对文化大革命，他原来是不敢参与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姐夫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并被劳改，妹夫也是“右派分子”，岳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为什么参加了我们写大字报的活动呢，一是因为被我们所揭露的“八二0”和广西的文革罪行所震憾，二是因为他当时为了解决广西在“倒春寒”中的“烂秧”问题，创造了一种叫做“墻壁育秧”的方法，即利用农民向阳面的墻壁，采用他的特殊技术手段来育秧，就可以解决“烂秧”问题，但单位的领导因为他的“成份不好”，不支持他，他火了，就加入我们的行列，用写大字报，宣传他搞科学研究受压制的情况，还两口子拿着他研究的成果，去到北京，要在天安门展览宣传贴大字报，还打算在中南海前拦中央首长的汽车，为“张案”（此时多人己被捕）和他的科学试验受压制鸣冤，这样他就成了桂林的“天安门分子”，被桂林公安从北京押解回来，最后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6、部队转业下来的、1974年前没参加广西文革的成员。如彭富森便是。老彭复员前曾任解放军127师师部组织干事，回桂林后，就碰上了桂林的大字报风潮，他也因为赞成大字报上的观点，积极参加了活动，是“张案”的活跃分子和主要成员，最先被抓的就是他和李和平。
所以从成员的组合来看，“张案”成员与“桂林老多”原成员，显然完全不同。“张案”成员，其实是社会上一群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因反对广西文革暴行才生死与共进行斗争的！他们的联合，不是文革派性的联合。

二、组织的不同

1968年8月20日的桂林“八二0行动”，标志着“桂林老多”这个群众组织，因武装镇压而被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
1974年到1975年，桂林的大字报上街活动，原来是没有组织的各自为战。到了1975年春，能顶住政治高压坚持下来的大部分人，利用四届人大颁布新《宪法》的时机，起初计划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并写好了《章程》，因部分成员认为这样搞不适宜，便改为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简称“捍宪会”)，后又因一部分成员不赞成，最后改成由“编委会”组稿和统一编辑书写的大字报专栏：“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论坛”(简称“捍宪论坛”)。这个组织，是在“桂林老多”已消亡将近七年后组成的，因此它在组织上与“桂林老多”，没有任何关系。
（附件一：《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章程（草案）》，法院影印件）（因电脑技术不行，插入图片失败，抱歉！）
（附件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刑复字第52号》有关段落：
“张雄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春，打着批林批孔旗号，进行串联，妄图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所谓《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后改为《论坛》），自任该会中心组长，制定《协会》总纲和《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章程，煽动群众，制造舆论，妄图实行乱中夺权。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本院认为，申诉人张雄飞，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搞打砸抢破坏活动，受处分后仍不悔改，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非法组织，妄图实行乱中夺权，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罪。申诉人张雄飞否认犯反革命罪是无理的。但据其所犯的罪行，原判量刑过重。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桂林市人民法院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76）刑判字第67号刑事判决；
二、改判反革命犯张雄飞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一九八0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止。”）

四、斗争特点不同

一、如果把“桂林老多”的斗争，分成几个阶段，那恐怕就是：
(一)最初的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革命造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
(二)联合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革命造反大军”，进行全市大夺权行动阶段；
(三)“造反大军”——即“桂林老多”与“桂林联指”的争夺掌握桂林权力斗争的阶段；
(四)后期的反对韦国清压制和镇压“桂林老多”和“广西422”阶段。
而从1966年6月至1968年9月，桂林市文革的特点是：
(一)集中表现为两大派——“桂林老多”与“桂林联指”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
(二)而这两大派，都是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是按照或利用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活动的；都是部分或全部得到当时中央的支持的。所以
(三)这两大派，最终都被中央定为“革命群众组织”。
(四)这两大派斗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完全控制或主导桂林市的各级政权。
二、“张案”与之比较便可见：
(一)“张案”的斗争开始是写大字报上街，后来写大字报的人，联合组成“捍宪会”和“捍宪论坛”，阶段性很简单；
(二)“张案”没有对立的群众组织，矛头始终对着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区市两级党政机关，所以是民与官之争，不是派与派之争；
(三)“张案”的斗争，只是利用了当时“批林批孔”的口号，实质否定的是中央支持的广西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因此他们的行为，从来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反而也受到来自中央的压制和打击；
(四)“张案”成员所成立的组织，并不被中央和广西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相反地，从大字报一上街，就被定为“反革命活动”，其后的组织，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组织。
(五)“张案”从来没有以夺取桂林市各级政权为斗争目标。
（六）“张案”的斗争，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的说理斗争。（但被镇压时，则像“桂林老多”那样挨打被斗，如李和平，因他有“双重罪恶”：“张案罪”和“背叛‘联指’罪”，多次被拉开牢房用木棒毒打，打得他遍体鳞伤，膝盖肿得像海碗那么粗，爬着回牢房。审讯时，办案人员还拿成把的大头针扎他的头皮，他回到牢房，竟从头皮里，扯出9根大头针来！）

三、斗争目的与性质的不同

斗争目的，决定斗争的性质。
如上所述，“张案”成员1974年至1975年的斗争，可分两个阶段：
一、1974年底以前的大字报阶段。这个阶段的斗争目的，是联系“批林”，揭露“八二0”和韦国清的文革罪恶。揭露的重点，是乱杀人的大量冤案。这样做，是为了达到四个目的：
1、希望通过大字报和向中央递交书面材料，让中央了解广西和韦国清的问题，把韦国清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
2、要求惩办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把因打人杀人有功而入党作官的违法分子，从党内和政权机关内清除出去；
3、要求党委为死难者平反昭雪；
4、给死难者的家属经济补尝和切实的生活照顾。
虽然“张案”的成员，在写大字报过程中，也有控诉“革命造反派”被镇压的内容，也提出过“革命造反派”要翻身的口号。但通观其整个斗争过程及斗争诉求的实质，“张案”主要是利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口号，揭露广西文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以争取中央解决广西大肆乱杀人的严重问题。
所以“张案”的斗争实质，是坚持人道主义，反对反人性的法西斯主义，这就直接捍卫了人的最大权利——生命权。
二、自1975年春天起，桂林的大字报活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成立了“捍宪会”和“捍宪论坛”。这时的斗争内容，除了继续揭露桂林和广西的文革惨案外，向社会和党政机关呼吁不是在口头上，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兑现“新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及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并提出群众有监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执行“新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权利。
由此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桂林的大字报活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即人民群众自觉起来捍卫和争取社会主义法制与民主权利的质变。
如今人民群众要求国家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不就是建立法制社会，给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民主权利，以对国家政权，实行有效的监督吗？这是政治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而在1975年，“张案”虽然还有着某些局限性，但是已经把上述问题的实质提出来了，并且不怕镇压，以成立“捍宪会”和“捍宪论坛”的实际行动，行使了（即便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新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张案”1974年1975年的那场斗争，不是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的斗争，是社会上各行各业、无职无权的一群普通干部群众，与实施和掩盖广西文革暴行的各级当权者的斗争；是普通老百姓与当权者人权与反人权，法制与反法制，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这些都是与“桂林老多”不同的。
如果把“张案”的斗争，依然归结为广西文革两派的争斗，那便是没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仅凭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作出的轻率结论。

五、受镇压迫害的特点不同

一、“桂林老多”在1968年既受到武装围剿，“八二0行动'时又遭大抓捕、大屠杀、大批斗，其规模之大，受害者之多，“张案”是不能与之比拟的。
二、但“桂林老多”受迫害、关押、屠杀的，绝大多数是中下层头头和普通成员。而上层负责人则不同。例如在《七三布告》颁布后，广西两派赴京学习班在北京执行“各自清理”（《七三布告》语）本组织的“坏头头”时，“桂林老多”赴京代表团的头头们，除了被迫把“二刘”（即刘天偿、刘振林，后者不是“市革委会委员”）当作“坏头头”“揪出来”批斗外，其他的头头，在京时都被韦国清当作“统战对象”不批不斗不关。只是在回到桂林后，才有了三种“待遇”。以“桂林老多”的21名“市革委会委员”为例：
1、二人被关进看守所；
2、部分被关在单位；
3、部分不关，仍保留“市革委会委员”头衔，只在单位和各种学习班上被批斗。其中学生身份的，更受“优待”：有的从来不关只小批不斗。即便是“造反大军军长”×××，也是先短期关在学校，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最后分配工作。
所以在21名“市革委会委员”中，除了刘天偿被长期关押在看守所，最后以所谓的“刑事犯罪”被冤杀外，没有一个被判刑的。
“张案”则是20几个主要成员，全部被关进看守所。被关押和服刑时间少则3、4年，多则7、8年。其中被判死缓等重刑的4人。
三、在七十年代的中、末期，官方把要“从严处理”的“桂林老多”头头，从人民内部矛盾转换成敌我矛盾时，都扣上“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被执行死刑的刘天偿；被判刑10年的“红卫师师长”唐××；还有“桂林工总”的几个头头如鲁××、伍××等。不过坏事也变成了好事，当“张案”彻底平反时，刘天偿之外的这些头头们，也都彻底平反了，并“用麻袋去装补发的工资”（社会传言），而南宁、柳州的“422”头头们，却没有这种“运气”。

六、受批判的规模不同

一、“桂林老多”被武装消灭后，并没有对这个组织进行“革命大批判”，仅对个人问题——被掌权者定为“犯罪”和“犯错误”的问题，进行单个的批判。而批判的范围，也仅限于单位和桂林，只是在批判“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时，才在《桂林战报》上，点了刘天偿和刘振林的名。
二、对“张案”的“革命大批判”，则不同了。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可以说在广西是“史无前例”的。
1、《桂林战报》、《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发表大批判文章和“评论员文章”、“编辑部评论”文章，批判“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也刊载若干广西党政负责人的文章、发言，对“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大批判”，于是把批判的影响，扩大至全国。
3、在四年多的时间中，桂林市委、自治区党委，对“张案”多次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大批判。在所有的其他重要大型会议上，也不忘记上挂“四人帮”，下联“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或“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
4、桂林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次带头批判“张雄飞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或“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讲话，都刊载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的第一版头条。
4、桂林广播站、广西人民电台，大肆播报批判“张案”的消息和文章，造成超出国界的影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详情见本人博客文章《这样大的冤案为什么不写－－三揭〈桂林晚报〉……》）

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