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南开大学的“抓叛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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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

　　
　　文化革命中，南开大学的“卫东”和“八•一八”这两个在校内问题上观点相悖的红卫兵组织，都在揪“刘少奇叛徒集团”案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在全国享有盛誉。这里根据一份资料，介绍一下“八•一八”红卫兵“抓叛徒”活动中惊心动魄的艰辛历程。
　　
　　南开大学文革初期有三个组织：①“卫东”红卫兵，1966年8月12日成立；② “八•一八”红色造反团，8月18日成立；③“八•三一”红卫兵，8月31日成立。到了1967年5月4日，“八•一八”和“八•三一”联合，统称“八•一八”红色造反团。 “八•一八” 和“卫东”在校内问题上认识分歧，后来发展为势不两立。例如，在一份“八•一八”主办的《新南开》（残缺版）小报（第22期67.5.22）空白处《启示》中这样写到：“自本月18日以来，卫东队中一小撮暴徒，连续闯进我校印刷厂，抢劫一空，霸为己有，剥夺印刷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本期第1版已被抢去，第2、4版经过整理，才终于和大家见面”。当然，“卫东”破坏“八•一八”出报也自会有他的道理。不过此事足以证明两者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然而，这两个组织在“抓叛徒”问题上，虽然各自一套人马，各干各的，却都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1967年11月22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第10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时，谢富治说：你们“八•一八”抓叛徒有功劳，“卫东”抓叛徒也有功劳，这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可是，谁叫你们打架呢？
　　
　　文革中有一份流传很广的资料，就是根据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贾淑琴关于“抓叛徒”的报告整理而成的，时间是1967年12月29日。贾淑琴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形成和多年来的复辟活动以及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一年多来“揪叛徒”的经历，从资料中多次出现“呼口号”、“热烈鼓掌”、“长时间鼓掌”的字样，可以看出该报告引起的轰动程度。以下是根据报告内容对“抓叛徒”事件的简述。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61名成员都是“老革命”，当初他们在敌人监狱中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画押后被释放出来的。解放17年来，他们认定是自己是“为革命叛党”、是“组织行为”，所以，大都在重要领导岗位担任要职。可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贾淑琴在报告中说，叛徒的出狱就意味着无数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意味着许多党组织的破坏。有一个担任副部级职务的“叛徒”，出狱时出卖了60多个同志。安徽国民党“反省院”一年内出来的叛徒就出卖共产党员4000名，为此，国民党给这个“反省院”还发了嘉奖令。当然，也有因拒绝在“反共启示”上签字而被长期关押，解放后又受到叛徒集团打击迫害的例子，这就是山西刘格平同志。1936年，刘格平被关在北平国民党“军人反省院”监狱里。当刘少奇的指示传到监狱后，刘格平拒绝执行，有人说：这是党的命令，你不执行，出狱后也给你党籍处分。刘说：“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真正气节。”就这样，刘格平多坐了9年零3个月的监狱。解放以后，刘格平是中央委员，行政3级，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来，刘少奇抓住刘格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撤销一切职务，将刘格平调任山西。在送往山西途中，刘格平被绳子捆绑扣押20多天。后来经中央决定，才不得不给刘格平一个有职无权的副省长职务。还说刘精神不正常，要强行送到疯人院。直到文化革命中，刘格平才站了出来，当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刘格平曾9次接见“抓叛徒”调查团的同学，给予很大支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年学生走上“抓叛徒”之路呢？贾淑琴在报告中说：文革初期，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被群众揭发出有历史问题，学生根据线索，到北京搞调查，经过多方查证，得知他的叛徒行为曾是刘少奇的指示。当时正是1966年10月，刘少奇还以中央领导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学生们十分犹豫，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后得出结论：这个叛徒集团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饭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斗争到底。于是，1966年11月1日，他们给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汇报材料。11月9日，南开大学出现《看，高××反党反革命的叛徒嘴脸》和《告全国人民书》的大字报，呼吁全国造反派，彻底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从此，200多人组织了若干个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查资料、找线索、搞调查，除了西藏、台湾两个省，其它都跑到了。经费是校内外学生、工人师傅、农民兄弟捐凑的。
　　
　　在“抓叛徒”调查活动中，出现过许多感人的事迹。有一个叫陈通的学生，共产党员，是专管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出图书馆，直到劳累得了重病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位赵福林同学，在他参加调查活动不久，他的父亲就接到匿名信，说他是三反分子，已经被开除团籍，他父亲很生气地写信要他立即回家。当时，赵福林正在南京搞调查，接信后向同学借钱做了一面红旗到雨花台献给烈士，墓前写了一首诗：“半夜雨花台，壮志满胸怀。先烈为党死，血浇百花开。继承先烈志，自有后来人。誓斩判贼手，为党除奸害。”回来含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可能叛徒集团挖不出来，您的儿子会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不连累父母，情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不把叛徒集团挖出来，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后他当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员后才回家看望了父母。在学校留守的同学，为了保护调查材料也付出了代价。1967年1月9日，有人去砸办公室，姚正思同学用棉袄抱住调查材料逃走，当他把材料送到北京的时候，浑身上下棉衣冻成冰棒，用剪刀割开胸口衣服才把材料取出来。还有一个小分队到东北大庆油田搞调查，路过林海雪原，火车因雪停开，他们在雪地里走了9天9夜，有的脚冻烂了还坚持走，行程几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在“抓叛徒”的调查过程中，最难的是被调查人的逃避、刁难和订立攻守同盟。在抓到一些叛徒的时候，发现都统一口径，都说是柯庆施指示叛党的。无奈之下，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不料仅隔四个小时，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说明情况：北方局的叛徒与柯庆施无关。周总理的重视更加坚定了他们“抓叛徒”的决心。调查中被打、被抓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时候，总是得到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的支持而脱险。比如，到南京的13位同学被陷害逮捕，康生亲自打电话，释放了他们。最后，调查材料终于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看了后，亲自通知“八•一八”来京汇报。
　　
　　1967年4月26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团》大会，南开大学八•一八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还宣读了刘格平的书面发言。《新南开》小报第16期上登载了对这次大会的报道和发言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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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南开的主楼，是一座典型的苏联式建筑。主楼二楼是个环形走廊，当时那些被批斗的教授们，脖子上挂着牌子，或者举着写明自己罪证的木板，整整一圈站满了这些受批斗的人。许多老师对主楼心有余悸，当时的主楼，每隔几天就有一两个纵身跳楼的身影，学生们在南开的下水道里发现无名的尸体都觉得习以为常，从下水道里流出来血水都很正常。从南开的东门进去，是宁静的北村和东村，当年的这一片可一点也不宁静，试举许正扬先生为例吧。
许正扬先生，浙江海宁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燕大的时候他和周汝昌是同班同学，周和他关系不错，还一起有过合作。许先生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教文学，他的专长是宋代小说——话本的研究，他和南开的图书馆员结了婚，育有二女，聪明可爱，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文革来时，许先生才40岁，由于爱说真话，正直诚实，很快就成为批斗对象。那时的许先生早已有肝病，多是卧床在家，不怎么出门，红卫兵们要他去主楼门前拔草，许先生只好拖着几乎走不动的病体去拔草，67年的炎炎夏日，瘦弱的许先生每天干着起早贪黑的拔草活计。
许家很快被抄家了，家里的所有东西能砸碎的被砸碎，能带走的被带走，所有未刊出的书稿被焚毁或撕掉。许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书法，他当时带过的研究生，也是许先生学术上为数不多的传人，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宁宗一先生记得，这位老师是怎样在给学生授课时写出一黑板一黑板工工整整的瘦金体。而那些印着漂亮瘦金体字迹的手稿，随着那场浩劫已经全部湮灭了。
一天傍晚，从主楼拔草归来的许先生回到家，吃过饭，看似出去散步，却再也没有回来。他自沉于南开大学如今北村所在地的一条小溪了。那条小溪，如今早已不在，但是当时他跳下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什么都不知道。许先生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句话都没有留给妻女，就这样走了。
他的死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家人不被允许打捞他的尸体，直到文革结束才允许开追悼会。他的心血——多年来的书稿全部毁于抄家，最后只抢救出一点点文稿，被编为《许正扬文存》，薄薄一本册子，薄到让人讶异、让人沉默。
南开两大湖——新开湖和马蹄湖，是很有南开特色的，凡是去过南开的人应该都记得，马蹄湖夏日盛开的荷花，和新开湖畔悠扬的笛声。南开的家属楼建在远离东门的西南村，和北村恰好是最远距离。我想很多南开人不愿意想起这一段往事，很多南开人不愿去主楼自习，大概也是有这样的回忆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