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中：我的文革记实（江苏泰县）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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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挑动农民进城的“一0、二”事件

　　 “九、二九”事件以后，八一红卫兵撤出了县委大院。与此同时，我在姜堰文革场贴出大字报，邀请县委书记就八一红卫兵的合法性进行辩论。这是我在文革场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当时，黑字红卫兵在看到这份大字报以后说：纪大中一个假红卫兵，弄个真红卫兵同他辩论就不错了，还敢邀请县委书记？后来，大串联期间，张春桥在上海会见八一红卫兵，听取泰县文革情况汇报，汇报到这一情况时，张春桥插话：“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有什么了不起！”又说：“成立八一红卫兵，属于人民群众的集社，受宪法保护，不需要县委同意。但是既然他不同意，也就一定要他同意。”这一观点，与我不谋而合。
　　 这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此，八一红卫兵决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坚决粉碎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我在文革场贴出大字报，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陈述，表示只与县委书记或副书记辩论，不与工人进行辩论。
　　 文革场在县城姜堰的中心，文革前和现在都称为坝口。从坝口向东、西、南、北引伸出四条街,分别称作东街、西街、南街和北街。胡锦涛总书记旧居就在北街刘家桥，距坝口不过200米左右。1966年10月2日，文革场贴出了全县在文革期间的第一幅大标语：“纪大中当了可耻的逃兵，不敢和工人辩论了！”
　　 当天晚上七点左右，我和两、三个同学到文革场去看到这幅大标语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匆匆跑到我的面前，说：“你赶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县委已经通知山桥大队的农民，要把你捉到农村去，关七、八天。”我知道，山桥大队属姜堰公社，在姜堰以北。依据情势，我当即决定，不但不回去，而且要走上文革场的宣传台，让人民群众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所谓宣传台，是县委在文革场北侧中间用木头新搭建的台子。面积约20平方米，高度1、5米左右。
　　 我和两、三个同学刚上宣传台，农民们真的来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上台揪住我的衣领和头发就向台下拖。我挣脱他们揪住头发的手，我的两、三个同学贴身护住我的身体。台下支持我的群众看不下去，纷纷上台掰开揪住我的农民的手。增援农民的农民又挤到台上，揪住我的衣服的任何一个可以揪住的部位，往台下拖。台下又有支持我的群众上台来对我实施解救。
　　 就这样，一层揪我的农民，一层解救我的群众，也不知围了几层。20平方米左右的宣传台很快挤满了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相持不下。突然，脚底下沉，身体倾斜。原来由于人多太重，台子西侧柱子被压断。幸亏台子底下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宣传台塌了。但是原来台子上的人并没有因此散开。相反，由于揪我和救我的空间不再受台子的限制，以我为核心的包围圈越扩越大。包围圈开始从文革场向北，沿北街来回移动。揪我的农民力量大时，包围圈向北移动，解救我的群众力量大时，包围圈向南移动。向北最远移动到姜堰中医院即胡锦涛总书记旧居附近，向南最远处是文革场。之所以将我向北拖，显然是要将我拉到山桥大队去。我的耳边不断传来农民的声音：“县委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你竟敢反对县委！”“把他拖到乡下去挑粪！”“把他拖到乡下去，灌屎！”“到乡下去，关他几天再说！”
　　 深夜，农民未能将我拖到农村去，渐渐走了。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折腾，我拖着疲惫不堪、累累伤痕的身体回学校宿舍。里里外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鞋子和袜子都已不知去向，只好打赤脚。头发掉了好几把，身上挨的拳头不可胜数。
　　 这次县委挑动农民进城、要将我拖往农村实施迫害的事件，发生在1966年10月2日。这就是发生在文革中的县城姜堰尽人皆知的“一0、二”事件。



十七、杨政其人

　　 泰县县委利用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挑动农民进城，一手制造了“一0、二”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绝不是仅此一例。1966年9-10月间，江苏省邗江县委代理书记杨政因挑动农民进城被江苏省委罢了官。这是江苏省委因文革中的问题第一次对县委领导干部罢官。此事刊登在《新华日报》上，震动了全省。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位杨政，竟然与我家有牵连。我的父母多年来虽多方打听但不知道杨政的消息，却因为杨政挑动农民进城被罢官并见报而知道了他的下落。
　　 我的父亲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共产党员，老革命。文革中，我的父亲被迫害致死。杨政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
　　 解放前夕，1949年初，在江苏省江都县丁沟镇，发生了一件震动江都全县的大事：我的小姑母（现住上海）在我家门口发现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正向我家猛扑过来。当时她还年轻，尚未出嫁，与我们住在一起。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知道形势险恶紧急，立马通知我的父亲和长年住在我家的杨政转移。敌人火速将我家团团包围，但毕竟稍晚半步，我的父亲和杨政听到我姑母的紧急呼喊己经逃离险境。敌人扑了个空，气急败坏。将我的母亲、小姑母、姐姐和我四人捉住，并决定第二天枪决。当时，我刚满一周岁。
　　 原来，我的父亲是以行医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杨政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长年住我家从事我党地下工作。此次国民党反动派前来搜捕是因为有叛徒出卖。如果不是我的小姑母发现及时，我的父亲和杨政必死无疑了。
　　 第二天拂晓，突然枪声大作，有如爆豆。原来，是我们的部队打来了。敌人丢下我们，只顾仓惶逃命。我的母亲、小姑母、姐姐和我四人获救了。一夜时间，我母亲的头发白了不少。伍子胥昔年过昭关，一夜之间白了头，非虚传也。
　　 由于暴露了身份，我的父亲和杨政都不能再在原地工作。党安排我的父亲到部队工作，任我江都团门诊室长。党也没有忘记我家其他人的安全。因为当时的丁沟镇处于敌我双方拉锯式地区，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杨政受党委托，将我的母亲、小姑母、姐姐和我四人秘密转移到苏北里下河地区。从此，杨政亦不知去向。
　　 因为杨政挑动农民进城被罢官并见报而知道了他的下落，对于我的父亲和我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父亲在1968年被打成叛徒，杨政和其他当年的知情者证明了他在政治上清白无瑕。上世纪八十年代，杨政专程从扬州赶到姜堰探望我们，当时他担任扬州地区供销联社主任。我的父亲己在1979年大年初一被含冤迫害致死，对他的平反昭雪是在他死后经陈云亲笔批示才得以实现的。痛哉斯也！
　　 我虽然出生在江都县丁沟，但离开那里时才一周岁，并不懂事。直到1970年10月，插队期间，我去扬州挑凤凰河奔赴工地的路上，才得以再访丁沟。我当时写的词《卜算子》（用毛泽东“《卜算子咏梅》韵）及原注如下：

　　 卜算子 1970年10月3日
　　 访丁沟*

　　 初去治淮河，
　　 忽报丁沟到。
　　 惊喜如狂访故乡，
　　 小镇何其俏！

　　 小镇记深仇*，
　　 誓把仇来报。
　　 待到环球一片红，
　　 再有干杯笑！

　　 注：丁沟，江都丁沟镇。我于1948年1月2日出生于此镇。一周岁时，我因父亲从事中共地下工作被叛徒出卖而同母亲、姐姐及小姑母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拟第二天杀害（父亲因我的小姑母发现敌情后及时通知而成功转移）。第二天我武装部队突袭丁沟我们才获救。据母亲说，我武装部队并不是为解救我们才攻打丁沟的，这只是巧合。因身份已暴露，父亲从此转入部队（任我江都团门诊室长）。长年住在我家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杨政（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江苏省邗江县委代理书记，因挑动农民进城被撤职并见报，我也因此知道了他的下落）按党的决定将我家转移到苏北里下河区。上述“丁沟事件”发生于全国解放前夕，在丁沟镇乃至江都全县影响很大。
　　 小镇记深仇，指我家与国民党反动派之仇也。



十八、冲破阻拦，上北京见毛泽东

1966年10月，一个消息沸腾着中国大地，也振奋了小小的地球：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了！
　　 按照县委决定，姜堰中学赴北京见毛泽东的代表只有两名，全部从黑字红卫兵中产生；由县文革接待站主任率红卫兵代表赴京。八一红卫兵经讨论决定：黑字红卫兵的两名代表不能代表八一红卫兵，谁也无权剥夺八一红卫兵见毛泽东的权利。为此，不需要县委同意，我们步行赴京！
　　 为了防止县委和学校领导阻截，八一红卫兵严格保守秘密，不仅不公开赴京的决定，而且不暴露赴京准备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若无其事。除我以外，八一红卫兵在1966年10月1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分散行动，从四面八方秘密出发，集中到事先约定好的姜（堰）-泰（州）公路上的58号里程碑，人员到齐以后再沿着公路西进。我之所以没有同去，留守姜堰搞文革，是为了不放弃姜堰这块阵地。
　　 但是，八一红卫兵事先约定的在58号里程碑集中的时间刚过，姜堰中学校园内突然乱了起来，黑字红卫兵紧急集合，然后向校外飞奔。我意识到，八一红卫兵将要遭到阻拦了。然而，直到深夜，黑字红卫兵没有回校，八一红卫兵也没有回校。第二天，我见到了黑字红卫兵，但八一红卫兵仍然没有回校。据此，我知道，八一红卫兵已经成功地踏上赴京的大路了；我要独自一人挑起姜堰文革的重担，这是我作为留守人员的责任。
　　 我后来才知道，八一红卫兵的赴京意图当天被县委及时发觉了。县委紧急调动汽车，组织大批工人、农民和姜中的黑字红卫兵在姜泰公路上设置了三道防线加以阻截。其中，最坚固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是苏陈镇的茶庵桥。茶庵桥是姜泰公路上从姜堰到泰州的必经之桥。桥下河水又宽又长又深，时值深秋，寒气袭人。县委的人马层层堵塞在桥上，谁也不能过去，百无一失。相持冲撞多时不能奏效。突然，姜中高一（3）班一名八一红卫兵不怕牺牲，涌身跳进了茶庵桥下冰冷的河水！县委布置在桥上的人马惊呆了。就在这一瞬间，八一红卫兵同心合力，一鼓作气，，冲破了防线。
　　 由于众寡悬殊，八一红卫兵在突破茶庵桥防线后，被县委的大批人马驱赶到公路两边的农田之中，七零八落。直到第二天凌晨，县委见阻截无望，撤走人马，八一红卫兵才得以在泰州附近地区再度集结，点起全部人员，再向北京前进。
　　 茶庵桥的一场较量，是八一红卫兵从劣势转变为优势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八一红卫兵融入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队伍也日益壮大。
　　 八一红卫兵赴京以后，于1966年10月18日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又于1966年11月3日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八一红卫兵在北京期间遇到了姜堰黑字红卫兵代表并当众撕下了县文革接待站主任的红卫兵代表证。
　　 这期间，姜堰街头贴出了中央《通知》：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
　　 事隔三年，插队期间，路过姜泰公路上的58号里程碑，我回想当年八一红卫兵赴京情景，仍感慨万千，写诗一首。此诗及原注如下。

　　 七 绝 1969年8月25日晚

　　 征途漫漫定无边，五十八号一个碑。*
　　 勾起当年多少事，远方号子响连天！

　　 注：五十八号一个碑，指1966年328国道上的58号里程碑，在姜堰西郊。1966年10月姜堰中学造反派赴京串联，为粉碎保守派堵截，决定秘密分散行动，到该里程碑处集中再出发。



十九、大串联到上海

　　 对于中央是否真有关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我不能不怀疑：一、《通知》的下达，一没有通过党报，二没有通过会议，而竟然采用了红卫兵贴小字报的方式，十六开大小的纸，四处张贴，很不严肃，而且也不知是谁张贴的。二、《通知》的标题仅“通知”两个字，没有在标题中概括相关具体内容。落款仅“中央”二字，而不是“中共中央”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谈不上加盖公章。三、《通知》内容为县以下不搞文革，也没有说任何理由，令人不可理解。如果不搞文革，那么学校停了课，学生干什么？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高二的一个红铁军来找我，说：我们一起到上海去吧，有消息传来，八一红卫兵正被县委拦在上海辩论哩。我正好想要上访搞清中央关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是否属实，可以在与县委辩论后上访，于是二话不说，把牙刷牙膏毛巾和几件换洗衣服放到洗脸盆里，再将洗脸盆放进网袋。然后，背起网袋，一起踏上了大串连的路。想不到的是，到上海以后，在上海交大的一个二楼上。我刚放下网袋不过两三分钟，转过身来，网袋不见了，失窃了。以后，1966年11月下旬，大串连结束回到学校，我的被褥和所有生活用品竟也被偷得精光。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只好今天与这个同学同宿，明天再找另一个同学。幸好朋友多，那时的同学对人也热情真诚，我才能在一无所有中挣扎到插队的那一天。———此是后话。
　　 我们赴上海是坐汽车而非步行，沿途也没有任何人阻拦，所以很快就到上海了。真得感谢这位高二的红铁军，虽然1967年我们分裂成了两派。因为他的哄骗，我才第一次去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尽管我的大舅舅、五姨娘和小姑母都住在上海，而且大舅舅有八个子女住在上海，但是，在这以前，我并没有到上海去过。
　　 上海的繁华，令我目瞪口呆。淮海路，海关，劳动人民的杰作，人间奇迹。我仿佛到了外星球。淮海路的宽阔路面，楼房，似乎金属铸成的。海关那些高楼，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运来又如何垒上去的？以后，我到上海多次，感到稀松平常，不过如此。但上海第一次的印象，仍然那么神奇和深刻，有如刀刻的一般。在我的小姑母家中，我生平第一次吃了带鱼，是小姑母招待我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至今回想起来，余味无穷。
　　 到上海以后，与我同行的那位高二的红铁军就与我分手了。所谓县委在上海拦截八一红卫兵辩论，乃子虚乌有。我在上海盘桓几天之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上海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大串联。只要是学生，我们吃饭不花钱，乘车（包括火车、长途公共汽车和市内公交车）不花钱，住宿也不花钱。因为：我们是毛泽东的客人。由于有了这样的待遇，全国的大串联才得以进行，文革这一当年被台湾的蒋介石、今天被大陆上的许多人异口同声、咬牙切齿地骂为“浩劫”的运动才能够走向高潮。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是在这一时期才泾渭分明的。我在上海交大看了两派的大字报，一派叫“反到底”，是造反派；另一派叫“彻底革命派”，简称“彻派”，是保守派。一般说来，在各个单位，都有造反派和保守派。由于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尽管造反派在各单位内部可能居于劣势，但在全国范围内，在总体上，已经通过大串连团结成一片，占了明显的优势。



二十、县以下不搞文革，真的吗？

　　 火车停了下来。打开车窗，外面灯火辉煌。一打听，原来是天津站。当时天津站的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卖梨子的人特别多。我买了一斤，二毛钱。梨子大小适中，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味道好极了。这二毛钱真正花在刀刃上了，值得。整个串联期间，大约一个半月，我也就只用了这二毛钱。出来的时候带了多少钱，减去二毛，剩下的就是串联结束回到姜堰时身上人民币的数目。
　　 “呜———”，一声长鸣。在天津站只是短暂停留。我取回梨子后，刚付出二毛钱，火车就启动了。
　　 第一次跨进北京，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向往北京，梦想有一天能够上北京。现在，这一天竟然真的来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三个字，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牛棚里玩耍，当时调皮得坐在牛棚里的横梁上。一个小伙伴说，中国有一个人叫“毛主席”。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到高中二年级，在利用课余时间攻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后，我确认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真理，决心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献身。现在，我就要见到毛泽东了。激动、高兴、自豪，欣喜若狂，百感交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我要直接向中央问明白：关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真的来自中央吗？
　　 北京没有上海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名胜古迹堪称全国第一。我没有到任何一处名胜古迹去参观，因为我惦记着要弄清县以下搞不搞文革，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我相信以后会有机会再到北京来参观每一处名胜古迹的。
　　 在北京崇文区住下以后，我急着查询两件事：其一，党中央住在哪里？其二，八一红卫兵住在哪里？
　　 我查清了党中央的住地：中南海。1966年10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了中南海。这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国务院的所在地。大门有六、七米宽，门两边是解放军站岗，非经允许不得入内。这时，门前宽阔的路上坐着100多个青年。一问，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也都为了同一目的：要中央答复，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是否真是中央的通知？县以下搞不搞文革？
　　 这些坐在地上的学生说：已经答应了，陶铸马上出来，代表中央对此作答复。陶铸是《松树的风格》一文的作者。《松树的风格》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很有文彩。我加入了静坐的队伍。
　　 一个小时过去了，陶铸没有出来。两个小时过去了，陶铸没有出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陶铸还是没有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天黑了。党中央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大门内不会有人出来了。坐在地上的学生陆陆续续站起来，拍拍屁股，一声不响地走了。最后，坚持不走的只剩下不到1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公交车也下班了，我们只好在中南海的大门前露天过夜。
　　 中南海门前的这一夜真是难熬，令我终生难忘。冷极了。黎明前更甚。为了抵御严寒，除我以外，大家都顾不得男女授受不清了，挤在一个墙角，依偎拥抱在一起，贴得越紧越暖和。我认为不应当和那三、四个认不得的女生挤在一起，于是独自一人沿着中南海外墙来回跑步，靠运动产生热量。
　　 天才麻麻亮，中南海的门灯熄了。我因为灯熄得太早了，于是按了门边的开关，想让门灯再亮一会儿。突然，五、六个解放军迅速向我包抄过来，神情严肃，责问我：“你干什么？”我说：“亮灯。”“你知道刚才是什么按钮吗？”“电灯开关。”“不。那是电铃按钮。直通中南海内部。只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我不知道。”警卫战士不再说话，分散开去，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我想：电铃一响，毛泽东该不会被惊动了吧。
　　 天亮了。坚守一夜的学生全部散去。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南海的。我回到崇文区的住地，倒头就熟睡，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醒来。我从来没有睡过如此又香又甜又沉的觉，连一个梦也没有做。醒来后，我听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你们了！”串联的学生们欢声雷动，响彻云霄。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串联的学生都来自五湖四海。虽然原来互不相识，但在串联中比兄弟姐妹还要亲。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公交车上，不管是谁，只要起一个头，大家就会共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共同唱一首革命歌曲其中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所以，火车或者公交车驶过，往往满载着一车语录的朗诵声或者满载着一车的歌。早请示晚回报，连吃饭之前也要集体背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先是局部地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并且增加了“忠”字舞等新项目，大搞形式主义。全国大量发行毛主席语录，大量制造毛主席像章，加之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我认为《公安六条》的发布毛泽东是知情的），使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而且伤害了不少好人。



二十一、两次见到毛泽东

1966年11月3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小将和青年学生。我被安排在广场的西南部。这天一大早，我就起身了。见毛泽东的人虽多，却都是队列整齐，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在人丛中隔不太远停一辆公交车。原来，这是公共厕所。从前面的车门排队上车，从后门依次而出。
　　 九时许，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大检阅由周恩来主持，林彪讲话。其实，大家对林彪讲了些什么，谁也不注意。全场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口号声响彻云霄，只是因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小将和青年学生的意义，也不在林彪的讲话，而在接见本身。毛泽东这次接见及以前、以后的多次接见，充分证明毛泽东与全国的红卫兵小将和青年学生心连心。领袖与群众紧密结合。史无前例的文革得以有了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不可阻挡。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感觉：其一，我站的地方是中国的心脏，也是世界的心脏；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我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希望，文革具有世界意义。其二，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并没有诗人的联想和政治家的豪情。除了以上两个感觉以外，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目不转睛地紧紧盯住毛泽东看，什么也不考虑。
　　 突然，队伍移动了。我惊醒过来。原来林彪的讲话已经结束，周恩来正指挥受检阅的大军向西挺进。我边走边回头，希望能够再多看毛泽东几眼。队伍特别慢。显然，后面的受检阅者与我一样心情。广播里不断传来周恩来的洪亮声音：“后面的同志要见毛主席。前面的同志：大踏步前进吧！”
　　 “大踏步前进吧！”周恩来洪亮、亲切的声音，至今仍然常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1966年11月中旬，我一生中第二次接受毛泽东检阅，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二十二、找华东局去

　　 北京市是我国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文革中又涌进了大批毛泽东的客人———红卫兵。在这茫茫人海中寻找先期到达的八一红卫兵，真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然而，这几百万分之一的可能居然变成了现实：两次见到毛泽东以后，我在大街上竟偶然遇到了一个先期到达的八一红卫兵。原来，先期到达的八一红卫兵在三次接受毛泽东检阅后尚未离开北京，就住在离崇文区不远的地方。大家都高兴极了。因为乘车不花钱，加之两处相隔并不太远，所以我也就仍然在崇文区住宿。
　　 会师后，一个先期到达的八一红卫兵向我提出：“我们应当离开北京了。我们已经见过几次毛主席，应当让还没有见到过毛主席的学生到北京来见毛主席了！”这是一个初三的调皮的学生。他因为觉得有趣，几天前曾在大街上摸过一个外国佬的头皮。当时，外国佬把汽车停在街上，又大又圆又肥又亮的脑袋探出车窗四处张望，这个调皮的八一红卫兵伸出手来，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这个与中国人不同的脑袋，有一种滑腻的奇怪感觉，哈哈大笑。外国佬气急败坏，满脸通红，从车窗内伸出双拳，用中国话连呼：“抗议！抗议！”这种对待外国友人的不友好态度，我认为是不对的，但是他主张离开北京，减轻北京的压力，好让更多的红卫兵小将来北京见毛泽东，我认为是正确的，体现了革命者应有的宽广胸怀。问题在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是否真的来自中央，这个问题尚未搞清，怎能就此回去！八一红卫兵经讨论，决定采用两全其美的办法：主动撤出北京，到华东局去。这一《通知》是否真的来自中央，华东局应当也能准确答复。
　　 因此，为顾全大局，让更多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到北京见毛泽东，八一红卫兵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当时，华东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设在上海市，管三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对我来说，这是文革中的第二次到上海。
　　 再见了，北京。



二十三、尴尬的“文革虱”

　　 大串联期间，好多外地的红卫兵各有风格和特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到上海后，我住宿在交大。与我住在一起的红卫兵当中有一个来自西藏。身材魁梧，体格壮实，就象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一样，而且他的名字也叫强巴。他擅长摔跤。连续几个串联的红卫兵上场都被他摔了大跟头。最后再也找不到对手。在北京，一个来自山东的红卫兵，性格十分豪爽。年纪不大，已经象个山东大汉。大家拉他唱歌，他一点也不谦虚，立马自我介绍：我是山东沂蒙山区来的，我们那儿是老区，我就唱个《沂山蒙水好地方》吧。歌词气势磅礴，歌声慷慨激昂。令我至今不能忘怀。
　　 住宿虽然不用付钱，但条件却是简陋的。我在好几个地方睡过，一律是地铺加统铺。只要品种相同——都是男生，那就同一房间。有时人太多房间不够，就睡到走廊上。接待单位只要提供被子就行了。五湖四海挤在一起，相互交流各地的风俗人情和文革情况，有说有笑有拉有唱有打有闹，完全融为一体，谁也没有物质生活条件差的感觉。大家都不洗澡。当然，对我而言，换洗衣服被偷光了，洗澡的价值也不大。
　　 然而，尴尬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北京市崇文区的一个下午，我忽然感到大腿根部奇痒，不禁伸手搔痒，但越搔越痒。我再也忍耐不住，脱下衣裳检查原因，发现有芝麻大小的白色动物在飞快地爬行。我大吃一惊，仔细检查，还不止一只。内衣上贴身的针线缝，就是它们的根据地。它们就是从这些地方出发相互串联的。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些小动物的名字。后来，同宿舍的红卫兵告诉我：“这是虱子，大家都有，不必大惊小怪。”
　　 没有其他办法，只要有空闲，不伤大雅，我就脱下衣服捉虱子。如果是晴天，在太阳下面，暖洋洋的，专心致志捉虱子，也可算得上一种享受哩。捉到虱子以后，将其放置到两个大姆指指甲之间，迅速将其碾碎。随着一声轻微而又清脆的响声，这一只虱子也就报销了，于是乘胜前进，再捉下一只。
　　 但是，整个串联之间，我再怎么努力，也终于不能把这些虱子全部歼灭，只能叹息着“华佗无奈小虫何”，自我解嘲。大串联结束后，我母亲将我在这期间穿过的衣服取回家，放在锅里煮沸，才将这些虱子全部送上西天。
　　 有人为这些借着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机会泛滥成灾的虱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文革虱。



二十四、“我们要见张春桥”

　　 华东局文革接待站设在上海市华山路上。文革接待站主任施平，中等身材，不胖，四十多岁的样子。关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施平说：“这确实是中央的《通知》，不假。”但是，对于八一红卫兵关于“中央为什么要发这个《通知》？”的提问，施平却是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连他自己也越解释越糊涂。由于越解释越糊涂，所以八一红卫兵也就越要追问，刨根问底，不弄清楚誓不罢休。施平的解释也就更加糊涂，弄得满头大汗。
　　 到华东局文革接待站去了几次，都不能有满意的答复。这时候，一个八一红卫兵告诉我一个他的最新发现：出华东局文革接待站大门向左拐，不远处有解放军站岗，估计有个大人物在里面。我去一看，果然不错。一处大院。大门两边，一边一个解放军，正持枪站岗。回头看华东局文革接待站的大门，却是空荡荡的，连一个站岗的也没有。
　　 这证明有个重要的人住在这一大院里面，不然怎么会有人站岗呢。问题是，这个重要的人是谁？八一红卫兵经分析认为，这个人很可能是张春桥。有消息说，那几天，张春桥为处理安亭事件到了上海。也许还没有离开上海吧。有人站岗的大院，说不定就是张春桥的家。如果找到张春桥，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说干就干。
1966年11月20日，八一红卫兵买来纸墨笔，写了“我们要见张春桥”五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个人大小。五个八一红卫兵，每人拿一个字，站到了有人站岗的大院的门前。下午三时许，远处一辆小轿车驶来。看到这五个大字以后，小轿车在大门口停住了。从车上走下一个人，向八一红卫兵简单询问了几句，然后上小轿车驶进了大门。
　　 晚饭时分，华东局文革接待站来人通知八一红卫兵：“大家不要随意走得太远。今天晚上张春桥接见你们。”
　　 当时，上海有的高校已经贴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但是这幅标语什么意思我们搞不清楚，大家也不当回事。张春桥接见八一红卫兵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二十五、张春桥接见八一红卫兵

1966年11月20日晚，上海市中苏友好大厦，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接见了江苏省泰县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华东局文革接待站主任施平。
　　 晚饭后，七时许，一辆大客车开到我们的住宿地。我们上车以后，也分不清方向，大约半个小时，到了目的地。中苏友好大厦的豪华气派，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由得暗暗吃惊。我们在高大、宽敞、明亮如同白昼的大厅内坐下不久，张春桥来了。张春桥正值飞黄腾达之际，步履矫健，满面春风。披着崭新的军大衣，白色眼镜，白净面皮。看上去不到50岁，似乎一介文弱书生。张春桥在中间的椅子上平静地坐下来，开始听取八一红卫兵关于文革情况的汇报，回答八一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最后，针对姜堰文革情况作了约一个小时的讲话。自始至终，施平一直坐在张春桥的旁边。
　　 关于县以下不搞文革的《通知》，张春桥说：县以下不搞文革是中央的决定，这个《通知》确实来自中央，不是假的。之所以决定县以下不搞文革，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不能影响农业，不能影响到粮食的生产。中国七亿人口，如果粮食生产受到影响，人们没有饭吃，那就不得了。但是你们那里情况特殊。你们停不下来了，因为你们的运动已经搞起来了。就全国来说，县以下不搞文革也只是暂时的，中央要把文革搞到底，这个决心是下定了的。不可动摇。我出来的时候，中央正在开会，研究县以下也要搞文革的问题。可能你们还没有到家，中央关于县以下搞文革的《通知》就出来了。
　　 张春桥接见八一红卫兵的时间，包括听取关于泰县文革情况汇报的时间和针对泰县文革讲话的时间，一共四个小时。接见结束后，张春桥又派汽车将八一红卫兵送回住处。到住处时，已经深夜十二点。但是，我们没有睡意，也没有睡觉。在见张春桥之前，八一红卫兵已经布置了两个人作详细记录。此时，八一红卫兵连夜核对记录，并按照各人第一时间内记忆的情况，对记录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与原貌无误。
　　 第二天清晨，八一红卫兵在上海交大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张春桥讲话》，把1966年11月20日张春桥对八一红卫兵讲话的全文公布于众。八一红卫兵之所以在交大校园内贴出这份大字报，是因为张春桥的这次讲话，不仅对于八一红卫兵，而且对于上海各个大学、中学以及全国各地到上海串联的师生，都有重要意义。观看这份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个上海市名牌大学的学生对我说：“我们上海市有好多名牌大学的学生都要求见张春桥，但是见不到。你们一个农村县的学校，真有福气啊。”
　　 八一红卫兵成立三周年时，我已经插队，写了一首词，忆及此事。词及原注如下：

　　 念奴娇 1969年9月12日
　　 忆往事

　　 大江滚滚，
　　 东流去，
　　 何月何年休息？
　　 沧海桑田是正道，
　　 代谢本为规律。
　　 往日峥嵘，
　　 今尤胜昔，
　　 耻辱非吾辈。
　　 长征方始，
　　 跟形势者豪杰。

　　 挥旗曾破重围，
　　 奔赴北京，
　　 笑脸迎红日。
　　 上海春桥再接见*，
　　 猛虎又增双翼。
　　 粉碎逆流*，
　　 把黑风*打退，
　　 辉煌壮烈。
　　 三年过后，
　　 英雄再谱新页。

　　 注：1969年9月12日为姜堰中学造反组织“八一红卫兵”成立三周年纪念日。1966年11月20日晚，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市中苏友好大厦接见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听取了关于姜堰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表示对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的全力支持，同时阐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意义。
　　 逆流，黑风，指姜堰市1967年2月的逆流和8月的武斗黑风。


二十六、张春桥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话

1966年11月20日，在上海市中苏友好大厦，张春桥回答了江苏省泰县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提出的若干有关文革的问题，并重点阐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必要性。
　　 关于县委正炮制黑材料准备整垮八一红卫兵一事，张春桥说：“我想整你，没有材料照样整你；我不想整你，有一大堆黑材料也不会整你。”
　　 八一红卫兵向张春桥提出的要求是：责成泰县县委对于压制文革的行为作检查，并且罢免分管文革的县委副书记徐锦宽的官。对于这一要求，张春桥说：“你们的要求并不高。县委应当向你们作检查。”八一红卫兵说：“如果他们不检查，怎么办？”张春桥说：“不检查就责成他们检查。”这时，张春桥转过头，对坐在身边的施平说：“在他们走之前以华东局的名义写一封信给泰县县委，责成县委向八一红兵作检查。这封信请八一红兵转交。”施平点头应允。
　　 对八一红卫兵提出的“罢徐锦宽县委副书记的官”的要求，张春桥说：“对这样的人应当罢官。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领导？应当罢官。文革初期，很多人没有他的问题严重，都罢官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光罢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里有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如果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臭，那么，一个人被罢官了，换一个人上台。这个新上台的人还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镇压群众运动。所以，光罢官不解决问题，必须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臭了，群众起来了，新上台的人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群众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执行不下去。再说，一个人被罢官了，下了台，那就成了死老虎。不如让他在台上，批判他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才便于发动群众。”
　　 最后，张春桥问：“怎么样，你们还要求罢官吗？”八一红卫兵齐声回答：“不要了。我们回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
　　 华东局让八一红卫兵转交给泰县县委的信盖上了华东局的公章，内容是：大串联期间，张春桥在上海接见了贵县姜堰中学八一红兵并作了重要讲话。对于张春桥的讲话，你们如果有怀疑可以到华东局来核实；如果没有怀疑，必须坚决执行。



二十七、车厢里的论战

　　 大串联是全国红卫兵的盛会。有的人免费漫游全国，从哈尔滨到广州，从拉萨到上海，在许多大城市和风景名胜地区留下了足迹。有的人在北京多次见到毛泽东。但是，到1966年11月中、下旬，我们在上海时已发现多处张贴着告全国各地大串联师生书，动员串联师生回校闹革命。吃饭也开始收费。八一红卫兵没有给一分钱，全是我打的欠条。1967年夏天，这些欠条寄到姜堰中学。我没有钱偿还。追了两次，不了了之。
　　 张春桥接见后，八一红卫兵已经没有必要留在上海。返程心情甚为迫切。由于返程师生太多，交通繁忙，客车不够用。一列货车将车厢腾空后装载着八一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师生上路了。
　　 由于是货车的车厢，没有门窗，所以光线很暗。夜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开始时还很热闹，但很快归于平静，不少红卫兵由于白天奔忙，十分疲劳，进入了梦乡，只有很少的人在窃窃私语。
　　 “哎呀，我要小便，怎么办呢？”，突然，从车厢里一个角落传出焦急的声音，音量不大也不小。这是一个外地的陌生的男生。我知道，货车离到站还有几个小时，无法停车，就说：“你就在你那个角落撤尿吧。跟周围的人打个招呼，别把人家的鞋弄脏了。”
　　 “流氓！”
　　 “不文明！”
　　 接连几句反对我的声音，其中还有两三个女生。这一连串陌生的对我指责的声音集中在车厢内的另一角，显然属于同一个学校。车厢里的人都醒了。
　　 “伪君子！”我说：“是阶级兄弟的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假文明重要？现在是特殊情况！”
　　 全车厢的人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我为主的主张就地小便的“健康派”。所有八一红卫兵都与我一派意见。另一派是反对小便，主张任何情况下都要讲文明的“文明派”。
　　 “健康派”和“文明派”的马拉松辩论正难解难分。突然，“文明派”里第一个反对并一直坚持反对就地小便的“主将”气急败坏地大喊起来：“不行！我也要撤尿。实在憋不住了。实在！！”
　　 辩论于是以“文明派”大喊“我也要撤尿”而告终。
　　 “噢。大家来看啦，有人小便了，多不文明！————”八一红卫兵以起哄庆祝胜利。
　　 火车不顾车厢内的喧哗，继续前进。



二十八、把欢迎会变成批判会

　　 八一红卫兵在南京火车站下了货车。刚下车就遇上了泰县县委派来迎接八一红卫兵的干部和客车。原来，华东局已经有电话给泰县县委，告知了八一红卫兵返程的相关信息。泰县县委立即作出安排，不仅派专人专车专程赴南京迎接八一红卫兵，而且以县委名义组织大批群众在姜堰文革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八一红卫兵大会。八一红卫兵一路歌声，情绪高涨。车子开到文革场的时候，全场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来自各单位的欢迎八一红卫兵的队伍已经等了好久。八一红卫兵下车后，欢迎的人群鼓掌欢迎，自发地让开了一条路。八一红卫兵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大步走到了宣传台前。这就是“一0二”事件中被压垮的宣传台，已被县委修好，现在用作欢迎大会的主席台。我走上主席台，拿起话筒讲话。声音宏亮，把欢迎大会变成了批判大会。我主要讲了三点：一、揭露泰县县委在1966年10月阻截八一红卫兵串联赴京见毛泽东的事实；二、大张旗鼓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要性；三、责令县委书记向全县人民群众公开作出深刻检查。我向到会群众介绍了八一红卫兵在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情形和张春桥在上海接见八一红卫兵讲话的主要内容。整个欢迎大会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讲了话。泰县县委措手不及，在我讲话以后，连宣告散会的人也没有。
　　 此后不久召开的全县批判大会上，十二级高干、泰县县委书记赵柏生代表泰县县委作了公开检查。由于心慌意乱和情绪波动，语无伦次，赵柏生在批判大会上表决心时说：“今后，我一定把屁股坐到以纪大中为代表的左派的屁股上来！”引起哄堂大笑。



二十九、砸“主力军”和黑字红卫兵

　　 在八一红卫兵大串连期间，泰县县委为了保自己，除了加紧对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的控制外，在社会上成立了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保守组织“五军司令部”（“五军”为包括残疾军人在内的五类退伍军人，具体哪五类，不详），后改名为“主力军”。“主力军”也是一色黑字袖章。组织庞大，成员以退伍军人为主体，都是“红五类”。
　　 八一红卫兵大串连结束回到泰县以后，文革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到校外。全县的工厂、乡村、学校、商店、街道、机关，等等，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八一红卫兵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姜堰中学八一红卫兵为泰县八一红卫兵。我担任泰县八一红卫兵总部的总勤务员。并且，经泰县八一红卫兵总部批准，应校外各单位群众的要求在各单位纷纷成立八一红卫兵分部。至1967年2月23日我被“扬州市治保小组”非法拘留之日止，全县八一红卫兵分部已达200多个。以平均每个分部500人计算，泰县八一红卫兵总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除此以外，还有若干群众组织与泰县八一红卫兵总部并没有挂钩，但是由于观点一致，也就独立地打起了八一红卫兵的旗帜。1966年底我应邀到娄庄和白米两镇支持当地的造反派，看到沿途农村不止一处飘扬着八一红卫兵的大旗，但是当时与我们并无联系。八一红卫兵力量的壮大为1967年2月23日后对我的大营救积聚了不可小视的实力。
　　 由于党中央对于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八一红卫兵和兄弟造反派组织不仅在力量对比上超过了保守组织，而且在社会舆论上占了绝对优势。为了扫除障碍，把文革更好地推向前进，八一红卫兵联合兄弟造反派组织在1966年底1977年初一举砸掉了保守组织“主力军”和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
　　 “主力军”和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被砸以后，泰县八一红卫兵立即向原“主力军”和原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的普通成员敞开大门，欢迎其参加八一红卫兵组织。红铁军则要求这些人作出书面检查，否则不予接纳。由于组织路线不同，导致八一红卫兵和红铁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变化。八一红卫兵成立之初，因为只是少数人从红铁军内分化出来的，而且分化的理由不充分也未公开，所以多数人仍留在红铁军内。包括在运动初期全力支持我的高二（1）班的五个女生（其中一个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也全部留在红铁军内。当时，八一红卫兵的人数，大约只占红铁军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在“主力军”和姜堰中学黑字红卫兵垮台后，八一红卫兵的人数与红铁军相比，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三十、砸保守组织的背景和一件小事的回忆

　　 何谓砸保守组织？这个“砸”字主要包含的内容：一、第一天晚上，组织力量，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闯入保守组织头头部的办公室，收缴公章、军旗及所有文革用品包括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同时，控制保守组织的主要头头；二、第二天白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被砸组织为保守组织，并历数其罪状。保守组织的主要头头被带上会场，会后送公安局关押。公安局将其收押在泰县看守所，实行保护式拘留。关押期间生活上并不受苦。待风浪稍有平静、将其释放后不致再被群众送回则立即秘密释放。不过，尽管公安局对这些头头关爱有加，但是，并不能因此挽回他们在社会上已经丧失的面子。并且，蛇无头不行。保守组织因头头被捉而土崩瓦解，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里说明两点：一、保守组织被砸是大势所趋，而且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当时，砸保守组织的并非只有泰县一处，而是遍及全国各地。比如上海造反派砸上柴联司并捉其头头，就是一例。张春桥说：我坐在汽车内，看到群众对于砸上柴联司很高兴，群众高兴我就高兴。二、我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参加砸保守组织的行动。八一红卫兵是在战姜兵团和红铁军联合砸保守组织行动前突然接到通知而配合行动的，事先并不知情。战姜兵团是家居姜堰的高校在校生在八一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回姜堰成立的组织。战姜兵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根本不把八一红卫兵放在眼里，发号司令、包办代替，导致八一红卫兵广大战士严重不满，成为泰县造反派队伍在1967年2月3日公开分裂为两派的主要原因。
　　 我历来主张并在文革全过程中一直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体罚和变相体罚。泰县鞋帽社造反派头头钱存旺（泰县革委会成立时被铁派推荐为县革会中的群众代表）在县革会成立后的一次县革会全委会期间对我说了一件事：1966年底砸保守组织时，造反派在文革场的宣传台上揪斗保守组织头头、泰县中医院医生朝阳，当时，造反派对朝阳实行体罚，揪住朝阳的头发抓住朝阳的双臂搞“喷气式”。“这时，是你纪大中上前制止了对朝阳的体罚，也只有你才有威信能够制止体罚。”“在场的人很多。当时，我正好在台下，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很佩服你，并且，从那时起，我一直相信你。”
　　 这件小事，钱存旺一直记在心里，而我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