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田家英命案探幽

tuffy05

文革博物馆通讯（556-57）

田家英命案探幽

陈小雅

　　探究发生在毛泽东周围的命案，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之死。他死前，曾担任毛的秘书长达１８年之久。

　　田家英，１９２２年１月４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原名曾正昌。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到达延安。１９４８年８月，经陈伯达推荐，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先后掌管毛泽东与亲属的通信、交往，及群众来信；掌管毛泽东的图章、稿费和书籍；参与毛选与毛泽东诗词选集的编辑工作；并直接秉承毛命，参与起草第一部宪法、起草毛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以及从事基层调查研究工作。１９６６年，中共颁布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七天——５月２３日，死于毛泽东的藏书室——中南海永福堂内。终年四十四岁。

　　◇　众说纷纭的“田家英之死”

　　田家英是被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这似乎早已成为“历史的定论”。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来源于它的“概观性”。不论这其中有多少曲折和公私原因，施害者为一场巨大政治阴谋扫清道路，当事人迫于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来临时形成的心理压力，这总是第一原因。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概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事件描述的“模糊性”，并不能满足公众对重建历史原貌的要求，随着文革研究和对毛泽东责任追究的深入，这桩文革“第二大命案”自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事的最近起因，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问世。这本书，是由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女儿曾自等主编的一本亲友纪念文集。但据董边在“编后记”中说，由于该文集把田家英的秘书、也就是后来《毛泽东传》的主编者之一的逄先知的同名缅怀文章作为首篇、并收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２５封信，所以该书被冠以了今名。不论编者这个处理方式的主观动机如何，它在客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的亲密的秘书之死，与毛本人是无关的。

　　在这本书中，田的亲友们关于田家英的死，是这样叙述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大动乱开始了，面对陈伯达、江青这两个掌握“文革”大权，长期藏在共产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威胁，在被宣布“停职反省”的巨大冲击下，田家英选择了他的同志和朋友不希望他选择的道路。〔１〕

　　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５月２２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５月２３日衔冤辞世。〔２〕

　　１９９４年报告文学大家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在写到田家英之死时，虽然有意纠正了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尽可能还原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但在大的结论上，基本沿用了这个观点。

　　也许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满意，２００２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出一篇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对田家英之死又给出了新的说法：田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

　　自此，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大致有了三种说法：

　　其一、用绳索上吊自尽；
　　其二、用五四型手枪自杀；
　　其三、被击毙。

　　而关于田家英的死亡原因，也可以概括为三种说法：

　　其一、陈伯达、江青迫害致死；
　　其二、王力、关锋、戚本禹迫害致死；
　　其三、毛泽东、汪东兴谋杀致死。

　　而所谓“谋杀”论，据说又是以“三个悬疑”为依据的：

　　其一，田家英死后，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定的“验尸”程序？
　　其二，有关田家英问题的档案资料为何失落？
　　其三，与汪东兴一同前往，同田家英谈话的警卫朱国华为何自杀？

　　据罗冰文章说，这三点悬疑，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１９７８年已经作出了关于田家英命案的调查结论之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于１９８０年４月，根据田的家属来信要求，责成汪东兴交代的。

　　但是，罗文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１９８９年由田的亲友、同事编纂的那本纪念文集的结论的支持。而且，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的《明报》月刊又刊出一篇当事人戚本禹所写《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全面反驳了罗文的要点。不仅如此，还把本案的直接掌控者周恩来和安子文一派人物抖落出来……一时间，这桩本来看似尘埃落定的命案，又陷入众说纷纭之中。

　　显然，关于本案的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事实的真相、党纪国法、正义与非正义，而且牵扯到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若要蠡清这桩历史旧案，就必须分清事情的层次，才可能有所谓“公允”之论。以下，是脑伤之后的笔者，于阅读之余暇，对事件过程及相关评论所作的一种“梳理”的尝试，在此提出，希望就教于方家。

　　◇　田家英究竟是怎么死的？

　　综合董边、曾自、叶永烈、戚本禹、王力等人的文章提供的细节，我们大致可以对田家英死亡前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下午二时半，中共中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部主任戚本禹接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安子文说，周恩来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泽东的手稿。之后，三人一同上了安子文的车，直奔田家英住的中南海永福堂。

　　三人到达田家时，只有田的夫人董边在家。三人略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回来了。看见这三个人在家，田的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和逄先知坐下之后，对田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从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子文讲完以后，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

　　安子文回答说：“统统交。”

　　这时，戚本禹像是在暗示田家英，问道：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是否在他那里？

　　田家英的回答很干脆：“没有！”

　　戚本禹又问田，毛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回答说，毛的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此时，戚本禹通过田家英处的“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拨通了给汪东兴的电话，告诉他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的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随即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清点工作。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自己应当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田表现出无奈而委屈，但并未多言。下午四时左右，王妙琼到场，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子文与王力先在旁观看。大约五时以后，二人分别乘车返回。戚本禹则回到中央办公厅甲楼向汪东兴通报了情况。戚本禹对汪东兴说，自己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汪东兴说他早有安排。

　　田家英家吃晚饭时，清点文件的一行人尚未离开田的办公室。他的一双女儿曾通过门缝往里张望，看见桌上、地上到处散落着文件和纸片，田家英站在桌边，紧锁双眉。她们感觉，来人同爸爸说话的语气很强硬。

　　大约在傍晚六时许，田家英处的文件清点完毕。

　　晚七时许，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其间，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夜深以后，田家英与戚本禹通了一个电话。戚本禹在那头讲完以后，田家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并满脸怒色地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

　　又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地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１２点，田家英要董边去休息。此后，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

　　不久，戚本禹带王妙琼再次来到田家英的书房。田家英开始向二人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戚：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戚感到，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

　　５月２３日，清晨５时，董边醒来，发现图书室里的灯仍然亮着，田家英一夜未眠，未吃，依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董边按往常的作息时间，７点照常上班。去单位前，她去找了逄先知。

　　上午八、九时左右，田家英向他的勤务员陈义国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香烟和其它东西，把陈打发出了门，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

　　约十时许，勤务员陈义国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将自己反锁在毛泽东藏书室内，叫门不开，绕道窗口，发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上吊死亡了。

　　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报告。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戚本禹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但董边没能赶来。

　　来人观察田家英的遗体，舌头外伸，脖子上有绳索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枪伤，在毛泽东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也没有发现手枪和任何血迹。根据现场遗物判断，田家英死前曾喝了一瓶茅台酒，并留下了遗书。

　　中央来人在观察了现场之后，征得家属同意，决定由中央警卫局派人把田家英遗体送殡仪馆火化。并安排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江青回京后曾大骂汪东兴，责备他们没有早做防备，对田采取监护措施。

　　关于田家英“遗书”的内容，至今披露于世的是这样一句话：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３〕

　　◇　各种陈述的互相矛盾

　　以上，是笔者根据各种当事人叙述、作家对当事人的采访所获得的细节，根据时间逻辑拼缀而成的整个事件过程。但这个看似平滑的故事，是笔者在拼缀时，舍弃了大量互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说法——进行了“抛光”处理的结果。这些矛盾的几个显著之处如下：

　　一、时间叙述中的“２４小时短缺”

　　田家英的自杀，与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跟他进行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但关于这场谈话的进行时间，当事人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５月２１日和５月２２日。

　　持５月２１日说的，是两位谈话的参加者，王力和戚本禹。

　　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

　　二十一日或是二十二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这件事的时间，陆定一检讨完后，二十日当天中午就开了常委扩大会，我记得是二十一日到田家的。〔４〕

　　戚本禹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中，对于他们三人究竟是在何处汇合的，记忆稍有不同，但对于日期的记忆，却是一致的。他说：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能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也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５〕

　　但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女儿曾立却记得，谈话时间是５月２２日。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采访董边的记录说：

　　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那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星期日。

　　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６〕

　　曾立在《爸爸教育我们的点滴记忆》一文中也说：

　　那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爸爸去世前一天的傍晚，吃过晚饭，我和妹妹来到爸爸的书房，刚一推门，就被闻声赶来的妈妈拦住了。妈妈神情严肃，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爸爸这里有事，你们回自己房间去吧。”〔７〕

　　王力、戚本禹关于５月２１日的记忆均不是以日记为根据的，而是以事件的发生与之以前的重大决定的连续性为根据的。他们的根据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陆定一的检查。陆检查以后，当天中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四个人的处理。据王力回忆，就在这一天，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处理四个人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真组由周恩来亲自负责，陆定一组由陈伯达负责，杨尚昆组由康生负责，田家英组由安子文负责。周恩来统一布置，召开会议，布置对四个人谈话，收文件。安子文这个小组的组员是王力和戚本禹。王力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据他的记忆，他们这个分组事后并没有开会。当天下午，他们三人就在安子文的召集下，去了田家英家里。

　　据查有关文革“大事记”，陆的检查确系在５月２０日（星期五）作的。陆检查之后，是政治局集体对他进行批判。因林彪出示叶群是“处女”的证据，会议开得并不十分严肃。此外，中央关于彭、罗、陆、杨的决定，是在５月２３日（星期一、田家英自杀当天）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所以，有关决定的出台，应该在此之前的５月２１日（星期六）就已经完成。

　　持“２１日”说的合理性在于，５月２１日是星期六，一般星期天是不上班的，如果谈话是在５月２２日进行的，这一天是星期天，不仅三人小组是例外的“加班加点”，而且，“当晚”汪东兴召集的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的“罪状”，也是在加班加点的状态下进行的。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共党和国家机关也没有废除这种休息制度，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就已经到了这种“开足马力”的状态，似是不可思议的。另外，读者一定也注意到这个细节：在三人到达时，田不在家，而是和秘书外出了。笔者觉得，在一个好不容易到来的休息日，田不太可能会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秘书外出。而且根据田的女儿的回忆，她们平时在学校住校，只有到周末才回到家中。而这一天，放假在家的孩子们，不可能直到黄昏才发现家中的变故。

　　关于“２１日”说，田家英的好友、时任周恩来通讯秘书的梅行《对家英的一点纪念》也可以作为旁证：

　　（“五一六通知”颁布）过后的第５天，即５月２１日，那时还保密不准外传，恰好我在一个开会的宾馆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１１点多，准备回家，忽然想起要给家英打个电话。当他知道我即将回家后，就说要同我见一面。临近１２点，他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还拿出从宾馆买来的两瓶茅台，很想让他高兴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积郁。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紧张，不想喝酒，很想谈谈当前的形势。当我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后，他开始有点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接着他表示，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他参加革命后２０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那时的心境已极不平静，当我送他下楼的时候，他还喃喃地讲他并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过了两三天，我同他总是联系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见面后的第２天，即５月２３日，竟毫不留恋，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并献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８〕

　　从梅行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本人在５月２１日是已经知道了关于田案的安排的，所以，他会“忽然想起”要给田打电话，还想对田来一点安慰。虽然，在整段文字中，他也没有说明，他们如何从谈论彭、罗、陆、杨的问题转向了田本人，但他这次择机向田透露一点风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但从田主动要求见梅，以及他们见面时田表现出的“紧张”心情，可以判断，这时——５月２１日深夜至５月２２日凌晨——田已经知道了对自己的处理，并且很可能已经与“三人小组”谈过了话。可以想象，为了安慰田，梅行很可能将喝剩的一瓶茅台让田带了回去。而田，正是用这瓶茅台给自己饯行的！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梅行所说的与田的见面时间，与前述戚本禹夜半会面的时间，已经形成冲突。如果我们相信，田家英没有“分身术”——不可能在已经受到监控的条件下，在同一时间分别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发生在两天的事情。

　　但是，“２１日说”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于，如果谈话和文件交割是在２１日进行的，田家英是在５月２３日自杀的，那么，在５月２２日——星期天——的整个白天，在田家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何董边和孩子们竟没有关于这“２４小时”的记忆？从胡乔木到逄先知，乃至叶永烈，为什么都采取了“２２日说”？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人们的记忆出现了一个“２４小时短缺”的故障呢？也许，王力记忆的谈话时间并没有错误，在三人谈话之后，当天的文件并没有交割完毕，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的白天。而三人谈话后，董边作为当事人的妻子，肯定会处在一个心烦意乱的状态下，于是竟发生整整一天的记忆空缺。而戚本禹由于事后坐牢多年，记忆的重构，是依据其它人的回忆建立的，所以，出现了他的时间记忆既与王力的（２１日）说法吻合，又从旁“证明”了董边（２２日）记忆的情况。

　　二、汪东兴的涉案深浅？

　　此外，安子文在谈话中是否谈到要田“搬出中南海”？董边经叶永烈的转述是“有”，但王力、戚本禹的记忆均为“没有”。

　　依笔者之见，安子文既然谈到要田“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他不可能同时又要田搬家；从角色分工来看，此事的确也不归安子文管，而是归汪东兴管。但不知为何原因，中国国内所有回忆与叙述文章，均没有提及汪东兴在本案中的作为，而海外出版物又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王力、戚本禹是受汪的派遣，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并进行了“抄家”。请看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

　　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注：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５月２２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受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５月２３日清晨自杀。）〔９〕

　　这显然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是否恰好透露出一个信息，在那个“逻辑时间”的空缺，恰好是汪东兴光顾田家的时间呢？

　　再看罗冰对此的说法：

　　一九八○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１０〕

　　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冰还说：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这篇文章虽然对田的死因给出了两种说法，而且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朱国华”，但在汪东兴与田谈话的时间上，却十分的一致。虽然，在罗文指出的时间内，汪东兴也不可能分身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永福堂，但是汪的谈话，而不是安子文一行的谈话，与田的死因关系更密切，却是可以想象的。而且，田在这一天对汪所表示的“气愤”，很可能就是他与梅行所说的内容。晚上已经讲过一遍，白天再讲一遍，思维无须飞跃，语言更加流畅。

　　目前，我们很难证实，汪东兴是否在最后时刻，与田谈过那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的光顾，肯定谈到了搬家的问题。不然，董边关于“搬家”的伤感记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据王力回忆，当时，汪东兴的确以中南海要修马路为由，统一布置了一批人搬出园外。这些人虽然并非都是涉案人员，但可以肯定，至少也是“失势”的人。他们包括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王稼祥、胡乔木、张际春、张子意、李卓然等。其中胡乔木在搬出中南海以后，在使馆区东郊民巷找到一处不错的独院，虽然离“天子”远了一点，但好处是可以放下很多的书。

　　但是，如此一来，如何解释在董边的记忆中，这个搬家的命令，是安子文传达的“印象”呢？笔者认为，董边所说“搬家”之事，很可能是５月２１日晚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传达田家英问题会议以后，在董边“失去记忆”的５月２２日白天发生的。以后我们还将谈到，作为一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党员，董边对党内历次斗争大概已经有了某种适应性；而作为一个与丈夫感情失和的妻子，此时对丈夫的处境并没有抱以十分的在意，但作为一位天生对于住房问题具有特别敏感的“孵蛋族”，她很可能将这后一个——令她更刻骨铭心的——记忆，与前一天的消息一并“打包”库存了。

　　当然，所有国内文章不见提到汪东兴的缘由，很可能与党的《历史决议》有关，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汪东兴的行为，与毛泽东的决定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代毛受过的王力和戚本禹可能倒是看开了，因而，其回忆的可参考性，甚至高于田的亲人或好友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为刘少奇的亲信组织部长，在中央没有对一个干部下结论之前，按照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安子文的谈话只可能限制在停止工作和闭门思过的范围内。但主持过江西苏区打“ＡＢ团”、延安“抢救运动”的毛派草寇出身的人整人，自有一套阴狠的不成文的办法。那就是从冷冻、软硬兼施到步步紧逼，最后把人逼到死角的“御人术”。

　　三、５月２２日深夜，谁给谁打了电话？

　　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董边与戚本禹的说法截然相反。田对董说，５月２２日深夜，是戚本禹给他田家英打了电话，事由是要田到办公室对文件清单签字。董边对叶永烈说：

　　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戚本禹是田家英提拔起来的，算是田的徒弟。以后我们还将谈到，他擅自删去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谈话的内容中，不仅有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内容，还有毛泽东表扬戚本禹的内容。以田的气概，把自己的老师陈伯达都不放在眼里，他当时能如此骂戚，是完全可信的。而且，据李锐透露，早在五十年代后期，田就“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很厌恶。”〔１１〕所以，他对江青不满和厌恶，也肯定是存在的。但在文革尚未爆发的情况下，他对江青和戚本禹的关系就作出这种评价，则是不可信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既然早在“逻辑时间”前一天傍晚的“五、六点钟”，他们的文件交割手续已经办完（所谓“手续”，就是双方认定文件交割内容后，签字确认），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戚本禹打这个电话，就显得有些多余了。退一步说，如果田真的尚未签字，按照规定，他是应该补签，而没有理由因戚和江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和戚的个人恩怨，而拒绝签字的。

　　对于这个与田家英之死至关重要的环节，戚本禹的回忆与上述董边的回忆恰好相反：当晚，他确实与田家英通了电话，但这个电话不是他打给田的，而是田打给他的。戚本禹说：

　　这天深夜十—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一九五零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的回忆，情节具体，也符合操作规程，并且可以有王妙琼和逄先知作证，不太可能是胡说的。但如果是田家英主动给戚打电话，他为什么又要怒气冲冲地摔电话，而且把人骂了一通呢？这是否田的家人，为强调田与“四人帮及其走狗”的斗争性，在事后编造出来的情节呢？笔者认为，如果田家英给戚本禹“转交遗留”文件不过是个借口，向自己的这个“学徒”试探口风才是真意的话，当他听到这个徒儿一定要公事公办地把王妙琼也一同叫到场——以示他们师徒二人私交已绝——的时候，他不摔电话才怪呢！

　　笔者认为，董边之所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叙述，并不是她在撒谎，而可能是她当时并不在场，所以，她并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自己的丈夫拨出去的，但在田家英摔电话的当口，她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个情节，并听见了田家英骂人。而当她问田何故发火时，田不便将原委和盘托出，所以编造了一个戚打电话给他的事由……而且，笔者认为，董边在听完田的叙述二十分钟以内，便离开了田家英回到自己的卧室，否则，她不会不知道田、戚通话之后，还发生了戚本禹、王妙琼、逄先知光顾的事情……

　　在正常情况下，丈夫的这点心思，应该是不会对妻子隐瞒的，但违反纪律的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安全。更何况，在田的命案中，确有许多事情，是不便与妻子分担；有许多信息，是不便与妻子分享的。

　　不过，笔者认为，戚本禹的上述叙述，恐怕还有一点值得质疑之处。此处暂时按下，待我们讨论“决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后砝码”时再展开。

　　此外，关于田家英死亡过程的各种叙述中，还存在其他的矛盾之处，譬如：救人者到底是撬门而入，放下尸体？还是跳窗而入，放下尸体？汪东兴既已对田实施了严密“保卫”，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田的死亡？董边为何不愿意最后看一眼丈夫的尸体，并要求验尸？〔１２〕等等。

　　田家英公案的“关键词”——与毛的向背

　　根据田家英亲友和同事，以及相关报告文学的记述，田家英命案的性质，首先是一个政治案件。与田家英同为毛的秘书，文革后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历史决议》的起草者，文革开始时也被一同赶出中南海的胡乔木，对此过程有一个追述：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家英对吴晗此剧的写作上演完全无关。硬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曾有人说彭是以海瑞自居，而家英坚决反对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现在，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竟在江青的指使下发表在报纸上，家英确实深恶痛绝。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和１２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泽东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５月２２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５月２３日衔冤辞世。〔１３〕

　　这说明，田家英的命案，虽然发生在文革初期，但根子却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这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也是一致的。

　　那么，田家英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据李锐回忆，主要是田家英与他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三条内容被别人捅了出去：

　　（家英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人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１４〕

　　（庐山会议）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将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１５〕

　　李锐的被打入“冷宫”，可能与他身兼毛泽东的通讯秘书，但却依然替自己的“老主人”——陈云说话有关。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和田家英曾向毛建议“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这意味着他对毛的“大跃进”路线及所用一杆人马的不同意见。自然会被毛认为是有“二心”的人。至于田家英，当时，毛泽东的确曾怀疑他与那个本来就子虚乌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联系，还派人查过，因没有实据，所以，针对李锐捅出的事情，毛仅用了一句“挑拨我们与秀才的关系”，“秀才还是我们的人”作了结论。

　　但是，既然田已经显露出对于毛的极左路线的离心倾向，他的事情绝不会就此了结。１９６２年夏季的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批判“三自一包”政策时，主要批判陈云、邓子恢一派人马的“包产到户”观点。期间，田根据自己前一年在浙江调查的观感，也发表了附和的议论。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的“右倾”，使他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但据胡乔木所说，田的真正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传播中央还未作出结论以前的议论”。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毛泽东说，田家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了。毛泽东的此话，据说还“有文字记录”。〔１６〕

　　田家英案中被认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发生的所谓“篡改毛泽东语录”事件。

　　１９６５年的寒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当整个部署完成后，毛泽东把会议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照例来到杭州越冬。１２月２１日这一天上午，毛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继续讨论４月底在长沙谈过的“全党学习六本马列经典著作”的问题。毛泽东要求五位秀才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打算连同他自己的一篇在内，共凑六篇。席间，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扯到一个月前〔１７〕《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刚刚〔１８〕发表在《红旗》上的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事后，毛泽东的谈话被要求整理成谈话纪要。当时，关锋和田家英作了笔记，整理的任务也就落到了两个人身上。在田的推辞下，关锋独自一人连夜奋战写出了纪要，并把它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关锋知道后，担心会使田家英带采麻烦，曾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的回答是：“那几句话是谈文艺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１９〕

　　另一位当事人胡绳的记忆，与上述经过稍有出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象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４个人在一起，这４个人中“一分为三，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另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５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他并没有说同意或不问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算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成为家英的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其它原因，家英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压力。〔２０〕

　从这个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田家英和胡绳，是主张这个纪要不必包含毛的上述讲话内容的。他们承认主张“删掉”，而且事实上做出来的纪要上，也删掉了这段话。而后来人们所谓田家英在这件事情上受人“陷害”的问题，实际上是关锋整理出的初稿上原本有没有毛的这段讲话的问题；是田家英亲手删去了这段话，还是关锋根据胡田二人意见整理时就没有这句话的问题。

　　这件事，大概是经由江青，被报告了毛泽东。在田的案卷中，确有一份“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有关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但具体是陈伯达发现纪要有“缺漏”，追查过后把事情捅给了江青？还是关锋向陈伯达、江青报告后，二人商量的应对措施？目前还无法知晓。这大概就是国内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认田是被陈伯达、江青，或者王、关、戚“陷害”或“迫害”致死的原由。

　　其实，能致田家英于死地的，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真像人们所说，是“兴之所至”的“聊闲篇”，那田家英必不会因此罹祸。但“举重若轻”恰好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他这样做的意图，一是可以探测周围人的反应，如果阻力很大，他可以暂时搁置，或迂回进行；二是可以借此发现，谁是他未来重大战略部署中隐藏的“敌人”。

　　因此，田家英的被“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关于他的政治指控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与当时已经被批斗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不正常关系”。

　　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我们很难确知当年对田的这一指控，究竟所指何事？流行的看法是，毛的这一猜忌并没有多少理由，只因为他要搬掉田，就利用了二人“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何况，田１９６１年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是由杨尚昆提议的。〔２１〕但也有人说，杨曾在田的私生活问题上“包庇”过他。

　　◇　田案与杨案的关系

　　在尚未接触到杨、田之间更深一层关系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了解到，杨尚昆和田家英，至少在私人关系上是不错的。

　　事情起始于笔者阅读《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时，对于刘少奇与陈伯达关系的一个提问：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过的旧房子陈伯达可以住。以此证明，陈与刘的关系非同一般。但了解的结果是，陈伯达其实并没有住进这所房子，原因是当时的中办主管杨尚昆对他说：“这个房子你不能住。”后来的结果，是杨自己住了进去。〔２２〕凑巧，后来笔者在李锐《怀念田家英》一文中看到，５０年代，田也曾与他谈到，陈伯达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帐”。〔２３〕但不知道田此处所说，与上述刘少奇旧宅的安排是否同一件事？如果是，可见田对杨的好感，足以使他持有待人论事的“双重标准”；如果不是，则足见陈在处理个人事务方面的窝囊。但无论如何，这显然是一件令田感到“快意”的事情，不排除是杨尚昆替他“出气”之事！

　　此外，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李锐的文章还透露出，田曾私下与他议论过毛与周围服务人员的关系。那么，田又如何能知道这些内情呢？熟悉田家英史料的人都知道，田的一个重要职务，就是毛泽东稿费的主管。这个职务，在通常情况下，本是毛的“内掌柜”——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毛的“生活秘书”江青的份内事。但是，因为毛经常需要用这笔钱去安顿自己的女友，所以，他不可能让妻子江青去管这笔钱，而是委托与自己有同好的田去发放……从田“平反”后杨尚昆的回忆中，我们则可以了解到，毛的这笔钱，是存放在一个专门管理庄严的党产的、叫做“特别会计室”的地方。这个会计室分为两个部分，由不同的人主管两笔帐。第一部分管理遗留的党产和党员上交的党费；另一部分“代管”毛的稿费。

　　关于这笔稿费的支取手续，杨尚昆说：

　“他（毛泽东）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它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２４〕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知，杨尚昆和田家英无可避免地处于毛的私生活秘闻世界的“共享”者地位。而历史的“巧合”在于，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专列“窃听器”事件爆发后，毛的机要秘书及“涉案”十七人受到处分和牵连，而正是通过这个事件，田被作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由杨尚昆推荐接替了原来掌管机要的叶子龙的地位。这件事给毛带来的“不安全感”，足以使他周围的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据戚本禹回忆，在中共中央处理田家英专案小组成立之前，其实，公安部已经介入了田案。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晚中央办公厅的传达会议中，更是揭发出许多他“闻所未闻”的事情。请看戚本禹是怎么说的：

　　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有关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主席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

　　（２１日晚）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

　　田家英ＸＸＸＸＸ的夫人ＸＸＸ，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２５〕

　　关于这次传达与众人的批判“火力”，王力的回忆也有所透露：

　　安子文没有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据我所知，是汪东兴统一布置叫一批人搬出中南海，……我当时听说中办的一些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不象安子文说的那么缓和，甚至说采取了相当粗暴的批斗式的态度。不只是汪东兴一个人，还有些相当粗暴的人，当时是有相当的压力。因为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把田家英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田家英的一个哥哥在香港。〔２６〕

　　毛把田的问题看作“敌我矛盾”，恐怕并不依赖于当时已不在“枕边”的江青吹风，而是由于另一件事情的曝光。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中，谈到田家英的婚姻状况时，第一次向公众透露出，田、董结合时，田的婚姻是“在婚”状态。田的前妻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二人因在当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缔结了感情，一齐私奔了延安，后在延安马列学院正式结婚。但是，据叶永烈说，“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但知情人说，刘与田只是暂时分居。分居的原因，是刘已经怀孕，准备生产。在那个艰苦而匮乏的时代，妻子怀孕或生产，如果得不到丈夫的照拂与谅解，已经解放了的女性大体都会像贺子珍那样，选择分居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大概就是叶永烈所谓“感情裂痕”的由来。但是，他们并未正式离婚。所以，在刘得知田董结合以后，曾以“重婚罪”将事情告到了杨尚昆那里，希望组织能够为她“作主”。不过，这一次，杨并没有像照顾李锐那样，还夫于妻，甚至没有给刘成智一个“说法”，而是将此事掩盖了过去。在这位权势者的庇荫下，女方只得忍气吞声。但到文革前夕，“窃听器”事发东窗，杨尚昆被“双规”以后，这个问题被再次揭发了出来……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的存在，才会出现如叶永烈所说，董、田结合时有一个体现了“女权”的“约法三章”：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

　　第二，两个人的事，由女方作主。

　　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２７〕

　　在董边以后，尽管田又有过Ｎ个女友，并怀有子嗣（其中一个儿子，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于田家英平反前夕自杀），但田毕竟遵守了与的董边的“约法”。

　　对于这些事情，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所以，他也曾以婉转的形式，对田进行过“敲打”：有一次，田家英出差，毛泽东特地嘱咐他要带上董边。田家英则回答说：“我带不动她。”〔２８〕

　　毛之所以能够长期容忍田在自己的身边，从帝王的“御臣术”来看，有两种便利，其一，他有心把田作为一个“右派秘书”予以保留，通过他，可以掌握党内外“右派”势力的思想与动向；其二，身上有些小缺点的人，容易控制。在女人问题上，毛泽东与田也算“同病相怜”，故而能够猩猩相惜。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尚且不是“清教徒”，更何况他的臣下呢？

　　但是，毛能“包容”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包庇”这个人。他的包容，是“施恩”，但杨尚昆包庇，就可能被视为“结党营私”。正是这件事情的揭发，使毛泽东把杨、田的私人关系，与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毛泽东权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联系起来。正如他会把田对陈云经济思想的赞同，联想为“对另一个主席的忠诚”〔２９〕一样，毛泽东最怕的就是党内高层的人，尤其是军人与政治家的“结盟”，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的结盟。他更害怕这些人与他身边的人“结盟”。从子虚乌有的“高饶联盟”、“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到所谓“刘少奇司令部”与“林陈反党集团”等等的指控，在在反应出毛的这一心病。

　　在这种格局和心态中，毛反观自己的心腹田家英，无异是一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　“玩物”上瘾，惹祸侵身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在“五一六”通知之前，在中共“三人小组”之外，公安部为田家英立有“特殊问题”的专案内容是什么？但是，可以参照的是，这个“百忙”的专政部门曾因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与一位收藏家的私人文物交易，立有一个的专案，并发过内部通报。而邓拓与田家英一样，都是在文革爆发时率先采取了“以死抗争”的抉择——在“五一六通知”颁发后的第二天，他在自己的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比田只早走了六天。〔３０〕此事使笔者产生了一个联想，公安部为田所立之“案”，是否也与田的文物敛藏癖有关呢？

　　爱“字”，是田家英的公然嗜好。他曾以“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自况。但是，田的“爱字”并不是爱写字、爱与人切磋书法，或者热心于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制定。据说，田的字写得并不算好，但他却爱收藏书法作品，尤其是有目标的收藏国家文物部门尚无精力和财力顾及的清代人的书法，以及就近收集毛泽东的字迹。据逄先知称，田曾将凡是能到手的每一张毛的字迹，都“精工装裱”，平日秘不示人，只有亲朋好友来了，才与之分享。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毛的这些字迹（手稿），在“三人谈话”前，田已上交中央档案馆，所以，它肯定与在此之前已经成立的公安部的“专案”有关。这笔帐由于清偿得较早，也较为迅速，其中究竟有多少“宝贝”？外界很难得知。而另一笔——因田家英的死亡被抄没的财富，直到田家英平反后全部发还给他的家人，才得以见天日。

　　那么，这究竟是一笔怎样的财富呢？据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说，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光是书籍字画就有一卡车。其中文物字画有“一千几百件”。这些“劫后余生”的藏品，曾令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都感到汗颜。他说：

　　“过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迹，只当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知其名，未见其字，这次从家英藏品中大饱了眼福。过去国家博物馆征集文物，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年代久远的文物，对离现在较近的清代的东西重视不够，现在．要想再收集这样系统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作法早了我们整整３０年。”〔３１〕

　　田家英的诗文旧友梅行在悼念田的文章中也说，家英收藏的“规模之大，用心之深”，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些藏品，是田家英在中共建国后，到他去世前的十六年时间中搜集的，比起那些世代书香、历朝贵胄、文苑宿友来说，他既没有家藏的历史，也没有文化的传承背景，更没有“玩家“雄厚的经济资源，田家英究竟花了多大的心力来搜集这批文物，今天的我们已很难窥其全豹了。但从田的同事、朋友有限的回忆文字来看，他搜求文物字画的足迹，的确是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镇北京、上海和杭州。那里的古旧书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都是其稔熟之地。由于他身据“毛泽东秘书”的要职，又十分注意结交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并将自己的嗜好、索求之物事先公告于人，地方上凡有动静，就会有人与之通风报信。据曾自说，北京琉璃厂松古堂老板就“经常帮父亲选购一些好书，有时还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

　　上海市文管会负责人方行在《书海文苑一知音》中，就这样记叙了他与田的交往：

　　我和家英同志初次见面，是在上海天平路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内。那次，他因公来沪，顺便到文管会鉴赏所藏的明清人书法，时间大概是１９５８或１９５９年。此后我们就常相往还。……

　　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有时去各省市进行调查，在繁忙之余……搜集了大量清代学者和近代革命家的书法以及信札之类。他有感于某些文物单位，以为清人去今未远，不很介意，即使留意的也只限于著名书家的作品；对并非以书法著称的清代学者的墨迹，往往漠视。他却认为这是研究清代学术史所不可或缺的，如不及时收集，就有被湮没的危险。他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总是利用闲隙随时收集。

　　上海朵云轩，是家英同志每次来沪时常去的地方，我曾多次与他同往。他和该店的同志很熟悉，不仅提供他看在门市部尚未摆出来的东西，还陪他到仓库去拣选。从堆满架上的卷轴，乃至尘封的残帙，他无不看个明白，常常弄得满身灰尘，两手墨黑，他仍怡然自得，若是有所发现，更喜不自胜，连连称道：“不虚此行”，“不虚此行”。〔３２〕

　　杭州的史莽在悼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也以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他与田的这类交往：

　　我认识家英大约是１９６３年，刚从诸暨枫桥搞社教回来。一天晚上，林乎加〔３３〕同志派人来邀我去玩。到了西泠宾馆，只见林乎加同志与一位年纪和我相仿、满口四川话的同志在交谈，—介绍，才知道这位四川同志，就是久闻其名的田家英……

　　……谈起“西泠八家”，家英忽然遗憾地说，八家中七家的字我都有，独缺最重要的—家——丁敬。我告诉他，丁敬的字在杭州比较容易买到，因为丁是杭州人。他就托我为他觅一张。我答应到杭州书画社去看看。家英于是问我是否收藏字画，我告诉他，我不收藏字画，只买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古籍和古代工艺品……

　　过了几天，征得杭州市文化局负责同志的同意，杭州书画社把两张内柜出售的丁敬的字送去让家英选购。一张是丁敬送人的立轴，写得端正，裱得讲究。另一张是丁敬的《豆腐诗》草稿，写得随便，印章也是后人补盖的；但是内容好，字也天趣盎然。家英一时决定不下来，又邀我去帮他下决心。我力主买《豆腐诗》。他同意了，花了６０块钱。“诗、字都好，就是价格太贵了。”记得买下后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因我总感到靠工资过活的我辈花这么多钱买一张字，有些犯不着，虽然我有时也做类似的傻事。家英察觉到我在顾虑他的经济负担，就解释说：“我没有什么嗜好，一个月的工资省出一点钱来买一、二张字，还是负担得了的。”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有些不安，因为此事是我促成的。

　　记不得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家英忽然来我家辞行，告诉我第二天就要返北京了。他的来访，说实话，很出我的意外。这使我看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平等待人，看重同志之间的情谊。那天晚上我们谈得比较多。他告诉我，他专门收藏清朝人的字，现在已近千件，十几年的工资，除了衣食以外，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为什么要孜孜不倦于此呢？记得他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欣赏祖国的这门古老艺术——书法。二是收集近三百年来的史料，如他曾收集到龚自珍的诗文、鲁迅的书信、李大钊的文稿等。三是“人舍我取”一般人多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有散失和泯灭的危险。

　　家英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深有同感。我告诉他，为了收集研究文学史和艺术史而用的古籍和实物资料，我也省衣节食，耗尽了十几年微薄的工资，有时甚至断炊、负债，做“举鼎绝膑”的蠢事，被人当作傻瓜看待……

　　家英最后一次随毛主席来杭是１９６５年冬。……〔３４〕

　　从史莽的这段记叙，我们看出了他的不安，而且自责。这也是所有曾经同情和关心过田家英命运人士的不安，那就是，一个靠工资为生的人，家有儿女，他真有那么多钱来“玩“文物吗？有人替他算过一笔帐，即使他有条件把价格压得很低，但在十二年内（从１９５３年实行工资制开始算起），要购得一千五百多件文物，平均每年也得购个一百多件，平均每月得购个上十多件（而不是像田对史莽所说“一、两件”）。据载，１９５２年议定工资级别时，田家英的级别定为十级，每月工资约有二百来元，后来，毛泽东带头为自己降低三级工资，全党追随学习，高级干部纷纷自减一级到两级不等，相信毛身边的田家英也不会落人之后，这样，即使他以每件文物十元的平均价格购入的话，也要花上他工资的一大半。如果排除六十年代“三年饥荒“的物价因素，以及在买字之外还要买书、抽烟、喝酒，还要请客吃饭等因素，田的支付能力，的确是很令人生疑的……

　　于是，便有人提出，这位田哥儿是否在监管毛泽东稿费的时候，有过“挪用”的问题？后来人也注意到，在叶永烈所讲述的田家英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些看来有趣的情节：

　　有时候，田家英手头也有钱，显得很“阔气”——那钱是毛泽东给的，他替毛泽东到书店里大批大批地买书。〔３５〕

　　毛泽东的书房里，忽地挂起了一幅清朝书画家郑板桥（郑燮）　的手迹。郑板桥乃“扬州八怪”之一，草书劲峭，体貌疏朗，自成一格。

　　在抽烟、喝茶的片刻，毛泽东踱了过去，歪着脑袋，细细欣赏着郑板桥那竖长撇法运笔，有时甚至用手指头在掌心比划起来。

　　毛泽东喜欢书法。他的字，潇洒豪放，无拘无束，如天马行空，似蛟龙过海。闲暇时，端详百家书法，是他的嗜好。

　　那幅郑板桥的草书挂了几天，忽地不见了，却出现在田家英家中。

　　过了些日子，又一幅清朝书法家的手迹，出现在毛泽东书房。

　　几天之后，却又出现在田家英家中……〔３６〕

　　这件事的确有些令人纳闷：究竟是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买了这些字画，自己挂了一段，就命田家英收起来（田于是借去挂几天）？还是田家英自己买了这些字画，出于对毛的爱戴，先送毛欣赏呢？或者是精明的他，在资金周转不开时，先放在毛那里挂着，等到自己补上了漏洞后，再收归己有？

　　而史莽的“不安”和自责，是否因为这位田哥儿曾不经意地向他透露过，毛的稿费可以为他济急？而过后，自知失言的他，马上又谈到“工资”云云？由于中国文化有“为尊者讳”和“为贤者讳”的传统，我们只能从作者字里行间的情感去揣测了……

　　叶永烈文中所说的那幅“清朝书法家手迹”，可能就是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别号“完白山人”的邓石如的一副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副对联给田家英生前带来纷扰，至今未息。据田的二女婿陈烈说，这副字的来历这样的：

　　田曾多次随毛到杭州小住，１９６１年，他又奉毛命到杭州搞“农村调查”，大概是由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拮据，不少人把祖传的文物也拿出去卖了。所以，过去只能从画册上看到照片的文物，这个时期却可以在市面上见到了。也就是在此时，田家英“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这副对联，立即买了下来。据梅行、范用说，田回京后即把此物“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碍难割舍，“借”去挂了很长一段时间。〔３７〕陈伯达就是在毛处看到这副联，以后又发现此联出现在田的家中，才对田家英收藏中是否有“猫儿匿”提出疑问的。

　　笔者在《中国“牛仔”》一书中，对这个故事也曾进行过援引，并认为，田肯定是以少于丁敬的那幅《豆腐诗》的价钱买下这副联的，不然，他的家属不会独独记得那一幅字的“昂贵”。并且，我认为，如果田用毛的稿费为自己买几幅字，即使未经毛的同意（说不定毛还真的同意），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田为毛著、毛诗注解所花的心力，足可以使他认为，毛的稿费中也有他的血汗结晶。毛的稿费来自于全国党员的党费，要说拿在手里应该有些不安心的，应该是毛，而不是田。

　　但是，最近有几篇网上文章，足以颠覆笔者的上述成见。其中《给董边和田家英后人的一封公开呼吁信》中指称，田手中的这副对联，根本就是“借”去的！但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邓石如书法选集》中，这幅字却盖上了田的图章。写信人呼吁田家后人，还是将此件物归原主——交西泠印社收藏为好。

　　网上的文章，我不敢都信。为核实这一事情经过，我耐心等待了两个月，直到亲自读到呼吁信所引以为据的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旧事拾遗》〔３８〕，打开一看，第９５—９７页果然有这样一段叙述：

　　西泠印社接受捐献问题，这事的开始是１９５９年印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办展览会向上海借展品时，王树勋主任和我去张鲁安家问哪家有东西，张鲁安谈到印社３０周年纪念会时陈列过一件“邓王”，说你们要吗？王树勋同志问我：“什么叫邓王”？我说：“是皖派“篆刻的创始者邓石如的书法中艺术性最高的一副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王主任说：“好嘛。”张鲁安说去联系联系看……第二次到上海去时，张鲁安说你们下次来可去拿了，藏者是魏廷荣，已答应捐献了，不受奖的。……我们送了魏廷荣一封感谢信和印章印泥。这副对联的确是精品，是国内闻名的，立即带回杭州交书画社保管。过了两天我到书画社去，看见有几位同志情况很紧张，女营业员林桂芬（后调上海去了）在哭，怪了！王主任告诉我：“上海拿回来的那副对联，林桂芬借出去，一同借出去的书法只还来两副，邓石如一联未还来，去大华饭店讨了三次讨不回来，一直惊动了市政府，也讨不回来，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来的东西，首长爱它，总是说明这是件好东西了。”我记得那天傍晚，王主任问我意见怎样，我说：首长定要拿去欣赏，取不回来，能有什么办法？我就建议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今后吸收捐献之件。这是西泠印社解放后接受捐献的第一件作品，自此开始以西泠印社名义接受捐献之件。（６５年有人告诉我，此联已在近年出版的邓石如作品选集》印出来了，我未见过这本书）从这件事后，就接受了教训，派专人保管捐献物品，并建立了管理制度。每一个捐献者专设一张—卡片，记上时间数量，就是怕再借不还。

　　书中还附上了邓石如这幅名联的照片，它虽然没有点明那位“首长”的姓名，但从各种回忆材料所属时间地点情节来看，这应该就是田家英的收藏故事中的那幅邓石如联了。

　　不过，笔者认为，单凭这段回忆，尚不足以说明质疑田据有此联的合法性，因为它没有说明西泠印社是否拥有田家英的亲笔借据，也没有说明田在事后（特别是如果公安局曾为此立案的话）是否补办了购买的手续。在笔者接触的田家英掌故中，确有一起涉及“有借无还”的事例，它来自于胡绳先生的回忆：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他把这卷条幅拿去，要和他所有的同一个人写的字卷对照一下。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３９〕

　　田去世后，他的全部收藏被没收，这幅明人条幅，自然也就没有了物归原主的机会。胡绳对此事的难以忘怀，当然并不是因为对这件物品的留恋，而是对田在那种“刀已经架到脖子上”的时刻，仍如此沉迷于“字”的爱好，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

　　不过，笔者认为，邓石如的这件作品，既然在１９６４年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被收入，说明西泠印社在田去世前，还是有机会索回它的。之所以没有索回，恐怕在手续上是做了弥补的。

　　在这个问题上，方行的另一段回忆也可以作为参照：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李大钊同志手抄的《素书》，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家具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４０〕

　　此处所说高履芳，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夫人，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她的专驾莅临，恐怕与动员田家英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收藏家提供藏品的“礼节”不无关系。按照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上、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归个人所有；国家根据财力情况划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物由国家收购或收藏，凡国家所有但决定暂不收藏的，必须在写出有关研究报告或出版以后，方能上市流通。方行所说的李大钊真迹，可能就属于国家决定暂不收藏，但仍未写出研究报告或出版的文物，所以，尽管这件藏品已有过户手续，但在国家法律的意义上，手续仍不能算完全。如国家文物出版部门决定出版，作为收藏者，田家英是有义务提供帮助的。在国家无力组织研究或暂无出版意愿的情况下，私人购买这些文物，往往要以“打算研究”为条件，方能被准许。这就是田家英自己、他的家属、朋友和同事都一再强调，田是为“研究“而收藏，而不是为“聚财”而收藏的原因所在。这样，不但收藏者可以免责，介绍人也无过。

　　上文谈到，方行和高履芳一行既然看到了田的清代书法藏品，想必也是看到了邓石如的对联的。而此后，这副对联能为文物出版社出版《邓石如书法选集》时收入其中，相信是后来持续动员的结果。而在田家英一方，敢于将这幅盖上了自己图章的“爱字”交与出版社拍摄制作，相信手续应该是完备的。

　　综观以上情况，田家英玩字虽说还没有到“玩命”的程度，但已经有几分走火入魔了。作为一个身处危境，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他的确缺少应有的谨慎。但要说他会有意识地倚官仗势、巧取豪夺，以非法手段搜敛民间和国家财富，以至于需要“专政机关”介入，这既不可思议，也是不正常的。这大概也是文革中不少群众要求“砸烂公检法”，外语学院红卫兵到公安部抢档案的原因之一。

　　◇　来自后宫的猜忌——与江青的矛盾

　　如前所述，田家英曾埋怨毛泽东：“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叶永烈已经一语道破，所谓“左右”者，就是毛泽东的近臣和“身边的人”，实指陈伯达、江青之流也。

　　田家英对江青的不满，早在５０年代就有所流露。原因大概起于江青曾把田的卧房称为“狗窝”。据逄先知说：

　　江青以其特殊身份而自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生活养尊处优，为人心狠手辣。她的历史，田早有所知，她的种种现实表现，他更是看不下去。田家英不趋炎附势，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和态度，他对江青的憎恶和鄙视，不会不被她察觉。在江青的眼里，田家英是一个难以折服的因而不能相容的人。她一有机会就会对他落井下石。１９６２年，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受到批评，江青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给田家英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１９６６年春，关锋告密，就是在江青的策划下，采取诡秘的方式进行的。〔４１〕

　　不过，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江田矛盾，应该还有更悠远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田所管辖的许多毛泽东的事务，与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设职原意，的确可能会发生摩擦。譬如毛泽东的稿费管理，如果放在任何一个家庭中，当妻子的都会认为，那应该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又如毛泽东交女友，中央任命江青当生活秘书，不排除是对毛的“性自由”的一种约束，但田的介入，难免会伤害一个合法的妻子的感情。

　　另外，田曾经当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语文老师。而据叶永烈描述，这对年龄相仿的“师徒”关系不错：

　　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４２〕

　　而这对师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看不惯江青。据说，这位与“母后”接触并不多的“太子”，曾出言尖锐地斥责江青：

　　“如果你不喜欢爸爸，你就走开！”

　　在专制制度下，东宫与皇上近臣的这种关系，对于后宫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于以上种种，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他之所以要这样刻意安排，除了给自己提供便利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考虑，那就是“利用矛盾，互相制衡”。中国古代“帝王术”的一条箴言便是：只有当人人都感到不安全的时候，皇帝才是安全的。而当人人自危，人人都需要通过竞相表示对皇帝的忠诚来稳固自身和压倒对手时，帝王就可以利用他们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所以，这正是毛泽东“高明”的“治左右”之术。淳朴的田家英看不透毛泽东的本质，他也无法接受，自己不能获得毛的全部信任和专宠是一个实事，而把仇恨集中在毛的“左右”身上，是他的终身悲剧。

　　从现有资料看，江青十分强调田有香港的社会关系，并刻意要把田的问题上升到“敌我关系”的高度来对待，除了田与五十年代后期依靠左的理论和文艺批评凝聚上升的“上海帮”核心文人集团的天然对立情势之外，恐怕还有江青本人的一个旧病，那就是自他与毛泽东恋爱以来，一直围绕着她从未散去的绯闻袭击阴影。笔者在《中国“丈夫”》一书中已经描述过，自１９３９年以来六次袭击的状况，其中有几次，都与国统区媒体或香港媒体有关。〔４３〕最奇特的一次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其真相至今尚未了然。案情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

　　１９５９年３月，江青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下榻的地点，是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３月２６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主任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陡变……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看后，认为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立即找来了罗瑞卿，命公安部火速侦查。于是，由公安部两名侦查专家与上海市公安局十八名资深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随即展开了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专案组无法通过信的内容寻找线索，于是只好从信封查起。

　　根据邮递员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查到了嫌疑人钟某某。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此人作案的可能。

　　１９５９年４月１日下午３点，毛泽东与田家英等人一行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就送来了，其中又有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信封上也是那五个字：“江青同志收”。按照相关线索，专案组再一次将疑点集中到一个姓曾的人身上。不过，此人立即被罗瑞卿排除了，理由是曾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长期从事秘密工作。于是，专案组只好另辟蹊径，从打字机鉴定入手。正当专案组准备拘捕一个汤姓妇女的方案时，汤突然“精神病复发”，砸坏了包括打字机在内的办公用具，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不久，又在“企图逃出医院”时突遭车祸身亡！而对汤使用过的打字机鉴定的结果却是，它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一台！

　　最后，江青终于提供了信件正本，顺着匿名信纸张这条线索，专案组终于找到了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金被捕后，爽快地供述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对他判处了三年徒刑。〔４４〕

　　至于这名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是从何处得知江青的历史？又是如何得知此时中共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最重要的是，他如何知道在这期间江青所住的地址？以及江的行程表和毛的到达时间的？他与那位碰不得的姓曾的（田家英本姓曾）“秘密党员”是什么关系？此事　虽然已经“结案”，但在江青那里，其实是一件“了尤未了”的事情。大概由于这些缘故，神经本来就不太正常的江，很可能把一切对之不友善的人，尤其是毛身边的人，都看作埋藏在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奸细了。
◇　师徒反目——陈田矛盾的症结

　　田家英原是陈伯达的秘书，是陈伯达将他推荐给毛泽东的。

　　据叶永烈《陈伯达传》记载，先是１９４６年２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发觉，毛岸英在苏联多年，已经基本俄化，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知识颇为欠缺。于是，毛泽东想请陈伯达当毛岸英的教师。可是，陈伯达正忙于自己的著述，便以自己的福建话毛岸英“听不懂”为理由推脱了。不过，他还是向毛泽东推荐了自己的秘书田家英。〔４５〕

　　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老师，和毛泽东的接触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但还不是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他当上毛的秘书，是１９４８年的事情。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主席到西柏坡以后，我仍常去他那里商量工作，当时我住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村。中央决定办新的党校、即马列学院以后，因刘少奇同志还有其它许多工作，所以具体的办校工作是由我承担的。我首先请杨献珍同志担任教务长，又请艾思奇主讲哲学，王学文主讲经济学，何其芳主讲文学。学校搬进北京以后，我又聘请郭大力讲授《资本论》，请吕叔湘讲授语言文字。

　　“开始办党校，琐碎事很多，我让田家英当秘书，帮助做些须要跑腿张罗的工作。毛主席到西柏坡后，每天要看的文件报刊增多，他自己看不过来，让我荐一个人帮看，从中选出重要的再交他看。我开始让史敬棠去。一次我去主席那里，他正忙，江青说史敬棠做事太拘谨，不合适，主席让我另荐个人。我说：田家英教岸英中文时，已和主席认识了，就让田家英来吧，和史敬棠对换一下。我回去把此事告诉田家英，他听说要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像是身价突然高了，也不谈谈该注意的事，不久，毛主席要他上东北学习，他才又谦虚些，托我这样那样。直到后来要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我因为一个人顾不过来，需要有个人帮搞校对等事，我跟主席说，还是让他回来，才又把他从东北调回来。〔４６〕

　　如果这个陈述是准确的，那么就是说，陈伯达曾三次向毛推荐田家英。不仅如此，在更早的时间里，他还曾把胡乔木也推荐给了毛泽东。在叶永烈著《胡乔木》一书中，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证实了此事：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４７〕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二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４８〕

　　从这个过程看，陈伯达并不是像一些人渲染的那样，有着“忌贤妒能”的品质。在早期便熟识陈田双方的人那里，一般都认为，陈比田大十八岁，无论学历还是革命资历，在田的面前都是长辈，本来是不可能构成一对矛盾的。长辈讲晚辈的坏话、师傅拆自己推荐的学生的台，都是自毁名誉的事情，陈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而且极爱面子的人，他不可能在这些小事上失了分寸。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老师对学生不可以从严要求。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使陈伯达与田家英的关系逐渐恶化了呢？为探求这个本源，笔者不得不遍查田的亲友回忆，以寻找这个矛盾的症结点。并发现，这个矛盾，很可能是由这件事开始的：

　　据逄先知回忆，在陈伯达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期间，〔４９〕他写过几本书。作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研究员的田家英，曾帮助陈收集过不少资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收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据说，从此田家英对陈伯达感到了寒心。

　　陈对于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等级观念的痕迹。按照旧社会的习惯，徒弟应该为师傅做一切事情，从白天打工，到夜晚打洗脚水；前台应酬顾客，后台帮着主人带孩子；既是雇工，也是佣人。学徒帮师傅做一切事情都是应该的，而功劳归功于师傅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服务期”是有限的，三年徒满，师傅就有义务帮徒弟自立门户，于是，成为师傅的徒弟又对自己的徒弟以同礼待之……“三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媳妇熬出头以后，那就是另一种身价了。在中共党内，虽说是已经“革命”了，但这种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并没有改变。文革中，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带头造“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反的首长的警卫、秘书，青年干部或青年教师，大多数出身贫苦，有许多本是被当作“培养对象”来加以“磨练”的。如果没有文革，这种压抑时间长了，自然也会发酵。

　　依田家英的性格，他是一个不能“吃暗亏”的人。受到委屈的他需要渲泄，而他的朋友，大多是同情他的。他多次与多人讲，“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偏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他认为陈伯达“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对自己所作的工作成绩，以及在毛那里得到表扬都“不能容忍”。并认为自己因长期受毛泽东重用，所以成了陈的“一块心病”。〔５０〕

　　１９５５年，根据毛的提议，中共中央重新成立政治研究室，陈伯达为主任，胡绳、田家英为副主任。逄先知说，“陈对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研究室的工作全靠胡田主持。１９６２年以后，毛泽东对田逐渐疏远，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研究室不能管，管不了，等等。”

　　田对陈的“不买帐”的情况，也为李锐所证实：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５１〕

　　关于此事，胡乔木也有同样看法：

　　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１９５６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痛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５２〕

　　陈伯达在中共党的“八大”决议中鼓吹“唯生产力论”是否错误？在今天，这已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实事的“揭露”，与其说证明了陈伯达不常在鸡零狗碎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不如说，他考虑的是属于“治国路线”这个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倔犟”——在高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面前，重弹“转向经济建设”的老调。以至于毛泽东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与他合作过！这从反面证明，人们所说的陈善于察言观色、揣摩毛泽东意图，牺牲原则曲意逢迎毛的嗜好，至少是不全面的。

　　至于胡乔木列举的“郑州会议”事件，则是完全不真实的。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事情的经过是：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主席写信给我，要我与张春桥一起到河南省（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去看一看。……我们刚到时也弄不清其中奥妙。过了几天，有一个老头子悄悄告诉说，那块麦地是有人在夜里把其他田的麦子搬来堆成的……

　　“我们离开公社先到遂平县城，当晚一些县干部和我们聊天，有一个会计说：“我们这里出沙子，现在我们用沙子到武汉去换机器，大家说这是产品交换。”他的说法，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到郑州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见毛主席。在正式汇报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遂平县那个会计把沙子交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了？”

　　其实，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什么“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我没有说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更没有写过一句这样意思的话。我只是闲说了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可是不知怎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却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会议的人都传遍了。我感到大家都怕和我接近。为了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就找出一个人做靶子，这种做法不好。我个人渺小得很，怎么可能有能力造成那种普遍性的错误倾向呢？

　　我当时确实很生气。没有根据，就给扣上了帽子，我还不得不做检查，真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

　　实际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实行产品交换的，是马克思本人。……毛主席是马克思的学生，他在大跃进中的一些想法、做法，也有机械照搬马克思的地方。他察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无法责备马克思，就找了我做靶子，想扭转一下错误的风向。我后来也想通了，既然是不好批马克思，拿我来当替罪羊，为了大局，我也不必计较。〔５３〕

　　针对胡乔木的说法，陈伯达说，当时，胡乔木并不在场，所以，他只是出于相信毛泽东而误信了此事。故此，陈认为，胡对这种荒唐的说法也不必负责任。

　　问题是，是谁将毛的这个意图“一传十，十传百”的呢？当时在场的，田家英大概属于一个。只是他与毛泽东不同，他并不一定想栽赃给陈伯达，但他显然是乐意看到陈伯达倒霉的。

　　第二件最伤害陈田关系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改让田家英替他起草“八大”讲话稿。据叶永烈记叙，事情的经过是：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在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毛泽东著作出自他的笔下。不过，在筹备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事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开幕词。

　　“陈老夫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毛泽东一看，摇头了。

　　可是，这时离开幕之日已经很近。

　　“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干了一个通宵，写出来了。〔５４〕

　　目前还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个举动，是否和陈伯达在“八大”决议稿中提出与毛泽东路线相悖的“唯生产力论”是什么关系，但可以想见，用一篇“学生”的稿子否定了“老师”的稿子，对于陈伯达这样一个骨子里颇为自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这正是毛泽东的风格。毛的这个行为，具有双重的意义：他不仅打击了陈伯达的傲气，而且倡扬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素愿——学生不仅要超过老师，而且，可以“革”老师的“命”！

　　不知道毛泽东在宣扬自己的“八大”开幕词捉刀人时，心中是否怀有替这位“小人物”出气的意图？但此事对于陈伯达和田家英的“身教”意义，实在太大了！不言而喻，陈田一对师徒，从此关系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毛泽东不仅对这些事情熟视无睹，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二人调开，使这对革命的同志不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内耗”上，而是用在搞好工作，以便更快乐地生活之上……不，深通事物“矛盾”性质的毛知道，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矛盾。与其去了解、适应新的矛盾，不如驾轻就熟地维持旧矛盾的平衡。

　　同时，毛泽东对于自己这两位秘书的“人性的弱点”也有着深刻的洞察，但他似乎也并没有想任何办法——譬如，通过他十分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他们警醒与改正，以达到互相尊重，精诚合作……不，如果他们改正了缺点，成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有缺点的毛就难办了。在一个能以万事万物为己所用的人眼里，人性的弱点恰好为他的御控提供了一种“资源”。一个人的好坏，可能取决于他的优缺点的多少，但一个人的成败，却不系于身边人物优缺点的多少，而在于能适当地利用和驾驭这些优缺点。

　　作为一个疑心极重的帝王，毛希望的就是“左右”的不和。那样，他的左右可以自动自觉无须督促的实行“互相监督”与“互相牵制”之功能。如此，他才能够安心地睡觉！所以，他除了在王明和周恩来之间搞平衡，在刘少奇和高岗之间搞平衡，在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搞平衡之外，他也在自己的近臣叶子龙和汪东兴之间、陈伯达和田家英之间搞平衡……。他信任田家英，但田终其一生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而“老夫子”却得享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他不让任何一方得势，也不让任何一方彻底失败。除非他决定抛弃一件旧的工具，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田家英和陈伯达可能至死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实际上一直有声有色地活跃在毛泽东为其设计的“格局”之中。在这个格局中，一方将另一方仇恨到死，而且将仇恨延续到下一代……

　　当然，由于一个更大格局的变数，毛泽东最终没有把这个平衡继续玩下去。这一终止意味着，在本来平衡的两方中，有一方必须出局。只不过，毛决定保留的那一方暂时还不知道，在自己的利用价值完成之后，毛还是要卸磨杀驴的。而下面我们还要讲到，毛杀陈时，使用的正是田家英留下的“刀子”！

　　◇　决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后砝码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探讨一下前文提出的问题了：决定田家英生死的最后砝码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田家英是何时下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可以肯定，这种致田于死命的，是一种叫做“信息”的东西。不过，它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一种足以导致他对前途、生命，对人绝望的信息。这种信息，也不是单独从某一个时间的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人那里获得的，而是行为人根据他个人的“兴趣”焦点，从众多的信息中过滤、筛选出来的要点及其综合判断的结果。

　　在田死之前的至少４８小时内，他出于自愿、主动，甚至不惜冒“违犯纪律”的指控去做的，就是在搜集这种信息……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信息呢？

　　早在中央专案组设立之前，公安部已经为他的某一“特殊问题”立案。这一事件，并没有使田的生命信念发生过动摇，所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这件事是可以排除在外的。而在田去世前的两天中，他也获得了很多信息。譬如：

　　１、５月２１日，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停职反省，交清文件，不得外出；
　　２、５月２１日晚，汪东兴向中南海科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对田的决定，并历数其错误，其中有许多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
　　３、５月２１日半夜至５月２２日凌晨，从与梅行的会见中获得的信息；
　　４、５月２２日，汪东兴向他宣布搬出中南海；
　　５、５月２２日晚，从与戚本禹接触中获得的信息；
　　６、５月２３日上午，妻子董边对一夜未眠的他既无安慰，也无担忧，照常上班……

　　或者，他还从其他的渠道——譬如他的邻居兼秘书逄先知或其家人处获得的信息，只是由于未见诸文字，外界尚且不知道罢了。

　　以往的研究者、作家，或田的亲友一般认为，导致田自杀的信息有两条：其一，是被人污控“篡改毛主席语录”；其二，是被勒令搬出中南海。

　　凡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都知道，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篡改毛主席语录”无疑是一条足以致人以死命的“大罪”。但田家英自杀之时，文革才刚刚开始，恐怖形势尚未形成，更何况，据胡绳回忆，所谓“删除”之事，并不存在，田只是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如果此事属实，是完全可以从关锋的底稿上看出的。所以，这是一个说得清的问题。在５月２１日深夜田家英对梅行的谈话中我们也可看出，他是坚信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的。此外，即便是田动手删除了那段话，以田家英和毛泽东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也会有恃无恐，许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情，他就敢说敢做。而且往往先斩后奏，有惊无险不乏其例。这里仅举一例。据逄先知回忆：

　　当年，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室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的文稿，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把信的全文抄录一份以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恰恰毛要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人。秘书室立即写检讨报告，并申诉抄录存底的理由。毛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做了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指示，今后凡是他写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就这样，从５０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后来，毛泽东发出的信件全部都留有照片。这件事应当感谢田家英……〔５５〕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抄写改为拍照，自然是害怕日后有人伙同秘书们在抄件上做手脚。不过，此事让笔者想起，如果逄先知所说的这个“规则”在田死后依然实行的话，那么，在１９７２年“批林整风”运动时——也就是毛泽东最需要证实自己的“先见之明”时，他为何不拿出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照片，而只能提供秘书徐业夫的抄件呢？这是否证明，这一次，需要作假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了？

　　言归正传，田家英的敢作敢为、无法无天也由此可见一斑。

　　再则，田家英一贯对陈伯达、江青抱以鄙视态度，他明知是被“小人”污控，却反倒被“小人”乱了方寸，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也引用一段田的友人杨波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田的自信：

　　１９６２年８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期间，陈伯达得知毛主席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就趁机写材料攻击国家计委，说计委工作不得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决定新成立—室，由陈伯达分管，把我从中央办公厅调到国家计委工作。这一期间，陈伯达多次在我面前谈到他对田家英不满，攻击田家英同志不买他的帐。……１９６６年春节过后，陈伯达到了成都，要我跟他一起在四川看“大三线”建设的情况。这是我与陈伯达一起工作的最后一次。工作结束时，陈伯达找我谈话，又攻击起家英同志，诬蔑家英同志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改造”。这次谈话，我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去看望家英同志，告诉他陈伯达要动手整他了，请他注意提防。当时，家英同志正在编《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听了我说的情况，他并没有在意，并且以鄙视的态度告诉我他多年来与陈伯达打交道的情况，以及他对这个伪君子的本质的认识。〔５６〕

　　那么，被勒令搬出中南海是否足以让田感到绝望呢？有人形容，这个命令使田家英感到奇耻大辱，“心如刀绞”，所以，他选择了“以死抗争”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事实根据。如李锐所述，早在５０年代，田就对他说过，如果将来“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人公提三条意见”，这说明，田对于离开中南海，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只是，他可能没有料到，会被“逐出中南海”。

　　还有不少人认为，汪东兴５月２１日晚的传达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田在公私问题上牵扯矛盾太多，与其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既维护了个人的尊严，也保护了其他同志……这，当然也是我们考虑，董边那一天为何照常上班，同住一个院子的逄先知对田没有丝毫“监督”，汪东兴既已对田采取了有效的“保卫”措施，却没有能防止田的死亡，等等这些谜团的一个视角。

　　不过，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猜测。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死亡与失望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一个人的失望，只能从他曾经的希望中去寻找。真正能使田家英的生命根基发生动摇信息，必须从田在最后时刻努力探取的事情中去寻找。譬如：

　　在５月２１日三人谈话中，田家英曾向安子文提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了？”安子文的回答是：“统统交。”

　　又譬如：田家英问安子文，自己应当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事后，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５月２２日晚，他甚至主动给戚本禹打电话，想从自己的这个“徒儿”那里探得更确切消息：“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

　　读者一定发现，这一系列的探问，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毛泽东是否知道对他的处理？毛泽东对他的态度究竟怎样？

　　显然，当安子文要他交出文件时，他对这些“文件”是否包括他正在编辑的“毛选”还曾发生怀疑；当他听说三人“代表中央”与他谈话时，他对此事是否瞒着毛泽东也心存希冀。而当他被无情地告知，连“毛选”编辑工作也要交时，他知道，这至少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当他得知检查必须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起时，他便知道庐山上自己最致命的问题，无非是给毛的三条“建言”的被揭露。难道是毛泽东要和他算总帐了吗？田家英自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他愿意相信的是，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论怎么看，也只能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他目前的处境，不过是受“小人陷害”罢了。但如果是小人陷害，为何会由周恩来和刘系大将安子文出面主持？如果仅仅是小人陷害，为何一向倚仗毛的后盾，敢于与江青作对的汪东兴也大打出手了？……

　　田是一个思维缜密，见解锐利的人。通过这一切迹象，他不会没想到，这件事情的总后台，其实就是他——就是那个自己寄予过全部希望、并奉献了青春、才智的，在某种程度上视之为“父亲”的人！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在读中学时，兄长就切断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他从那时起，就不得不靠稿费维持学习与生活。这种“后天缺爱”的经历，使得他必定要在生活中追求弥补。从与比他大三岁的董边结合，得以弥补母爱的缺失；从甘当毛泽东的内外贤助，他也得偿父爱的亏欠。据田家英在延安时代的同事杨述回忆，田在杨家岭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时，就常常可以见到毛。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们是随同毛一同撤离的。当时的田家英“曾写一首诗表示对于敬爱的领袖，愿尽全力爱戴保护的意思。”他曾把这首诗抄给了杨。〔５７〕

　　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只有２６岁。据逄先知说，有一次，毛请他吃饭，本来很有酒量的田家英，这次只喝了一点点酒就醉了。〔５８〕逄认为，由此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他把此事当成一种多么盛大的隆遇！

　　李锐在回忆中也谈到类似情况：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５９〕

　　逄先知则证明，“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

　　在５０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毛的亲友文运昌、毛泽连、王淑兰（毛泽民夫人）、杨开智等人来见他，都是由田家英安排食宿和接待，然后毛再接见他们，并请他们吃饭。毛给亲友的钱，都是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都由田家英办理。毛的表兄王季范病了，田受派前去探望。九十几岁高龄的齐白石老人有心里话要亲自对毛诉说，田家英奉命登门聆听。徐悲鸿去世了，毛特派田到北京大学向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表示慰问。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有时田家英也作陪。……〔６０〕

　　柳亚子在１９４９年５月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该宴极欢”。在５天以后的另一篇日记里，柳亚子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６１〕

　　１９５１年的某日，田家英患了感冒，毛泽东还亲往探视。因此，说毛把田当作自己的一个儿子看待、使用，是毫不为过的。毛曾有意让他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管家，李敏没有兴趣，毛于是选择了田。

　　田不仅政治思想和性格成长受毛的影响极大，而且与毛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如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当然，还有喜欢女人……用报告文学家叶永烈的话来说，田与毛的相处，堪称“如切如磋，亲密无间”！

　　这种“无间”的接触，无疑培养出了田家英对于毛泽东一种超乎“革命同志”的感情，超乎“学生对导师”的感情，“党员对领袖”的感情。这，是一种“专私”的爱情！

　　这种专私，不要说容不下陈伯达这类“老朽”的窥探，就连毛的夫人也是排斥的。

　　这，就是田家英的“病”！

　　他爱他，所以为他的缺点而担忧，他爱他，所以才急不择言也认为对方能够谅解；他为自己与他的思想分歧担忧，为他们关系的疏远担忧。他从不怀疑毛对他的信任，出了问题，统统归结与小人的离间……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求证的只有这一点：“他还爱他吗？还信任他吗？”

　　下面，让我们来重温戚本禹所说，田在最后时刻“铤而走险”的那个情节：

　　这天深夜十—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的转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审他？……

　　这就是他需要最后确认的：谁？

　　尽管戚本禹说，他不敢违犯纪律，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笔者认为，他肯定把这个意思传达到了：

　　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要他停职检查的。〔６２〕

　　田家英应该能想到这一点，而且当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只是要确认一下罢了。

　　◇　田家英留下的“刀子”

　　据逄先知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对人说，田家英也没什么问题。逄先知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追悔？是对田家英的想念？是对田家英的重新评价？〔６３〕

　　我想，此时的毛，想到的大概不是别的，而是需要有人来替他承担文革的责任了。从抛出所谓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到批判“四个伟大”、“顶峰论”，虽然矛头指向林彪集团，但这些理论说辞，却是陈伯达提供的。当毛泽东决定敲山震虎，拿陈伯达开刀时，他自然会想到陈的对立面。而从田家英的朋友陆石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田在死前曾为毛留下了一件多么重要的“制陈”的武器。陆石说：

　　（１９６５年９月的一天，陆石到永福堂看望田家英）

　　那天，家英同志告诉我，在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上，他和罗瑞卿同志就与林彪存在着根本原则的分歧。……

　　有一天晚上，罗瑞卿总长突然打电话给家英，说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对此持怀疑态度。

　　“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

　　罗总长很同意家英同志的观点，遂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一来，可闯下滔天大祸了。林彪知道以后，恼恨在心，咬牙切齿地指控他们“反毛泽东思想”——那个罪名可定得不轻啊！

　　家英同志起身拿暖瓶斟茶，手臂微颤，开水洒在杯子外面。他苦笑了一下，慢慢放下水瓶，取抹布拭净茶几，又慢慢坐下：

　　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究竟是谁反毛泽东思想呢？”他呷了一口茶，尽量放缓音调，“说心里话，我给罗瑞卿同志讲的，留了很大的余地。实质上，所谓‘顶峰’的提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别有用意，不仅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且连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反掉了。你想想看，‘顶峰’者，绝顶也，尽头也。这个意思很清楚，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尽头，不能再发展了，当然就没有生命力了。怎么办呢？那就必须用一种别的主义或别的思想来代替罗。什么主义呢？鬼知道，反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顶峰论’的实质。难道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你不要看‘顶峰’那两个字，听起来抬得很高，实际上是贬得很低的。哼，那个人真还懂得一点‘辩证法’哩，哈哈哈……”〔６４〕

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于北京

注释：

〔１〕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出版，第８２页。
〔２〕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第１２４页。
〔３〕董边《忆家英》，同上，第２７３页。原载１９８１年《人物》第五期。
〔４〕《王力反思录》，第５９４—５９５页。
〔５〕载《明报》月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号。
〔６〕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７７页。
〔７〕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８〕同上书，第１３６页。
〔９〕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时报文化企业出版有限公司初版九刷，第４５０页。
〔１０〕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原载《动向》２００２年三月号。
〔１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一版，１９９８年第８次印刷，第３４页。
〔１２〕关于董边是否见到田家英的尸体？目前有两种说法。戚本禹说：“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俊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王力也证明：“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谈田家英死的经过。”但叶永烈说：
　　“下午３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
　　‘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在她清早离家时，丈夫还是好好的，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道。
　　安子文也长叹了一口气，他也显得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
　　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显然，因为家中发生了意外事情，解放军来看守现场的。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由此判断，董边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而是下午在诸位主事人的要求下才看了田的遗体。
〔１３〕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１２４页。
〔１４〕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３４—３５页。
〔１５〕李锐《怀念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１４５页。
〔１６〕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上书，第１２３页；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２８８页。
〔１７〕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１８〕１２月８日《红旗》第十三期。
〔１９〕参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２０〕胡绳《忆家英二三事》，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第１３３页。
〔２１〕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８３页。
〔２２〕《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陈小雅采访），载《多维》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２３〕同上书，第１４３页。
〔２４〕《杨尚昆回忆录》，第２９６页。
〔２５〕戚本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明报》月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号。
〔２６〕《王力反思录》，第５９５页。
〔２７〕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５３页。
〔２８〕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４页。
〔２９〕见罗冰《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毛对汪东兴说：“他（田）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３０〕公安部内部通报指控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参见陈小雅《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载《动向》月刊，２００５年５月号。
〔３１〕曾自《爱书爱字不爱名》，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２８６页。
〔３２〕同上书，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３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主管文教工作。
〔３４〕史莽《苟利国家生死以　敢因祸福避趋之》，同上书，第１９７—１９９页。
〔３５〕同上，第２６３页。
〔３６〕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４１页。
〔３７〕陈烈《“小莽苍苍斋”收藏轶事》，载《北京日报》２００３年２月。
〔３８〕西泠印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９〕胡绳《忆家英二三事》，同前书，第１３４页。
〔４０〕方行《书海文苑一知音》，同前书，第２３３页。
〔４１〕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８２页。
〔４２〕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５８页。
〔４３〕见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第十二章“《红都女皇》——案中案”，香港共和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３月第二版。
〔４４〕据网络资料刊载《河北日报》《书刊报》：《一封令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
〔４５〕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５页。
〔４６〕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９页。
〔４７〕胡乔木与谷羽的女儿。
〔４８〕叶永烈著《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２月第一版，第３９—４０页。
〔４９〕毛泽东任该室主任。
〔５０〕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８１页。
〔５１〕李锐《怀念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４３页。
〔５２〕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２３页。
〔５３〕《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１６４页。
〔５４〕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第２４４页。
〔５５〕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１页。
〔５６〕杨波《益师良友》，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１５４页。
〔５７〕杨述《一点往事的回忆》，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２３６页。
〔５８〕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２页。
〔５９〕李锐《怀念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４４页。
〔６０〕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１１－１２页。
〔６１〕见《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３６３、３６５页。
〔６２〕见戚本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
〔６３〕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前书，第８４页。
〔６４〕陆石《我心匪石》，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　原载《多维月刊》２００７年８、９、１０月号